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德國的短暫中立與中德關係的逆轉

  一　德國保持中立

  中德關係在戰前已有長足發展。由於中德貿易具有互補性，中國需要德國在經濟和軍事方面的技術和經驗，德國擴充軍火工業需要從中國進口其必不可少的鎢、銻等稀有金屬，中德關係的發展勢頭極為迅速。到1936年上半年時，德國對華出口額已超過英國和日本，僅次於美國。中德關係中最為密切的合作是在軍事領域。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建立軍事工業和使軍隊現代化的過程中，德國發揮了顯著作用。它幫助中國擴建和新建了一批兵工廠，並先後派出了以前國防部長賽克特和前參謀總長法肯豪森為團長的軍事顧問團，協助中國進行軍事改革和軍事訓練。到抗戰爆發前，約有30萬中國軍人接受了德式訓練和裝備，整個中國軍隊都採用德式操典、訓練和組織方法。中國的軍火供應大部分也來自於德國。1936年，中國從德國訂購6405萬馬克的軍火，占德國出口軍火的28.8%,占中國自國外輸入軍火武器的80%。中方對中德關係的發展頗為滿意。1936年11月，時任外交部部長的張群曾如此對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評說：「德國迄今在同中國友好的國家中處於首位。」

  中德關係的這一狀況，使德國在遠東衝突中處於一種非常微妙的境地。一方面，維護中德關係的繼續發展無疑符合其國家利益。隨著德國在華利益的不斷增長，它也不希望日本獨占中國，使自己的在華利益被取而代之，因此它不贊成日本大舉侵華。但另一方面，德國在戰略利益上與日本有較大的一致性，它在爭霸歐洲乃至爭霸世界的過程中需要得到日本在東方的協助。德日在1936年11月已訂立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形成了一種非正式的盟友關係。因此，德國的遠東戰略就具有兩個層次：第一，如果可以在中日的戰與和之間選擇，它將贊成和解；第二，如果必須在中日之間作出明確的捨棄選擇，它將偏向日本。在中日關係演變趨勢明朗之前，德國的上策是在中日間保持中立。

  1937年7月20日，德國外交部在給其駐英、美、法、意、日、中、蘇等國使館的電報中表明了德國對中日衝突的立場。德國外交部認為：「中日之間的決戰將使蘇聯政府得利，它很樂意看到日本在其它地方受到牽制，並由於軍事作戰而受到削弱」，「為了我們在遠東的經濟利益並考慮到我們的反共產國際政策，我們對事態的發展極為關注，並真誠地希望這一事件能早日得到和平解決。"7月28日，德國外交部在給其駐日大使狄克遜的電報中進一步表明了它不贊成日本擴大侵華作戰的觀點。該電指出：「我們認為日本的行動是與反共產國際協定背道而馳的，因為它將阻礙中國的團結統一，導致共產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蔓延，其最後結果將驅使中國投入蘇聯的懷抱。」德國外交部明確地通知：「日本人沒有任何理由期望我們贊同他們的舉動。」

  國民政府意識到了德國的這一擔心，它很注意利用反共這一點來取得德國的支持。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曾對德國外長牛拉特說：「日本侵略中國就是替共黨製造機會，世界上真正反共的國家，應該出來阻止日本的侵略。」國民政府向德國保證，它不會讓共產主義在中國發展。孔祥熙在一封致希特勒的信函中暗示中國的制度更接近於德國的制度。他說：中國有一個「唯一的民族主義的執政黨，一個強有力的領袖」，這樣的國家決不會成為蘇俄式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日本有一個「日益腐朽的議會制度，國內無產階級力量日益增長，隨時都有可能爆發革命」。孔祥熙還曾明確地對德國人說：假如中日間的和談不成功，中國將抗戰到底，即使國家經濟崩潰，中國人民投入蘇聯的懷抱也在所不計。德國對中蘇關係的改善和蘇聯對華援助的增加惴惴不安，他們感到「俄國對中國日益增加的援助很快將使我們面臨抉擇——是撒手離開中國，還是促使敵對行動停止？」

  

