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黨內抗爭：第三黨、改組派的驟起驟落

  1927年「四一二」事變和「七一五」分共之後，部分國民黨左派和從中共游離出來的人員，既不贊同共產黨的激進革命，也不贊成蔣介石、汪精衛等背離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從革命的立場倒退，因而獨樹異幟，開始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自主代行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選舉正式中央執行委員會，建立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政權，以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鄧演達即為該組織事實上的領導人。

  鄧演達，保定軍校畢業，曾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北伐戰爭開始時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在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隨後擔任過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和中央農民部長等職。還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之前，鄧演達就公開表示了對蔣介石一系列言行的批評態度。「四一二」事變之後，他在武漢政府當中是最堅決維護國共合作和農工政策的領導人之一。注意到汪精衛在唐生智等軍事領導人的壓力下開始排斥農工政策和共產黨，他因無力回天又不願聽任武漢國民黨走向反共，一怒之下去了蘇聯。出國前夕，他專門給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寫了一封語重心長的告別信，強調「總理的三民主義是我們革命的張本，照著總理的三民主義去做，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數民眾——尤其是農工群眾的擁護，可以完成國民革命」，任何倒行逆施，「不獨黨的革命意義和權威被消滅，而且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結果」。

  在蘇聯，鄧演達與宋慶齡、陳友仁等於11月1日聯名發表了《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嚴厲批評蔣介石、汪精衛「實已成為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民眾之仇敵」，公開表示有必要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代行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正式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實現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綱領。與此同時，譚平山、章伯鈞、季方、彭澤民等則在與鄧演達密切聯絡後，率先在國內與從國民黨里游離出來的激進分子以及個別共產黨的脫黨分子秘密籌組新黨。他們相信，1924年以後改組的國民黨依然是一個多階級的政黨，黨內各分子各本其階級的利益，發揮其各階級的屬性，故改組開始即起糾紛，革命發展，更呈分化。中國革命要成功，必須創立一個建築於偉大的革命階級，即勞動平民階級之上的政黨。只有在中國建立起一個「勞動平民階級的政黨」，才能領導革命走向勝利。據此，他們於1928年春在上海秘密召開了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譚平山、章伯鈞、季方、鄭太朴、朱蘊山、鄧初民、張申府等為中央領導機構成員，鄧演達則被選為中央總負責人，鄧演達回國前由譚平山暫代。6月，中華革命黨發表《中華革命黨宣言草案》。他們公開聲明：中華革命黨「是勞動平民階級的政黨，農業勞動者，是構成勞動平民階級最大的成分。故中華革命黨，就是農民本身的政黨；故土地革命，是中華革命黨最大的任務；耕者有其田，是中華革命黨的中心政策」。

  中華革命黨在上海設立了臨時行動委員會。季方發行了名為《燈塔》和《突擊》的機關刊物。各省也相繼設立了臨時行動委員會。江西、福建、江蘇、四川、廣東、湖北、湖南等地都有組織，且十分活躍。1930年春，該黨在福建地區就已經發展黨員2580人，在四川發展了760餘人，在江蘇和上海發展了650餘人，在廣東和香港發展了400餘人。連同其他地區，總計有黨員4680人。

  鄧演達於1927年夏出國，到1930年春天才從歐洲返回國內。1930年9月1日，鄧演達在上海主持召開了有十幾個省、區代表參加的中華革命黨全國幹部會議，會議通過了鄧演達起草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並原則通過了《組織工作大綱》《宣傳大綱》《各地民運工作綱要》《軍事運動方針》等重要文件。同時根據鄧演達的提議，決定將黨名改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以便更多地吸引國民黨內左傾的分子加入到自己的組織當中來。會議選舉了黨的中央臨時機構，由25人組成臨時行動幹事會，鄧演達被選為總幹事，鄭太朴任組織委員會主任，李世璋任青年委員會主任。另外還決定成立中央、上海、北平、香港4個直屬的區幹部會，出版《革命行動》（半月刊）和《行動日報》，作為中央幹部會機關刊物和機關報。前者由鄧演達親任主編，後者由李世璋任主編。

