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蔣介石引退與李宗仁登台

  1948年底到1949年初，國民黨軍在三大戰役中接連慘敗。軍隊是國民黨政權最基本、最重要的支撐力量，軍事上的重大失利，加之經濟上因金圓券改革失敗而造成的崩潰局面，使得國民黨內瀰漫著日漸濃重的悲觀氣氛，即便是國民黨的高級官員，也無人看好國民黨的前途，不少人已經有了江山易手、流亡他鄉的心理與實際準備。尤其是國民黨軍在徐蚌會戰中失利後，中共大軍兵臨長江北岸，直接威脅到京滬地區，更使國民黨政權人心惶惶。所謂「徐州若失，南京必丟，南京一丟，政府必垮，政府一垮，一切完結」。在南京當局為居民換發身份證時，已有一些文武官員改裝易服，在領證時冒充教員及店員，準備隨時逃亡。陳誠上書蔣介石稱：「近聞京滬人心異常浮動，對我政府信心全失，同時各方多充滿悲觀情緒，猜忌詭隨，到處均可表現，此誠危疑震撼之日也。」蔣介石也在日記中寫道：「軍事失利之後，社會、政治、經濟、外交與人心動搖之現象，殆非想像所能及，加之戰地難民及青年逃奔後方，難以安置，以及沿途傷病官兵無法管理之紛亂現象，更足令人痛心。」

  1948年10月22日，國防部長何應欽主持軍事會議，提出政府南遷廣州，縮減軍政機構，調整部署，以主力守京滬地區，華中守武漢宜（昌）沙（市）地區，西北守隴中陝南地區的方案。12月11日，國防部向蔣介石提出：「華北國軍應適時放棄不必要據點，主力集中適當地區，機動控制……華中國軍以戰略守勢之目的，除以一部兵力守備青島及其他要點外，主力應確保江南，以鞏固政治經濟，期能持久，以贏得培養反攻力量所要之時間。西北國軍應依攻勢防禦要領，確保關中及西蘭交通線，駐新國軍應迅即撤回，策應中原作戰，不可再有一日之延誤。」此後，國民黨即著手布置將軍事防禦重心移至長江以南地區，同時開始實行一系列應變方案，企圖憑長江天險，據有中國的半壁江山，贏得喘息之機，繼續與中共周旋，以待國內外形勢之變化。12月1日，行政院會議決定，政府非軍事機關分遷重慶和廣州辦公，並著手疏散在京公務員眷屬，重要工作人員不許請假，普通工作人員請假即以辭職論。10日，蔣介石頒布全國戒嚴令，決定除新疆、西康、青海、台灣及西藏地方外，在全國實行戒嚴，由縣長兼理軍法職務，使國民黨統治區進入更為嚴酷的軍事管制狀態。儘管如此，國統區社會仍然動盪不安，物價飛漲，工廠停工，工人失業，大量資金和企業設備南逃香港、台灣。僅上海榮氏企業集團就在香港設立了有11萬紗錠的4家紡織廠，並將15000枚紗錠和400台布機運到台灣。「公司中人一片離滬聲，非香港即台灣，或竟出國，紛紛攘攘，終日惶惶，幾若大禍臨頭」。同時，國民黨政府機關也開始向台灣、華南和西南遷移，部分職員被遣散，局勢已近於失控。

  國民黨和蔣介石以反共而建政，視中共為他們最大的敵人，但是面對國民黨軍事經濟全盤崩潰的狀況，國民黨內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各個派系集團以及個人出於不同的目的，在政治舞台上有不同的表演，是否繼續進行戰爭成為爭論的中心議題，出現了主戰與主和之爭。作為國民黨政權的領袖，蔣介石的權威因此而動搖，他對政局的掌控力在下降，他的個人出路問題也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1948年11月，因金圓券改革失敗，行政院長翁文灝被迫辭職。26日，蔣介石提名孫科出任行政院長，但組閣頗費了一番工夫，不少人都不願在此時跳「火坑」，直至12月21日新閣才成立，由吳鐵城任副院長兼外交部長，洪蘭友任內政部長，徐永昌任國防部長，徐堪任財政部長。在當時軍事、經濟諸般事務急如星火的情況下，國民黨政權中樞行政居然有一個多月無人負責，於此亦可見蔣介石之無奈。孫科在新閣首次會議上闡述施政方針時公開表示：「政府用兵的最後目的，在於爭取和平」，「政府亦不能將內部的事倚恃國外的力量來支持」，提出了所謂爭取「光榮的和平」的主張，與主戰的論調有了一些距離。不過事情至此仍未完，在隨後的立法院改選中，蔣介石提名李培基和劉健群為正、副院長，但24日選舉的結果，主和派童冠賢當選為院長。國民黨軍方系統的報紙《和平日報》認為，此事「證明國民黨已經失去掌握控制全體黨員的能力」。立法院成為主和派的據點，不少立法委員呼籲和平，劉不同撰文主張蔣介石出國，胡秋原等32人提出書面報告，認為：「在目前情勢下，政府欲以傳統方式戡亂，其無擊潰中共武力之充分把握，也是任何人一見可知的。」

