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國民黨撤離大陸退守台灣

  在國民黨軍事全面敗退的同時，國民黨政治亦是四分五裂，亂象迭現，蔣桂兩系爭權奪利，地方官僚各尋出路，國民黨權力機器已經無法統一有效運作，其權力體系正處於瓦解之中。

  在國民黨中央內部，蔣桂關係仍是矛盾重重。桂系李宗仁上台後，始終無法真正掌握國民黨的權力，李宗仁和白崇禧對此都甚有怨言。白崇禧曾經對李宗仁說：「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但蔣介石把持權力不放，桂系實力有限，無法與其相爭，對此亦無可奈何。李宗仁也仿效蔣介石，以退為進，以辭職不干給蔣造成新的壓力。4月10日，李宗仁致函蔣介石稱：「共軍節節進逼，陳兵江北，及所提條件之苛刻，似非使我方作城下之盟不止。職處此境遇，心力交瘁，萬一和談一旦破裂，則實難肩此重任，故決心引咎告退，以謝國人。務懇鈞座預為籌劃，應付方策，以免貽誤事機，不勝盼禱之至。」蔣介石在復函中對其辭職不表態度，但訓告：「處此大難期間，欲挽救黨國危亡，所恃者在個人惟有不失道義，對黨國不失志節，凡遇艱危困厄之來，一本常理處之。……萬不可以一時之脅迫，而有所自餒也。"22日，李宗仁在杭州向蔣介石表示：和平方針既告失敗，請總裁復職。蔣告今日只討論對時局之政策，而不涉及人事之變動，決定設立非常委員會，協助李宗仁處理政務。李宗仁回南京後，與其親信商議，認為非常委員會是蔣介石由幕後走向台前的步驟，萬不能接受，李宗仁最後決定於23日飛往桂林而不去廣州，蔣桂兩系之間的矛盾趨於公開化。

  李宗仁飛回桂林後，不少廣西地方人士認為，國民黨政權已至末日，積重難返，遲早必然崩潰，絕無挽回的可能。桂系軍隊尚在，但無實力與共軍對抗，可與中共做有條件的和談，不惜委曲求全，與中共妥協。白崇禧雖支持李宗仁向蔣介石爭權，要其向蔣明白提出將人事、指揮和財權全部交出，但他堅決反對與中共談和的主張，企圖憑桂系的軍事實力繼續周旋。桂系軍政大員黃旭初、夏威、李品仙等也反對與中共談和。李宗仁依違兩者之間，無法決斷與中共談和，他只能以白崇禧的軍事實力為後盾，繼續在國民黨內爭取桂系的利益。國民黨所余不多的實力就在蔣桂兩系的相爭中不斷被削弱。

