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國民政府與日本的秘密接觸

  一　多渠道的秘密接觸

  在陶德曼調停失敗、日本近衛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之後，中日政府間和談的大門被關上了。近衛聲明代表的是日本強硬派的主張，對於這一脫離中國現實的政策，日本政府和軍方內部都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認為，這種頑固堅持要打倒中國中央政府、樹立傀儡政權的想法是要使日本付出巨大努力和代價的下策，他們要求修改這一政策。近衛本人後來也回憶說：「識者對此聲明之批評，謂之非常失敗，余個人亦認為系最大之失敗。」

  在遭到多方反對的情況下，日本政府的立場出現了鬆動。5月26日，日本近衛內閣改組，被一般人視為溫和派和親英派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宇垣是反對近衛聲明的，他在出任外相前提出四個條件：（一）強化內閣，以求統一；（二）外交一元化；（三）開始與中國政府和平交涉；（四）必要時取消1月16日「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宇垣意圖把被軍方分割了的外交權真正收歸外務省。在近衛認可這四條件之後，宇垣才同意就職。宇垣在就職後第一次會見外國記者時，暗示將來中日兩國終有討論議和條件之可能，聲稱：如果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日本政府可能會重新考慮其態度。當記者問及如有第三國出面調解，日政府是否願意加以考慮時，宇垣並未斷然拒絕。日本參謀本部也希望對近衛聲明進行修正。參謀本部戰爭指導班在6月向五相會議提出建議，要求「逐漸修正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觀點，並允許第三國的斡旋，以擴大有關處理對華戰爭的自由。」

  國民政府也在戰和之間徘徊不定。一方面，它仍未放棄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想法；另一方面，又擔心日本索價太高，中國為此而付出的代價太大。因此，國民政府在公開場合便表現出這樣一種姿態：（一）不放棄任何和平的希望；（二）這一和平必須是公正的和平。這既給日本人發去了中方仍然希望和談的信息，也表明了中方的讓步將是有限度的。1938年4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便如此表明了國民政府的立場：既聲明「吾人之本願在和平，吾人最終希望仍在和平」，同時又指出「唯吾人所謂和平，乃合於正義之和平。必如是，然後對內得以自主，對外得以共存；必如是，始為真正之和平，永久之和平，若舍正義而言和平，非和平也，屈服而已。」

  本章節來源於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

  在中日雙方高層都有意恢復接觸的背景下，中日間的秘密接觸通過多種渠道在暗中展開。這其中既有通過外交官員進行的具有官方性質的接觸，也有通過民間人士進行的非官方的但具有強烈官方背景的接觸。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三條路線：喬輔三——中村路線、賈存德——萱野路線、蕭振瀛——和知路線。

  喬輔三與中村的接觸始源於中國國防最高會議秘書長張群以私人身份祝賀宇垣就任日本外相。張群在賀電中期望宇垣能實現其中日親善的一向抱負。宇垣則回電錶示：「日華兩國陷入如此不幸之形勢，實令人遺憾。余昔日談及之想法意見，今後定當竭盡最大的努力予以實現。」宇垣並詢問張群能否出面會談，但後來宇垣又顧慮張群的親日名聲可能會把事情弄糟，遂建議改請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出面。中國方面對此表示同意。為安排此事，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和孔祥熙的私人代表喬輔三奉命先期在香港舉行會談。

  喬輔三與中村的談判從6月下旬一直持續到9月初。在談判中，中方詢問日本是否堅持以蔣介石下野作為和談的條件。日方代表就此轉詢外務省。宇垣本人並不堅持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但鑑於日本國內的反蔣感情，他不主張在開始就露出底牌。他回覆說：「日本國內對蔣氏反感相當強烈，是否以其下野為條件，目前不遽為決定，留待日後商量。」關於和平條件，日方仍堅持1937年12月廣田通過陶德曼第二次所提出的條件，即（一）承認滿洲的獨立；（二）華北、蒙疆作為特殊地帶；（三）償付賠款；（四）雙方進行經濟合作，共同開發資源；（五）日本在某些地區駐紮軍隊；（六）中國接受日本顧問或其他指導者。