  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既反對蔣介石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同時也反對共產黨靠武裝暴動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和在中國推行他們認為不切實際的共產主義革命。正是這種獨特的立場，使他又被稱為「第三黨」。他們批評共產黨堅持擁護蘇聯的態度與中國民族解放、平民解放的革命主旨背道而馳，認為「蘇維埃」革命不僅在物質上否定中國現存文明，在精神上也有辱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他們確信，中國社會經濟還處在農業、手工業生產的階段上，相應地，中國的政治組織依舊是封建官僚式的，血緣關係是支配社會生活的中心，因此，中國社會還處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加上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社會的實質應該是半殖民、半獨立的封建勢力起支配作用的社會。因此，中國革命的對象，應當是帝國主義者、封建軍閥地主以及依附於前兩者的反動資產階級。革命的動力應當是直接或間接從事生產過程的工人、手工業者、自耕農、佃農、僱農以及設計生產、管理生產、擔任運輸分配等等及其他輔助社會生產的職業人員。由於工人、農民人數眾多，爭鬥較勇，自然是平民群眾的重心和平民政權的基礎。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喚醒和組織廣大的平民群眾，來同帝國主義抗爭。同時舉行平民革命，推翻南京政府和一切反動的統治勢力，奪取政權，建立以工農為重心的平民政權。這種平民政權，應主要由職業組織（如工會、農會），其次由准職業組織（如學生會、婦女會、士兵會等）按一定比例推舉出代表，分別組成各級權力機關，從鄉民大會，到縣民大會，到省民大會，直至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國民大會，從而使政權和人民的利益能夠相互結合起來。進而一方面從耕者有其田逐步過渡到土地國有；一方面從國家資本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即要利用國家的力量發展生產、統制生產，使生產組織化和社會化。

  在鄧演達的領導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很快在南京、北平、廣東、四川、福建、江西、浙江、山東、河南等14個省、市建立了組織，並相繼形成了上海、香港、北平和瀋陽幾大活動中心。其宣傳也發生了極大的效力，僅《行動日報》的發行量就從最初的幾百份猛增到上萬份之多。它對國民黨最具殺傷力的，還是鄧演達身為黃埔軍校教育長的背景。由於鄧演達在黃埔同學中間具有相當的威望，他成功地於1930年夏秋之交秘密組織了黃埔革命同學會，並分別設立了中央、南方、北方三個區執行委員會。每個區執行委員會以下還有省、市分會，分會下還設有小組。正是由於鄧演達的威望和組織的成功，在全國上萬名黃埔系軍人當中，半數都對黃埔革命同學會表示同情。僅蔣介石最信任的第18軍裡面，就有數十人成了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秘密黨員。第19路軍的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重要將領，更是與鄧演達時常有密函往來。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分校代理教育長胡伯翰甚至明確表示，願意把武漢方面的軍隊帶動起來參加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反蔣行動。另外，馮玉祥、楊虎城、鄧寶珊等也都曾暗中聯絡鄧演達和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表示願意與鄧演達等一道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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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春，蔣介石軟禁胡漢民一事引起寧粵分裂，國民黨內不願與蔣介石共事的中央執行委員很快就在廣州召開了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提出了另組國民政府的政治目標。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也趁機很快組織起以鄧演達為首的軍事委員會，討論和制定了全國性的武裝起義計劃。他們決定，由陳銘樞到江西吉安指揮第19路軍停止對紅軍的「圍剿」，帶部隊從吉安經泰和、贛州入廣東，舉起反蔣旗幟，與廣東部隊聯合，在南方建立反蔣基地。鄧演達則去江西陳誠的第18軍駐地臨川、清江一帶組織起義，攻取南昌。同時組織武漢、西安和華北方面各部隊一起響應，迫使蔣介石下台。但是，由於蔣介石通過叛徒掌握了鄧演達的行蹤，於8月17日，即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在上海愚園路愚園坊20號舉行幹部講習班結業式時，捕獲了赴會致賀辭的鄧演達和十餘名重要幹部，這一起義計劃最終流產。雖經宋慶齡、孫科、陳友仁等設法營救，但在4個月後，即蔣介石被迫下野前夕的11月29日，他還是下令將鄧演達秘密殺害於南京麒麟門外的沙子崗。

