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英美邁出援華的最初步伐

  一　國聯會議與九國公約會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建立的由英、美、法所主導的世界秩序中，國際聯盟和九國公約締約國會議起著重要作用。在中日衝突升級為全面戰爭之後，日本竭力抵制第三國對其侵略戰爭的干預，鼓吹中日直接交涉，而國民政府則力圖促成事件的「國際化」，即讓中日衝突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把列強引進中日問題的交涉中，以借列強之力壓迫日本作出讓步。國民政府積極求助於有關的國際條約組織，意圖在國際講壇上揭露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喚起各國的關注與同情，並力圖以國際條約來保護自己。

  中國政府所訴求的第一個國際組織便是國際聯盟（簡稱「國聯」）。中國是國聯創始會員國之一。《國聯盟約》第十一條規定：「凡任何戰爭或戰爭之威脅，不論其直接影響聯盟任何一會員國與否，皆為有關聯盟全體之事。聯盟須採取適當有效之措施以保持各國間之和平。」對於國聯的軟弱，中國自「九一八」以來已早有體會，但在面臨淪亡的危局中，任何一點可借力的希望都是要極力爭取的。這一思想明顯反映在1937年8月2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致國防最高會議的一封信函中。該函分析說：「我國若訴諸國聯，縱然不能得其實力上之援助，則至少亦可得國際輿論上之同情，而輿論上之同情在國際戰爭上，往往發生不可思議之助力，……在戰爭期間，國際間之助力無論如何微小，均有一顧價值，而況國際聯盟會員60餘國，其心理上之同情與精神上之援助，其力量亦正不可忽視。」

  8月30日，中國代表向國聯秘書處遞交照會。照會指責日本的侵略系有預定計劃，並已違反了現行的各種國際條約，如國聯盟約、1927年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等。9月12日，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顧維鈞正式向國聯秘書長遞交了中國政府的申訴書，指出日本正以其陸、海、空軍全力進攻中國，侵犯了中國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根據盟約第十條和第十一條，此種事件實已關係到國聯全體成員國，因此國聯應受理此案。申訴書「請求適用國聯會章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七條，並向國聯行政院訴請對於上述各條所規定之情勢，建議適宜及必要之辦法，採取適宜及必要之行動。」同日，出席國聯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向報界發表聲明，揭露日本軍隊在中國的侵略行為，指出日本的侵略不只威脅著中國，也危及世界的和平。聲明指出：「日本違反其莊嚴簽署的國際條約，瘋狂推行占領中國的政策，並夢想在亞洲和太平洋建立其霸權統治」，聲明呼籲：「作為一個由多數愛好和平國家參加的大型集體組織，國聯應當制定和採取迅速而有效的措施，制止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以維護神聖的國際義務。」

  9月13日，國聯大會開幕。次日，國聯行政院宣布了中國的申訴，並將它列入議程。英、法認為，最要緊的是獲得美國的合作。鑑於美國不是國聯成員，它不可能參加國聯行政院會議，英、法便提議把問題提交到有美國觀察員出席的遠東諮詢委員會上去討論，從而把美國也拉入國聯的討論中來。9月16日，國聯行政院正式指派遠東諮詢委員會調查中日衝突問題。但日本拒絕參加國聯會議。日本在給國聯秘書長的答覆中重申只有中日直接交涉才能真正解決問題：「關於本事件之解決，本帝國政府前已屢次聲明，現仍堅信，凡涉中日兩國之問題，其公正、持平以及切乎實際之解決辦法，當能由兩國自行求得之，……對於國際聯合會之政治活動，本帝國政府現無改變其從來行動路線之理，故對於諮詢委員會此次邀請，歉難予以接受。」

  正在國聯開會期間，日本於9月下旬的最初幾天對中國非軍事目標的南京和廣州地區公然進行了大規模轟炸，激起世界輿論的強烈反對。英、美、法、蘇以及德、意政府都向日本的這一野蠻行為提出了抗議。中國代表團決定利用這一事件，為要求宣布日本為侵略者和對日本實行石油禁運打開道路。9月24日，蔣介石在南京答外國記者問時再次強調：中國抗戰，不僅在中國之存亡，亦為九國公約、國聯盟約伸張正義。他要求各簽字國應遵守其義務，援助中國。

  面對日本的肆無忌憚，英、法也想作出適當的反應。9月25日，國聯秘書長為英、法準備了一份關於中日局勢的備忘錄，該備忘錄顯然是經過英、法雙方協商後才擬就的。其計劃採取的主要行動有：宣布不承認由日本武力所造成的任何變動；拒絕承認中日糾紛只是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問題，堅持認為，從和平的利益來看，它也是關係到國聯和其他國家的問題；出於人道主義考慮，給中國以援助；聲明保留在將來適當的情況下進行調節和採取類似措施的可能。當天晚上，英國代表團向報界發表聲明，表示英國將支持中國，英國擬免除中國在當年度的應付債務款項，並將向中國提供救濟捐款。

  為了更靈活地推進有關工作，10月1日，遠東諮詢委員會決定由英、法、蘇、澳、比、荷及中國等13國組成小組委員會，授權它審查和探討有關問題，並向遠東諮詢委員會提供可供討論的主導意見。10月5日，小組委員會提出決議草案，並獲諮詢委員會通過。10月6日，國聯大會通過了由諮詢委員會提交的決議。

