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北平和談

  李宗仁上台後最為關注與中共的和談，因為這是關係到國民黨能否繼續統治的關鍵問題。1月22日，行政院會議決定派邵力子、張治中、黃紹竑、彭昭賢、鍾天心為談判代表，邵力子為首席代表，與中共在雙方同意的地點進行和平談判。27日，李宗仁致電毛澤東，聲稱「決心以最高之誠意，盡最大之努力，務期促成和平之實現」，並表示「政府方面，已從言論與行動上，表明和平之誠意，所有以往全國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釋放政治犯，開放言論，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實施。……務望先生號召貴黨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談，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點，開始談判。」為了控制談判的進程，李宗仁的下屬曾經計劃以上海作為談判地點，並準備宣布上海為和平都市，將軍事機關及部隊撤離市區，以和平人士主持市政，以創造談判氣氛。由於蔣介石並不認可李的計劃，此一方案再無下文，更重要的是，此時的談判進程絕不可能再由國民黨或是李宗仁說了算，以軍事勝利為支持的中共才是談判真正的主角。

  早在李宗仁當選副總統之後不久，中共已經預見到由李代蔣的可能性。1948年8月，中共已經提出這樣的可能性：「到蔣介石真正無法統治下去時，則準備以李宗仁、何應欽等代替蔣介石，此時則希望與我黨停戰議和，以便取得喘息時間，重整兵力，然後捲土重來，消滅革命力量。」同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預見到由李宗仁出面組織政府、進行和談的可能性，並提出：「如果群眾覺悟，要打下去，認識到和談就是讓敵人休息後再打，是費力的，那我們就打。如果群眾沒有這種覺悟，要和，那就進行和談，一面談，一面打，並在談判中教育群眾，向群眾解釋和談究竟是怎麼回事，事實上還是要繼續打下去，不上敵人的當。總之，那時看人民的覺悟，黨內黨外群眾的覺悟，但始終不要把和談的門關死。」對於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而言，在軍事已經接近全面勝利的情況下，不可能再將國民黨作為平等對手而談和，徹底推翻國民黨統治才是中共的根本目標，但在這個前提之下，也不排除為爭取社會輿論和民眾的支持，以和平方式而達成這樣的目標。平津戰役期間，中共對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態度與做法，已經充分說明了中共的立場。

  1948年底至1949年初，由於國民黨軍在三大戰役中接連失利，其黨內開始出現談和的聲音，社會輿論也有和平的呼籲。此時，國民黨雖然在軍事上遭受重大失敗，但仍據有長江以南和西安以西的廣大地區，並在加緊整補部隊，以圖保住江南與西部半壁江山。在中國歷史的進程中，出現過多次大體以長江劃界而治的南北朝的格局。對此，中共在軍事勝利之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不允許國民黨通過和談獲得喘息之機，使南北朝的局面重演。為此，中共作出了一系列部署，以打消國民黨對於和平的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1948年11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布《關於懲處戰爭罪犯的命令》，將犯有屠殺人民、搶掠財物、毀壞市政設備、銀行金庫、文化古蹟、公共資材等12項罪行者列為應依法懲辦的戰犯。12月25日，中共通過新華社公布了包括蔣介石、李宗仁、陳誠、白崇禧、何應欽、陳果夫、陳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孫科等47人的戰犯名單，提出追究戰犯的戰爭責任，以分清戰爭雙方的是與非。12月30日，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提出國民黨正在以「和平」陰謀企圖使革命「半途而廢」，這是「違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志，使國民黨贏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後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聲明將「使革命進行到底」。1949年元旦，蔣介石在文告中提出了談和的條件，1月14日，毛澤東即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名義，通過新華社發表《關於時局的聲明》，針鋒相對地批駁蔣介石的文告。聲明認為，國民黨提議談和是「為著保持國民黨政府的殘餘力量，取得喘息時間，然後捲土重來撲滅革命力量」；譴責蔣介石提出的條件「是繼續戰爭的條件，不是和平的條件」；提出中共的和談條件是：（1）懲辦戰爭罪犯；（2）廢除偽憲法；（3）廢除偽法統；（4）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5）沒收官僚資本；（6）改革土地制度；（7）廢除賣國條約；（8）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中共以這八項條件作為與國民黨和談的基礎，並以是否接受這八項條件作為區分主戰還是主和、真心主和還是虛假主和的分界線。在李宗仁出任代總統並表示願意談和之後，中共在1月25日發表聲明，認為「南京反動政府應負發動反革命內戰的全部責任。全國人民對於這個政府早已完全喪失信任，這個政府早已沒有代表中國人民的資格。」聲明同時表示：「我們允許南京反動政府派出代表和我們進行談判，不是承認這個政府還有代表中國人民的資格，而是因為這個政府手裡還有一部分反動的殘餘軍事力量。……用談判的方法去解決問題，使人民少受痛苦，當然是比較好的和有利於人民解放事業的。」這就根本否認了國民黨還有主導和談、提出條件的資格。聲明特別以南京政府提出的和談代表名單中的彭昭賢為例，認為他「是主戰最力的國民黨CC派主要幹部之一，人們認為是一個戰爭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這樣的代表。」這也就是明白地告訴李宗仁，和談的條件、時間、地點、代表等問題，必須由中共決定。

