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文化與教育

  一　戰區部分高校內遷

  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相類似，抗戰之前，在國民政府統治區共有各類高校108所，絕大部分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區，尤以北平、上海、南京、天津等大城市最為集中。

  日本對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採取了大力摧殘破壞的方針，有意識地以大學為破壞目標。如7月29日日軍對天津持續4個小時的轟炸，便以南開大學為主要目標。在抗戰爆發後的一年中，有91所高校受到日軍的各種破壞，其中25所因遭嚴重破壞而不得不停辦。中國教育事業面臨著被摧毀的嚴峻形勢。

  高校的內遷，是堅持長久抗戰、培養未來人才、事關國家前途的大事。國民政府決定將沿海沿江的各高校西遷，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建立新的教育基地。1937年8月，國民政府頒布《戰區內學校處理辦法》，要求戰區各學校「於戰事發生或逼近時，量予遷移，其方式得以各校為單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級學生統籌支配暫行歸併或暫行附設於他校」。1938年，全國戰時教育協會成立，負責各地高校的遷建工作。國民政府還制定了一些變通措施，鼓勵和扶持內遷的高校及學生，如對內遷學生給予生活救濟，以解決其生活困難，穩定高校的教學秩序；因戰爭而失學的學生，只要持有「同等學歷」證明，便可以免試進入大學，或到大學借讀；文化程度尚不夠進入大學的考生，可進入各大學開辦的「先修班」學習；對在校生，酌量減免學雜費用，並發放貸款，後來又實行公費教育制度。國民政策採取的這些措施對於支持高校內遷和發展戰時高等教育具有積極作用。

  高校內遷形成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教育中心的大遷徙活動。從1937年到1939年，中國東部地區的高校，除了一些教會學校保持中立未作遷移及上海交大等校遷入租界外，其餘學校或前往西南西北，或就近遷入山區。隨著戰局的變化，有的高校一遷再遷。如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三校奉教育部令遷往長沙，於1937年10月聯合成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春，因長沙屢遭轟炸，該校又遷往昆明，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奉教育部令遷至西安，組成西安臨時大學；1938年3月，該校又遷往漢中，改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1939年3月，又更名為「國立西北大學」。抗戰時期，先後遷入雲南的有國立中山大學、杭州國立藝專、中法大學、華中大學、中正醫學院等，遷往四川的有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山東大學、國立武漢大學、私立金陵大學、私立復旦大學、國立東北大學等。

  在高校西遷的過程中，廣大師生表現出了高昂的愛國熱情和不畏艱難的奮鬥精神。浙江大學先後四遷，同濟大學則先後六遷。師生們背井離鄉，輾轉奔波，常常要忍受飢餓和疲勞，背負行裝，翻山越嶺。白天趕路，晚上倒臥於乾草之中，艱辛難言。但師生們士氣高昂，一路高唱《在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並向沿途民眾散發抗日救亡的小冊子。國立藝專的師生則更是以宣傳群眾為己任。師生們組織「抗敵宣傳車」，每到一處，總要進行抗日救亡宣傳，演出話劇、街頭劇。他們在沅陵演出的《中華民族的子孫》《民族萌芽》《金力農》等劇，轟動了整個山城。

  內遷之初，師生們面臨著艱苦的生活條件和簡陋的教學條件。許多學校只能借用舊廟宇、祠堂等作校舍。西南聯大新建的校舍，40多個同學擠宿於一間屋內，到了雨季，還常常要打傘睡覺。而中央大學、光華大學等校新建的臨時校舍，有的一間屋要容納300人以上，擁擠不堪，空氣渾濁。教師們的生活也十分困苦，薪金只按七成發給，還要支付各種名目的捐款，所剩無多，在物價暴漲的情況下，生活十分艱難。就是在這樣的艱難條件下，廣大師生保持高度熱情。如西南聯大上課不點名，自修課也不督促，但從來無人缺席。晚上，那些未能擠進圖書館或閱覽室的學生便到校外的茶館裡溫習功課，一直坐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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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得以在西部地區存在、恢復和發展起來。不僅內遷的高校獲得恢復和發展，還新建了不少新的大學和專科學校。到1940年時，專科以上的學校總數已經超過戰前，教員數和職員數也已全面超過戰前（見表3-2）。而在1939年時，專科以上的學生總數便已超過戰前（其具體學科分類見表3-3）。

  表3-2 1936-1941年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概況

  表3-3 1936-1941年全國專科以上在校學生分科統計

  單位：人

  規模空前的高校西遷，保存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基本力量，促進了原來比較落後的西部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尤其是西南地區，高校雲集，文化教育事業有極大發展。高校的內遷，使得原本基礎薄弱的高教事業並未因戰爭的摧殘而夭折，弦歌得以再續，薪火得以相傳，人才的培養幸未中斷。大後方的學校不僅為抗戰培養出來大批急需的人才，還為戰後中國培養儲備了一大批傑出的人才，他們在日後的經濟文化建設中作出重要貢獻。