  國聯決議由兩個報告書組成。第一報告書指責日本違反條約義務。該報告書在結論部分指出：日本在中國採取的軍事行動，「不能根據現行合法約章或職權認為有理由，且系違反日本在九國公約及巴黎非戰公約下所負之義務」。第二報告書駁斥了日本人所聲稱的中日爭端只能由兩國自行解決，第三國不能介入的說法，指出「國聯有依照盟約及條約下之義務，以謀迅速恢復遠東和平之職責與權利」。決議對中國的抗戰表示了同情和支持，聲明：「大會對於中國予以精神上之援助，並建議國聯會員國應避免採取一切結果足以減少中國抵抗之能力，致增加中國在現時衝突中之困難之行動。」決議建議國聯會員國「應考慮各該國能單獨協助中國至何種程度」。會議還決定提議召開有美國參加的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討論中日衝突問題。

  日本繼續採取與國聯對抗的立場。在國聯報告書通過之後，日本政府於10月9日發表了反駁聲明。聲明顛倒是非，指責中國頑固地實行排日抗日，企圖把日本的權益排除出中國，並稱中國系有計劃地挑起衝突，日軍在中國的行動只不過是在進行自衛，以消除中國對日挑釁行為的根源，使其拋棄排日抗日政策，在兩國之間真誠合作，以實現東亞的和平。聲明稱國聯和美國「全然不理解本次事變的真相和帝國的真意」，對此表示甚為遺憾。

  在國聯會議上，中國爭取物資援助或制裁日本的目標均未達到，國聯把採取實質性的具體行動的問題推給了九國公約會議。儘管中國代表在會議上疾呼援華制日，但並不能影響會議的進程。顧維鈞曾力圖在將要提交國聯大會通過的報告中加上希望國聯成員國以「物資供應及金融措施援助中國」的字句，但未被採納。當然，就對國際輿論的影響來說，國聯會議還是發生了一些積極作用的。顧維鈞認為，會議「雖然沒有達到我們期望的目標，但是公眾輿論要比大會初開幕時我們所預料的好」。國聯會議還為今後中國爭取國際援助打下了基礎。在國聯大會閉幕的次日，中國代表團致電外交部，建議應當利用國聯贊成給予中國援助的決議，對中國的需要和外國可能的供應，提出具體計劃或明確要求。

  中國政府期望九國公約會議能有所作為。美國的態度似乎也給中方帶來了某種希望。10月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了著名的「防疫隔離」演說。羅斯福指出：目前「國際上毫無法紀的瘟疫正在蔓延」，有的國家正違反莊嚴的條約，侵犯那些對其從未造成任何危害的國家的領土，這對世界和平與每一個國家的幸福與安全形成了威脅。他說：當出現戰爭瘟疫時，「最為重要的是，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必須堅持表達和平的願望，以使那些圖謀破壞彼此間協定和他國權利的國家停止其作為。「10月6日，即在國聯決議通過的當天，美國國務院也發表聲明說：「美國政府鑑於遠東事態的發展，不得不得出結論說，日本在華之行動，與國和國之間的關係不符，也有違九國公約、凱洛格-白里安公約的條款」。

  但此時美國的孤立主義的勢力仍很強大。在羅斯福的「隔離演說」發表之後，孤立主義者便指責羅斯福是在鼓動戰爭，攻擊羅斯福是戰爭販子，反對的聲勢頗為浩大，有的眾議員甚至提議彈劾總統。於是，羅斯福很快從他芝加哥演說的立場上後退。羅斯福向出席布魯塞爾會議的美國代表戴維斯發出指令，要求戴維斯務必記住美國不想被推到第一線，成為未來行動的領導者或倡導者。

  中國政府對會議失敗的可能性亦有所估計。10月19日，中國政府特派顧維鈞、郭泰祺和錢泰組成出席該會的中國代表團。10月24日，中國外交部致電中國代表團，指示中方的應付方針。該電第一條便指出：「依照目前形勢，會議無成功希望，此層我方須認識清楚。」但同時又要求代表團對各國代表態度須極度和緩，並須表現出中方希望會議獲得成功、爭取在九國公約的精神下解決問題的願望，使各國認識到會議失敗的責任應由日本擔負，而切不可由於中方態度的強硬致使各國責備中國。該電說明了中國之所以如此應付九國公約會議的真正目的「在使各國於會議失敗後對日採取制裁辦法」。

  11月3日，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在布魯塞爾開幕。英、美、蘇等國代表相繼在大會上作基調發言。戴維斯指出：中日戰爭不只使中日受損，世界各國都感受其害。因此與會各國應設法尋找雙方可以接受的基於條約的公正條件。蘇聯外長李維諾夫的發言表現出比較積極的態度。李維諾夫批評以往的國際會議往往忘了它的成立目的，為獲一時苟安，不斷對侵略者讓步，結果新侵略事件不斷發生，新會議也不斷召集；再加上各國間意見不一，就更給侵略者造成機會。李維諾夫還提醒會議不可掉入侵略者的和平陷阱。這種和平一方面對侵略者說：「放心好了，搶來的都是你的。」一方面對受害者說：「愛你的侵略者。不要與邪惡對抗。」他希望「此項會議不蹈覆轍，得有結果，立成一公正之和平，不可因求會議之成功，犧牲被侵略者。」

  日本拒絕參加九國公約會議，聲稱：中日糾紛，「由對於東亞利害關係不同，甚至毫無利害關係之各國開會解決，其必反使事態益趨糾紛，而有礙正常之收拾」。布魯塞爾會議再次向日本發出邀請，但日本於11月12日回電再次拒絕。日本答稱：「日本既迫不得已而採取目前之自衛行動，則此項行動自不在九國公約範圍之內，……日本政府深信以集體機構，如比京會議所為之干涉，徒刺激兩國之民情，而使有關各方引為圓滿之解決更不易得。」