  中共一方面以公開宣傳否認國民黨的執政地位，打消國民黨企圖以和談維持劃界而治的幻想，另一方面也在實際準備和談，希望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之下，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國民黨的殘餘統治勢力。這種和談準備首先是通過民間渠道進行的。2月5日，在李宗仁的支持下，上海知名人士顏惠慶、章士釗等組成上海人民代表團，準備北上與中共進行和平接觸。中共表示可以私人資格接待他們，但對於和平談判代表團「暫時均不準備接待」。2月14日，顏惠慶一行飛抵北平，南京政府派邵力子同行，李宗仁還托隨團到北平的立法委員黃啟漢帶信給毛澤東，表示希望實現全面和平，並以中共八項條件為基礎進行談判。22日，顏惠慶等飛抵石家莊轉西柏坡，會見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24日，顏惠慶等與中共達成秘密協定，主要內容為：以中共八項條件為基礎，在石家莊或北平進行談判，達成協議後立即執行，迅速召集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南京政府參加新政協和聯合政府的人選由雙方商定，充分保障南方工商業，有步驟地解決土地問題。顏惠慶等一行在完成其使命後於27日回南京向李宗仁復命。此項秘密協定使其後的北平和談成為可能，但雙方在協定成立時有默契，此項協定只交給李宗仁，不使他人與聞。這也表明中共對蔣介石的反共立場有深刻的認識，對蔣介石及仍在其控制下的國民黨主體能否接受中共的和談條件並不抱太大的希望，而「是要拉攏李宗仁、白崇禧、張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資產階級（顏惠慶、杜月笙等為代表），打擊國民黨死硬派，便利我們向南進軍」，「其交換條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國民黨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編他們的軍隊；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員允許其加入政治協商會議和聯合政府；對上海和南方資產階級的某些利益允許給以保護。」為此，中共在準備與南京當局進行和談的同時，也在與桂系就局部和平問題進行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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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蔣介石決定引退之前，桂係為逼其退位而施加壓力，一度對聯絡中共較為迫切。黃紹竑在給李宗仁的信中認為：「蔣決不輕易下野，必須更進一步表示，發表宣言，公布蔣氏罪行，如再不悔悟，即以武力解決。唯此項宣言一發，即須有軍事行動之準備，而事前尤宜與中共方面取得諒解與合作方為有利。」白崇禧因此提出：「時機緊迫，早日得到中共答覆，宣言隨即發表，軍事立刻行動。若遲延時日，蔣得從容布置，殊為不利。」但如何才能與中共建立聯繫頗費了桂系一番心思。因為民革領導人李濟深與桂系有老關係，白崇禧認為：李「一向反蔣，他團結有一些民主力量，與共產黨也有交情，不如請他到武漢來主持政治，我們專管軍事，這樣就不怕了。"1月中旬，白崇禧專門包租飛機送黃紹竑到廣州再轉香港，找李濟深與中共拉關係。因為李已應中共之邀北上，黃遂通過民革駐港人員找到中共地下黨負責人潘漢年，說明桂系反蔣的決心和行動，希望與中共達成諒解。中共隨後要白崇禧派劉仲華前往華中前線聯繫。與此同時，李宗仁派劉仲華在上海與中共地下黨建立了聯繫，表示要白崇禧將武漢讓給中共，然後聯合程潛一同動作，配合中共軍隊進攻南京。李宗仁上台後，桂系不再提軍事反蔣之事，但李宗仁仍派桂系立法委員黃啟漢和劉仲華作為其私人代表前往北平，向中共表示「求和誠意」。李、白委託他們帶信給李濟深，表示「願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實現」，願意以中共八項條件為談判基礎，由局部和平而推動全面和平；白崇禧還在信中表示希望李濟深「鼎力協助，共奠和平」，並「早日蒞臨武漢或南京，指導一切」。1月23日，黃啟漢和劉仲華到達北平，周恩來通過彭真和葉劍英告訴他們，關鍵是「桂系應準備實行和蔣系決裂，和我方配合解決蔣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蔣系有所區別」；警告其「中間道路是萬萬走不通的」，否則「中共便無此餘暇與之敷衍」。李濟深告訴黃啟漢，只要李宗仁推動實現和平，可以出任未來聯合政府的副主席。2月10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彭真等，「你們可向和桂系有關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後行動是站在有利於人民解放事業及能達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們是不會拒絕他們的。」隨後，中共與白崇禧的代表劉仲華商定，南下的中共第四野戰軍部隊停止在湖北黃岡、黃陂、花園、孝感一線以北地區，等待用和平方法接收武漢。4月4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第四野戰軍前線指揮員，指示「對桂系即應根據聯桂反蔣方針開始著手採取具體步驟，由敵對關係改變為交朋友關係」。通過這一系列舉措，中共與桂系之間建立了聯絡通路，並在一段時間裡維持了大體平和的關係。