  其時日軍已經展開了對武漢方向的作戰行動，中國方面很希望立時停戰。喬輔三表示：孔祥熙等人衷心希望和平，「特別希望馬上中止戰爭行動」，或「希望兩軍在協定成立時就地停戰」。喬輔三並保證：中國方面將不會利用這一停戰來加強其戰鬥力，例如它將會停止軍用品的輸送和購買，停止在日本占領區的游擊隊的活動。喬表示希望雙方能在漢口淪陷之前達成協議，「如果漢口淪陷，講和就困難了」。中方的這一要求未為日方所接受。

  談判中，中方還提出了傀儡政權的問題，指出日本扶植華北臨時政府和華中維新政府是不明智的行為，「這兩個政府都沒有真正的群眾的支持，只是受日本的援助，維持占領區的局部治安而已。這兩個政府實力怎樣，日本最了解」。其意在表明：要解決中國問題，扶植任何傀儡政權都是無濟於事的，唯一的辦法是與重慶政府打交道。

  雙方在賠款、承認「滿洲國」和華北特殊化問題上都進行了討論。儘管中方願意作出重大讓步，但日本索價過高，雙方仍無法達成協議。如關於賠款問題，中方表示：「由於中國長期陷入戰爭，國家疲憊不堪，沒有支付能力，希望將這一問題除外。」但中村表示：中國方面把其保管的日人財產等破壞或沉入水中，日方要求賠償乃理所當然；賠款的日期及條件可以另行商議，但賠款這一原則必須承認。關於「滿洲國」問題，中方表示它實際上已默認了「滿洲國」，尊重那裡事實上存在的局面；但鑑於這一問題在中國國內是一個很難處理的問題，希望日本取消要中國公開承認「滿洲國」這一條，中國將以簽訂日、滿、華三國條約而予以間接承認。但日方連這樣的要求也不肯接受。為了推動談判的進展，雙方商定由孔祥熙與宇垣直接面談。日方提出台灣或長崎為會晤地點。孔祥熙表示同意，並希望日本派軍艦來接他。

  中日之間還存在著一條通過所謂民間人士進行的非官方渠道，其主要人物如日本人萱野長知、小川平吉等，他們既與日本政府有直接聯繫，又因早年贊助過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而與中國方面保持著一定的聯繫。1938年初，萱野長知的助手鬆本藏治在上海與孔祥熙的親信賈存德接上關係。5月，萱野托賈存德帶信給孔祥熙，表示他願意為解決中日衝突斡旋奔走。孔祥熙復函致謝，聲稱如果萱野能以百年利益說動日本當局早悟犯華之非，他將呼應共襄此舉。孔祥熙還開列了中方的和平條件：（一）中日雙方立即同時停戰；（二）日本尊重中國主權，聲明撤兵；（三）中國原則上同意日方解決滿蒙的要求，具體問題待商談。後一條顯然具有犧牲中國對東北和蒙古地區的主權來謀取妥協的傾向。

  6月上旬，萱野長知回日本向小川平吉匯報此事，並先後會見了宇垣外相和近衛首相，進行磋商。7月，談判轉移到香港進行。後來，孔祥熙的另一親信馬伯援也加入了這一談判。中方在談判中提出：希望首先由日本天皇下詔，聲明停戰和撤軍，恢復1937年7月7日之前的原狀，然後再商定孔祥熙與日本外相宇垣的會面地點和日期，解決中日糾紛。但日方對此反應冷淡。

  無論是喬輔三與中村會談，還是賈存德與萱野會談，它們都面臨著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這時日本並未徹底放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方針，它仍以國民政府的改組，即主要是蔣介石的下台作為議和的先決條件。這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所萬難接受的。就連中村豐一後來也認識到這是對中國現實缺乏了解的想法。萱野也致電小川說：「中國國內形勢不允許蔣下野，蔣本人希望及早結束戰爭，但周圍的狀況決不允許如此，擔心引起混亂，以後無法收拾」。孔祥熙深知蔣介石絕不會答應以其下台為先決條件，因此他致電萱野，表示如果辭職對於緩和日本人的情緒是必要的話，他作為政府領導人願意承擔責任，以他辭去行政院長一職代替蔣介石下野。

