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中共力量的全面崛起

  與抗戰前相比，抗戰勝利後的中共已經是一支占據廣大地域、有眾多人口和軍隊、在中共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之下、富於嚴密組織和紀律的力量。全面內戰爆發時，中共根據地約有100萬平方公里的面積，近1億人口。雖然各根據地之間仍然處於被分割的狀態，占據的大城市很少，軍事和經濟實力遠不如國民黨，但僅就地域與人口這兩項指標而言，已經為中共提供了與國民黨對抗的相當潛力與餘地。毫無疑問，在戰後國共對抗之初，國民黨處於強勢地位，中共處於弱勢地位，但強弱之勢非不可易，全局之弱勢未必不可以局部之強勢彌補（如孟良崮之役），軍事之弱勢未必不可以其他方面之強勢彌補（如中共宣傳戰之成功），組織動員能力之高下亦可決定能否充分發揮其潛力（如國共對學運運用之不同結果）。所謂運用變化存乎於心，能夠從實際情況出發並作出決定，便可以把握並創造機會，造成強弱易勢，最終由弱而強，這就是中共走過的成功道路。何況戰爭不只是直接的戰場相爭，軍事行動後面實際蘊含著政治、經濟、組織等全方位的較量。經過抗日戰爭的八年曆練，國民黨的力量被磨蝕，共產黨的力量在上升，在戰爭爆發一年之後，中共已經渡過了初期的困難局面，在軍事上轉守為攻，表現出總體實力的全面上升。

  在全面內戰爆發之初，中共將己方作戰稱之為對國民党進攻不得已之自衛戰爭，但在戰爭進行一年之後，國民黨決定實行「戡亂」，而中共也相應改變了對戰爭性質的表述。1947年7月7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抗戰十周年口號，將中共領導的武裝力量稱為人民解放軍，此後，解放戰爭成為中共對這場戰爭的定性。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認為，「蔣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當然還沒有到徹底孤立的地步」。他明確提出：「對蔣介石的鬥爭，計劃用五年的時間來解決……現在不公開講出來，還是要準備長期鬥爭……」隨著中共在軍事上轉入全面的進攻，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布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正式提出：「本軍作戰目的，迭經宣告中外，是為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則是實現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內戰禍首蔣介石，組織民主聯合政府，藉以達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總目標。」「打倒蔣介石」是中共在戰爭初起時即已確定的目標，但因為主客觀條件尚不成熟、民眾還不易接受而未公之於眾。此時公開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說明中共能夠適時把握形勢的變化，提出最能動員軍隊、民眾和社會各階層的主張，並對戰爭前途有了充分的自信。如周恩來所解釋：「一方面，我們已用事實證明給老百姓看，我們有力量打倒蔣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蔣介石，就連上層分子（除了少數反動集團外）、中產階級也不想給蔣介石抬轎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這個時候提出打倒蔣介石正合時宜。」「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從此成為中共最有力的戰爭動員口號。《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還提出了中共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八項基本政策：（1）成立民主聯合政府；（2）懲辦戰犯；（3）實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自由；（4）肅清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治；（5）沒收官僚資本，發展民族工商業；（6）廢除封建剝削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7）承認各少數民族平等自治的權利；（8）廢除賣國條約，與各國建立平等互惠關係。

  隨著戰爭形勢日漸有利於中共，中共中央在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提出了適應於形勢發展要求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為戰爭的勝利和建國的理想而未雨綢繆。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擴大會議。此時，中共三路大軍出擊外線已在中原立住陣腳，毛澤東這樣表達他的心情：「大別山各兵團沒有站住腳，我們不敢開這個會，我也不敢講這個話，不敢寫這篇文章，不敢講偉大的轉折點，蔣介石可以打倒。這篇文章要等一年半載再寫。因為中原的部隊站住了腳，勝利靠得住，現在我們要開會分析、估計，大膽地寫文章，向全國人民號召，準備在幾年內取得全國的勝利。」毛澤東在講話中，對中共部隊由守轉攻表述為：「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他認為，「國內形勢現在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表現一是「人心動向變了」，在抗戰以前「我們比較孤立」，抗戰時期「我們逐漸得到人心」，現在人心問題已得到根本解決；二是國共力量對比變了，「二十年來沒有解決的力量對比的優勢問題，今天解決了」。基於這樣的分析，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系統闡明了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總路線：政治上，在中共領導下，組成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經濟上，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官僚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總目標；軍事上，提出十大軍事原則，即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先取中小城市和鄉村，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不打無準備和無把握之戰，發揚連續作戰的作風，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先取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以俘獲敵人的武器和人員補充自己，善於休息和整訓部隊。毛澤東還在報告中特別提出，對農村的中農和城市的中等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應注意團結和保護，不要侵犯他們的利益，「絕對不許重複」過去的「左」傾錯誤。毛澤東的這個報告成為中共在「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時期內，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帶綱領性的文件」。其後，毛澤東將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是毛澤東積其多年實踐，總結中共成立以來尤其是抗戰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並集中了中共全黨智慧所得出的思想精華。

