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國共雙方的軍事動員

  國民黨之所以敢於破裂國共關係，發動全面內戰，自然有其本錢，因為在與戰爭直接關聯的軍事力量的對比上，國民黨大大超過了中共。全面內戰爆發前，國民黨軍隊計有陸軍86個軍（師），248個師（旅），200萬人；非正規部隊74萬人，特種兵36萬人，後勤、後方機關和軍事院校101萬人；海、空軍19萬人，海軍編為3個艦隊，有各型艦艇129艘，空軍編為5個軍區，有各種飛機443架。總兵力達到430萬人。而中共軍隊總數不過為127萬人，其中野戰部隊為24個縱隊（師）11個旅（師），61萬人，地方部隊66萬人，特種兵只有炮兵1個旅14個團17個營38個連，沒有海、空軍。國民黨的海、空軍對中共具有絕對優勢，而陸軍野戰部隊，不僅數量超過中共兩倍以上，裝備更為中共部隊所遠不及。國民黨部隊已有39個軍（師）換用美械裝備，重裝備火力與機動性大大提高。以其主力整編第11師為例，配備槍11520支（其中衝鋒鎗2370支），火炮440門（其中105榴彈炮8門），汽車360輛。而中共裝備最好的東北第一縱隊，配備槍13991支（其中衝鋒鎗92支），火炮46門（其中75山炮12門），沒有汽車。國民黨軍隊的後勤補給能力也強於中共，其下屬的18家兵工廠月產步槍9000支、機槍1430挺、火炮875門；而中共下屬的65家兵工廠月產步槍只有1000支，不能生產重武器。因此，蔣介石自信地認為：「比較敵我的實力，無論就哪一方面而言，我們都占有絕對的優勢，軍隊的裝備、作戰的技術和經驗，匪軍不如我們，尤其是空軍、戰車以及後方交通運輸工具，如火車、輪船、汽車等，更完全是我們國軍所獨有，一切軍需補給，如糧秣彈藥等，我們也比匪軍豐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據點、大都市和工礦的資源，也完全控制在我們的手中。」所謂「一切可能之條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

  

  正因為國民黨擁有強大的戰爭機器，因此其對打勝與中共的戰爭曾有充分的自信。停戰的實現，並未影響國民黨的戰爭部署。蔣介石特別要求各部隊在整編期內注重攻擊、防禦、清鄉偵察、組訓民眾方面的訓練。1946年1月14日，停戰令剛剛生效，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即召集各部門主要官員開會，提出：（1）陸軍方面以整訓名義，迅速整編，充實糧彈，趕運各師武器，並多制遊動鐵絲網，俾適於北地作戰；（2）空軍方面，應多儲油、彈於各重要基地；（3）海軍方面，第一艦隊已在渤海口游弋，繼續阻絕奸匪海運。以上各項系密為準備，如中共聽命，則國軍各師固應趁此時機，充實整訓；如其背信抗命，則我有充分準備，寧未雨以綢繆，亦可毋臨渴掘井。2月間，軍方擬訂的方案將未來的軍事行動分為三步：第一步攻占熱河之赤峰、承德及察哈爾之多倫、張家口，同時以數軍由海道運至連雲港登陸，以拊蘇北魯南共軍之背而殲滅之；第二步打通津浦線；第三步擊滅冀南、豫北的共軍。對於延安，則認為在政治全面破裂之時，應一舉而攻略之。蔣介石將此案「批交軍政、軍令、軍訓三部秘密研究準備」。同月，白崇禧到北平與李宗仁、孫連仲等商討軍事，認為「停戰前途既毫無把握，如即開始整軍，軍隊一經改編，非半年不能恢復戰力，擬請將整軍計劃緩二三個月後實行」。他建議目前應完成平津地區之糧彈準備；集中兵力於京滬，準備向華北增援；準備幾個軍於秦皇島、山海關地區，以備適時出關。東北戰事開始後，國共關係日趨緊張，隨著國民黨的軍事進展，軍方動武的主張亦日漸抬頭，形成了動武的大氣候。6月1日，李宗仁致函蔣介石，認為「不應再受協議之拘束，確保主動，運用軍政，導時局於有利，即一面進行協議，一面部署準備軍事。」如協議進行順利，則以政治為主，軍事為輔，完成北方各省區之守備計劃，監督共軍之改編，恢復交通，推行政令。如協議不能進行時，則以軍事為主，政治為輔，迅即增調兵力於華北，先掃蕩熱河，解除平津北面之威脅，隔斷張垣與東北之聯絡；然後以津浦南北段與膠濟路及魯西方面四路進軍，掃蕩山東之共軍主力；再以新鄉、德州、石門三路進攻磁縣、邯鄲，封鎖太行山區，打通平漢交通；最後由南口、歸綏、大同三方面夾擊張家口，打通平綏路，再回師會攻延安，以摧毀其根據地。他建議「迅速完成各要點要線之守備計劃及堅固工事」，「尤其作戰準備及小規模之綏靖行動，可不受協議之限制，其各主要線之進攻，則依政府之命令再行實施」。此項進行全面內戰的建議實與蔣介石內心的想法不謀而合。早在2月3日，蔣介石就致電軍訓部長徐永昌，將5月31日作為參與綏靖部隊師長以上軍官輪流訓練竣事的日期。及至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四平取得一時的勝利，更使蔣介石頗為自得，認為已有資本與中共進行實力較量。5月中下旬，蔣介石連續給負責國民黨軍隊整編訓練的顧祝同和劉峙發去極密電，要求隴海路沿線已整編之部隊，「儘速補足其依照編制所應裝備之器械及通訊運輸衛生等設備工具」，戰車部隊與步工兵聯合作戰及陸、空軍聯合作戰之訓練工作，「應即籌備實施」，並由各綏署先指定擔任出擊最重要方面任務之兩個至四個師進行演練，「限六月底訓練完成」。這說明蔣介石已將6月底作為開戰之期，命令下屬進行全面準備。