  就桂系提出與中共談和的主旨而言，與蔣介石並無本質的區別，他們都企圖繼續維持國民黨統治的半壁江山，整訓部隊，尋求美援，以待來日。李宗仁認為，「如能確保東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礎上來組織民主聯合政府的」，「只要東南半壁得以保全，我們就有辦法了」。白崇禧提出：「最好共產黨軍隊不要渡江，以長江為界，他們在江北，我們在江南，劃區而治，事情就好辦了。」在他們的心目中，與中共談和並非是「投降」，而是要獲得「體面的和平」。2月20日，李宗仁在廣州與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座談，表示反對北平式之和平，亦不贊同共黨所控制之聯合政府，最希望者為劃江分治，宜在兩分治政府之下，建立一象徵統一之聯合組織；如果不成，則使和談複雜拖延，俾有時間整理軍隊，改進政治。他們與蔣介石的不同之處僅僅在於，他們希望蔣能夠真正放權，由桂系真正主導國民黨政權，為此他們需要以主和爭取輿論和人心，也需要在某些時候以某種方式以中共為砝碼壓迫蔣介石。在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後，桂系得到了他們想要的名分，反蔣之心便不似先前那般迫切，與中共接觸的態度也有了變化。張治中曾經勸過李、白：廣西為一地方勢力，既要反蔣，就不能反共，否則兩面作戰，勢非己力所能勝任。今日盱衡全局，似以力求和談成功為宜。但桂系與蔣介石的矛盾不過是其黨內之爭，而國民黨與中共的鬥爭則事關其存亡，因此在反蔣與反共兩者之間，桂系最後仍然選擇了反共。在桂系領導層中，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態度基本一致，但因為白崇禧掌握著軍權，自恃還有幾十萬軍隊，可以和中共周旋一番，因此說話的分量有時較李宗仁更重，態度也更為決絕。在國共北平和談期間，白崇禧堅持中共軍隊不能過江，否則就不好談了。4月2日，毛澤東告訴劉仲華：中共軍隊必須過江，桂系軍隊只要不出擊，中共也不動，可以請白崇禧繼續帶兵，人盡其才，幾十萬也可以。4月5日，劉回南京復命，白堅持認為：「目前要緊的是，共產黨如果有和平的誠意，就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不要過江。能讓步的我們儘量讓步，不能讓步的絕對不能讓步。過江問題為一切問題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戰鬥過江』,和談的決裂，那就不可避免。」桂系的態度是北平和談最後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雖然國民黨及桂系都不願意真正接受中共的和談條件，但是和談的準備仍在進行之中。2月21日，國民黨中常會和中政會舉行聯席會議，李宗仁報告和談準備情況，決定和談基本原則是：（1）應以平等地位進行和談，中共不能以戰勝者自居；（2）依照國際原則，內戰不存在戰犯問題；（3）關於政治體制著重隔江分治。3月3日，李宗仁派張治中和吳忠信到溪口見蔣介石談和談諸問題。張、吳表示，懲辦戰犯不能接受，其他條件可以考慮，但改編軍隊應各自進行，聯合政府應保持同等發言權，關鍵是「確保長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國民黨領導」。蔣則指示：「備戰求和，仍然以整飭軍事為重，不應分心。」張提出請蔣考慮出國暫避，但蔣表示：「他們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蔣介石對和談和個人權力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10日，蔣致函李宗仁，強調「無論為戰為和，必使內部趨向一致，共同對付敵人」，實為警告桂系不要退讓，不要逼其太甚。在蔣的牽制下，李宗仁更不可能有所作為。

