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聯合政府的提出以及對戰後中國前途的不同主張

  一　中共提出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

  中國共產黨對國統區的民主運動給予了關注和支持。1944年2月下旬，延安各界舉行了「憲政座談會」，與國統區興起的民主運動遙相呼應。周恩來、林伯渠等出席了座談會。在這次會上，決定恢復延安「憲政促進會」的活動。3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憲政問題的指示》，指出國民黨允諾實行憲政，「雖其目的在於欺騙人民，藉以拖延時日，穩固國民黨的統治，但是只要允許人民討論，就有可能逐漸衝破國民黨的限制，使民主運動推進一步。」中共中央決定參加此種憲政運動，「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於自己周圍，達到戰勝日寇與建立民主國家的目的」。

  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逝世19周年的大會上，周恩來對憲政問題和團結問題發表演說。他在闡述憲政與抗戰前途的關係時說：「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要實施憲政，就要先給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戰的力量就會源源不斷的從人民中間湧現出來。」周恩來指出：實施憲政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針對國民黨要以其戰前確定或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充作現任代表的企圖，周恩來明確指出：應徹底修正國民大會選舉法和組織法，重新選舉國民大會代表，並應在抗戰期間就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參與，推動了民主憲政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1944年5月，中共中央委派林伯渠等與國民黨代表張治中等開始雙方自抗戰以來的第三次談判。中共中央起初決定不提方案，後來根據形勢的發展作出調整，向國民黨提出了有關急切問題的意見20條（包括政治問題3條、具體問題17條），要求國民黨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與人身自由，承認中共及其他愛國民主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以及承認邊區，停止對敵後根據地的軍事進攻等。但國民黨方面不肯接受中共方面的合理要求，反而在6月向中共方面提出了《中央提示案》，要求取消八路軍、新四軍的4/5，並無條件地服從國民黨的調遣，將解放區所有政府交給國民黨的地方政府接管，實際上是要變相取消中共軍隊和敵後政權。這一要求中共顯然無法接受。

  豫湘戰役將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暴露無遺，不僅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嚴厲批評，也引起了國民黨內部對最高決策層的強烈不滿。中共覺察到了這一情況，在1944年7月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國民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機構，腐化達於極點，醞釀著極大危機，孫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許多國民黨黨員均不滿蔣及其集團的死硬政策，各中間黨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實力派更加不滿。如果日本繼續向內地作深入進攻，重慶可能發生重大事變。」

  中共中央認為：國共雙方力量的強弱對比已經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已由過去多年的國強共弱，達到現在的國共幾乎平衡，並正在向共強國弱的方向轉化。基於這一認識，並鑑於國統區民主憲政運動正蓬勃發展，中國共產黨開始考慮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問題。8月18日，周恩來致電在重慶的董必武、林伯渠，請他們考慮：如果目前中共向全國提議並向國民黨要求提前召集各黨派及各團體代表會議，改組政府，然後由此政府召開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討論對日反攻，實行民主，能否引起大後方，尤其是各黨派的響應和各地方實力派的同情。周恩來要求他們就此試探各黨派和各地方實力派的態度。

  8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會見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時為美軍駐延安觀察組顧問的謝偉思，明確提出：國民政府應立即召開一次臨時國民大會，應邀請一切團體派代表參加；這一臨時國民大會必須有改組政府並制定新的法令的全權。鑑於國民黨在目前處境下必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毛澤東希望美國要努力引導國民党進行改革。

  董必武、林伯渠接到中共中央電報後，即與重慶的各黨派及民主人士取得聯繫，徵求意見，獲得了積極的回應。於是中共中央決定公開提出這一要求。9月4日，中共中央通知駐重慶中共代表：「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時機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事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然後，由新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貫徹抗戰國策實行反攻。」中共中央估計國民黨目前絕難接受這一方案，「但各小黨派，地方實力派，國內外進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開明人士會加贊成。因此，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後中國人民中的政治鬥爭目標。」

  

  9月5日，第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在重慶召開。會上，許多參政員情緒激烈地就豫湘潰敗、通貨膨脹、貪污舞弊、箝制輿論等問題向國民政府提出了嚴厲的質詢。蔣介石不得不讓孔祥熙辭去行政院院長之職，意圖緩和輿論的攻擊。

