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中共工作重心的轉移與蘇區紅軍的發展

  1931年1月8日，即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的第二天，何孟雄、林育南等18位中共地方黨的領導人就發出《告同志書》，強烈抗議遠東局和中共中央強行召開四中全會，片面改組政治局。

  隨後，全總黨團、海總黨團、上海外縣委員會、上海工聯黨團等亦相繼作出決議，反對四中全會。政治局委員徐錫根、王克全等也公開表示反對四中全會。

  幾天後，這些黨內反對派聯合起來，不斷召開會議，研究對抗辦法並上書共產國際。全總黨團會議在遠東局代表出席並極力施壓的情況下，與會代表群起抗議，譴責四中全會是米夫和陳紹禹玩弄的政治把戲。在會議通過的決議里，全總黨團不僅要求撤銷執行立三路線、調和主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數領導人，反對「引進同樣犯有堅決執行立三路線、調和主義、絲毫無實際工作經驗的陳韶玉（即陳紹禹——引者注）等負政治局領導重責」，而且抗議國際代表「對於多數同志們提出的政治意見，不採用黨內正確的思想鬥爭的方式，而實行一種無原則的謾罵、挑撥、誣衊同志的宣傳和煽動，並且一再強迫同志通過其無理由的決議」。他們要求「國際撤換四中全會主要錯誤責任的代表，另派真正能夠執行國際路線的代表來領導中國革命」。

  面對來自中共黨內大批中高層幹部的強烈反對，米夫及遠東局一時陷入相當尷尬的境地。堅持六屆四中全會的合法性，黨內勢必出現嚴重分裂；接受反對派的要求，不僅共產國際代表尊嚴盡失，原定的扶植留蘇學生幹部的目標不能實現，而且會危及到日後共產國際代表機構和中共中央之間的關係。正在此時，林育南、何孟雄等來自江蘇省委、全總、上總、左聯、反帝大同盟黨團等20多名重要負責幹部，於1月17日秘密舉行反對四中全會的聯席會議時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進而很快被殺害，使黨內反對四中全會的力量受到了沉重打擊。遠東局的態度亦因此而逐漸轉為強硬。特別是王克全公開宣稱否認四中全會以後的政治局和經過陳紹禹改組過的江蘇省委，煽動下級區委反對派幹部抵制新的省委；羅章龍等到處散發《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報告大綱》的小冊子，號召全黨同志根本廢除政治上、組織上已經完全破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以挽救黨。這些都明顯地變成了一種有組織的分裂行為。對此，中共中央根據遠東局的建議，強硬地宣布將羅章龍等人開除出中央委員會，並取消其黨籍，將王克全開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並對有其他類似分裂行為者均施以同樣嚴厲的處罰。

  中共中央的嚴厲態度並沒有能夠阻止黨的分裂。羅章龍等很快爭取到江蘇省委以下及各地工會系統中相當一部分中高層幹部，組成了「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繼續向共產國際進行申訴，並公然與中共中央對抗。與此同時，這個委員會還派遣幹部去各地爭取基層組織和幹部、黨員，原工會系統的組織有相當一部分被歸入其麾下。這種情況不能不使1930年剛剛發展起來的中共在中心城市的工會組織因分裂而遭受嚴重的損失。據2月底的統計，僅上海一地，赤色工會會員數就從1930年的大約2000人，驟減到只有513人了。隨之而來的思想混亂，工作情緒低落，更使相當一批幹部、黨員感到苦悶和無出路。於是，自首變節之風平地而起。4月間，多年負責中央保衛及情報工作的政治局委員顧順章被捕後叛變，迫使中共中央將近一個月時間無法從事正常工作。兩個月後，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也被捕變節，以致中共中央在將近5個月的時間呈陷於半癱瘓狀態，所有在上海活動時間較長的中央負責幹部都不得不撤離或轉移了。中共城市工作從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一蹶不振。

  

  當然，中共城市工作在1931年以後極大削弱，也有其工作重心轉移的背景。1930年以前，中共中央一直把建立根據地的工作看成是「割據保守」觀念，對紅軍亦因其農民軍隊性質而不甚重視。用周恩來的話來說，自中共六大以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不接受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觀念。「政治局把建立根據地看作是把革命限制在固定的地區和不讓革命運動向根據地以外發展」的割據保守觀念。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始終熱衷於奪取中心城市，「把一些軍，特別是3、4和5軍（在贛南——引者注）調來調去，未在任何地方鞏固勝利成果，未在任何地方給農民提供發揮積極性的機會」。

