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國民黨軍事的全面敗退

  1949年4月至5月間，國民黨軍自長江防線全線敗退。5月14日，已經遷移到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致電各部稱：「查自匪軍南渡，我各級部隊於轉進途中，既未採用機動方法，窺破好機，予深入之匪以反擊，復未站穩腳跟阻止匪軍之冒險窮追，似此消極性之轉移如不嚴加糾正，則影響今後作戰至巨。須知匪以孤軍深入，既無後方，又無補給，其戰線綿亘數千里，兵力分散，補給困難，犯兵家之大忌。我軍正宜乘敵兵力分散，予以嚴重打擊，縱部隊殘破或情況與我不利，亦應發揚革命精神，以殘破之兵力向敵後方轉進，機動襲擊。倘不戰而退，自甘潰散者，既虧我軍人之職守，復為國法所不容。茲特明白曉諭：嗣後各級部隊長應振作士氣，不斷求匪而攻擊之，凡有不遵命令專以避戰為能事者，決按軍法及連坐法從嚴懲處，並撤銷其番號。」但此等嚴令對敗退中的國民黨軍多半失效，此時的殘餘國民黨軍已是將無鬥志、兵無士氣、指揮失靈、裝備破損，很難組織有效的抵禦，而是稍觸即潰，一退再退。

  面對長江防線失守後的軍事敗局，國民黨提出在戰略上「鞏固反攻基地，培植新生力量，厲行軍事革新，實施總體戰」，戰術上實行「避實擊虛，以明擊暗，以大吃小，速戰速決」。但對軍事部署的重點，蔣、桂兩系顯然有不同的考慮。李宗仁和白崇禧準備以白部擔任粵漢路防禦，其中以魯道源、陳明仁、張軫兵團部署在粵漢路正面，黃杰、沈發藻兵團部署在湘東和贛西南，將陝南胡宗南部隊調到鄂西，鄂西宋希濂部隊調到湘西，胡璉和劉安祺兵團調至贛南和粵北，其他部隊位於兩側的大弧形防守線，其防守重心名為國民黨政府遷移後之所在地廣州，實則著眼於桂系的基本根據地廣西。他們還準備將湯恩伯餘部調至粵東和閩南，綏遠部隊西調寧夏，馬家軍南撤甘青，以在外圍牽制中共部隊的進軍。桂系的做法自然不為蔣介石所接受，蔣的部署重心，一在以台灣為中心的東南沿海，二在西南川康黔滇，準備以這兩處為最後退守地，待機而動。他甚至在給國民黨政府的指示中壓根未提及兩湖與兩廣的防守問題。由於蔣介石仍掌握著國民黨的實權，所以李、白根本無法調動蔣系部隊。根據蔣的旨意，胡宗南部留守陝南，宋希濂部退往鄂西南，均以拱衛四川為任務；胡璉兵團被調往粵東，劉安祺兵團調往海南，湯恩伯餘部退至舟山福建，均以鞏固東南沿海為責任。何應欽還曾提議：「華中主力於不得已時轉移入黔，與四川國軍凝為一體，確保西南半壁，徐圖再舉。」這種削弱兩廣防守、為蔣介石做嫁衣裳的做法也得不到桂系的同意。本已殘破不堪的國民黨軍，更因這樣的矛盾內訌而致越發缺少戰略配合，在全局層面已不能進行有效的作戰部署。

  第二、第三、第四野戰軍三路大軍先後渡江之後，進軍速度甚快，對中共而言，全國勝利已是指日可待。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作出了新的戰略部署。5月2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指示，作出向全國進軍的部署：以第三野戰軍「迅速準備提早入閩，爭取於六七兩月內占領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點，並準備相機奪取廈門。入閩部隊只待上海解決，即可出動」；第二野戰軍「目前任務是準備協助第三野戰軍對付可能的美國軍事干涉」，「使美國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同時「準備於兩個月後以主力或以全軍向西進軍，經營川、黔、康」；第四野戰軍在年內占領兩廣；第一野戰軍在年內占領甘、寧、青，並準備明年經營新疆，另以一部經營川北。毛澤東特別強調：「胡宗南全軍正向四川撤退，並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蔣介石、何應欽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慶、割據西南的夢，而欲消滅胡軍及川、康諸敵，非從南面進軍斷其退路不可。」採用大迂迴、大包圍戰法，切斷國民黨軍退路，以全殲國民黨軍的追擊戰略開始初步成形。

  在中共部署向全國進軍的過程中，美國可能干涉的因素一直起著一定的作用，正如毛澤東所言：「我們從來就是將美國直接出兵占領中國沿海若干城市並和我們作戰這樣一種可能性，計算在我們的作戰計劃之內的。"5月27日第三野戰軍進占上海，次日毛澤東致電各野戰軍首長，指出：「近日各帝國主義國家有聯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徵。例如美國正和英、法等十二國會商統一對華政策，青島增加了美國軍艦，留在南京的各國大使準備撤走，英國在香港增兵，廣州國民黨亦有某些高興的表示等事，可以看出這種象徵。將來是否會演成干涉的事實，目前還不能斷定。但我們應當預籌對策，以期有備無患。」當時，各路大軍正向國民黨統治區進軍中，後方未留太多的兵力，為了有備無患，毛澤東對向全國進軍的部署作出重大調整，決定在華北和華東新占地區留置充足的兵力，以防止美國可能的干涉，或協同國民黨軍的襲擾。具體部署是：令第20兵團楊成武部在秦皇島、塘沽布防；第19兵團楊得志部在殲滅胡、馬兩軍在陝甘邊境的主力後停留在寶雞地區待機；第四野戰軍在河南留1個軍，準備在有事時增援華北；第三野戰軍在青島留1個軍，南京、鎮江、蘇州地區留2個軍，浙江留3個軍，上海留7個軍，並加強吳淞、江陰炮台配備，進攻福建的兵力不要超過2個軍；第二野戰軍全軍在6、7兩月內，位於現地進行整訓，兩個月後看情況再定行動方針。但是，毛澤東也認為：「中國人民革命力量愈強大，愈堅決，美國進行直接的軍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將愈減少，並且連同用財政及武器援助國民黨這件事也就可能要減少。」當事實表明美國將從中國抽身而退、已經不可能干涉之後，毛澤東才下令第二野戰軍準備進軍西南，於此亦可見毛澤東對重大戰略問題的慎重態度。除此之外，大軍渡江之後，在一路凱旋聲中，也出現了如何組織後勤供應、如何適應南方山地潮濕的作戰環境、城市接管如何跟上進軍步伐等一系列新的問題，需要作出一定的調整。因此，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新的部署，自6月以後，各路部隊的進軍速度都有所放慢，在繼續追擊、殲滅國民黨軍的同時，也將相當的精力用於整訓補充調整、鞏固勝利成果方面。

  一　華東戰場

  華東方面的國民黨殘餘部隊主要集中在浙江南部和福建，但多為自前線敗退下來的部隊殘餘，缺額甚多，軍心渙散，許多部隊根本不堪一戰。5月間，國民黨將福建部隊整編為3個兵團10個軍共12萬人，由福州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指揮；浙江部隊整編為4個軍共6萬人，由浙江省政府主席兼舟山防衛司令周嵒指揮。6月21日，蔣介石到福州召集各部主官開會，強調防守福建對保持台灣、屏障台灣的重要性，決定以第6兵團防守福州，第8兵團防守漳州，第22兵團防守泉州、廈門和金門。7月18日，國民黨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由陳誠擔任長官，統一指揮浙、閩、台軍政事宜。9月中旬，湯恩伯接替朱紹良擔任福州綏靖公署代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指揮閩南作戰。由於第三野戰軍部隊推遲了進軍福建的時間，使國民黨軍得以在整訓部隊、加強防務方面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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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進軍東南任務的第三野戰軍，在占領上海後，決定由第7兵團進軍浙江，第8兵團守備南京，第9兵團守備上海，第10兵團進軍福建。7月初，第7兵團已經進占了除舟山群島等島嶼之外的浙江全省，福建成為第三野戰軍下一個進軍目標。由於第10兵團在上海戰役中消耗較大，他們要求推遲進軍時間，得到了第三野戰軍首長和中共中央軍委的同意。經過1個月的休整，第10兵團於10月初自浙江嘉興南下，月底到達閩北建甌、南平、古田地區集結。8月初，第10兵團發起福州戰役，以1個軍為左路，攻擊福州以北的連江；1個軍為右路，攻擊福州以南的福清、長樂；1個軍為中路，沿古田至福州公路攻擊福州。戰役發起後進展順利，16日左、右兩路完成預定任務，當晚福州國民黨軍南撤，17日進占福州。此後繼續南進，9月19日占漳州，23日占集美。對於如何解決廈門和金門的國民黨軍，兵團提出金廈並攻、先廈後金、先金後廈三個方案，由於認為國民黨軍正在恐慌動搖之中，最初決定一鼓作氣並攻金廈，但後因運兵船隻不夠，又決定集中船隻載運部隊，先攻廈門再攻金門。廈門島雖有湯恩伯率領的國民黨2個軍5個師3萬餘人固守，但其最近處離大陸不過1海里左右，相對較易攻取。10月15日晚，第10兵團集中6個師的部隊渡海攻擊廈門，於16日晨成功地在廈門島北部海岸登陸，隨後即向縱深發展，17日占領廈門全島，湯恩伯率1個師部隊倉促撤離，余均被殲。