  

  1947年12月會議，標誌著中共已經確定了奪取全國勝利的基本路線。此後，中共中央開始「集中全力解決在新形勢下面關於土地改革方面、關於工商業方面、關於統一戰線方面、關於整黨方面、關於新區工作方面的各項具體的政策和策略的問題，反對黨內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鑑於以往的經驗教訓，毛澤東特別告誡全黨在勝利形勢下應該保持謹慎態度，「現在敵人已經徹底孤立了，但是敵人的孤立並不就等於我們的勝利」；「如果我們的政策不正確，比如侵犯了中農、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人士、開明紳士、知識分子，對俘虜處置不當，對地主、富農處置不當，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犯了錯誤，那就還是不能勝利，共產黨會由越來越多變成越來越少，蔣介石的孤立會變成國共兩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這個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論上不是不存在的。」中共此時已經認識到，在勝利形勢下「左」傾偏向正在發展，並將有損於革命的根本利益，因此在確定了革命總路線之後，應特別注意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就是在糾正「左」傾偏向的過程中，毛澤東寫下了那句日後家喻戶曉的名言：「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在糾正土改「左」傾偏向的同時，中共也注意到糾正城市工作中的「左」傾偏向。因為中共長期以農村根據地和武裝鬥爭為工作中心，幹部也多來自農村，對城市工作的複雜性和重要性缺乏認識與實踐，故在占領城市的初期曾不斷發生違反政策和紀律的錯誤。如在中共最早轉入進攻的東北，「除少數城市外，都曾發生過違犯城市政策和工商業政策的行為」。1947年11月，中共部隊在關內攻克第一座較大城市石家莊，出現了進城部隊亂拿亂搬物資、破壞生產設施的情況，城市秩序也發生混亂，「很久還不能停止，後來實行戒嚴，斷絕交通，並槍決數人才停止下來」；同時，還不恰當地以鄉村清算惡霸地主的經驗用於城市，提出工人、貧民當家，清產打人，「在全市引起恐慌」。中原部隊對於公共建築、工廠學校、文化事業、教堂廟宇等，「作了相當普遍的嚴重的破壞」，被鄧小平嚴厲批評為：「我們許多領導同志，至今還沒有真正覺悟到這種農業社會主義的破壞性是反動的罪惡的行為。」這些情況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城市的經濟社會生活和階級關係較農村更為複雜，簡單地套用農村工作的經驗用以指導城市工作，已被證明不切實際。隨著軍事上的不斷勝利，占領的城市越來越多，城市工作對中共的意義也越來越大，中共中央適時提出「將黨的注意力不偏重於戰爭與農村工作，而引導到注意城市工作」，並「使現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們手裡迅速做好」，「對今後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準備與組織準備」。

  鑑於各解放區「均可能在最近收復一些中等的和大的城市，而這些城市收復後又可能長期歸人民所有，如何去收復城市，收復後又如何管理，這在黨內一般是還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所以自1948年初起，中共制定了一系列關於城市工作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要求必須避免對於中小工商業者和一般知識分子採取任何冒險政策；對於「某些地方的黨組織違反黨中央的工商業政策，造成嚴重破壞工商業的現象」，「必須迅速加以糾正」。4月8日，毛澤東在《再克洛陽後給洛陽前線指揮部的電報》中，以「一切作長期打算」為基礎，較為系統地提出了中共的城市接管政策：（1）極謹慎地清理國民黨統治機構，只逮捕其中主要的反動分子，不要牽連太廣；（2）對於官僚資本要有明確界限，小官僚和地主所辦的工商業不在沒收之列，一切民族資產階級經營的企業嚴禁侵犯；（3）禁止農民團體進城捉拿和鬥爭地主；（4）不要輕易提出增加工資減少工時的口號；（5）不要忙於組織城市人民進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鬥爭；等等。其基本精神是以謹慎態度對待城市工作，在接管之初暫時維持現狀，留待熟悉情況、穩住陣腳之後，再作進一步的打算和改革。根據城市接管的經驗教訓，6月10日，中共中央又批轉了東北局的指示，決定在新占領的城市實行短期的軍事管理，將城市接管從過去的黨政軍各自為政，轉變為由單一機構實行集中統一的、自上而下的領導，以保證城市接管的協調有序和接管政策的切實執行。經過政策的調整，中共的城市接管工作有了很大改觀，擺脫了最初的某些混亂無序狀況，在新占城市採取了「寧緩勿急，寧慢勿亂，爭取時間進行調查研究，弄清情況，逐步的、有輕重的處理問題的穩重方針與工作態度」；「在缺乏準備，缺乏把握的情況下，寧可暫時維持原狀，決不輕易進行改革，以便爭得時間，具體深入調查研究，進行周密部署」。中共由此基本上做到了新占城市接管後的穩定有序，使城市的正常生活和生產迅速得以恢復，對於鞏固和發展中共革命勝利的形勢，爭取尚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城市人心具有重要作用。為了避免各地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自行其是的做法，加強集中統一領導，中共中央還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野戰軍和軍區，每隔兩個月必須向中共中央作一次綜合報告，上述單位向下屬所發指示亦須同時報送中共中央，以「堅決地克服許多地方存在著的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黨委的政策和策略，執行他們自以為是的違背統一意志和統一紀律的極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