  鄧演達的被害，使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受到很大打擊。它雖然再度在上海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曾任武漢政府第二方面軍第4軍軍長的黃琪翔在事實上成為黨的最高負責人，但黨的組織卻開始處於分裂狀態，且缺少了鄧演達的臨時行動委員會再難以在黃埔同學當中形成號召力了。當然，它在福建省仍然保持著相當的機構和人員，他們在後來福建事變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第三黨以外，國民黨內部這段時間還形成了另外一個公開主張按照1924年改組精神重新改組國民黨、實際上反對國民黨內軍事獨裁傾向的政治集團，即國民黨改組派。國民黨改組派形成於1928年冬天，其正式名稱為「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主要人物是汪精衛及其主要擁護者，如陳公博、王樂平、王法勤、甘乃光、顧孟余、朱霽青、潘雲超、陳樹人等。1928年8月寧漢雙方在廬山舉行會議，宣告寧漢合作之後，在新組成的國民黨特委會裡，這些人沒有能夠獲得實權，故憤而南下廣州，被稱為「粵方委員」。而廣州暴動發生後，他們再度隨汪精衛轉往上海，但1928年2月由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明文規定對國民黨黨員進行重新登記，而登記對象僅限於從同盟會到1924年改組時的黨員。結果，這些在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加入國民黨的國民黨中委，自然再度被排斥在重新改組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權力機構之外。為了抗議蔣介石等人獨裁專制、排斥異己的做法，他們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召開後不久，就開始提出了改組國民黨的口號。

  1928年3-4月，陳公博在上海孫伏園主辦的《貢獻》雜誌上發表了《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一文，公開提出：「黨內除充滿了地方主義和個人主義之外，找不到三民主義、黨綱、政策，中國國民黨今日只有一條出路，就是『黨的改組』。」這個改組，應以1924年孫中山對國民黨的改組為榜樣，即應「從民國十三年重新干起」。

  陳公博的這篇文章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汪精衛這時的政治態度，而汪精衛多年以來在政治上就代表了相當一批國民黨人的利益和主張。特別是蔣介石1926年以後逐漸走上軍事獨裁的道路，以軍領政，甚至以軍代黨，早就在黨內引起了強烈的不滿。如今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及其軍事領袖當政的形勢已經一目了然。在國民黨內許多人看來，這完全是換湯不換藥。對於他們來說，中央政權的取得，並不能使他們感到絲毫安慰。恰恰相反，他們當年就是因為不滿中國軍人當政、軍閥割據的狀況，才投身到孫中山的國民黨中來的，希望通過孫中山所主張的國民革命，徹底改變中國軍閥當道的政治局面，在中國真正實現民族獨立、民權自由和民生平等的三大目標。如今蔣介石重蹈覆轍，汪精衛一派領導人再度倡導改組，不能不在國民黨內激起巨大反響。主張仿照1924年情形再度改組國民黨的呼聲一時間此起彼伏，宣傳改組主張的刊物迅速出籠。