  對於如何打贏與中共的戰爭，蔣介石有他自己的邏輯和想法。他認為：「現代作戰最緊要的莫過於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為都市不僅是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資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勢上，他一定是水陸交通的要點。我們占領重要都市之後，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線，交通線如果在我們控制之下，則匪軍即使有廣大的正面，也要為我所分割，所截斷，使其軍隊運動的範圍縮小，聯絡斷絕，後勤補給都要感到困難，終至處處陷於被動挨打的地位。」而且，「沒有大城市作為根據地的匪軍，就永遠只能流竄，永遠只能算是流寇，不能使別人相信他的力量。」因此，蔣制定的軍事戰略是第一步必須把匪軍所占領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據點一一收復，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據地；第二步要根據這些據點，縱橫延展，進而控制全部的交通線，通過「先占領據點，掌握交通，由點來控制線，由線來控制面，使匪軍沒有立足的餘地」。蔣介石始終固執於中國的歷史和傳統，將中共視為「流寇」。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流寇」的生存方式無非是兩種，一種是「流竄」，一種是「負隅」；但在現代條件下，由於交通的發達，「不能流竄」，只要國民黨軍能夠攻占中共的根據地，使其「不能負隅，那他就不能持久」。正是因為蔣的戰略，國民黨軍在全面內戰開始後將進攻重點始終放在中共根據地的城市和交通線，但中共部隊慣用運動戰，甚少固守城市，因此蔣的攻其「負隅」便成無的放矢；而當時中國的現代交通並未成網（只有東北是惟一的例外，但國民黨軍兵力又不足），國民黨軍的機動性與作戰能力也不足以憑交通線封鎖中共部隊的運動轉移，蔣的阻其「流竄」又成了空談。

