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平津戰役

  國共兩軍決戰的最後一戰發生在華北平津地區。戰前，中共在華北有3個兵團11個縱隊33個旅及地方部隊共46萬人，其中1個兵團攻擊太原，1個兵團位於平綏線，1個兵團位於平漢線。傅作義指揮下的國民黨華北「剿總」有4個兵團13個軍46個師及地方部隊55餘萬人，分布在東起北寧路關內段沿線的山海關、唐山、塘沽、天津、北平各點及其北面的承德，西至平綏路沿線的歸綏、大同、張家口、宣化等處，以及北平南面平漢路上的保定、廊坊等處，基本呈一字長蛇陣分布，其中北平以東基本是黃埔系將領指揮的中央軍，北平以西基本是傅作義的部隊。傅作義自出任華北「剿總」總司令後，以平津保三角地帶為布防重點，以北寧、平綏、平漢路為機動防禦骨架，指揮所部與中共周旋。朱德認為：傅作義「在作戰上他學了日本人的一些辦法，也學了我們的一套，在華北方面他的力量現在遠比我們大，所以傅作義是比較不好打的。」

  雖然傅作義的力量在華北還占有一定的優勢，但其面對的形勢實不容樂觀。為了改變這種局面，他主張以攻為守，認為「華北唯有實行攻勢，方可支持，一守即不可收拾」，提出「增兵三四個軍，直搗石家莊，打開戰局」；「總的目的就是要解決共產黨的心臟」，「不但要在軍事上打垮共產黨的整個指揮系統，取得勝利，同時要配合政治作戰和經濟作戰」。在當時各戰區的國民黨軍均節節退守的情況下，傅作義提出如此「雄心勃勃」的攻擊方案，確令國民黨內不少人耳目一新。10月下旬，傅作義下令以第94軍為主力，再配屬其2個師1個旅，以汽車運輸，快速運動，襲擊石家莊。10月24日，第94軍自涿縣出動，27日到達保定，28日逼近定縣。傅軍出動前，中共已經得到情報。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中共中央對一些機關進行了緊急疏散，同時在保定以南部署了2個縱隊和地方武裝阻擊傅軍；調華北第2兵團自平綏路進至平漢路西威脅傅軍右翼；又調東北野戰軍2個縱隊4個師組成先遣兵團，由冀熱遼地區向平東移動，威脅傅軍後方。傅作義派部襲擊石家莊的前提是不吃虧，即「絕對不能使軍隊受到損失，打不打石家莊是次要的，要保證軍隊能隨時撤回」。眼見形勢不利，11月1日傅軍遵令撤回保定。

  國民黨軍在東北失利後，華北國民黨軍感受到極大的壓力，因為「東北不保，華北亦難獨存」，中共東北野戰軍的百萬大軍勢將入關，從而改變華北國共兩軍力量的對比。但是傅作義估計中共東北部隊在大戰後需要休整，一時還不會入關，因此對外公開宣稱：「目前局勢嚴重，但其嚴重程度還不至於威脅華北的生存。」蔣介石也給傅作義打氣，認為「東北戰事雖告失利，但共匪主力尚難遽予華北局勢直接威脅」，「傅總司令作戰精神與戰略之運用，均極勇敢周備」，只要「適時加強戰力，整個戰局無虞」。但華北國民黨軍如何應對這樣的局面，是國民黨統帥部不能不考慮的問題，如同遼瀋和淮海戰前的局面，國民黨軍又面臨著戰還是守、撤還是不撤的兩難選擇。還在東北失守之前，華北「剿總」已在9月下旬就未來之戰守擬出了三個方案：一是適時放棄熱、察、冀，全軍轉進綏遠，控制西北，休養生息；二是適時放棄承德、張家口、保定，暫時控制北平，主力集中津、沽守備，便利其後之行動；三是察綏軍轉進綏遠，中央軍集中津、沽。第一案實際無法執行，因為綏遠和西北貧瘠之地養不了如此數量的軍隊，迴旋餘地甚小。傅作義內心裡其實並不排斥第三案，因為綏遠畢竟是其起家之地和基本地盤，各方面情況熟悉，部隊也便於指揮，但實行此案有另立門戶之嫌，易遭蔣介石之嫉，因此在表面上，傅作義以第三案分割兵力為由未予考慮，只將一、二案提出徵求意見，結果多數人同意第二案。傅作義本不願實行此案，因為他的基本部隊多出身於綏遠，南撤將是寄人籬下，何況能否順利南撤亦是問題。但為了敷衍蔣介石，觀察形勢變化，傅即以此案提出於國民黨統帥部。

  11月2日，國民黨軍失守瀋陽，3日，國防部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華北下一步行動方案。部長何應欽提出，或乘華東共軍集中於徐淮戰場，以華北主力南下山東並在山東作戰，或將華北部隊海運撤青島再轉運江南，但前者須經過千里以上的中共根據地，後者需要調動大量艦船，均非易事。4日，蔣介石召傅作義到南京，與何應欽、顧祝同、白崇禧等商討華北局勢。何應欽向傅作義轉達了蔣介石要其率部南撤併全權負責東南軍政的意見，但傅提出了「固守平津塘依海作戰」的方案。他認為華北局勢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樣悲觀，強調固守華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非至不得已不應南撤。蔣介石一方面希望將華北部隊撤至江南，以增加江南的兵力，準備徐蚌會戰並拱衛京滬，另一方面又希望以華北部隊牽制中共部隊南下，並以固守平津而穩定國民黨後方人心；何況無論是走海運還是走陸路，撤退數十萬軍隊均須有一定的時間準備，非短時所可為；再者由於傅作義的特殊地位，蔣介石對其並不能像對自己的門生部下那樣動輒以命令方式行事。因此，蔣介石最後也同意了傅作義的意見，於6日決定採取「暫守平津，控制海口，擴充實力，以觀時變」的對策，「以一部兵力守備北平，以主力確保津沽」，以便「在華北不能支持時，就經海上南撤」。不過蔣介石的決策是注重海口，準備隨時海運南撤，但傅作義在部署兵力時並未以防守海口為重心，而是將其嫡系部隊主要部署在北平以西的平綏路沿線，準備隨時西撤，同時將中央軍主要部署在北平以東的北寧路沿線，指望以他們抵擋中共部隊入關，並在必要時令其南撤，以對各方均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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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會議作出決策後，傅作義即據此在華北調整兵力部署。11月12日，國民黨軍撤出承德，22日撤出保定，27日撤出山海關、秦皇島，隨後傅作義以第11兵團孫蘭峰部等1個軍8個師駐守張家口地區，第4兵團李文部和第9兵團石覺部等6個軍18個師駐守北平地區，第17兵團侯鏡如部等5個軍16個師駐守天津、塘沽、唐山地區。為了敷衍蔣介石保持海口的指示，傅作義還派出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宋肯堂率先遣指揮所入駐塘沽，並在平津鐵路兩側趕築工事，擺出在必要時可以隨時南撤的態勢。