  日本的再次拒絕，表現出它絲毫不肯讓步的態度。這使英、美、法代表大為不滿，並促使其態度轉向強硬。在11月13日的會議上，英、美、法代表一致反駁了日本有權侵入中國反對共產黨的荒謬理論。他們指出：各國內政制度有自由選擇之權，它國不能強行干涉而充當「意識形態的十字軍」。中國代表亦就此強調指出：日本政府已以它最近的答覆在各國代表面前關上了調停與和解之門，因此中國籲請各國停止對日本提供戰爭物資及信貸，並對中國提供援助。英、美代表準備採取某些行動。戴維斯要求美國政府拒絕向日本提供貸款，不承認日本的征服，並要求英國在這一方面給予合作。英國代表艾登對此作出了積極的反應。

  11月15日，布魯塞爾會議通過宣言，批駁了日本所鼓吹的中日戰爭僅僅是中日兩國之間的事情的觀點，指出：「這場衝突實際上涉及1922年華盛頓九國公約和1928年巴黎非戰公約的全體簽字國，實際上也涉及到國際大家庭的所有成員」，它「給各國人民帶來一種恐怖感和憤慨，使整個世界感到不安和憂慮。」針對日本要用武力「使中國放棄現行政策」的企圖，宣言指出：「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國家動用武裝力量去干涉它國內政的根據。」宣言最後宣稱：對於日本「固執與其它所有簽字國相反的見解」，「各國代表不得不考慮其共同態度」。

  宣言通過後，會議決定休會一周，以便各國代表有機會與本國政府商討下一步的行動。中國政府對這一宣言比較滿意，命令中國代表團向美、英代表團轉達中國政府對他們的同情和協助態度的讚賞。然而出於戰略利益、實際力量、國內輿論等方面的考慮，英、美政府此時尚未想邁出由道義支持到行動支持這一步。宣言通過之後，美國國內對戴維斯的批評之聲甚高，孤立主義勢力在國會和輿論界發出了「召回戴維斯」的強烈呼聲。英國決策集團也不贊成採取積極行動。英國參謀部11月12日的一份重要報告指出：英國不具備同時抵抗德、意、日的能力，因此從國防角度來看，英國應該努力「減少我們的潛在敵人的數目，獲得潛在盟友的支持」。這一工作的重要性「怎樣估計也不會過高」。

  在來自國內的壓力下，布魯塞爾會議代表的態度又趨向消極。11月22日，布魯塞爾會議復會。在會前磋商中，中國代表向英、美代表提出：會議應採取助華制日的有效辦法，如提供軍事物資，英、美、法聯合進行軍事演習等。但英、美代表認為：如各國明顯助華，恐反促成日本實行封鎖，使中國現有的物質援助亦不可續得，且這一辦法難望在大會通過。11月24日，與會國舉行最後一次會議，再次通過了一項宣言。該宣言除了重申了11月15日宣言的原則外別無新意。宣言聲稱：「九國公約所載各項原則，乃係維護世界和平、促進有秩序的國家生活與國際生活所必須加以尊重之基本原則」，它向中日雙方建議「停止戰爭，並改取和平程序」。

  國聯會議與布魯塞爾會議未能取得中國政府所期望的實質性的進展，但仍具有積極意義。它們使世界更清楚地了解了中日衝突的真相，使世界輿論更多地傾向於中國。這兩次會議的報告書或宣言都對日本持批評態度，以往各國對中日衝突持「絕對中立」的態度有所改變。而且，道義上的援助必將為以後的物資援助打下基礎。中國參謀部早在7月下旬所擬的一份《國防外交政策提案》對這一情況就曾有所預計。該提案認為：指望歐美各國在目前的中日衝突中對我將有積極援助，則未免奢望，因為各國在遠東均無生死關係之利害，且各有其他牽制問題。目前我國所能期望於各友邦者，不外乎精神援助、經濟援助及軍事上的牽制力量，「精神援助雖似空洞，但對於我敵人方面，隨時有變為經濟制裁之可能」。國聯和九國公約會議的積極結果，正是為這一將來的轉變準備了條件。

  二　英美對日妥協

  （一）英國對日妥協

  日本侵略中國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國在各方面都成為日本的附庸，這就不能不與早已捷足先登而在中國占有巨大權益的英、美等西方列強產生矛盾。西方列強所關注的重點自然是在歐洲。在實力有限，無法東、西兼顧的情況下，列強在遠東實行了退卻政策，不斷以妥協和讓步來求取與日本的短暫相安。對於不斷發生的各種打擊其在華權益的行為，列強或忍氣吞聲地接受，或抗議和交涉一番後再接受，沒有任何堅定的反抗。

  日本與西方列強關於日本占領區的中國海關（即上海海關）稅款的談判，充分表現了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勢和列強的步步退讓。由於英國官員占據了海關總稅務司等大多數海關高級職務，有關中國海關問題的談判主要是在英、日之間進行的。

  1937年11月，日軍在攻占上海後，就要求江海關（即上海海關）稅務司援引天津海關前例，將一向由中國中央銀行存放的江海關稅款改存於日本正金銀行。其實，在天津海關稅款的問題上，日本已經讓中國及有關列強上過一次大當。在使用武力威脅和空頭允諾誘迫英籍稅務司將天津和秦皇島兩海關的稅款存入正金銀行後，日本自食其言，不肯繼續從該稅款中按比例撥付由關稅作擔保的各種外債份額。上海是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江海關的稅收占全國海關總稅收的50%,其重要程度遠非天津海關所能相比。為此，英國和日本展開了幾近半年之久的討價還價。

