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一敗塗地的幣制改革

  自1947年2月實行經濟緊急措施後，國民黨的財經政策便由相對自由回復為嚴格管制，並動用了越來越多的行政手段干預經濟，如成立金融管理局（1947年12月），實行花紗布統購統銷（1948年1月），暫停一切貸款（1948年2月）等，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收支不平衡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無論何人採用何種方法，都改變不了赤字財政的現狀，結果只能是鈔票越印越多，通貨膨脹越來越嚴重，法幣的支付功能已經喪失。也曾有人主張進行幣制改革，但如何籌措相當於數億美元的幣改資金成為難題，兼以幣改牽涉方面甚多，當局難以決斷，故一拖再拖，未能實行。

  進入1948年，國民黨軍事不斷失利，控制地域在縮小，物資產出在減少，而貨幣發行還在大量增加，財政金融形勢更趨惡化。據財政部長俞鴻鈞的報告，1948年上半年預算收入58萬億元，支出96萬億元；實際收入80萬億元，支出340萬億元，赤字率超過3/4.其中最為浩大的是軍費支出，正常預算和特別預算相加，超過了預算總額的70%。政府開支幾乎全靠印鈔票，法幣面值最高已達500萬元，發行最多時以每天10萬億元這樣令人目眩的數目增長，從而刺激物價持續走高，每天甚至每小時都在變化。為了平抑市場亂象，遏制漲風，7月初，上海市長吳國楨和警備司令宣鐵吾決定，檢查交通運輸、行莊業務和倉庫存貨，獎勵告密檢舉，並將「投機取巧」的違法奸商送特刑庭處理，但仍無法遏制物價的上漲。米價從1月的每石150萬元一路攀升至8月中旬的5833萬元，金價每兩超過5億元，法幣與美元兌換價超過1000萬比1，法幣已接近於失去支付功能，瀕臨崩潰的邊緣。

  對於如此嚴峻的經濟形勢，國民黨也意識到必須採取某種行動。1948年5月新內閣成立後，幣制改革問題開始提上議事日程。中央銀行行長俞鴻鈞指令下屬提出的幣改方案，認為在內戰繼續的情況下，不宜作根本改革；建議在不改變法幣本位的前提下，發行關金券，作為買賣外匯和繳納稅收之用，以暫時穩定收入。但這個方案無法解決法幣發行的極度膨脹和支付功能的急劇萎縮，因此為王雲五所提廢除法幣、另用新幣的激進改革方案所取代。

  幣制改革的主要策劃者王雲五為無黨派人士，1946年5月出任經濟部長，成為國民黨「開放」政權的象徵之一。翁文灝內閣成立後，他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財政部長。自國民黨當政後，財政部長的職位一向為宋子文和孔祥熙的禁臠，直至抗戰後期才改換為俞鴻鈞。王雲五既非財政金融專家，也與財政金融界素無瓜葛，此次出任財政部長，頗出外界意外。新官上任三把火，王雲五上任後的第一把火，就是進行醞釀已久而遲疑不決的幣制改革，為一團糟的財政金融下了劑猛藥，但結果不僅未能挽救病入膏肓之財政金融，反使其因此猛烈一擊而至奄奄一息之境。

  王雲五上台後，認為「政府縱不想改革幣制，也不得不改，則不如早為之計，而作自動的與有計劃的改革」；但是他也認為：「此須剿匪軍事有把握，方能實施。否則軍費無限制開支，而失地日多，匪患日熾，人心動搖，即斷不能辦幣制改革。而軍方首長，皆謂軍事絕對有把握，並可於幾個月內，即可將北方匪患肅清，於是方敢放手做去。」他擬訂的幣改方案，以廢止法幣、改用新幣為主要內容，期以強力手段管制經濟，一舉扭轉危局。7月7日，王雲五將方案交給行政院長翁文灝，次日，翁、王請見蔣介石，得蔣首肯，令與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副總裁劉攻芸、財政部政務次長徐柏園和台灣省財政廳長嚴家淦等共同研究改革方案。研究結果，他們認為幣制改革已不容再拖，否則更難以進行，決定以金管理本位為基礎，廢止法幣，改發金圓券，與黃金掛鉤，但不能兌現。為避免重蹈法幣之覆轍，王雲五堅持新幣發行應有十足準備，並嚴格限制發行數量。但討論的結果是，將王原擬發行9億元的計劃改為20億元，同時將現金準備由3億美元改為2億美元，預示金圓券前途之不樂觀。王雲五是一個成功的發明家和出版商人（他以發明四角號碼字典和主持商務印書館而知名），因其成功而養成了固執的性格，不太容易接受別人的意見，又缺乏財政金融專門知識，所擬幣改方案帶有強烈的行政干預色彩，本身就違背了經濟規律；再者，作為黨外人士，王雲五對國民黨內政治生態之複雜缺乏認識，以為只要有蔣介石的支持就可以大膽做去，結果鑄成其在幣制改革中的失敗命運。