  除了孔祥熙所控制的這兩條渠道外，還有一條由軍政部長何應欽所掌握的渠道。1938年8月間，何應欽的顧問雷嗣尚奉蔣介石、何應欽的密諭去香港活動。雷嗣尚通過其結拜兄弟蕭振瀛的關係，第二天便與日人和知鷹二接上了聯繫。和知系日本政府派遣，專門從事對華誘降工作。他當場表示願意做和談的溝通工作。後雷、蕭先後飛回武漢，將和知之意向蔣、何作了報告。蔣介石親擬談判原則，交蕭振瀛帶回。據抄錄人後來回憶，蔣所擬定的條件內容大致是：雙方軍隊同時下令停止衝突；在華日軍分期撤退，約一年為限，全部撤盡，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況；日本承認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中日合作，共同防共；滿蒙地區，全部交還中國；雙方對戰時所受一切損失，互不賠償。

  蕭振瀛攜帶著蔣開列的條件再次赴港與和知接洽。數日後，和知答覆說：日本政府正在考慮此原則條件，一旦考慮成熟，雙方應派全權代表進行會商，並稱：希望將由近衛和何應欽在福州進行會談。後因蔣、何遷往重慶及送交報告者飛機失事，聯繫一度中斷。而日軍侵入武漢後，對和議亦不熱心，此項接觸遂不了了之。

  這時，圍繞著與中國的談判，日本決策集團內部也正在進行政策爭論，強硬派堅持把蔣介石下野作為不可更改的條件，而這實際上意味著不可能與中國現政權進行任何談判；另一部分人則主張暫且避開蔣介石下野這一棘手問題。參謀本部戰爭指導班在8月18日的一份計劃中指出：日本應該把握戰爭的真正目的，沒有必要拘泥於蔣介石下野這樣的具體問題從而使自己蒙受不利。從對蘇戰略考慮，他們主張應集中力量經營滿洲國。他們認為：如果戰爭繼續下去，日本就需要準備至少再打十年。在此期間，將至少會發生日蘇之戰。這樣，中國的反日分子就會奮起行動。而且，「第三國正坐待我之消耗，難道我們竟能甘中其計嗎？」他們認為這是日本的「自取滅亡之兆」。他們要求日本從興百萬之師而結果只在於懲罰蔣介石一人的迷誤中走出來，「暫時主動地對蔣介石的下野持以寬容態度」，以求一舉解決中國事變。

  宇垣本不主張堅持蔣介石下野，他意圖以在這個問題上的讓步來換取中方在賠款和承認偽滿洲國問題上的讓步。宇垣準備安排一次他與孔祥熙等人的會晤，然而強硬派的勢力遠比宇垣等人強大得多。當時徐州會戰剛剛結束，日本軍隊正積極準備進攻武漢。在日本上層，尤其是在軍界，「討伐中國論」廣泛流行，寄強烈期望於武力解決。日本內閣中支持宇垣的意見只占少數，得到陸軍在幕後支持的右翼團體則喊出了「打倒宇垣」的口號。7月15日，日本內閣核心會議決定了扶植新的中國中央政權的方略。此外，日本政府還決定設立「對華院」，作為統一指導對華方針的中央機關。日本陸軍試圖通過這一機構掌握對華政策的決定權。宇垣認為這有損於外務省的外交大權，實際是要「抽掉外交系統的中樞」，對此表示堅決反對。9月29日，宇垣提出辭呈，計劃中的孔祥熙——宇垣會談也隨之告吹。

  二　「桐工作」及中日秘密接觸的終結

  1939年9月，歐洲戰爭爆發，這為中日間的接觸提供了新的契機。無論是國際環境還是在中日內部，都由於這一突變而產生了新的變化。就國際環境而言，由於歐戰爆發，列強的主要注意力自然更加集中於歐洲。為了全力解決歐洲問題，有關大國重新萌發了調停中日戰爭、使遠東暫趨安定的念頭。