  3月24日，南京政府正式派定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為和談代表（其後又加派劉斐），張治中為首席代表。代表團啟程前，國民黨內部經過討論擬出了具體談判方案。其中甲案為「最高希望」，主要內容為：（1）戰爭責任問題應毋庸議；（2）現有國號、國體、國旗、國徽、國曆以及人民基本自由與經濟生活等應予保持；（3）中華民國法統原則上應予維持，但可作必要之調整；（4）整編軍隊應分兩期辦理，第一期各就現有地區復員，雙方保留相等兵額，第二期再予統一整編；（5）人民私有財產應予保障；（6）雙方共同商定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辦法，由新政協產生臨時聯合政府，俟憲法修改完成後，再依憲法產生新政府。乙案作為「最低要求」，再作讓步，考慮廢除憲法、法統，沒收官僚資本，其他方面與甲案同。作為方案的附件，國防部提出雙方應先行成立停戰協定，停止一切戰鬥行動，各守原防。國民黨中央還指示代表團，上述方案「僅為我方可能讓步之原則性的限度，商談時仍應逐條力爭，不得已時方漸次讓步，如共方要求超過以上各限度，應由代表團隨時電報中央請示核奪」。由此觀之，國民黨仍然以蔣介石元旦聲明所提條件為基本原則，可以讓步的底線還是隔江與中共劃界而治，保持其地位與實力，以圖再起，與中共徹底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由其主導的新政權的目標可謂南轅北轍，北平和談之不能成功勢屬必然。

