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國共軍事攻守之易位

  1946年大規模內戰爆發後，國民黨處於全面的軍事攻勢，中共則處於全面的軍事守勢。但是國民黨軍的攻擊力量在戰爭中不斷被消耗，攻擊勢頭也在逐漸減弱。到內戰爆發一年之際，國民黨軍除了在山東戰場還能保持攻勢外，在其他戰場的攻勢已全部停止，戰爭即將進入轉折點。

  據中共公布的數字，第一年作戰殲滅國民黨軍97個半旅78萬人，連同非正規部隊共112萬人，自己損失36萬人；至1947年中，中共部隊共有112個旅90萬人，此外還有地方部隊60萬人，軍事機關40萬人。另據國民黨公布的數字，1946年，國民黨軍傷亡21萬人，被俘2.3萬人，中共軍隊傷亡52萬人，被俘5.4萬人；1947年，國民黨軍傷亡41萬人，被俘12萬人，中共軍隊傷亡160餘萬人，被俘11.6萬人；至1947年中，國民黨軍共有465萬人（中共統計為370萬人），其中陸軍349萬人，空軍16萬人，海軍4萬人，聯勤部隊57萬人，機關及警備部隊25萬人，二線兵團14萬人。雖然戰爭中的對峙雙方都難免誇大對方的損失，但是國民黨公布的共方損失數字，實在是太過誇張，因為1947年中共軍隊的總數也不過200多萬人，如果照國民黨的說法，則中共軍隊已經損失了4/5以上，那何以還能在戰場上節節進取？總體而言，國民黨的軍事力量相對於中共仍占有明顯優勢，但是由於需要分兵把守城鎮，機動兵力的運用難免受到影響，整體優勢並不如數字差距表現得那樣明顯。

  在國共雙方軍事較量的諸戰場中，東北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對國民黨而言，最關鍵的不利因素是東北地域遼闊和兵力不足之間的矛盾。國民黨在東北有7個軍約20萬人，加上特種部隊和地方部隊，總共不過40萬人，但經戰爭之消耗以及分兵守衛已占地區，機動兵力減少，不僅無力發動大規模攻勢，而且多數城鎮只能以團、營為單位守備，極易被各個擊破。東北與關內處於相對隔離狀態，增兵受限於諸多不利條件，況且由於國民黨軍在關內作戰不利，一時亦無力向東北大舉增兵，國民黨軍只能依賴東北現代交通尤其是鐵路交通較為發達的優勢，將部隊集結在交通要點，隨時機動增援，以彌補兵力不足之窘境。中共則在主力部隊退到北滿後，有了比較穩固的根據地，部隊戰力迅速恢復並有較快增長。1947年4月，東北民主聯軍總兵力為45萬人，其中野戰部隊20萬人，總數已經超過國民黨軍。東北較為發達的現代工業基礎和便捷的交通，使中共部隊可以得到充分的後勤補給，保障程度位居中共各戰區前列。由於戰後繳獲日械、蘇聯支持和後方兵工廠的趕製，中共的部隊裝備有較大改善，而且既可自北滿主動出擊，又可在作戰疲憊時退回北滿休整補充，並在南滿保有一塊根據地，用以牽制和分散國民黨軍力量，在戰略上具有相當的主動性；加以中共的著力經營以及軍事指揮戰略戰術之運用得當，其戰爭能力在東北得以淋漓盡致地發揮，使東北成為中共最早轉守為攻的戰場。

  負責指揮東北國民黨軍作戰的杜聿明，對其處境有深切認識。1947年5月上旬，杜聿明派鄭洞國去南京，向蔣介石要求增兵，但蔣表示，現在各個戰場的兵力都不夠用，沒有多餘兵力派往東北，指示採取「收縮兵力，重點防禦，維持現狀」的方針。據此，杜聿明將作戰方針由攻改守，將新1軍、第60軍、71軍、52軍、207師和93軍部署於長春、永吉（吉林）、四平、本溪、撫順和錦州，確保固守這些戰略要點及其周圍地域；另以新6軍作為機動兵團，部署在瀋陽附近，準備隨時利用鐵路運輸之便捷，支援各點。