  遼瀋戰役結束後，東北野戰軍已經沒有具體的作戰任務，成為中共可以動用的一支機動兵力。由於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正協力在南線進行淮海戰役，如果再在北線解決傅作義集團，則整個長江以北大局可定。中共華北部隊當時的實力尚不足以在短期內解決傅作義集團，東北野戰軍入關，與華北部隊協力解決傅作義集團，勢在必行。中共中央和東北野戰軍領導人對此意見完全一致，只是就具體出動時間和作戰方針有所討論。還在遼瀋戰役完全結束之前，東北野戰軍領導人林彪等就在10月30日致電毛澤東，表示「東北主力待營口、瀋陽之線戰鬥結束後，稍加補充兵員，即向北平、天津前進，奪取平津」。次日，中共中央軍委復電指示東北野戰軍，除2個縱隊先行南進外，主力可以先休整一個月，然後在12月上中旬出動，準備在明年上半年解決傅作義主力。

  如何以更有利的方式解決華北國民黨軍，加快戰爭勝利的進程，是中共一直在考慮的主要問題。傅作義如固守平津，便於就地殲滅其部隊；如其放棄平津，利在不戰而得平津，害在增加其後作戰的困難。因此，11月9日中共中央明確提出「抑留傅作義部隊於平、張、津、保地區，以待我東北主力入關協同華北力量徹底殲滅該敵」的作戰方針，並為此作出了一系列相應的部署。華北野戰軍本來準備以2個兵團分別攻擊歸綏或太原。11月15日，東北野戰軍領導人林彪等致電中共中央軍委，認為徐州國民黨軍有就殲之可能，蔣介石因此可能將傅軍調南方，傅亦可能決定西撤，建議華北部隊暫不攻擊歸綏或太原，而是集中力量包圍保定或張家口，採取「圍而不攻的辦法，以達到拖住敵人的目的」，俟東北野戰軍主力入關後，再合力全殲傅軍。軍委接受了林彪等的建議，命令華北部隊停止攻擊太原，並撤除對歸綏的包圍。但華北部隊的實力還無法達成真正抑留傅軍的任務，因此毛澤東在16日致電林彪，提出東北主力「早日入關，包圍津沽、唐山，在包圍姿態下進行休整，則敵無從從海上逃跑」。17日，林彪復電，認為「東北主力提早入關很困難」，因為需要一定的時間進行思想動員，補充兵員物資，但表示東北野戰軍將儘快做好入關的準備。當天，中共中央軍委又致電林彪，指出「欲抑留蔣、傅兩部於華北，依華北我軍現有兵力，是無法完成的」，「東北野戰軍提前入關，早日發起平津戰役，對於抑留蔣、傅兩部並最終將其全殲，將起到至為關鍵的作用」，希望東北野戰軍考慮或於本月25日出動，或是休整到12月末出動。18日，中共中央軍委根據新的情況電告林彪等東北野戰軍領導人，決定東北野戰軍「於21日或22日全軍或至少八個縱隊取捷徑以最快速度行進，突然包圍唐山、塘沽、天津三處敵人，不使逃跑並爭取使中央軍不戰投降」。19日，林彪等復電錶示同意，東北野戰軍提前入關作戰的方針至此確定。11月23日，東北野戰軍主力開始向關內開進，2周時間內已有5個縱隊入關。12月7日，東北野戰軍司令部到達河北薊縣孟家樓。在不到1個月的時間裡，東北野戰軍共有12個縱隊48個師及特種兵80萬人入關，再加上華北野戰軍第2、3兵團的7個縱隊20個旅與特種兵13萬人及地方部隊，參加平津戰役的部隊總數達到了近百萬人，實力高出國民黨軍一倍左右，為戰役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共關於平津戰役的決策，首先注重於以大包圍態勢，分割平津地區的國民黨軍，不使其南撤或西撤，然後再徐圖殲滅，其中在平張路作戰，吸引傅軍救援，從而抓住傅系軍隊，拖住蔣系軍隊，又是此一決策中的重要一環。11月27日，中共中央軍委電令華北第2、3兵團6個縱隊和東北野戰軍先遣兵團2個縱隊擔任平張線作戰任務，使傅軍「不能西逃也不能東竄」。11月29日，華北第3兵團楊成武部發起對張家口周邊地區的攻擊，平津戰役由此打響。

  平張路是平綏路的東段，為聯繫北平與傅作義的基本根據地——綏遠的交通命脈，一向為傅作義所關注。平張路上的張家口是察哈爾省省會，也是傅軍的重要據點，因其戰前已處在相對孤立的境地，傅作義已有撤離的考慮，但又「因顧及張垣為通綏包之通路，不欲輕予撤離」。中共部隊開始攻擊張家口之後，第11兵團司令孫蘭峰急電傅作義求援。傅作義此時判斷東北野戰軍主力一時還不會入關，認為可以先調兵西進，解張家口之危後再回頭對付東北野戰軍。他令駐豐臺的嫡系主力第35軍2個師及駐懷來的第104軍1個師增援張家口。29日第35軍遵令出動，30日即抵張家口，向中共部隊展開反擊作戰。傅軍動向正與中共的判斷相符，中共中央軍委即令華北楊成武兵團切斷張家口與宣化的聯繫；第2兵團楊得志部由阜平北進直插平張線宣化、下花園地區，切斷宣化與懷來的聯繫；東北先遣兵團程子華部自薊縣向懷來、南口前進，切斷懷來與北平的聯繫。由此層層布防，力求將傅軍主力分割隔斷在懷來以西，確保戰役的順利發展。

  根據形勢的變化，傅作義於12月4日親赴張家口部署應對，為加強北平的防守，決定將第35軍撤回北平。12月6日，第35軍分乘數百輛汽車東撤，先後通過宣化及下花園，於7日晚進至平張公路上的新保安。新保安距傅系第104軍駐守的懷來不過30餘公里，如任其前進，將加大此後中共部隊作戰的困難，也不利於中共實現抓住傅系、拖住蔣系的決策。由於楊成武兵團將重點放在防止傅軍西撤，而楊得志和程子華兵團均因故未到達指定位置，第35軍東撤懷來有很大的可能。中共中央軍委為此於7日和8日連續發出急電，要求楊成武兵團「包圍張垣之敵，務必不使該敵向西向東或繞道跑掉」，「應嚴令所部負此完全責任，不得違誤」；楊得志兵團「應遵軍委多次電令，阻止敵人東逃」，如果跑掉則由其負責；程子華兵團應迅速到達並占領懷來一線，「務將三十五軍與懷來之聯繫完全切斷，不得違誤」。