  11月下旬，日本駐滬總領事岡本季正已對江海關英籍稅務司的羅福德表示，由於上海現在正處於日軍的控制之中，在上海的中國政府機關就應當由日本管理。岡本提出派日籍監視員到海關進行監督的要求，否則日本就要接管海關。12月30日，岡本向英籍總稅務司梅樂和再次提出派日本監視員進駐海關的要求，聲稱「現時在日軍占領區域內，不准任何中國政府機關獨立行使職權，海關係中國政府機關之一。」對此，英方則強調中國海關的特殊性，指出：「其所以有異於其它中國政府機關者，為因其具有國際性質」，海關的設置「既關係中外利益，復多根據中外條約的規定」；無論海關的設置還是稅款問題，跟有關列強都有關係。因此，如要作重大變動，應於事先徵求有關國家意見。

  1938年1月20日，日方向羅福德提出新建議，要求他以江海關稅務司名義在正金銀行開立江海關稅款帳戶，日方允諾他有權從上述帳戶中提取海關行政開支和該關應攤付的外債賠款。羅福德傾向於同意以日本的這一建議為談判基礎。梅樂和意識到中國政府可能會表示反對，因為這將使「中國關稅金庫的鑰匙掌握在日本人手裡」，中國政府以往用以償還內債和部分行政開支的稅款就會被日本控制；而且，由於日本控制了稅款，「非經日本同意，中國就不能以關稅為擔保舉借外債了」。但梅樂和仍認為可以日本的建議為基礎進行談判，並決定將此事通報英、法、美政府。

  但英國外交部此時還不想作出太大的讓步。1月30日，英國駐華代辦賀武在致梅樂和函中表明了政府方面的態度。該函強調：英國政府一向反對把江海關稅款全部存入正金銀行，因為江海關稅款的絕大部分是用來償付外債和賠款的，其中日本所占的比例比較小，因此日方要求將全部稅款都存入日本銀行就非常不合理。1月31日，美國駐日大使格魯在給日本的照會中指出：「美國政府對於保持海關完整和保全關稅，極為關懷。美國政府一貫主張，日本當局不應採取或鼓勵任何損害海關權力、分裂海關或使海關不能繼續攤付外債賠款和支付行政經費的行動。」

  以法、美等國的反對為根據，2月2日，梅樂和在與岡本和日本駐華使館參贊曾根益會談時表示：將海關稅款存入正金銀行，不僅中國政府反對，即有關列強中之若干國家，亦反對將它們應攤得的部分款額存於該行。在這種情況下，海關總稅務司難以與任何一國訂立為其他有關各國所反對的任何協定。對此，日方發出威脅，聲稱「現在上海為日軍占領區域，江海關稅款自應按日方所指定之辦法存放。換言之，被監視者應按照監視人之命令辦事。」

  考慮到江海關所面臨的實際危險，中國政府準備作出一定的讓步。2月3日，中國政府提出三點意見：（一）由兩家或兩家以上的銀行（包括正金銀行）組成保管委員會，共同保管淪陷區的全部關稅，稅款首先得用於支付海關各項經費；（二）從稅款中支付以關稅為擔保的債款；（三）如有餘款，在戰事期間，由保管委員會負責保存。中方明確指出：「天津等地經驗證明，稅款存入正金銀行等於送給日本人。」

  從1938年2月起，關於中國海關問題的談判逐漸轉移到東京進行，由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與日本外務省會商整個淪陷區的海關問題。由於把不願輕易作出讓步的中國政府完全排除在外，東京談判進行得比較順利，4月上旬便已初步商定了條件。雖然克萊琪曾經要求繼續以海關稅款支付中國的內債，但在遭到日本拒絕後不再堅持。中國政府對英國的妥協退讓非常不滿。5月2日，英、日以換文的形式達成了有關海關問題的協定。英國在日本的壓力下放棄了將日本占領區的各海關稅款存入中立銀行的要求，同意以稅務司名義存入各地正金銀行；日方則允諾支付稅款中應攤付的外債、賠款以及海關經費。同時，英方還同意支付中國政府已從1937年9月宣布停付的日本部分庚子賠款。

  英、日海關協定遭到中國方面的反對。中方尤其反對把自1937年11月上海淪陷以來已積存於滙豐銀行的江海關稅款撥交正金銀行，而要求梅樂和將這一存款撥交中央銀行。中國政府還堅持「停付日本部分庚子賠款，以免在中日戰爭期間用於對華侵略」。於是，日本藉口中方不執行海關協定，在奪得海關稅款控制權後，拒絕交出各關應攤付的外債賠款。

  儘管英國聲稱海關協定阻止了日本人強占海關的企圖，並有助於保持中國在國外的債信，但它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認可了日本控制中國海關。英國在談判中為了追求所謂的「海關完整」，為了繼續獲得由關稅擔保的外債和賠款，不顧中方的反對，在是否支付內債、轉交江海關積存稅款及停付日本部分庚子賠款等涉及中國利益的問題上對日讓步。英國的這一行為表明了它在緊要關頭有可能以犧牲他人的利益來綏靖侵略者的傾向。不久以後的歐洲慕尼黑協定正是這一傾向發展的必然結果。

  租界問題也是日、英之間發生衝突的一個重要方面。鑑於租界在中國的特殊地位，中國方面利用租界進行了一些抗日活動。日本以此為藉口，圖謀奪取其覬覦已久的租界的領導權。1939年2月至5月，日本先後在上海國際租界、鼓浪嶼國際租界發難，但在英、美、法的聯合抵制下，日本企圖奪取這兩處租界控制權的圖謀未能得逞。此後，日本對天津英租界採取了更為強硬的立場，英國在日本咄咄逼人的進攻下終於作出了不光彩的妥協。