  在國民黨軍對中共南滿根據地的最後一次進攻被擊退後，林彪審時度勢，認為在東北發起反攻的時機已經到來，立即部署主動出擊，「實行連續攻勢作戰和規模日益擴大的殲滅戰，以根本改變東北戰局」。他將主攻方向定在南滿，首先集中北滿的14個師，於5月8日渡松花江南下，目標直指長春、吉林周邊地區；與此相配合，在南滿和西滿動用9個師，分別出擊瀋吉路和四平周邊地區，攻擊兵力之眾與攻擊地域之廣大大出乎對手的意料。國民黨軍不得不放棄若干由小規模建制部隊分散駐守的城鎮，向鐵路沿線中心城市收縮。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此時因舊病復發，處於半休息狀態，無法全身心投入軍事指揮，而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本非軍事長才，面對中共的大規模攻勢頓失方寸，不知如何應付。5月20日，熊式輝匆匆飛往南京求援。此時正值國民黨軍在山東孟良崮失利，而山東又是蔣介石最重視的戰場，蔣無法派出更多兵力增援，但同意增調第53軍出關，並指示「各據點必須固守外，其他至不得已時，皆可放棄」。30日，蔣介石親臨瀋陽視察，手書「淬勵所部，沉著固守」，為部下打氣。

  至6月初，東北民主聯軍先後占領長春路沿線的公主嶺、開原和昌圖，瀋吉路梅河口，南滿重鎮通化與安東，西滿重鎮通遼與鄭家屯，打通了東、南、西、北滿各根據地之間的聯繫。其後，東北民主聯軍的攻擊鋒芒指向孤城四平。四平位於瀋陽與長春之間，為多條鐵路交會之咽喉要點，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向為四戰之地。如果攻下四平，猶如在東北中心打入一個楔子，北進可包圍並孤立長春、吉林，南進可威脅瀋陽、錦州。東北民主聯軍以3個縱隊共7個師的兵力擔任主攻，另以8個師部署於四平東南之西豐，3個師部署於四平以南之昌圖，1個獨立師部署於昌圖以南之開原，準備阻擊由瀋陽北上的援軍；以5個獨立師部署於四平以北，準備阻擊由長春南下的援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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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四平防守的是陳明仁指揮的第71軍和第13軍54師及保安團隊共3萬餘人。陳明仁畢業於黃埔一期，自恃「平生以打勝仗著名」，1933年即升任師長，其時杜聿明還只是個副師長。面對四平危局，他不甘坐以待斃，從以往的經驗出發，認為堅守較有把握，因此要求「依都市防守要領及要塞配備方式，依核心內外復廓之細胞組線構築堅強工事，大量儲積糧彈而死守之」。他將全城劃為核心守備區及外圍守備區，各守備區「除在指定之地區構成復廓及核心工事外，並在內外復廓及核心工事間，構成據點嚴密之縱深工事」。整個部署強調層層設防，以點控面，縱深配備，依託堅固工事，以交叉火力殺傷攻方力量。

  6月10日，東北民主聯軍開始攻擊四平，林彪要求部隊「力求乘勝猛烈擴張戰果，須準備數天解決戰鬥之精神」。14日，部隊攻至城區，守軍利用堅固樓房工事頑強抵抗，雙方展開逐屋爭奪之巷戰，戰況空前激烈。19日，第71軍在猛烈攻擊下不支，陳明仁率軍部退往鐵路以東城區堅持。為了加強攻擊力量，林彪調來原準備打援的2個師投入攻城作戰。戰至22日，第71軍已再無機動兵力可用，陳明仁督率殘餘部隊退至城區東北隅死守。但中共部隊一向長於野戰和運動戰，甚少城市攻堅戰經驗，並在勝利之中滋生了輕敵心理，對於四平守軍之死守準備不足，未能乘勝一鼓而下，致陳明仁于堅守中獲得了生機。