  第35軍進占新保安後，部下建議軍長郭景雲繼續前行趕到懷來，確保己部安全，但其認為夜間行進不安全，且驕傲自大，剛愎自用，聽不進下屬意見，決定住一夜再走，結果鑄成大錯。第二天拂曉，楊得志兵團趕到新保安外圍，迅速構築了兩道防線，將第35軍阻在新保安。第35軍為傅作義賴以起家的基本部隊，其被困消息傳至北平，傅作義即令第104軍軍長安春山指揮所部「全力以赴，內外夾攻，迅速擊破當面共軍，接應並掩護第三十五軍安全返平」。為使安春山出力救援，傅作義任其為西部地區指揮官，使自恃兵強馬壯的郭景雲很不服氣；由於郭景雲在撤離張家口時為裝運該軍裝備，將第104軍的258師丟在張家口未帶走，也使安春山很不滿意。雙方心存芥蒂，不可能同心協力打破重圍。12月9日，第104軍已進至距新保安僅數公里處，安春山要郭景雲趕快突圍，而郭景雲則要求他攻到新保安接應，爭執之間破圍機遇已失。第35軍被圍在新保安，安春山因擔心部隊安全，於10日率第104軍主力回撤懷來，次日又因害怕被殲繼續向北平轉進，結果被程子華兵團全殲於懷來以南，安春山本人脫逃。中共達成了抓住傅系、拖住蔣系的戰役目的。

  第35軍未能救出，還損失了第104軍主力，傅作義又得知東北野戰軍正在浩浩蕩蕩地入關，迫使他不得不調整部署，收縮兵力，準備平津防守作戰。針對傅作義調整部署的動向，12月11日，毛澤東致電林彪，認為平津國民黨軍已基本沒有可能走陸路逃跑，「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敵人從海上逃跑」，指示以楊得志兵團繼續圍困新保安，使傅「不好下從海上逃走的決心」；以東北野戰軍主力分別包圍天津、塘沽、蘆台、唐山諸點，基本原則是「圍而不打」（如張家口、新保安）或「隔而不圍」（如平、津，只作戰略包圍，隔斷諸敵聯繫，不作戰役包圍），「以待部署完成之後各個殲敵」。指示要求林彪等在12月25日前完成上述部署，並特別注重塘沽和新保安兩點，因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兩點攻克，就全局皆活了」。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林彪決定以5個縱隊在東路負責隔斷天津、塘沽、唐山間的聯繫，5個縱隊在中路負責隔斷平、津間的聯繫，3個縱隊在西路從北、西兩面進逼北平。隨著國民黨軍的不斷收縮後撤，東北野戰軍東路部隊於12月13日占唐山，14日占蘆台和漢沽，19日占軍糧城、楊村，21日占楊柳青，隔斷了天津與塘沽的聯繫；中路部隊於12月13日占房山、通縣，14日占廊坊，15日占黃村，17日占南苑機場，隔斷了北平與天津的聯繫；西路部隊於12月12日占南口，14日占北平西郊機場、宛平、豐臺，16日進至京郊海淀、門頭溝、石景山，直接威脅北平城防。楊得志兵團繼續包圍新保安，楊成武兵團繼續包圍張家口。至此，東北和華北野戰軍完成了中共中央賦予的「圍而不打」、「隔而不圍」的戰役任務。此前，中共中央決定由東北野戰軍司令部統一指揮東北和華北部隊。1949年1月10日，又決定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組成平津前線總前委，林彪任書記，全盤負責戰役期間的各項重要工作。

  在東北和華北野戰軍完成了對平津地區國民黨軍的分隔包圍之後，中共中央又確定了「先打兩頭，後取中間」的戰役方針，即先由東北野戰軍負責攻擊東面的塘沽，華北野戰軍負責攻擊西面的張家口和新保安，最後攻擊北平和天津。華北野戰軍對新保安和張家口的攻擊進展順利。新保安是個不大的小鎮，第35軍退守於此後，華北「剿總」指示其「固守待援」，但實際又派不出兵力救援。包圍新保安的楊得志兵團3個縱隊占據著絕對優勢，又無國民黨軍增援的後顧之憂，1948年12月21日對新保安發起攻擊，22日全殲第35軍16000餘人，軍長郭景雲自殺身亡。此時因「張垣被圍已無守備意義」，22日晚，孫蘭峰率其部4個師及騎兵2個旅5萬餘人出張家口，分路向察北、商都方向突圍，被包圍張家口的楊成武兵團及東北野戰軍1個縱隊在24日圍殲，孫蘭峰和部分騎兵脫逃。與此同時，東北野戰軍對塘沽的攻擊遲遲未能發起。塘沽為天津外港，也是當時國民黨軍海運南撤的惟一出口，由第十七兵團司令侯鏡如指揮第87軍和2個師駐守。中共中央在平津戰役期間始終強調控制海口、防止國民黨軍海運南撤的重要性，林彪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準備以3個縱隊攻擊塘沽。但因為塘沽背靠渤海，面陸部分地勢平緩開闊，水網密布，不利於攻擊，而且侯鏡如已經將指揮所遷設於港外的軍艦上，一旦形勢不利即隨時可以撤退。林彪認為，如果對塘沽的攻擊不能迅速得手，平津守軍又趁機突圍，則可能陷於不利處境，12月26日，他提出推遲攻擊的建議。同日，中共中央軍委復電指示：「既然平津敵突圍象徵甚多，目前攻擊兩沽（塘沽與大沽）亦有困難，自應推遲攻擊兩沽時間。」隨後，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親赴塘沽前線考察，認為「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殲兩沽之敵則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是殲滅一部，大部逃竄，結果得失不合算」，建議應以準備對付北平之敵突圍為主要任務，如其不突圍則先攻殲天津之敵。林彪將此意見報告中共中央軍委後，29日得回電指示，「放棄攻擊兩沽計劃，集中五個縱隊準備奪取天津是完全正確的」，東北野戰軍因此放棄了先攻塘沽的計劃。