  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其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李宗仁卻滯留桂林不往，中樞無人主持，各部會長官盡心盡力幹事者亦寥寥。4月29日，行政院長何應欽致函蔣介石，認為李宗仁不到廣州，「予國內外以不良影響」。他擺出各方面的困難，「經濟方面，已臨絕境」，「軍事方面，我方雖尚擁有眾多軍隊，然自新疆以迄東南，區域既廣，四處分散，無法集中力量，構成堅強陣線」，總之「一切困難重重」。因此他提出：「無論精神能力均非職所能勝任。在平時已屬不可，際此非常時期，尤不相宜，惟有引退，以讓賢能。「5月1日，白崇禧在廣州與何應欽、閻錫山等商討時局，白堅持：如欲李宗仁來穗負責，必須請蔣將軍權、財權交出，方可有為。隨後閻錫山等飛桂林，與李宗仁會見，李表示謀和未成，引咎自責；與其徒擁虛位，無裨實效，莫若即日起自請解除代總統職權，由總裁復職。他提出，如蔣介石堅持引退，由他繼續負責，則應同意並實行以下各點：（1）軍政人事有絕對自由調整之權；（2）運回移存台灣之金銀外匯；（3）運回移台美援軍械；（4）軍隊一律聽從國防部指揮調遣；（5）停止以黨御政，非常委員會應請打消；（6）蔣出國尋求外援，俾收內外合作之效。桂系企圖以此逼迫蔣介石交出權力。4日，閻錫山攜李宗仁函到上海面見蔣介石。6日，蔣介石致函何應欽轉李宗仁，表示所提各項均可由其自由處置，任何人不得違反，表面上同意了李宗仁的要求，但又強調「黨員對黨負有遵守決議之責任，黨對黨員之政治主張有約束之權利，此為政黨政治之常軌，與訓政時期以黨御政者，自不可混為一談」，表明他仍將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把持國民黨的實際權力。至於出國，蔣稱：「過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礙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談失敗，又賈我以牽制政府之罪，強我出國，並賦我以對外求援之責。如果將來外援不至，中又將負妨害外交，牽制政府之咎。國內既不許立足，國外亦無處容身。」他斷然拒絕了李宗仁請其出國的要求。他在函中對李宗仁似乎既推心置腹又不無幽怨地表示：「中引退以來，政治責任已告解除，而對革命責任仍自覺其無可逃避，故德鄰兄凡有垂詢，無不竭誠以答，但決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際干涉政治之行動。今日國難益急，而德鄰兄對中隔膜至此，誠非始料之所及。而過去之協助政府者，已被認為牽制政府，故中惟有遁世遠引，對於政治一切不復聞問。」經蔣此番表示，李宗仁有台階可下，加以國民黨內于右任、居正等人的調停，5月9日他自桂林飛到廣州，國民黨的政府機器一時間又開始恢復運作。

  李宗仁到廣州之後，何應欽堅辭行政院長職務，組建新閣、維持政府的起碼運轉，成為李宗仁的首要任務。5月29日，李宗仁告蔣介石，擬提名國民黨元老居正任行政院長，因為居正與桂系有良好關係，並積極調停蔣桂矛盾，故李宗仁有此提名。但也正因為如此，居正為蔣介石所嫉，他一方面告李，表示可由其自行決定，另一方面又通過其部下在立法院鼓動委員投票反對。結果，居正的提名未獲通過。蔣介石屬意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因為閻失去了山西地盤和軍隊，不會構成對蔣的威脅，又堅決反共。閻錫山自離開太原之後一直賦閒，3月7日，閻的部下徐永昌告訴他，有人主張由他出任行政院長，閻立即請徐「試詢」此事的可行性，可見其亦亟思謀得一職位。閻的要求與蔣的想法切合一致，促成了閻錫山出組新閣。6月1日，蔣介石轉告閻錫山，表示與其「共同患難，全力支持」。由於有蔣介石的支持，閻錫山在立法院順利獲得通過，6月3日出任行政院長。

  對於閻錫山的組閣，蔣介石表面上不加干涉，對閻錫山表示「不再聞問政治之決心」，對人事問題表示「我已引退，決不管」，而在實際上，蔣不會放棄他對人事的掌控權。他向閻錫山提出，新閣應援引「為美國朝野所信任之人士」，如胡適、蔣廷黻等有清望的親美人士擔任副院長和外交部長，以「轉移友邦態度、振奮人心」。但胡適不願在國民黨大敗之時「跳火坑」，表示自己「實無能力擔任此職」，只能以個人努力，「為國家辯冤白謗」。此議未成事實。在由誰擔任閻閣國防部長職務的問題上，蔣桂兩系更有激烈的爭奪。李宗仁屬意由白崇禧擔任此職，何應欽亦認為，「如欲大有作為，可用白健生」。但蔣系人物以白任此職，閻將「在心理上首先感受威脅，而無法完成任務」。其實他們不便明說，所謂閻錫山「感受威脅」，實為蔣介石「感受威脅」。蔣提出由閻錫山兼任國防部長。6月11日，國民黨中政會討論閻閣名單，對國防部長之職「討論甚久，情況緊張」。李宗仁堅持由白崇禧出任，「謂總裁經表示對人選無意見，吾人不宜妄為忖策，此非忠於總裁之道」。但與會的鄒魯、吳忠信、朱家驊、陳立夫等均反對李的意見，結果仍通過由閻錫山兼任。13日，閻閣正式成立，閻自兼國防部長，朱家驊為副院長，李漢魂為內政部長，胡適為外交部長（因其拒絕出任，由葉公超代理），徐堪為財政部長，劉航琛為經濟部長，實權仍掌握在蔣系手中。其後，李宗仁又提出更換參謀總長之議，並在8月間仍以閻錫山「身膺重寄，政務冗繁，精神體力均難兼顧，且渠對軍事情形既感隔膜，復乏興趣」為由，提出更換國防部長之議。但兩者均未得蔣介石的首肯。