  1928年5月7日，陳公博創辦的《革命評論》周刊正式出刊，許德珩、施存統、劉侃雲、蕭淑宇等較為激進的一批國民黨人為其撰稿。6月1日，顧孟余也創辦了《前進》半月刊（第4期後改月刊），潘雲超、王樂平等人為主要的撰稿人。《革命評論》上的文章為最尖刻和激烈，是國民黨內鼓吹改組主張的最有力的陣地。陳公博在《革命評論》創刊號上發表《今後的國民黨》一文，尖銳指出：國民黨已經完全背離了孫中山當年改組時的初衷，變成一盤散沙，混亂不堪，內部猜忌重重，衝突甚至戰爭持續不斷。在不久的將來，國民黨在政治上恐怕更加不堪，改組國民黨已是大勢所趨。由於這兩個刊物上發表了眾多抨擊現狀、鼓吹民主政治和反對專制獨裁的文章，明顯地受到年輕一代國民黨人的好評。有人回憶說：「《革命評論》出版後沉悶悲憤（的）南京青年好似久幹得霖雨，各自眉飛色舞，議論紛紜，在茶樓、飯館、公園等處常有三五成群的青年一面讀《革命評論》，一面高談黨事，有些沉默過的人，現在也大罵其腐朽的黨政當局了。」

  在蔣介石的壓迫之下，《革命評論》辦至9月即告停刊，但其思想鼓動卻促進了改組派的形成。8月27日，陳公博等宣傳改組國民黨不足4個月時間，收到的要求改組國民黨的信件即達2252封之多，可見改組之說影響之大。3個月之後，陳公博、顧孟余、王法勤、王樂平、白雲梯、朱霽青、潘雲超、郭春濤等在上海集會，經過3天的討論，制定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會章》，正式宣告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簡稱「同志會」）。同志會的總部設在上海，內分總務、組織、宣傳3個部。總務部由王法勤、潘雲超負責；組織部由王樂平、朱霽青負責；宣傳部由顧孟余、陳公博負責。總部之下，各省、市及海外亦設有支部，支部之下再設分部，分部之下還有小組。汪精衛這時雖在國外，仍被奉為改組派的當然領袖。

  改組派總部正式成立後，立即利用國民黨原有地方組織的關係和人脈，籌建和發展其組織。發展對象多為國民黨各級機構的幹部和被蔣系清除出黨的國民黨黨員、幹部及青年知識分子。由於得到一些地方機構的主要負責人的支持，改組派組織發展相當快。它在南京、北平、上海、天津、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南、廣東、四川、河南、山東、山西、綏遠、遼寧等省、市很快就建立起了改組派的支部。其極盛時期，會員達到近1萬人，幾乎凡是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都秘密地建立起了改組派的支部或分部。1929年2月，改組派為了重新決定綱領，準備改組中國國民黨，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黨務、政治、會務、工人、農民、商民、青年、婦女、經濟、軍事、外交、政制、耕地等方面，分別作出決議。會議發表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全面宣告了它的政治主張。這一宣言明確指出：「至於今日，中國國民黨已被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劣紳、土豪所侵蝕盤踞、盜竊、把持，孫總理之三民主義，已被他們所篡改，第一、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的綱領，已被他們所唾棄……整個的黨早已破碎不完……今日南京的中央，已成為一個反動勢力的大本營，對帝國主義是投降，對一切封建勢力是屈服。」廣大國民黨黨員面對這種情形，墮落的墮落，失望的失望，組織小團體的組織小團體，加入第三黨的加入第三黨，加入共產黨的加入共產黨，國民黨的招牌繼續掛著，實際上已經失去了靈魂。只有重新整飭擔任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大本營，並且毫不猶豫地繼承第一、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系統而重新改組，「恢復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精神」，黨才能起死回生。