  7月29日，蔣介石在避暑勝地——浙江莫干山召見翁文灝、王雲五、俞鴻鈞和外交部長王世傑等，討論經濟形勢，決定從速實行幣制改革。此後，王雲五在不使外人與聞的情況下，極為秘密地進行幣改操作。8月19日下午，王雲五向國民黨中政會報告幣制改革案，稱其目的為穩定物價，安定民生，控制金銀外匯，平衡預算收支，結果獲得通過。當晚，行政院會議通過此案。20日，蔣介石發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同時公布《金圓券發行辦法》《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資產登記管理辦法》和《整理財政及加強管制經濟辦法》，宣布實行幣制改革，以金圓券取代法幣。主要內容為：（1）金圓券1元含金0.22217克，折合法幣300萬元；發行以20億元為限，十足準備，其中40%為黃金、白銀和外匯，其餘為有價證券和國有事業財產，由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檢查監督；法幣須在11月20日前兌換為金圓券。（2）禁止黃金、白銀和外幣的流通、買賣或持有；所有個人和法人擁有之黃金、白銀和外幣，應於9月30日前兌換為金圓券，凡違反規定者一律沒收並予懲處。（3）存於國外的所有外匯資產，凡超過3000美元者，應於12月31日前申報登記；除保留部分用於日常生活外，均應移存於中央銀行或其委託銀行，未經核准不得動用；違反者處7年以下徒刑並處罰金，沒收其外匯資產；告發者給予沒收資產的40%作為獎勵。（4）嚴格管制物價，所有物品及勞務以8月19日價格為準，不得議價；實施倉庫檢查並登記，從嚴懲處囤積居奇者；廢止按生活費指數發放薪金辦法；禁止罷工和怠工。此次金圓券發行的現金準備（金、銀、外匯）為2億美元，非現金準備（敵偽產業與國營企業資產）為3億美元；金圓券與黃金、白銀、銀幣和美元的官方比價為：黃金200元1兩，白銀3元1兩，銀幣1元兌金圓券2元，美元1元兌金圓券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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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布的同時，行政院於22日成立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由著名金融家李銘任主任委員；又於25日成立經濟管制委員會，由院長翁文灝掛帥，並在各重要經濟區域設立經濟管制督導員，其中上海區為俞鴻鈞，蔣經國協助，天津區為張厲生，王撫洲協助，廣州區為宋子文，霍寶樹協助。為了督促幣制改革的進行，蔣介石電令各省市政府，要求「同德同心，通力合作，俾此重大措施迅收最良效果」；「設或陽奉陰違，怠忽職守……中央亦必嚴厲處分，決不稍存姑息」。同時，蔣介石發表書面講話，希望民眾「全力擁護改革幣制的政策，徹底執行管制經濟的法令。如有少數人不顧大局，只圖私利，因襲法幣貶值時期的作風，操縱新幣，為投機壟斷的工具，以危害其信用，那就是破壞我全國人民的生計，也就是我全國人民的公敵，政府自必依據國家總動員法令及刑事法規，視同賣國的奸匪，予以嚴厲的制裁。」翁文灝則在致各省市政府電中提出，對違令者除予行政處分外，並將依「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將嚴重者移送特種刑庭嚴加懲辦。「奸匪」、「制裁」和「特刑庭」這樣的字眼頻頻出現在此次幣改的有關文件中，說明此次幣改不能完全以經濟行為視之，而是自始即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強迫性，是國民黨企圖以強力社會動員應付全面危機的重要舉措。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集中了全國一半左右的工業生產和大部分金融業，金銀外幣與物資儲藏也最為豐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銀外幣並控制住物價，是此次幣改成敗的關鍵所在，所以國民黨將幣改的實施重點放在上海，並以全力推動之。8月20日，蔣介石親臨上海，會見工商金融界人士，表示此次改革有充分準備，且具有最大決心，希望各界擁護政府決策。上海市長吳國楨召集各業負責人開會，要求以19日價格為標準，不得擅自提價，並應保證正常供應，不得拒售。為了保證幣改的順利進行，上海設立了檢查委員會（委員蔣經國等）、物資調節委員會（委員劉攻芸等）、物價審議委員會（委員吳國楨等），特別將工作重點放在檢查方面，實行普遍搜查，取締囤積居奇。一時間，上海的經濟風雲變幻莫測，並牽動政治風向，成為全國矚目之中心。