  9月15日，林伯渠在參政會上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和全國人民正式提出了關於立即召開緊急國事會議、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聯合政府的要求。他指出：中國共產黨認為挽救目前危局的辦法，是必須對政府機構人事政策來一個改弦更張，中共「希望立即結束國民黨一黨統治的局面，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奮全國人心，鼓勵前方士氣」，只有這樣，才能加強全國團結，集中全國人才，才能準備配合盟軍反攻，徹底打垮日寇。重慶各大報紙全文登載了林伯渠的報告。

  10月10日，周恩來在延安發表了題為《如何解決》的演講。他痛陳抗戰局勢的危機，指出危機的根源就在於國民黨的腐敗統治，再一次明確提出：「為挽救目前危機，為配合盟邦作戰，並切實準備反攻，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主張由國民黨立即召集全國各方代表，開緊急國事會議，取消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改弦更張，以一新天下耳目。」周恩來還提出了成立聯合政府的具體步驟與辦法：召開各黨派參加的緊急國事會議；國事會議應由國民政府在最近期間召開；國事會議要根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原則制定挽救危機的施政綱領；成立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取代目前一黨專政的政府；改組統帥部；由聯合政府籌備真正普選的國民大會。

  中共關於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立即對國民黨構成了強大的政治壓力，因為這是公開表示對國民黨統治能力的懷疑，並對國民黨在政治上獨尊的統治地位提出挑戰。由於促使國民黨開放政權是深受國民黨政治壓制之苦的其他黨派所期待的，因此中共的這一主張受到各民主黨派的注意和歡迎，獲得了大後方人民的廣泛擁護。

  為了適應日益發展的民主運動的需要，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於9月19日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改組同盟，將「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更名為「中國民主同盟」，取消原來的團體會員制，盟員一律以個人的名義加入。這樣，不僅原有的三黨三派的成員可以參加，眾多的無黨派人士也可以以個人身份入盟。會議產生了由33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張瀾為主席，左舜生為秘書長，章伯鈞為組織委員會主任，羅隆基為宣傳委員會主任，梁漱溟為國內關係委員會主任，張君勱為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會議一致通過決議，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呼籲立即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各黨各派的聯合政權，實行民主政治。

  9月24日，各民主黨派領袖、無黨派民主人士、國民黨內的民主派人士等各界代表500多人在重慶隆重集會。與會者紛紛抨擊國民黨一黨專政，擁護中共提出的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要求改組政府，制定提早實行民主的具體辦法。民盟主席張瀾指出：多年來一黨專政的結果是「治日少，而亂日多。如今弄到政治、軍事、經濟各部門都陷入十分困難之中，非實行民主來喚起民眾，團結官民，修明內政，不足挽救危亡。」章伯鈞表示：「中國共產黨提出舉行國事會議，民主同盟各黨派及一切民主人士共同主張召開各黨派會議，實行聯合政府這一條路，這是國內的輿論！」「只有立即召開國民會議，實行聯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機！」

  此後，以成立聯合政府為目標，各地民主憲政運動便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一個更為緊迫、更為實質性的階段。如果說在這之前的民主運動主要是要一部民主憲法和實現基本民權的話，那麼此後要求的則是一個擁有實際行政權力的民主聯合政府。對於一個專制政權來說，後一要求的提出則有擊中其要害的作用，因為聯合政府一旦成立，將明白無誤地意味著國民黨政府部分實際權力的交出，意味著一黨專政的結束。由此，運動的主導力量也發生了變化。在前一階段，各中間黨派（包括國民黨內進步人士）和進步知識分子主導著民主憲政運動的發展，中國共產黨給予了熱情的支持；自「聯合政府」的主張提出後，中共便成了這一運動的主導力量，民主運動被引向更為實質性的階段，它對戰後各種關係的調整和發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二　美國與聯合政府問題

  美國對中國政局的發展一直十分關注。從抗日大局出發，美國希望能調解國共關係，使雙方團結起來，共同抗日，共同面對危機。因此，美國對聯合政府之類的主張也頗感興趣。

  早在1944年7月上旬，即在美國向國民政府提出由史迪威統一指揮中國軍隊的建議之時，美國便產生了建立一個包括國共等各抗日黨派的聯合機構的想法。7月4日，美國駐華使館參贊艾切森在與孫科談話時，提出了由蔣介石召集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各黨派代表組織一個軍事委員會，來共同承擔戰時國家的領導責任的建議。