  4月9日，擔任華北偽政權海關監督的漢奸程錫庚在天津英租界被暗殺。根據日本人的情報，四名嫌疑人被工部局巡捕逮捕。此後，圍繞著是否交出這四名嫌疑犯的問題，英、日之間展開了頻繁的交涉。天津日軍當局態度強硬，聲稱對暗殺臨時政府要人的犯人予以庇護，就是對日軍的間接的敵對行為，是對「東亞新秩序」的挑戰。

  中國方面非常關注這一事態的發展，一再要求英方不要交出嫌疑人。6月6日，中國駐英大使郭泰祺會見了英國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向其面交了蔣介石關於這一問題的要求，並向英方作出承諾，保證以後「不會在英租界內再出現任何引起麻煩的事件」。哈里法克斯則提醒中國方面注意「形勢非常危急」，日本當局已經發出威脅，如不採取措施控制租界內的抗日行動，他們將採取嚴厲行動。哈里法克斯還指出：「中國政府採取的任何可能使租界落入日本人手中的行動都是不明智的，因為人所共知，外國租界是日本在中國推行其經濟計劃的最大障礙。」

  6月13日，天津日軍發言人發表談話，聲稱即將對英租界封鎖，這是「因為英國人拒絕交出四個嫌疑犯」；但「這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現在箭已離弦，只交出這四個人已不能解決問題，「除非英國租界當局的態度發生根本的轉變，即與日本在建立東方『新秩序』中合作，放棄其親蔣政策，（否則）日本軍隊絕不會罷休」。該發言人所列舉的親蔣政策包括庇護抗日分子和共產黨分子、反對聯銀券的流通、支持法幣、默許非法分子使用無線電收發報機及允許使用抗日課本等。可見，日本是要以程錫庚事件為由頭，藉機壓迫英國，使其在一系列問題上對日妥協。6月14日，日本正式封鎖了天津的英、法租界，並對出入租界的英國人進行人身侮辱。天津日軍聲稱：如果英國不改變對日政策，同日本人合作，日軍就不取消封鎖。

  天津事件的爆發，使英日關係陷入空前危機。英方起初曾想做出比較強硬的回應。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向內閣提議：如果日本拒不讓步，英國應考慮採取經濟報復措施。英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表示如日本華北當局堅持其新要求，「將很快出現一個極其嚴重的局面，英國政府勢必採取直接的積極措施以保護英國在華利益」。但英國參謀部對此表示反對。他們認為對日制裁可能會導致捲入與日本的公開衝突，而在目前面臨歐洲危局的時刻，英國無力向遠東派遣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張伯倫對參謀部的意見表示支持。他認為與日本達成某種協議才是最好的出路。他指示克萊琪與日本人進行談判。

  7月15日，克萊琪與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東京開始正式談判。有田有意擴大英日談判的範圍。他提出在解決具體問題之前，首先達成一項原則協議，即要求英國承認在中國存在著特殊的戰爭局面，日軍不得不採取他們認為最合適的辦法來應付中日衝突。7月22日，英日在日本所提出的原則的基礎上達成協議。7月24日，英日同時在倫敦和東京公布了協議全文。該協議宣稱：「英國政府充分認識到正處於大規模戰爭狀態下的中國的實際局勢，在此種局勢繼續存在之時，英國知悉在華日軍為保障其自身安全與維持其控制區內的公共秩序，應有其特殊需要，凡有妨礙日軍或有利於其敵人的行為或因素，日軍均不得不予以制止或消滅。英國政府無意鼓勵任何妨害日軍達到上述目的之行動。」

  「有田-克萊琪協議」的內容是籠統而模糊的。聲明發表後，英日雙方都各自發表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釋，其意旨相去甚遠。雙方都聲稱達成這種原則協議是己方外交的成功。日方認為他們通過這一協議獲得了英國對日本在華行動權的認可；英方則認為，協議解決了租界當局所面臨的困難，英方只是承認了目前存在於中國的現狀而已，它並未因此而承擔任何義務，並不需要去改變它過去的既定政策。哈里法克斯向中國大使保證，此舉絕不意味著英國支持日本對華侵略，亦不影響國聯通過的與中國有關的決議。英國駐華大使也派員前往中國外交部解釋。他提醒中國政府注意，這一協議也並未對英國政府加諸任何義務，使其必須放棄過去的政策。

  但無論英方作何解釋，英方的聲明實際上是默認了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一次嚴重的妥協行為。中國外交部於7月26日發表聲明，指出中國政府對此「不能不引為失望」，「英國政府對於在華日軍之所謂特殊需要竟聲明知悉，是不能不深引為遺憾，英國政府又擔任使在華英國當局及英國僑民明悉彼等應避免任何阻礙達到日本軍隊目的之行動或辦法，尤堪訝異」。7月28日，蔣介石在對《倫敦新聞紀事報》發表的談話中對這一協議公開提出批評。蔣介石認為日本軍閥懷有統治亞洲的狂想，並視其為所謂「神聖使命」；英國為保護其在華利益，即使作暫時的讓步，「亦無異於以血肉餵猛虎」。蔣介石指出：即使英國以百年來在華的所有利益悉數讓予日本，「日本軍閥亦斷斷不能停止其侵略的行動」。蔣介石還重申：「任何協定如不得中國政府之承諾，無論在法律上、在事實上均絲毫不能生效。」

  「有田-克萊琪協定」簽訂之後，英日繼續在天津就治安問題和經濟問題進行具體談判。英國在治安問題上作出讓步，同意交出四名嫌疑人，並在租界取締抗日分子。但在禁止法幣於英租界流通及將中國政府的存銀交給日本等經濟問題上，英國拒絕了日本的要求，因為中國法幣正發生危機，如果英國禁止法幣在英租界流通，將會加重法幣危機，並有可能導致中國貨幣的崩潰；關於把中國政府的存銀交給日本，此事必然會大大傷害中國政府，從而產生嚴重影響，英國政府一時也不願就此向日本作出讓步。這樣，英日在經濟問題上的談判陷入僵局。8月20日，英日談判宣告中斷。