  此次幣制改革，蔣經國以「太子」身份坐鎮上海督導進行。抗戰時期，蔣經國在贛南實施親民「新政」，小試身手，頗有口碑。但贛南畢竟為內地偏遠小城，小蔣的「新政」在全國範圍內的影響不大。因此，初到上海這樣國內外矚目的中心城市，蔣經國抱有大幹一番的想法。他已經因在青年軍任職而有了軍界經歷，因東北外交折衝而有了外交經歷，因黨團合併而有了國民黨中常委身份，他所缺乏的經濟歷練和在全國性政治舞台的亮相，都將因此而集於上海經濟管制一役之中。何況，派他到上海督導經管，不乏蔣介石培養其接班的長遠考慮和良苦用心。這樣，蔣經國上有「太子」身份和尚方寶劍，下有基幹隊伍和一套做法，內心有事業衝動，外界提供其表演舞台，名為協助，實為主管，成為上海經管實際上的主角。

  此次幣制改革的重頭戲，一是發行新幣並回收金銀外幣，二是嚴格管制物價，而前者之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又視物價能否穩定，以重建市場信心。此前上海多次物價管制的失敗，使一般人對此次物價管制也不抱什麼希望，也使蔣經國身感壓力之大與負擔之重。蔣經國提出：「必須發動廣大的群眾來參加執行，只有如此，才能使政策加速生效，而獲得成功的保證。」他將投機囤積、操縱物價、貪贓枉法的商人和官吏視為「後方的敵人」，號召大家「共同起來制裁他們，消滅他們」；強調「無論何人在法律面前應當一律平等……在上海應當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財富，有多大的勢力，一旦犯了國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請你進監獄，上刑場」。他坦承「上海的環境是複雜的，工作不易做好，但我相信只要不怕權勢的壓迫，金錢的誘惑，就不會有做不通的事」。他的言論最能吸引市民關注的是，他在上海是只打「老虎」不拍「蒼蠅」，聲稱「我們一定要使上海不再是投機家的樂園，而為上海人民的上海」。蔣經國以「戡亂建國」工作總隊第六大隊為其基本工作幹部，並運用其在贛南的施政經驗，發動青年和社會力量支持經管工作，組建了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下轄12000餘人的20個大隊，協助推行幣改，反映社會意見；還決定設立密告箱，鼓勵告發，同時在每周二和周四公開接見市民，聽取意見。一時間，上海的經管工作顯得頗為轟轟烈烈。8月26日，蔣經國召集上海經管各部門開會，決定由他統一指揮檢查工作，對違令者吊銷執照，沒收存貨，負責人送特刑庭處理。28日，他指揮「戡建」大隊檢查上海商家與廠家，共查封紗布120件，扣留黃金2000兩左右。此後，上海特刑庭以從事黑市買賣、擾亂金融、妨害「戡亂」、貪污舞弊等為由，判處林王公司總經理王春哲、警備司令部科長張尼亞、大隊長戚再玉等死刑，以示對投機奸商和貪贓官員的警告。蔣經國慷慨激昂的言辭和做法起初得到了部分市民的認同，因為他們手中的金銀外幣無多，更希望物價穩定，過安定的生活。幣改之初，曾經一日數變的價格在嚴格管制下得以基本穩定，加上政府的強力宣傳和運作，使得金圓券的兌換情況還算理想。金圓券首發的23日，上海收兌的金銀外幣約為100萬美元，3天共收兌600萬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平民百姓的貢獻，甚至在短時間裡出現排隊兌換的情況。