  中日戰爭擴大之後，德國仍決定儘可能保持中立的態度。9月下旬，牛拉特會見程天放時，表示了德國將繼續中德合作現狀的態度。牛拉特說他曾與希特勒總理「商議遠東時局多次，決定仍嚴守中立，只須雙方不正式宣戰，德對於中國之經濟合作辦法必仍繼續。」牛拉特表示，儘管日本曾對此事提出異議，但德國的態度「絲毫不變」。他還要求程天放保持這一絕對秘密，以免引起麻煩。

  其時，關於德國在中日戰爭中應持的立場，德國政府內明顯存在著兩種意見。一是以希特勒、戈林及里賓特洛甫等納粹或親納粹者為代表，持比較親日的立場；一是以外交部長牛拉特、國防部長白龍柏、經濟部長沙赫特等人為代表的一些政府人士，他們主張持謹慎的中立立場。在抗日戰爭的最初階段，實際主持德國對遠東政策的是這些務實的政府官員。但希特勒也不時進行干預，使德國政策不斷從中立向親日方向傾斜。10月上旬，希特勒發出指示：「在目前的中日衝突中，武裝部隊要避免採取可能以任何方式妨礙和阻止日本實現其目標的任何行動。」他決定「要對日本採取毫不含糊的態度」。根據希特勒的指示，此時主管德國經濟工作的空軍元帥戈林發布了停止向中國出口戰爭物資的命令。但軍方一些重要人士，如參謀總長凱特爾上將、國防部長白龍柏元帥等對此持有不同看法。經與軍方和外交部磋商後，10月20日戈林指示托馬斯上校「仍以目前的方式繼續與中國的貿易」。隨後，白龍柏向有關軍事機關發出命令，許其「繼續以迄今沿用的偽裝方式與中國進行貿易」。

  此後，德貨常常由第三國的船隻通過第三國港口轉運。當日本獲得有關情報而向德國提出抗議時，德外交部回答說：對於中立國船隻運送外國武器，甚至德國私人船隻運送德國出口武器之事，德國政府不承認有任何責任，因為遠東「沒有戰爭」，不存在禁止此類活動的法律。德外交部政治司司長魏茨澤克表示：「不僅日本無權控制或質問德國武器輸華，就連德國政府亦無權阻止私人對華軍售」。牛拉特則強調：「德國武器輸往中國，保持適當之限量。中德經濟之發展，是基於純粹商業基礎，並非經由德日談判所能解決。」

  在此方針指導下，德國繼續維持對中國的軍火供應。由於日軍封鎖中國沿海，中國進口的軍火大部分途經香港轉運。據估計，在戰爭爆發的前16個月中，平均每月有6萬噸的軍火經香港運入中國。其中德國軍火約占60%左右。根據德國資料，德國易貨供應中國的作戰物資，1936年為23748000馬克，而1937年則增為82788600馬克。據一些史學家統計，在抗戰的最初幾個月，中國對日作戰的軍火有80%左右來自德國。美國國務院的情報也表明，德國確實是中國進口軍火的最大來源。據1938年7月5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製成的一份《中國輸入軍火備忘錄》統計，自盧溝橋事變以來，各國輸入中國的武器，包括步槍、重炮、飛機、坦克、載重汽車、防空武器等，德國軍火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品種上都占據第一位，其次為蘇聯。應該說，在英美觀望之際，在蘇聯大批援華物資到達之前，德國軍火對於維持中國初期的抗戰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在這同時，總數達30人之多的德國駐華軍事顧問仍在繼續活動。軍事總顧問法肯豪森等人積極參與了中國軍事計劃的制訂，他們對華北、華東的作戰以及日後對華北、東北甚至朝鮮西岸的空襲都提出過他們的設想和計劃。德國顧問不只是在後方從事圖上作業，他們還常常深入到前線的戰區指揮部參贊戎機。華北戰爭爆發後不久，法肯豪森便奔赴保定，淞滬戰爭中又多次前往淞滬前線。法肯豪森還參與了台兒莊戰役的戰略規劃。

  日本對德國的遠東政策非常不滿，一再向德國提出抗議，強烈要求德國停止對華供應軍火，並撤回駐華軍事顧問。日本認為德國的行動「是對1936年秋德日條約繼續存在的一個威脅」，並聲稱：德如繼續以軍火支援中國，日本將不惜退出德日反共協定。然而德國的回答卻是勸日本「不要言過其實」。德國外交部拒絕了日方提出的撤出其駐華軍事顧問的要求。他們表示：「在目前情況下召回駐華軍事顧問，即意味著與南京政府為敵，德國不考慮採取這一行動。」另一方面，德國政府也對駐華軍事顧問的行動加以限制，命令他們不得參與中國前線的作戰。