  第10兵團攻下廈門後，即根據作戰預案，於18日下達了攻擊金門的命令。大、小金門島均位於廈門以東，其中大金門島面積為120餘平方公里，小金門島面積為15平方公里，距離大陸最近處約10公里左右。國民黨以1個軍及1個師防守大金門，1個師防守小金門，戰前和戰中，又自廣東潮汕地區調來第12兵團的2個軍，使守島兵力達到4萬人，但這些動向未引起第三野戰軍第10兵團足夠的注意。擔任攻擊金門的是第三野戰軍第10兵團第28、29軍各一部共6個團的部隊，由於戰役發起前船隻搜集的困難，攻擊時間從20日推遲到23日。此時，第10兵團已發現國民黨軍增援金門，但又認為可以在國民黨援軍未全部到達前解決戰鬥，故仍決定發起戰役；因為船隻搜集最後仍未達到一次載運6個團的數量，只好決定將登陸部隊以3個團的規模分為兩個梯隊登陸；又因種種原因，登陸梯隊未有師以上首長隨行，各部互不統屬，致使在統一指揮和協同作戰方面發生困難；加以對登陸作戰演練不夠，對海潮、氣候等影響登陸作戰的因素未有充分考慮；廈門一帶是新解放區，群眾基礎較差，獲得群眾支持不易。上述種種因素結合在一起，導致了金門作戰的失利。24日晚，第一梯隊3個團分乘300餘只船起渡，25日凌晨在大金門島西北部成功突破，但因沒有統一指揮，未能先鞏固灘頭陣地，而是分頭向縱深穿插，結果遇到國民黨軍的反擊，擴展困難。登陸時正值海水退潮，載運船隻全部擱淺在灘頭，天亮後被國民黨空軍飛機全部炸毀，無法返回接運第二梯隊。25日晚，登陸部隊已被壓縮至古寧頭地區，岸上部隊緊急搜集了部分船隻，於當晚又派出4個連登陸大金門島，但在人數上仍遠不及國民黨軍。26日，國民黨軍全力向古寧頭反擊，登陸部隊堅持到當晚突圍，戰至28日下午，全部9000餘人或犧牲或被俘。

  金門之戰，第三野戰軍第10兵團遭受重大損失。司令員葉飛總結其原因為：「主要是由於我們急躁、勝利沖昏頭腦、盲目樂觀、輕敵所造成。……只追求速攻勿讓敵有喘息與重新整頓之餘地，而未在困難方面多著想與考慮，與對敵最後掙扎之嚴重性估計不足……充分表現了輕敵急躁、主觀主義打沒有把握與冒險的仗。"10月29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各部隊：「查此次損失，為解放戰爭以來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為輕敵與急躁所致。」「當此整個解放戰爭結束之期已不在遠的時候，各級領導幹部中主要是軍以上領導幹部中容易發生輕敵思想及急躁情緒，必須以金門島事件引為深戒。對於尚在作戰的兵團進行教育，務必力戒輕敵急躁，穩步地有計劃地殲滅殘敵，解放全國，是為至要。"11月3日，第三野戰軍第7兵團第21軍派遣6個營分兩批渡海攻擊浙江舟山群島的東南門戶登步島，結果與守島國民黨軍形成膠著戰，由於後續部隊無法跟進，最後決定撤退，造成1400餘人的傷亡。事實表明，渡海登陸作戰是一種全新的作戰樣式，在缺乏充分海空和後勤支持的情況下，渡海登陸作戰的困難較大，不能草率行事。此後，分別負有對浙閩和廣東渡海登陸作戰任務的第三野戰軍與第四野戰軍部隊，對渡海攻擊沿海島嶼均採取了謹慎從事、認真準備的態度。

  在第三野戰軍準備進軍福建之時，毛澤東還在6月14日致電粟裕等人：「請開始注意研究奪取台灣的問題，台灣是否有可能在較快的時間內奪取，用什麼方法去奪取，有何辦法分化台灣敵軍，爭取其一部分站在我們方面實行裡應外合，請著手研究，並以初步意見電告。如果我們長期不能解決台灣問題，則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台灣離大陸的距離更遠，又是國民黨準備在撤守大陸後最後據守的地區，兵力部署更多，攻擊難度也更大。第三野戰軍為攻擊台灣進行了充分的準備與精心的演練。1950年4月，第四野戰軍成功地渡海攻占海南島。5月13日，國民黨軍自浙江沿海最重要的島嶼群——舟山群島撤退；19日，第三野戰軍進占全部舟山群島。但由於6月韓戰爆發後國內外形勢的變化，進軍台灣的計劃最後未能實行。

  二　華北戰場

  太原是國民黨在華北保有的少數孤城之一，其四周多山，地勢易守難攻，市內外均築有大量鋼筋混凝土工事，形成了環繞城區百餘里的要塞化、堡壘化、立體化的堅固設防體系，並有自設的兵工廠，守軍有6個軍10個師10萬餘人，其作戰部署為：「以少數兵力固守要點，大部兵力保持機動，期憑藉堅固工事與熾盛火力，予匪以重大損害。爾後適時運用我機動部隊，逐次殲滅局部匪軍，以達攻勢持久之目的。」為了攻克太原，華北第1兵團於1948年9月底擬定了作戰方案，決定先以圍困和瓦解的辦法逐步削弱守軍，然後攻占外圍陣地和機場，得手後再攻占城垣周邊據點，最後攻占城區。10月中旬，第1兵團對太原城外東山發起進攻。東山俯瞰太原市區，為攻占太原的必經要隘，也是閻軍堅固設防之地。攻守雙方在東山進行了反覆的激烈爭奪，均有重大傷亡。經過一個月不間斷地連續攻擊，第1兵團終於在11月中旬全部攻克東山四大要塞，但付出了2萬餘人傷亡的代價。平津戰役發起後，毛澤東認為，過早攻克太原，有使傅作義感到孤立，自動放棄平津南撤或西撤，增加爾後作戰的困難，遂決定停止對太原的攻擊，部隊就地休整。平津戰役結束後，華北第19、20兵團共6個軍於1949年3月到達太原前線，華北三個兵團齊集太原，攻城部隊總數達到了10個軍36個師共32萬餘人，對國民黨軍占據了絕對優勢。為指揮對太原的總攻，成立了太原前線司令部和總前委，以徐向前為司令員兼政委及總前委書記。3月底，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在回西北途中，留在太原前線參加指揮作戰。北平和談開始前後，中共有意以北平方式解決太原問題，表示對閻錫山可照傅作義那樣待遇。但閻錫山拒不接受，於3月29日匆匆飛離太原，將太原作戰的指揮權交給綏署副主任孫楚和王靖國。4月20日，華北三個兵團同時對太原發起總攻，首先以強大炮火摧毀守軍的防禦工事，繼以四面圍攻攻破城垣。隨後守軍防線全面瓦解，步步後退至城內。24日戰鬥結束，太原守軍被全殲，孫楚、王靖國等被俘，國民黨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敦厚等自殺。隨後大同守軍1萬餘人於5月1日決定放下武器，聽候改編。山西戰事結束。

  5月6日，國民黨軍在豫北的孤立據點安陽被南下的第四野戰軍部隊攻占，新鄉守軍放下武器，接受改編，河南戰事結束。

  青島是國民黨軍在山東所占的最後據點。早在2月4日，國民黨即決定撤守青島，但駐守青島的美軍司令白吉爾為國民黨打氣說，不必過早放棄青島，「只要有美軍一部留青島，則共軍必不敢來犯」；如來犯，由關島、東京調軍前來亦很容易。國民黨因此暫時擱置了青島撤軍計劃。但事實表明，美國人的承諾並不可靠。5月間，中共中央軍委指示青島前線採取「逐步壓縮，迫敵早退」的方針，駐青美軍自行撤離，國民黨軍失去靠山。6月2日，駐青島第十一綏靖區及2個軍10萬餘人全部自海路撤往廣東，山東戰事結束。

  位於華北和西北結合部的綏遠，由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綏遠指揮所主任、綏遠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傅作義的老部下董其武率部據守，駐有7個師8個旅近8萬人的部隊。北平和平協議達成後，綏遠勢處孤立，董其武在1月22日飛到北平，表示願意追隨傅作義的行動。因綏遠地處偏僻，對全國戰局的影響不大，守軍又可以隨時西向寧夏繼續撤退，同時也為了爭取桂系和國民黨內其他派系轉變立場，實行和平解決，平津戰役結束後，毛澤東決定由第四野戰軍進軍中南，華北部隊加入西北作戰，對綏遠則採取暫時不動、留待逐步解決的方針，並為了給董其武留出足夠的時間協調內部立場，對綏遠在一段時間裡採取寬鬆政策。23日，中共中央軍委電示林彪，對綏遠方面停止戰鬥，維持現狀，恢復交通，建立聯繫。2月12日，中共中央軍委再次致電擔任綏遠方面作戰任務的晉綏軍區，提出目前應維持綏遠現狀，「彼此互不侵犯」，平綏路許其通車，商業許其流通，在晉綏軍區部隊和董其武部隊之間暫劃一分界線。2月22日，毛澤東在西柏坡會見傅作義和鄧寶珊時，提出綏遠問題可用另外的方式解決，先讓董其武做好內部工作，開通平綏鐵路，便利人民往來，雙方開展貿易，逐漸統一貨幣，加強交流，什麼時候可以起義就什麼時候起義。25日，毛澤東電告林彪：「北平二十餘萬人，傅、鄧已完全交給我軍，任憑我們處理。綏遠傅部則其預定計劃是希望我們按照另一方式，即大體上按照吳化文、曾澤生方式解決，而在目前則大體上維持現狀。我們已預先估計到了他們這種心理，故不待他們提出即告他們綏遠軍隊及政府暫維現狀，一個時期以後，再按我們制度編整。」毛澤東在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將此定名為「綏遠方式」，即「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就是說向這一部分軍隊作暫時的讓步，以利於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的時間之後（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3月23日，林彪等與傅作義商量解決綏遠問題的辦法。經過談判，簽訂了《綏遠和平協議》，規定雙方軍隊劃界駐守；恢復平綏路交通，人員自由往來；通郵、通電、通商，人民幣可在綏遠流通，酌量收購金圓券；綏遠軍隊和政府保持現狀，解散特務組織；補貼綏遠軍政費用；促進社會進步，達到起義和和平統一。6月8日，協議正式生效。其後，董其武在綏遠組織革新運動委員會和人事委員會，確定工作計劃，改組機構，統一事權，準備起義。華北人民政府也派聯絡處進駐歸綏，與董其武保持聯絡，進行工作。6月1日，鄰近綏遠的陝北榆林第22軍軍長左協中率部起義。