  金銀外匯的大頭主要掌握在大資本家手中，而他們對幣改的態度顯然有相當的保留，大多數人起初並未按規定兌換金銀、登記外匯資產，而是在觀望之中。上海因其經濟發達而成為當時中國有產階級最集中的城市，其中不乏頗具實力的經濟金融資本集團。他們對國民黨當政給予了多方面的支持，也曾從中獲取相當的經濟利益。但是，上海資本家階級與國民黨的關係在戰後有了很大的變化。因為國民黨的經濟統制政策壓縮了民營資本的發展空間，使他們滿懷怨言；因為惡性通貨膨脹嚴重影響到經濟的正常運轉，使他們對國民黨的治國能力產生懷疑；加上國民黨官員的貪污腐敗，不以市場通行規則，而是利用特權，以權勢操縱經濟，也使他們嘖有煩言。他們已不似過去那樣對國民黨有求必應，從政府幾次推銷公債情況的不理想，即可知他們態度變化的大致端倪，他們與國民黨的關係正在疏離之中。經濟緊急處分令發布後，登記外匯、嚴控物價的諸項規定，使他們的正常經營難以為繼，而且他們深知，以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狀況，幣改幾無成功可能，交出金銀外匯只能是有去無回。因此，他們紛紛以軟磨硬抗對付幣改，而國民黨繼之以逼迫和威脅的手法令他們就範，更使他們大起反感與不滿。

  面對上海資本家階級對幣改的觀望不定與消極抵制，9月初，蔣經國又以重拳出擊，以「囤積居奇、操縱黑市交易、擾亂金融秩序」等為由，先後下令拘捕申新紡織集團負責人榮鴻元、鴻興證券負責人杜維屏（上海聞人杜月笙的二兒子）、紙業公會理事長詹沛霖、中國水泥公司常務董事胡國梁、美豐證券公司總經理韋伯祥等，同時對油業公會理事長張超、米業公會理事長萬墨林（杜月笙的總管）、永安紡織集團負責人郭棣活等予以警告。其後，杜維屏和榮鴻元均被判刑6個月，並在處高額美元罰款後，准許交保釋放。蔣經國還先後約請上海資本家的頭面人物，如李銘（浙江第一商業銀行董事長、上海銀行公會理事長）、劉鴻生（大中華企業集團董事長）、周作民（金城銀行董事長）等談話，迫他們交出金銀外匯，並且覓保具結，未經允許不得離開上海。在公開場合，蔣經國對這些比自己年長若干歲的長輩口稱「老伯」之類謙辭，但在個別約見時則不假辭色，頤指氣使，以至使李銘「面紅耳赤，神色頹唐」。這些人均非等閒之輩，他們都曾是當政者的座上賓，杜月笙更是在1927年為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立下過汗馬功勞，如今卻落得如此下場，在上海資本家階級中引起的震動可想而知。9月6日，蔣介石親自出馬，在中央黨部的演講中，指責上海資本家「對國家對政府和人民之禍福利害，乃如過去二三十年前，只愛金錢不愛國家，只知自私不知民生的腦筋，毫沒改變。……這種行為，固然是直接破壞政府戡亂建國的國策，而其間接實無異助長共匪的內亂，彼等既不愛國家，而國家對彼等自亦無所姑息，故政府已責成上海負責當局，限其以本星期三以內，令各大商業銀行將所有外匯，自動向中央銀行登記存放，屆時如其再虛與委蛇，觀望延宕，或捏造假帳，不據實陳報存放，那政府只有依法處理，不得不採行進一步的措置，予以嚴厲的制裁。」蔣介石還要俞鴻鈞查封浙江第一商業銀行，原因是蔣認為上海銀行公會提議向政府交出1000萬美元出自該行董事長李銘的主意，是為了應付差事。李銘後通過上海市長吳國楨向蔣說項求情，才得無事。作為上海金融界的頭面人物，李銘長期支持國民黨政府，此次幣改還擔任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他對蔣氏父子如此不留情面，幾近於明火執仗地攫奪他們辛苦數十年積累起來的資產深感失望，稍後即辭去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職務，準備另謀出路。一葉知秋，李銘的動向預示著上海資本家階級對國民黨態度的重要變化。

