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決戰前的國共兩軍爭奪

  內戰進入第二年後，中共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挺進中原，各個戰場先後轉入反攻，對國民黨軍事戰線構成了強大壓力。劉鄧大軍進軍中原之後，蔣介石認為他們「東可威脅京畿，西可威脅武漢，南可阻礙長江運輸，在戰略上對於政府是一個很大的顧慮」。膠東攻勢剛剛結束，1947年10月3日，蔣介石即主持作戰會報，決定：（1）勿使匪南越長江；（2）仍以消滅黃河以南股匪為主旨；（3）對黃河以北與東北暫取守勢。11月上旬，蔣介石又主持召開大別山作戰檢討會報和豫、皖、鄂、湘、贛、蘇六省綏靖聯席會議，授權國防部長白崇禧組織國防部九江指揮部，統轄對大別山的圍攻，企圖「迅速殲滅劉匪，摧毀其在大別山區建立根據地之目的，以確保南京武漢之安全」。為此，國民黨調動了15個整編師的兵力，以南北合圍態勢，於11月底開始了對大別山的「圍剿」。

  劉鄧部隊進入大別山後，減員較多，補給困難，面對國民黨軍隊的緊逼圍攻，他們一面進行戰略展開，尋機作戰，一面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但由於部隊初到新區，無後方依託的作戰面臨著較多困難，再加上「左」傾偏向的發生，影響到新辟根據地的穩定，在大別山的處境一度較為被動，占領的20餘個縣城得而復失。為了打破國民黨軍對大別山的圍攻，1947年12月，劉鄧決定由劉伯承率中原局機關及1個縱隊轉出大別山，進至淮河以北的外線作戰，由鄧小平率3個縱隊在大別山內線堅持，另由後續南下的2個縱隊分別開闢桐柏根據地和漢江根據地；同時，中共中央命令陳粟和陳謝部隊對隴海和平漢路進行大規模的破擊戰，牽制、分散國民黨軍的行動。由於三路大軍配合作戰，儘管國民黨在大別山集中了優勢兵力，但仍無法達成徹底驅逐劉鄧部隊、完全摧毀大別山根據地的目的。1948年初，劉鄧、陳粟、陳謝部隊各一部在平漢路西平、確山地區會合，大別山、豫皖蘇、豫陝鄂根據地的聯繫被打通，有利於此後三軍的聯合作戰。

  面對漸趨不利的戰場態勢，為了挽回局面，國民黨統帥部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其中主要者為在長江以北劃分戰區，建立「剿匪」總部和黨政軍一元化的指揮體系，進行「總體戰」，以克服各自為戰為政之弊端；同時，以精兵組建機動兵團，以擺脫單純守城之被動局面。1947年12月1日，國民黨決定撤銷保定與張垣綏靖公署，改在北平設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任命傅作義為總司令，統領晉、冀、熱、察、綏5省「剿匪」事宜。1948年5月，撤銷各地行轅，改為綏靖公署，另將瀋陽東北行轅改組為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由衛立煌任總司令；同時，免去陳誠的職務，任命顧祝同為參謀總長。6月，將國防部九江指揮部改組為華中「剿匪」總司令部（設在武漢），由白崇禧任總司令；將陸軍總部徐州司令部改組為徐州「剿匪」總司令部，由劉峙任總司令，擔負山東及徐淮地區之作戰任務。只有在西北地區，因為張治中的堅持，未設「剿匪」總部，而將蘭州西北行轅改以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名義行事。在擔負一線作戰指揮的諸位「剿匪」總司令中，傅作義、衛立煌、白崇禧均有和中共交手之歷史與戰績，可稱軍事幹才與一時之選，惟有劉峙庸碌無能，內戰之初即因定陶作戰失利而被免去鄭州綏署主任職，卻在棄置閒散近兩年後被安置在擁兵最多、實力最強、戰略位置亦最重要之徐州「剿總」，箇中關節頗值思量，可見國民黨統帥部和蔣介石或無識人之明，或有徇私之弊。難怪國民黨內不少人得知劉峙的任命後發牢騷說：以徐州為南京大門之重要地位，不說派只虎震山，至少應當派只狗看門，結果卻派了頭豬去，如何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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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1948年5月11日公布的《剿匪地區軍政機構配合方案》，「剿匪」總部「承最高統帥部暨行政院之命，指揮並督導轄區內剿匪綏靖各事宜」；「剿匪」總部下設政務委員會，「承行政院之命，指導轄區內政務」；「凡劃隸綏靖區地域內之一切地方機構與人力物力財力等，均依總體戰方案之規定，由各綏靖區司令官負責處理」。成立「剿匪」總部，是國民黨實行「總體戰」戰略的重要環節，而「總體戰」的目的，就是以「剿匪」總部為核心，實行黨政軍一元化領導，賦予戰區軍事長官黨政軍全權，期與中共進行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等全方位的較量，尤其注重「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強化保甲聯防、連保連坐制度，控制社會基層與民眾。但國民黨官僚體制久已養成，上下脫節，且在縣以下之基層缺乏有力的組織動員體系，難與中共如蛛網般密布、上下溝通、迅捷有效的組織動員體系相競爭，所謂「總體戰」名不副實，只有白崇禧在華中「剿總」任上所行較為切實。