  內戰爆發之初，國民黨軍採取的是全面進攻戰略，如蔣介石所部署，「第一是要占領匪軍的政治根據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國內外喪失其號召力。第二是要摧毀其軍事根據地，搗毀其軍需工廠與倉庫，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補給發生困難。第三是封鎖其國際交通路線，使之不能獲得國際的援助。」但在實際運用中，政治上由於外部環境壓力（馬歇爾尚在中國調停，國共談判仍在進行，國共關係尚未完全破裂）和外交關係顧慮（蘇聯對東北戰事可能之反應），國民黨遲遲不能進行全面動員，進入完全的戰爭狀態，而是在所謂「自衛」、「恢復交通」、「難民還鄉」等口號掩護下進行軍事攻勢；軍事上，由於兵力動員的困難（整編訓練未及完成），以及軍隊兵力調配在中共軍隊的阻擊下遲遲未能完全到位，只能就現有部署行動，將進攻重點放在華北和華東部分地區，尤其是蘇北到山東一線。6月13日，參謀總長陳誠在國防部作戰會報上提出，東北應軍事、政治、經濟、外交平衡發展，長江以北應以軍事為主，政治經濟為輔，長江以南則以政治為主，但仍配合軍事要求。參謀次長劉斐具體解說國民黨軍的作戰計劃是：「關內重於關外。關內首先打通津浦、膠濟兩鐵路，肅清山東半島，控制沿海口岸。」根據這樣的部署，國民黨軍在戰爭之初並未能全面行動，戰場實際是由南向北，自中原向蘇北，再向華北，復向東北推進，成逐次用兵之勢，最後以進攻延安和山東為政治、軍事配合之頂峰。全面內戰爆發之初，國民黨軍用於一線的攻擊部隊不過26個整編師72個整編旅，約為其正規軍總兵力的30%;最高峰時也不過為43個整編師117個整編旅，約為其正規軍總兵力的一半。這個數字比防守一方的中共部隊只多一倍左右，對於進攻一方而言，尚不能形成必勝的絕對數量優勢。在華東、華北，尤其是東北地區，國民黨軍時有兵力缺乏之感，而在中共力量最為薄弱（只有2個縱隊）的陝北，國民黨軍則部署了10個整編師，卻不能一鼓而下。國民黨資深將領程潛曾抱怨說：「不知蔣先生對這個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戰略如何策定？重點擺在哪裡？是關內？抑或關外？是由內往外打？還是由外往內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實在令人無法揣測。」如此一來，雖然國民黨認為以其優勢兵力和裝備，在戰爭打響後可以速決，而且其所面臨的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也必須速決，但國民黨軍隊戰略不明、戰術欠周的表現，與其速決戰的預期完全背道而馳，不僅沒能速決，反而在消耗戰中拖垮了自己。即便是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在經過實戰後也認為：國民黨軍「無計劃，無準備，處於被動，常犯逐次使用不充分兵力之過失」；「多行全面攻擊，兵力分散，攻防均無重點」；「以各個戰場比較優勢之兵力，發動攻勢，固不能獲致重大之戰果。同時，散布各戰場之兵力，因種種關係，抽調轉用，多不自由，以致每每發現良機，而不能捕捉。」

  在戰場作戰方面，國民黨軍表現出較強的優勢炮火、較好的步炮協同能力、較為迅捷的交通運輸能力和較為完善的築工守備能力，尤其是其老牌主力部隊，如在十年內戰期間與中共交過手的第5軍、18軍（整編第11師），在抗日戰爭時期編成並經過若干重要戰役磨鍊的第74軍（整編第74師）、新1軍、新6軍等，均表現出相當強的綜合戰力，使其可以在內戰之初占據優勢，四平攻擊戰和南麻守備戰即為其戰力之表現。但如與中共部隊相比較，國民黨軍的戰術運用亦表現出以下較為明顯的弱點：

  （一）由於抗戰時期長期守勢作戰的影響，相當部分的部隊攻擊力較為低下，過於依賴武器裝備的作用，尤懼中共部隊夜戰、近戰和白刃戰；對於上級指示的理解近於教條，在作戰時缺乏主動性與靈活性。「只知呆板地沿一定進路，戰備行軍，無敵則進，有敵則戰，不預判遭遇何種狀況，亦不預籌因應對策，純就臨時狀況作應急處置，行動完全追隨敵人，無主動之作為，無至當之行動方案，更無全程作戰構想」。中共部隊則依靠強有力的政治工作，使部隊具有高昂的士氣與精神，並充分賦予和發揮前線部隊及其指揮官在作戰中的主動性與靈活性，強調應時而變、應地而變，不恪守成規，中共中央「不為遙制」，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裝備欠缺的劣勢。