  二　陶德曼調停

  實際上，處於兩難境地的德國一直期望中日能坐到談判桌子上來，結束正日益擴大的戰爭。10月21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會見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表示「日本隨時準備和中國直接談判，假如有一個和中國友善的國家，如德國、義大利，勸說南京政府覓取解決辦法，日本是歡迎的。"10月28日，日本外務次官堀內謙介再次對狄克遜表示，日本不贊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的聯合調停，但如果德國能夠推動中國政府來和談，日本政府是歡迎的。

  在收到日本發出的歡迎德國出面調停的信息之後，德國外交部幾乎沒有什麼猶豫便擔當起了「遞信員」的角色。10月29日，德駐華大使陶德曼會見中國外交部次長陳介，表示德國願作中日之間的聯繫途徑，陶德曼並指出現在正是解決中日問題的時機。陳介以中國希望先知道日本所提條件作答。針對中國對即將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所寄予的期望，陶德曼指出該會議不會產生任何實際結果，奉勸中國不可抱有幻想。

  這時中國方面也正在考慮停戰問題。至10月下旬，中國軍隊在南北兩個戰場上均處於不利狀態，集中了31個師、13個旅在北線所進行的太原會戰和集中了70萬兵力在南線所進行的淞滬作戰，失敗的徵兆已很明顯。面對國內軍事的嚴重情況，10月25日，中國國防最高會議討論了停戰問題，從軍事角度分析了它的可行性。會議討論了停戰對於中國軍事的利弊，認為「停戰對士氣不利」，但同時又指出：「目下現役部隊略已使用完盡，此後補充者多系新募，未經訓練，故戰鬥力益見低劣，故以適時停戰為有利」；「械彈器材、被服糧秣之積儲已用至半數，後續補充堪虞，故以適時停戰為有利」。會議還認為：由於目前晉、魯、滬方面作戰成敗尚未最後決出，「故在目前停戰，外交形勢尚不惡劣」。會議還就停戰對於中日雙方的利害進行了分析和比較，認為敵我雙方都會利用停戰來進行調整補充，但對中國有利的因素更多一些，諸如：「增築防禦工事及設備，於我有利，因我方為防禦。組織民眾及游擊隊，於我有利，因在我國土作戰。增強各地防空組織與設備，於我有利，因我空軍劣勢，不能襲擊敵國。整理後方交通，於我有利，因無空襲。軍械彈藥器材之輸入，於我有利，因我方所購之彈藥等，愈遲則到者愈多。」因而，國防最高會議的結論是：「綜觀以上利害比較，停戰或短期停戰於我物質上均較有利。故在有利之條件下，自可接受。」

  日方在經過一番試探後，11月2日，外相廣田會見狄克遜，正式提出日方的議和條件。該條件主要包括7個方面的內容：（一）內蒙古自治，建立一個與外蒙古相似的自治政府；（二）擴大華北非軍事區，由中國警察和官吏維持秩序，中日如能締結和約，則華北行政權交給南京政府，但要委派一親日首長，如不能締結和約，華北將建立新的行政機構；（三）擴大上海非軍事區；（四）中國停止反日政策；（五）共同防共；（六）減低對日本貨物的關稅；（七）尊重在華外僑權利。

  11月3日，德外交部電令陶德曼將日方條件轉告中國。11月5日，陶德曼會見蔣介石，轉告了日方條件。其時，布魯塞爾會議剛剛開始，中國力爭在英美列強的參與下解決中日問題，無意立即與日本直接談判。對於日方的要求，蔣介石雖未明確拒絕，但表現出相當冷淡的態度。蔣介石的回答主要表示了中國方面的三點意見：（一）如果日本不願意恢復戰前狀態，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二）日本人現在執行的政策是錯誤的，假如日本繼續作戰，中國不會放下武器；（三）中國現在不能正式承認收到日本的要求，因為中國現在正是布魯塞爾與會各國關切的對象，各國「有意要在九國公約會議的基礎上覓取和平」。蔣介石還聲稱：如果中國政府被打垮了，「那麼唯一的結果就是共產黨勢力將在中國占據優勢」。這就意味著日本無法與中國議和，因為共產黨是從不投降的。蔣介石表現出對立即停止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更感興趣。他向陶德曼提出：「在敵對行動繼續進行的時候，是不可能進行任何談判的。」他表示：假如德國「向中國和日本提議停止敵對行動，作為恢復和平的最初步驟，中國願意接受這一提議」。鑑於國民政府反應消極，德國的調停行動暫時中止。