  改組派的具體主張包含有下列內容：（1）主張國民黨要代表農工、小市民的利益，重新恢復農民、工人、商民運動。他們認為：「國民黨的本身建築於農工和小資產階級之上」，故本黨本應代表農工、小市民的利益而奮鬥。但今日的南京國民黨政權卻摧殘甚至完全取締民眾運動，這只會使廣大民眾對國民黨不滿和厭惡，以致跟著共產黨去反抗國民黨的壓迫。因此，他們主張「迅速恢復各民眾的組織」，同時在農村「繼續消滅劣紳土豪勢力」，「積極組織農村的合作事業」，「執行百分之二十的減租，嚴禁鄉村間的超規定的高利貸」，主張「平均地權」，獎勵佃農和自耕農的生產力；在城市「建立工會和地方的合作事業，減低工人的生活費」，「厲行工人強迫保險法」，「設立工人藝術補習學校，促進工人的生產知識」，「獎勵商人的投資」，「保護和獎勵私人資本」等。（2）主張剷除新舊軍閥，實現國家的統一。他們指出：今天中國舊的軍閥未滅，新的軍閥又生，而軍閥不去，不僅中國永遠不能統一，而且必定會再演混戰局面，陷民眾於水火之中。他們力主「為解除勞苦民眾的壓迫，應努力剷除一切新舊軍閥」。（3）主張恢復國民黨的民權主義，反對個人專制獨裁。他們認為，改組後的國民黨，在組織上的根本原則就是民主集權制。第一次代表大會就是這個組織原則的充分體現，而今國民黨已經拋棄了這種民權精神，「集權還有人記得，民主都似乎忘記了」，結果不惟軍人當道、官僚主義盛行，而且一個黨部便是一個特殊勢力或特殊人物的支配物了，黨員和黨部大半變成了擁護個人的工具。他們堅持要「以黨治國，以黨建國」，堅決反對黨附屬於軍隊或附屬於政府，主張非黨員不得充任政務官，現役軍人不得兼任省政府主席，要求廢止指派圈定製，恢復選舉制，給予黨員在不違背本黨主義範圍內有發表意見之自由，主張黨部必須絕對保持其獨立的性質，實行黨的專政。

  改組派最初對蔣介石保持著沉默靜觀的態度，因此在《革命評論》初辦之際，蔣介石為了拉住汪精衛一派人，還特別通過財政部長宋子文給了改組派每月3500元的贊助。但由於蔣介石很快便和胡漢民走到一起，再加上《革命評論》言辭激烈，蔣介石轉而對其採取了壓迫的態度。這促使改組派一成立就展開了積極的反蔣活動。

  1928年10月25日，國民黨中常會第179次會議討論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代表的產生辦法。蔣介石為控制三大，操縱會議，通過了一個由國民黨中央指派圈定代表的決議，並且明確規定代表必須從未有違反本黨言論或行為者。通過這種辦法，由蔣介石、胡漢民控制的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最終將產生代表406人，其中指派211人，圈定122人，兩者占了代表總數的82%。通過選舉產生的代表只有73人，僅占總數的18%。蔣、胡的這種做法，自然而然地遭到了改組派的強烈反對。改組派利用各種刊物，公開喊出要求黨內民主、反對圈定指派代表，反對一手包辦三全大會的口號。1928年11月2日，南京改組派成功策動南京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委員集體辭職，以示對中常會指派圈定代表決議的抗議。他們發表的辭職呈文指責蔣介石等將黨員的選舉權完全剝奪。幾天後，南京市各區黨部代表30餘人赴中央黨部遞交抗議書，抗議中央剝奪黨員的合法權利。眼看蔣介石等人拒絕修改代表產生辦法，在三全大會召開幾天前，汪精衛、陳公博、顧孟余等14名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在上海聯名發表了《關於最近黨務政治宣言》，嚴厲指責蔣介石、胡漢民等違反本黨民主原則，聲明對此次大會誓不承認。而三全大會召開的前一天，南京市黨部在夫子廟貢院大禮堂召開代表大會，改組派代表提出《抗議中央指派圈定三代會代表案》，討論過程中會場大亂，對立的兩派大打出手，中央政治學校訓育處副處長谷正綱在內的多名改組派分子被打傷。