  華盛頓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民主憲政運動的進展情況，了解到各黨派對於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迫切期望。1944年9月9日，美國國務卿赫爾致電駐華大使高斯，要求他向蔣介石轉告美國總統和國務卿的如下看法：出於對「我們的利益、聯合國家的利益和中國的利益」的「急切關注」，「我們十分希望中國人民在一個強有力的並具有廣泛代表性和寬容精神的政府領導下，開發和利用他們所有的物質和精神資源，以繼續進行戰爭並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我們覺得，一個在蔣介石領導下代表著中國所有有影響的集團並擁有全權的委員會或某種機構將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機構。」

  美國國務院的這一建立聯合權力機構的設想，與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正醞釀提出的建立聯合政府的要求頗有一些相同之處。儘管在這一機構的名稱及領導構成等問題上美國的這一構想與中共的設想不盡相同，但對現時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進行改組，以容納各抗日力量的宗旨則是共同的。

  9月15日，在中共代表正式提出建立聯合政府主張的當天，高斯拜訪蔣介石，談論建立聯合軍事委員會或類似機構的問題。蔣介石顯然不願討論這類問題，很快把話題轉到國民參政會上，意圖以此搪塞，並明確表示改變政府結構「不是在目前應該做的事」。高斯則提醒說：「國民參政會純粹是一個諮詢機構。」他認為目前吸收其他黨派參加政府是可取的，各國在發生危機之時，組織全民政府乃常用之法。高斯並解釋說：他的建議並不是要現在立即改組政府，而是打算建立一個有其他政黨和集團的軍政領導人參加的聯合軍事委員會，以使各主要黨派都能參與目前的危機解決並分擔責任。當然，這一委員會應該「有權有責」。蔣介石對此只含混地表示他將「考慮採取步驟」。

  美國對中國民主問題的關注，無疑對第二次憲政運動的發展起到了鼓勵作用。然而美國的支持又是有限度的。有一點很明確，即美國固然期望中國成為一個西方代議制的民主國家，但是如果這一目的無法實現，如果國民黨政府頑固抵制這一改革，它是不會冒失去中國的風險而強求中國實施民主的。赫爾利的使華經歷便說明了這一點。

  在史迪威指揮權危機發生後來華的赫爾利主要肩負著兩大任務，一是調整史蔣關係，二是調解國共關係。史迪威被召回後，赫爾利的主要任務便為調解國共關係。10月中下旬，赫爾利先後三次與中共駐重慶代表林伯渠、董必武會晤，表示他是代表羅斯福來幫助中國團結的，決不對黨派有所偏私；中國現政府不民主，中共應得到合法地位。他表示準備在國共兩黨之間進行撮合，蔣介石已同意他與中共接觸，必要時他可去延安等。中共代表對赫爾利訪問延安表示歡迎。

  10月28日，赫爾利向蔣介石提出了一份國共協議草案，共5條：（一）雙方共同合作，實現國內軍隊統一，以便迅速打敗日本，解放中國。（二）雙方均承認蔣介石為中華民國總統及所有中國軍隊的統帥。（三）雙方擁護孫中山之主義，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雙方採取各種政策，以促進政府民主程序的進步和發展。（四）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並將給予合法政黨地位；國內各政黨均給予平等、自由與合法之地位。（五）中國只有一個中央政府及一支軍隊，中共軍隊與政府軍隊的官兵將依其職階享受同等待遇，各部隊在軍火和給養分配方面亦享受同等待遇。

  蔣介石對赫爾利的這一方案並不滿意，認為它實際上承認了國共雙方的平等地位。國民黨方面對這一方案進行了修改，更多地強調了「政令軍令統一」的思想。如將第二條改為「中共軍隊應接受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之命令」，將第四、第五條位置對調，有關軍隊同等待遇的條文，加上「中共軍隊官兵經中央政府編定後」的前提。