  中國曾寄希望於九公約會議伸張正義，結果大失所望。會議並未採取任何措施來制裁日本，而只是呼籲中日雙方以克制態度來實現和平。這對國民政府的戰和政策，不能不產生重大影響。布魯塞爾會議之後，中國對陶德曼調停顯示出較大的興趣；中國軍隊在淞滬會戰和太原會戰中的失敗，也迫使最高當局利用停戰喘息的問題。蔣介石本人此時顯然已有意接受德國的調停。他在1937年11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為緩兵之計，不得不如此耳。」

  12月2日，蔣介石召集高級軍事將領會議，參加者有白崇禧、顧祝同、唐生智、徐永昌等人。會議聽取了外交部次長徐謨關於此事的報告。各將領詢問有無別的條件，是否限制中國的軍備。徐謨回答說：德使稱別無條件，只要中方答應即可停戰。於是，各將領陸續表示同意就此條件進行談判的態度。最後，蔣介石表示兩點：（一）德國調停不應拒絕，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同日下午5點，蔣介石會見了陶德曼，表示中國願意接受德國的調停，同意以日本先前提出的各點作為談判的基礎。但他同時表示，他不能接受「那種認為日本在這場戰爭中已經成為勝利者的看法」，中國願以協調和諒解的精神，討論日本的要求，但日本切不可以勝者自居，將所提條件視為最後通牒，「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後通牒」。蔣介石還明確表示了中國政府的最低立場，即「華北的主權、完整和行政獨立不得侵犯」。

  戰場上的勝利，使日本軍方的強硬派的勢力更為壯大。他們對中國政府的談判姿態很不滿意，要求根據新形勢重新研究以後的新條件。內相、預備役海軍大將末次信政就曾在大本營與政府聯席會議上聲稱：「除非把和平條件訂得十分強硬，否則，我們的人民就會不滿。」他認為南京政府已經陷入困境，「如果我們稍微放鬆作戰，蔣政權顯然會恢復元氣，但如果我們再推它一把，它就會倒了。」日本首相近衛也認為此時不宜對中國顯示寬宏大量。12月14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聲稱「國民政府毫無反省之意，日本決心提攜親日政權，徹底懲罰抗日政權，從而根本上解決日華問題。」

  日本軍政首腦經過多次討論，於12月21日的內閣會議上正式議定了《為日華和平交涉致德國駐日大使的復文》及有關談判條件的極密的具體解釋。次日，廣田據此約見狄克遜，提出了日方新的談判條件：（一）中國應拋棄親共、反日、反滿政策，並與日本及「滿洲國」合作，實行反共政策；（二）在必要的地區建立非軍事區和特殊政權；（三）中、日、滿締結關於在經濟上密切合作的協定；（四）中國償付日本所要求的賠款。狄克遜對這四項條件的具體內容提出詢問，廣田對他作補充說明：第一條意味著中國承認滿洲國，並希望中國廢止中蘇條約或參加《反共產國際協定》;第二條指在華北和長江流域建立非軍事區，在內蒙古建立特殊政權，華北政府將擁有廣泛的權力，它不屬於中央政府，但是在中國的主權之下；第三條指中日訂立關稅協定、一般貿易協定等；第四條即中國賠償戰費和日本財產損失費。廣田要求德國暫不要讓中國知悉他對這四項條件的補充說明。此外廣田還向狄克遜表示：中國如接受條件，須派代表來日本，在一定的時期和指定的地點進行和談。在和談期間，日軍將繼續進行軍事行動。只有到和約締結時，才有停止軍事行動的可能。同時，廣田還聲明，日本要求在年底左右獲得中方的答覆。從這些條件來看，日方此時已自居於受降者的地位。