  （二）美國對日妥協

  這一時期，美國的對日妥協主要表現在繼續對日輸出大量軍事物資上。日本是一個資源短缺的國家，它的大部分戰爭物資都依賴於進口。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日美之間的進出口貿易在日本的外貿總量中就已占有相當大的份額。抗戰爆發後，由於中日間並未正式宣戰，在法律上美國未確認中日處於戰爭狀態，當然也未確認日本在對中國進行侵略戰爭，因此，美國仍然維持著龐大的對日貿易。

  中國政府曾積極展開活動，以求促成美國對部分物資，尤其是軍事物資實行禁運。然而，由於缺少前述的法律基礎，在美國這樣一個以法立國且孤立主義情緒甚為濃厚的國家，要想以法律手段來確定對日本的禁運，事實證明是非常困難的。中國政府也逐漸明白了這一點，便退而求其次，希望以非法律形式，即政府勸阻的方式來達到限制對日輸出軍火的目的。1938年10月12日，中國外交部在給新任駐美大使胡適的電報中指示道：「倘美國政府仍不能以法律形式單獨禁運軍火於（予）日，我方切望美國政府再以切實勸告態度，令各商家停止以軍用物品接濟日本，尤以鋼鐵與煤油最關重要，勿令直接或間接輸運日本。」

  除了與美國官方的外交接觸外，中國方面還在美國積極展開了民間外交活動，以推動其輿論界和政界的轉變。中國組織有關親華人士在美國成立了一個「美國不參與日本侵略委員會」，美國前國務卿史汀生擔任了該會的名譽會長。該委員會曾多次發起向政府和國會的請願活動，要求停止向日本輸出戰爭物資。胡適大使在從事正常外交交涉的同時，注意把相當多的精力用於爭取輿論方面。他經常在各種場合發表演說，控訴日本的侵略罪行，以促成美國民情的轉變。中國政府還派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張彭春等人赴美從事民間外交活動。

  中國方面的所有這些活動，對於美國對日態度的逐漸轉變無疑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的，但在抗戰的最初兩年中，它並未能促成美國政府的政策轉變，美國繼續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物資，尤其是日本急需的軍用物資。1937年，美國對日輸出額為28855.8萬美元，其中軍需物資為16796.2萬美元，占輸出總額的58.2%。1938年輸日物資略有減少，為23957.5萬美元，比上年減少4898.3萬美元，但其中軍需物資削減很少，仍有15852.7萬美元，只比上年減少943.5萬美元，從而占該年度對日輸出總額的66.2%。1937、1938年美國輸日軍需物資的具體品種、數量如表4-1.

  表4-1 1937-1938年美國對日輸出主要軍需物資

  美國政府的這一放任態度不僅受到中國方面的不斷抗議，也受到了本國有識人士的批評。史汀生便曾指責美國出口戰略物資是對日本侵略的大力支持，指出這樣下去「就有在將來給我們帶來戰爭的危險，而這正是我們現在力求避免的」。他呼籲美國政府立即改變這一狀況。

  三　英美提供第一筆戰時對華貸款

  毫無疑問，聽任日本在中國為所欲為，這非英美等國所心甘情願，也非長久之策。隨著時間的推移，英美對日本侵華的最終目的、中國的戰略地位，以及對他們自己在遠東的前途的思考逐漸深入，認識逐漸明朗。從長遠的戰略利益出發，他們開始對其無所作為而一切任其發展的中立政策提出懷疑。

  美國亞洲艦隊司令亞內爾上將認為：中國的命運事關亞洲的未來，如果允許日本徵服中國，那就等於放棄亞洲大陸，放棄對太平洋的控制權。亞內爾認為中國是美國在亞洲的防禦堡壘，是美國最重要的盟友。他在1938年初的一份報告中警告說：只是由於中國的抗戰擋住了日本軍團，它們才沒有向加利福尼亞進軍。亞內爾主張美國應著手援助中國，指出：「這不僅是為了那些高尚的道義和政治上的緣故，而且也為了有機會進行真正大規模的貿易，因為在這樣的援助下形成的穩定局面會帶來擴大的市場。」亞內爾警告說：如果美國不採取措施阻擋日本，「白種人在亞洲就不會有前途了」。亞內爾的報告曾在國務院、白宮班子以及軍方高級官員中傳閱。

  在對日本的野心及中國抗日的戰略意義逐漸認識的同時，美國對中國的抵抗能力的認識也發生了轉變。中國的抗日戰爭度過了南京失陷後出現的危機而繼續堅持下去，為美國對中國的重新認識提供了現實的依據。在中日戰爭剛開始時，許多外國觀察家皆對中國持悲觀態度，以為最多兩三個月中國就要失敗。然而戰爭的發展並未如這些人所料，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迫使日本陷入持久消耗戰中。1938年春夏，美國駐華使館武官處向美國軍方所發回的許多報告認為戰爭已處於長期態勢，日本不可能迅速戰勝中國，中國現時也無力收回失地。武官處在1938年5月的一份報告中評論說：「現在中國人似乎在所有的戰線上都成功地抑制住了日本人，這不僅是中國人已經極大地改進了他們的戰術，更因為日本人的擴展已經到了這一點上——他們不能發起一個足以摧毀抵抗的沉重打擊，而中國以他們巨大的人力優勢能經受得住日本的進攻。」他們相信「日本蒼蠅最終會使它自己纏在中國人的粘蠅紙上」。