  中共劉鄧大軍進軍大別山後，主持「圍剿」的白崇禧認為，中共以分田運動使土地與動員相結合，以黨的力量控制政治軍事，所以力量發展迅速，因此提出：「必須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緊密配合，軍隊與民眾協同一致，全面動員起來，才能發揮總體戰的力量，應用全面戰術，爭取廣大面的控制，始可徹底剿滅匪患。」具體做法是：軍事上以「機動對竄擾」（實行分進圍剿、輕裝追剿、扼要堵剿、分區清剿），政治上「以組織對裹挾」（組訓地方團隊，強化地方組織，厲行保甲制度，實行聯村並區），經濟上「以封鎖對劫掠」（管制物資和壯丁，實行全面嚴格的經濟封鎖）；實行「自清、自剿、自衛、自富」政策等等。1948年3月，白崇禧在南京主持召開華中綏靖會議，進一步確認了他的「總體戰」戰略。由於桂系抗戰時期在大別山區經營時間較長，基礎相對較好，白崇禧又拿出了一套辦法，因此他在大別山區強力推行的「總體戰」戰略收到了一些成效，對中共部隊構成了較大壓力。但是，因為缺乏其他戰區的呼應，也沒有後續政策措施如土改的支持，再加上國民黨全盤軍事態勢的日趨惡化，其「總體戰」之功效不過曇花一現而已。而且由於蔣介石和桂系之間的歷史糾葛，蔣對多謀善斷、號稱「小諸葛」之白崇禧並不放心。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任命白崇禧為有職無權的國防部長，而不令其實際帶兵，即表現出他對桂系的防範之心。及至中共部隊進軍大別山，蔣不得不將白外放主持九江指揮部和華中「剿總」，但也並不意味著對其完全放手。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後，白崇禧在外領兵，互為依恃，更使蔣介石平添憂慮，白崇禧對此心知肚明。華中「剿總」成立前，白崇禧有意表示辭職。5月19日，蔣介石致電白崇禧稱：「辭職問題，不能照准，務望照常負責，切勿消極為要。」後在身邊人的勸說下，白方才打消辭意。蔣、白之間因為面對共同的敵人——中共，關係得以維持，但雙方芥蒂猶存，並影響到不久之後的徐蚌會戰及蔣介石下野。

  在軍事戰略方面，國民黨軍較內戰初期表現出明顯的退縮態勢。1948年1月，參謀本部將其編制的當年《作戰計劃大綱》呈交蔣介石，提出：「在東北方面暫取機動防禦，先擊滅黃河以南陳毅、劉伯承各匪，爾後由魯豫陝諸方面進出黃河北岸，與華北國軍協同，打通津浦、平漢線之北段，擊滅聶榮臻匪軍，會師冀中，同時摧毀上黨區匪巢，恢復各路交通，並準備出關收復東北。」這說明國民黨統帥部此時不僅不再寄望收復東北，而且對黃河以北亦只能以守為主，而將作戰重點放在黃河以南的中原地區。由於國民黨軍指揮官普遍感覺兵力不足，因此各地此時均在大力擴編部隊，並更多地以新編部隊、雜牌部隊和地方武裝擔任守備任務，而以久經戰陣的精銳部隊編組機動兵團，實行「以機動對機動」、「以集中對集中」的戰略戰術，期以野戰「擊滅匪軍主力」，恢復戰場主動權。但即便如此，國民黨軍的戰略正面仍然過廣，須守點線過多，機動兵團顧此失彼，賦予中共各個擊破的機會。蔣介石認為：「我軍兵力不足，防不勝防，此剿彼竄，頗難為計。乃以暫取守勢，沉機觀變之法，加以深慮，所得結論，應求匪之要害，取而守之，使其不能不被動來攻，待其停攻挫折，而後再予以反擊，清剿當易為力也。"1948年4月9日，蔣介石在行憲國大報告時將其新的軍事戰略表述為：「今後為使剿匪軍事早日勝利，當著重消滅共匪兵力，因此，對於不必要的地點，在不妨礙國軍進展的情形之下，將自動予以放棄，俾能集中兵力機動使用，隨時以二三倍優勢的力量，主動出擊，殲滅共匪。」

  中共在三路大軍出擊中原後，著重於創立中原根據地，與國民黨軍中原逐鹿，同時提出「注重學習陣地攻擊技術，加強炮兵工兵建設，以便廣泛地奪取敵人據點和城市」。在內戰爆發初期，中共對城市並不十分看重，而特別注重消滅國民黨軍的有生力量，但毋庸諱言，城市是現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活動的中心，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隨著戰場形勢的變化，中共部隊在以運動戰與國民黨軍的一般性對抗中，已經逐步占據上風並有明顯的心理優勢，而如何攻克並穩固地占領國民黨軍堅固防守的城市，已成為中共在軍事上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也是中共奪取全國勝利的必經之路。因此，自1947年年中以後，在主要進行運動戰的同時，中共部隊也開始注重進行陣地戰，並通過實戰演練攻擊城市的戰略戰術，準備與國民黨軍在城市攻堅戰中進行較量。