  赫爾利帶著這一提案於11月7日飛抵延安，與中共領導人進行了三天會談。中共對赫爾利方案逐條表示了意見，強調了改組國民黨政府、建立聯合政府的必要性。對中國情況所知甚少的赫爾利並不理解讓中共參加政府與建立聯合政府的區別，對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表示了贊同。10日，赫爾利與中共就新的協定草案達成共識。毛澤東在《五條協定草案》簽了字，赫爾利則以證人身份也簽了字。

  這一草案的主要內容為：（一）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應共同工作，統一中國一切軍事力量，以便迅速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二）現在的國民政府應改組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無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並頒布及實行用以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時，軍事委員會應改組為有所有抗日軍隊代表所組成的聯合軍事委員會。（三）聯合國民政府應擁護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則，應實行用以促進進步與民主的政策。（四）所有的抗日軍隊應遵守與執行聯合國民政府及其聯合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並應為這個政府及軍事委員會所承認。由聯合國得來的物資應被公平分配。（五）中國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

  赫爾利興致沖沖拿回了這個他認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比較理想的方案。這一要求國共雙方都作讓步的將國家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同時實現的方案是比較符合美國的治國原則的。然而，出乎赫爾利的預料，蔣介石堅決拒絕了這一方案。蔣介石表示：如果同意成立聯合政府，等於承認國民黨被共產黨徹底打敗了，等於把政府的控制權交給共產黨。不知所以然的赫爾利提議：如果蔣不喜歡「聯合政府」這個詞，那就換個說法好了，叫「兩黨政府、多黨政府或黨派政府」都可以。但蔣介石不為所動。

  在勸蔣無效後，赫爾利並沒有向蔣施加壓力逼其讓步。相反，他很快倒向蔣介石。因為，美國政府給他的使命很明確，那就是支持蔣介石在中國的領導地位。赫爾利不願重蹈史迪威的覆轍，他轉過頭來竭力勸誘中共接受國民黨的方案。11月21日，赫爾利向中共代表周恩來轉交了國民黨的三點反建議：（一）國民政府允將中共軍隊加以整編，列為正規國軍，軍餉軍械補給與其他部隊同等待遇，國民政府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二）中共對國民政府之抗戰及戰後建國應盡全力擁護之，並將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國民政府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事委員會。（三）國民政府之目標為實現三民主義，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促進民主化政治之進步及其發展；國民政府依照《抗戰建國綱領》之規定，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及其他人民自由加以保障。

  國民黨的這一反建議完全迴避聯合政府問題，實際上成了一個讓共產黨交出軍隊的「招安」方案。赫爾利等人以向中共提供美援來勸誘中共接受這一方案。中共予以拒絕。12月12日，毛澤東與回到延安的周恩來向留在重慶的中共代表王若飛發出指示，指出：「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種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幹，這種原則立場我黨歷來如此。希望美國朋友不要硬拉我們如此做。」

  12月20日，赫爾利電請周恩來返回重慶，重開談判。周恩來復電中表示：只有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組織民主聯合政府，才能使中國走向民主，使人民開始走向自由。國民黨一黨政府內的個別人事變動並不能改變現在的國民政府及其政策。既然國民黨不願改變態度，繼續談判毫無意義。周恩來提出：國民黨果然要革新政治，表示其與民更始的決心，應首先實現如下四條：（一）釋放全國政治犯，如張學良、楊虎城、葉挺、廖承志及其他大批被監禁的愛國志士；（二）撤退包圍陝甘寧邊區及進攻華中新四軍、華南抗日縱隊的國民黨大軍；（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種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務活動。

  中共認為，美國政府可能並不了解中國的真相，遂產生了繞過赫爾利直接與美國政府聯繫的想法。12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在與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談話時表示：他們認為美國總統與美國人民對中國情況不會那麼清楚，不會意識到蔣介石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中國人民的支持，是多麼不得人心。中共通過觀察組提出了派遣代表團去美國，向美國公眾和官員解釋中國局勢的建議，並表示毛澤東和周恩來可以一同或單獨一人立即前往華盛頓。中共並強調，絕不能讓赫爾利知道此事，因為中共不相信他的判斷力。不幸，這一電報在轉經重慶時還是落到赫爾利手中。赫爾利隨即在致華盛頓的電報中對中共與美國在華人員的這種接觸進行了猛烈抨擊。