  1929年3月15日，蔣介石等無視國民黨內強烈的反對聲浪，如期召開了國民黨三全大會。改組派為對抗蔣、胡一手包辦的三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邁爾西愛路314號設立了聯絡點，糾集20多個省（市）黨部和海外總支部，成立了改組派的外圍組織「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部海外總支部聯合辦事處」，並公開發表宣言，斥責三全大會，堅決主張「打倒非法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其所產生的偽中央」。但是，掌握著國民黨黨政軍大權的蔣介石毫不退讓。3月20日，三全大會通過決議，永遠開除陳公博、甘乃光黨籍，開除顧孟餘黨籍3年，對汪精衛給予書面警告。隨後，國民黨中央黨部更發表《檢舉改組派令》，稱改組派「發亡黨亡國之言論，爭取政權」，「罪大惡極」，「應嚴加取締，以遏亂萌」，要求各地「嚴密檢舉該反動派之行動言論，隨時呈報，以憑核辦」。

  改組派鑑於在政治上無力制約蔣介石，不得不開始考慮從事軍事反蔣活動。為了打倒蔣介石，他們開始不惜與地方軍閥進行合作。利用馮玉祥、閻錫山、張發奎、唐生智、何鍵等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在編遣軍隊問題上的種種矛盾，改組派於1929年5月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並為此發表了宣言。宣言公開提出「組織護黨革命軍，直搗南京政府」，「剷除叛徒蔣中正一切勢力」，「歡迎汪精衛、宋慶齡及一切革命領袖歸國護黨」。當年9月17日，在改組派的策動下，與汪精衛最接近的張發奎所部第4師揭旗反蔣，通電提出護黨三項主張：（1）三全大會違法亂紀，應立即解散，再行依法召集；（2）根本剷除侵蝕國民黨的腐化分子；（3）敦請汪精衛回國主持大計。27日，廣西省主席俞作柏亦通電響應。與此同時，汪精衛、陳公博、顧孟余等12人眼見軍事反蔣開始，更聯名發表《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會最近對時局宣言》，歷數蔣介石任用私人、貪贓枉法、濫借外債、橫徵暴斂、非法沒收、濫捕濫殺、秘密締結賣國條約、託名訓政而厲行專制、借編遣擴充私人武力、包辦三全大會十大罪狀，公開宣告準備以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行使職權，改組政府，並籌備另開國民黨三大。而汪精衛更是興沖沖地於10月上旬自法國趕回香港，準備親自領導護黨運動。

  經過一番聯絡，汪精衛成功勸說桂系等眾多西南將領投身反蔣運動。11月7日，汪精衛以上海中國國民黨二屆中央執監委員會的名義，委任張發奎為護黨救國軍第3路總司令，李宗仁為第8路軍總司令兼傳達所長，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鐸、何鍵等分別為第4、5、6、7路軍總司令。據此，11月17日，李宗仁、張發奎聯名發出討蔣通電。張桂聯軍正式組成。12月初，石友三在浦口通電反蔣就任護黨救國軍第5路總司令。唐生智亦於同時聯合四川劉文輝、湖南何鍵等52名將領通電擁汪，並就任護黨救國軍第4路總司令。韓復榘、馬鴻逵、孫魁元等北方將領隨後亦紛紛通電，響應石、唐。但事實上，反蔣勢力各打各的算盤，軍事上完全沒有一致行動，很快就被蔣介石各個擊破。與此同時，蔣介石亦先後對改組派採取行動。先是封了其設在上海的「幹部訓練所」——大陸大學，然後又封了上海改組派總部。對改組派在各地的骨幹更是大肆開除、通緝和逮捕。國民黨第39次中常會即以「勾結軍閥餘孽」、「顛覆黨國」等罪名，決議通緝陳公博、王法勤、柏文蔚、朱霽青、白雲梯、王樂平、顧孟余、陳樹人、潘雲超、郭春濤10人。第52次中常會又作出決議永遠開除王樂平、王法勤等人的黨籍。第58次中常會作出決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而北平的谷正鼎，上海的邢琬，江蘇的盧印泉，南京的羅方中、朱倫、林凡野，中央軍校的羅子實，中央政校的竇培恩等數十名改組派骨幹均被逮捕。為殺一儆百，蔣介石還於1930年2月18日晚遣人闖入改組派總部辦事處，公然刺殺了改組派總部負責人王樂平和當時在場的2名黃埔軍校畢業生。遭此殘酷鎮壓，改組派各級組織很快就陷於癱瘓。

