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中美關係的發展

  一　中共對美方針的調整

  抗戰時期是中共外交的發展期。抗戰前期，中共對外交往的重點是蘇聯、共產國際，並與西方國家的民間人士和團體有一些接觸，但對英美政府則持懷疑和批評態度。這一方面是受蘇聯主導的共產國際的指導政策影響，另一方面也與國內政局息息相關。中共擔心，國民政府在英美的默許和支持下，要與日本達成妥協。因此，批評國民黨的投降主義，批評英美的「東方慕尼黑」陰謀，曾一度是中共對英美政策的中心內容。1939年6月，毛澤東在《反投降提綱》中指責英、美、法等國家「對於侵略國所進行的侵略戰爭所取的放任政策」，是坐山觀虎鬥，「其中心目的，在於消耗戰爭雙方，等到精疲力竭時，他們就以『健全的身體』出來喝令雙方停戰，使雙方都聽他們的話」，「鷸蚌相持，漁人得利——這就是英、美、法帝國主義者的現時政策」。

  歐洲戰爭爆發後，共產國際認定這場戰爭是帝國主義之間的非正義戰爭。據此，中共也作出了同樣判斷，認為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一場帝國主義重新瓜分世界、爭奪對世界人民的統治權的戰爭。毛澤東指出：「不論是德意日，不論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間接參加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只有這一個反革命的目的，掠奪人民的目的，帝國主義的目的。」毛澤東認為：區分法西斯國家和民主國家，現在已毫無意義，「現在世界上最反動的國家，已經轉到英國方面」，美國也在一步步走向反動。

  隨著日本南進的意圖越來越明顯，英美援華制日的政策也逐漸明確，中共逐漸意識到英美不應是中國所反對的對象，而應是中國抗戰需要藉助的力量。毛澤東在1940年11月6日致周恩來電中指出：「蔣加入英美集團有利無害，加入德意日集團則有害無利，我們再不要強調反對加入英美集團了……目前不但共產黨、中國人民、蘇聯這三大勢力應該團結，而且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以期制止投降，打擊親日親德派活動」。這一政策標誌著中共對英美政策的重要轉變。皖南事變發生後，美國向國民黨表示了關注。羅斯福曾托其行政助理居裡帶口信給蔣介石，表示他對中共的政策頗有欣賞，要求國共兩黨排除歧見，團結對敵，繼續維持和發展統一的局面。美國政府甚至以暫停正在與國民政府進行的貸款交涉相要挾。中共得知美國反對擴大國共衝突的消息後，更加明確了利用美英牽制國民黨反共的方針。

  德國進攻蘇聯後，共產國際調整政策，向各國共產黨發出了建立各國民族統一戰線及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指示。這為中共政策的正式改變提供了契機。中共中央政治局於7月13日作出《中央關於凡是反對法西斯德意日者均應聯合的指示》，指出：「凡屬反對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蘇聯與中國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義的。……在此標準下，對於目前英國的對德戰爭，美國的援蘇援華、援英行動及可能的美國反德反日戰爭，都不是帝國主義性質的，都是正義的，我們均應表示歡迎，均應聯合一致。」中共中央指出：現在已經進入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大陣線鬥爭的新的歷史時期，過去關於帝國主義戰爭，關於世界分為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兩大陣營，關於帝國主義陣營中存在著兩大集團的種種認識標準，統統取消。

  1941年8月，英美首腦簽署《大西洋憲章》。中國共產黨就此發表聲明，對《大西洋憲章》給予了高度評價，稱之為「伸張人類正義的聲明」。中共表示：「全中國人民都歡迎英美宣言，歡迎行將在莫斯科召集的英、美、蘇三國會議。中國人民相信，這不但是英、美、蘇三國人民從法西斯威脅下獲得解放的國際基礎，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獲得解放的國際基礎，而且是我們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國際基礎。」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共明確提出了與英美等國建立國際反日統一戰線的方針。1941年12月9日，即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公開發布《中國共產黨為太平洋戰爭的宣言》，同時向黨內發出《關於太平洋反日統一戰線的指示》。中共在宣言中呼籲：「中國與英美及其他抗日諸友邦締結軍事同盟，實行配合作戰，同時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堅持抗日戰爭至完全的勝利。」在黨內指示中，中央指出：「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對英美的統一戰線特別有重大的意義，……中國共產黨應該在各種場合與英美人士作誠懇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戰力量，並改進中國抗戰狀況。」