  與綏遠醞釀起義的同時，國民黨也在極力拉攏董其武。起先國民黨命令董其武向西撤退，在被拒絕後，一度停發了綏遠的軍政費用。後來為了拉攏董其武，又決定補發經費，並任命董為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7月間，徐永昌和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飛到綏西陝壩，與董其武會見，希望他站穩立場。國民黨還策動董部的反共軍官和特務，利用部分官兵對起義的疑慮，進行反對起義的活動。一時間，國共同在歸綏活動，都在爭取董其武。7月14日，傅作義向毛澤東報告綏遠情況，認為「綏遠問題必須迅速徹底解決，俾能在最近時期內成為解放區、解放軍之一部，把立場站過來」，請「指派人員擬定一具體方案，付之實施，徹底執行」。鑑於綏遠部隊多為傅作義的老部下，比較聽傅的招呼，而傅在北平部隊改編過程中與中共有良好的合作關係，並已在4月1日公開聲明轉變立場支持中共，中共中央決定委託傅前往綏遠，向董部釋疑解惑，組織董部起義。8月25日，傅作義與鄧寶珊攜銀洋20萬元到達綏遠，對董部進行說服教育工作，解決內部矛盾，排除起義障礙。9月11日，傅作義向聶榮臻和薄一波報告：綏遠「軍政幹部對中共領導及人民政府各項政策，均表擁護」，但「疑懼心理仍不能完全釋然」。關於處理綏遠問題，他說：「毛主席對弟極其信任，兩兄對弟亦充分了解。目前綏遠幹部又要求弟負責保證。弟體察實際情形，不做則已，既做就必須負責做好。」聶、薄在回電中表示：「從北平跑回綏遠的人發生不滿情緒是可以理解的。我們過去在處理這一問題時，許多人是在多少帶著一些敵對情緒的情況下去處理的，因此處理得很不好，正在加以檢討。」董其武部的二號人物、第9兵團司令孫蘭峰便心懷疑慮，他對傅作義說：「共產黨在北平同我們定的和平解放條件很好，但有的就不執行。」「這樣的起義給我們的幹部和部隊帶來什麼好處。像這樣起義的悲慘結局，我不願參加。」傅向他解釋說：「某些地方作的不夠太好，那也是很難避免的。共產黨的政策同我們定的協議很好。但有的人不很好地理解，執行上不得力也是有的。……這些都是掌握和執行政策人的水平問題，並不是共產黨的政策不兌現，說話不算數。」孫又認為：「傅先生說的是暫時現象，日子一長，就會變樣子的。共產黨絕不會使用我們這些人的，早晚必受其害。」他堅持道：「這次讓我們起義，必須有條件，而這次的條件不能同北平的條件一樣。必須是部隊不能再解散，保證每個人的生命財產的安全。在各地扣押我們的人一律釋放，並按起義人員對待。」傅向其保證，此次起義人員一律既往不咎，一包到底，部隊不改編，人員不遣散，並表示「仗是絕對不能再打下去了」。在傅作義的誠意說服和爭取下，孫蘭峰同意參加起義。

  國民黨得知傅作義到綏遠後，張群即致電傅作義，請其赴渝，蔣介石亦在8月29日通過孫蘭峰告傅作義，亟盼能與其晤談，並將派飛機接其赴渝，但均為傅作義拒絕。9月15日，傅的老友徐永昌飛到包頭與其見面，請傅與他同去廣州，被傅拒絕。徐未能說動傅自北平南撤後，此次又沒能完成其使命，最後黯然飛離綏遠。經過中共的大力爭取與傅作義的說服工作，9月19日，董其武率部通電起義。其後，傅作義出任綏遠軍政委員會主席兼省軍區司令員，董其武任綏遠省政府主席兼省軍區副司令員，部隊改編為2個軍1個騎兵師。在綏遠軍政委員會和省政府中，傅作義部下占多數，中共占少數，這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一例，亦可見中共因傅作義北平和平解決之功而對綏遠采寬鬆之政策。

  三　西北戰場

  渡江戰役之後，國民黨軍在西北還有25個軍61個師近40萬人，其中西安綏署胡宗南部13個軍33個師17萬餘人，甘肅、青海、寧夏的馬步芳、馬鴻逵及中央系軍隊8個軍24個師14萬餘人，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部3個師2個旅7萬餘人。但西北地區面積遼闊，人煙稀少，交通不便，這些部隊互不統屬，胡、馬兩軍之間一向積不相能，青海馬步芳與寧夏馬鴻逵之間亦因地盤與權力之爭而有矛盾，面積最大的新疆與內地更遠隔千里，幾處國民黨軍無法形成統合戰力。國民黨的軍事部署是，以胡宗南部隊逐步退守川陝邊境，屏障西南；以馬家軍對地盤的欲求使其保持甘寧青，牽制中共部隊的進軍；同時醞釀調出新疆部隊，加強內地的軍事實力。4月下旬，胡宗南部隊開始自渭河以北地區南撤，至5月中旬已撤至隴海鐵路西安至寶雞段及其以南地區，西安綏署撤至漢中，準備以秦嶺為天然屏障，阻擋中共部隊南進。

  擔任進軍西北任務的第一野戰軍2個兵團共19萬人，兵力數量仍少於西北國民黨軍。為了加強進軍西北的部隊實力，太原戰役結束後，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將華北第18、19兵團的6個軍17萬人配屬第一野戰軍指揮，擔任西北作戰任務。第一野戰軍與華北部隊的總人數雖仍略少於西北國民黨軍，但部隊可以集中使用，具有明顯的機動優勢。隨著國民黨軍的後撤，第一野戰軍部隊步步跟進，5月20日進占西安，隨後準備繼續向西北進軍。

  對第一野戰軍進軍西北最感到威脅的是馬步芳與馬鴻逵的馬家軍，因為胡宗南在情況不利時還可以退往四川，而青海、寧夏是馬家軍老巢，一旦被攻占，則他們基本上是無路可退，因此他們主動提議與胡宗南聯合發起反擊作戰，以求穩定戰局。經過胡、馬雙方協商，決定以馬繼援率隴東和寧夏兵團，集結在甘肅的平涼以東地區，沿西蘭公路東進咸陽；以西安綏署副主任兼第5兵團司令裴昌會率5個軍2個師，自寶雞沿渭河北岸東進興平；第18兵團司令李振率4個軍，由隴海路南的秦嶺北進西安。6月9日，胡、馬兩軍開始行動，中旬北路馬家軍進至永壽，南路胡軍則進至蔡家坡。由於此時華北部隊尚未到達前線，第一野戰軍部隊在數量上還不能對胡、馬兩軍形成優勢，故彭德懷決定以逸待勞，令第一野戰軍部隊暫停前進，主動後撤，吸引國民黨軍前進，等待華北部隊到達後，再向胡、馬部隊展開反擊。第一野戰軍部隊北線後撤到涇陽，南線後撤到眉縣、周厔。隨後，馬家軍攻擊咸陽，胡軍攻擊武功，遭到第一野戰軍部隊的堅決阻擊。與此同時，自5月下旬到6月上旬，華北第18和第19兵團自山西太原和晉中向陝西急速開進，自6月中旬開始陸續到達指定位置，7月3日全部到達陝西前線。至此，第一野戰軍兵力增至12個軍35個師34萬人，一線兵力已超過胡、馬兩軍。胡宗南得知中共部隊的增援動向後，為避免己部被殲的命運，即令所部後撤至武功以西，馬家軍失去胡軍的支持，也後撤至永壽以西。由於胡軍兵力集中，且距第一野戰軍較近，而馬家軍則相距較遠，部署分散，彭德懷決定「鉗馬打胡」，以第1兵團沿渭河南岸進攻眉縣，第2兵團和18兵團在渭河以北，分兩路向扶風方向攻擊，第19兵團到達後集結乾縣，準備鉗制馬軍，保障攻擊部隊的側翼安全。7月10日，南路部隊首先發起作戰行動，12日攻占武功和眉縣車站，北路部隊亦於當日攻占眉縣縣城，將第18兵團3個軍三面壓縮在扶風至眉縣之間的渭河河灘，並於12日下午發起總攻，全殲其部4萬多人，馬家軍懾於第一野戰軍的實力，未敢出兵援救胡軍。此後，第一野戰軍乘勝繼續進攻，於14日占領寶雞，胡軍被迫南退秦嶺，馬家軍則退回隴東，國民黨軍從此在西北戰場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國民黨戰史評論此戰中國民黨軍的表現是，「無統一指揮，不僅未能使打擊力統合發揮，且諸馬只知擁兵自重，互相猜疑，各自為戰，於不願損耗各自兵力下，於局部小挫而擅退，影響全局，功虧一簣。」

  第一野戰軍取得扶（風）眉（縣）戰役的勝利後，決定實行「鉗胡打馬」方針，即以第18兵團監視胡軍，而將進攻重點指向馬家軍，準備在隴東平涼地區殲滅馬軍主力，具體部署為：以第19兵團沿西蘭公路攻擊長武、涇川，得手後再攻平涼；第1、2兵團攻擊隴縣，得手後第1兵團繼續西進，切斷平涼退路，第2兵團會攻平涼。為保住甘、青、寧最後的地盤，西北軍政長官公署代長官馬步芳決定進行平涼會戰，堅守隴縣和平涼，確保天水和固原。他要求寧夏馬鴻逵以2個軍防守平涼，以己部3個軍在六盤山待機出擊，並請胡宗南部自秦嶺出擊，打擊中共部隊的後方，以協力擊破第一野戰軍進攻。但馬鴻逵認為，如果照這樣部署，己部處於一線，勝則損耗主力，敗則實力難保，而馬步芳卻進可攻退可守，因此電令前方將領「保存實力，退守寧夏」。馬步芳部不願被推上一線，也向靜寧撤退。由於二馬都想「保存實力，擁兵自重」，所謂平涼會戰計劃無疾而終。第一野戰軍繼續進軍，未經大的戰鬥，即於7月30日占平涼，8月3日占固原、天水，6日占靜寧，切斷了寧夏馬鴻逵部與甘肅、青海馬步芳部的聯繫，準備發起蘭州戰役。