  四平戰役打響後，東北震動，國民黨當局極為緊張。四平如果失守，東北國民黨軍南北聯繫將被阻斷，長春、吉林態勢孤立，東北防禦體系將不復完整。因此，熊式輝和杜聿明立即部署派兵增援，企圖以南北夾擊解四平之圍。南路援軍以第93軍及第52軍1個師沿中長路正面向四平攻擊，以騎兵第1軍掩護其左翼；以新6軍沿中長路右側向四平東南迂迴，對四平采包圍態勢，以第207師掩護其右翼；另以剛自關內調至東北的第53軍為預備隊跟進。北路援軍以新1軍自長春南下，抄四平後路。增援部隊採取縱深配備，以逐段躍進方式穩步前進。6月22日，南線占領開原和昌圖，北線逼近公主嶺。面對新的情況，林彪決定「對四平採取佯攻方針，吸打增援」，抽調部分攻城兵力，集中在四平以南阻擊援軍，並著重尋機打擊新6軍。但國民黨援軍吸取了以往的經驗教訓，行動較為謹慎，東北民主聯軍未能捕捉到戰機。此時四平久攻不下，攻擊部隊減員較多，攻勢已顯疲憊，難以為繼，在國民黨援軍的南北逼迫之下，態勢更顯不利。6月30日，林彪果斷決定停止攻擊，令部隊後撤休整。

  內戰開始後不過一年，四平再度成為全國矚目之戰爭要地，只是國共攻守易勢，說明東北戰局發生了重要變化。此役東北民主聯軍以傷亡13000人的代價，未能攻下四平，主要是因為事先對守軍力量估計不足，因此未能形成絕對優勢；對守軍的堅守決心估計過低，因此急躁冒進；對城市攻堅戰，尤其是巷戰和步炮協同演練不夠，因此傷亡較大；加上東北夏季晝長夜短的天候，對擅長夜戰的中共部隊不利。此次四平作戰，是林彪所部在東北首次進行城市攻堅戰，對「建立攻堅信心關係甚大」，而最後未達預期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林彪對城市攻堅戰的看法，他在以後更多地仍運用其得心應手的運動作戰，對堅固設防的大城市則多圍而不打。

  1947年四平戰役結束後，東北已成為中共在全國範圍內第一個位居全面優勢的戰區，國民黨軍在東北只控制了不到1/10的地域，兵力大部退至鐵路沿線及少數大城市，完全處於守勢，且已基本處於與關內隔離的局面，態勢極為不利。國民黨內有人主張放棄東北，以在關內集中兵力。但蔣介石認為，放棄東北則華北失去屏障，勢將影響全盤戰場，堅持固守東北。為穩定戰局，統一權責，他決定撤銷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由東北行轅直接指揮軍事，並在1947年8月任命陳誠為東北行轅主任。陳誠到任後，主張由關內抽調有力部隊增援東北，以打破現況，形成優勢，爭取主動。但國民黨並無有力部隊可調往東北（1947年8月從蘇北調來第49軍，9月即被殲大半），陳誠只能就現有部隊大力擴充，將保安團隊編為暫編師，將原有部隊拆開，增編若干軍，如新3軍（以新6軍14師為骨幹）、新5軍（以第52軍195師為骨幹）、新7軍（以新1軍38師為骨幹）等，使東北國民黨軍擴充至30個師和13個暫編師共58萬人。但新編部隊的戰鬥力不高，而老部隊由於被拆開，戰鬥力反有下降，對作戰並不有利。