  面對日漸公開的批評聲音，蔣介石起初仍準備硬撐下去。1948年8月間，一向主和的張治中對蔣表示不能再戰，主張談和，並建議蔣暫時休息，蔣答稱和就是投降，要我下野，我絕對不答應。11月8日，蔣公開聲稱：「我個人平生做事的態度是一件事不開始則已，一開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職責不輕易擔任，一經擔任就決定負責到底。」但是，隨著國民黨在軍事上的重大失利，即便是蔣身邊的高級官員和親信也開始與蔣離心離德。11月間，國防部新聞局局長鄧文儀等上書蔣介石稱，「多數官吏及黨團人員信心不堅定」，「高級將領除極少數外，多數信念不堅定，乃當前嚴重問題」。蔣的獨斷權威已然動搖。11月13日，長期追隨蔣的心腹親信、蔣的「文膽」陳布雷在南京自殺，表現了他對國民黨前途的悲觀絕望。即便是蔣介石長期的心腹謀臣張群也在私下裡對黃炎培說：「我明知事不可為，但對國民黨四十年關係，對蔣四十年關係，還有什麼辦法！」就在此時，蔣所一向依靠的美國也有了抽身而退之意，更給了他沉重的打擊。

  全面內戰爆發後，美國對國民黨政權給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同時也對其腐敗無能、專斷獨裁嘖有煩言。隨著國民黨政權統治危機的不斷加深，美國的態度逐漸有了變化。在戰後之初美國決定對華政策時，就確立了不派兵捲入中國內戰，但是支持國民黨政權這條底線。可是在國民黨似乎毫無勝利可能的情況下，繼續支持國民黨，就意味著將更多的金錢投入有去無回的無底洞，而不支持國民黨，聽任其垮台，似乎又有損於美國的地位及利益，美國當局一時難作決斷。1947年中，美國派魏德邁來華考察，結果認為國民黨政權處境惡化，間接促成了美國國會在1948年4月通過近5億美元的《援華法案》，企圖再予國民黨政權以助力。但是，事態的發展卻急轉直下，到1948年末，國民黨政權已是岌岌可危，共產黨即將取得完全的勝利，而美國並無可以影響這種發展進程的實質性手段，除非直接出動武力，但這又是美國不可能採取的行動。如馬歇爾所言：「國民黨政府正在退出歷史舞台，無論我們做什麼都救不了他了。」因此，美國決定調整其對華政策，暫不採取進一步行動，以「等待塵埃落定」，同時盡力阻止中國成為蘇聯的「政治軍事附庸」。1948年9月7日和1949年1月11日，美國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都提出了這樣的建議。1949年2月4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批准了這項政策，美國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因此而相應減少。1948年11月9日，蔣介石向美國提出，由美國給予軍事援助、發表聲明、派遣軍事顧問參加指揮作戰，但旋即被杜魯門拒絕。1949年1月2日，美國政府宣布停止對國民黨軍隊的訓練計劃，召回駐華聯合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27日決定撤回美國軍事顧問團。此等做法等於公開發出了美國準備從中國抽身而退、不準備繼續支持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信號。1948年正值美國大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杜威的競選言論強調支持國民黨，國民黨因此暗助杜威的競選活動，將寶押在杜威的當選上，結果卻是杜魯門繼續連任，這又增加了杜魯門個人對蔣介石的反感。1948年12月，蔣介石派宋美齡赴美求援，與她在抗戰期間訪美所受到的熱烈歡迎正相反，宋美齡此次美國之行可謂場面冷落，美國政府不將其視為官方客人，杜魯門則乾脆拒絕與她見面。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會見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時說，中國政府犯了太多的錯誤，現在的形勢今非昔比，他不知道美國還有什麼可以做的，不知道美國還能再作什麼進一步的援助。與此同時，美國對李宗仁等國民黨內反蔣派卻表示了濃厚的興趣。1948年11月，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在和李宗仁談話後向馬歇爾匯報，建議美國發表聲明，支持新的非共產黨政權。孫科內閣成立後，司徒雷登又通過其秘書傅涇波告訴孫科和蔣的謀臣張群，表示希望蔣介石放權下野。司徒雷登的態度雖是其個人的意見，但也不能不影響到蔣介石的決定。