  面對第一野戰軍進軍的威脅，二馬顧慮自身安危，又準備在蘭州一線與第一野戰軍作戰。8月中旬，廣州國民黨政府為協調二馬關係，任命馬步芳為西北軍政長官，馬鴻逵為甘肅省政府主席，使二人對權位的追求各得其所，但馬鴻逵並未到蘭州履新職。馬步芳決定在蘭州增修工事，利用蘭州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的特點，阻擋第一野戰軍的攻擊。他以2個軍守城，3個軍位于靖遠、景泰地區保護其北翼，騎兵軍位於臨夏保護其南翼。第一野戰軍以第2兵團在南，經通渭攻擊蘭州；第19兵團在北，經靜寧沿西蘭公路攻擊蘭州。8月9日發起戰鬥，12日第19兵團占會寧，19日占定西，第2兵團占阿干鎮，距蘭州僅20公里。21日，第2兵團和19兵團對蘭州發起攻擊，因城防堅固，攻擊準備不充分，致進展不大。經過調整，25日第2兵團和19兵團向蘭州發起總攻，馬步芳部在猛烈攻擊下不支，原計劃自北、南兩面出擊支援的寧夏馬鴻逵和陝南胡宗南部均未有動作，遂決定棄城退往青海。這是第一野戰軍進軍西北途中進行的最激烈的一次攻城戰，兩個兵團共付出了8700餘人傷亡的代價。此後，第2兵團沿蘭新公路繼續西進，9月16日占武威，19日占永昌，21日占山丹。第1兵團在進占青海後派第2軍沿西寧至張掖公路北進，19日占張掖。24日，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參謀長彭銘鼎等率殘部3萬餘人在酒泉起義，甘肅戰事基本結束，第一野戰軍著手繼續進軍新疆。

  第一野戰軍第1兵團於蘭州戰役期間在南路作戰，8月16日占渭源、隴西和臨洮，22日占臨夏，9月2日在永靖至循化間渡過黃河，5日占西寧，馬步芳殘部投降，馬步芳和馬繼援父子飛離西寧，青海戰事結束。

  第19兵團在9月2日發起寧夏戰役，14日占中寧，進入河套地區。馬鴻逵雖還有4個軍近8萬人的部隊，但其本人已在9月1日離開寧夏，將部隊交由其子馬敦靜指揮，上下均無再戰之心。19日，駐守中衛的第81軍起義。21日，第19兵團在金積、靈武、吳忠殲滅第128軍，馬敦靜飛離銀川。23日，馬軍餘部與第19兵團簽訂《和平解決寧夏問題之協議》，規定將馬軍開往指定地點集中，聽候處理，並保證其官兵生命財產安全。當日，第19兵團進駐銀川，寧夏戰事結束。

  新疆是西北最大最偏遠的省份，由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統領3個師2個旅7萬餘人駐守。國民黨原想將新疆部隊調至內地作戰，但因陶峙岳的拖延，加以新疆與內地相隔太遠的實際困難而未成。第一野戰軍進占甘肅後，新疆國民黨軍已無路可退，為加速戰爭勝利進程，避免戰爭的破壞，中共也在考慮和平解決新疆問題。8月6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告以陶峙岳現在動搖，有和平解決意向，指示：「西北地區甚廣，民族甚複雜，我黨有威信的回民幹部又甚少，欲求徹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決，必須採用政治方式，以為戰鬥方式的輔助。現在我軍占優勢，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9月8日，毛澤東約見留在北平的張治中，希望他以新疆國民黨軍老長官的身份去電新疆，策動起義。10日，張治中即致電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爾漢，認為「今全局演進至此，大勢已定，且蘭州解放，新省孤懸，兄等為革命大義，為新省和平計，亦即為全省人民及全體官兵利害計，亟應及時表明態度，正式宣布與廣州政府斷絕關係，歸向人民民主陣營」，希望他們「當機立斷，排除一切困難與顧慮，採取嚴密部署，果敢行動，則所保全者多，所貢獻者亦大」。11日，張治中又致電陶峙岳，詢問駐新部隊態度，「盼告以治與大家患難與共，如能接受命令，治願負道義上責任，決不使大家再走錯路，蒙受犧牲，但倘有一二頑固到底，無法挽救者，似宜先予調換，以免優容僨事。「17日，陶峙岳和包爾漢復電張治中，表示將在盡力保障國家領土、維護全省和平、避免軍隊無謂犧牲的前提下，「選擇時機，和平轉變」，並「已獲得全疆人士及全軍將士之擁護」。9月25日，陶峙岳宣布率部起義。26日，包爾漢率新疆省政府宣布脫離廣州國民黨政府。駐新國民黨軍高級將領馬呈祥、羅恕人、葉成，地方頭領麥斯武德、伊敏、艾沙等，先後離開迪化（烏魯木齊）出國。第1兵團第2、6軍隨後和平進軍新疆。10月13日進至哈密，20日到達迪化。起義部隊其後改編為第22兵團，陶峙岳任司令員，包爾漢繼續擔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四　中南戰場

  中南地區殘餘國民黨軍隊的主力是由白崇禧任主任的華中軍政長官公署下屬的8個兵團22個軍50個師35萬人。白將2個兵團分別部署在粵漢鐵路和武（漢）長（沙）公路正面，2個兵團部署在鄂西，1個兵團部署在湘東贛西，從左右兩面掩護粵漢路正面，1個兵團留在湘中整訓，另以2個兵團部署在贛南，主要是拱衛粵北防線。實際上，鄂西和贛南的4個兵團並不聽命於白崇禧，他可用的兵力只有部署在湖南的4個兵團。

  平津戰役之後，擔任進軍中南任務的第四野戰軍百萬大軍經過了數月休整，於4月間陸續離開平津地區南下，並於5月底到達鄂北指定位置。第四野戰軍部署以第12兵團在前，第14兵團跟進，沿粵漢路正面進軍長沙，與白崇禧部作戰；第13兵團在鄂西宜昌至沙市間渡江，得手後進軍湘西；第15兵團擔任江西作戰。5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將第二野戰軍第4兵團陳賡部劃歸第四野戰軍指揮，擔任江西和廣東的作戰任務，準備以大迂迴方式包抄白崇禧部隊的後路。在進占武漢之後，根據後勤供應情況，第四野戰軍並未立即發動攻勢，而是停留在江北繼續休整，籌集糧草，調整配備，進行南方山地河川作戰訓練，直到7月初才發動攻勢。

  7月上旬，第四野戰軍第13兵團發起宜（昌）沙（市）戰役，準備殲擊由宜昌北進搶糧的宋希濂兵團。7月5日，宋部2個軍自宜昌北進到達當陽。6日，第13兵團發起攻擊行動，宋部立即收縮向宜昌後退，並在13日自宜昌、沙市全線渡江南撤。第13兵團於15日占沙市，16日占宜昌，隨後繼續渡江南進。白崇禧本令宋希濂兵團在澧水南岸設防，掩護長沙左翼，鞏固湘西，屏障川東，但宋希濂根本不聽白的命令，而是退守鄂西恩施，使得第13兵團長驅直入，沿沙市至常德公路進占石門、華容，自西側威脅長沙。粵漢路方面，第12兵團於7月初在黃岡渡江後，經通山直插湘東瀏陽和平江。白崇禧因害怕湘東部隊被包圍，7月13日下令全線退卻，第12兵團於17日占平江，19日占瀏陽，自東側威脅長沙。21日，白崇禧決定將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移往衡陽，長沙綏署移往邵陽，將部隊向長沙兩翼轉移，重點鞏固湘西與湘南，屏障粵北與川東。江西方面，第四野戰軍第15兵團於7月初在九江至武穴段渡江後，在贛北沿贛江西岸南下奉新、高安，第4兵團則自豐城、樟樹西渡贛江，13日占新余、吉安。隨後，第15兵團進軍贛南，8月14日占贛州，月底基本占領了江西全境。雖然廣州國民黨政府國防部一再嚴令贛州指揮所主任方天「非有命令，不得再退」，但方天認為「本所督訓各部隊，戰力均未成長，似難驟負重任」，一氣退到了廣東。

  長沙衡陽地區是白崇禧部隊南退後防禦的重點。1948年6月，國民黨元老程潛出任長沙綏署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後又兼國民黨湖南省黨部主委和省保安司令，統領湖南的黨政軍權力。當年底，在白崇禧發動對蔣介石的和平攻勢期間，程潛亦參與其間。其後，他通過程星齡與中共建立聯繫，在湖南開展和平運動。1949年4月，湖南人民自救委員會成立，另一位國民黨北伐元老唐生智出任主任委員，以「自救」名義進行和平運動。5月中旬，白崇禧率領華中軍政長官公署自武漢退到長沙，堅持反共作戰，與主張和平的程潛等湖南地方當局的矛盾不斷加深。中共注意到程潛的和平意向，對他和湖南當局大力進行爭取工作。6月2日，毛澤東致電林彪，提出程潛等「有和我們合作反蔣反桂之可能性」，請他們「利用張軫推動程潛站在我們方面，惟發動不可太早，應使白崇禧安心作戰，待解決白部後再發動歸入我方」。同月，程潛向中共湖南地下工委遞交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備忘錄，表示願意以中共八項條件為基礎，反蔣反桂，謀取湖南局部和平。7月4日，毛澤東指示林彪等：「程潛態度是好的，應極力爭取程潛用和平方法解決湖南問題」。他指出：程潛「所提軍事小組、聯合機構及保留其軍隊和幹部加以編整教育等三項要求，原則上均可照准，並迅即成立軍事小組，商定具體辦法」，可以暫時保留程潛的各項職務，以其名義發號施令，以利接收湖南；予以起義待遇，使其能起「影響南方各省之作用」。同日，毛澤東致電程潛，告其「如遇桂系壓迫，先生可權宜處置一切。只要先生決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蔣反桂，先生權宜處置，敝方均能諒解。」