  

  二　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開始逐步捲入到中國內部政治事務之中。長期以來，美國比較關心的是在華經濟利益，而對於中國內政則並不在乎。美國捲入戰爭後，它開始關注中國內政。這既是出於戰爭的考慮，希望中國能在對日戰爭中堅持下去，牽制住日軍主力；也是出於對戰後世界格局的考慮，美國期望一個西方化的中國能在戰後遠東發揮積極作用。

  抗戰前期，中國軍民奮勇抵抗強敵的堅韌鬥志和國民黨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開放，為國民黨政府及蔣介石本人在美國塑造了一個近似神話的英勇和開明的形象。美國很有影響的《時代》雜誌把蔣介石夫婦選為」1937年伉儷」。但隨著美國越來越深入地進入中國，他們逐漸了解到真相。到1943年時，神話已被打破。曾對國民黨政府頌揚備至的美國媒體開始登載大量的揭露其黑暗面的文章，指責國民黨消極抗戰、專制獨裁、腐敗無能，其失望與不滿充斥媒體。

  美國駐華外交官向國內發去了若干揭露國民黨弊政的報告。美駐華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指出：「空前規模的明目張胆的貪污腐化從上到下充斥並腐蝕著政府和軍事機構」，「由於國民黨實行自私的政策並拒絕接受進步的批評，它正失去人民對他的尊敬和支持。」謝偉思斷言：「國民黨在中國社會中不再是統一和進步的力量」，「國民黨的現行政策看來必定要失敗。如果這一失敗導致中國崩潰，它將給我們在遠東的近期軍事計劃和長遠利益帶來災難。」他認為國民黨不依靠人民且得不到人民支持，已無法激起民眾在戰爭初期曾經出現過的那種民族熱情，解決的方案：「只有通過政治改革，才能恢復戰鬥意志、統一國家、消除地方軍閥主義、解決共產黨問題、制定避免崩潰的經濟政策、出現一個真正得到人民支持的政府。民主改革是中國軍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所有重要問題的關鍵所在。」

  美國的觀察家們在對國民黨感到失望之時，對中共軍隊的抗日努力和敵後根據地的民主實踐發生了興趣。根據從各種不同渠道得來的消息，他們感到共產黨領導的邊區生機勃勃，「幼稚的」民主正在那裡發芽。史迪威這樣記述他對共產黨的印象：「共產黨的綱領……減稅、減租、減息，提高生產和生活水平。參加政府，言行一致。」從抗日的大局出發，他們對國共之間緊張關係感到擔心，希望美國政府重視國共關係，努力防止中國政治局勢惡化，防止出現國共合作破裂的局面。

  中國共產黨為了打破國民黨對敵後根據地在軍事、經濟、對外交往及新聞報導各方面的封鎖，也為了爭取美國政府的同情，對國民黨可能發動的反共行動有所遏制，多次提出請美國政府派遣軍事觀察員到敵後根據地訪問的建議。1942年5月，周恩來向美國記者斯諾表示，希望美國軍事代表團和美國記者到延安參觀訪問。周恩來並委託斯諾將介紹中共軍隊抗戰業績的資料及一封信給居里，希望盟國能將援華物資的一部分合理地分配給中共軍隊，這樣，中共軍隊便能夠更為有效地打擊日本人。1943年3月，在得知美國有派遣官方人員訪問共產黨控制區的想法後，周恩來又向美國駐華使館官員戴維斯表示，歡迎美國政府派一批軍官作為觀察員到陝西等敵後根據地去。