  儘管美國有意抽身而退，國民黨還是沒有完全放棄援引美國以某種方式介入中國內戰的希望。1949年初，外交部提出說帖，認為美國似支持國共分疆而治，蘇聯似亦對此未必絕對持反對態度，提出請美、蘇、英、法四國出面，調停中國內戰。1月8日，蔣介石召集孫科、張群、張治中等會商外交部的提議，決定正式向四國提出調停請求。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吳鐵城隨後以此案照會美、蘇、英、法四國。但現實卻使國民黨大為失望。12日，美國政府答稱：根據事態的發展，在現時情勢下，美國不認為作為調人介入可達成任何有益之目的。英國和法國對國民黨政府的請求作出了與美國同樣的決定。蘇聯在答覆國民黨政府的請求前，曾與中共有所商議。中共認為形勢對國民黨不利，不希望蘇聯參與調停。14日，史達林致電中共中央，認為如果拒絕和談，就是拒絕和平，對中共不利，應該進行談判，但是在國共之間，蘇聯不參與。1月17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維辛斯基會見中國駐蘇大使傅秉常，表示蘇聯不干涉他國內政，進行居間調停是不合適的。至此，國民黨在尋求外援、緩和統治危機方面一無所獲，在外部力量不可靠的情況下，蔣介石又面臨著國民黨內的主要對手——桂系強有力的挑戰，其統治危機更趨深化。

  桂系是國民黨內要求蔣介石下野的主要實力派別。桂系有實力、有地盤，長期以來與蔣介石面和心不和，又在1948年的行憲國大爭得了副總統職務，是可以與蔣在國民黨內爭一時之短長的主要實力派。全面內戰爆發後，由於反共的共同需要，蔣桂雙方維持著合作關係，桂系對「剿共」的態度也較為積極，白崇禧還領軍圍剿大別山區。但隨著國民黨軍事的節節失利，蔣介石所依靠的中央軍實力大為削弱，蔣本人的權威也大為動搖，而桂系自認為內有白崇禧的軍事謀略與實力，外有李宗仁的副總統地位與「民主聲望」，可以乘機向蔣爭權，實現其多年來問鼎中央的夢想。當時國民黨內的反對派、社會輿論和美國均將李宗仁視為取代蔣介石的合適人選，一時形成了由李代蔣的呼聲。就連蔣的親信謀臣張群、張治中和吳忠信也認為：「軍事大敗，外交失策，內部分裂，財政崩潰，蔣確非下野不可。」蔣介石處在此種內外交困的狀況下，不能不作暫時引退的考慮和準備。他在分析內外形勢後認為，如不退則可以勉強支持危局，維系統一，等待國際形勢之轉變，靜觀「共匪」內部之變化；而退則可以在黨政軍積重難返之際徹底整頓與改造，打破半死不活之環境，另起爐灶，重定基礎。在蔣看來，在內外形勢不利的情況下，以退為進不失為可行之道，而且1927年和1931年的兩次引退，都沒有妨礙他很快就東山再起，何況蔣在國民黨內密布統治網絡，他在表面上退位也不會影響他的實際權力。1948年12月中旬，在張群、張治中和吳忠信等人的勸說下，蔣開始考慮引退的時機和方式問題。他讓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向李宗仁傳話說：「觀察最近內外情勢，我干不下去了。我走開後，勢必由李德鄰來過渡。」張群等人則通過私下溝通，與李宗仁達成默契，蔣下野後由李代行總統職權，由行政院主持對共和談，同時運用外交，爭取民眾，緩解危機，繼續維持國民黨統治。但是就在蔣、桂相商的過程中，桂系軍事領袖白崇禧已迫不可待，在他的勢力範圍華中地區發動所謂「和平」運動，公開向蔣介石呼籲「和平」，企圖形成蔣下李上的社會壓力，實際則演成對蔣「逼宮」之舉，使蔣大為惱怒，不僅為蔣引退的安排平添枝節，而且在蔣、桂之間種下極深的惡感，直接影響到李宗仁接任後的行事效能以及國民黨的江防作戰等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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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12月間，白崇禧首先授意辛亥元老李書城、張難先等出面呼籲「和平」。接著，白對蔣介石調華中部隊去徐州參戰的命令陽奉陰違，使宋希濂兵團遲遲不能成行，又截留了準備運京滬地區的黃金7萬兩和銀圓374萬元。22日，蔣介石要張群和吳忠信轉告白的代表鄧漢翔，必須先有安國保民辦法，繼任者必須有切實準備，前方被圍部隊必須救援出險，才能談到其引退問題。但24日白崇禧卻致電蔣介石稱：「默察近日民心離散，士氣消沉，遂使軍事失利，主力兵團損失殆盡。倘無喘息整補之機會，則無論如何犧牲，亦無救於各個之崩潰。」他提出：（1）相機將真正謀和誠意轉知美國，請美、英、蘇出而調處，共同斡旋和平；（2）由民意機關向雙方呼籲和平，恢復和平談判；（3）雙方軍隊應在原地停止軍事行動，聽候和平談判解決。隨後，湖南省主席程潛、河南省主席張軫、湖北省參議會、鄂湘贛豫桂五省和平促進聯合會等均通電吁和，呼應白崇禧的主張，一時間在國民黨內外引起震動。12月30日，白崇禧再次致電蔣介石稱：「當今局勢，戰既不易，和亦困難。以言繼續戰爭，則戰力懸殊，外援不繼。以言和平，則敵焰方張，不易接受。……顧念時機促迫，懇請乘早英斷。職意應將謀和誠意迅告友邦，公布國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眾擁護和平。」在白崇禧等吁和電的影響下，後續吁和者不斷發表公開通電，對國民黨內主戰派和蔣介石構成了相當的壓力。