  嚴格說來，紅3軍、紅4軍和紅5軍並非沒有在建立根據地的問題上發揮作用，但中共中央對根據地和紅軍作用的認識確如周恩來所說的那樣，的確沒有給予相當的重視。最典型的就是共產國際提出在上海召開全國性的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進而確定一鞏固的根據地召開正式會議之後，莫斯科相當重視，甚至預先就組織了專門委員會進行研究，提供各種決議案的草案，並且在其各種機關報上大力加以宣傳，然而中共中央卻並不十分熱心。原因是，他們相信在農村根據地而不是中心城市組織全國性的蘇維埃政權，哪怕只是召開全國性的蘇維埃代表大會，都是不適宜的，它只會助長黨內的割據保守傾向。因此，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力主在上海開會，只派代表去蘇區參觀，自然它也就不會計劃在上海開準備會了。

  根據中共中央2月3日政治局會議討論的結果，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將於1930年5月1日在上海召開。「這一大會的召集將以全國總工會、中國共產黨為主要的發起者，各地蘇維埃區域及紅軍亦將被邀請列名」。7日，以任弼時為主席的籌委會開會，周恩來出席並作報告，對會議日期、代表名額分配、會議議程和決議草案等問題做了說明。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進一步提出了給全國蘇代會的決議草案。3月，由於工作關係，羅章龍接任籌委會主任，林育南擔任籌委會秘書長。由於遠東局堅持要求按照共產國際原定方針，在上海召開準備會，去蘇區開正式大會，中共中央才不得不於3月20日又將會議改稱為「中華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會議」。然而事實上，當拖到5月19日，在各地所到正式代表僅幾個人、其他多為非正式代表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為避免麻煩，又把準備會開成了正式的大會，會議名稱又改回為「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

  中共中央改「中華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會議」為「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會議」，還含有更深一層的考慮。那就是，蘇代會召開之際，正值中共中央全力迎接革命高潮之時。它正準備奪取武漢等中心城市，爭取全國暴動，進而推動世界革命，當然不希望看到在農村根據地召集什麼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把上海的準備會搞成「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顯示對根據地工作的重視，也就夠了。而在根本上，正如中共中央6月12日給共產國際主席團的電報中所說的那樣，它「不同意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等類的割據觀念」。

  對於改「中華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會議」為「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會議」，遠東局明確認為不妥。遠東局指出：這「不僅是一個政治損失，而且是一個政治錯誤」，因為事實上它完全失去了宣傳上的效果，不具有重大影響的意義。隨著遠東局堅持要再度召開中華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會議，以便正式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建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更加堅信必須要加緊推動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即必須奪取一重要城市，如湖北沙市、宜昌，來建立作為全國政權的蘇維埃中央政府，然後再把它移到中心城市武漢去。總之，不能把中央政府建到農村去，因為它與蘇維埃政權的性質不相適應。

  中共中央的這一觀點與史達林這時的看法相去甚遠。還在1930年5月間，史達林就與周恩來等人在莫斯科談到過中國革命的特點和意義問題。他在突出強調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同時，明確認為，中國是一落後國家，它與西歐不同，德國工人在柏林暴動即可奪取全國，在中國卻只能一省一省地取得勝利。這就要求中共必須從敵人統治最薄弱，而黨的工作最發達的地域發動廣泛的群眾鬥爭，創立和擴大紅軍，鞏固黨的領導，逐漸開闢和擴張革命根據地，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發展，直至奪取中心城市。因此，他相信，紅軍是中國革命的希望所在，應視為中心問題。他舉吳佩孚為例，稱吳當年還能在四川存在，中國（共產）黨總不會不如吳佩孚，只要有四川這樣大的一塊地方就有辦法。

  對史達林的這種設想，聯共（布）領導人最初也還不能完全理解。當中共中央來電詢問可否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時，聯共（布）多數領導人仍然認為：「在目前條件下成立蘇維埃中央（臨時）革命政府為時過早，因為蘇維埃政權尚未擴展到任何一個大工業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經過史達林修改之後，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發出的回電才改變了這一說法，強調了在農村根據地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必要性。它指出：「我們認為，只要保證我們在蘇區中央（臨時）革命政府內的影響，就可以成立這樣的政府。」當然，「蘇維埃政權要擴展到一個大工業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但目前應當首先在蘇維埃成立有權威的中央局，採取一切措施儘可能加強紅軍，現在就必須最大限度地集中和保證黨對紅軍的領導。進而根據軍事政治形勢的發展，將注意力和力量集中在奪取一個中心城市上來。