  由於東北野戰軍入關，中共在平津地區的軍事實力已經大大超過了國民黨，國民黨統帥部實際也不再幻想可以堅持平津地區，而是考慮將平津部隊南撤。12月11日，國防部向蔣介石呈遞意見書，提出「華北國軍應適時放棄不必要據點，主力集中適當地區，機動控制」，不得已時應確保津沽，便利撤離。13日，傅作義的老友、即將出任國防部長的徐永昌（22日上任）飛北平勸說傅作義，北平被圍「決難持久」，請其速退津沽，「出戰皆易」，但傅告以平津路已被截斷，無法撤退。徐永昌離開北平後，又在17日致電傅作義：「關於主力轉移塘沽，仍望兄能毅然決行，以守平則後援絕望，與其坐困待斃，不如冒險轉進，期得九死一生也。」但是傅作義對南撤始終下不了決心，其間關鍵在於他並非蔣介石的嫡系親信，不願離開其基本地盤和部隊而寄人籬下，何況他在內心裡對國民黨和蔣介石也已失望，有了另闢途徑、與中共談和的想法。面對國民黨統帥部令其南撤的壓力，傅作義以退為進，多次提出辭職請求。蔣介石已感到傅作義的態度可能有變，「原定集中全力固守津沽之計劃，恐難實現，果爾，則華北戰局已等於失敗，而宜生又為政治與虛榮所牽制，不願放棄北平，冀圖固守，是無異自滅也。」但在當時平津戰局已成死棋的情況下，蔣也不可能另覓他人代傅「跳火坑」，只能對傅表示極力拉攏之意。12月12日，蔣介石復電傅作義：「無論成敗利鈍，惟有盡吾人心力而為之，萬不可稍露辭意，以餒全國軍民之氣，所稱辭職，萬難照准，務請積極奮鬥。"29日，傅作義又電告蔣介石：「職處此環境，日夜焦慮，且以人事關係過熟，苦難肆應。……為此請乞鈞座將職免職，或將職本人南調，另派大員接任，在軍事上實至當需要。」蔣介石當然不會接受傅作義辭職的請求。1949年1月3日，他致電傅作義及平津國民黨軍高級將領李文、石覺、侯鏡如、陳長捷等稱：「就華北言，匪眾雖多，其裝備補給則不如我，其素質訓練，又遠不如我，今我挾優勢之兵力，守土御匪，益以傅總司令之指揮，本其平素負責從事之精神，策劃督戰，期在必勝。」

  在穩住傅作義的同時，蔣介石加緊勸說傅作義同意南撤的計劃，並許諾給予其方面負責大員之地位和權力。1月8日，北平中央系軍隊將領聯名呈致蔣介石，認為：「平郊戰守似無前途，向津沽轉用之案本為上策，惜誤時機，長期固守而民食軍糧又難為繼。為保持國家元氣以期長久支持戡亂大計，似可先由空中搶運一個軍至青島，以之輸送塘沽，擴大陣地，開闢機場，再由塘沽陸續自空中將平津主力接出，向南轉運，以固江防，再圖後舉。」當日，蔣介石決定將北平守軍空運青島。13日，徐永昌致電傅作義：「總統之意，甚願兄率部移防青島，豫魯軍事，由兄全權指揮，倘敵又以全力來犯，果至萬不得已之時，則東南諸省仍須倚畀吾兄也。……盼吾兄提早赴青，部署一切。"14日，傅作義致電蔣介石，提出：（1）組成強力兵團全力向津塘方面出擊，循海運南調，則轉運部隊數量較多，但把握如何不敢預測；（2）以最多飛機在短時間內儘量儘速爭取空運較好較多部隊，但影響所及，人心士氣將至不可收拾；（3）初步安排後請即調職赴京，另行指定人員指定部隊辦理。蔣回電命其「非積極向外肅清不可，並須在城近郊選擇據點固守，勿使匪炮再射城內為要。否則，不僅運兵為難，即運糧亦無法實施矣。"15日，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飛北平，與傅作義商討如何執行蔣介石的決策，傅作義要求派大批飛機儘速來平，爭取時間，立即開始空運。但所有上述方案，最終不過是紙上談兵，蔣介石雖有令平津部隊南撤的指示，但決策已晚，退路已斷，而傅作義已在和中共聯絡談判北平和平交接問題，對蔣介石的指示不過是敷衍而已。

  與遼瀋和淮海戰役主要是軍事作戰的形勢有所不同，政治交涉在平津戰役的進程中起到了特別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在於傅作義。傅並非正統國民黨出身，有自己的軍隊系統，在華北地區本就自成一派勢力。全面內戰爆發後，傅作義指揮部隊出擊，占了一些便宜，其勢力由偏僻的察綏逐步擴展到華北政治和工商業中心的平津地區，並出任華北「剿總」總司令，手握華北的黨政軍大權，一度頗有抱負。但是，隨著國民黨軍事的節節失利，傅作義的心態也在變化。首先是他在軍事上已經感受到中共的強大壓力，企望繼續堅守平津地區的可能性正在日漸縮小，而且他也不願因戰火破壞北平這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而擔負罵名；其次是他在政治上對國民黨的無能和腐敗已經感到失望，在國民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不願再與國民黨綁在一起而落水；再次是當時社會上已有強烈的和平呼聲，傅的部下作戰意願不高，多數高級將領和社會名流都希望和平解決，傅身邊的一些人也向他提出了謀和的建議。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影響到傅作義的態度，使傅動了和平解決平津戰守問題之心，中共也因此而在大力進行對傅作義的爭取工作。

  平津戰役發起前，中共通過對影響傅作義態度的諸種因素之分析，認為傅有爭取的可能，遂在秘密狀態下，通過多條渠道進行對傅的爭取工作。首先是通過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她的公開身份是天津《大公報》記者，但她和她的丈夫周毅之均為中共地下黨員。1948年11月初，傅冬菊第一次向傅作義轉達了中共希望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意圖，傅表示可以考慮。此後，傅冬菊即不斷在傅耳邊吹風，向他做工作，並將他的動向報告中共。其次是中共北平地下黨負責人崔月犁通過關係說動了華北「剿總」參議、傅作義的老師、與傅私交甚好的劉厚同，由劉出面告誡傅：「順應人心，當機立斷，抓緊和談……和議一成，北平免遭戰火破壞，城內軍民的生命財產得以保全，是深得人心的。」再次是北平《平民日報》記者、中共地下黨員李炳泉通過其堂兄、傅的聯絡處長李騰九與傅溝通，並在面見傅作義時提出了和平解決問題。除此之外，傅作義本人也通過民主人士彭澤湘和符定一的關係，主動尋求與中共聯絡的渠道，探尋中共的態度。11月上旬，傅作義通過中共北平地下黨的關係致電毛澤東，表示自己過去的做法是錯誤的，以國民黨蔣介石為中心而救國救民是走不通的，今後要以毛澤東和中共為中心，實現救國救民，本人準備和談，不打內戰。

  儘管中共在大力爭取傅作義的合作，傅本人也有了和平解決的意向，但要使和平解決真正付諸實行，仍有諸多困難。傅作義手上畢竟還有幾十萬部隊，自恃尚可周旋一番，而且他還有北伐時期守涿州的歷史戰績，被認為在守城方面有一套辦法，就此繳械，他既有不能也有不甘；傅身為國民黨高級幹部，內戰之初一度堅決反共，與中共是戰場上的對手，對中共還有不少疑慮，並需要考慮多年追隨自己的下屬利益；傅具有中國傳統的道德觀，背棄國民黨而投向中共，也使他在心理上需要有一番調整。他對下屬說過：和談是不是投降？不講道德還能做人嗎？咱們過去的歷史就完了嗎？因此，傅作義在提出和平解決之初，還是希望通過一定的政治安排，保持自己和部下的地位與利益，諸如希望以華北五省二市資格參加未來的聯合政府，劃平津保察綏為和平區，所部改稱人民和平軍等。中共認為傅的提議是政治上平分政權，軍事上保存實力，企圖與中共在華北平起平坐，因此是不可能同意的。雙方關於平津和平解決的交涉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過程。