  （二）過於注重占領地盤，而忽視消滅對手的有生力量。由於前述蔣介石對城鎮和交通線重視，國民黨軍統帥部多要求部隊於某日占領某地，「多以城鎮為作戰目標，故使匪主力得以逃走」，結果，國民黨軍雖然在內戰初期占領了若干城鎮，卻使自己背上了守備的沉重包袱，導致占地越多則被牽制的兵力也越多，反而給對手以靈活運用、任意打擊的目標，所謂「敗固敗，勝亦不勝，蓋每發動一攻勢，勝後即將能機動之部隊悉供於駐守，則爾後即無再主動能力」。相反，中共並不在意一城一地之得失，其統帥部很少要求部隊占領某一地方，而是要求部隊消滅對手的有生力量。為此，中共還將應該殲滅的國民党進攻部隊的數額分給各個戰區，最初要求在6-8個月內殲滅國民黨軍一線部隊的1/3，其後基本確定為每年殲滅其100個師（旅）。這樣，算上其征補，中共估計在5年之內可以基本消耗並殲滅國民黨的軍隊。內戰的進程表明中共的算度相當精確，亦收到了實際的成效。

  （三）國民黨軍有較為複雜的派系淵源，在所謂黃埔嫡系的「中央軍」和由地方軍閥收編的「雜牌軍」之間、在「中央軍」指揮官的不同出身與人脈關係之間，存在著或大或小的複雜矛盾。1946年上半年的精簡整編更加劇了這種矛盾。加之國民黨軍統帥部的指揮層次過多，疊床架屋，「建制常被分割，指揮系統重複而紊亂」，軍以上的指揮架構竟有多至四五級者，更有不少指揮官非有蔣介石手令不肯積極行動，而蔣個人的精力與能力總是有限的。這就導致國民黨軍的協同行動多不成功，各戰場之間，各戰場內部，軍與軍、師與師之間，少有協同配合的成功範例，以致形成惡性循環，固守部隊對增援部隊缺乏信心，不敢堅持，總在倉促突圍中被殲；而增援部隊則認為固守部隊不會堅守，救援緩慢，又成為中共部隊圍點打援之對象。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我們一般赴援部隊因為在未出發的時候不先加研究，更沒有切實的準備作積極的行動，而只怕在中途被匪軍伏擊或包圍，這樣一開始便沒有信心，就存著不能達成任務的心理。同時被圍的部隊因援軍不能及時達到，又不相信援軍能達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寧可冒險突圍，以致全部覆滅。」在這方面，中共部隊勝於國民黨軍。經過八年抗戰的實戰磨合，中共基本形成了在中共中央領導下的既有高度集中統一，又在一定程度上照顧到歷史淵源的戰區指揮系統，原先的地域界限已漸為戰區內部的統一指揮所消融，戰區內部部隊之協同配合甚少發生問題；發展到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三大戰役時，中共已可在相距千餘里的全戰區範圍內進行成功的協同配合。

  （四）雖然國民黨軍有不少新進指揮官，如杜聿明、胡璉、孫立人等有較突出表現，並已嶄露頭角；但亦有平庸之輩，如胡宗南因蔣之寵信一直手握重兵，占據戰區高層職位，可是在內戰中除了占據延安空城外幾無表現；更因論資排輩並照顧人事關係，使得劉峙這樣的老朽無能之輩仍占據著關鍵性的崗位，在其因定陶戰役指揮失誤被免去鄭州綏署主任後，又在關鍵性的徐蚌會戰前被委以徐州「剿總」總司令之重要職位，這對於國民黨軍之失利不能不有重要影響。中共則在注重發揮彭德懷、劉伯承等老一代戰將作用的同時，放手讓經過實戰磨鍊的年輕一代戰將指揮作戰，40歲左右的林彪、粟裕、陳賡等成為中共在內戰中崛起的新一代將領的代表人物，他們獨當一面，運用大兵團進行機動作戰的出色指揮能力為中外軍界所公認。

  （五）國民黨軍的情報工作，尤其是對中共的戰略性情報工作可謂毫無建樹，幾乎未得到中共統帥部和戰區一級有價值的重要情報。但中共對國民黨的情報工作卻極其成功，不僅國民黨軍的多位高級將領或是中共秘密黨員，或與中共早有聯繫，在戰場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中共情報人員還打入了國民黨統帥部的核心，如胡宗南的機要秘書熊向暉和國民黨中央黨部機要速記員沈安娜等，他們接觸的均為國民黨核心機密——國民黨軍的戰略決策、兵力部署與作戰方案，國民黨軍進攻中原、蘇北、延安、山東的情報均為中共事先所獲，令國民黨軍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如徐永昌所稱，國民黨軍是「通信不能密，截電不能譯，敵測國軍如指掌，國軍對敵在敷衍」。