  對於幾近公開化的和平呼聲，蔣介石不能不表示其態度。1949年1月1日，蔣介石發布元旦文告，承認其「領導無方，措施失當，有負國民付託之重，實不勝其慚惶涑憟，首先應當引咎自責」，同時承認「剿匪軍事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大家也都希望戰事及早結束，和平及早實現」，表示「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條件是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只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他在文告中最後表示：「只望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從。」蔣在文告中的這番表示，使國民黨的談和公開化，而他本人的引退也呼之欲出。雖然蔣一方面對桂系「逼宮」耿耿於懷，憤憤地對黨內幹部表示：「我之願下野，不是因為共黨，而是因為本黨中的某一派系。」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敷衍桂系，使桂系暫時接過這個爛攤子。1月2日，蔣致電白崇禧稱：「中正決無他求，即個人之進退出處，均一惟全國人民與全體袍澤之公意是從」，希望白「激勉華中軍民，持以寧靜，藉期齊一步趨，鞏固基礎，然後可戰可和，乃可運用自如」。蔣既有如此表示，桂系亦當留有退步。3日，白復電蔣，表示已「轉示各將士仍應積極備戰，以待和平之實現……至近復有少數民意機關，對時局主張，不免有過激之言論，經竭力疏導，並制止報社，不予登載」。與此同時，蔣介石連續約李宗仁談話，表示引退意向，緩和與桂系的緊張關係，並派張群到武漢，與白崇禧商議有關問題。蔣的引退已是勢在必然。