  中共部隊以強攻方式占領較大城市始於華北。內戰開始後，因為「在軍事指導上犯了一些錯誤」，中共晉察冀戰區的戰績不甚理想。1947年6月，晉察冀野戰軍重建，在經過整訓之後，戰力有了提高。10月13日，晉察冀野戰軍發起保（定）北戰役，以1個縱隊圍攻平漢路上的徐水，威脅保定，另以2個縱隊準備打援，企望在野戰中消滅增援之國民黨軍。保定綏署主任孫連仲認為這是殲擊中共之機，遂派出5個師自保定南下，又令第3軍軍長羅歷戎率部自石家莊北上，企圖夾擊晉察冀野戰軍。晉察冀野戰軍打援部隊主力本部署在徐水以北，但因南進之國民黨軍力量較強，難以分割殲滅，而北上的第3軍孤軍突進，野戰軍指揮部當機立斷，決定集中主力6個旅調頭南下，圍殲第3軍，同時以4個旅繼續阻擊北面的國民黨軍。經一日的強行軍，晉察冀野戰軍於19日晚在清風店包圍了第3軍，復經3日激戰，於22日全殲其軍部及1個師共17000餘人，俘軍長羅歷戎。這是晉察冀部隊自內戰開始後首次殲滅國民黨軍1個師以上的部隊，對提高部隊的作戰士氣與信心具有重要意義。

  第3軍主力在清風店被殲，石家莊守軍即處於危境。石家莊（又稱石門）位於平漢鐵路和正太石德鐵路的交會點，戰略位置十分重要。但因國民黨軍遲遲不能打通平漢路，石家莊早成孤城。6月間，白崇禧向蔣介石提出，「石家莊與保定兩點均常受匪之圍攻，均以兵力不裕被動受困」，「似此莫若放棄石家莊，將第三軍轉用於保定，使據戰攻守得有餘力，戰術上收主動機動效果」。清風店戰前，蔣介石已有意將第3軍一部調至保定，但因為石家莊的戰略地位，蔣難於決策放棄石家莊。清風店戰後，駐守石家莊的只有第3軍32師及部分地方團隊，兵力薄弱，軍心動搖，而且其周邊為一望無際的華北大平原，四周沒有城牆，與其他深溝高壘的堅城相比，相對較易突破，晉察冀野戰軍遂決定乘勝進攻石家莊。為此，他們進行了較為充分的準備，尤其是精心演練了攻城戰術，準備了充足的作戰物資，集中了全部炮火。攻城戰發起前，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親臨晉察冀部隊，指示「以陣地戰的進攻戰術為主要方法」，「用坑道作業接近堡壘，用炸藥爆破，加以炮擊，各個摧毀，採取穩打穩進的辦法」。11月6日，晉察冀野戰軍以2個縱隊4個獨立旅開始進攻石家莊，經過2天的作戰，占領了機場和外圍據點，隨後在炮火支持下攻擊城區。守軍初始仍憑據點堅守，並得到空軍的轟炸支持，戰鬥十分激烈。但守軍畢竟人數有限，外援相距甚遠，在晉察冀野戰軍連續不斷的猛烈攻擊下，堅守意志逐漸動搖，防線漸趨崩潰。10日，晉察冀野戰軍突入城內，12日占領全城。攻克石家莊開中共部隊「奪取大城市之創例」，最大的收穫是「提高了戰術，學會了攻堅，學會了打大城市」。

  繼石家莊之後，中共晉冀魯豫部隊又在晉南連續攻下了運城和臨汾兩城。運城為縱貫山西全省的同蒲路南端重鎮，也是由山西進入陝西關中平原之門戶，時由胡宗南部的1個團駐守。雖然守軍數量並不多，但城堅堡固，1947年5月和9月，晉冀魯豫部隊二打運城，均未得手。12月中旬，晉冀魯豫和西北野戰軍各1個縱隊聯合發起對運城的第三次攻擊，並運用坑道作業，以數噸炸藥炸開城牆，打開缺口，終在27日突入城內，次日攻下全城。此後，晉冀魯豫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徐向前指揮2個縱隊和地方部隊共5萬餘人，準備攻打晉南最大的城市和交通樞紐——臨汾，以完全控制晉南，切斷閻錫山與胡宗南集團的聯繫。臨汾時有閻錫山部第66師、胡宗南部整編第30師30旅及地方部隊共25000餘人駐守，以閻部第6集團軍副總司令梁培璜任總指揮，共有城外據點、環城工事、城牆壕溝和城內核心工事四道防線，可謂城堅牆高壕深，設防堅固，易守難攻。攻方晉冀魯豫部隊多半剛由地方部隊升級後組成，作戰經驗較少，尤其是缺乏攻擊堅城的經驗，火力配備不足，只能將攻擊重點放在以土工坑道作業為主，準備用爆破方式打開缺口。守方閻錫山、胡宗南部隊地處孤城，外無援兵，又無力突圍，內部指揮系統不一，是其防守的不利因素，但是面對守城生死戰，此種危境又可促使其更加頑固地堅持下去，以圖死中求生。守城指揮官梁培璜頒布了所謂「八殺」令，即放棄陣地者、不援友鄰者等均在必殺之列，以此脅迫部下堅守。因此臨汾雖非大城市，戰場地位既非特別重要，攻守雙方參戰部隊亦非頭等主力，但戰鬥之激烈殘酷程度卻遠勝於許多大城市的攻防戰。