  為了應付內戰之需要，國民黨軍必須維持一定的兵員數量，為此不能不依賴於高強度的征補。但因為國民黨缺乏全面而得人心的社會政策配合（農村不實行土改，城市則有高通貨膨脹），國民黨部隊的征補基本仍靠強迫，即所謂「抓伕」，士兵不知為誰而戰，缺乏作戰積極性，並不斷在戰爭中投向中共方面，使國民黨難以維持一支穩定而有戰鬥力的部隊。相比之下，中共發展出以一線部隊（野戰部隊）、二線部隊（地方部隊）、三線部隊（民兵）逐級迅速遞補的完整機制，並特別注重以實際利益（如土改）鼓勵農民參軍，同時爭取國民黨軍士兵的投誠反正，做到了使國民黨軍俘虜「即俘、即補、即戰」之地步。在中共部隊中，出身於國民黨軍的士兵占了相當比例。以華東野戰軍為例，一些部隊的「解放戰士」（國民黨軍被俘參加中共部隊後的稱呼）占到總人數的一半以上，多的達到了2/3，技術兵種則基本是解放戰士。中共部隊的武器裝備，尤其是重武器，相當部分來自於繳獲國民黨軍的裝備。如中共山東根據地在1948年生產了迫擊炮499門、炮彈122萬發、子彈504萬發，而僅僅在濟南戰役，一次就繳獲炮892門、炮彈55.6萬發、子彈1121萬發。據不完全統計，在三年半的全面內戰期間，國民黨軍計有180餘萬人起義、接受和平改編和投誠，中共部隊繳獲和接收火炮5.4萬門、機槍31.9萬挺、長短槍316萬餘支、海軍艦艇74艘、空軍飛機26架。難怪當時中共的宣傳將國民黨軍隊比喻為「運輸大隊長」。

  除了軍事戰略戰術的失誤之外，戰後國民黨在政治上紛爭不已，經濟上無力控制惡性通貨膨脹，社會上因其接收過程中舞弊而廣受批評，外交上受國際大環境的牽制，所有這一切，均不利於國民党進行一場全面的內戰。但國民黨及其領袖蔣介石對此並未深思熟慮，而是沿襲以武力解決問題的傳統思維，只想憑國民黨的軍事實力解決中共問題，之後再及其他。但戰爭不僅僅是軍事實力的較量，更是包含了政治、經濟、外交、社會等各方面目標的綜合行為，而蔣介石「從未能成功地為他的統治創造一個廣泛的社會基礎和一個牢固結合的、對抗共產黨的反共力量的共同戰線。他可以操縱個別的政治家，但中共卻駕馭著民眾支持的浪潮。他只能依靠軍事力量鎮壓民眾革命。」

  與國民黨相比，中共雖然在軍事力量上處於明顯的劣勢，但中共並不因此而放棄積極進取的精神，而是兢兢業業，上下一致，戰略上藐視對手，戰術上重視對手，強調協同配合，通過精心算度，在實戰中不斷將總體劣勢轉化為局部優勢，又由局部優勢逐步積累為均勢，最終超過對手變為優勢，獲得戰爭的勝利。

  自東北戰事發生後，中共就開始對各根據地進行戰爭動員，要求各地迅速行動，充分準備，從和平狀態轉入戰時狀態，以「能夠於國民黨發動內戰時堅決徹底粉碎之」。5月29日，中共中央軍委對各軍區發出指示，要求「各戰略區應於電到半月至一月內完成偵察敵情、配備兵力、配備武器彈藥（例如黃色炸藥）及預擬作戰計劃等項準備工作，不得有誤」，說明中共對戰爭爆發時間的估計相當精確。6月19日，在全面內戰即將爆發前夕，中共中央指示各地負責人：「觀察近日形勢，蔣介石準備大打，恐難挽回；大打後，估計六個月內外時間如我軍大勝，必可議和；如勝負相當，亦可能議和；如蔣軍大勝，則不能議和。因此，我軍必須戰勝蔣軍進攻，爭取和平前途。」至此，中共全黨上下對即將來臨的戰爭已經有了心理和實際的準備。為了擴大統一戰線，爭取一切可能爭取到的人支持，至少是不反對中共，中共還制定了一系列相關政策，尤其注重發動城市工運、學運，擾亂國民黨的後方陣線，同時團結城市中間階級，爭取輿論同情和支持，成功地在城市發展出反對國民黨統治的第二條戰線，配合了戰場上的軍事鬥爭。