  國共第一年作戰，雙方最為關注的是蘇北至山東一線。國民黨軍以實力優勢，步步進逼中共山東根據地，雖在進攻中多次失利，損兵折將，但仍維持著優勢地位。在沂蒙山區縱橫百里的地區內，國共雙方投入的兵力多達百萬，「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中共其他根據地的情況亦或多或少有所相似。如果長期繼續下去，根據地勢難持久，因為有些地方「農民的雞、豬、牲口看見的不多了，村裡的樹也少了」，而且「地里種不上糧食，部隊沒飯吃，怎麼能打仗」。總體而言，中共的軍事力量還未超過國民黨，內線作戰的餘地在縮小，人力、財力、物力亦難以供應大規模戰爭的需要，主其事者已有「長期下去實在養不起」之感嘆。因此，在中共頂住了國民黨軍的全面攻勢，實力已有明顯上升的情況下，如何徹底打破國民黨軍的進攻，將戰爭和戰爭負擔轉向國統區，減輕中共根據地，尤其是山東和陝北根據地所受的破壞和壓力，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一直在考慮的重要問題。從軍事角度而言，當時中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反攻的實力與條件，華東和晉冀魯豫兩大野戰軍有機動兵力可用，國民黨軍的機動兵力主要集中在山東和陝北，而在兩地之間的漫長戰線上則兵力空虛，成為其實力相對薄弱的軟肋。作為卓越的軍事戰略家，毛澤東敏銳地注意到這種軍事格局，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決定在中共的總體軍事力量尚處弱勢的情況下發起反攻，並將反攻的戰略突破口選在國民黨軍事防禦的薄弱環節和威脅其統治安危的縱深地帶——中原地區。

  1947年5月4日，中共中央致電劉伯承、鄧小平等，提出以劉鄧部隊進軍中原，以陳（賡）謝（富治）部隊增援陝北，以打破國民黨軍對山東和陝北的進攻。這是進軍中原計劃的最早提議。其後，根據戰場形勢的變化，中共中央在6月29日指示陳毅和粟裕，華東野戰軍「不應再繼續採取集中兵力方針，而應改取分路出擊其遠後方之方針」；7月19日，決定以陳賡集團出擊豫西，從而將劉鄧部隊獨立進軍中原的戰役計劃擴大為三支部隊合作共進的戰略性行動。7月23日，中共中央軍委指示劉鄧，「下決心不要後方」，「直出大別山」，「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吸引敵人向我進攻，打運動戰」，並指揮陳謝部隊的行動；同時要求華東野戰軍在魯西南外線的5個縱隊，策應劉鄧部隊的行動。至此，中共中央的指導方針較戰役計劃之初已有了重大變化，戰役目標不再僅僅局限於打破國民黨軍對山東和陝北的進攻，而是以三路大軍進軍中原，「總的意圖是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使我內線獲得喘息機會，以利持久」。至8月中旬，中共的軍事戰略基本成型，即以劉鄧部隊出擊中原，實行無後方躍進式的中央突破，並以陳粟部隊出擊豫、皖、蘇，以陳謝部隊出擊豫西，跟進在劉鄧部隊兩翼，形成品字陣。這樣，中共就將主要戰場由山東轉到中原，將戰略重心由內線移至外線，從而置山東和陝北的國民黨重兵於無用武之地，打亂了國民黨的軍事部署，在相當程度上解脫了內線的沉重壓力。劉鄧、陳粟、陳謝部隊三路大軍進軍中原，也從戰役計劃轉為戰略行動，並因此成為中共部隊轉入全國性戰略性反攻的起點。