  1930年2月，蔣、閻關係惡化。至3月15日，鹿鍾麟、商震等57名將領聯名通電驅蔣，同時推舉閻錫山為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汪精衛、陳公博等又加緊活動，並與各方達成妥協，決定汪主黨、閻主政、馮主軍，並決定在北平召開中央幹部擴大會議，由擴大會議產生新的中央政府，與南京蔣介石政府分庭抗禮。而汪精衛、陳公博等人此舉也徹底暴露了他們政治主張的虛偽性，從而引起眾多為了民主信念而加入改組派的基層會員的強烈反感，許多人憤而宣布退出了改組派。

  5月11日，中原大戰打響後，軍事上反蔣派最初進展順利，卻由於改組派與西山會議派爭黨統爭個不休，一直無法建立計劃中的中央政府。7月13日，在汪精衛的力主妥協之後，改組派與西山會議派總算取得了諒解，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在北平正式宣布成立，並發表了有30人署名的擴大會議黨務聯合宣言。10天後，汪精衛抵達北平。8月7日，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擴大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第一次正式會議，決定由汪精衛、趙戴文、許崇智、王法勤、謝持、柏文蔚和茅祖權7人組成擴大會議常務委員會，負責主持擴大會議的一切事務。常務委員會下設組織、宣傳兩部和民眾運動委員會。組織部由汪精衛兼秘書主任，委員為汪精衛、鄒魯、趙丕廉、陳公博、朱霽青；宣傳部由顧孟余兼秘書主任，委員為顧孟余、張知本、薛篤弼、潘雲超、傅汝霖。民眾運動委員會由覃振兼秘書主任，委員為覃振、白雲梯、陳嘉祜、陳樹人、商震。由改組派領袖汪精衛起草的擴大會議宣言，明確提出了解決黨政問題的7項基本條件。它們是：（1）籌備召開國民會議，以各種職業團體為構成分子。（2）制定基本大法，確定政府機關之組織及人民公私權利之保障，由國民會議公決。（3）民眾運動、民眾組織，應按建國大綱由地方自治做起。（4）各級黨部對於政府及政治，立於指導監督地位，不直接干涉政務。（5）不以黨部代替民意機關。（6）貫徹以黨治國，即以黨義治國的原則，集中人才，以收群策群力之效。（7）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按照建國大綱規定採取均權制度，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

  9月1日，擴大會議第五次正式會議公布了《國民政府組織大綱》，宣布成立國民政府。閻錫山任主席，馮玉祥、汪精衛、李宗仁、張學良（未參加）、唐紹儀（未就職）、謝持為委員（後增劉文輝、石友三）。國民政府下設內政、外交、財政、司法、陸軍、海軍、教育、交通、農礦、工商、國營實業11個部，1個監察院，以及立法、考試、軍事、蒙藏、僑務5個委員會。當然，這些機構事實上均未成立，連人選也未及確定，整個戰爭就失利了。8月初，蔣介石開始反攻。14日，濟南失守。8月下旬，陳公博等赴北戴河勸說張學良遭到失敗。9月18日，就在閻錫山、汪精衛等匆匆在北平宣誓就任國民政府主席及委員職後不過一周多的時間，張學良宣布出兵入關擁蔣。至此，中原大戰的形勢急轉直下，北平危在旦夕，汪精衛等不得不乘車經石家莊轉去太原。到太原之後，擴大會議除了炮製出一部《中華民國約法草案》外，已再無用處了。隨著10月底反蔣軍事上徹底失敗，改組派領導人不得不紛紛離開太原，再度亡命。1931年1月1日，為了換取蔣介石的諒解，汪精衛在香港公開發表宣言，解散改組同志會。自此，改組派遂徹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