  閻錫山內閣號稱為「戰時內閣」，以「一切為了前線，一切支援前線」為施政主旨。6月4日，蔣介石指示閻錫山新閣施政應著重各點：（1）軍事，東區以舟山、台灣、瓊州、長山群島為基地，向粵、桂、湘、贛、閩、浙、蘇、魯、冀發展，西區以甘、青、川、康、滇、黔為基地，向寧、陝、晉、豫、綏發展；（2）財政金融，分重慶、廣州、台灣三區，以重慶接濟西南、西北各省，以廣州接濟華南各省，以台灣接濟東南各省；（3）外交，對美、英特別慎重，各重要使節不宜輕易更動，以免促成美、英承認共黨之危機；（4）上海、青島、天津、煙臺、秦皇島、葫蘆島、連雲港各港口，正式宣布為作戰地帶，陸海空交通實施封鎖；（5）政治加重地方政府權責，中央應劃區督導與輔助，不宜集中。閻錫山接手了這個爛攤子之後，軍事節節敗退，無可遏止；外交開拓困難，得不到有力的支持；而「最困難的就是財政」，因為「外債無法舉辦，內債推行不易，通貨膨脹因為法幣金圓券兩度的崩潰而已走上絕路」。所以閻錫山提出，「求勝利之前，還是先求社會金融的穩定和政府財政的有辦法」；但是，「量入為出是既不該又不能」，「量出為入又是雖該而不能」。閻錫山為此一籌莫展，所能提出的解決辦法不過是老調重彈，如改革幣制、穩定金融、整理財政、收支平衡等，實際施行的措施主要是改革幣制。7月2日，李宗仁公布《銀圓及銀圓兌換券發行辦法》，決定廢除金圓券（9月1日起停用），改用銀圓券，每一銀圓券含純銀23.493448克。但即便是按最樂觀的估計，其時每月的收支差額仍在3000萬元以上，因此銀圓券被仍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各地方認為「屬一種欺騙性紙幣，縱使有銀圓為準備，亦不能使人相信，因過去政府改幣，朝令夕改，已失信於民」，故其「難免不步法幣及金圓券之後塵」。銀圓券總發行數額不大，約為2643萬元，使用地區也非常有限，不過是在國民黨臨近退出大陸之前，又為其貨幣發行史增加了一次失敗的記錄而已。

  為了解決財政困局，自蔣介石下野後，以立法院為中心，不斷有動用存在台灣的金銀外匯支持財政的動議。3月21日，蔣介石致電吳忠信，斥責立法院的主張：「將僅存之國脈民命貢奉共匪，而自絕其生計，不啻飲鴆止渴，必遭全國軍民激劇之反對，其後果將不堪設想。"5月10日，在廣州的立法委員又向行政院長何應欽提出質詢，主張使用保存在台灣的金銀作為打仗用，「因為現在是軍事第一前線第一，我們不允許再把金銀擺在旁邊不用，要知道在這二三月內，軍事有轉機，尚有一線希望，如軍事無轉機，一切希望都完了。」但這樣的提議均遭蔣介石的嚴詞拒絕。因為蔣介石對大陸戰局實際已不抱希望，所以再不願將有限的金銀外匯投入這個無底洞，而是準備以其作為固守台灣的經濟依恃。

  