  4月1日，張治中一行到達北平，與中共代表周恩來、林伯渠、林彪、葉劍英、李維漢、聶榮臻談判。雙方首先進行非正式商談，交換意見，為正式談判作準備。經過數日相商，南京代表感覺國民黨提出的談判方案與中共的主張相差甚遠，尤其是在處理戰犯和渡江問題上，中共毫無通融餘地。中共的方針其實很明確，即「不拒絕談判，要求對方完全承認八條，不許討價還價」。周恩來告訴南京代表團：「戰，他們就要完蛋，和，他們還可以有出路，當然不是什麼南北朝，而是改造。「5日，張治中致電李宗仁與何應欽，表示「因數日來所談對於戰爭責任與渡江兩問題，我方均甚堅持，幾成僵局」，認為此等於「逼降而非議和，非我方所能接受」。不過他也認識到：中共「具有充分力量以徹底消滅我方。凡欲重振旗鼓為作最後之掙扎者，皆為缺乏自知不合現實之一種幻想！」因此，他還是傾向於儘可能爭取較好條件以達成協議。在中共堅持渡江南進、不接受國民黨隔江分治主張的情況下，所謂較好條件，主要是爭取戰犯處理不提名，以及協議文字表述較為緩和，使南京當局面子上過得去而已。南京談判代表雖然基本上是主和派，但他們也深知國民黨內對於和談的阻力，尤其是如果將蔣介石作為頭號戰犯列入協議條文，則國民黨完全無法接受。因此，他們在協議條文關於戰犯處理的內容和表述方面作了最大的努力。中共方面考慮到南京代表團的顧慮，為了爭取南京當局，尤其是桂系能夠接受協議，在堅持八項條件的前提下，也在戰犯處理問題上作了一些形式上的讓步。8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北平西郊香山與張治中作長時間談話，表示在協議中可不提戰犯名單；軍隊改編，第一期照原有番號、長官、兵額不變，集中整理，第二期再行改編；聯合政府，由於準備工作頗為繁重，成立尚需時日，在未成立前南京政府照常行使職權；協議達成後由李宗仁、何應欽等來北平簽字。當日，毛澤東致電李宗仁，表示戰犯問題「總以是否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是否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為標準，在此標準下，我們準備採取寬大的政策」。

  張治中認為中共在戰犯處理問題上作了讓步，內心裡鬆了口氣，但是他的想法與國民黨中央的意見並不一致。4月6日，蔣介石命蔣經國向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轉達其指示：和談必須先訂停戰協定，共軍何日渡江，則和談何日停止。同日，何應欽飛抵廣州，召集國民黨中常會，決定五項和談原則，仍然強調國共軍隊先行停戰各守原防，各就防區自行整編；同時決定設置由李宗仁、何應欽主持的和談問題特種委員會，由五院院長及有關方面負責人參加，負責指導處理和談問題。12日，何應欽致電張治中轉達特委會的意見，要他嚴拒共軍渡江要求。次日，周恩來告張治中，中共軍隊必須渡江，首先須占領江蘇之江陰、揚中及安徽之至德、東流，以利將來和平條款之實施。至此，張治中認為國共雙方的立場「相差十萬八千里」，對和談能否成功表示悲觀。

  4月13日晨，中共向南京代表團提出和平協議草案，這是在中共八項條件的基礎上，又根據毛澤東、周恩來與張治中等談話的精神擬定的。當晚雙方進行首次正式會談，周恩來在發言中強調國民黨政府「違背了人民的意旨」，「發動全國規模的反動戰爭」，因此「戰爭的全部責任，應該由南京國民政府擔負」；他表示「南京代表團的意見和我們是有距離的」，但是我們仍然對代表團接受這個協議「抱著極大的希望」。張治中雖然已經知道中共的態度，不過還是希望中共對軍隊改編和渡江問題重加考慮。其實經過多日的非正式討論，南京代表團成員已經了解到中共的立場不可能再有根本變化，他們的討價還價也無非表示盡心盡力，對南京政府可以交差而已。第一次會談結束後，南京代表團一方面提出對草案的修正案，將條文改得「客氣一些」，「詞句力求和緩」，避免「刺激性太重者」，以使南京政府更能接受；另一方面，對於南京最關心的中共軍隊渡江問題，表示「惟有再行竭力與之切商折衝，期共方能大為讓步，獲致竣議。如至最後階段不能竣議時，只好請示核奪。」