  與國民黨相比，中共的一大優勢在其組織與動員能力。中共有一套自上而下完備的組織系統，並且能夠深入到根據地的幾乎每一個基層村莊。以山東根據地為例，全面內戰爆發時，中共黨員已占總人口的1%左右，幾乎村村有黨員。這些黨員通過小組和支部的活動，組織與聯繫群眾，向上層層經過鄉、區、縣、地區直至大區黨委，最後集中至中共中央。中共又在其外圍建立了一系列群眾組織，如農會、工會、青年團、婦女會和兒童團等，將各種人口按其所屬集中在組織中。還以山東根據地為例，抗戰勝利時，已有農會會員133萬人，工會會員15萬人，青年團員36萬人，婦女會員131萬人，兒童團員89萬人，共404萬人，占根據地總人口的27%。長期以來，中國是自給自足的農耕型社會，歷史上的組織系統，極少能夠到達農村基層。近代以來列強的入侵，雖然使中國的社會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國民黨政權基本上仍以城市為其統治重心所在，農村仍為鄉紳當道，統治系統與國民黨的組織聯繫並不十分密切。中共則在其根據地創立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從最基層的村層層而上直至中央的一套完整的組織系統，使得原本非常鬆散的基層社會被有效地組織起來，服從中共的集中統一領導，上傳下達，運用自如，確保中共的指示可以在短時間內從上而下、通過層層的組織系統付諸實施。中共部隊在戰爭期間進行後勤保障的實踐證明，這一套組織系統發揮了非凡的作用，非常富於成效，大大彌補了中共在物質層面相對於國民黨的弱勢。

  對於現代戰爭而言，後勤保障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沒有可靠的後勤保障，戰爭的進行是不可想像的。中共軍隊與國民黨軍隊在物質裝備方面的差距甚大。內戰開始時，國民黨軍主力整編第11師有汽車360輛，而到1948年底淮海戰役期間，中共山東根據地出動運輸補給的汽車也不過219輛。所以國民黨從常理出發認為：「大規模會戰決不是沒有後方補給線的共軍所能勝任的，不單是武器彈藥的消耗無法補充，就是幾十萬人每天所需的糧食，亦會無法供應的。」但是戰爭的實踐證明，國民黨大大低估了中共以其卓有成效的組織系統所可動員的人力、物力及其成效。以淮海戰役為例，中共華東和中原野戰軍在東起江蘇海州，西至河南商丘，南起安徽淮河，北至山東臨城，東西寬350餘公里，南北長250餘公里，數萬平方公里的地域上，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戰役，共有作戰部隊和民工等計150萬人及軍用馬匹需要供應糧食及馬料，日均消耗糧食及馬料350萬到500萬斤，加上大量的武器彈藥補給，後勤供應創下中共部隊有史以來之最。為此，中共動員了華東、中原、華北區的543萬民工（其中隨軍常備民工22萬人，二線轉運民工130萬人，臨時民工391萬人），21萬副擔架，88萬輛大小車，35萬副挑子，77萬頭牲畜，8500餘艘民船，共計運送糧食96000萬斤，將前線11萬名傷員轉運後方。運輸物資最遠自千里之外起運，主要以人力運至前線（其中汽車運輸415萬斤，火車運輸7591萬斤），其間還需克服種種自然（如道路、河川阻隔）與人為（如國民黨空軍轟炸）的困難。因此，淮海戰役總前委領導人之一陳毅曾經說過：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這並非矯情的語言，而是當時的事實。基本以人力運輸的方式，完成牽涉如此眾多方面、消耗如此巨大數量的後勤供應，實在是戰爭史的奇觀，也充分說明中共的組織動員能力已經達到了當時所可達到的高度。陳毅總結說：「數十萬勞動人民的組織和指揮，逐漸形成系統和秩序，這是一門巨大精深的組織科學，這是在我黨領導下中國勞動人民高度的政治覺悟與組織天才的偉大表現，這是我軍能保持常勝光榮成績的有力因素之一，沒有這樣一支偉大勞動人民志願運輸大軍，我們休想戰爭能夠勝利。」