  中共爭取傅作義和平解決平津問題，是在軍事上占據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儘量減少戰火帶來的破壞，加速戰爭勝利的進程，並不準備視傅作義為政治上平等的交涉對手。平津前線中共軍事指揮員認為：「攻下北平、天津，全殲守敵，我軍皆有絕對把握，因此，談判內容以爭取敵人放下武器為有利。」中共中央同意以此為談判「基本原則」，利用傅集團對生命財產危險的恐懼，以減輕懲處、保存私人財產，交換其全軍放下武器，「第一個目的是解決中央軍」。12月7日，傅作義派《平民日報》社長崔載之在李炳泉陪同下出城到東北野戰軍駐地，首次向中共提出談判條件，即中共停止戰鬥，雙方商定起義時間，傅方參加聯合政府，軍隊交聯合政府指揮等。這與中共的條件相去甚遠。17日，崔載之來到平東八里莊，與東北野戰軍參謀處長蘇靜會見，提出希望中共部隊讓出對北平南苑機場的控制，將被圍在新保安的第35軍放回北平，以加強傅系對北平的控制，在適當時機由傅發通電宣布和平解決。19日，中共中央電告平津前線負責人：「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徹底解除他們的武裝……決不允許這些人保存其反動力量，談判和分化只是達到殲滅他們的一種手段。」同日，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接見崔載之，說明中共願意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平津問題，但國民黨軍必須放下武器，中共絕不接受國民黨軍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裝的做法，但可以允許傅留下兩個軍改編；平津和平解決後，保證傅作義和部屬的生命財產安全，但由傅發通電、成立華北聯合政府、走第三條道路等是幻想，中共不可能接受；傅可以將中央軍軍師長逮捕後宣布起義，或讓路給解放軍進城。崔載之回城向傅作義報告後，傅表示平津中央軍的兵力比他多十幾倍，逮捕軍師長的做法沒有把握，對己部繳械亦表示為難。此次談判沒有結果。

  傅作義對中央軍的擔心是實情，當時平津地區的中央軍有3個兵團7個軍近30個師20餘萬人，裝備及實力遠遠超過傅軍，但傅作義也還有憑其所存實力與中共討價還價的想法。12月下旬，傅軍主力在新保安和張家口基本被殲，而中央軍尚未受到嚴重打擊，傅作義既失去了與中共談條件的資本，也擔心在中央軍控制平津地區的情況下，與中共談判的風險。此時，外有中共的軍事政治壓力及社會與部下的和平呼聲，內有蔣介石的拉攏和中央軍的要挾，傅作義心情十分矛盾，思想鬥爭激烈。他既不願關閉和談之門，輕啟毀壞平津之戰火；又不願接受繳械條件，背負國民黨「叛將」之名；也不願率部南撤受人掣肘寄人籬下，失去自己的行動自由。他還是企圖以更有利於自己的方式和平解決平津問題。12月23日，傅作義致電毛澤東，表示：「今後治華建國之道，應交由貴方任之」，「余絕不保持軍隊，亦無任何政治企圖」，「擬即通電全國，停止戰鬥，促成全面和平統一」，要求中共方面停止攻擊，暫維現狀，恢復交通，安定秩序；並提出：「在此轉圜時期，盼勿以繳械方式責余為難。過此階段之後，軍隊如何處理，均由先生決定。望能顧及事實，妥善處理。」為了打消傅作義的幻想，25日，中共在公布的43名戰犯名單中列入傅作義，使傅深受刺激，向下屬表示「兩方條件相距太遠，根本不能談」，要部下準備打仗。實際上，中共在戰犯名單中列入傅作義，也有為其在和談時對國民黨內的責難解脫責任之意，並不表示不接受傅的和談。根據形勢的變化，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軍委電示林彪：傅系在新保安和張家口的軍隊已消滅，傅在北平的地位已經起了變化，「只有在此時才能真正談得上我們和傅作義拉攏並使傅部為我所用」。電文提出了與傅談判的具體意見：傅不要發通電，以免失去合法地位，我們也不接受他的一套想法；傅反共甚久，不能不列為戰犯，這樣可以加強其地位，藉此做文章，實際上則和我們談好，裡應外合，和平解放北平，立此功勞，我們就有理由赦免其戰犯罪，並保存其部屬，北平傅系直屬部隊可允許編為一個軍；傅致毛澤東電所提要求不切實際，只有按上述做法才合實際並為中共所接受；希望傅派有地位能負責的代表出城談判。

  在中共的爭取之下，傅作義於1月6日派華北「剿總」土地處處長周北峰為代表，由民盟北平支部負責人張東蓀陪同，出城與中共繼續談判。7日，中共中央致電林彪，明確談判的基本方針是：傅允許我們和平接收平津，軍隊一律繳械，但允許傅部編一個軍；本人赦免戰犯罪，保存私人財產，住在北平或出外邊由他自定，部屬生命家財不予侵犯。除此之外，不能再允許給什麼東西，亦不能稱為起義；如果不能和平解決，最後則準備武力解決。指示要求對傅作義說明，因他反共甚久，殺人甚多，人民極為不滿，除非他能和平讓出平津，否則我們無法說服人民赦免其戰犯罪；警告傅不能採取騎牆態度，而且必須迅速解決，否則即將發起攻擊。8日，林彪、聶榮臻接見了周北峰和張東蓀。周轉達傅的和平條件是：平、津、塘沽、歸綏一起解決；平津等地以後允許辦其他報紙，聯合政府中有進步人士參加；軍隊不用投降或繳械方式，而是有步驟地由城內調出分駐各地，用整編方式解決。9日，中共中央指示林彪：平津應迅速解決，傅方軍隊應調出平津，開赴指定地點改編為解放軍，自12日開始實施；待平津處理完畢後，再照此辦法解決塘沽和歸綏問題（中共對綏遠問題後來有更為寬大的處理辦法）；聯合政府中有進步人士，平津報紙不只中共一家，均不成為問題。林彪、聶榮臻據此答覆周北峰和張東蓀。周北峰又提出：傅軍以團為單位出城整編，懷來、新保安、張家口被俘人員一律釋放，不作為戰俘對待；傅軍人員予以安排，給予生活出路，對以往罪行不予追究；對傅作義本人給予適當安排。林彪答覆說：所有軍隊須一律解放軍化，地方須一律解放區化；首先解決平津問題，先頭部隊須於12日13時前開始行動；對傅作義在政治上給予一定地位，保證其私人財產；懷來、新保安、張家口被俘人員一律釋放，既往不咎。10日上午，雙方議定《談判紀要》，由林彪、聶榮臻和周北峰分別簽字。當日下午，周北峰迴北平向傅作義匯報，傅認為「所談的問題還不夠具體」，表示過兩天再說；同時致電林彪稱：由於部隊情況複雜，從戰鬥準備轉為和平部署，打通思想和說服工作非倉促可辦，故部隊出城時間須視準備工作進行程度和具體商談情況而定，並表示將派代表繼續談判。事實表明，傅作義雖然面臨戰守兩難的困境，但由於內外多方面的因素，仍不能完全接受中共提出的平津和平解決條件，中共由此決定發起對天津的攻擊，以軍事勝利打消傅作義最後的動搖和猶豫。