  由於對大陸戰局的無望，蔣介石此時著力於鞏固並經營台灣。當國民黨軍在三大戰役中失敗後，京滬地區已是自身難保，國民黨的政府、軍隊、幹部隊伍及資財最終退往何處，是其面臨的緊迫的現實問題。鑑於抗戰時期固守西南、西北的歷史經驗，許多國民黨人仍主張撤往西南和西北，待機應變。但此時的情勢與抗戰時期已經截然不同，雖然西南、西北地區面積廣大，似乎有充分的周旋餘地，但國民黨師老兵疲，又無國際支持，退兵環境閉塞又無海口的西南和西北，終將成死局。蔣介石注意到了這種情況，在他決定國民黨的退守戰略時，以海島台灣作為退守的中心。因為台灣是個海島，有寬闊的海峽與大陸相隔，中共一時尚無法擁有進攻台灣所需要的充足的海空力量支持；台灣物產豐富，經濟上可以自給自足，又有大段海岸線，便於對外聯繫；台灣與大陸相隔，又長期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中共勢力和影響不大，國民黨與當地士紳也無歷史聯繫，有利於國民黨的統治和施行一定的社會改革。這些都是國民黨退守台灣的有利之處。當然，台灣地域狹窄，迴旋餘地較小，是退守台灣的不利之處。不過綜合對退守台灣利弊的考慮，蔣介石仍認為利大於弊，因此決策以台灣作為國民黨退守的最後基地。蔣介石下野前後，國民黨開始實行應變計劃，機關單位、人員檔案以及大量資財均未運往西南，而是經海路運至台灣。不過為了在大陸保留一定的基礎，蔣介石也對退守西南做了相應的部署，在公開場合仍以退守西南為號召，尤其是在軍隊部署方面，格於實際的情況，並未將退守台灣作為特別的重點。

  儘管蔣介石作出了退守台灣的決策，但在當時國民黨軍事一敗塗地的情況下，國民黨內對固守台灣並無多少信心。閻錫山在其制定的《台灣保衛案》中說：人人以大陸失掉之後，台灣保不住，但我們爭時待機上，必須保得住，才有機可待。且如果能實行總體戰，軍事政治經濟民眾一切都有辦法，不漏空，配合上海空軍，絕對能保得住。因他占了台灣，我們即無遠景。我們今日應趕緊的鞏固台灣。國民黨為了鞏固在台灣的統治基礎，決定在台灣繼續使用台幣，而不使用已經毫無信用的法幣、金圓券和銀圓券，並實行了新台幣改革，以穩固幣制和經濟。陳誠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後，認為「擴充之基礎在農民，因此對於農民之利益，特別注意」。4月14日，台灣省政府發布《私有耕地租用辦法》和《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施行細則》，明定地租為37.5%,如果地主不願接受，租用人可將產物徑送當地合作社倉庫，存儲費用由地主承擔；非依法律，不得終止租約；地主收回土地自耕時，總面積應予限制。此次減租在當年7月基本完成。由於國民黨與台灣地主階級沒有歷史的利益聯繫，土改較易下手；而且台灣地域面積不大，也便於土改的推行。此次減租，有利於獲得當地農民的支持，穩定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基礎，並為以後進一步的土改打下基礎。

  由於美國政府對中國局勢採取了「等待塵埃落定」的政策，國民黨無法指望從美國得到更多的支持。但美國對國民黨能否保持台灣心懷疑慮，不希望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台灣落入中共之手，企圖將其作為不沉的航空母艦而保持在美國的控制之下，因此一度有將台灣移交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蔣介石得知後，立即復電駐東京盟軍總部中國代表團，指示他們就此向盟軍統帥麥克阿瑟交涉，表示「此項提議實際上為中國政府無法接受之辦法，違反中國國民心理」，希望「美國政府應採取積極態度，協助中國反共力量，並應協助我政府確保台灣，使成為一種新的政治希望」。美國人並不甘心就此罷手，其有關官員又提出扶植孫立人成為台灣統治者的方案。孫立人為留美出身，能征善戰，成名於滇緬抗戰，時在台灣擔任訓練新軍的任務。但孫立人對美國人的提議沒有接受，而且蔣介石長期經營的權力基礎仍在，他人難以撼動，此議最終未成事實。自此以後，蔣介石對將台灣自中國分離的做法保持了警惕，堅持了「一個中國」的立場。