  7月21日，程潛前往邵陽籌划起義，將湖南政務交第1兵團司令兼長沙警備司令陳明仁代理。曾在東北四平與第四野戰軍部隊有過激戰的陳明仁，於1948年底到湖南任職，此時也已同意和程潛共同起義。7月29日，程潛返回長沙。國民黨得知程潛態度有變，於30日公布任命程潛為考試院院長，陳明仁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綏靖總司令，以削奪程潛的實權，同時拉攏陳明仁。7月31日，蔣介石致電陳明仁稱：「在此危急之際，必有反動政客乘機活動，重倡和平。以吾人革命正統之力量，而為若輩賣身投靠之資本，此必為吾弟所痛恨而不為其所愚，固為中所深信者。然中所望於吾弟者，對若輩叛黨賣國之徒，必須立下決心，徹底肅清，以除禍害。若果決心守城，則必將此輩逮捕，明正典刑，以固人心，而壯士氣。否則，立即撤退，不與為伍，以保我吾人一生光榮之史績，是為至要。如能大義滅親，不顧一切，先將若輩殲誅以後再行，全軍而退向芷江寶慶方向集中，以川黔為後方，實為上策。」但國民黨的做法沒有收到效果。8月3日，程潛和陳明仁與中共最後商定起義事宜，決定成立中國國民黨湖南人民臨時軍政委員會和中國國民黨湖南人民解放軍司令部，陳明仁繼續留任兵團司令（所部其後改編為第21兵團），省政府的辭職和軍隊的整編時間均適當推遲。8月4日，程潛和陳明仁率所部77000餘人宣布起義，給了已經殘破的國民黨軍又一重擊。

  程潛和陳明仁宣布起義後，白崇禧即調黃杰為第1兵團司令，拉出該兵團第14、71軍的4個師及其他部隊共4萬餘人，重組第1兵團，並派張淦兵團向北進擊策應。第四野戰軍部隊為支援陳明仁，南下湘潭、湘鄉作戰。8月15日至17日，第四野戰軍第49軍的2個師在湘鄉西南、邵陽東北的永豐青樹坪地區，與白崇禧部第7軍和第46軍的4個師發生激戰，第49軍因過於輕進，造成一定損失，後退至永豐。白崇禧欲行反擊作戰，但在川鄂邊境地區的宋希濂兵團不予配合，白的反擊計劃未成。隨後，白崇禧將部隊整編為5個兵團14個軍30個師，集中在湘中衡陽、寶慶（邵陽）一線整補，「以維護粵桂川黔之安全，並相機打擊匪軍之目的，即以主力於湘江兩岸地區，採取持久，力求創機殲敵，各以一部在湘西及鄂西方面，利用山嶽地障，拒匪進犯，並相機策應湘江方面之作戰」。

  第四野戰軍渡江南進之後，幾次戰鬥均未達成殲滅白崇禧部隊的目的，因為此時國民黨軍無論是實力、士氣還是裝備均已沒有本錢進行固點守城的陣地戰，而是稍有接觸即後撤，加以白崇禧作戰指揮較為靈活機動，白部多以輕裝行進，行動快捷，輕易不作決戰，因此第四野戰軍採取的近距離包圍戰術未能收到應有成效。根據渡江之後作戰的經驗，7月中旬，毛澤東連續致電林彪等，指示對白崇禧部「不要採取近距離包圍迂迴方法，而應采遠距離包圍迂迴方法，方能掌握主動，即完全不理白部的臨時部署，而遠遠地超過他，占領他的後方，迫其最後不得不和我作戰」。具體部署是以陳賡兵團3個軍及第四野戰軍2個軍進軍廣州，然後以陳賡兵團經粵西、桂南，擔任向西南的大迂迴任務，最後經營雲南；以第四野戰軍主力沿湘桂路進軍桂系最後的基地廣西，迫使白崇禧部不能不應戰；這樣「採取完全主動的部署，使白匪完全處於被動地位；不管他願意同我們打也好，不願意同我們打也好，近撤也好，遠撤也好。總之，他是處於被動，我們則完全處於主動，最後迫使他不得不和我們在廣西境內作戰。因為白匪本錢小，極機靈，非萬不得已決不會和我們作戰。"9月9日，毛澤東再次作出向南進軍的部署，除重申以陳賡兵團和第15兵團進軍廣東，並以陳賡兵團經桂南入雲南外，令第四野戰軍以2個軍向湘西進軍，切斷白崇禧向貴州和四川的退路，另以主力對付在衡陽、寶慶地區的白崇禧部，並在其退卻時跟進，最後逼其在廣西作戰。12日，毛澤東電告鄧小平、林彪等：「我對白崇禧及西南各敵均取大迂迴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後再回打之方針。」對西南國民黨軍採取大迂迴、大包圍，以不使其逃脫而全部殲其於國境內的作戰方針於此底定。

  8月間，正值南方酷暑，國共兩軍在湘中一線對峙，未有大的戰鬥。第四野戰軍部隊官兵多為北方人，習慣於在東北和華北一望無際的大平原和乾燥清爽的氣候下作戰，在南方潮濕悶熱的氣候環境下，因身體不適應而致傷病減員較多，同時部隊的重裝備在南方崎嶇山路和水田小道上運送不易，因山川所阻而影響行進速度，後勤保障亦有一些問題。第四野戰軍部隊利用酷暑季節進行休整，並針對南方作戰的特點進行了相應的整訓改進，加強後勤支持，減輕部隊裝備。白崇禧也在利用這個短暫的喘息時機，整訓部隊，並決定「利用粵漢、湘桂兩鐵道線之機動活用，適時集結主力于衡陽以南地區，予來犯之匪以致命打擊，挽回頹勢，振奮人心，轉移國際視聽，以利爾後之作戰」。

  入秋之後，第四野戰軍部隊休整完畢，整裝待發，擔任向西南進軍任務的第二野戰軍第3兵團亦臨時配屬第四野戰軍作戰。9月中旬，第四野戰軍西路2個軍自常德向湘西進軍，18日占沅陵，月底占辰溪，10月1日占懷化，2日占芷江，5日進至湘、黔交界處之靖縣，切斷了白部退往貴州的通路。與此同時，第四野戰軍中路4個軍隱蔽到達集結地婁底、湘鄉一線，準備出擊衡陽、寶慶，東路2個軍進抵安仁，準備出擊耒陽、郴州。10月2日，第四野戰軍發起衡（陽）寶（慶）戰役，中路和東路部隊對白部發動全面攻擊。白崇禧企圖重演青樹坪集中兵力逼退第四野戰軍部隊的一幕，在衡寶地區集中了4個軍13個師，發起反擊作戰。鑑於出現了殲滅白部主力的戰機，林彪命令中路部隊暫留原地不動，同時令西路部隊2個軍和第二野戰軍第3兵團2個軍向衡寶地區急進，準備與白部決戰。白崇禧得知第四野戰軍增援部隊正接近衡寶地區，意識到形勢對其不利，於6日下令各部以桂林為中心，分途向湘桂邊境的東安、零陵、道縣地區撤退。林彪即令各部迅速前進，機斷專行，切斷白部退路，爭取殲滅白部主力。當第四野戰軍中路部隊候命在衡寶公路以北待機時，第45軍135師因未得到命令而在5日越過衡寶公路，此時林彪令135師堵擊撤退之白崇禧部，以爭取大部隊趕到的時間。從7日到8日，135師奮力堵擊後撤的白崇禧部，爭取了一天時間，使中路4個軍趕到後，得以將白部主力第7軍和第48軍4個師包圍在祁陽以北。白崇禧為挽救其嫡系主力，增調在冷水灘和祁陽的2個師支援，但終不敵第四野戰軍部隊的包圍和強大攻勢。10月10日，第四野戰軍部隊發起總攻，國民黨軍突圍失敗，至11日，4個師近3萬人大半被殲。10月9日，第四野戰軍進占衡陽，11日進占邵陽，國民黨軍全線向廣西撤退，湖南戰事基本結束。經過衡寶戰役，白崇禧部遭到沉重打擊，此後再無餘力進行大規模作戰，第四野戰軍為向兩廣進軍掃除了最大的障礙。

  國民黨政府自南京遷移廣州後，廣州一度成為國民黨的政治中心。防守廣東的兵力主要是廣州綏署（8月底改稱華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余漢謀所屬的11個軍33個師及地方部隊15萬人，其中6個軍防守粵北韶關至廣州一線，2個軍駐守粵東潮汕地區，2個軍駐守海南島，1個軍駐守湛江。6月20日，在國民黨中常會和中政會聯席會議討論戰局時，吳鐵城責問為什麼湯恩伯部撤出上海、劉安祺部撤出青島後均不來廣東（兩部分別運舟山和海南，劉安祺部後到廣州），顧祝同告他，所有部隊調動和兵力部署都是由總裁親自決定的。吳鐵城無可再問。9月8日，蔣介石指示顧祝同：「集中現有駐粵兵力，保衛廣州革命根據地，為目前剿共軍事革命戰略之最高指導原則，如有餘力，則可擴大範圍，以期保衛華南，萬不可再蹈保衛長江全線，而放棄京滬重地，以至江防部隊幾遭全部被殲之覆轍。」可見他無意向廣東調派更多的部隊，他要求固守廣東一定時間的目的，是「竭力掩護廣州政府人員物資之撤離，爾後向西江地區轉移」；「以雷州半島為後方，並竭力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爭取半年以上之遲滯時間，以待有利之時機到來」。