  天津是華北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也是國民黨軍精心設防的重點城市。環繞市區有長達40餘公里的護城河及以交通溝連接的地堡防禦工事，市區內遍布鋼筋水泥碉堡，並以高大建築為核心，形成了若干既能獨立堅守，又能互相支援的防禦要點。1948年6月，陳長捷出任天津警備司令，根據傅作義「改建並增強天津的城防工事為設堡強固陣地」的指示，將城市防禦重點放在西北部，又構築了大量鋼筋水泥碉堡群。天津被圍後，傅作義指示陳長捷「加固既設工事，想盡一切辦法，堅決將天津守住」。陳因此採取了一系列應急措施，如清掃射界，在城外形成一定距離的真空地帶，並埋設地雷；引水入護城河，使其水深達到3米，並防止凍結；在城內趕築碉堡，並在高大建築物加修據點，從而使天津形成了堅固設防的防禦工事體系，目標是堅守3個月以上。陳長捷將駐天津的國民黨軍2個軍10個師13萬人分為3個防區，其中西北區部署2個師，東北區部署4個師，西南區部署1個師，另以3個師作為預備隊。

  東北野戰軍決定攻打天津後，精心準備了攻擊方案。天津的地形特點是南北長東西窄，並有海河縱貫其間；國民黨軍的布防特點是，北部兵力強，南部工事強，而中部兵力及工事均不強，是較為突出的弱點。東北野戰軍因此決定將主攻方向放在天津中部，「主力爭取東西兩方對進突擊，首先殲滅中部的敵人，將敵南北切斷，待我軍已在敵之中部地區貫通以後，即以主力轉向南面，殲滅南面的敵人」。在戰術上，東北野戰軍實行猛烈穿插分割、有重點的多路突擊，先打亂其防禦，再攻占其據點。總的方針是「東西對進，攔腰斬斷，先南後北，先分割後圍殲」。擔任攻擊天津任務的是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指揮的5個縱隊22個師34萬人，其中東、西集團各2個縱隊及1個師在城中擔任主攻，以金湯橋為目標，得手後再向南北方向發展；南集團1個縱隊及1個師在城南擔任助攻；2個獨立師在城北擔任佯攻，吸引守軍的注意力；另以1個師為預備隊；攻城部隊配屬大口徑火炮538門，坦克30輛，裝甲車16輛，首次動用了炮兵、坦克、工兵等兵種進行協同攻堅作戰。經過1月3日至8日的外圍作戰，東北野戰軍已直抵天津城下。

  為了避免天津在戰火中遭到破壞，在東北野戰軍發起對城區的總攻前，1月6日林彪致函陳長捷，要求其放下武器，繳械投降。陳長捷在回覆中提出，天津守軍交出重武器，攜帶輕武器撤至塘沽，循海路南撤。劉亞樓隨後又向陳長捷提出四項條件並限其在12日前答覆：（1）希望和平解決；（2）守軍自動放下武器；（3）保障守軍官兵個人及其家屬的生命財產安全；（4）如果堅持頑抗將採取攻擊行動。12日，中共中央軍委電示林彪等：天津問題應單獨處理，「天津之敵如能接受你們所提限時繳械之條件，你們即可不經攻擊而占領天津，如該敵不能接受你們所提條件，則你們應於適當時間內攻占天津。」平津前線司令部據此通知傅作義，要他令天津守軍在13日12時前開出城外，聽候處理，否則即自14日開始攻城。傅作義此時仍企圖儘可能守住天津，作為談判的砝碼，因此指示陳長捷「堅定守住，就有辦法」。陳長捷是傅作義的老部下，雖然明知天津未必守得住，但也不願違背老長官的指示，決心「在軍事上為傅負責到底」，並向中共表示「放下武器有難處」。天津之戰遂不可避免。

  1月14日上午10時，東北野戰軍對天津發起總攻，在猛烈的炮火掩護下，僅一個多小時即突進市區。15日凌晨，東北野戰軍東、西兩集團按戰役預案在金湯橋順利會合，將天津市區分割為南北兩部分。隨後，4個縱隊向南、1個縱隊向北進行縱深攻擊。傅作義得到天津市區被攻擊的消息之初，尚命令陳長捷「設法抽兵恢復被突破的地區」。但守軍很快即大勢已去，到15日晨，傅作義指示陳長捷「可以接洽和平」。不過為時已晚，陳長捷得到傅的指示後不久，即與第62軍軍長林偉儔、第86軍軍長劉雲瀚等被俘（劉雲瀚後脫逃）。15日下午，東北野戰軍占領天津全城，全部攻擊時間僅29個小時，國民黨軍13萬人被全殲。留守塘沽的國民黨軍第17兵團5個師近5萬人隨後乘船撤離，17日東北野戰軍進占塘沽。