  美國試圖從東北問題著手作一解決中日問題的試探。歐戰爆發後不久，羅斯福在白宮約見胡適大使，他認為中日之間最困難的是東北問題，因而提出由中日共管東北的設想。英國政府擔心德日重新接近或蘇日間達成與其不利的妥協，因而希望儘快消除英日之間的分歧。他們認為，英日衝突的最直接原因是中日戰爭，如果中國與日本停戰媾和，英日間的不和便可消除。因此，歐戰初期，英國政府內不斷有人提出促使中日和解的建議。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先後會見中日駐英大使，試探雙方對和談的態度。

  此時，在中國政府內部也有不少人希望利用民主國家與軸心國家衝突升級、美英可能與中國進一步靠攏這一有利時機與日本進行結束戰爭的和平談判。他們主張「應趕快設法變更方針，如能結束戰爭，即應及早結束戰爭；如能得到和平，即應早日實現和平」。他們認為目前的國際形勢對日本不利，可以利用這一形勢壓迫日本讓步，恢復和平。經濟部長翁文灝於1939年11月11日致胡適的信便反映了這一想法。他寫道：「在此歐洲吃緊之時，德國對於日本機械之供給，殆告斷絕，日本進口之必要物品全靠美國。美國自宜趁此機會立即停售，使日本供給告絕，則其人心自必大起恐慌。……既受軍事抗爭，又受經濟壓迫，其時日本懼禍求和之心自必倍切。時美國宜即召集太平洋國際會議，修訂條約，恢復和平，日本必不敢有所異議。」

  1939年9月28日，外交部長王寵惠對合眾社記者發表談話時聲稱：中國自開戰以來從未拒絕和平，只要合乎「光榮和平的條件，中國無不樂於接受，尤其希望愛好和平國家如美國能促成調停」。10月上旬，中國駐德大使館參贊向德國外交部提出請德國出面調停的要求，表示：「如果中國主權能被充分尊重，中國即準備與日本維持真誠的友好。委員長完全不是反日本，他是被迫違反他的意願而與日本作戰，他歡迎任何合理的解決。」該參贊慫恿說：「德國的調停，也會給德國帶來將來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一個強有力的地位。」

  歐戰爆發後，日本也決心抓住這一時機解決中國問題。鑑於武力征服的希望越來越渺茫，日本試圖在「和平工作」中取得突破。因此，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在確定1940年的中國事變處理方針時，把促進蔣、汪合流作為它的一個重要目標，以此為中心把1940年劃分為三個時期，在不同階段實施不同策略：（一）在3月以前，即在汪精衛政權成立之前，促成蔣、汪「事前合流」，共組政權；（二）若此目標未達成，則爭取在汪政權成立後的半年中，爭取蔣、汪的「事後合流」；（三）倘仍不成功，「便轉入遂行持久作戰的態勢」。

  這樣，在歐戰爆發後的一年中，中日之間的秘密接觸達到了空前活躍的程度，其接觸的路線、規模和深度都前所未有，也為八年抗戰中所僅見。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即是被日本人稱之為「桐工作」的日、蔣香港——澳門會談。

  1939年11月底，日本派遣參謀本部的鈴木卓爾中佐出任日本駐香港武官，其真正使命是策劃建立與重慶間的聯絡線。鈴木選中了中國要人宋子文的弟弟、時任西南運輸公司董事長的宋子良為目標。12月下旬，鈴木通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與「宋子良」取得聯繫。數次會談後，鈴木提出了由雙方政府各派能夠代表中央政策的代表來香港舉行會談的建議。「宋子良」於1940年2月回重慶報告。其後聲稱：經最高國防會議研究，重慶政府同意派出代表與日方進行秘密會談。

  1940年3月8日至11日，中日雙方代表在香港舉行了四次秘密會談。中方出席的正式代表據稱是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及宋子良。日方代表是軍總司令部的今井武夫大佐及鈴木卓爾。談判中，在一些重慶政府看來不立時關係到其政權存廢的非要害問題上，如在經濟合作、日本人在中國的居住權和經營權、聘請日本顧問等問題上，中國代表在附有但書的情況下同意作出讓步。