  1947年6月30日，劉伯承和鄧小平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4個縱隊12萬人，在魯西南張秋至臨濮間長150餘公里的黃河河段強渡黃河。由於國民黨軍主力正集中在山東作戰，魯西南黃河河防兵力空虛（只有第四綏靖區的2個整編師駐守，另有1個整編師機動），且分布零散，國民黨統帥部事先對劉鄧部隊的動向缺乏準確判斷，沒有充分準備，因此劉鄧部隊順利渡河後連獲勝利。7月8日至28日，連續在鄆城殲整編第55師，在定陶殲整編第63師1個旅，在六營集殲整編第70師及整編第32師1個旅，在羊山集殲整編第66師。其時，整編第32、66、70師之間的距離不過20餘里，但3個師未能互相救援，結果被劉鄧部隊分割殲其大半。負責指揮的第2兵團司令王敬久因此役之敗而灰頭土臉，從此賦閒家居；第4兵團司令王仲廉率3個師救援第2兵團，但徘徊不前，作戰不力，戰後被押解南京軍法處聽候處理（1949年初被湯恩伯保釋）。

  劉鄧部隊渡河南進的行動，吸引了國民黨自魯中前線調出4個整編師回援，另自他處調動部隊，共集中了8個整編師，以分進合圍方式，準備在魯西南圍殲劉鄧部隊，或將其驅回黃河以北。此時，劉鄧部隊因連續作戰，已感疲勞，原決定休整一段時間之後再逐步向南發展。但是，7月29日，毛澤東電告劉鄧，「陝北情況甚為困難」，如不能有效調動胡宗南部隊，「協助陝北打開局面，致陝北不能支持，則兩個月後胡軍主力可能東調，你們困難亦將增加」。劉鄧接電後立即於次日果斷決定，提前結束休整，向大別山進軍，實行寬大機動的無後方作戰。8月7日，劉鄧下令部隊分三路行動，以迅捷躍進態勢，直指大別山區。從魯西南到大別山，路途千里，一馬平川，適合大兵團行動，但沿途需要經過多條河流和黃泛區。此時正值酷暑雨季，下雨時河水暴漲，道路泥濘，不利於快速行動；天晴時則頭頂烈日，酷熱難當；沿途又非根據地，補給困難，劉鄧部隊的行進十分艱苦。國民黨起初沒有估計到劉鄧部隊的戰略意圖是堅決南下，而以為是在其大軍壓境之下被迫「南竄」，因此只命各部隨後緊追，而沒有在其前方以重兵布防。8月11日，劉鄧部隊越過隴海路，18日走出黃泛區，其後又渡過沙河。此時國民黨才發現劉鄧部隊的戰略意圖，除令追兵加快速度追趕外，緊急調動1個師及1個旅，在汝河南岸布防。為了加快行軍速度，劉鄧決定實行輕裝，將部分重裝備埋藏或炸毀，全軍趕在國民黨軍在汝河南岸堅固布防前，已有3個縱隊渡河成功，但還有1個縱隊和劉鄧司令部及各機關被擋在汝河北岸。此時，尾追之國民黨軍3個師距此不過幾十里，如果不能迅速渡河，勢將陷入腹背受敵之險境，形勢十分險惡。劉伯承和各級指揮員親自指揮部隊突擊，終於在對手的防線上打開了缺口，於24日渡過汝河。8月27日，劉鄧部隊擺脫了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渡過淮河，到達鄂豫皖三省交界處的大別山區，實現了外線出擊、中央突破的任務。