  在認識到援華抑日戰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礎上，美國遠東政策的重點開始發生變化，由注重怎樣才能最好地避免捲入衝突，轉向在避免衝突的前提下怎樣儘可能增強中國的抵抗能力。但是，由於美國國內中立法的存在及孤立主義勢力的影響，羅斯福政府的活動頗受掣肘。在援華和制日兩方面，美國最先邁開的是制日的步伐，這是因為這更容易找到直接的藉口。由於日軍在華犯有大量野蠻暴行，美國可以人道主義為由對日本從美國的進口進行限制，這就避開了中立法問題。

  第一步是以譴責日本對中國平民的狂轟濫炸為突破口的。7月1日，國務院軍品管制司司長格林向飛機製造商和出口商發出勸告信，表示「美國政府強烈反對向任何從事那種轟炸的世界上任何地區的國家出售飛機或航空設備。因此，國務院將極不樂意簽發任何授權直接地或間接地向那些正使用軍隊攻擊平民百姓的國家出口任何飛機、航空武器、飛機引擎、飛機部件、航空設備附件或飛機炸彈的許可證。」格林還要求那些已與外商簽約而難以中止契約的廠商，無論其是否已有許可證或是正準備申請許可證，都要向國務院通報其合同的內容。

  國務院的這一舉動被稱為「道義禁運」。它並不具有強制性，但是政府的這一姿態畢竟具有較大的影響力。美國絕大多數廠家採取了與政府合作的態度。據副國務卿韋爾斯12月13日給羅斯福的一份報告表明，「道義禁運」取得了較大成功：6月份以來，國務院所簽發的出口許可證「幾乎為零」，到10月，航空器材的出口額僅為7215.95美元。

  比較起來，美國向中國提供經濟援助則要顯得困難些。抗戰開始後的一年中，美國對中國財政上的支持是通過購買中國白銀的方式進行的。中國在實行幣制改革後，白銀退出流通領域，中國政府手中握有大量過剩白銀，它急於在國際市場上售出，以換取外匯。中國政府一再要求美國收購中國的白銀。全面抗戰以來，美國多次購買中國白銀。據《中國與外援》一書所載，從1937年7月至1938年7月的1年時間內，美國共分6批購買了31200萬盎司白銀（其中1937年7月，6200萬盎司，11月、12月及1938年2月、4月、7月每批5000萬盎司），其購買價略高於市場價，總價值達13800萬美元。這些售銀款項原曾規定不得用於購買軍事物資，但實際上並未嚴格執行，其中約有4800萬美元被用於採購軍事物資。

  不過，以貸款形式向中國提供經濟援助的交涉卻遲遲未有進展。美國國務院擔心這樣做可能會違反中立法，引起國內孤立主義勢力的反對和日本的反感。但是，日本迫不及待要獨霸東亞的行動反而推動了美國的援華步伐。

  1938年10月，日軍先後取得了華中和華南作戰的勝利，占領了武漢和廣州。伴隨著戰場上的重大軍事勝利，日本對其外交方針相應做出突破性的調整，公開對「門戶開放」政策提出挑戰。此前，日本儘管在實際行動上早已否定了「門戶開放」，但為了減少阻力，它在口頭上一直表示尊重「門戶開放」的原則。在軍事勝利的鼓舞下，日本在11月3日發表的第二次近衛聲明中，提出了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口號，宣稱：「此種新秩序的建設，應以日滿華三國合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建立連環互助的關係為根本，希望在東亞確立國際正義，實現共同防共，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的結合。」這表明日本要在東亞建立以它為霸主的、由它實施緊密控制的一種新秩序。聲明還頗含意味地要求各國「正確認識帝國的意圖，適應遠東的新形勢」，並聲稱日本要「排除萬難，為完成這一事業而邁進」。

  日本報刊一時間充滿著對「東亞新秩序」的宣揚。與日本外務省關係密切的《朝日新聞》連續發表文章，指責以英、美為中心的東亞舊秩序。該報12月7日的一篇文章聲稱：「中日間特殊密切關係，乃生死問題。苟任何外國要求犧牲此種關係，則無異否認中日生存權。」稍後，《朝日新聞》的另一篇文章進一步表示了日本人建立新秩序的堅定決心：「無論英美採取何種步驟，決不能壓迫日本改變政策。此前之遠東制度，以後已無存在之根據，一切舊的外交觀念，如九國公約等，均應加以取消。……門戶開放政策，及各國在華平權之原則，已成過去。」有的報紙甚至公然宣稱：現在擺在列強面前的問題已經不再是中國問題，而是一個「誰將是西太平洋的主人」的問題。與此同時，日本當局加緊排擠外國的在華勢力。11月下旬，英國艦船接連遭到轟炸和扣留。12月，日本強行占領並接管廣州海關。

  日本的一系列侵權行為及「東亞新秩序」的宣布，促使西方政治家們進一步看清了日本要獨占中國的意圖。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亨培克力主對華提供援助。他在一份重要的備忘錄中指出：日本是「掠奪成性的帝國主義」，「除非日本的進軍被中國人或其它一些國家所制止，否則，美國和日本在國際舞台上面對面互相對抗的時刻就會到來。」他認為現在只靠發表聲明和議論已無濟於事，日本人的侵略「只能被物質的障礙和物質的壓力所組成的抵抗力量所制止」。英國駐華大使卡爾也指出：「東亞新秩序」的宣布「將消除對日本人真實意圖的所有疑問」，「毀滅指望通過與日本合作來保留我們在華利益的任何希望」。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羅斯福最終批准了對華貸款計劃。為了避免被人們認做是給中國政府的政治性貸款，該計劃採取了一些技術措施，議由中國在國內組織復興商業公司，在紐約設立世界貿易公司，再由該公司與美國進出口銀行訂立貸款條約，從而使之在形式上成為中國的商業機構與美國銀行間的商業借款契約。12月15日，美進出口銀行公開宣布向世界貿易公司貸款2500萬美元。借款合同於次年2月正式簽訂。這筆借款的年利率4.5%,期限為5年，由中國銀行擔保，復興商業公司負責在5年內運送給世界貿易公司22萬桶桐油，由後者在美國出售，售得價款的半數償還借款本息。因此，該借款又被稱為「桐油借款」。