  12月26日，陶德曼將日方的四項要求（不含具體解釋）轉告孔祥熙。由於這四項要求過於廣泛和模糊，日本可以在這四條之下提出若干苛刻要求，中國政府即使此時很想妥協，也不敢貿然接受這些條件。蔣介石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倭所提條件如此苛刻，決無接受餘地。」次日，孔祥熙對陶德曼說：日本提出的是無所不包的條件，它猶如一張空白支票，日本也許需要十個特殊政權和十個非軍事區，沒有人能夠接受這樣的條件。

  中國外交部還將上述日本條件電告中國駐外各使節，令其轉告駐在國政府，以聽取各國的意見。中國外交部在向蘇聯駐華大使通報情況時曾表示：「我國政府認為這些條件沒有考慮餘地。」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在聽了郭泰祺的通報後表示：日本的這些條件是嚴酷的，甚至是殘暴的，他完全贊成中國拒絕予以考慮的態度。法國外交部秘書長萊熱向顧維鈞指出：中國唯一正確的政策就是繼續抵抗，並且拒絕同日本議和。他感到中國談和平已經談得太多，其實只要繼續進行游擊戰，中國最後是能把日本拖垮的；如果目前向日本求和，就等於甘心投降，因為日本不願意接受低於投降的條件。

  12月27日，蔣介石召集汪精衛、孔祥熙、張群等要人到其寓所會談，討論應付辦法。蔣介石表示：「國民革命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決不能屈服於敵人，與之訂立各種不堪忍受之條件，以致我國家與民族永遠受其束縛。只要我國政府不簽字於任何不平等條約之上，則我國隨時有收回國土、恢復主權之機也。」眾人一致同意，對日本所提條件一概不予理會。29日，蔣介石又對于右任等人表示：「倭寇所提條件，等於征服與滅亡我國，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

  12月30日，陶德曼奉命將廣田對狄克遜的補充說明，作為德國駐日大使與日要人的「談話印象」轉告中國。但中國政府遲遲未作答覆。1938年1月5日，廣田會見狄克遜，指責中國政府向列強透露日本所提的和談條件，他表示「日本無法忍受中日和平談判條件演變為國際性之探討」，要求中國政府迅速作出答覆。

  日本於1938年1月11日召開了御前會議。日本首相、陸相、海相、外相、樞密院議長以及參謀本部和軍令部的總長、次長等出席了會議。會議議定了《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方針》，決定：「如中國現中央政府反省醒悟過來誠意求和，則根據附件（甲）所開日華和談條件進行交涉」，「如果中國現中央政府不來求和，則今後不以此政府為解決事變的對象，將扶助建立新的中國政權」。

  1月12日和13日，陶德曼三次約見王寵惠，催問中國政府的明確答覆。王寵惠最後宣讀了一份聲明，內稱：「經過適當的考慮後，我們覺得，改變了的條件範圍太廣泛了。因此，中國政府希望知道這些新提出的條件的性質和內容，以便仔細研究，再作確切的決定。"1月14日，狄克遜將中國聲明全文轉交廣田，廣田對中國政府的不明確態度大為不滿。他認為中國方面已經知道了作一個肯定或否定答覆所需要的一切細節，現在作這樣一個不置可否的聲明，「簡直是遁詞」。他覺得中國方面沒有和平誠意，是在採取拖延戰略。他把中國政府的答覆提交給正在召開的內閣會議。內閣得出的結論是：「再不能理睬這樣的拖延政策，應按預定方針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採取下一步措施。」

  1月16日，近衛內閣發表政府聲明，宣稱：「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正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和發展。」兩天後，日本政府再發表「補充聲明」，聲稱「所謂『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較之否認該政府更為強硬」，「意在否認國民政府的同時，把它徹底抹殺。」

  1月18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指出：「中國抗戰之目的為求國家之生存，為維持國際條約之尊嚴。中國和平之願望雖始終未變，中國政府於任何情況下，必竭全力以維持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絕非中國能承受。」至此，被後世歷史學家稱為「陶德曼調停」的德國斡旋無果而終。