  中共外線出擊的東線是華東野戰軍。6月30日，華東野戰軍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實行分兵作戰，由陳毅和粟裕率5個縱隊留守內線，另以華東野戰軍參謀長陳士榘率3個縱隊出擊魯西，第1縱隊葉飛和第4縱隊陶勇部出擊魯南。華東野戰軍出擊外線的意圖，既為配合劉鄧部隊的行動，也為調動集中在山東戰場的國民黨軍，以便尋找戰機。但華東野戰軍作出分兵的決定十分倉促，頭天接到命令，次日即付諸行動，部隊缺乏必要的思想和物質準備，導致分兵後的作戰出現了一系列意料不及的情況。外線部隊在魯西和魯南連續進行攻城作戰，起初作戰順利，連克數城，後因兵力分散，連攻滕縣、鄒縣、濟寧、汶上均未克，內線部隊亦在攻擊南麻和臨朐時受挫。此時又逢連降大雨，不利於部隊的運動和補給，尤其是外線的第1、4縱隊，處境孤立，面臨國民黨軍的包圍攻擊，東歸受阻，一度面臨險境，損失過半，後經拼死向西突圍，終於8月1日與陳士榘部在濟寧附近會合。蔣介石認為：「此乃天賜我滅匪之良機，戰略上所預定之先分散後圍剿，使之各個就殲之企圖，完全形成。惜乎所部不力，亦為氣候與地形所限，不能窮追密圍，一網打盡，不勝遺憾。」此時，劉鄧部隊正準備進軍大別山，6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由陳毅和粟裕統一指揮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又稱「西兵團」，並從內線兵團中增調3個縱隊加入）在魯西南地區作戰，以策應劉鄧部隊的行動。劉鄧部隊進入大別山後，國民黨軍調動20多個旅的兵力緊逼其後，「情況異常緊迫」，毛澤東又將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的作戰地域從魯西南外推至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漢路以東、津浦路以西，緊鄰劉鄧部隊的豫皖蘇地區，使之成為進軍中原戰略行動的又一組成部分，並可起到分散國民黨軍兵力，保障劉鄧部隊後方的作用。但華東野戰軍外線部隊因7月苦戰損失甚大，亟待休整，至8月下旬仍無動作，毛澤東「十分感覺焦急」，連續致電陳粟，希望他們儘速趕至魯西南，指揮華東野戰軍外線部隊「兼程急進，不惜疲勞，不要休息，不要補充，立即渡河」，以緩解劉鄧部隊所受的壓力。30日，毛澤東又以絕密電告陳粟，國民黨軍「向劉鄧壓迫甚緊，劉鄧有不能在大別山立腳之勢」，要求「立即渡河，並以全力貫注配合劉鄧」。

  9月2日晚，陳毅和粟裕率華東野戰軍司令部及3個縱隊在魯西壽張渡過黃河，與在南岸的5個縱隊會合，集結於鄆城地區。因為分兵後幾仗均未打好，華東野戰軍的士氣多少受到影響，外線部隊一直盤桓在魯西南得不到休整；國民黨軍則一反常態，不再忌憚分兵，有時居然可以1個師的兵力尾追華東野戰軍。根據戰場當面情況，陳粟決定首先集中3個縱隊，於9日在沙土集殲滅冒進之國民黨軍整編第57師，振奮了全軍的作戰士氣，也使國民黨軍不敢再分兵輕進，贏得了短暫的休整時間。9月22日至24日，華東野戰軍在土山集與老對手整編第11師交手，未能殲之。此後，外線兵團自9月底開始南下豫皖蘇地區，並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只打小仗不打大仗」，著重於摧毀國民黨統治基礎，發動群眾建立政權的工作，在不長的時間裡建立了有1000多萬人口的豫皖蘇根據地。

  中共外線出擊的西線是晉冀魯豫野戰軍陳賡、謝富治集團。7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由陳賡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3個縱隊和1個軍（後改為2個縱隊1個軍），自晉南渡黃河，出擊豫西，並歸劉鄧直接指揮。8月上旬，陳謝部隊完成南進準備，22日晚起，全軍8萬餘人分左右兩路在黃河豫西段垣曲和茅津渡間渡河。因為國民黨軍在黃河豫西段南岸基本沒有部署正規軍，陳謝部隊的渡河行動較為順利。及至陳謝部隊渡河之後，國民黨軍才匆匆趕調12個旅的兵力，組成第5兵團和陝東兵團，分從東西兩線夾擊陳謝部隊。陳謝部隊遵從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在豫西、陝南、鄂北建立根據地為目標，首先在豫西洛陽潼關間連續作戰，其後在平漢路西、伏牛山的東麓完成了戰略展開，打下了建立豫陝鄂根據地的基礎，並與在大別山區的劉鄧部隊相呼應。