  4月15日晚，北平和談舉行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正式會議。中共提出《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首先確認南京國民政府應對於此次國內戰爭及其各項錯誤政策擔負全部責任。其主要內容是：（1）對於發動此次戰爭的戰犯，原則上必須予以懲辦，但不問何人，如能認清是非，幡然悔悟，確有事實表現，准予取消戰犯罪名，給以寬大待遇；（2）廢除《中華民國憲法》;（3）廢除南京政府的一切法統；（4）南京政府所屬一切武裝力量依照民主原則改編為解放軍，成立全國整編委員會，由中共方面擔任主任，第一階段分區分期開赴指定地點，集中整理，第二階段分區改編為解放軍正規部隊；（5）官僚資本企業及其財產沒收為國家所有，如有私人股份，應加清理並承認；（6）封建的土地所有權制度有步驟地實行改革，先行減租減息，後行分配土地；（7）南京政府所訂的一切外交條約及協定由民主聯合政府審查，凡對於人民及國家不利尤其是有出賣國家權利性質者，應分別情形予以廢除、修改或重訂；（8）在民主聯合政府成立前，南京政府暫行使職權，但必須與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協商處理，並協助解放軍辦理各地的接收移交事宜。待民主聯合政府成立後，即行移交結束。中共願意向新政協籌委會提議由南京政府派遣愛國分子若干人為代表出席新政協，並參加民主聯合政府。中共表示這個修正案不能再改，將等待南京政府作出決定，直到20日為止。既然如此，張治中覺得「沒有再發表意見的理由了，也沒有發表意見的必要了」，表示將此案提交南京政府作是否接受的決定。他在給南京政府的電文中說：「半月來每次交談中，與之竭力折衝爭持，亦已舌敝唇焦，力竭聲嘶。雖周恩來在私人談話中曾表示文字上尚略有商量之處，然原則性決不變更等語。則再無可商談，即代表團已至無能為力之境，只有請求政府核示之一途。」當天張治中有信給蔣介石，認為國民黨已至無可挽救之境，只能承認失敗。信中寫道：「默察大局前途，審慎判斷，深覺吾人自身之政治經濟腐潰至於此極，尤其軍隊本身之內腐內潰，軍心不固，士氣不振，紀律不嚴，可謂已瀕於總崩潰之現象。同時在平十日以來，所聞所見，共方蓬勃氣象之盛，新興力量之厚，莫不異口同聲，無可否認。假令共方別無顧慮之因素，則殊無與我談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徹底消滅我方。凡欲重振旗鼓，為作最後之掙扎者，皆為缺乏自知，不合現實之一種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實由我方黨政軍內腐內潰之情形，積漸所至，由來已久，大勢所趨，大錯鑄成，尤其既失之民心，今已不可復得。」

  4月16日，南京談判代表黃紹竑和顧問屈武攜和平協議文本飛回南京。當晚，李宗仁召集高層負責官員商議，白崇禧指責代表團無能，沒有堅持原定方案，強調「只要中共堅持渡江，便不能接納和議」，吳鐵城和黃少谷也表示反對，何應欽認為需要研究，其他人沒有表態。17日，何應欽派專人乘專機將協議文本送交在溪口的蔣介石，「懇將鈞旨諭知，以便遵循」。蔣閱後「徹夜徘徊，頻頻拍案」，斥責「文白無能，喪權辱國」，稱此協議「是無條件投降之處分條件，其前文敘戰爭責任問題數條，更不堪入目」，指示一方面「速提對案」，另一方面「拒絕其條件，同時全文宣布，以明是非與戰爭責任之所在」。當天桂系亦召集秘密會議，討論應對方案，黃紹竑仍力主接受。但白崇禧堅決反對，指責黃連「這樣的條件也帶得回來」，白的意見主導了桂系的立場。李宗仁、白崇禧和何應欽還曾拜訪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希望得到美國的支持，至少是發表某種聲明，如表示共軍渡江是對美國安全的威脅，美國將考慮採取適當步驟等等，以對中共施加一定的壓力。但美國此時無意被國民黨拉下水，司徒雷登表示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應該自己解決，美國愛莫能助。美國的態度打消了國民黨最後的幻想。18日，蔣介石致函李宗仁，表示：對於「和戰方針，至此不能不下決心，早作定計，萬不宜再事因循，使軍民無所適從，徒為敵人多留反宣傳時機，以售其中傷毒計也。「20日，蔣介石決定，徹底堅持「剿共」政策，不能再有和談。由於蔣實際上仍掌握著國民黨的大權，他的決定表明國民黨將不會接受北平和平協議。