  在湖南作戰進行之際，陳賡率領第4兵團3個軍和第四野戰軍第15兵團2個軍及第三野戰軍兩廣縱隊共22萬人也在準備進軍廣東。廣東毗鄰海口和香港，地理、語言、民情和文化均與內地有所差別，尤其是僑屬僑眷眾多，進軍廣東直接關係到海外影響。9月中旬，中共華南分局（書記葉劍英）在江西贛州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廣東作戰部署及接管問題。會議特別強調：「華南情況複雜，特別是英美法等帝國主義侵略深入內地，故我一切行動，特別是足以惹起帝國主義藉口干涉的事件切應避免。我們對帝國主義的方針是既不示弱，也不輕易挑釁。因此，在與帝國主義邊鄰地區[如惠（州）、東（莞）、寶（安）之與香港，如中山之與澳門，粵桂邊之與越南法帝，汕（頭）、湛（江）之外僑],各地都應派出能掌握政策幹部，站穩立場，不上帝國主義及國特挑撥之當，不作群眾衝動之尾巴。一切關於外僑處理問題，必須迅速請示分局及中央。」在進軍部署方面，陳賡決定以第4兵團3個軍為右路，自粵北南雄、始興南進，沿粵漢路攻擊廣州；第15兵團2個軍為左路，自贛南南康、信丰南進，自東面攻擊廣州；兩廣縱隊及廣東粵贛湘縱隊和粵中縱隊為南路，分別自粵北和平、龍川和廣州以南的高明地區出動，在廣州南面切斷國民黨軍退路。10月2日，各路部隊發起戰鬥進軍，右路於7日占曲江（韶關），9日占英德，左路於6日占翁源，9日占新豐。國民黨軍無力再守，節節後退，並部署自廣州撤退。

  正當陳賡部向廣州進軍之際，衡寶戰役也進入最後的階段。10月10日，林彪致電中共中央軍委，認為「目前似應以集中兵力殲滅白兵力為主。否則，今後兵力分散各省，而敵兵力反形成集中，則使戰局甚為拖延。」他建議調陳賡兵團自粵北向桂北進軍，與第四野戰軍協同圍擊白部，而由第15兵團及曾生部攻取廣州。11日，林彪等再電軍委，認為白崇禧的方針是集結精銳主力，采流竄不定方式，尋求我之弱點攻擊，其部隊有戰鬥力，且行動很快，「我如不殲滅此敵，則兵力不能分散發動群眾和維持交通。如分散則可能被其各個擊破；如集中，但兵力不足以殲滅敵主力時，則可能被其圍困，並切斷我之交通；如廣東敵人與該敵會合或靠近配合時，則我更難對付該敵。」因此他們仍建議暫不進攻廣東，集中優勢兵力與白部作戰，並提出「殲滅廣西之敵，已成為全戰局的中心環節」。葉劍英和陳賡的意見與林彪的判斷不同，他們在11日致電林彪和軍委，認為第4兵團距離桂林有千餘里，回師廣西不如直下廣州，然後再從水路出梧州取南寧，如果棄攻廣州則兩頭失當。此時，白崇禧部4個師被殲，緩解了林彪對與白部作戰的擔心，因此他又電告陳賡等，可以繼續向廣州前進。中共中央軍委本已同意林彪關於陳賡部不進廣州的建議，但在接到來自前方指揮員的不同意見後，出於慎重考慮，12日毛澤東致電林彪，認為白崇禧「採取游擊戰術，不打硬仗，與我相持，我軍雖欲速決而不可得」；似此如果陳賡部入桂，廣東問題沒有解決，廣西問題亦不能速決，請林彪重新考慮其意見。當日林彪復電毛澤東，告由於情況變化，陳賡兵團入桂亦無堵白後路把握，可以繼續進軍廣州。中共中央、第四野戰軍司令部和前線指揮員的意見趨於一致。隨後，第4兵團繼續南進，於13日占廣州北面的清遠、花縣和廣州東面的增城，切斷了廣九鐵路。當日，國民黨決定將政府遷往重慶，部分部會遷海南島，華南軍政長官公署遷湛江。10月14日晚，第15兵團部隊進占廣州。其後，陳賡令第4兵團不進廣州，連續作戰，對正向廣州西南陽江、陽春方向退卻的國民黨軍緊追不放，10月15日占佛山、三水，22日占陽春。國民黨軍在退卻途中行進秩序混亂，未組織有力的掩護。23日，第4兵團超越劉安祺指揮的國民黨軍第21兵團，封住其向雷州半島的退路，24日占陽江，劉安祺部被迫轉向海邊，企圖經海陵島乘船撤退。第4兵團旋即發起圍殲戰，至26日殲滅國民黨軍大部。其後又於11月初連占茂名、化州和廉江，封住了白崇禧部隊自廣西退往雷州半島的通路。

  白崇禧退守廣西之後，雖然有桂系多年經營的基礎，但大勢已去，他不能不考慮桂系最後的退路。11月5日，白召開軍事會議，提出向南轉移，由欽州轉進海南島，以保持桂系最後的力量；黃杰和李品仙則主張向西轉移，進入貴州、雲南，與西南國民黨軍會合作戰。由於多數人同意白的意見，白崇禧即決定視情形發展而向南轉進，作戰方案為：「以持久作戰之目的，即以一部固守湘桂邊境，拒匪進犯，另以有力兵團，增援黔中，阻匪深入；並在南路方面採取攻勢，與粵境友軍協同，先求擊破突入南路之匪，以保障我之右翼安全，掩護滇黔，並支援雷、瓊方面作戰。」為了全殲白崇禧部隊於廣西境內，不使其南撤海南島或西撤雲南，林彪提出以「圍剿和長追」，向廣西作大迂迴進軍，為此以第四野戰軍2個軍為北路，自湖南的通道、靖縣向桂西北的河池、百色進軍，切斷白部入滇通路；第4兵團3個軍為南路，自桂南玉林、博白向南寧、欽州方向進軍，切斷白部入滇或退雷州半島通路；第四野戰軍3個軍為中路，沿湘桂路與白部保持接觸，待南、北兩路完成大迂迴之後，再對白部施以最後的圍殲。11月中旬，貴州國民黨軍在第二野戰軍的打擊下告急，白崇禧派出第1和第17兵團沿黔桂公路增援貴州，以第10兵團防守湘桂邊境，令第3和第11兵團向桂東南玉林、北流地區集結，準備向雷州半島撤退。11月13日，第四野戰軍指揮部令第4兵團在南路阻擊白部撤退；北路部隊除以一部繼續向百色進軍外，另以一部改道向南面柳州進軍；中路部隊以一部向梧州進軍，主力2個軍向桂林進軍；同時自廣東增調1個軍參戰。白崇禧因感到湘桂路正面已受威脅，決定放棄援黔計劃，以第1、10、17兵團自北向南分途逐次轉進，掩護第3、11兵團撤向雷州半島。但各兵團接令後只圖自保，不顧友鄰，各自撤退，沒有有效的掩護陣形與後撤梯隊。第四野戰軍部隊22日占領桂林，25日占領金城江、柳州、梧州，26日占河池，從北、東、南三面壓向白崇禧部。為打開向雷州半島撤退的通路，白崇禧命令第3、11兵團向化縣、茂名一線攻擊，並令配屬指揮的余漢謀部第4兵團自博白南下攻擊廉江。第四野戰軍以第4兵團在廉江、化縣、茂名地區阻擊國民黨軍，其餘各路大軍則迅速南進。26日兩軍接戰，白崇禧發現己部大半已處在第四野戰軍包圍圈中，態勢不利，又下令各部轉向欽州、北海地區集結，準備自海路向海南島撤退。第四野戰軍各部即行大膽穿插攻擊追殲，28日在容縣殲滅第11兵團部，擊斃副司令胡若愚，30日占博白，俘第3兵團司令張淦。12月2日，桂系賴以起家的基本部隊第3兵團3個軍在博白被殲。

  桂系主力被殲，廣西國民黨軍全線崩潰。12月3日，華中軍政長官公署撤至欽州，隨後白崇禧飛至海南島，組織海軍準備接運各部自欽州向海南島撤退。第四野戰軍各部隊發起以欽州為中心的圍殲戰，12月3日占合浦，4日占北海、南寧，7日占欽州，白崇禧的海運撤退計劃又告失敗，國民黨「數十萬大軍，擁塞南寧周邊，戰既不能，退亦無路」，「偌大戰力不戰而潰，毀於一旦」。12月8日，白崇禧命令「各部隊應各自選擇適當地區，暫避決戰，輕裝分散，化整為零，機動出擊，待機反攻」。9日，陳誠電示第1兵團司令黃杰：「併力西進，進入越南，保有根據地，相機行事，無論留越、轉台，皆能自如。」黃杰遂與越南法國殖民當局達成協議，其部暫撤越南，法方負責安全，但必須交出武器。其後國民黨軍殘部共3萬餘人紛紛撤向越南。陳賡兵團跟進追擊，12月9日占東興，12日占鎮南關（今友誼關）。余漢謀部第4兵團則自雷州半島撤至海南島，第四野戰軍部隊於12月19日占湛江，兩廣戰事基本結束。此役第四野戰軍共殲滅白崇禧和余漢謀部17萬餘人，自身損失僅2000多人，此役勝利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以大迂迴、大包圍的戰略戰術，在廣大地域實行機動追殲作戰，逼使國民黨軍最後無路可走而被圍殲。國民黨戰史亦承認，中共部隊「於追擊行動中，能放膽追擊，排除一切困難，行動迅捷靈活，乘隙蹈暇，穿插分割，機動快速，有效迂迴，達成攔截之目的」。

  繼兩廣地區作戰勝利之後，1950年4月16日，第四野戰軍經過精心準備，以2個軍渡海，發起海南島戰役，於23日占領海口，國民黨海南防衛總司令薛岳指揮殘部海運撤離，5月1日第四野戰軍進占海南全島。