  與此同時，中國方面也在不斷對英國施加壓力，期望英國有所動作。11月6日，蔣介石約見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對日本占領廣州後英國仍無所作為表示不滿。蔣介石要求英國人對是否援華給予明確的回答。他說：英國人在中國正處在十字路口，如果英國向中國提供援助，中國人民將會長久銘記並會給予加倍的報答；反之，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他將不得不重新調整他的政策，並尋找其他朋友。蔣還威脅說：日本人正在渴求媾和，日本人的和平將使英國人一無所得。如果中國願意在把英國人從遠東排斥出去的政策上與日本聯合起來的話，日本是會願意放棄它在戰爭中所得到的東西的。

  11月19日，王寵惠會晤卡爾，詢問英政府對蔣介石談話的答覆。王寵惠提醒卡爾注意，近衛所謂建立新秩序，「實系指廢棄遠東各條約而言。在創新局面之下，各國在華權益當然不能存在。」他認為英國對此作出的反應不如美國。美國國務卿已經發表聲明，輿論界也群起響應。而英國僅由外務次官在答議員問中作出表示，無論是形式上還是措辭上都不如美國。王寵惠提醒說：「須知英在華利益實較美國為大，英國如欲保全其在遠東之地位，此時正應採取積極政策，免失時機。」

  英國政府的態度終於轉趨積極，決定著手援助中國。12月6日，英國副外交大臣在上院宣稱：「英國政府無法贊成日本的這種態度」，「英國政府不承認以單方面的行動所造成的對條約所確定的秩序的任何變動」，並表示英國「準備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來保護英國的利益」。12月19日，即在美國宣布桐油貸款後的第4天，英國宣布給中國貸款50萬英鎊，用以購買卡車，用於新開通的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滇緬公路的運輸。次年3月15日，中英正式簽訂了這筆貸款合同。3月18日，英國又宣布向中國提供500萬英鎊的平衡基金貸款，以穩定中國的法幣價值。

  英美貸款數額有限，但作為戰時英美向中國所提供的第一筆貸款，它標誌著英美援華的開始，這對於中國軍民的士氣具有鼓舞作用。中國駐美大使胡適認為，桐油貸款有救命及維持體力的作用，它是心臟衰弱時的一針強心劑。他指出：「此款成於我國力量倒霉之時，其富於政治意義至顯」。12月24日，中國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在答記者問時，對於英美貸款的意義也予以高度評價。他認為：「此項貸款，雖系商業性質，但不無政治之含義。日本向來以為目前世界糾紛正繁，英美決無暇顧及遠東之事，是以肆無忌憚。今英美貸款給予中國，即所以明白表示支持中國抗戰之決心。此舉實為日本意料所不及，而無異予以當頭一棒也。」

  國民政府還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積極推動國際社會對「東亞新秩序」進行反擊。12月11日，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發表談話，指出九國公約並無時限，「此即表示該約所包含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領土與行政之完整，及維持門戶開放或在華商業均等兩大原則，實為列強對華實踐所當忠實遵守之永久原則焉。換言之，該約之用意，在促成太平洋區域之永久秩序與和平，決不能由任何一國加以合法之廢止。況日方所稱東亞之新秩序，乃完全由於日本違反九國公約所造成者，故欲因違反條約之舉動塑造成之事實，而修正或廢止該約，此種主張，絕對不能容許。"12月2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公開駁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的講話，指出英美貸款日本無權反對，九國公約日本無權改變。所謂樹立東亞經濟集團，無非獨霸東亞，壟斷利益。

  美、英、法陸續對日本的「東亞新秩序」作出反應。12月30日，美國駐日大使格魯向有田八郎遞交照會。照會批駁了日本所謂「形勢已經發生變化」的說法，指出形勢的改變「是由於日本的行動所致」，「美國政府不承認任何一個國家有必要或有理由在一個不屬於它的主權範圍的地區內規定一個新秩序的內容和條件，並自命為那裡的掌權者和司命者」，美國「不能同意建立一個由第三國所策劃，且為著該第三國的特殊目的而設立的政權，這個政權將會專橫地剝奪美國久已擁有的機會均等和公平待遇的權利」。

  1939年1月14日，英國政府正式照會日本政府，指責所謂「東亞新秩序」有違九國公約，「日本政府的意圖是要建立一個由日本、中國和滿洲所組成的三國聯合體或三國集團，日本在其中將擁有絕對的權威，中國和滿洲則處於從屬地位」。照會強調指出：英國既不接受，也不承認日本以武力在中國所造成的變動，表示「英國將堅守九國公約的原則，它不同意對該條約內容的任何單方面的修改」。1月19日，法國政府也向日本遞交了不承認「東亞新秩序」的照會。

  中國方面高興地注意到了英美態度的轉變。駐美大使胡適認為：「遠東問題，經美國倡導，英法均已追隨。其方式同為維持九國公約各原則及其它條約之繼續有效，並否認日本所謂新秩序。」他樂觀地說：「以後發展應較順利，英美合作更無可疑。」國內朝野人士也頗為振奮。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討論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大家「對於英美法之日趨積極感覺興奮」。蔣介石並預言：不出兩年，即在羅斯福總統任內，美國將會挺身而出，設法解決中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