  迫於當局的高壓，上海各金融機構不得不將外匯資產向中央銀行登記；上海市工業會也在理事長杜月笙主持下決定，通知各會員工廠將所有金銀外匯一律繳存中央銀行。實際上，這些登記外匯多數並未被沒收，在放鬆金融管制後又陸續歸還了所有者。真正使上海民營工商業遭到重大損失的是關於限價的規定，因為物品的生產或進貨成本超過了限價的價格，按限價出售必然虧損。據估計，在限價期間，棉紗業售出棉紗5萬件，布數10萬匹，總值金圓券5000萬元，其中申新系統的損失約占1/10；毛紡業因出售損失金圓券2000萬元；百貨業的存貨基本賣光；全市工商業總計損失約2億元，折合100萬兩黃金。9月9日，行政院公布《實施取締日用重要物品囤積居奇辦法補充要點》，規定個人和商家購買物品均不得超過3個月用量，違者即以囤積論；工廠商號存儲之成品貨品，如不儘量供應市銷或抬價出售者以居奇論，物品沒收併科1000元以下罰款。此令公布後，工商業均叫苦連天，因為他們的存貨被要求以限價出售，以維持市面供應，賣一件便賠一件，但又不能大量採購或採購不到限價的原料，生產因此而無法繼續。因為限價的因素，物品價格被控制在較低水平，又因為對紙幣的不信任，人們都希望將手中的紙幣換成實物，加以大量遊資麇集，因此上海市場的銷售一度空前活躍，各種物品尤其是棉紡織品被搶購一空用以保值。這樣，一方面是商家惜售或售空，另一方面是購買活躍，買與賣脫節，價格的攀升便不可避免，從而衝擊著限價的規定。

  9月30日為金銀外幣兌換的截止日，此時金圓券共發行95675萬元，其中用於收兌金銀外幣約6億元，收兌法幣及東北流通券約5000萬元，進出口結匯及僑匯約8000萬元，其餘22000多萬元為國庫及其他業務支出；共計約回收黃金160萬兩，白銀801萬兩，銀圓1683萬元，美元4468萬元，港幣7960萬元。但此時已有徵兆預示幣改前景的不容樂觀。一是財政部於10月1日通令將金銀外幣的兌換期限延長兩個月，說明兌換情況不如當局之預期，而且使當局再一次失去了信用。10月以後的收兌數甚少，10月全月不過收兌黃金5萬兩，白銀103萬兩，銀圓672萬元，美元329萬元，港幣187萬元，尚不及此前兌換數的零頭。二是自10月初起上海出現搶購潮，尤其集中在便於保值的棉紡類商品，甚至連以往購買者不多的高級毛呢料及其製成品也成為搶購對象，迫使市政府決定憑身份證或戶口本購買物品。強令限價本來便完全違背了經濟規律，限價後工廠因原料來源缺乏而減產停工；商店進貨困難，只能以銷售存貨維持；外地物資和原料因限價而不願運進上海，攸關民生的大米入滬數量從每日數千石劇降為數十石。這些情況必然導致市場和民心恐慌，造成搶購，動搖限價。面對此種情況，蔣經國認為不能輕易變更政策，影響政府信用，仍然堅持以行政手段和高壓措施嚴格管制，維持限價；他還決定將物資檢查擴大到滬寧、滬杭沿線各城市，以免物資外逃，並使用軍警力量撲滅黑市。

  平心而論，蔣經國在上海以「打虎」自詡，雖不無以此立威、獲取政治資本的考慮，但其表現「親民」，從宣傳到行動，起初頗令見慣了國民黨官僚做派的上海市民有耳目一新之感。小蔣承認管制物價「相當困難」，但是「抱了一種決心，就是無論如何困難總應當做下去」，而且口稱「只要和人民站在一起，什麼事都不會失敗」。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蔣經國遇到了越來越大的困難。他打擊的對象多為民營資本和社會聞人，並無真正背靠上層權力支撐的官僚資本，所以有不打「老虎」專打「老牛」之譏，不足以真正威懾豪門巨富；他自恃其來頭，撇開原有行政官僚體系，自行其是，在國民黨錯綜複雜的派系政治生態中引起許多矛盾，上海市長吳國楨對他依靠「戡亂建國」大隊任意查抄物資的做法頗不以為然，一再以辭職表示不滿，其他人亦是冷眼旁觀者有之，盼其失敗者也不乏其人，以至他有「商人可惡，政客更可惡」之感嘆；他基本上依靠行政和高壓手段實施經管，對各種複雜的關係考慮不夠，行事有操切魯莽之處，不僅得罪了大資本家，而且其手下任意查抄物資的舉動，也使不少小商人有自危感；及至限價難以為繼，普通市民原先對他的好感也在消失。種種矛盾的交織演變，終以揚子公司事件而使蔣經國之「打虎」遭遇重挫。