  中國共產黨希望美國能夠成為一個對國民黨有所制約的因素。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國民黨利用這一時機製造反共輿論，宣稱共產國際的解散表明了階級鬥爭理論的破產，要求中共放棄政權和軍隊，服從一個政府、一個領袖。國民黨並頻頻調動軍隊，加強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陝甘寧邊區面臨著軍事進攻的威脅。面對這一嚴重局面，中共除了抓緊做好軍事自衛的準備外，積極展開了外交活動，希望利用美、英、蘇等國的影響，制止國民黨的軍事進攻。7月9日，毛澤東會見了塔斯社駐延安記者孫平，希望他將國民黨挑動內戰的企圖報告蘇聯領導人，請求他們出面干預。同時，中共中央指示駐重慶的代表團，將國民黨軍隊準備進攻延安的消息向外界公開傳播，特別要通告美、英駐華官員。為防止國民黨政府進行新聞封鎖，此後中共中央又指示重慶代表團立即將有關材料直接送達美、英駐重慶大使館。

  美、英、蘇輿論界首先對此作出了反應，在報導這一消息之時，對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強烈的批評。此時蘇聯對國民政府比較冷淡，故蘇聯政府未直接向重慶政府表示態度，但蘇聯駐華官員與美國駐華官員頻繁接觸，表示了不滿，指出國民黨企圖以武力消滅共產黨，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美國也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性，擔心中國的內戰將會立即影響對日作戰的大局。美國對國民政府提出了警告。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國務院顧問亨培克先後向正在訪美的宋子文明確表示：如果中國內部爆發一場武裝衝突，將給盟國的地位帶來不良的影響，希望中國避免內戰。在重慶的美國外交官也向國民黨當局表示：「形成一個強大的統一的中國是美國對遠東的一項基本政策，因此，我們非常關注中國人民之間存在的足以妨礙建立和維護強大而統一的中國的任何嚴重分歧。」美國認為這種分歧削弱了中國的戰爭努力。在各方的壓力之下，國民黨停止了以武力壓迫中共的做法。

  中共邀請美國派遣官方代表去延安的提議得到了美國駐華外交官的支持。他們雖然獲得了大量的有關敵後根據地的資料，對中共有了一些初步的認識，但很想到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根據地去親眼看一看，實地了解那裡的實際情況，看看共產黨的政府究竟是什麼形式的，他們的「共產主義」究竟是怎麼回事，它是否具有民主的性質和可能性，它是否已經贏得人民的擁護，它和國民黨政府的情況相比又有什麼不同，它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如何，它對盟國的事業大概具有什麼樣的價值。謝偉思認為，美國需要加強對中共的研究，其主要著眼點有二：（一）共產黨軍隊控制著通往內蒙、東北和日軍在華北各基地的地區，其戰略地位很重要，對美國的戰爭努力具有積極的軍事價值；（二）一旦日本戰敗，中共將穩據華北大部分地區，並在進入真空地帶時占有最有利的位置；加上中共獲得大批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同情和俄國的支持，戰後國民黨要戰勝共產黨是不可能的，因此美國不應忽視共產黨的存在，而片面支持國民黨。美國駐華外交官們向美國政府提出了向延安派出外交代表和軍事觀察組的建議。

  考慮到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敵後的中國軍隊在計劃中的美軍登陸作戰中具有重要的軍事價值，美國政府接受了駐華官員的建議。1944年2月，羅斯福致電蔣介石，提出為搜集華北和東北的日軍情報，以為今後在這些地區的作戰做準備，要求他允許「立即派遣一美國觀察團至陝北、至山西，以及至華北的其他必要之地區」。該電雖未明說去共產黨區域，但這些區域很大一部分是在共產黨控制下的。蔣介石對此雖不能明確反對，但採取了敷衍方針，僅表示將盡力協助觀察團「前往中央政府政治力量所及以及敝國軍隊駐紮各處」。所謂中央政府力量所及地區，自是不包括共產黨統治區的。此後，羅斯福曾數次致電蔣介石，要求允許美軍觀察團到陝北等地搜集情報。蔣介石不置可否，但國民政府還是解除了對中共根據地的新聞封鎖，批准了外國記者組團訪問延安的申請。