  面對具有絕對軍事優勢的對手，中共在軍事戰略戰術的運用方面強調打運動戰、殲滅戰，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而不以保有城市為目的。中共軍事戰略的主要決策人和軍事行動的實際指揮者毛澤東提出：「戰勝蔣介石的作戰方法，一般地是運動戰。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暫時放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暫時放棄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為了取得最後勝利，否則就不能取得最後勝利。」他將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方法概括為：在戰役方面，必須集中至少三倍於敵的兵力，選擇敵軍中較弱的，或者是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駐地的地形和民情對我最為有利而對敵不利的一路殲滅之；在戰術方面，當我軍集中優勢兵力包圍敵軍後，不應平分兵力，處處攻擊，而應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較弱的一點，猛烈攻擊之，務期必克。他強調，「這種戰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殲，二能速決」。全殲，方能最有效地打擊敵軍，最充分地補充自己。在敵，則士氣沮喪，人心不振；在我，則士氣高漲，人心振奮。速決，使我軍有可能各個殲滅敵軍的增援隊，也使我軍有可能避開敵軍的增援隊。在戰術和戰役上的速決，是戰略上持久的必要條件。因此，「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只要我軍能夠將敵軍有生力量大量地殲滅了，就有可能恢復失地，並奪取新的地方」。在作戰部署方面，中共特別強調各戰區之間和戰區內部的配合，並隨著戰爭的進程而不斷改變自己的部署。全面內戰爆發前，中共以人數不多的中原部隊吸引了大量國民黨軍在其周邊地區，減少了其他地區的壓力。戰爭爆發之初，中共最初曾設想以太行（晉冀魯豫）部隊出擊隴海路徐（州）開（封）段，山東部隊出擊津浦路徐（州）蚌（埠）段，華中部隊出擊津浦路蚌（埠）浦（口）段，再視情形由太行和山東部隊出擊大別山，以外線作戰方式，「逐步向南，穩紮穩打」，與國民黨軍由南而北之推進相反，將戰爭引向國統區，以利保持各根據地之實力。但當時中共的軍事實力與這樣的任務要求之間顯有距離，根據國民黨軍全面進攻的現實，並總結粟裕部隊在內線作戰的成功經驗，中共很快改變了原定的外線作戰方針，而以「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在政治上更為有利」，並將整個戰爭進程分為內線與外線作戰兩個階段。實踐證明，中共部隊依託根據地內線之有力支持，雖在國民黨軍進攻時失去了若干地區，但換來了消耗對手機動兵力的成功，因此10月間中共又將外線作戰的時間推遲至次年春。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明確指示：「考慮行動應以便利殲敵為標準。不論什麼地方，只要能大量殲敵，即是對於敵人之威脅與對於友軍之配合，不必顧慮距離之遠近。轉入外線之時間現亦不必顧慮。」這說明中共能夠根據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自己的戰略部署，著重先發揮內線作戰的優勢。

  雖然中共對內戰的爆發從上到下都有了較為充分的準備，但與國民黨相比，中共畢竟仍處於弱勢，決定與國民黨破裂，打一場全面戰爭並非易事，部分中共高級幹部也對戰爭的前景表示擔心。因此，當時中共還是希望「使全國性內戰爆發的時間儘可能推遲，方對我有利。如不能推遲半年，即推遲三個月兩個月以至一個月的時間爆發，亦將使我之準備比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對時局的基本方針，是避免挑釁，拖延時間，積極準備。」這也是中共在6月間的南京談判中仍不惜作出重大讓步的主要原因。但國民黨不願給中共以準備的時間，結果毛澤東「反覆思考了很長時間才下了決心」。面對強大的對手，毛澤東有堅持到底的決心與氣魄，他告誡中共幹部：「對美蔣的壓力與要求，我們應當有所讓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讓步而是鬥爭，如果我黨既有相當的讓步，而對其無理壓迫和無理要求又能出以堅決的鬥爭，則其結果比較付出更多更大的讓步反而要好些；如無堅決鬥爭精神，則結果將極壞。」為了鼓勵中共全黨和根據地全體人民戰勝強敵的士氣，毛澤東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發表了如下的著名論斷：「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