  中共在戰爭中的後勤保障多依賴於民工，民工又多來源於農村，儘管中共在農村實行的土改對動員農民具有正面和積極的意義，但對那些一向因小生產而生活習性散漫的農民，如何將他們以集體行動的方式動員起來亦非易事，其間經過了中共長期的組織動員工作。以山東根據地為例，在組織方面，設有支前委員會統一領導支前工作，下設人力、糧食、民站、人武等部，並從上到下建立相應機構，直到村一級。在動員方面，規定除榮譽軍人、婦女、村長、病人及55歲以上和16歲以下者可免除勞役外，其他人均須服勞役，其中20歲以上、45歲以下者須服常備民夫。經過不斷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備的民工徵集、使用和管理制度。民工被分為一線隨軍民工，直接保障部隊供應，由縱隊調度使用，服務期為半年至一年；二線常備民工，執行前後方之間的運輸任務，由省級前方辦事處負責，服務期2個月；臨時民工，執行臨時戰勤任務，由當地政府組織，服務期根據具體任務而定。對於民工的生活標準、管理內容和教育方法，也都有具體的規定。為了既有利於保障部隊供應，又可以節省民力，不影響農業生產，實行民工的統一調度，使用計劃由軍地雙方共同決定，不得私自調撥，其中使用2個月及1000人以上者，由地區行署決定；使用半月內及1000人以下者由專署決定；使用3日內及200人以下者由縣決定。一般情況下，一線隨軍民工約占民工總數的10%左右，每個縱隊大約配備3500人和擔架、挑子各500副，二線常備民工約占20%左右，三線臨時民工約占70%左右。對於民工的徵集，有主動的自願報名、自報公議和輪流出工方法，也有被動的指定、攤派、僱傭和抽籤方法，前者多實行於老區和半老區，後者多實行於新區。由於被動出工者紀律較差，逃亡較多，故一般不作為一線和二線民工使用。出勤民工實行軍事編制，有幹部帶隊，有中共黨員分布在各隊作為骨幹，黨員一般占到民工隊伍的10%左右。為了提高民工出勤的積極性，除了採用供給制和義務制的民工外，也有實行包工制（根據運輸數量予以提成）和提獎制（運輸超額部分給予獎勵）的民工。正是因為在充分動員的基礎上，實行了一系列切實可靠的方法，從而保證了戰爭期間對民工的需求。據不完全統計，自1945年9月到1949年底，山東共計動員了1106萬名民兵、民工，折合使用工日5.2億個，使用非機動車147萬輛，牲畜77萬頭，擔架44萬副，運送糧食11億斤，轉送傷員20萬人。

  中共的組織動員能力來自於可靠而有效率的組織系統。到1947年底，中共已有270萬名黨員，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強大的政黨。雖然就人數而言，中共黨員的數量仍不及號稱有600多萬名黨員的國民黨，但是與國民黨「一不查成分，二不查思想」，組織龐大而散漫，甚至不交黨費，黨員對黨缺乏認同感相比較，中共集中而嚴密的組織系統顯然更具效率，更能確保黨員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作為黨的一分子而發揮作用。到1947年，已經有過半數的中共黨員是在抗戰勝利以後，尤其是在革命高潮持續發展的形勢下加入中共的，在晉察冀和晉綏區的黨員成分中，舊中農已占60%左右，其中不少人缺乏以往長期嚴酷環境的考驗，也不排除有些人乘機「撈一票」的想法。為此，中共決定開展普遍的整黨運動，「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徹底地揭發各地組織內的離開黨的路線的錯誤思想和嚴重現象」，解決「黨內不純的問題」。中共領導人對整黨問題看得很重，毛澤東認為，整去三四十萬黨員是必要的，否則就要失敗。劉少奇則認為，「黨內不純，如果不整，就有亡黨亡頭之痛」。整黨主要是在農村黨組織中進行，在軍隊則結合整党進行了新式整軍運動（即訴苦和「三查三整」，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儘管在整黨中發生了「過左過火」的情況，「有把對付敵人的方法對付自己同志」，傷害了一些黨員，但是通過整黨，要求黨員在思想上、組織上與中央保持一致，「提出黨的鐵的紀律，誰敢違反一下，給他一個頭破血流。同時要行動一致，不准自由主義」，對於中共在迅速擴大基層組織的同時，確保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仍然具有相當的意義。