  東北野戰軍攻下天津，使傅作義失去了討價還價的最後籌碼。1月上旬，中共中央軍委又決定將新保安和張家口戰役後西進準備攻擊大同與歸綏的華北第2、3兵團調至北平，使包圍北平的部隊數量達到13個縱隊50餘萬人，對國民黨軍占據了壓倒優勢，使其自北平突圍的可能性不復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強調迅速解決北平問題，不使傅作義再拖下去。1月12日，毛澤東致電林彪與聶榮臻，要求他們向傅說明：「談判如此之久，始終不著邊際。自己提出離城改編，現又借詞推託，企圖拖延時間，實則別有陰謀，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北平守軍，可以推遲數日離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不是所謂由我軍協助傅軍解決抗不受命者，而是傅軍協助我軍入城解決一切敢於抵抗的部隊。」在中共的強大壓力下，13日，傅作義派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和周北峰到通縣五里橋，與林彪等繼續談判。鄧寶珊起初仍提出中共部隊讓出南苑機場及成立聯合政府事，但林彪答稱，現在沒有條件可談，只有將北平守軍開到城外指定地點改編，別的什麼都不可能。毛澤東還親筆擬函，以林彪和羅榮桓的名義致傅作義，提出北平國民黨軍的兩條出路：（1）自動放下武器，保證官兵生命財產安全，傅的戰爭罪責亦可減輕或赦免；（2）如果不願自動放下武器，而願意離城改編，也可以允許，開至指定地點後改編為解放軍。函中限傅作義在1月17日1時至1月20日24時考慮上述解決辦法，並警告說：「如果貴將軍及貴屬竟敢悍然不顧本軍的提議，敢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萬市民生命財產為犧牲，堅決抵抗到底，則本軍實行攻城時，為挽救此古城免受貴將軍及貴屬毀滅起見，本軍將用精確戰術，使最重的打擊落在敢於頑抗者身上。而對於不願抵抗之貴屬，則不給任何打擊，並予以寬待。城破之日，貴將軍及貴屬諸反動首領，必將從嚴懲辦，決不姑息，勿謂言之不預。」（此函當時未交給傅作義，2月1日由新華社公開發表）16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林彪等，要他們「告傅方代表，如果傅方決心和平繳械或決心出城改編或決心裡應外合協同解決中央軍……就應下決心站在我們方面。如果傅方決心站在我們方面，我們決不會虧待他們。」當晚，林彪、羅榮桓、聶榮臻接見鄧寶珊，討論了北平國民黨軍出城改編及各軍政文教機關單位的接收等具體問題。林彪在談話中告誡說，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希望和平解決，但必須在21日開始行動。鄧寶珊探詢傅作義的出路如何。林彪表示：或去台灣或留北平，只要真站到人民方面以贖罪，我們不會虧他的。次日，鄧寶珊回城向傅作義稟報談判情況。此時對傅作義而言，戰既不可行，撤又無路可走，和則只能照中共的開價辦理。權衡利弊，傅作義毅然決定接受中共的條件，和平解決北平問題。

  1月21日，平津前線司令部與傅作義方面達成《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由東北野戰軍參謀處長蘇靜和華北「剿總」副秘書長兼政工處處長王克俊及北平《平民日報》社社長崔載之共同簽字。協議主要內容為：22日上午10時起雙方休戰；過渡期間雙方成立聯合辦事機構，處理有關軍政事宜；城內部隊原建制原番號移住城外，於到達指定駐地一月後實行整編；城內暫留必要部隊維持治安，俟解放軍部隊入城後逐次接替；行政機構及所有公營公用企業、銀行、文化機關、學校等暫維現狀，聽候處理；金圓券照常使用，聽候另定兌換辦法；軍統、中統情報人員停止活動，聽候處理；保護在平各國領事館、外交官員及外僑生命財產之安全；釋放政治犯及華北區被俘高級軍官；郵政電訊不停，新聞報紙繼續出刊，保護文化古蹟，人民各安生業勿相驚擾。

  「北平和平協議」達成前後，南京國民黨政府仍企圖以軟硬兼施的方法拉攏脅迫傅作義南下，阻止北平問題的和平解決。北平的中央軍將領曾在1月中旬致電蔣介石，告其「默察此間近日徵象，似在醞釀一種地方性的先期妥協」；決定無論和戰，一惟鈞座之命令是從；在全面和平無法實現前，防止局部的先期妥協。1月18日凌晨，國民黨特務在主和的前北平市長何思源家中安放的定時炸彈爆炸，何思源的次女遇難。此舉對傅作義是明顯的警告，但傅作義不為所動。「北平和平協議」達成的當天，徐永昌匆匆飛平與傅會晤，轉達蔣介石的意見，仍希望傅南來，並大量運出精銳部隊。傅告以士氣民心漸失，不得已而謀和，對於帶出部隊萬難做到，空運雖在盡力趕做，似亦難期有效運輸。徐永昌最後只能回寧向蔣復命。1月21日，傅作義在其總部所在的中南海懷仁堂召集高級軍政官員會議，宣讀和平協議條文，徵求大家的意見。席間多數人同意和平解決，只有中央軍將領有所異議，但亦不能公然反對，而是表示不願留下，請求放其南去。24日，參謀總長顧祝同致電第4兵團司令李文，令其負責指揮北平部隊，要求「國軍整個部隊必須完全空運南撤，方得和平交防，此為政府授予傅總司令之意旨，現在我軍仍應堅持一貫方針，不得變更」。26日，蔣介石決定，北平中央各軍應分途突圍，如不行則空運南撤，再不行則將各級長官空運南撤，而將全部士兵及武器交傅編配，如上述各項均無法實行，則要求將師長以上高級將領空運南歸。在北平處於層層重圍的情況下，蔣的決策不過是無的放矢，但為了避免中央軍將領的節外生枝，保證北平的和平交接，傅作義在徵得中共的同意後，將第4兵團司令李文、第9兵團司令石覺和第13軍軍長駱振韶、第16軍軍長袁朴、第31軍軍長廖慷、第94軍軍長鄭挺鋒以及各軍團以上軍官用飛機送去青島，第92軍軍長黃翔未走，率部接受和平改編。

  自1月22日起，北平國民黨軍開始以師為單位陸續撤出。1月31日中午，東北野戰軍第4縱隊自北平西直門進入城區，北平全部防務被移交給東北野戰軍。在中共的大力爭取及傅作義的明智決斷之下，有著千餘年歷史的文化古都北平終於避免了無情戰火的破壞，完整地、和平地由中共接管，掀開了歷史新的一頁。

  根據「北平和平協議」，平津前線司令部與傅作義成立聯合辦事機構，由北平軍管會主任兼市長葉劍英擔任主任，前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郭宗汾擔任副主任，負責對國民黨軍進行和平改編。傅作義履行其諾言，對部隊改編採取了完全合作的態度，主動表示「不要顧慮太多，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平津前線司令部決定對國民黨軍實行徹底改編，第一步編為25個獨立師，第二步全部拆散重編，各有5萬餘人編入東北和華北野戰軍，另有2萬餘人編入西北野戰軍。4月10日，對北平原國民黨軍的改編全部結束。傅作義本人則於2月22日在西柏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政治上得到中共的禮遇。毛澤東對傅作義表示：過去我們在戰場見面，清清楚楚，今天我們是姑舅親戚，難捨難分。蔣介石一輩子耍碼頭，最後還是你把他甩掉了。