  在外線作戰的過程中，中共部隊曾經遇到過不少艱難曲折，但都能以「狹路相逢勇者勝」的精神，克服困難，完成任務。就連蔣介石也承認：共軍「之所以可怕，即在於他們的幹部大多數都有自動的精神和能力，能夠自動的發揮力量，達成任務」，劉伯承部「自動作戰，千迴百折，達到目的」，華東野戰軍葉飛部「四圍是水，無糧無彈，又受到我們空軍的轟炸，圍師的追擊，可以說已經走入絕境，但他東奔西突，終於逃脫一部，可見他們獨力作戰，自力求生的精神，實在是我們國軍之所不及」。就軍事意義而言，中共部隊轉入外線作戰，尚非完全意義的戰略進攻，因為當時國民黨軍在陝北和山東的進攻尚未完全停止，所以中共最初將外線作戰稱為反攻，而「反攻帶著防禦意味」，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然而，中共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出擊外線的行動，標誌著全國戰局的重大變化。9月1日，毛澤東提出，中共在「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敵，徹底破壞國民黨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戰略方針」。

  中共三路大軍挺進中原，最後終止了國民黨軍在陝北和山東的攻勢。8月初，為了吸引胡宗南軍北上，減輕陳謝部隊渡河南進的阻力，西北野戰軍（7月31日以西北野戰兵團改名）集中全部主力2個縱隊4個旅發起榆林戰役，攻打陝北長城線上連接陝西、綏遠、寧夏諸省之要道門戶，國民黨晉陝綏邊區總部所在地榆林。為了救援榆林，8月7日，蔣介石親飛延安部署，令胡宗南派主力北上援榆。胡以第1軍、29軍自安塞、保安向榆林南面的綏德、葭縣方向推進，同時以整編第36師組成快速兵團，輕裝急進，經安塞、靖邊出長城後直進榆林。西北野戰軍於8月7日完成對榆林的包圍，但因攻堅能力所限，多次攻擊未能奏效，12日，彭德懷決定撤圍待機。13日，整編第36師進入榆林後，因胡宗南誤判中共部隊將在葭縣東渡黃河，令該師離榆林南下，準備與北進之第29軍夾擊「潰退」的共軍，不料卻正好落入正在榆林、米脂間隱蔽待機的西北野戰軍伏擊圈中。20日，西北野戰軍在沙家店以1個縱隊阻擊北進的第29軍，以2個縱隊2個旅圍殲整編第36師並全殲之。此戰是中共部隊在陝北首次殲滅胡宗南部一個整編師，因此成為扭轉陝北戰局的關鍵一役。毛澤東在得知沙家店戰役勝利後興奮地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用我們湖南話來說，打了這一仗，就過坳了。而國民黨軍在山東的進攻，以10月1日占領煙臺為標誌亦達到其頂點，此後即轉入保守城鎮的防禦作戰，並丟失了前此所占的不少城鎮。由於劉鄧、陳粟、陳謝部隊大舉出擊外線，迫使國民黨不能不從山東調兵至大別山，自陝北調兵至關中，已無力繼續維持對這兩處的攻勢。10月8日，中共中央在致華東局電中指出：「自從你們轉入反攻後，我軍業已無例外地全面轉入反攻。敵人已沒有任何一處再能進攻。」至1947年底，中共在軍事上的主動地位已經基本確立，外線作戰的性質已然明了，毛澤東因此提出：「以前，我們把轉到外線作戰稱為反攻，不完全妥當，以後都要叫進攻。」此後，中共在軍事上需要解決的問題已經不是如何打破國民黨軍的進攻，而是如何以大兵團作戰消滅國民黨軍的主力部隊並攻克其堅固設防的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