  1945年1月24日，周恩來重返重慶。2月2日，他向國民黨提出召開黨派會議的提議，國、共及民盟三方的代表應參加這一會議，會議有權討論和決定如何結束黨治、改組政府，有權起草施政綱領，各方代表在這一會議上享有平等地位。13日，周恩來由赫爾利陪同會見蔣介石。蔣竟說：「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這明白無誤地表明了他對聯合政府的拒絕態度。周恩來決定立即返回延安。

  對於赫爾利片面支持蔣介石的做法，美國駐華外交官和國務院遠東司的官員都曾表示過不同意見。他們認為：從長遠來看，美國對華政策應當「保持一定程度的靈活性，以便能與最有可能創建一個統一、民主、友好的中國的任何領導人合作」。但是，在這場赫爾利與職業外交官關於對華政策的爭論中，羅斯福對赫爾利表示了支持。在赫爾利尚未返華之時，由於他的堅持，美國國務院發出了將主張對國共之爭持公正與靈活態度的外交官謝偉思調離中國的命令。稍後，駐華使館參贊艾切森也被調離。

  4月2日，赫爾利在離開華盛頓前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表明了支持國民政府的立場，並將共產黨視同於封建軍閥。赫爾利聲稱：美國的政策是「承認中國的國民政府，而不是中國任何武裝的軍閥和武裝的政黨」，「只要武裝的政黨和軍閥還有足夠的力量敢於反抗國民政府，中國就不可能有政治聯合」；共產黨主張建立兩黨聯合政府，而國民黨是要「還政於民，而不是還政於政黨的混合體」。赫爾利對蔣介石高度肯定，認為蔣「不是一個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負是要把他所擁有的一切權力交還給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把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的政府作為畢生奮鬥的真正目標」等。赫爾利的這一講話標誌著美國對華政策將從戰時的扶蔣容共轉變到戰後的扶蔣反共。

  三　中國向何處去

  隨著抗戰勝利的臨近，中國各種力量不僅關注著如何奪取抗戰的勝利，更關注著勝利後的中國向何處去。作為中國兩支最大政治力量代表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分別在勝利前夕召開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對這一問題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45年5日至21日在重慶召開。大會的正式代表600人，列席代表162人。會上，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代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黨務檢討報告》，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作了《政治報告》，代參謀總長程潛作了《軍事報告》，經濟部長翁文灝作了《經濟報告》，潘公展作了特種報告《關於中共問題之報告》，何應欽作了《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組織情形及湘西戰役經過》的報告，蔣介石作了題為《軍事、政治、經濟、黨務之現狀與改進的途徑》的總報告。會議對一系列重大問題明確了國民黨的方針。

  在政治上，這次大會明確拒絕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要求召開黨派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主張。國民黨打著「還政於民」而不是還政於黨派會議的旗號，反對召開將會令其陷於孤立的黨派會議，決定在1945年11月12日，即孫中山八十誕辰之日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而這一國民大會的代表是在戰前由國民黨包辦選舉所產生的，此外，還有許多當然代表（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等）和指定代表。這些國大代表的代表性早已為中共和民主黨派所質疑。國民黨以召集這一御用國民大會來抵禦召開各黨派參加的國事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的要求。

  會上也有不滿意國民黨專制統治的代表提出了一些關於民主問題的提案。如馮玉祥、屈武、王崑崙等提出《加強民主設施，促成國家統一案》，周炳琳、陳雪屏、馮友蘭等提出《確定重新推選國民大會代表，以便實施憲政案》，以及《請修正國民大會選舉法以應需要案》《請修正國民大會組織法案》等提案。但是，這些反映國民黨內民主呼聲的提案都只以「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或中央常會慎重研討之」為幌子被束之高閣。