  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為美國對華政策作辯解，認為國民黨的失敗並非是美國不支持的結果，而是其腐敗無能與領導錯誤所致。蔣介石認為，此事「實予余以最大打擊」。據洪蘭友告蔣介石：「美政府發表白皮書後，傳聞各地方更增浮動，誠堪憂慮。尤以該書內容對鈞座詆毀過甚，而又聲明將扶植中國新民主人士。在美國固絕不需要中國之一般落伍軍人，但確足以助長此反抗反動而有野心者僥倖覬覦之心。」但為了爭取美國以後可能的支持，國民黨又無法高調回應，蔣指示不作「意氣之辯論」。16日，廣州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表示對白皮書「實有不能不持嚴重異議之處」，並且「不得不於適當時期，將所持觀點及有關事實，對中美兩國人民作詳切之申明」；但又表示「不願使兩國政府間關於過去問題之辯論，而影響兩國傳統之友誼，以及民主國家所維護之共同目標」。美國政府則出於反共的考慮，將其對國民黨的公開批評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並且維持了對國民黨政府的承認。10月3日，美國以北京中央政府沒有宣布「準備承擔加於一個中國政府的國際義務」為由，宣布繼續承認國民黨政府。

  國民黨軍自上海撤守之後，中共方面因為顧慮美國的軍事干預並為應對大軍南進之後的後勤補給需要，主動放慢了進軍步伐，各戰場的大規模戰鬥較前為少，國民黨有一個短暫的喘息之機。但就是在此時，國民黨也毫無團結一致、振衰棄弊之表現，而是派系相爭，內鬥不已，人心渙散，其失敗結局已成為無可挽回的事實。國民黨黨內矛盾，仍以蔣桂兩系相爭為主導，夾在兩系之間的閻錫山，雖為閣揆，但大小事項均不決定於己，得桂系同意，若蔣系反對仍為枉然；得蔣系同意，又需要看桂系眼色。他自稱只有「束手無策坐以待斃之可慮」。7月1日，蔣介石在台北設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其下設設計委員會，分為黨務、政治、軍事、外交、財政、文化宣傳等組，儼然為廣州政府之太上皇。7月14日，蔣介石飛到廣州。16日，國民黨決定成立非常委員會，隸屬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職權，由蔣介石、李宗仁、孫科、居正、于右任、何應欽、閻錫山、吳忠信、張群、吳鐵城、朱家驊、陳立夫組成，蔣任主席，李任副主席，洪蘭友任秘書長，程思遠任副秘書長。蔣系人物在非常委員會中占了絕對優勢，從此李宗仁的施政更受牽制而不能自主。閻錫山在會上提出了長達48頁的《扭轉時局方案》，但毫無新意，無非軍政一元化、提高地方職權、加強政治工作、調整官兵待遇、爭取廣大民眾一類老生常談。18日，國民黨決定由李宗仁、閻錫山、顧祝同組成軍事小組，負責軍事大政方針之決策，但在防守重點置於何處以及兵力調動方面，蔣桂兩系意見不一，只能各行其是。

  按照桂系的設想，應該集中兵力加強華中防線，名為確保廣州，實為鞏固廣西。7月27日，李宗仁飛抵台北與蔣介石會談，提出此項建議，但蔣介石以胡宗南和宋希濂反對為由予以否決，並稱目前兵力有限，不能防守大庾嶺以北地區。8月14日，白崇禧致電蔣介石，提出：「湘南為粵桂屏障，本署擬在湘南湘西戰場決心打擊進犯匪軍，借求粵桂安全，並挫匪勢，用收振奮人心士氣，轉變國際觀聽之效。」但他認為，現宋希濂部在鄂西，方天部在贛南，湘西只有6個軍，「以此擔負前述之重大任務，實感力有不足」。他提出，廣東現有7個軍，「與其以之完全做消極使用，寧暫以其主力北上，至少抽調粵北兩個軍車運耒陽，協力華中方面作戰，集中力量，相機予匪打擊，較為適宜」，「否則如湘南不保，本署主力被擊潰後，匪將長驅直入粵境，我重遭各個擊破，廣州勢難免上海之後塵」。蔣介石對桂系的意圖心知肚明，他在17日回電白崇禧，拒絕其建議。其後白崇禧通過廣州國防部，調動駐廣州的第21兵團劉安祺部北上。蔣介石本無意守廣州，但為堵桂系之口，又以廣州重要為由，指示、放任下屬不聽從白崇禧的命令。蔣介石要求顧祝同停調劉安祺部，訓斥他「視戰事如兒戲，以軍隊為玩具，置所部生死成敗於不顧，徒供無謂之犧牲，是非吾人忠於黨與革命負責之道」。蔣的侍從室負責人俞濟時電告劉安祺：「如要北調，必先向校長請示，切勿擅自移動為要。」在蔣介石的縱容之下，劉安祺不僅不服從調令，甚至將己部所處形容為「邪惡之政治環境」，並反對「邪惡勢力從中利用」。