  1948年3月7日，晉冀魯豫部隊發起臨汾作戰，在經歷了城外逐點爭奪的激烈戰鬥並付出重大傷亡後，於30日攻至臨汾城下。此後雙方主要以坑道戰相對峙，4月10日，晉冀魯豫部隊以3條坑道同時爆破而打開缺口，突入臨汾東關，守軍依託堅固工事繼續固守。攻城部隊連日向城牆挖掘坑道，守城部隊則不斷予以破壞，歷經1月有餘的反覆爭奪，攻城部隊終在5月17日成功地在城牆下引爆了裝有數噸炸藥的兩條坑道，將堅固的城牆炸開了兩個大缺口，隨後突入城內，與守軍展開巷戰。在晉冀魯豫部隊的猛烈攻擊下，守軍最終失去抵抗意志，臨汾全城被攻占，梁培璜於倉皇外逃時被俘。臨汾戰役為典型的城市陣地攻堅戰，攻守雙方在城內外進行了反覆的逐點爭奪。中共部隊在重武器不足的情況下，發展出一套較為完整的坑道作業戰術，以較易獲取之炸藥彌補炮火之不足，在以坑道爆破打開缺口之後，繼以迅速的突破打亂守軍的防禦體系，奪取全城。此役歷時72天，晉冀魯豫部隊以傷亡15000餘人的代價攻下臨汾，完全控制了晉南，並隔斷了閻錫山集團與胡宗南集團的聯繫。隨後，徐向前又在6月中旬指揮華北第1兵團發起晉中戰役，在1個多月的時間裡，殲滅閻錫山部隊8個師，俘其野戰軍總司令趙承綬。此後除太原和大同兩座孤城外，山西已全部為中共控制，閻錫山困守太原孤城，一籌莫展。

  1948年3月，胡宗南所部在陝北宜川失利，西安震動，胡宗南急令在豫西的裴昌會兵團撤回陝西布防，致洛陽成為孤城。中共華東野戰軍陳士榘和中原野戰軍陳賡部4個縱隊遂發起洛陽戰役。洛陽守軍為青年軍第206師及地方部隊共2萬餘人，有較為完備的永久性防禦工事體系，利于堅守，而且國民黨軍在隴海和平漢鐵路均駐有重兵，隨時可以增援洛陽，因此中共攻城部隊需要速戰速決，避免膠著于堅城下之不利。陳士榘和陳賡決定以2個縱隊攻城，1個縱隊阻擊鄭州援軍，1個縱隊阻擊潼關援軍。3月8日，戰役發起，進展較為順利，於11日夜突進城區，與守軍進行激烈的巷戰。第206師師長邱行湘為少壯派軍人，缺乏實戰經驗，在戰役之初即過早動用了預備隊，導致城垣被突破後，缺乏機動兵力填補缺口，只能在12日晚率殘部退至城內核心陣地固守待援。此時國民黨派出孫元良第47軍自鞏縣沿隴海路向西，胡璉第18軍自登封向西北救援洛陽，但在中共部隊的堅決阻擊下，援軍一時無法趕到。14日晚，第206師被全殲，邱行湘被俘，而國民黨援軍至17日才進至洛陽城郊，但他們並無多餘兵力長期據守洛陽，只留下了1個團守城。4月5日，陳賡部再克洛陽，並穩固地占領之，國民黨軍中原戰場和西北戰場的聯繫也因此而告中斷。

  1948年7月，中原野戰軍進行襄樊作戰。襄樊為湖北省西北部襄陽和樊城的合稱，交通便捷，號稱「七省通衢」，「控川陝豫鄂之門戶，握武漢三鎮之鎖鑰」，向為兵家必爭之地。1948年3月，國民黨在此設立第十五綏靖區，由三青團出身的反共悍將康澤任司令，駐有3個旅2萬餘人，並構築了堅固的永久性防禦工事。6月間，中原戰場的國民黨軍因豫東戰役而東調，襄樊周圍兵力空虛，態勢孤立，中原野戰軍遂抓住戰機，於7月初發起襄樊作戰。國民黨軍因態勢不利，老河口和樊城守軍主動退往襄陽，加以襄陽地形有利，工事堅固，中原野戰軍在6日發起攻擊後，進展不快，傷亡較大。此後中原野戰軍調整部署，放棄對襄陽外圍山頭的進攻，集中兵力於14日對襄陽城發起總攻。15日晚，中原野戰軍突入襄陽城內，16日下午全殲守軍，俘康澤和十五綏靖區副司令郭勛祺。