  為了確保在引退後可以繼續控制局面，蔣介石連續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尤其是在人事方面，任命自己的親信干臣出任關鍵崗位。1月1日，蔣任命陳誠為台灣省政府主席（後又兼台灣警備總司令）。14日，蔣召見陸海空軍高級將領，指示軍事方針。在引退前幾天，他又連連任命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朱紹良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為江西省政府主席，張群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薛岳為廣東省政府主席。在一切布置妥當之後，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發表文告稱：「決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戰銷兵，解人民倒懸於萬一，爰特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務望全國軍民暨各級政府，共矢精誠，同心一德，翊贊李副總統，一致協力促成永久之和平。」隨後，沒有了總統身份的蔣介石黯然離開南京，前往老家浙江奉化溪口，從此蔣介石就再也沒有回到過南京——這座他以國民黨和政府最高領袖身份居住並發號施令的城市。副總統李宗仁也於21日發布文告稱：「仰承督責，不容辭謝，惟有黽勉將事，效忠國家，冀使中樞之政務不墜，而總統救國救民之志業有成，所望我全體軍民抒誠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職守，精誠團結，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國之方針，為民主自由而努力。」李宗仁正式從蔣介石手中接過了代總統名義。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的文告中並無事先商定的「引退」或「辭職」字樣，而是聲明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從而為其復職埋下了伏筆。李宗仁雖對此十分不滿，擔心名不正則言不順，曾經企圖有所修正，但為蔣所拒，而在當時國民黨統治風雨飄搖的情況下，李宗仁畢竟亦無法為所謂「名分」問題與蔣決裂。無論如何，桂系總算實現了問鼎中央的夢想，李宗仁總算在名義上成為中華民國的最高領袖。在他們躊躇滿志之餘，如何收拾國民黨敗退之際的殘局，也成了桂系最沉重的負擔。

  桂系是打著「和平」旗號上台的，還在桂系上台之前，李宗仁的下屬就為其擬訂了上台後的執政方略，即首先進行和談準備，如改組內閣，網羅和平民主人士；發動全國民意，擁護和平主張；運用外交，使美、蘇、英、法對中國和平取得諒解並予以支持；主動爭取以前之反政府團體，勿使為和平障礙；作出和平表示，如撤銷「戡亂令」，停止敵對行動，部隊主動撤離戰場，釋放政治犯等。李宗仁出任代總統後，據此作出了一系列和平姿態，以顯示自己與蔣介石的差別，表示自己的和平誠意，穩定國民黨統治區的局勢。1月22日，李宗仁以代總統名義發布文告，承認「目前國家與人民所遭受戰爭之痛苦，已至不堪忍受之程度，弭戰謀和，實為全國一致呼聲」，表示「政府今日即將以高度之誠意與最大之努力，謀取和平之實現」，提出「為表示誠意與決心，政府將從事掃除一切和平障礙，凡過去一切有礙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則之法令與行動，悉將分別迅速予以撤消或停止，冀能培育國內和平空氣，使和談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李宗仁發布命令，決定取消全國戒嚴令，將各地「剿匪」總部改名為「軍政長官公署」，裁撤「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和各地「戡建大隊」，釋放政治犯（後改為未決政治犯交保開釋），啟封被封之報館雜誌，撤銷特種刑事法庭，停止特務活動；同時致函民盟中央領導人沈鈞儒、章伯鈞等，表示「決以最大之努力謀和平之實現」，「尚乞一致主張，力加贊助」；又會見美、蘇駐華大使，並派其秘書甘介侯到上海訪問宋慶齡、張瀾、黃炎培、羅隆基、章士釗等民主人士，請他們協助推動和平進程。

  李宗仁的這一系列舉措雖然不無某些成效，如各地釋放了一些無關重要的政治犯，輿論也對其施政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總體而言，其成效並不如其預期之明顯。取消戒嚴和「剿匪」總部改名之舉，不過是文字遊戲，無關實際內容；釋放政治犯和保護政治自由，基本上未能實行。24日，李宗仁下令釋放被拘押多年的張學良和楊虎城兩將軍，但26日蔣介石命俞濟時致電張、楊被關押地台灣和重慶的行政長官陳誠和楊森，告以：「如有命令到台省渝市，釋放張學良、楊虎城事，似可暫不置復，否則可以並不知張學良楊虎城何在，此事省市府向不過問之意復之。」各地軍警機關不僅仍在繼續逮捕所謂違反「戡亂令」者，而且逮捕的層級也在升高。2月21日，湯恩伯在上海誘捕了向其說項起義的前浙江省主席陳儀。4月10日，南京軍事當局以「煽動軍隊叛變重大嫌疑」為由，拘捕立法委員金紹先與許聞天。如立法院動議所言：「軍事機關或特務機關，不依法定手續，濫捕人民，動輒數十百人，且濫用非刑故入人罪，甚至違法拘捕本院委員，似此破壞憲法，蹂躪人權，尚何法治之可言。」此等行為或為李宗仁所默認，或為李宗仁所無法控制。李宗仁對民盟和民主人士的拉攏亦沒什麼效果。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等民主人士發表《我們對於時局的意見》，表示擁護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1月14日的聲明。李宗仁希望美國能夠提供5億美元的貸款援助，但被美國拒絕。他又召見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希望尋求蘇聯某種程度的支持，但羅申表示「現在已經太晚了……蘇聯能為它做些什麼呢」。很顯然，李宗仁的政策表面意義大於實際內容，不具有爭取人心的真正成效。美國已決定抽身而退，蘇聯和中共有密切的溝通，他們都不可能給李宗仁以實際的支持；民盟已經決定站在中共一邊，更不可能在此時再來趟國民黨的渾水。李宗仁在國民黨外無法得到其權力支撐。