  對於蔣介石壟斷權力、控制軍隊的做法，桂系雖無可奈何，但也不時發起反擊。桂系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廣東軍政當局，如薛岳、余漢謀等人的支持，他們策動屬下以民意代表身份，批評軍事措施之不當，要求撤銷參謀總長顧祝同的職務。9月1日，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開會檢討戰局，李宗仁發言稱：「欲打開此沉悶局面，必須靈活運用軍事力量，使能反敗為勝。……保衛廣東，首貴統一指揮，決戰應積極做去，不可延誤。但部隊不聽調度，即無法完成部署。」他指責說：胡璉兵團原在贛南，歸華中指揮，不知奉何人命令，調到廣東東江，這命令顯然不對。他提出今後大的決策應請總裁指示，小的如軍隊調動等，應聽國防部命令，因為總裁說過他領導黨，不問政事，此類事件當非總裁之意，其癥結何在，責任何屬，實難揣測；原訂戰略不能執行，政府又如何做事。不過這是李宗仁自說自話，蔣介石從來不認為軍隊調動是小事，軍權是蔣必須時時控制在手的。

  因為李宗仁的政令不能推行，閻錫山又不能在蔣桂發生矛盾時支持他，李宗仁對閻錫山也日漸不滿，有意另找人擔任行政院長。但閻錫山有蔣介石的支持，並不把李宗仁放在眼裡，他請鄒魯轉告李宗仁，本人既任此職，請辭殊違初衷。鄒魯告他，如其不辭，李宗仁恐有意將其免職。但閻稱：如免職我不副署，則李為不合法。閻錫山既如此態度，又有蔣介石的支持，李宗仁最終也沒能實現其意圖。桂系的一系列做法，更增加了蔣介石對桂系的不滿和怨恨。雙方關係實已難能協調。

  10月中旬，國民黨軍自廣州撤守，13日李宗仁飛回桂林。國民黨內開始有請蔣介石復職的呼聲，此事成為蔣介石與李宗仁交惡公開化的最後導火索。蔣的謀臣吳忠信率先問李宗仁：「有無知難而退之意」。李答稱：「我不準備引退，如果蔣先生要復職，那就由他自己決定。」他表示：「蔣先生以國事困難，令其出而負責，但又不令管事。彼自己既不來，亦不交出鈔與權。……時局至此，令人憤懣不已。」蔣介石雖有心復職，但李宗仁拒不退職，使得蔣一時亦無法強其進行。11月3日，白崇禧提出，請蔣復職，李以養病為由赴美就醫，而以其出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為李退職的條件，但蔣堅不同意。11月12日，李宗仁在桂林召集桂系大員商討今後的出路，提出積極做法是以桂黔滇和海南島自成局面，與蔣劃清界限；消極做法則是出洋，由白崇禧為西南殘局善後。此時，國民黨軍事已至最後關頭，白崇禧認為出國不過是做寓公，而退台灣或可有所為，他一向堅決反共，又惑於蔣介石的拉攏，與李的態度漸漸拉開了距離。沒有白崇禧的支持，李宗仁也不可能自成局面，因此決定採用後一方案，自己出國就醫，將桂系部隊及善後問題交由白崇禧負責。