  經過石家莊、運城、臨汾、洛陽、襄陽等一系列攻堅實戰演練，中共部隊的攻堅能力有了較大提高，並發展出一套較為完善、靈活多變的攻城戰術，對於攻取堅固設防的中等城市有了一定把握，與攻城相配合的打援戰術也得到了演練提高。與此同時，攻城所需的後勤支持、占領城市之後的接管政策等等，也隨著占領城市的增多而日漸完善。但這些被攻占的城市多為中等城市，且位置較為孤立，守軍也非國民黨精銳主力，如何攻取國民黨軍重兵防守的大城市，並在野戰中消滅國民黨軍的精銳重兵集團，仍為中共部隊需要在此後的實戰中解決的問題。

  在全國各戰場中，東北戰場的國共軍力對比早已攻守易勢。陳誠到任後大力擴軍，整肅軍紀，並以動用美援麵粉修工事為由，撤換了因防守四平而聞名的戰將陳明仁，企圖穩定東北戰局。但經過東北民主聯軍1947年9月中旬至11月初的秋季攻勢，國民黨軍的防線繼續收縮，所占地盤日漸縮小，在東北占有的主要城市下降到只有20餘座，且各城市之間的交通聯絡幾被切斷，補給困難，兵源枯竭，已完全處於守勢。陳誠只能集中兵力，固守瀋陽、長春、吉林、四平、錦州等要點，並在瀋陽周邊地區集中新1軍、新3軍、新6軍和第53軍編組為機動兵團，準備依託交通幹線，擔負往來救援任務。陳誠的對手東北民主聯軍，1948年1月1日改稱東北野戰軍，下轄9個縱隊35萬人的野戰部隊，加上直屬部隊8萬人，地方部隊31萬人，總兵力達到74萬人。中共在東北的根據地以北滿為中心，延伸到東、西、南滿，經過土改與剿匪，後方穩固，交通便捷，後勤支援有可靠的保障，兵力動員源源不斷，已經基本具備了與國民黨軍全面較量、打大戰打硬仗的實力。

  根據東北國民黨軍的態勢和部署情況，林彪決定將冬季攻勢的重點南移，在瀋陽周邊地區作戰，以打擊國民黨軍與關內聯絡的通路，並吸引華北國民黨軍援救東北，配合關內作戰。1947年12月，東北野戰軍集中全部9個縱隊的主力，發起冬季攻勢，28日攻克瀋陽西北鄭家屯至大虎山鐵路線上之彰武。彰武離瀋陽不過90餘公里，其丟失直接威脅到瀋陽安全，陳誠決策集中5個軍的兵力，在西起新民、東至鐵嶺的寬大戰線，向瀋陽西北推進，企圖與東北野戰軍進行決戰。1948年1月5日，東北野戰軍4個縱隊以迅捷動作，將位於國民黨軍左路的新5軍圍困在公主屯地區，另以3個縱隊切斷其與中路和右路部隊的聯繫，2個縱隊待機打擊國民黨援軍。陳誠一面令新5軍堅守待援，一面令其他4個軍加速救援，但均被東北野戰軍部隊阻止在公主屯周邊地區，無法靠近。7日，新5軍軍長陳林達見援軍遲遲不能接近，遂率部突圍，但被東北野戰軍部隊包圍全殲，陳林達被俘。公主屯之役震動瀋陽，陳誠眼見無法挽回東北危局，剛來東北時的「雄心」早已不復存在並萌生了去意。1月10日，蔣介石親飛瀋陽，決定成立東北「剿匪」總司令部，調衛立煌為東北行轅副主任兼「剿總」總司令，並自膠東調范漢傑率整編第54師增援東北。2月12日，衛立煌又出任東北行轅代主任。陳誠實際離開東北的指揮崗位，回到南京，並在行憲國大召開期間，受到諸多東北籍代表的指斥，狼狽不堪。