  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他向蔣介石一再表示了美國對國共問題的關切，明確提出美國希望派觀察組到延安的要求，並最終迫使蔣介石同意了這一要求。由此，美國獲得實地觀察中共所領導的敵後區域的真實情況、了解中共最高層對於中國問題的看法的機會，中共也獲得了直接向美國施加影響的機會。

  同月，由6名外國記者、15名中國記者組成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這是中共根據地與外部記者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接觸，中共給予了熱情接待，努力向世界展示根據地的真實情況。記者團向國內外廣泛報導了根據地的情況，擴大了根據地的影響。如美國記者福爾曼撰寫的《紅色中國的報告》、斯坦因撰寫的《紅色中國的挑戰》等報導，便引起了美國民眾的廣泛興趣，產生了較大影響。

  7-8月間，美軍觀察組成員分兩批先後飛抵延安。觀察組具有政治和軍事二重性質，其成員除16名軍人外，還有2名外交官任政治顧問。已有20年在華經歷的中緬印戰場情報官包瑞德上校擔任觀察組組長。中共對此非常重視。毛澤東和劉少奇明確提出：「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與歡迎，是我黨既定方針。」毛澤東親自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稱讚這些美國人與中國共產黨是同一戰壕的戰友，希望他們的到來能夠使美軍統帥部對於中共獲得真實的了解，並據以決定正確的政策。

  中共為觀察組組織了10次報告會，請軍政各方面的負責人如彭德懷、葉劍英、聶榮臻、陳毅、賀龍、林彪、羅瑞卿、朱瑞、楊秀峰、甘泗淇等人介紹軍隊和根據地的作戰、訓練和建設情況。中共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自與觀察組成員會談，解答他們提出的問題。為了便於觀察組更具體地了解情況和獲得情報，中共還允准觀察組到部隊和地方作實地考察，對他們的旅行不加任何限制，並對其工作予以積極配合。因此，僅在最初兩個月中，觀察組便成功地發送了112份報告，其中大部分是重要的軍事情報。

  觀察組看到了中共生氣勃勃的活力。謝偉思感到：「這裡到處都強調民主和老百姓的魚水關係」；共產黨之所以強大，其原因之一就是這裡正推行著「民主化的進程」，「人民選舉他們自己的地方政府，因而他們更關心保護它們，並且通過他們自己的力量更有力量去實施這種保護，……人民選舉也消滅了腐敗的、暴虐的、不公平的政府。」這些觀察家們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紮下了根，中國命運不是屬於蔣介石的，而是屬於他們的。」他們把關於中共真實情況的報告源源不斷地發往美國，建議美國政府採取不偏不倚的支持國共雙方的對華政策。

  中共很快確立了與美國進行合作的方針。8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一個《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專談外交政策和外交工作的文件，意義重大。中共中央將此前外國記者及此次美軍人員的到來視為中共「外交工作的開始」。該文件中有兩點內容尤為值得注意：一是專門指出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強調要擴大中美合作的範圍。文件指出：「就國家言，美蘇英與中國關係最大，而在目前美英與中國共同抗日，尤以美為最密，……有了軍事合作的基礎，隨後文化合作，隨後政治與經濟合作就有可能實現。……因之我們外交工作中心，應放在擴大我們影響，爭取國際合作上面。」二是指出這種合作不只是戰時的軍事合作，還可以延續到戰後去，進行更廣泛的政治性的合作，如文件所說：「國際統一戰線的中心內容，是共同抗日與民主合作，這不僅在抗戰中有此需要，即在戰後也有此可能。」可見，中共對與美國在戰時和戰後的合作懷有期望。