  李宗仁不去重慶，殘存的國民黨政府中心無主，一派土崩瓦解之象。張群多次電催李宗仁返渝，李則稱「擬續赴各地巡視，以激勵士氣民心，請速電總裁促駕，不必俟仁返渝」。蔣介石自記：「德鄰飛桂後，閃避不回重慶行都，整個政府行同瓦解。軍民惶恐，國難已至最後關頭。不管李之心理行動如何，余不能不先飛渝，主持殘局，明知其挽救無望，但盡我革命職責，求其心之所安也。「11月14日，蔣介石自台北飛至重慶。20日，李宗仁自南寧飛到香港，以「胃病復發」為由，表示將「轉美檢驗」。行前，他將中樞軍政事宜交由閻錫山負責，日常公務交由秘書長邱昌渭和參軍長劉士毅代行。國民黨其後派居正等人赴港勸李返渝，被他堅決拒絕。12月3日，閻錫山致電李宗仁稱：「鈞座一日離國，全國軍民則一日無所依託，在此危急存亡決於俄頃之際，何能一日無元首躬親主政。……敬祈鈞座重加考慮，俯念時艱，即日力疾返國，挽救危局。」但李宗仁毫不動心，5日自香港飛美國，同時告閻錫山：「胃疾劇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醫。……請兄對中樞軍政仍照常進行，至於重大決策，仍可隨時與仁電商。」

  李宗仁出走之後，國民黨內請蔣介石復職的聲浪更高。11月27日，國民黨中常會決議請蔣介石復職。蔣認為，李宗仁滯港，不在政府主持，余又不復行視事，則我國已無元首，成為無政府狀態，舉國上下人心動搖，「因此，不能不作復行視事之準備，惟對時期問題尚須加以研究」。為了拉攏殘餘的桂系力量，蔣介石對白崇禧表示，絕不於此時「復行視事」。28日，他又致電白崇禧：「如德兄仍格於病勢，不能遄返中樞，而必須赴美療養，屆時本黨中央當特邀兄來川，共同鄭重計議，尋求解決之道。過去北伐成功，抗戰勝利，均賴吾人之戮力，兄之協力，今日時艱事危，至於此極，本黨同志團結同生，否則俱亡。本黨若亡，國家隨之。」蔣桂兩系的矛盾雖因李宗仁出走而得以化解，桂系也因其軍隊損失殆盡而成歷史名詞，但蔣心中對桂系的怨恨並未消失，他在日記中恨恨地寫道：桂系「借共匪之聲勢，以脅制政府，逼迫領袖，以為奪取權位之良機，以爭取美國第三勢力之歡心，不惜毀黨聯共，期達成其投機取巧之目的」；「於軍事、財政乃至人事、法紀，除與之有利者外，其他無不盡力予以徹底摧毀，而對各文武官員先之以威脅不成，則繼之以利誘，所有經餘二十餘年來所建立之國民革命事業，皆為其十個月內毀壞殆盡」。白崇禧等桂系大員到台灣後，均被蔣棄置閒散，不予安排有實權的職位，他們已不復再現當年之風光。

  1949年底，殘存的國民黨政府統轄之地已經局處在西南一隅，而且國民黨軍還在繼續敗退之中。11月22日，國民黨決定將政府遷往成都。27日，國民黨中常會決定將政府遷往西昌，並暫先移成都辦公。30日，蔣介石飛離重慶到達成都。但是成都很快亦將不保，12月7日，國民黨決定將政府遷往台北，另在西昌設立大本營。8日，閻錫山飛至台北，通告自次日起政府在台北辦公，另行組織「戰鬥政府」和「戰鬥內閣」，精兵簡政，隨軍行動。

  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時，蔣介石乘坐專機自成都飛返台北，最後離開了他當政22年的大陸，於下午6時半抵達台北。在蔣介石日記中，「是月實為國內外對余最後總打擊之一月，而黨與國亦為最危急之一月」。確實如此，國民黨因其不能解決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不能應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要求，不能代表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從而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在與中共的競爭中敗陣，最終失去了對中國歷史發展的主導權，失去了在大陸的執政權，只能退守台灣海島，並利用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偏安一隅，成為暫時在台灣執政的地方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