  揚子公司為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所辦，一向因其以特權套購外匯、買空賣空、牟取暴利而為世人所側目。此次蔣經國到上海實施經管，其手下多次檢查揚子公司的倉庫，發現存貨甚多，如何處理，頗費蔣經國思量。在眾目睽睽之下放過揚子公司，對外界無法交代，也影響其公眾「形象」；而要查處他的表兄弟孔公子，其難度亦可知。不過還不等小蔣動手，風聞小蔣要拿他開刀的孔令侃果然神通廣大，他找到其小姨媽宋美齡向蔣經國說項，未能說通後，他又說動宋美齡搬出蔣介石親自干預。在國共東北會戰的緊要關頭，蔣於軍務倥傯之中仍不忘徇私情，於10月8日自北平飛上海，訓示蔣經國放過孔令侃。18日，蔣介石又就監察委員調查揚子公司的舉動致電上海市長吳國楨：「關於揚子公司事，聞監察委員要將其開辦以來業務全部檢查，中以為依法而論，殊不合理，以該公司為商業而非政府機關，該院不應對商業事業無理取鬧。如果屬實，則可屬令雇聘請律師，進行法律解決，先詳討監察委員此舉是否合法，是否有權。一面由律師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動，拒絕其檢查，並以此意約經國切商，勿使任何商民無事受屈也。」揚子公司被查處事從此煙消雲散。蔣介石格於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之關係，對孔氏家族這樣的大官僚資本曲以維護，在國事和家事的天平上，他選擇了偏向家事，令不少人為之失望，所謂「黨國」前途不問可知。查辦揚子公司未果，亦使蔣經國自感無以面對公眾，「打虎」「美名」不破而滅。他承認：此案「未能徹底處理，因為限於法令不能嚴辦，引起外界的誤會。同時自從此事發生之後，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動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現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時候，倘使不能堅定，即很快就會崩潰」。

  「崩潰」的日子確實已經不遠了。自10月中旬起，上海市場的限價雖還在維持，但可售物資明顯不足，商人為避免損失而更加惜售，商店貨架空空落落，限價亦失去其意義，幣制改革已是強弩之末，有人已經公開預見「金圓券的下場也將比法幣更慘」。10月10日，財政部長王雲五在美國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會後回國，與他20天前離開時相比，形勢已今非昔比。王雲五認為：「經濟政策之推行，固不能不兼用政治力量，但政治壓力如過分行使，或行使過久，勢必引起反抗。……此種反抗，在政府強有力之時，還不致過分強烈或逾越範圍，但政府威信如有喪失，則政治力量式微，在式微的政治力量下，而影響強施重大的壓力，則人民之反抗力勢必超越範圍，一發而不可收拾。」他提議調整物價與工資，預結部分外匯以維持金圓券信用，但未得同意；而「國防費之不斷追加，均以軍事重要為詞，急於星火，拒之不可，許之則負擔並重」，「實為致命之傷」。國民黨政府以高壓手段維持的限價政策，終在無情的經濟規律作用下宣告失敗。10月31日，行政院通過《改善經濟管制補充辦法》，決定糧食依照市價交易，紗、布、糖、煤、鹽由主管機關核本定價，其他物品授權地方政府管理，實際放棄了限價政策。此後，被壓抑多日的市場價格立即強力反彈，平均上漲20多倍，米價一度暴漲近百倍，從1石20元直漲至2000元。11月1日，蔣經國發表《告上海市民書》，說：「在七十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覺沒有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不但沒有完成計劃和任務，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過程中所感受的痛苦……除了向政府自請處分，以明責任外，並向上海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至此，蔣經國在上海的首次亮相和「打虎」行動，以轟轟烈烈開場，以偃旗息鼓收場，他在無可奈何中離開了上海。