  三　中德關係的逆轉

  陶德曼調停失敗後，德國就不得不面臨著在中日戰爭中作出公開抉擇的問題。在長期化的戰爭面前，它不可能長久地既忠實於盟友，又交好於中國，德國的遠東戰略更需要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國。因此，當中日和解的希望徹底斷絕之後，德國遠東政策的調整勢在必然。1938年2月，希特勒對內閣進行重大改組，主張在中日戰爭中持中立態度的國防部長白龍柏和外交部長牛拉特相繼去職。希特勒親自執掌德國武裝部隊的最高指揮權，主張親日的里賓特洛甫接掌外交部。德國對華政策隨之發生轉變。2月20日，希特勒在國會發表演說，宣布承認「滿洲國」，並正式承認日本宣揚的入侵中國是為了反共的觀點。希特勒認為日本是防止東亞赤化的中堅力量，是東亞安定的因素。

  中國駐德大使程天放同日致電蔣介石，認為德國「以突然手段承認偽國，其袒護日本不復顧全我國友誼之態度已昭然若揭」，德國政府已決定採取親日政策，此後不會再有變更的可能，「我國再事敷衍，恐亦無效果可言」。因此，他建議中國政府明令召回大使，以表示對德之不滿，同時向德方提出嚴重抗議，並通知其他各國，以示中國態度之堅決。但是，國民政府由於希望繼續得到德國的軍火供應及不使其召回軍事顧問，而採取了一種基本上是委曲求全的態度，儘量不使事態擴大，只是由程天放在2月24日向德外交部送交一照會，對德國的這一做法表示抗議便作罷。

  中國政府採取低姿態的用意在於指望能繼續從德國得到軍火。3月初，蔣介石還致電中國駐德商務專員譚伯羽，要他向德國再訂購一批武器，包括迫擊炮300門、炮彈90萬發、手槍2萬枝、子彈4000萬發、高射炮300-500門（每門配彈5000發）。在中國政府的努力下，德國仍然對華提供一定數量的軍火。2月間，有12架德國的轟炸機和戰鬥機運抵香港。3月中，又有一批價值3000多萬馬克（約合1000多萬美元）的軍火由德國船隻運到香港。

  然而，中國政府在具體問題上的忍讓並不能阻止德國在總的戰略上疏華親日的步伐。3月3日，德外交部次長魏茨澤克約見譚伯羽，稱德國「決定為保持中立計，在中日兩國紛爭期間，不收兩國軍事學生」。他通知譚伯羽，德國將停止接受赴德深造的中國陸、海軍學生，已在德國就學和受訓者，限於8月31日結束。4月27日，魏茨澤克又向程天放表示了要召回其駐華軍事顧問的意願，他表示：「德政府為對中日戰爭採取完全中立態度起見，覺得德國軍事顧問此時在華服務，殊有偏袒一方之嫌疑，故甚願其離開中國。」

  其時，德駐華外交官和軍事顧問都不願中斷中德關係。陶德曼在2-3月份多次上書德國外交部，要求繼續援華。陶德曼建議應繼續向中國提供戰爭物資，以換取外匯，這樣的活動可以通過私人商號來進行。他反對從中國撤出軍事顧問，他指出：如果這樣做，它「在這裡所產生的影響將是災難性的，結果將是蘇聯顧問取而代之，那時，中國軍隊將成為一支蘇聯的軍隊。」德國軍事顧問也不願從中國撤出。4月30日，法肯豪森在給德國外交部的答覆中陳述了撤回軍事顧問的困難，他解釋說：德國軍事顧問是根據顧問個人與中國政府之間簽訂的合同而應聘的，單方面中止合同除了要在法律上承擔破壞合同的責任之外，還得損失錢財，為未滿期限作出賠償。但德國外交部決心已定，回電錶示：德國政府準備為這些顧問們支付回程路費，並對與此有關的所有損失給予適當的賠償，同時又威脅說：「此間正在考慮針對有關顧問的嚴厲措施，以防止有人拒絕同意撤離。」

  5月21日，陶德曼奉命會晤王寵惠，希望國民政府允許德國顧問解除契約回國。王寵惠當即表示：如果撤回德國顧問，中國國民必將以為德國將間接袒日而反對中國；「德國顧問系以私人資格在華服務，他國國民亦有以私人資格在吾政府機關服務，該顧問與各該國政府，實無任何聯繫，自不至於涉及中立問題，望貴國政府再加考慮。」王寵惠還再次打出蘇聯這張牌，聲稱：「如果中央政府岌岌可危，就會出現這樣的危險：被驅往絕境的人民將會背離政府的意願投入蘇聯的懷抱。」