  然而，圍繞著承認「滿洲國」和日本在華駐軍問題，中日雙方的意見難以調和。日本要求重慶政府公開承認「滿洲國」，但中方代表認為，如果公開承認，「會引起國際上的誤會，政府會失掉國民的信任」，還會引起國民黨內部抗戰派的反對。因此，中方代表要求目前暫不討論東北問題，中方將對已是既成事實的「滿洲國」取默認態度，留待將來解決。但日本方面卻不肯作任何讓步。它們企圖通過中國政府對「滿洲國」的公開承認，確認「滿洲國」的國家地位，使它對中國東北的侵略從此合法化。日本還以共同防共為藉口，要求在內蒙和華北等地繼續駐軍，這實際上是要把這些地區長久地置於日本的軍事占領之下。對此，中方代表不敢退讓，他們要求屆時日本在華軍隊「從速全部撤退，不得另有所藉口延遲撤退」。在談判中，中方代表表示可以考慮在部分地區延長日軍的撤兵期限，但不同意使用「防共駐兵」一詞。

  香港會談，中日之間未能達成協議。6月4日，雙方在澳門開始舉行第二輪會談。澳門會談仍然未能就「滿洲國」問題和撤軍問題達成協議。6月6日，中方代表表示：雙方意見看來難以一致，今後的會談可留待蔣介石的代表（預定為張群）到上海等地與汪精衛會談，待有關汪的問題解決後，再由蔣介石與板垣直接會談。於是，日方代表提出舉行蔣介石、汪精衛、板垣三巨頭會談的建議。澳門會談亦就此而結束。

  中國代表於6月22日答覆日方：中國政府原則上同意召開三人會議，但會談須在中國軍隊控制的長沙地區舉行。板垣和汪精衛對此表示同意。但日方同時提出，重慶政府須以書面保證出席三人會談的日、汪代表的安全。然而中方以「絕對保密」為理由，不同意出具書面文件。7月25日，中國方面要求日本取消第一次近衛聲明，而且要日方保證嚴守這次會談的秘密，並不再介入汪、蔣合作，中方還要求日本把以上這些承諾寫成書面文字交與中國政府。顯然，日本難以接受這樣的要求。

  此後，日方為了換取中方用書面文件保證日、汪代表的安全，近衛首相和板垣曾寫私函給蔣介石。「宋子良」看到近衛和板垣的信函後挑剔地說：近衛親筆信未確切否定「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第一次近衛聲明，又指責近衛對板垣出席長沙會談未予全面支持，只是抱旁觀的態度。此時中方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9月中旬，中方通知日方：在東北問題和駐兵問題未取得一致意見之前，長沙會談暫行擱置。

  這期間日本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7月，日本內閣改組，東條英機接任陸軍大臣。東條迷於武力，對和談不感興趣。9月，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嚴令中國派遣軍停止和平談判。於是，中國派遣軍決定暫停「桐工作」，觀望形勢的變化。至此，前後經歷近一年的「桐工作」無果而終。

  在這一時期，除了「桐工作」外，中日之間的接觸還有司徒雷登路線、王子惠路線和錢永銘路線等，但這些活動都還處於互探和談條件的初級階段，均未走到像「桐工作」那樣由雙方派遣正式代表坐下來談判這一步。

  「司徒雷登工作」始於1940年2月。燕京大學校務長司徒雷登受華北日軍司令多田駿委託，向重慶轉達日方希望蔣介石政府改變抗日容共政策、實行蔣汪合作的信息。對此，蔣介石一方面向司徒雷登表示，中國有決心打下去，中國希望得到外國的貸款，以解決目前的財政困難；一方面又提出，日本應以重慶政府為對手，中國需獲得不受侵犯的保證，日軍應從長城以南撤出，滿洲問題則留待和平恢復後再作處理，日方提出的防共和經濟合作的內容應加以修正。4月初，司徒雷登返回上海，將蔣介石的這一態度轉達給日方。同時，司徒雷登也向羅斯福總統作了報告，並建議美國政府向中國提供援助，以幫助解決中國面臨的財政困難。但此時「桐工作」的香港會談已經開始，為避免多頭緒進行所造成的混亂，日方暫停了通過司徒雷登的這一臨時路線。