  五　西南戰場

  西南地區是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退守之地。西南地區多山，四川四周為群山環繞，自古以來即為易守難攻之地；成都平原號稱天府之國，農產豐富，不虞供應，有利於長期據守；抗戰時期國民黨以西南為大後方堅持八年，有依託西南防守的歷史。因此，國民黨選擇西南作為最後退守之地，具有充分的理由；其基本目的是「以持久作戰，確保西南為目的，以四川為核心，爭時待機，維持現有戰力，積極培養新生力量，以攻為守，堅持地區，並將有力兵團機動控制扼要地區，對分頭來犯之匪，適時集中局部優勢兵力，而各個殲滅之」。8月29日，蔣介石在重慶主持召開西南軍事會議，判斷中共部隊將主要自川北南進，遂據此制定西南作戰計劃，宗旨為「拒共軍於川境以外，以隴南、陝南為決戰戰場」。主要內容是：以四川為防禦重點，西起川甘邊境的岷山，經川陝邊境的秦嶺、大巴山，直到川鄂、川湘邊境的巫山、武陵山，構筑西南防線；以川陝甘邊區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揮第5兵團李文部、第18兵團李振部8個軍沿岷山、秦嶺布防，為川北第一道防線，第7兵團裴昌會部5個軍沿川陝邊境米倉山、大巴山布防，為第二道防線；第15兵團羅廣文部2個軍部署在川北劍閣；川鄂邊區綏靖公署孫震及第16兵團孫元良部4個軍部署在川東巫山、萬縣地區，扼進出川東之門戶；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及第14兵團鍾彬、第20兵團陳克非部6個軍部署在鄂西南恩施、咸豐一線，自側翼屏障川東，並與華中白崇禧部聯繫；第22兵團郭汝瑰部2個軍部署在川南宜賓、瀘州地區，作為機動部隊；此外，貴州綏署谷正倫及第19兵團何紹周部2個軍位於貴州，2個軍駐守重慶，1個軍駐守成都，1個軍駐守雅安，4個軍駐守雲南；總兵力為37個軍50餘萬人。9月間，國民黨參謀本部曾建議將華中和西南戰場由白崇禧統一指揮，調華中主力5個軍部署在貴州都勻至獨山一線，華中軍政長官公署設在貴陽，以加強西南南線的防守，但這個以削弱廣西防守實力為代價的方案未被白崇禧接受。國民黨對西南地區的防禦部署拘泥於抗戰時期的經驗，而沒有考慮到內外環境的根本不同。此時的國民黨，外無國際支援，內則部隊殘破，軍心渙散，民心已失，缺少必要的完備的支撐條件，根本無法據守西南的廣大地區；而且西南地形複雜，交通不便，總體環境較為閉塞，一旦被圍即無路可走；尤其是將國民黨軍中惟一還有一定作戰實力的胡宗南部部署在川北地區，遠離南方海口和出境通路，更為國民黨最大的失策。上述種種原因，使國民黨的西南防守作戰註定無法成功。

  擔任進軍西南任務的是第二野戰軍和第18兵團，其中第二野戰軍主力於渡江南進後停留在浙贛路沿線作為戰略預備隊，以應付美國可能的干涉，第18兵團在進軍西北後位於陝西秦嶺以北、西安至寶雞的隴海路沿線地區。對於進軍西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進行了精心的組織、規劃與指揮，主要著眼點仍在以大迂迴、大包圍戰略，將西南國民黨軍封閉於川黔境內而殲滅之。總體部署是：在占領廣州之後，以第四野戰軍及第二野戰軍陳賡兵團向廣西進軍，然後以陳賡兵團進軍雲南，切斷國民黨軍退往國外和海南島之路徑；利用國民黨軍川南防線最為薄弱的特點，以第二野戰軍主力自湘西進軍貴州再進川南，切斷國民黨軍退往雲南之路徑，因為雲南偏遠多山，後勤供應困難，不利於大軍決戰；位於陝西的第18兵團暫不進軍，以抑留胡宗南部隊，不使其迅速南退；俟第二野戰軍主力到達指定位置後，從南北兩面對四川國民黨軍形成合圍，並發動最後的圍殲。此項部署體現了毛澤東遠大的戰略眼光與高超的指揮藝術，為達成如此戰略意圖，關鍵在於北面抑留國民黨軍，南面隱蔽開進，以造成國民黨的錯覺與誤判。6月27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提出：「為使偽府放心遷往重慶而不遷台灣（現有一派主張遷台，但不占優勢），及使胡（宗南）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見，你們暫時似不宜去占漢中，讓漢中留在胡匪手中幾個月似較有利。」第18兵團出動時間須與第二野戰軍相配合，「不可太早，寧可稍為緩一點，以期聚殲胡匪，不使逃入雲南。」為此，北線第18兵團停留在陝西秦嶺一線，監視國民黨軍的行動，抑留胡宗南部隊。10月下旬，南線第二野戰軍主力正隱蔽開向湘西集結，但毛澤東布置劉伯承於23日在鄭州公開露面講話，造成第二野戰軍將自陝西入川的假象。中共還部署當時潛伏在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擔負作戰計劃之責的副參謀長劉宗寬，在8月29日重慶軍事會議上提出「情況判斷」，加深國民黨對中共部隊將自陝西入川的認識。直至10月下旬，國民黨仍判斷中共將由陝西進軍四川，胡宗南因此自信「由關隴地區撤守秦嶺山嶽地帶，是西北戰場在戰略上的重大決策」，「守住秦嶺、陝南，川北以至成都平原大可高枕無憂」。8月19日，劉伯承和鄧小平發出《向川黔進軍的基本命令》，提出第二野戰軍進軍西南的任務是：「攻略貴陽及川東南，以大迂迴之動作，先進擊宜賓、瀘縣、江津地帶之敵，並控制上述地帶以北地區，以使宋希濂、孫震及重慶等地之敵，完全孤立於川東地區，爾後即聚殲這些敵人，或運用政治方法解決之，以便協同川北我軍逐次解決全川問題。」命令要求第二野戰軍部隊在10月上旬到達湘西指定位置，並進行充分的作戰準備。10月下旬，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第二野戰軍主力第3兵團陳錫聯部與第5兵團楊勇部到達湘西、鄂西，準備發起西南戰役。

  11月1日，第二野戰軍第3、5兵團自湘西、鄂西向黔東、川東全線發起攻勢。鄂西方面，第四野戰軍一部先於10月28日發起對宋希濂部的攻勢，第二野戰軍第3兵團2個軍隨即加入攻勢，11月7日占恩施，隨後進入川東，16日占彭水，25日占南川，自東面進逼重慶；湘西方面，第二野戰軍第5兵團及第3兵團1個軍直出貴州，於11月15日進占貴陽，21日進占遵義，切斷了國民黨軍南退之路，隨後繼續北進重慶。在第二野戰軍部隊迅猛進軍的打擊之下，國民黨軍一觸即潰，毫無像樣的抵抗，宋希濂部自鄂西節節後退至涪陵一線，孫元良兵團自川鄂邊界後退至萬縣、豐都一線。至此，蔣介石才明白中共部隊入川的重點方向在南面，遂趕調羅廣文兵團至重慶長江南岸綦江布防，令胡宗南撤守川北防線，向成都地區集結，並令其調派精銳部隊第1軍緊急增援重慶。但蔣介石的部署已是緩不濟急，27日，第二野戰軍部隊進占綦江，兵臨重慶城下，羅廣文兵團望風而潰。當日，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決定遷至成都。11月30日，第二野戰軍部隊進占重慶，隨後繼續西進，切斷成渝公路，12月7日進至瀘州、自貢，準備與北路部隊在成都平原合圍殘餘國民黨軍。

  面對第二野戰軍部隊的凌厲攻勢，國民黨軍川東、川南防線全線失守，川北防線後路被抄，成了無用的擺設。為擺脫此等困境，自11月19日起，胡宗南以第7兵團於後尾掩護，第5、18兵團梯次向成都南撤，12月3日進入川北。位於陝南的第18兵團在賀龍率領下，對胡宗南部隊保持壓力，步步跟進，12月7日進占漢中，隨後亦進入川北。成都平原雖為米糧之倉的天府之國，但無險可守，從川北、川東、川南敗退的國民黨軍殘部麇集於此，中心無主，混亂不堪。12月8日，國民黨宣布將政府遷往台北，同時改組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由參謀總長顧祝同兼領其職，令胡宗南為副長官代行顧的職務，統領西南軍政。蔣介石還企望他的愛將胡宗南能指揮所部，聯合康滇地方實力派劉文輝、盧漢等，繼續在西南堅持。但就在此時，康滇地方當局先後宣布起義，使蔣介石的企圖又破滅了。