  在國共關係問題上，國民黨仍然堅持不妥協的反共方針。大會通過了兩份顯有差異的文件，一是對外發表的《對於中共問題之決議案》。該案一面指責中共「仍堅持其武裝割據之局，不奉中央之軍令政令」，同時又表示中央將「繼續努力，尋求政治解決之道」，表示「在不妨礙抗戰，不危害國家之範圍內，一切問題可以商談解決」，表現了較高的容忍度。另一個便是內部使用的《本黨同志對中共問題之工作方針》。在這一文件中態度則要嚴厲得多。該文件指責「中共一貫堅持其武裝割據，藉以破壞抗戰，致本黨委曲求全，政治解決之苦心，迄無成效，而本黨同志在各地艱苦奮鬥遭中共殘害，書不勝書。……中共最近更變本加厲，提出聯合政府口號，並陰謀製造其所謂『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企圖顛覆政府，危害國家。」該《方針》要求各同志提高警覺，「整軍肅政，加強力量，使本黨政治解決之方針得以貫徹」。這表明，國民黨在國共關係及聯合政府問題上仍持頑固態度，國共談判的前景不容樂觀。

  蔣介石的個人獨裁不僅在國民黨「六大」上繼續維持下來，而且有所加強。蔣介石繼續當選為國民黨總裁。在修改後的國民黨黨章中，原先由總裁「代行」總理職權的規定，修改為「行使」總理職權。黨章並明確規定總裁對代表大會決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有複議權乃至最後決定權。

  在國民黨召開「六大」的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於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開。參加大會的有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七大選舉產生了44位中央委員、33位候補中央委員。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被推舉為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

  毛澤東在大會開幕詞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道路、兩種命運，一個是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這是光明的中國，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另一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是一個舊中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

  毛澤東向大會作了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毛澤東指出：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國民黨內反人民集團的專政，它是中國民族團結的破壞者，是國民黨戰場抗日失敗的負責者，是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礙物。它又是內戰的禍胎，如不立即廢止，內戰慘禍又將降臨。毛澤東提出：應「立即宣布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發布一個民主的施政綱領，……以便恢復民族團結，打敗日本侵略者。」毛澤東並具體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兩個步驟：第一步是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步是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

  中共七大確認了毛澤東提出的建設一個新中國的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毛澤東指出：（一）中國的國家制度不應該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國家制度；（二）中國不可能，因此也不應該企圖建立一個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專政的國家；（三）在中國現階段，在中國人民的任務還是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在中國社會經濟的必要條件還不具備時，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因此，中共主張「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毛澤東並闡述了新民主主義政治、新民主主義經濟、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基本內容。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要把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但現階段是要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他指出：「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朱德向大會作了題為《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該報告回顧了解放區戰場創造、發展、壯大的歷程，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戰爭的經驗，論述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朱德提醒全黨全軍注意，解放區軍隊今後的中心戰略任務是準備「實行從抗日游擊戰爭到抗日正規戰爭的戰略轉變。現在已臨到在實際工作上逐漸地去準備實現的時機了。我們全軍幹部必須善於在思想上、工作上準備實行這種轉變，以迎接這抗日大反攻的戰鬥。」

  劉少奇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作了簡要概括，並給予高度評價。劉少奇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繼續發展，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劉少奇還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這次新修改的黨章的基礎，學習毛澤東思想，遵循毛澤東思想的指示去工作，乃是每一個黨員的職責。由此，通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確認了毛澤東思想在黨內不可動搖的指導地位。

  為了爭取光明的前途，大會制定了黨的政治路線，即「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是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在新的階段的具體化。毛澤東號召全黨發揚愚公移山精神，挖山不止，感動全中國人民這個上帝，一起剷平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

  國民黨的「六大」和共產黨的「七大」都已經意識到抗戰勝利在望，雙方都在為戰後在中國的競爭作準備。在政治上，國民黨以還政於國民大會作為民主的裝飾，共產黨則堅持成立實質性的各黨派合作的聯合政府；在經濟上，國民黨重申了孫中山關於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主張，但缺少付諸實踐的政策，共產黨則強調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既鼓勵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又鼓勵發展合作社經濟；在兩黨關係上，雙方都還不願很快出現國共破裂的局面，其公開宣示的政策頗為接近，國民黨表示要用「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共產黨則表示堅持與國民黨團結抗戰的方針，和平相處的前景似乎比較光明。但實際上危機並未消除，國民黨的自大心態並未改變，仍不能以平等的姿態來對待中國共產黨，因此影響中國社會命運的國共關係如何發展，仍是未定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