  新任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在十年內戰期間就與中共交過手，並在皖西大別山作戰中立有「戰功」，國民政府當時將金寨縣改名「立煌縣」，以示表彰。抗戰後期，衛立煌一度擔任中國遠征軍總司令，亦有戰功，東北不少將領為其當時的下屬，便於其指揮。這兩個因素，是蔣介石挑選衛立煌到東北任職的重要原因。但時過境遷，此時的中共實力與抗戰前的中共實力早不可以道里計，衛立煌哪有回天之力；而且抗戰初期他在華北與中共部隊有所合作，與中共將領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對中共的認識也有了變化，對「剿共」並不積極。抗戰結束後，衛立煌被蔣介石棄置一旁，攜夫人去歐洲考察，此時臨危受命，實為跳「火坑」，自無積極作戰之心。他到任後，認為「共軍目前採用的戰法是圍城打援，我們絕不能輕舉妄動，上其圈套」，因此提出「蓄聚力量，固守瀋陽，以待時局的變化」。2月2日，他致函蔣介石，強調東北「我既居於不利態勢，兵力火力又俱感不足，如驟然採取攻勢，縱能順利，如不能將匪擊破，解決戰局，陷於僵持，匪眾我寡，勢難應付，設遭頓挫，恐益陷於戰局之不利，似宜謀定後動，先竭力完成作戰諸準備，以策萬全」。

  東北野戰軍在公主屯作戰獲勝後轉兵瀋陽以南，2月6日占遼陽，19日占鞍山，25日占營口，27日占開原。衛立煌堅持其穩固防守、蓄聚力量之方略，未令國民黨軍出援。3月4日，東北野戰軍以3個縱隊發起對四平的攻擊，四平守軍上年遭遇中共部隊的沉重打擊，戰力大不如前，軍長陳明仁被撤職後，士氣亦大受影響。此次東北野戰軍以絕對優勢兵力攻擊，攻城作戰從12日到13日，不過兩天即全殲守軍，完全占領四平。與此同時，駐守吉林的國民黨第60軍因態勢孤立，從9日開始奉命撤退，至11日撤至長春。至此，東北野戰軍發起的冬季攻勢結束，國民黨軍退縮至以瀋陽、長春、錦州三城市為中心的孤立地區，已完全喪失了對東北局勢的掌控權，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

  西北戰場是全國各戰場中國民黨在軍力上仍明顯占優的戰場，但其兵力優勢也已從內戰初起時的十倍於中共漸次下降為1947年底的五倍於中共，而且因分兵據守，還要不時兼顧晉南與豫西作戰，機動兵力不足，又因頻繁調動而疲於奔命，部隊士氣低落。1947年10月上旬，中共西北野戰軍在陝北連續攻占延川、延長和清澗，殲滅整編第76師，俘師長廖昂。10月底，西北野戰軍以3個縱隊再度出擊榆林，但因準備不夠充分，攻城兵力不足且缺乏攻擊堅城之經驗，11月初的兩次強攻均未得手。為解榆林之圍，國民黨派鄧寶珊率部自包頭向西救援，同時由寧夏馬鴻逵派兵自定邊向東救援。馬家軍受命後行動甚為迅捷，很快即逼近榆林前線，迫使西北野戰軍不得不自榆林城下轉移，首先打擊馬家軍。兩軍在元大灘發生激戰，馬家軍避開西北野戰軍鋒芒，改道於20日進至榆林城下。西北野戰軍打援設想未能實現，攻擊榆林戰機已失，遂撤出戰鬥，轉移休整。

  1948年1月上旬，西北野戰軍舉行前委擴大會議，總結內線作戰的經驗教訓，決定不失時機地轉入外線作戰，恢復並擴大根據地，策應中原戰場的作戰。彭德懷選擇陝北中部的宜川作為外線首戰之地，因為宜川鄰近陝甘寧根據地，駐防胡軍只有2個團，攻擊宜川，既可避開胡軍主力，乘虛而入，又可調動胡軍增援，爭取伏擊消滅其主力一部。彭德懷將此戰重點放在打援方面，在胡部援軍可能經過之洛川至宜川公路上預伏3個縱隊的全部和2個縱隊的主力，而只以2個縱隊的一部攻擊宜川。2月24日，西北野戰軍發起宜川作戰，但故意示弱，對宜川攻而不克，以吸引胡軍增援。胡宗南果然上當，即令第29軍軍長劉戡率部沿洛川至宜川公路馳援宜川。28日，劉戡部進至距宜川20餘公里的瓦子街以東地區。時值大雪，此地「叢山聳疊，溝谷縱橫，雨雪載途，遍地冰封，運動尤為困難」。劉戡部「為此不良之天候地形所局限，車輛人馬擁塞於途，兩側山地攀登不易，能見度尤受雨雪之影響」，「既乏詳確相對之研判，備用之諸般計劃，亦未預作必要之策定，故一旦進軍隘道，即陷多面包圍之苦境」。彭德懷集中西北野戰軍主力，自公路兩側的山地，居高臨下，對劉戡部發起攻擊。自29日至3月1日2天激戰，劉戡部2個師24000餘人被全殲，劉戡及第90師師長嚴明等高級將領均死於戰陣之中，3日西北野戰軍乘勝攻占宜川。此戰國民黨「全陝主力幾乎損失三分之一以上，維持關中與延安據點，已甚為難」。蔣介石得報後極為震怒，稱宜川喪師為國軍「剿匪」最大之挫折，認為胡宗南「疏忽輕率，未能研究匪情，重蹈覆轍，殊為痛心」，下令將胡撤職留任，參謀長盛文撤職查辦。3月6日，蔣介石指示在蘭州的西北行轅主任張治中速赴西安坐鎮，統一指揮陝甘寧青部隊，以挽危局。但張不願參與「剿共」戰事，呈復稱：「新疆局勢嚴重，不能舍新赴陝，三馬（馬鴻逵、馬步芳、馬鴻賓）不能隨意調用，事實上統一指揮亦僅胡宗南所部而已，仍請由胡主任負責到底為宜。」蔣只能令「陝西軍事仍以胡主任負責，張主任應督飭甘寧部隊協同作戰」。

