晚飯花集自序

  一九八一年下半年至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所寫的短篇小說都在這裡了。

  集名《晚飯花集》，是因為集中有一組以《晚飯花》為題目的小說。不是因為我對這一組小說特別喜歡，而是覺得其他各篇的題目用作集名都不太合適。我對自己寫出的作品都還喜歡，無偏愛。讀過我的作品的熟人，有人說他喜歡哪一兩篇，不喜歡哪一兩篇；另一個人的意見也許正好相反。他們問我自己的看法，我常常是笑而不答。

  我對晚飯花這種花並不怎麼欣賞。我沒有從它身上發現過「香遠益清」、「出淤泥而不染」之類的品德，也絕對到不了「不可一日無此君」的地步。這是一種很低賤的花，比牽牛花、鳳仙花以及北京人叫做「死不了」的草花還要低賤。鳳仙花、「死不了」，間或還有賣的，誰見過花市上賣過晚飯花？這種花公園裡不種，畫家不畫，詩人不題詠。它的缺點一是無姿態，二是葉子太多，鋪鋪拉拉，重重疊疊，亂亂鬨鬨的一大堆。顏色又是濃綠的。就算是需要進行光合作用，取得養分，也用不著生出這樣多的葉子呀，這真是一種毫無節制的浪費！三是花形還好玩，但也不算美，一個長柄的小喇叭。顏色以深胭脂紅的為多，也有白的和黃的。這種花很易串種。黃花、白花的瓣上往往有不規則的紅色細條紋。花多，且細碎。這種花用「村」、「俗」來形容，都不為過。最恰當的還是北京人愛用的一個字：「怯」。北京人稱晚飯花為野茉莉，實在是抬舉它了。它跟茉莉可以說毫不相干，也一定不會是屬於同一科，枝、葉、花形都不相似。把它和茉莉拉扯在一起，可能是因為它有一點淡淡的清香，——然而也不像茉莉的氣味。只有一個「野」字它倒是當之無愧的。它是幾乎不用種的，隨便丟幾粒種籽到土裡，它就會赫然地長出了一大叢。結了籽，落進土中，第二年就會長出更大的幾叢，只要有一點空地，全給你占得滿滿的，一點也不客氣。它不怕旱，不怕澇，不用澆水，不用施肥，不得病，也沒見它生過蟲。這算是什麼花呢？然而不是花又是什麼呢？你總不能說它是莊稼，是蔬菜，是藥材。雖然吳其濬說它的種籽的黑皮里有一囊白粉，可食；葉可為蔬，如馬蘭頭；俚醫用其根治吐血，但我沒有見到有人吃過，服用過。那就還算它是一種花吧。

  我的小說和晚飯花無相似處，但其無足珍貴則同。

  我的對於晚飯花還有一點好感，是和我的童年的記憶有關係的。我家的荒廢的後園的一個舊花台上長著一叢晚飯花。晚飯以後，我常常到廢園裡捉蜻蜓，一捉能捉幾十隻。選兩隻放在帳子裡讓它吃蚊子（我沒見過蜻蜓吃蚊子，但我相信它是吃的），其餘的裝在一個大鳥籠里，第二天一早又把它們全放了。我在別的花木枝頭捉，也在晚飯花上捉。因此我的眼睛裡每天都有晚飯花。看到晚飯花，我就覺得一天的酷暑過去了，涼意暗暗地從草叢裡生了出來，身上的痱子也不癢了，很舒服；有時也會想到又過了一天，小小年紀，也感到一點惆悵，很淡很淡的惆悵。而且覺得有點寂寞，白菊花茶一樣的寂寞。

  我的兒子曾問過我：「《晚飯花》里的李小龍是你自己吧？」我說：「是的。」我就像李小龍一樣，喜歡隨處留連，東張西望。我所寫的人物都像王玉英一樣，是我每天要看的一幅畫。這些畫幅吸引著我，使我對生活產生興趣，使我的心柔軟而充實。而當我所傾心的畫中人遭到命運的不公平的播弄時，我也像李小龍那樣覺得很氣憤。便是現在，我也還常常為一些與我無關的事而發出帶孩子氣的氣憤。這種傾心和氣憤，大概就是我自己稱之為抒情現實主義的心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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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集，從形式上看，如果說有什麼特點，是有一些以三個小短篇為一組的小說。數了數，竟有六組。這些小短篇的組合，有的有點外部的或內部的聯繫。比如《故里三陳》寫的三個人都姓陳；《釣人的孩子》所寫的都是與錢有關的小故事。有的則沒有聯繫，不能構成「組曲」，如《小說三篇》，其實可以各自成篇。至於為什麼總是三篇為一組，也沒有什麼道理，只是因一篇太單，兩篇還不足，三篇才夠「一賣」。「事不過三」，三請諸葛亮，三戲白牡丹，都是三。一二三，才夠意思。