  平津戰役歷時2個月，國民黨軍共計損失3個兵團13個軍50個師52萬餘人，其中傷亡3萬餘人，被俘23萬餘人，被改編25萬餘人；東北、華北野戰軍共計傷亡39000餘人。此役結束後，華北國民黨軍僅能保有山西的太原、大同，豫北的新鄉、安陽，山東的青島等少數孤立城市，已經沒有完整的防禦體系和有實力的部隊了。在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中，平津戰役最晚發起，最後結束，在其發起前和進行過程中，國民黨軍精銳主力已經陸續在遼瀋和淮海戰役中被殲，平津地區的國民黨軍因此而多半失去了戰鬥士氣，國民黨統帥部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樣派軍增援，這也使得平津戰役在軍事方面的戰鬥總體而言不似遼瀋、淮海戰役那般激烈而持久。在平津戰役的戰前和戰中，國民黨統帥部仍然與遼瀋、淮海戰役那般如出一轍，戰略失策，遲疑不決，失去了所余不多的撤退之機。中共方面則敏銳地抓住戰機，不等東北野戰軍在大戰後完成休整，即決策其先行入關，提前發起平津戰役，並以「隔而不圍」、「圍而不打」的戰略戰術，分割包圍國民黨軍，最終將數十萬國民黨軍抑留於平津地區並殲滅之。中共還成功地利用了國民黨內部的派系分野與矛盾，以軍事壓力配合政治爭取，最終迫使傅作義令北平國民黨軍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編，從而避免了古城北平毀於戰火的可能。平津戰役為中共創造了武裝解決的天津方式、和平解決的北平方式、暫時擱置不動留待其後解決的綏遠方式這樣三種解決國民黨軍的不同形式，中共將視具體情況的不同，在此後向全國進軍、解決殘餘國民黨軍的過程中，分別運用這三種不同的方式。

  自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進行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共計歷時近5個月（142天），國民黨方面投入其五大戰略集團中的三個集團（東北、徐州、華北「剿總」），出動了近190萬部隊（包括特種兵和海空軍為235萬人），占其總兵力的52%（包括特種兵和海空軍為64%），結果損失了154萬人，占其參戰部隊的80%,其中傷亡26萬人，占其參戰部隊的14%（均不包括特種兵和海空軍）；中共方面投入其五大戰略集團中的四個集團（東北、華東、中原野戰軍全部及華北野戰軍大部），出動了150餘萬部隊，占其總兵力的54%,結果傷亡近25萬人，占其參戰部隊的16%;國共兩軍的傷亡人數及占參戰部隊的比例大體相當，表明戰鬥過程之激烈，但國共兩軍總的損失比例則為6比1，國民黨的損失大大超過了中共，又表明國民黨軍在三大戰役中的完全失敗。三大戰役為國共兩軍的戰略決戰，雙方動員兵力之多、戰役持續時間之長、作戰地域之廣大、戰鬥程度之激烈，均為國共戰史上所僅見。在三大戰役的戰術層面，國民黨軍在進攻方面表現甚差，完全沒有達成戰役目的，但在有空軍支援並依託工事的情況下，仍可進行較長時間的固守防禦作戰；中共部隊在多數情況下處於攻方，在缺乏裝甲車及空中支持的情況下，在進攻中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傷亡代價。但中共部隊具有更為高昂的士氣、更強有力的政治動員，並能夠根據戰場形勢的發展而採取不同的攻守戰術，最終仍然勝過了國民黨軍。在三大戰役的戰略層面，國共統帥部的表現有重大差別。國民黨統帥部之失，主要在於猶豫不決、優柔寡斷、屢失戰機、該撤不撤、一誤再誤，其最高統帥蔣介石又剛愎自用，獨斷專行，不善於聽取下屬意見，又不能堅持已定之決策，朝令夕改，終使國民黨軍一敗塗地。中共統帥部則能夠適時把握戰機，敢於在己方實力尚未完全超過國民黨軍時，發起戰略決戰；在戰役的發起和初戰戰場的選擇方面，既大膽又謹慎，如選擇條件最有利的東北戰場作為戰略決戰的初戰，選擇國民黨軍進退之要點（如錦州）或其重兵集團的薄弱地段（如黃百韜兵團）或可以牽制其主力的據點（如張家口）進行戰役初戰，從而掌握了戰場主動權；在戰役進行過程中，注重戰略配合與戰役協同（如華東野戰軍與中原野戰軍、東北與華北），注重此戰役進程的發展及其與他戰役進程的關係（如淮海戰役緩攻杜聿明集團），注重集中兵力使用於主要方向同時也留有足夠的打援兵力（如攻擊錦州，圍殲黃百韜、黃維兵團），注重根據情況的不同而靈活地運用不同的戰略戰術（如遼瀋戰役的「關門打狗」，淮海戰役的「吃一個挾一個看一個」，平津戰役的「隔而不圍、圍而不打」），注重以運動戰殲滅國民黨軍的有生力量，同時也重視陣地戰和城市攻擊戰。中共最高統帥毛澤東既堅持其正確決策，堅持中共中央的統一指揮，又善於聽取下屬的意見，賦予下屬機斷行事的權力。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整個進程，猶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不容對手有喘息之機，運籌帷幄之間，決勝千里之外，體現了中共統帥部和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也是毛澤東軍事指揮的巔峰之作。

  三大戰役結束後，國民黨軍總兵力還有204萬人，其中野戰部隊為71個軍227個師115萬人；中共部隊總兵力則達到358萬人，其中野戰部隊為56個縱隊180個師218萬人。中共部隊首次在數量上超過了國民黨軍。經過三大戰役野戰與攻城多方面的歷練，中共部隊已經完全過了打大殲滅戰、攻占大城市這兩關，在技戰術和心理上均對國民黨軍形成了絕對優勢。中共治下的東北、華北、華東、西北根據地基本連為一體，面積為全國總面積的1/4，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1/3，為下一步向全國進軍奠定了穩固的後方和物質基礎。1948年10月31日，毛澤東提出，原定五年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任務，「因為戰爭迅速發展，可能提早一年完成」。11月11日，毛澤東致電各地負責人，指出戰爭進程的發展已從「根本上改變了敵我形勢」，根本打倒國民黨「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即可達到了」。國民黨由於在三大戰役中的失利，精銳主力部隊基本被殲，在軍事上已經失去了與中共繼續較量的資本，而在政治上也如毛澤東所言：國統區民眾「大群大群地脫離國民黨的影響和控制而站到我們方面來。自由資產階級向我們找出路，跟國民黨走的很少了。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代表們已經或正在成批地來到解放區。」正如華僑領袖馮裕芳等所言：「一年以前，都市裡許多不關心政治的上層人物，表示並不反對國民黨打共產黨，但希望早一點打完共產黨，快點給他們和平。現在呢，他們改變了，他們希望共產黨早點打完國民黨，快點給他們和平。」為什麼有這個變化，原因是「自從國民黨反動集團由『軍事戡亂』進一步執行『經濟戡亂』以後，它不但與全國工農為敵，而且也更顯明的與全國工商業為敵了。『戡亂』的火燒到都市上層人物的項上來了，於是，他們很自然地感覺到反抗國民黨的壓迫並不僅是共產黨的事情，而是全國人民的事情，他們自己也不能例外。」無論就軍事還是就政治而言，中共奪取全國勝利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