  宜川戰役之後，西北野戰軍為進一步打擊胡宗南，收復隴東和三邊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緩解陝北地域狹小貧瘠所造成的困難，乘勝轉入外線攻勢，4月中旬以主力4個縱隊分三路進軍國民黨軍兵力布防極為薄弱的西府地區（西安以西的涇河與渭河之間地區古稱西府）。4月26日，西北野戰軍攻占陝西第二大城市、胡宗南的後方兵工補給基地與交通重鎮寶雞，直接威脅西安。胡宗南急令裴昌會兵團自陝中馳援寶雞，同時令所部放棄洛川和延安，自陝北向南收縮。4月21日，西北野戰軍再占延安。兩天前蔣介石剛剛在行憲國大上當選為總統，與一年前國民黨軍進占延安時蔣的趾高氣揚相比較，國民黨軍低姿態地放棄延安實在不能給他這位以高姿態當選的新總統一點面子。

  西北野戰軍出擊西府地區，因遠離後方，態勢較為孤立，被蔣介石認為是求殲之大好機會。他命令胡宗南「徹底以大軍輕裝尾匪窮追，不使稍有喘息之能力，尤應不分界域越境追擊，馬繼援部應協力向西南堵擊，務將匪軍完全殲滅」。國民黨軍以裴昌會兵團4個整編師自東向西，馬步芳部整編第82師自西向東，以東西對進夾擊西北野戰軍。東線裴昌會部兵力占優，西線馬家軍則以騎兵開道，中共部隊缺乏與之交手的經驗，分別在東西兩線擔任阻擊的西北野戰軍2個縱隊節節後退。4月27日，裴昌會部進至鳳翔，離彭德懷司令部不過10餘公里，彭德懷遂決策撤出寶雞，令主力向西轉進，準備首先打擊馬家軍。5月3日，西北野戰軍越過西（安）蘭（州）公路，在隴東遭遇以逸待勞的馬家軍整編第82師，一時難以突破，而後路被裴昌會兵團切斷，勢處險境。彭德懷果斷決定撤離戰場。面對十分不利的態勢，西北野戰軍且戰且退，以頑強作戰的精神，在隴東荔鎮和蕭金鎮之間打破國民黨軍的圍追糾纏，於5月12日撤回陝甘寧根據地。此次出擊西府地區，西北野戰軍未能完成預定的戰役目標，傷亡15000餘人，是內戰爆發後西北野戰軍所受的最大損失，一時傷了元氣。彭德懷總結失利原因為：輕敵，急躁，主觀主義，冒險主義，表示「個人應負更多的責任」。國民黨方面則以此役暫時緩解了宜川戰役失利所帶來的震動，胡宗南所受的撤職留任處分也因此而被撤銷。

  在山東戰場，自1948年3月起，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連續發起膠濟路西段和中段作戰，基本控制了膠濟路。5月底，山東兵團發起津浦路中段作戰，連克泰安、曲阜等城。6月20日，山東兵團以2個縱隊的兵力攻打津浦路中段重鎮、第十綏靖區所在地兗州。因國民黨軍在豫東吃緊，原定增援兗州的整編第25師轉用於豫東，濟南援軍第96軍則懾於中共部隊的阻擊，在到達大汶口後即停滯不前，兗州遂處於孤立無援之境地。7月13日，山東兵團攻下兗州，全殲整編第12師，俘師長霍守義，第十綏靖區司令李玉堂化妝脫逃。從此，國民黨軍在山東只能困守於濟南和青島兩城，且態勢孤立無援，處於完全不利的局面。

  國共戰爭第二年最重要的戰場仍為中原。白崇禧主持在中原地區對中共部隊的「圍剿」作戰，以平漢、隴海鐵路構成十字陣形，「採取堵截、追剿、封鎖、破壞諸種手段，斷其人員、物資之接濟，使其野戰軍疲勞、飢餓，彈藥缺乏，士兵逃散，易於消滅」。進軍大別山區的中共劉鄧部隊，雖然「吸引了蔣介石南線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證了其他地區的勝利展開」，但是部隊在挺進中原的過程中受到了較大損失，進入大別山區後，又面臨著國民黨大軍的不斷「圍剿」，難以有相對穩定的環境進行整補，加以大別山「戰略機動範圍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隊」，劉鄧部隊的處境較為困難。1948年初，白崇禧決定在大別山實行分區「清剿」，決定「依各部隊一定之責任地區，彼此緊密協調，步步為營，穩紮穩打，逐次向心清剿，壓縮匪軍而聚殲之」。為了打破國民黨軍的「清剿」計劃，劉鄧主力在3月間全部自大別山區轉入河南淮河以北地區休整。此時劉鄧部隊減員近半，武器方面的損失更大，一般每個連只有30餘支槍，子彈不足一個基數，重裝備則減少大半，山野步炮合計只有不到50門，平均每門炮可用的炮彈只有1發稍多一點。部隊為南進「吃苦頭最多，付出了代價」。