  我寫短小說，一是中國本有用極簡的筆墨摹寫人事的傳統，《世說新語》是突出的代表。其後不絕如縷。我愛讀宋人的筆記甚於唐人傳奇。《夢溪筆談》、《容齋隨筆》記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歡。歸有光的《寒花葬志》、龔定盦的《記王隱君》，我覺得都可當小說看。

  第二是我過去就曾經寫過一些記人事的短文。當時是當作散文詩來寫的。這一集中的有些篇，如《釣人的孩子》、《職業》、《求雨》，就還有點散文詩的味道。散文詩和小說的分界處只有一道籬笆，並無牆壁（阿左林和廢名的某些小說實際上是散文詩）。我一直以為短篇小說應該有一點散文詩的成分。把散文、詩編入小說集，並非自我作古，我看到有些外國作家就這樣辦過。

  第三，這和作者的氣質有關，倪雲林一輩子只能畫平遠小景，他不能像范寬一樣氣勢雄豪，也不能像王蒙一樣煙雲滿紙。我也愛看金碧山水和工筆重彩人物，但我畫不來。我的調色碟里沒有顏色，只有墨，從渴墨焦墨到淺得像清水一樣的淡墨。有一次以矮紙尺幅畫初春野樹，覺得需要一點綠，我就擠了一點菠菜汁在上面。我的小說也像我的畫一樣，逸筆草草，不求形似。又我的小說往往是應刊物的急索，短稿較易承命。書被催成墨未濃，殊難計其工拙。

  這一集裡的小說和《汪曾祺短篇小說選》（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在思想上和方法上有些什麼不同？很難說。幾年的功夫，很難看出一個作者的作品有多少明顯的變化。到了我這樣的年齡，很難像青年作家一樣會產生飛躍。我不像畢卡索那樣多變。不過比較而言，也可以說出一些。

  從思想情緒上說，前一集更明朗歡快一些。那一集小說明顯地受了三中全會的間接影響。三中全會一開，全國人民思想解放，情緒活躍，我的一些作品（如《受戒》、《大淖記事》）的調子是很輕快的。現在到了扎紮實實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了，現在是為經濟的全面起飛作準備的階段，人們都由歡欣鼓舞轉向深思。我也不例外，小說的內容漸趨沉著。如果說前一集的小說較多抒情性，這一集則較多哲理性。我的作品和政治結合得不緊，但我這個人並不脫離政治。我的感懷寄託是和當前社會政治背景息息相關的。必須先論世，然後可以知人。離開了大的政治社會背景來分析作家個人的思想，是說不清楚的。我想，這是唯物主義的方法。當然，說不同，只是相對而言。如果把這一集的小說編入上一集，或把上一集的編入這一集，皆無不可。大體上，這兩集都可以說是一個不乏熱情，還算善良的中國作家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的記錄。

  在文風上，我是更有意識地寫得平淡的。但我不能一味地平淡。一味平淡，就會流於枯瘦。枯瘦是衰老的跡象。我還不太服老。我願意把平淡和奇崛結合起來。我的語言一般是流暢自然的，但時時會跳出一兩個奇句、古句、拗句，甚至有點像是外國作家寫出來的帶洋味兒的句子。老夫聊發少年狂，諸君其能許我乎？另一點是，我是更有意識地吸收民族傳統的，在敘述方法上有時簡直有點像舊小說，但是有時忽然來一點現代派的手法，意象、比喻，都是從外國移來的。這一點和前一點其實是一回事。奇，往往就有點洋。但是，我追求的是和諧。我希望溶奇崛於平淡，納外來於傳統，能把它們揉在一起。奇和洋為了「醒脾」，但不能瞧著扎眼，「硌生」。

  我已經六十三歲，執筆為文，不免有「晚了」之感，但思想好像還靈活，希望能抓緊時間，再寫出一點。曾為友人畫冬日菊花，題詩一首：

  新沏清茶飯後煙，

  自搔短髮負晴暄。

  枝頭殘菊開還好，

  留得秋光過小年。

  願以自勉，且慰我的同代人。

  如果繼續寫下去，應該寫出一點更深刻，更有分量的東西。

  是為序。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