  金圓券的起始發行數量是3億元，但到10月底已經發行了16億元，接近20億元的限額。進入11月，限價被取消，金圓券發行數額便無法控制。11月10日，央行總裁俞鴻鈞致電蔣介石：「現在軍政需要增加極巨，急如星火，稍一脫節，深慮貽誤；而金融市面，以物價高漲，需要亦多，長此以往，超出限額迫在眉睫。」他要求「必須立予解決」。次日，蔣介石公布《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規定金圓券的發行數額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認原定發行限額無法維持，從而為通貨膨脹的更趨惡性化打開了閘門。該項「辦法」將金圓券1元的含金量改為0.044434克，即一舉貶值80%,與此相適應，金圓券與各種硬通貨的官價兌換比例均有較大幅度之下降。至此，幣制改革實際宣告失敗。幣改的主要設計者王雲五也成為眾矢之的，不得不提出辭職，可是誰都不願輕易再接這個爛攤子。11月7日，蔣介石只好致電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稱：「王財長堅辭，以情勢論，實無法再留。此時只有望兄兼任財長，期度難關。……此時最急者為先任命財長，使財政經濟急務可以如常進行，不致以無人而中斷也。」但俞鴻鈞不願再為馮婦，曾任財政部次長的徐堪被說動，於11月11日接王雲五任，使財長職位不至空缺。此後，行政院長翁文灝亦因「幣制改革完全失敗」而請辭，11月26日，蔣介石任命孫科出任行政院長。

  11月20日是法幣收兌的最後期限，因為收兌點和兌換時間有限以及交通不便等因素，至17日估計共收回法幣235萬億元，占發行總數的35%,東北流通券13000億元，占發行總數的41%,共計兌出金圓券8287萬元；估計最終仍有1/4左右，即180萬億元的法幣未及收回（折合金圓券6000萬元或黃金30萬兩）。收兌的金銀外幣總數約為19000萬美元，約占國內全部保有量的1/5，其中大部分為普通百姓所兌換。無論是部分法幣最終未能收回，還是金圓券兌出後的急劇貶值，都是當政者對民眾的盤剝。素有民間輿論風向標之稱的《大公報》評論說：「因為改革幣制，因為限價政策，因為物價強抑而復漲，全國人民消耗的元氣是太大了，上海工商業所受的損失，不過是其中較為顯著的一例而已。但是從其中獲到利益的究竟是誰呢？」官僚豪門並不因幣改而受損失，「不是逍遙海外，即是倚勢豪強如故」，還可藉此發一筆「國難財」；資本家大戶受了相當損失，但他們畢竟有一定的承受力；真正在幣改中遭受難以承受的損失的仍是平民百姓，升斗小民以歷經艱辛而積存不多的金銀外幣換回的幾張金圓券，因急速而劇烈的通貨膨脹轉瞬即成廢紙，他們的所有家當幾乎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著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儲安平尖銳地批評了幣改對百姓的盤剝：「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積蓄，就滾進了政府的腰包里去。政府拿這些民間的血汗積蓄，去支持他的戡亂，使所有國家的一點元氣，都送到炮口裡轟了出去！」「一個只要稍為有點良心的政治家，對此能熟視無睹，無疚於中嗎？」他直截了當地批評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污，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污！爛污爛污，二十年來拆足了爛污！」

  國民党進行此次幣制改革，有多種複雜的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法幣瀕臨崩潰，不改無以為繼；其次是財政一籌莫展，可借幣改獲取硬通貨，以民間資金支持戰爭；再次是穩定後方經濟形勢，並將有產階級拴在內戰戰車上。但是，不僅外界普遍不看好幣改前景，認為「如內戰不停，財政收支絕對無法平衡，則通貨又將繼續膨脹」，幣改即為換湯不換藥，而且在國民黨政府內部對幣改時機與成效也有不同意見。長期主管政府財政金融，但時已不擔任實際職務的孔祥熙認為，幣改「既無充分準備，又未增加生產，且強征民間黃金外匯，不顧商情成本，限價勒售，強迫執行。凡此種種，均大失人心。」因此對國民黨而言，此次幣制改革有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意，所謂不改革是拖死，而改革不過是速死。總之，此次幣制改革不僅未能挽救經濟的崩潰，而且國民黨在其統治重心所在的城市中徹底失去了人心，在上自資本家下至平民百姓的眼中，國民黨政權已經成了無論誰當政也較其為好的再糟不過的政權，其垮台已經指日可待。