  中共領導人在與觀察組成員的談話中，注意澄清外界對中共政策的誤解，表示願意在戰後與美國發展長期友好關係。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與觀察組成員的多次談話中表示，中國現在需要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具有進步特點的資本主義。因此，中國共產黨不反對美國等國的在華利益，而且完全真誠地相信，中國的工業化必須要靠資本主義式的自由競爭和外國資本的幫助。為此，中共竭誠歡迎美國資本家來華投資，並準備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最終通過一種漸進的方式向社會主義過渡。毛澤東指出：中共目前的政綱是民主主義，即在政治上實行民主，在經濟上奉行自由主義的政策，實現工業化，「即使最保守的美國商人，也不會在我們綱領中發現可持異議的東西」。毛澤東強調中共十分願意與美國合作，「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易於合作，我們不怕民主的美國的影響——我們願意歡迎它」。

  中共領導人在與觀察組成員的接觸中一再呼籲美國政府敦促國民政府進行民主改革。毛澤東在與兼任觀察組成員的美國駐華外交官謝偉思談話時詢問美國政府是否關心民主在世界上的前途，是否認為民主在占世界1/4人口的中國是重要的。毛澤東表示：中共現在並不要求實行充分的代議制度的民主，這不現實，但應該召集一個容納一切團體的臨時國民大會，政府須直接對國民大會負責。他希望「美國政府要努力引導國民黨改革自己」，美國這樣做，「將受到廣大中國人民群眾的歡迎，因為他們要求民主，只有國民黨反對它」。

  謝偉思認為：如果不敦促國民黨政府進行重大改革，不管美國提供多少武器，國民黨軍隊都不可能有效地對日作戰。謝偉思還認為美國可以並且應當在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美國應當「向國民黨和中國人民表示我們對民主的善意和嚴肅的關注」，只要美國謹慎地施加影響，是有可能達到這一目標的，因為「人民對民主的要求已很強烈」，「我們可以確信，隨著我們態度明朗化，以及我們認為中國本身應該是改革的主要動力這種願望日益明確，中國的民主改革將獲得穩步發展」。

  得出這種結論的不僅有謝偉思這樣的比較激進的外交官，而且有美國駐華最高外交官。美國駐華大使高斯在給國務院的電報中提出了同樣的看法：「中國的局勢正迅速走向死胡同，……要想控制住局勢只有採取激進措施，在中國建立一個代表所有黨派和各種分子的統一戰線。這些黨派和分子應當和蔣介石共同負起制定並實施重新開展抵抗、恢復軍民雙方的抵抗精神的計劃的責任。」

  觀察組主張對中共軍隊給予適當援助。觀察組肯定中共軍隊在武器簡陋的條件下堅持抗戰的努力，認為他們「最有資格要求得到所需要的合作與援助」。包瑞德認為：「只要給予一些簡單的武器援助」，中共軍隊便能大大提高他們的戰鬥力，給日軍造成極大的殺傷；而如果能夠提供足夠的裝備，他們就能夠收復很多重要地區，加速戰爭的最後勝利。他希望美國軍事最高當局對共產黨是否應該得到美援的問題儘快作出決定，而不應無限期地拖延下去。10月初，謝偉思向史迪威建議：將美國繳獲的德國武器運來援助中共部隊，並以承認中共獨立政府為條件，要求中共在江南地區發動攻勢。10月下旬，謝偉思前往華盛頓，就此直接提出建議和說明。此後美國軍方人員先後與中共方面討論了空投援助中共山東部隊的「連雲港計劃」、裝備和訓練兩萬五千名中共游擊隊的「伯爾德計劃」，及在中共山東部隊支持下建立美軍登陸場的「麥克盧爾計劃」等。