  中原戰場自古以來即為兵家必爭之地，對國共兩軍相爭也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為了打破中原戰場的相持局面，進一步調動與分散國民黨軍，與國民黨爭奪中原戰場的主動權，中共準備實行進一步南進作戰方案。1947年中劉鄧部隊挺進大別山時，中共中央軍委就曾指示陳毅和粟裕，令其部署葉飛、陶勇和兩廣縱隊先出皖西，再相機渡江至皖南，最後在閩浙贛建立根據地。後因種種原因，此方案未付實行。1948年1月，中共重新提出此案，要求粟裕率3個縱隊「渡江南進，執行寬大機動任務」，創建閩浙贛根據地，以「迫使敵人改變部署」，減輕中原部隊的壓力，並進一步威脅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區。2月，中共決定由粟裕任東南野戰軍第1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由其率部於5月下旬出動，執行渡江南進任務。隨後，粟裕率華東野戰軍第1、4、6縱於3月轉至黃河以北的河南濮陽地區整訓，準備南進。

  受命指揮渡江南進作戰的粟裕，對此方案作了認真的思考，在濮陽整訓期間，「認真研究如何貫徹中央軍委的戰略意圖，主要是權衡分兵渡江作戰有利，還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戰有利」。粟裕認為：為了徹底打敗國民黨，必須與國民黨軍進行大的較量，打大殲滅戰，而在中原黃淮地區打大殲滅戰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因為該地區一馬平川，便於集中兵力，進行大兵團機動作戰；又有山東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為依託，可以得到充分的後勤支持。如果以3個縱隊渡江南進，雖可威脅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區，牽制國民黨軍兵力，但不利因素亦很明顯，一是遠距離行動，在缺乏後方支持的情況下，補充問題難以解決；二是估計國民黨不會將在中原的幾支主力部隊（如第5軍和整編第11師）調回江南，達不到預期目的。這樣，中共在中原的戰場兵力減少，而國民黨軍基本不動，將增加打大殲滅戰的困難，也不利於儘快消滅國民黨軍的主要力量；南進部隊考慮到減員、環境等因素，也發揮不出打野戰的長處；加以新區作戰，遠離後方，沒有後勤補給，缺乏群眾支持，傷病員問題也難以解決。經過綜合考量與深思熟慮，粟裕認為還是以留在中原戰場繼續作戰更為有利。粟裕的看法與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開闢江南戰場、實行遠距離躍進作戰的戰略意圖明顯不一致，但出於對上對下高度負責的精神和態度，出於由戰場實踐而對躍進作戰之利弊得失的仔細思考，粟裕還是在4月18日正式向中共中央軍委報告了自己的想法，這是粟裕在全面內戰爆發後第二次就有關作戰方向的重大戰略問題提出自己的建議。粟裕的建議得到了劉伯承和鄧小平的贊同，他們認為「如果過江與自身準備尚不充分，則以遲出幾個月為好」；「如果粟部遲出，加入中原作戰，爭取在半後方作戰情況下多殲滅些敵人，而後再出，亦屬穩妥，亦可打開中原戰局」。陳毅也認為，「部隊南下後，脫離後方，無休息整頓，連續作戰，艱苦疲勞，情緒受影響」。這些意見和看法是在綜合了粟裕的建議和劉鄧部出擊大別山的經驗教訓後之所得，對於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最終決策有重要的影響。

  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晉察冀城南莊召開擴大會議，專門討論南進問題。在聽取了陳毅和粟裕的匯報說明並認真討論後，最後決定粟裕部暫不南進，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儘可能將國民黨軍消滅在江北。5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劉鄧和華東局：目前渡江尚有困難，目前粟裕兵團的任務，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開闢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則四個月多則八個月內，在汴徐線南北地區殲滅敵第5軍等十一二個旅為目標，完成準備渡江之任務。為了加強中原根據地的領導，方便中原和華東兩大區的協調行動，統籌作戰事宜，中共中央同時決定，將華中根據地之外的隴海路南全部地域劃歸中原局領導，任命鄧小平為中原局第一書記，陳毅為第二書記，鄧子恢為第三書記；劉伯承為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司令員，陳毅為第一副司令員，鄧小平為政委；陳毅仍為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在其任職中原期間，粟裕為華東野戰軍代理司令員兼政委。經過這番調整，中共從戰略戰術和組織領導各方面為中原決戰準備了條件，大戰的戰幕即將在中原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