  對於此次幣制改革給平民百姓造成的痛苦，當政者也不能不承認。11月8日，蔣介石在中央黨部演講時，對於民眾「將他們血汗換來的金銀和外幣，繳兌金圓券，現在因為物價波動，因而遭受財產的損失」而「特別表示遺憾」；同時，表示「政府一定要本著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原則，採取有效的措置，給予他們以安慰」。所謂「安慰」，就是在11日公布《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重新准許民眾持有金銀外幣。19日，財政部發布公告，規定凡定期存款滿一年以上者，可在到期時兌取金銀，但限三個月存兌一次，每次存兌金額限黃金一兩。22日，上海、南京、重慶、廣州、漢口、天津、北平7城市首批辦理金銀存兌。因為辦理單位少而兌取者眾多，場面十分混亂，幾至失控。12月23日，上海發生擠死7人之慘劇，黃金存兌因此暫停。在增加存兌所、加收平衡費之後，1949年1月5日，金銀存兌又在上海和南京恢復。至1月16日，共兌出黃金48.6萬兩，銀圓644萬元，大約相當於幣改期間收兌黃金銀圓總額的1/4左右。1月16日以後，金銀存兌又改為發行200萬兩黃金短期公債，直至5月20日最後停發。不過，平民百姓在幣改中所受之損失並不因此「小恩小惠」而彌補，此等出爾反爾之規定，更凸顯政府之朝令夕改、不守信用，除了增加民眾對政府的強烈不信任感之外，對於挽回民心毫無作用。

  1948年9月24日，國民黨軍在黃河以北之軍事重鎮、山東省會濟南失守；接著，國共東北會戰以國民黨軍失敗而告終，東北地盤於11月初盡失，全盤軍事形勢急轉直下。蔣介石此時已不能不作退守台灣海島的準備，保留更多的金銀外匯硬通貨，已經成為幣改的重要目的，甚至不再被輕易用於前途無望的戰爭。11月底，蔣介石下令將幣改中回收庫存上海之金銀外匯轉運台灣。12月1日，774箱共2004459兩純金自上海起運去台。直至1949年5月17日國民黨軍自上海撤守前，還從中央銀行提走黃金19.2萬兩、銀圓147萬元。當月中央銀行在台灣的存金有2294207兩。這些金銀對國民黨退守台灣後穩定經濟形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蔣經國所言：「政府在播遷來台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

  幣制改革失敗後，金圓券發行數量如脫韁之馬，貶值速度之快更是創下世界貨幣史的奇觀。至國民黨軍自上海撤守前夕，1949年5月24日，金圓券發行數達到了679459億元，再加本票145706億元，共825165億元，為其最初發行限額的41000餘倍。與此相對應的是物價狂漲，1949年5月上海的物價指數為1948年9月的500多萬倍，9個月的上漲幅度接近於前12年的總和。5月的最高米價為1石3億元，黃金1兩兌價接近50億元，美元1元兌價超過8000萬元。金圓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紛紛自動以銀圓、外幣、黃金乃至實物等計值交換或流通，若干地區已視金圓券為廢紙」。1949年1月，李宗仁出任代總統。為了解決支付問題，2月25日頒布《財政金融改革案》，規定軍事費用以銀圓為標準計算，軍糧和軍服以實物計算，進口稅以關元計算（1關元合0.4美元），貨物稅中的棉紗、火柴、水泥、捲菸、食糖等改徵實物，這意味著國民黨政府也不再承認金圓券的價值。1949年4月中共大軍渡江之後，國民黨政府統治地域不斷縮小，金圓券的使用空間也越來越有限，「多數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數尚能通用之城市，其價值亦逐日慘跌，幾同廢紙」（重慶的金圓券價值慘跌至15億元才能兌換銀圓1元），「各地民眾多以舊時銀圓及其他硬幣為交易媒介，或實行以物易物，各國營事業及稅收機關亦多拒用金圓券，改用硬幣」。金圓券還未及被正式廢止，就已經變成了廢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