  「王子惠工作」的時間大致與「桐工作」同期。王子惠曾任偽維新政府的實業部長，後辭去偽職，從事中日間的秘密接觸活動。王子惠在日本得知板垣有從速結束戰爭的想法後，將這一信息通過賈存德轉告了孔祥熙。孔要求王子惠儘快與板垣取得聯繫。1940年5月初，板垣會見了王子惠，提出了五項議和條件：（一）中日共同防共；（二）中日經濟合作；（三）取消汪精衛政權；（四）中日休戰；（五）日軍撤兵。板垣並表示他急切希望與孔祥熙會談。孔認為這一條件並不苛刻，可以接受，便報告了蔣介石。但此時「桐工作」已經開始，「王子惠工作」便被暫時擱置。經過一番籌劃，8月下旬，王子惠作為孔祥熙的代表與板垣的代表岩奇清七在上海舉行會談，賈存德等亦參加了談判。談判中，賈發現王對日方讓步太多，而拒絕在記錄上簽字，會談不歡而散。

  「錢永銘工作」則大致始於「桐工作」結束之後。錢系交通銀行總經理，與蔣介石的歷史淵源頗深，時常居住香港。錢與日方在8-9月間就已有所接觸。「桐工作」終止後，日方於10月下旬派外務省參事田尻愛義赴港，會見了錢永銘的代表，提出了日方的條件。錢隨即派人去重慶向蔣介石報告。蔣介石提出：如果日本確認這兩個條件，即（一）無限期延期承認汪精衛傀儡政權；（二）原則上承認在華日軍全面撤兵，中國方面就同意與日方進行談判。11月中旬，錢永銘向日方轉達了這一立場。值得注意的是：11月上旬，重慶政府曾發布了一個措辭激烈的布告，宣布凡是談論中日和平問題的中國人一律以漢奸看待。此刻，中國政府儘管仍在通過錢永銘向日方傳遞中方的談判原則，但不能不說它對於和談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某種微秒的變化。從重慶政府能提出開始談判的先決條件來看，似乎中方此時對「和平工作」的熱情已有所降低，倒是日方顯得更為急切些。

  11月24日，日本四相會議決定先允諾重慶政府所提的這兩項條件，要求其派代表到香港會談。但「錢永銘工作」遭到了日本政府內另一部分人的反對。他們認為「錢永銘工作」是重慶方面阻礙日本承認汪精衛政權的謀略，而主張應及早承認已於該年3月間成立的汪精衛政權。汪政權的首要人物周佛海也力勸日方不要中「重慶拖延之計」，因為根據他所獲得的情報，「渝方暫無和意」。很快，主張承認汪政權的意見便壓倒了主張繼續與重慶政府接觸的意見。11月28日，日本大本營與政府聯席會議決定按預定計劃於11月30日與汪精衛政權簽訂《中日基本關係條約》，同時宣布對汪精衛政權的外交承認。至此，「錢永銘工作」也告中止。

  1940年是中日秘密接觸最頻繁的一年，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經歷了這一高峰時期後，中日間的秘密接觸顯見減少。隨著國際形勢對中國越來越有利，中國失去了與日本謀求不可能是公正的和平的興趣。1941年初，板垣曾通過司徒雷登提出了一個比日方以往所堅持的條件要大大後退了一步的談判條件，表示日方願以撤退山海關內日軍、承認重慶政府、保證中國獨立為條件，以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並表示希望美國出面調停或舉行中、日、美三國會議來解決中日衝突，但此時蔣介石對日方提議談判的態度已不同於以往，他聲稱：中日問題須俟世界戰爭總結束後解決；日本不能持久，最後勝利必屬於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