  1949年初，雲南地方當局負責人盧漢與中共建立了聯繫，在時局急轉直下之際，有意醞釀局部和平解決。在盧漢的庇護之下，雲南的和平運動一時間頗具聲勢，引起國民黨中央的關注與強烈不滿。7月21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盧漢如能於我軍入滇時舉行起義，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蔣桂立場，則雲南問題可以和平方式解決，盧漢所部可以編為人民解放軍。"8月15日，前雲南地方統治者龍雲在香港簽名參加黃紹竑等44人公開發表的《我們對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表示反蔣擁共，對盧漢的立場有進一步的影響。但云南畢竟處於國民黨統治區後方，國民黨對盧漢政治態度的變化保持了警惕與壓力，使盧漢一時不敢輕舉妄動。9月6日，盧漢在蔣介石多次電召之下赴重慶，蔣以任命其為雲南綏靖公署主任，許其擴編2個軍的部隊，並撥給現銀100萬元為條件，壓迫他鎮壓雲南的和平運動。9日，盧漢在昆明實行「九九整肅」，解散省參議會、雲南大學與昆明師範學院，逮捕進步人士，查封報館，改組省政府。但與此同時，盧漢也與中共一直保持著聯繫，其部屬特務團團長朱家壁就是中共滇桂黔邊區縱隊的副司令。隨著國民黨軍在各戰場的節節敗退，盧漢的政治態度也趨於明朗，開始加緊籌划起義之事。12月初，盧漢派代表到香港面見中共人員，提出雲南部隊接受改編，軍政人員量才錄用的起義要求，得到中共的承諾，起義進入最後的準備階段。12月7日，張群自成都飛抵昆明，對盧漢予以安撫，並告其準備將重要機關遷至昆明，因為「只要保住雲南，尚有挽回大局的希望」。但盧漢告：「保衛雲南所必須之各項請求，皆未獲解決，雲南即無法保衛，且有作向西撤退打算，政府遷昆實為徒勞。"12月9日，盧漢宣布起義，並出任雲南臨時軍政委員會主席，同時扣留了正在昆明的張群、第8軍軍長李彌、第26軍軍長余程萬等國民黨高級軍政官員。後出於私人關係，11日盧漢又將張群放走。為了懲治盧漢，重占雲南，國民黨任命李彌為雲南省主席，余程萬為雲南綏靖公署主任，在他們被扣期間，以湯堯為陸軍副總司令，監督雲南軍政事宜，任命曹天戈為第8軍軍長，彭佐熙為第26軍軍長，令他們率部隊進攻昆明，討伐盧漢，營救李彌等人。第8軍和第26軍共有4萬餘人，實力超過盧漢的部隊，並有空軍支持。16日，兩軍分別自滇東和滇南向昆明發動攻擊，使盧漢感到較大的壓力。為防守昆明，盧漢令在昆部隊固守待援，令外地部隊速援昆明，並請中共從速派兵入滇支持。為了緩和國民黨軍的進攻，盧漢復經請示於17日放出李彌，20日放出余程萬。此時，第二野戰軍第5兵團派出的1個師正自貴州安順經黔滇公路向雲南急進中，國民黨軍有感於受到威脅，於21日停止對昆明的攻擊，第8軍撤向建水、石屏、曲溪，第26軍撤向蒙自、開遠、個舊。

  國民黨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出身川系，是四川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長期存有隔閡。民革成立後，劉文輝秘密加入，並且是民革川康分會的負責人。1949年9月間，劉文輝與中共建立了直接聯繫，提出在解放軍逼近成都時發動起義，並與鄧錫侯和潘文華取得了一致意見。12月初，第二野戰軍與第18兵團正在南北兩面逼近成都，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先後離開成都，11日在彭縣宣布起義（起義通告上倒填日期，以9日為起義日期）。劉文輝等的起義，使國民黨軍無法退守或借道西康撤退。胡宗南曾命羅廣文和陳克非兵團進攻彭縣，再占雅安和康定，以打開西康至昆明通路，但在國民黨軍大勢已去的情況下，羅、陳均在自找出路，沒有聽命。

  第二野戰軍自重慶西進後，以切斷國民黨軍退往西昌通路、殲其於成都平原為戰役目標，南路令2個軍進軍樂山，2個軍進軍邛崍、新津，北路令第18兵團自川北分路南下。其後，南路於13日占宜賓，15日占簡陽，16日占樂山，18日占彭山，19日占邛崍並在峨眉俘宋希濂，20日占大邑；北路於14日占廣元，18日占劍閣，21日占綿陽、巴中，22日占江油，自南北兩面完成了對成都平原的包圍。21日，蔣介石令胡宗南率部自成都地區向康、滇突圍。22日，胡宗南在新津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第5兵團向西昌，第18兵團向雲南昭通，第7兵團向貴州威寧，第15、20兵團向貴州畢節分路突圍。次日，胡宗南飛往海南島。國民黨軍戰機早失，主將又臨陣脫逃，部隊失去統一指揮，處在一片混亂之中，各部均在自尋出路。11日，第22兵團司令兼第72軍軍長郭汝瑰在宜賓起義；21日，川鄂邊區綏署副主任董宋珩及第16兵團副司令曾甦元在什邡起義；24日，第15兵團司令羅廣文和第20兵團司令陳克非分別在郫縣和安德起義；25日，第7兵團司令裴昌會在德陽起義；26日，第20軍軍長楊漢烈和第127軍軍長趙子立分別在金堂、巴中起義。只有第5兵團司令李文決定執行胡宗南的指示，命令以第5兵團居中，第18兵團居右，第1、3軍居左，自24日起向邛崍攻擊前進，企圖經此轉進雅安。但18兵團接令後按兵不動，其餘部隊無力突破第二野戰軍部隊的阻擊，27日全部被殲，李文被俘。當日，第18兵團司令李振在成都起義，第二野戰軍第18兵團進占成都，國民黨軍30餘萬人在成都平原基本被殲。國民黨戰史評論說：「由於國軍判斷匪軍主力系由秦嶺南下，故特加強川北兵力配置，以至川南空虛，匪第五兵團遂得以由貴州長驅直入，而國軍已無足夠兵力防堵，以至於被圍於成都附近地區，數十萬大軍終在突圍中迅遭覆滅。因敵情判斷錯誤，導致作戰指導失策，終使全軍覆沒之慘痛教訓，莫此為甚。」

  蔣介石於12月10日飛離成都到台北。他對國民黨軍在西南戰役中毫無作為、一觸即潰的事實，對不少平時恃驕固寵、頤指氣使的所謂天子門生的表現深為失望。12月12日，蔣介石在台北演講中說：「高級將領精神的崩潰，道德的墮落，實在使得我灰心失望。」他嚴厲指責：「軍隊裡面不僅精神喪失，而且紀律蕩然。無論上海、廈門、廣州，每一次撤退，高級將領總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於不顧。」「守土有責的高級將領，擁有比敵人優勢的兵力，在還沒有和敵人接觸的時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個腹案，就是怎麼樣脫離戰場，從那一條路逃到那一個偏僻安全的地點，苟全生命。……這一次川黔兩地作戰的大多數將領，差不多都是這種心理。」他以宋希濂為例，認為以其6個軍至少10萬人的兵力，「雖不說完全殲滅來犯的敵人，至少也可以禦敵於四川以外，何至令敵人又長驅直入，抵達重慶的外圍呢？」因此，「這一次西南軍事的失敗，宋希濂應該負最大的責任。」蔣介石在離開成都前，將西南軍事指揮權交給他最信賴的學生之一胡宗南，對胡寄予很大的期待。到台灣後，他誇獎胡：「自抗戰以來，負西北重任，督率所部，埋頭苦幹，尤其在最近四年剿匪戰役中，經過若干次艱苦的戰鬥，獲得輝煌的戰果。但是他無論對友軍、對社會、對國際人士，從不作自我宣傳，以炫耀其功績。所以到今天不僅國際人士不知道他有如此雄厚的力量，就是國內人民也不能完全了解他十餘年來對於黨國貢獻的偉大。……胡主任現在負西南整個軍政的責任，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率領我們革命軍最後一部分菁華的部隊，在這一個地區上建立起堅強不拔的基礎，作為我們大陸反攻的根據地。」結果，胡宗南的表現卻令蔣更為失望。22日，蔣親函胡宗南，並要其等收到信後再作部署。但23日蔣得知成都已無人接聽電話，胡宗南於當日飛往海南島，他根本就不敢親臨戰陣，就在蔣誇獎他的10天之後，即將數十萬部隊丟棄不顧，自己臨陣脫逃，與蔣嚴詞斥責的那些將領的表現如出一轍。12月27日，俞濟時奉蔣介石之命致電胡宗南，嚴詞責問胡：「何不能暫待此信」，「將何以對卅萬急待指揮之官兵與拯救千鈞一髮之黨國」，「總裁認此為此次西南軍事徹底失敗之根本責任所在也，未知兄將何以慰之」。在蔣介石的嚴厲督責之下，28日，胡宗南又飛返國民黨軍殘部集中所在地西昌，部署西昌守備作戰。此時西昌還有國民黨軍殘部35000餘人，由西昌警備司令賀國光負責指揮，但勢處孤立，無法久守，胡宗南到此也不過是敷衍蔣介石一番而已。

  1950年1月14日，顧祝同飛到國民黨軍殘部另一集中地滇南蒙自，部署將第26軍撤回台灣，第8軍擴編為第8兵團，以湯堯任司令，留在雲南進行游擊作戰。但15日顧祝同剛剛飛離蒙自，16日蒙自即被第二野戰軍第4兵團所占，切斷了殘餘國民黨軍的空中退路。其後，第8軍退往石屏，第26軍退往個舊。17日，第4兵團占個舊，第26軍軍長彭佐熙率少數殘部退往越南、緬甸。24日，第8軍被殲，湯堯及第8軍軍長曹天戈被俘。3月12日，西南軍區調3個軍各一部共13個團，自南北兩面發起西昌戰役，23日占富林、會理，24日占瀘定、康定，27日占西昌。胡宗南再度臨陣脫逃，與賀國光等於27日飛往海南島。4月13日，西昌地區的國民黨軍殘部被全殲。

  1950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由第18軍擔任進軍西藏的任務。10月6日，第18軍發起昌都戰役，19日進占昌都，殲滅藏軍主力6個代本（團）全部和3個代本一部，另有1個代本起義，基本消滅了藏軍主力。11月10日，新華社公布了同西藏地方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10項條件（經中共中央於6月2日批准）。1951年2月中旬，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團到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團進行談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共17條）簽訂，主要內容為：西藏回到祖國大家庭，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予變更，各項改革事宜不加強迫，實行宗教自由；達賴與班禪的固有地位與職權不變；中央政府統一處理西藏一切涉外事宜。9月9日，第18軍先遣支隊進駐拉薩。至此，除台灣及部分沿海島嶼仍在國民黨的控制之下，香港和澳門仍分別為英國和葡萄牙所占外，中國領土實現了完全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