  經過各方面的政策調整，中共的工作「在新的政治形勢和政治任務之下，走上了健全發展的軌道」。1948年初，毛澤東十分自信地總結說：自日本投降後，特別是1947年這一年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事變，敵我雙方的形勢都有了根本的改變。政治方面，人心動向完全改變，人心向我，把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上，對蔣介石深惡痛絕。軍事方面，1947年7月我們轉入進攻以來，蔣介石轉入防禦地位，於是軍事上完全改觀，蔣介石要返回過去的形勢，已是不可能。經濟方面，蔣介石的經濟1947年比1946年更嚴重，美國幫助也不能解決問題。我們的經濟也有問題，但自轉入進攻，主力移出，負擔減輕，恢復了大塊土地，辦法更多了，我們的經濟問題解決了。蔣沒有土改，我有土改。1948年再搞一年，可以有根據地說，更大的勝利一定要來的。以前只能講「有利於我」，現在可以講「勝利到手」。我們的優勢已經確定了，這不是估計，而是事實。

  1948年3月，在戰爭形勢有利於中共的情況下，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共領導人離開了轉戰一年的陝北，前往河北平山縣，準備與中共中央工委劉少奇、朱德等會合。5月，中共中央領導人齊聚西柏坡，此地成為解放戰爭後期中共的指揮中樞，也是中共奪取全國勝利之前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在此指揮了解放戰爭的戰略決戰，並部署中共奪取全國勝利的各項工作。5月9日，中共中央決定將晉冀魯豫和晉察冀解放區合併為華北解放區，兩區的黨政軍機構亦同時合併，成立華北中央局（劉少奇兼第一書記，薄一波任第二書記，聶榮臻任第三書記），華北軍區（聶榮臻任司令員，徐向前任第一副司令員，薄一波任政委），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董必武任主席），同時委託華北局辦理大黨校、大軍校、大黨報和華北大學。8月，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在石家莊召開，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改稱華北人民政府，統一管理華北、華東和西北區的經濟財政工作，並準備在不久的將來再加入東北和中原兩區。華北區建立的各個機構，成為後來中共在全國建政時成立的各個機構的雛形，華北區政府的實際運作，也為中共治理更為廣大的地域和人口提供了經驗，並為中共其後的建政所借鑑。

  9月8日至13日，在國共兩軍的戰略決戰即將開始之際，毛澤東在西柏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全面回顧與總結了中共在戰爭開始以後的工作，並對今後的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打倒國民黨，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經過充分討論，會議認為，在5年左右的時間內，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統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因此，「必須盡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鐵路、公路、輪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強城市和工業的管理工作，使黨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鄉村轉到城市」；應迅速地有計劃地訓練大批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工作的幹部，大力恢復和發展生產；提出準備在1949年內召開各黨派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由於中共在以往基本上處於分散的、游擊式的環境，因此比較強調各根據地獨立自主的發展，並在實踐中取得了成功。但是，隨著全國勝利的即將到來，各根據地不少自行其是的做法不再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出現了一些弊端。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嚴厲批評：「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在黨內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從中央機關、中央代表機關，一直到各地，報喜不報憂，瞞上不瞞下，封鎖消息。村有殺人之權。一個幹事可以把一個大工廠的廠長（資本家）搞死，九個照顧（指在土改中對貧僱農群體之外的若干照顧政策——作者注）變成了九個不照顧，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他提出：「這些狀態必須改變。中央同志要以全力來做這件事，要在戰爭的第三年內，在全黨全軍克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會議提出用最大的努力克服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克服地方主義和游擊主義，將一切可能和必須集中的權力集中於中央和中央代表機關手裡。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會議，是在戰略決戰前夕，中共為準備奪取全國勝利而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表明，有了經過長期勝利和挫折實踐鍛鍊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集中統一領導，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合乎國情的一系列路線、方針和政策，糾正了「左」傾偏向，發展了最廣大的統一戰線，有可靠而富於成效的社會動員，中國共產黨已經為奪取全國範圍的勝利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即將到來的戰略決戰將拉開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的壯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