  20日，李宗仁致電北平代表團，聲稱「中共所提之協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為征服者對被征服者之處置……且復限期答覆，形同最後通牒……原文前言全屬對政府及中國國民黨詆毀譴責之詞，等於對罪犯判決，何能稱為和平協定」，希望中共「對此項協定之基本精神與內容，重新予以考慮」，「極盼能即日成立臨時停戰協定，藉以表示雙方謀取真正和平之決心與誠意，俾和談得以順利進行」。同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稱：北平協議的內容「完全失去協議和平條款的性質，直是對我中華民國全國人民與政府為殘酷之處分與宰割」；仍盼中共「立即頒發停戰命令，庶全國人民殷切希望之和談不致中斷，全面永久之和平能獲實現」。國民黨拒絕簽署北平和平協議，但仍在談什麼訂立停戰協定，企圖拖延時間，實在是既不知己更不知彼。黃紹竑在20日以電話聯繫留在北平的張治中，詢問最新情況，張告他中共拒絕延長簽字期限，決定今夜發出進軍江南的命令。

  4月21日，毛澤東和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要求全軍將士「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布布告，聲明約法八章：（1）保護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2）保護民族工商農牧業；（3）沒收官僚資本；（4）保護一切公私學校、醫院、文化教育機關、體育場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業；（5）國民黨政府各級官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一律不加逮捕，令其各安職守，服從命令，保護資財，聽候接收處理，准予分別錄用；（6）各地散兵游勇應向解放軍投誠報到，概不追究既往；（7）土地改革必須有準備和有步驟進行，先行減租減息，城市土地房屋不能和農村土地一樣處理；（8）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命令既下，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即開始了向全國範圍的勝利大進軍。

  4月20日至21日，中共百萬大軍成功渡江，國民黨軍全面敗退，南京已處在混亂之中。4月22日，邵力子和章士釗自北平致電李宗仁稱：協定之期限屆滿，渡江之大軍欻至，硬派有如驚弓駭鹿，覓路分奔；獨公坐鎮中樞，左右盼顧，擅為所欲為之勢，握千載一時之機，懇公無論如何，莫離南京一步，萬一別有危機，艱於株守，求公飛蒞燕京，共圖轉圜突變之方（在中共的爭取之下，24日南京代表團決定留在北平）。但是，李宗仁偕何應欽、白崇禧、張群、吳忠信、顧祝同、湯恩伯等，於當日飛往杭州與蔣介石會面，討論時局，結果決定實行全面動員，統一指揮，作戰到底。以李宗仁為首的桂系終於未能把握和平之機，而是與蔣介石站在一起，堅持反共作戰。當天行政院發表公報稱：（1）政府今後惟有堅決作戰；（2）聯合全國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奮鬥；（3）由何應欽兼國防部長，統一陸海空軍之指揮；（4）採取緊急有效步驟，以加強國民黨之團結及黨與政府之聯繫。23日，國民黨政府發言人發表談話稱：當前尚非適宜之決戰階段，不能不自動從首都作戰略撤退。隨後國民黨軍退出南京，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24日，新華社發表社論：「南京的解放正式地表示了國民黨統治的滅亡。國民黨的殘兵敗將縱然還在廣州、台灣、桂林等地苟延殘喘於一時，已經再也維持不了一個什麼局面了，現在匪首蔣介石以及依附匪首蔣介石的反革命死黨，他們的末日真正到來了，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即將取得完全的勝利，除了瘋子以外，誰也不會有絲毫懷疑了。」多年未寫詩的毛澤東也在此時興奮地揮筆寫下了《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的豪邁詩篇：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蟠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