  但德國政府不為所動。6月13日，里賓特洛甫指令陶德曼向中國政府聲明：如果中國政府反對讓德國顧問回國，德國將立即召回駐華大使。同時，德國政府對其駐華顧問亦施加高壓。6月21日，德外交部發出嚴令他們儘快離開中國的電報稱：「留華全體德籍軍事顧問凡職務未停者一律立即停止，並儘速離華，必要時雖違反中國政府意旨，亦在所不恤。」德國外交部警告說：「顧問中如有違反此令者，即認為公然叛國，國內當即予以取消國籍及沒收財產處分。"7月初，德國顧問終於離華。在此同時，德國與中國的軍火交易也被叫停。

  儘管4月27日掌控德國經濟大權的戈林公布禁止向中國運送武器的通告；5月3日希特勒密令國防部全面禁止軍火輸華，至此德國半公開的對華軍火供應宣告結束，但中國政府仍力圖儘可能地維繫已被大大地削弱了的中德關係，不使之過於惡化，以圖繼續秘密地得到一些德國的物資。5月13日，孔祥熙請示蔣介石：是否對德國下令禁止軍火輸華一事提出抗議或正式質問。蔣介石在此件上批示：「對德事暫作靜觀。」中國仍在爭取業已成交的德國軍火能啟程運華。5月27日，托馬斯對譚伯羽表示：中國已經訂購的軍火仍然可以秘密起運，但不能直接運往中國，須經另一國家轉手，另外續訂新的軍火則再無可能。

  這以後仍有少量軍火得以從德國運出，如原定7月初交付運華的一批軍火，就假借芬蘭訂貨的名義，秘密起運赴華。這批軍火內有榴彈炮炮彈6000發，47厘米炮彈18000發，毛瑟槍5000枝，槍彈3700萬發。據《國際事務概覽》載，廣州失陷之後，滇越鐵路所運輸的物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德國軍火。

  國民政府仍在積極謀求維持兩國間一定程度的經濟聯繫。經過多次的秘密接觸和談判，1938年10月4日，孔祥熙與德國合步樓公司（該公司此時實際上已成為德國所有在華廠商的監管機構）的代表佛德博士口頭達成了一個暫定以1年為期的易貨貸款合同，議定中國向德國提供礦產等原料，德國向中國提供1億馬克的貸款。這一協議顯然是與德國的總的國策相背離的，因此它並未得到德國政府的批准，1億馬克的貸款協議遂成泡影。

  儘管這一協議未獲批准，但不少德國軍火及設備等仍通過香港運入中國。此事由合步樓駐港代表和中國軍方設在香港的一家商號負責接洽。在他們的安排下，德貨通過廣東和海防運往廣西和雲南。根據德國外交部的要求，這些軍事裝備只能以零部件的方式運出，待運抵中國後再行裝配。在中國政府的努力下，中德間以貨易貨的交易仍在斷斷續續地進行著。據統計，1938年德國從中國進口鎢砂8962.2噸，超出了1937年的進口量，占該年德國鎢砂進口總量的63%;進口桐油7293噸，占該年德國進口總量的99.7%。即使到1939年，德國從中國獲得的鎢砂在1至8月間也達到了3700噸，占同期德國進口量的50%。在這同時，德國的軍火和武器等則通過易貨形式不斷流入中國的大後方。

  1939年9月，歐洲戰爭爆發，但中國政府仍力圖維持中德經濟關係。由於德國與英法已處於交戰狀態，受英法控制的緬甸和印度支那通道便對中德間的貿易加以禁止。其時蘇德訂有中立條約，形成了某種事實上的協作關係，於是蘇聯便成為中德間貿易聯繫的一個重要渠道。中國輸往德國的物資，便假借蘇聯訂貨的名義，從兩個方向上通過蘇聯運往德國：一條線路是先由內地運到香港，再由蘇聯船隻運至海參崴，然後穿越西伯利亞，通過蘇聯境內的鐵路運往德國；另一條線路是通過陸路，由新疆運往蘇聯的阿拉木圖，再經由莫斯科運往德國。1939年中，儘管德國對華貿易額有較大幅度的下降，但仍達到了11020萬馬克（其中有一小部分系輸往淪陷區）。德國在中國的進口額中仍占有12.64%的份額，居於第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