  二　抗日文化運動

  抗日戰爭是一場全民族的抵抗戰爭，中國各階層都以自己的方式積極投身到這一抗戰洪流中。文藝界人士感到「一個弱國抵抗強國的侵略，要徹底打擊武器兵力優勢的敵人，惟有廣大的激勵人民的敵愾，發動大眾的潛力」，而「文藝正是激勵人民發動大眾的有力武器」。他們廣泛進行抗日宣傳活動，這對喚起民眾的愛國熱情、鼓動抗戰士氣，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抗戰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抗戰爆發後，抗日救亡運動隨之在全國掀起高潮。集中了最多文化人的上海文藝界積極投入到這一運動中。上海文藝界人士紛紛要求組織起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首先成立。8月17日，戲劇工作者成立了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並組織了13支救亡演劇隊，演劇界的名流要人皆囊括其中。文藝工作者還組織了「文藝界戰時服務團」、「報告文學者協會」、「詩人協會」等組織。為了集中力量，這些團體合併組成「上海戰時文藝協會」。稍後，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與上海戰時文藝協會又共同組成文藝界救亡協會，郭沫若、王統照、鄭振鐸等11人任臨時執行委員。

  華東、華北大片地區淪陷後，各地的文藝工作者陸續撤退到武漢，一些未淪陷地區的文藝工作者也懷著抗戰熱情來到武漢這個抗戰的中心。到1938年10月時，先後有千餘名作家、藝術家來到過武漢。為了將這支龐大又散漫的力量組織起來，形成一致浩浩蕩蕩的抗日文藝大軍，以更有效地發揮其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戰鬥作用，建立文藝組織的統一戰線便成為當務之急。

  1938年1月1日，「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會上，共產黨人、著名劇作家陽翰笙提議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得到大家的響應。不久便成立了由茅盾、老舍、王平陵、胡風、樓適夷、馮乃超等14人組成的臨時籌備會。王平陵任臨時總書記，胡風、馮乃超為書記。臨時籌備會經過5次會議後，擬定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旨趣》《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章》等4個文件。此後又成立了一個由28人組成的正式籌備委員會。籌委會先後召開了15次會議，討論成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各項具體事宜。

  經過3個月的籌備，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於1938年3月27日在武漢正式成立。與會代表有500餘人，許多散居武漢以外的及在前線工作的文藝工作者也趕來參加了這一盛會。主席台前高懸著「拿筆桿代槍桿，爭取民族之獨立」，「寓文略於戰略，發揚人道的光輝」兩行標語，表明了文藝工作者的戰時使命。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與會演說，高度評價了文協的成立，他說：「今天到會場後最大的感動，是看見了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團結起來。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這是值得向全世界驕傲的！」周恩來勉勵作家們深入到民眾中去，不僅對抗戰文藝、民族文藝，還要對世界文藝作出重大的貢獻。

  會議選舉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馮玉祥等45人為理事。此後，文協召開第一次理事會，老舍、王平陵等15人被推為常務理事，並推老舍、華林分別為總務部正、副主任，王平陵，樓適夷分別為組織部正、副主任，郁達夫、胡風分別為研究部正、副主任，王向辰、姚篷子分別為出版部正、副主任。文協的日常事務由這四部門的主任負責。其中，總務部責任較重，老捨實際負責文協的領導工作。文協的成立，是文藝界在對日抗戰的形勢下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標誌。在這前後，中華全國歌詠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全國美術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等全國性抗戰文化團體也在武漢陸續成立。各類文藝工作者在宣傳和動員民眾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對戰時文化的發展較為重視。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確定文化建設原則綱領案》指出：「文化建設之於建國工作，與國防建設、經濟建設同其重要。抗戰為建國必經之過程，建國為抗戰最終之目的，故建國之文化之政策，即所以策進抗戰之力量。」國民政府也為抗戰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比較寬鬆的環境。1938年2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撤銷，恢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頗負盛名的政治部。陳誠任政治部部長，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出任副部長。政治部下設三個廳，第一廳負責軍中黨務，第二廳負責民眾組織，第三廳負責抗日文化宣傳。4月1日，第三廳正式成立，曾在北伐時期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陽翰笙任主任秘書。第三廳下設三個處：第五處掌管動員工作，胡愈之任處長；第六處掌管藝術宣傳，田漢任處長；第七處掌管國際宣傳，主要是對敵宣傳，由副廳長范壽康兼任處長。