  李宗仁更大的麻煩還在國民黨內。桂系雖是國民黨實力派，但畢竟以廣西地方為基礎，缺乏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中央的權力基礎，也缺乏號令國民黨內群雄的真正實力與聲望。蔣介石雖然下野，名為賦閒，但仍為國民黨總裁，可以通過國民黨中央發號施令，實際仍然大權在握，尤其是國民黨軍隊和維持日常運轉所需的經費，基本控制在蔣系手中，李宗仁不得染指。何況蔣之下野不過是以退為進，並非真心讓權，加上蔣與桂系之間歷史與現實的過節，蔣介石從來就沒有真正支持過李宗仁，蔣系人物動不動就對李宗仁示以顏色，令其有令難行。李宗仁上台後，為理順各方關係煞費了一番苦心，雖然表面上有所成效，但實際上仍不盡如其意。

  李宗仁上台後，行政院長孫科就先對他示以顏色。1月25日，行政院決議將政府南遷廣州，所有政府機關自2月5日起在廣州辦公。1月29日，蔣介石又令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往廣州。立法院正副院長和不少立法委員亦於此時南下廣州。國民黨中央、政府和立法院均不在南京辦公，名為國民黨政府最高首腦的李宗仁在南京猶如唱起了空城計。李宗仁與孫科相商，請行政院遷回南京，但孫科堅持南京處在中共武力威脅之下，不能遷回。李宗仁又命令央行總裁劉攻芸不得將央行存金他運，但根本無人理睬，上海存金仍源源不斷運往台灣。為了使政府可以正常運轉，李宗仁不得不在2月20日屈尊飛往廣州，向孫科勸駕，並與粵系諸大佬相商。在李宗仁此番表示之後，孫科總算給了他一些面子，於22日飛回南京。

  在國民黨黨政軍系統中，李宗仁可以發揮較多影響的只有立法院和監察院。2月14日，立法院院長童冠賢和副院長劉哲自廣州返回南京，19日，立法院在南京復會。因為回寧立法委員多主張談和，使李宗仁總算有了一些政治上的奧援，並藉此策劃改組內閣，撤換孫科。而孫科上任後數月毫無表現，亦使國民黨內不少人不太滿意，為李宗仁改組內閣創造了機會。李宗仁屬意的行政院長人選為何應欽。何應欽是國民黨軍界大老，有過長期的統兵經歷，便於李宗仁控制黃埔系軍人；何在1927年蔣介石下野時，與桂系有過合作關係，而且自抗戰後期起，與蔣的關係有所疏遠，桂系對他較為放心。李宗仁的打算是，由何應欽組閣，白崇禧掌軍，張治中談和，企圖以此打下桂系在南京長期執政的基礎。但何應欽對接任行政院事猶豫不決，因為他深知，如果沒有蔣介石的首肯至少是默許，他就無法順利地在行政院長任上幹下去。為此，他托吳忠信赴奉化向蔣介石請示。3月10日，蔣介石回復稱：「中以為只要於革命前途有益，使舊屬官兵有所依託，而不致散亂，以保全革命碩果之基礎，則兄應毅然應命，更不必論職位之尊卑，與個人之得失。此為中對革命責任之基本觀念，亦望吾兄能以中之意志為意志，承當此艱危之局勢也。」有了蔣介石的首肯，又有桂系的支持，何應欽這才同意出任新職。3月12日，李宗仁任命何應欽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賈景德任副院長，傅秉常任外交部長（未到任前由葉公超代理），劉攻芸任財政部長，張群、莫德惠、張治中、朱家驊任政務委員。至此，在延宕了一個多月之後，李宗仁的行政班底總算搭成，諸般事務步入軌道。但李宗仁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與中共的和平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