  三　史迪威指揮權問題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派遣史迪威將軍來華。史迪威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美國駐中國的軍事代表，又是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的參謀長。這一多重身份，以及史迪威與蔣介石之間戰略思想及個性的差異，使史蔣關係出現了矛盾。在入緬作戰問題上，雙方便意見不一。緬甸保衛戰失敗後，蔣介石與史迪威互相指責。此後，居里訪華，調解了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關係。史迪威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在印度訓練中國駐印軍上。

  對於如何戰勝日本，美國在華兩位高級將領持有不同看法。第14航空隊司令陳納德堅持「空軍制勝」主張，聲稱如果他擁有一百四五十架飛機，並能源源不斷地得到補充，他在六個月內，至多一年內就可打敗日本。蔣介石支持陳納德的這一主張，要求美國增調空軍及飛機來華。但史迪威認為，在中國打敗日本首先要依靠地面部隊。史迪威對中國士兵的吃苦耐勞精神有高度評價，但他對整個軍隊的狀況並不滿意。他指責國民黨軍隊中派系林立、互相傾軋、高級軍官無能、士兵體質孱弱的狀況併力圖改變這一狀況，希望對中國軍隊實行改革，以提高中國軍隊的戰鬥力。他提出了嚴格挑選高級指揮官、清洗無用之輩、澄清指揮系統、實行統一指揮的建議。蔣介石拒絕了這些主張。

  史迪威提出了整編中國軍隊、裝備和使用中共軍隊抗日的要求。對史迪威來說，這兩項行動的目的是軍事性的，但在當時的中國，這卻具有不言而喻的政治意義。蔣介石竭力阻撓史迪威的這一努力。於是史蔣之間的矛盾逐漸發展，由軍事而政治。史迪威認為：蔣介石所領導的政府不是一個民主政府，而是一個腐敗專制的政府，「蔣介石是一黨政府的頭頭，為蓋世太保和黨的特務所支持」，他對國民黨的評價是「腐敗、失職、混亂、經濟困窘、苛捐雜稅、言行不一、囤積、黑市、與敵通商」。

  1943年10月，史迪威指揮中國駐印軍發起緬北反攻戰。他要求駐守雲南的中國遠征軍渡過怒江進攻滇西，與駐印軍形成夾擊之勢。他通過華盛頓方面對蔣介石施加壓力。在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間，美國4次催促蔣介石出動雲南的遠征軍，但蔣遲遲沒有採取行動。1944年4月，羅斯福給蔣介石發去了措辭嚴厲的第5份催促出兵的電報，該電帶有指責意味，說：「令我不解的是，由美國裝備武裝起來的你的Y部隊面對實力空虛的第56師團竟不敢進軍」。美國軍方並威脅：如果再不出動遠征軍，美國對中國的租借援助將暫予停止。4月中旬，遠征軍向日軍盤踞的滇西發起攻擊。

  在緬北滇西戰役正緊張進行之時，日軍在中國中部地區發動了豫湘桂作戰，而中國戰場出現了嚴重的大潰敗。面對這一危機，美國軍方認為：這是由於中國軍隊作戰不力、高級將領指揮失誤所致，賦予史迪威對中國戰場所有軍隊的指揮權或可挽救戰場形勢。

  7月6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要求任命史迪威指揮包括共產黨軍隊在內的一切抗日的中國軍隊。羅斯福指出：「日軍進攻華中後所造成的嚴重局勢，不僅貴國政府感受威脅，且使美國在華基礎同受影響，欲挽救危局必須迅速採取緊急措施」，因此，羅斯福要求蔣介石「將史迪威置於你直轄之下統率全部華軍和美軍，並請你賦予全部權力與責任。」