  第三廳聚集了大批文化藝術界的知名人士和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如金山、鄭君里、趙丹、冼星海、任光、張曙、張樂平、李可染、葉淺予、傅抱石等，可謂人才濟濟，甚而有「名流內閣」之稱。第三廳還附屬有4個抗敵宣傳隊、10個抗敵演劇隊、3個電影放映隊、1個漫畫宣傳隊、1個「孩子劇團」，還有「全國慰勞抗敵將士委員會」「寒衣委員會」等。據統計，第三廳各處、科、室的正式編制名額共有300多人，如再加上附屬團隊及各處的雇員，總人數多達2000人左右。第三廳雖名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但在周恩來、郭沫若的領導下，實際上成為一個以共產黨為核心的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參與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機構，成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重要陣地。

  第三廳成立之後，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抗日文化宣傳活動中去。第三廳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在4月7日至13日之間舉辦了抗戰擴大宣傳周。在這一宣傳周中，每天安排一種主要的宣傳形式。第一天為文字宣傳日，第二天為宣講日，第三天為歌詠日，第四天美術日，第五天為戲劇日，第六天為電影日，最後一天為遊行日。宣傳周中，除上萬人的歌詠遊行、十萬人的火炬遊行外，有幾十個演劇隊和幾百個口頭宣傳隊深入到武漢三鎮的大街小巷和郊區農村進行抗日宣傳。宣傳周搞得有聲有色，極大地動員了武漢民眾的抗日熱情。

  為鼓舞部隊士氣、提高部隊戰鬥精神，1938年3月，全國政工會議決定各師、旅政訓處應組織隨軍抗敵劇團。7月，國民黨中宣部、軍委會政治部、軍令部、外交部、交通部、中央通訊社及湖北省民眾抗敵後援會等單位聯合組設戰地文化服務處，向前方將士分發書報雜誌及宣傳品，提供精神糧食。

  抗戰初期，文藝工作者走出了書齋，走向戰地，走向鄉村，出現了戰時的文藝繁榮景象。各種文藝形式在抗戰中找到了自己的發展方式，在為抗戰服務中達到了繁榮。在各種文學形式中，適應時代需要的報告文學在這一時期異軍突起，獲得極大發展。通訊、報告、特寫、速記等占據了報紙和刊物的大量版面。從「七七」事變到武漢失守，報刊發表的各種報告文學作品近千篇。此外，大批報告文學叢書也紛紛出版。僅幾家主要出版社出版的《抗戰中的中國》、《抗戰動員叢刊》等大型報告文學叢書便有近百種。作者隊伍達數百人。作家們深入到槍林彈雨的前線，深入到後方的鬥爭生活中，深入到苦難的民眾之中，寫出了一篇篇激勵人心的報告文學。如記述戰場血戰的以群的《台兒莊戰場散記》、范長江的《台兒莊血戰經過》，反映敵後戰鬥及根據地建設的周立波的《晉察冀邊區印象記》和《戰地日記》，曹白描述難民生活的《呼吸》，汝尚描述南京劫難的《當南京被虐殺的時候》，以及陶雄的《某城防空紀事》、聶紺弩的《失掉南京得到無窮》，都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誠如郭沫若所說：由於受著戰爭的強烈刺激，作家們都顯得異常的激越，抗戰初期的文藝「在內容上大抵是直觀的、抒情的、性急的、鼓動的」，「小說的地位幾乎全被報告速寫所代替」。

  戲劇在這一時期空前活躍。1937年12月20日，武漢舉行全國戲劇界援助各戰區游擊軍大公演，便有40多個劇團參加。由田漢編劇，洪深導演，趙丹、王瑩等主演，首都抗敵劇團等14個劇團聯合演出的大型話劇《最後的勝利》，氣勢雄偉，轟動了武漢。戲劇的演出形式也更加平民化、大眾化，突破了以往大舞台的限制。小型通俗的活報劇、街頭劇新作迭出，異常活躍。其中《三江好》《最後一計》《放下你的鞭子》最為著名。劇本的創作也空前繁榮。淞滬抗戰爆發後，《八百壯士》《大上海一日》等劇本便紛紛出現，僅報刊上發表的直接反映這一戰事的劇本便近30種。據統計，到1938年底，全國共發表劇本142個。

  戲劇的繁榮不僅表現在數量的大增，更表現為質量的突變。以戲劇中影響最大的話劇為例。此前話劇多表現外國知識分子方面的題材，而現在則直面抗日戰事與人民生活。如陽翰笙著《前夜》《塞上風雲》，田漢著《盧溝橋》《最後的勝利》，洪深著《飛將軍》《米》，丁玲著《河內一郎》《重逢》等。其中獨幕小型劇，如歐陽山尊的《大路》、冼群的《中國婦人》、章泯的《紀念會》、未光然的《難民曲》等都風靡一時。正如夏衍所說，「戰時的一年，真是已抵過10年20年的功夫！有了20幾年歷史的中國話劇運動，在這短短時期中起了一個使人刮目的突變。……戲劇以抗戰為契機，劃了一個時代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