  蔣介石對此採取了拖延戰術。他在回電中一方面表示贊成羅斯福提出的原則，一方面聲稱中國的政治與軍事情況複雜，此事不能倉促進行，要有一準備時期。同時，他要求羅斯福派遣一位有遠大的政治目光與能力的私人代表來華，調整他與史迪威之間的關係。正在美國訪問的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奉命向羅斯福強調：「中美合作，不但軍事，尤重政治，單從軍事不能解決整個問題，軍略家未必皆有政治頭腦與經驗。」羅斯福表示將慎重考慮赴華私人代表的人選。最後，羅斯福選中了曾擔任過美國陸軍部長的赫爾利作為其私人代表。9月6日，赫爾利抵達重慶。

  此時，史蔣在緬北滇西作戰部隊的使用問題上又發生了分歧，蔣介石威脅要撤回遠征軍。史迪威向華盛頓電告了這一爭論。羅斯福很快發出了一封由馬歇爾起草的措辭強硬的電報，稱：如果撤退遠征軍，將喪失打通中國陸路交通的一切機會，並立即危及「駝峰航線」，「對此，你自己必須準備接受後果，並承擔個人責任」。電報要求蔣介石立即增援遠征軍在怒江的部隊，並發動攻勢，同時再次提出「讓史迪威毫無約束地指揮你方的全部軍隊」，否則，「你和我們為了挽救中國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將付諸東流」。史迪威指揮權問題的提出，是羅斯福採取的一項非常措施。羅斯福企圖把史迪威指揮權的印緬模式，即蔣介石名義領導、史迪威全權指揮的方式擴大到全中國。他希望通過直接控制全部中國軍隊和大規模提供裝備的方法，重振華軍以挽救危局。因此，羅斯福不惜採用嚴厲的措辭以促成這一目標的實現。

  對此，蔣介石作出了強烈反應，他不僅不同意任命史迪威，還以史迪威沒有合作誠意為由，要求美國將其召回。在這一史蔣終於攤牌的最後關頭，從美國的長期利益出發，赫爾利選擇了支持蔣介石。赫爾利在給羅斯福的報告中指出了這樣的前景：「如果你在這場爭論中繼續支持史迪威，你將失去蔣介石，也就很可能隨之失去中國。」赫爾利建議羅斯福重新任命一位蔣介石能夠接受的美國將軍接替史迪威。

  史迪威仍希望美國軍方能繼續給他以支持，他在9月26日致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的報告中指出：「蔣介石掌權一日，美國就不能從中國得到真正的合作，我相信他只會繼續運用他的故伎與拖延，同時攫取貸款與戰後的援助，以維持他現有的地位，這地位是以一黨政府、反動政策或利用特務的積極協助鎮壓民主思想為基礎的。」

  此時，美國對中國的關注已經從注重軍事問題轉向注重政治問題。美國更關心戰後與中國的關係，它不願因史迪威而冒「失去中國」的風險。10月18日，羅斯福電告蔣介石，決定將史迪威召回，由魏德邁接任中國戰區美軍司令和戰區參謀長的職務。魏德邁就任時獲得的使命授權要比史迪威小得多。其任務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建議和協助委員長指導對日軍事行動」，二是指揮在華美軍「實行從中國出發的空中行動」。魏德邁從羅斯福那裡得到的特別指示，即美軍在中國的主要使命是支持中國現存的政府。魏德邁理解，這意味著在中國，蔣介石的決定是最終決定。至此，中美之間圍繞著指揮權而產生的危機得以消除。

  史蔣之爭，從表面上來看是蔣介石勝利了，但這一事件對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的損害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史迪威的召回無論是在美國官方還是在民間都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這樣的高級將領被「逐」回國，在美國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馬歇爾等軍界首腦對蔣介石的憤憤之情難以言表，美國社會也掀起了一股同情史迪威、揭露蔣介石黑暗統治的輿論高潮。《紐約時報》稱這是「一個垂死的反民主體制的政治勝利」，指責美國政府至少是消極地支持了一個「在中國日益不得人心的政府」。所有這些，對美國後來的援蔣反共政策的堅定性不能不產生影響，美國必須考慮當它在援助一個靠自身力量難以取勝的政府時這個政府能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