  注意到中共中央對在鞏固的農村根據地建立臨時中央政府問題表示懷疑，共產國際再度致電中共中央，強調在蘇區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問題。電報指出：「我們認為，在最有生活保障的地區建立完全服從共產黨的領導並能成為工農蘇維埃政府支柱的真正的紅軍，就可以成立這樣的政府。」當然，我們應當將蘇維埃政權擴大到一個大工業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中去，使之成為我們在蘇區發揮領導作用的最可靠的保障。只要軍事、政治形勢的變化適合於這樣做，就必須集中注意力和精力去奪取這樣一個中心城市。緊接著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更具體地說明了實行這一策略的幾個步驟，即：（1）組織並鞏固蘇維埃中央政府，以此作為號召群眾與國民黨政權相對抗的一面旗幟；（2）使紅軍強大到在將來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而能夠占領一個或幾個工業的、行政的中心城市；（3）把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鬥爭浪潮擴大到新的區域去；（4）加緊組織和推動城市工人的大規模政治鬥爭。

  進入到8月份，眼看中共中央急於在各中心城市組織暴動和兵變，調動各路紅軍攻打大城市，莫斯科方面更進一步強調了紅軍和根據地的重要性。8月8日，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指出：「建立一支堅強的、組織嚴密的、政治上堅定的、有充分供應保障的紅軍，是中共工作中目前的中心環節，正確而有力地完成這項任務能保證群眾性的革命運動取得進一步的發展……為此必須選擇和開闢能保證組建和加強這種軍隊的根據地。對根據地的基本要求是：相當程度的農民運動，從容組建的可能性，獲得武器的前景和保證今後能奪取一個有足夠工人居民的大的行政政治中心的發展前景。目前顯然贛南、閩南、粵東北地區首先能夠成為這樣的根據地……另一個後備根據地應是湘鄂川邊區及其附近地區。」

  8月下旬，周恩來被派回國，馬上就開始貫徹共產國際提出的這一思想。在周恩來傳達莫斯科的提議時，政治局大多數人「不接受這個方針」，他們相信建立根據地等於是把革命限制在固定的地區和不讓革命運動向外發展，因而是典型的割據觀念。對此，共產國際的態度很明確：「建立根據地的問題不僅不排除擴大根據地的必要性，而且是擴大根據地的必要前提……只有占領具有足夠社會經濟前提的地區，才能保證黨對農民運動的領導，才能保證無產階級對運動的領導，才能保證進行土地革命的地域範圍的擴大。」按照共產國際要求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最終接受了上述方針，會議明確肯定：「當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務是建立鞏固的陣地，就是建立集中統一的真正和工農群眾密切聯繫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在最有保障的地域——蘇維埃的根據地，創造並且鞏固真正堅強的，政治上軍事上有充分無產階級領導的紅軍，以便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進而占領一個或幾個工業政治中心。」

  事實上，在1930年夏天聯共（布）中央開始提出中國革命首重根據地和紅軍的觀點時，他們還沒有能夠完全擺脫傳統的中心城市論。在他們的指示和文件中，還時常可以看到對中心城市作用的突出強調。即一方面認為農村根據地更重要，另一方面也還是不忘說明中心城市的核心與領導的地位。最典型的莫如遠東局10月間對中共中央的批評，它明確認為中共中央不應該「不去奪取縣城和建立連成一片的蘇區，而是熱衷於攻占大城市」，同時卻又不得不強調「不奪取大城市而要建立鞏固的和持久的蘇維埃根據地自然是不可能的，舍此也不可能有蘇維埃政權在中國領土的擴大」。但這種情況在10月間卻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變。共產國際這時發出的針對「立三路線」的指示信，第一次明白提出了要以農民運動來包圍城市，最終奪取城市的思想。它指出：「正是重要的工業中心城市，也就是無產階級的中心城市，不但在帝國主義武力干涉的直接打擊之下，而且帝國主義對於工商業行政的中心城市，有直接和經常的軍事政治的控制」，不僅工人還沒有力量通過暴動來奪取城市，就是紅軍也還沒有力量去攻占它們。因此，中國革命「必須開展暫時還不是蘇維埃區域的鄉村之中的農民運動，發展游擊戰爭，用農民的騷動像一個箍的一樣的去圍繞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組織軍閥軍隊裡的我們力量，十倍加強我們在這些軍隊裡的工作，就是去搗亂國民黨的政權，到處去動搖國民黨的政權。只有這樣，才能夠準備工業中心的大城市的暴動，用暴動起來的工人和紅軍占領這些城市」。

  發展農村根據地的方針，從1930年10月之後已開始成為共產黨人自上而下的共同使命。出於對根據地的重視，共產國際開始著手幫助中國黨建立通往根據地的固定的交通路線，選擇有能力的幹部進入根據地開展工作。共產國際並且試圖派遣自己的代表到根據地去。中共中央也第一次開始真正重視蘇區、紅軍及其政權工作，迅速組成了蘇區中央局，以加強對根據地和紅軍的領導，下決心要在湘鄂贛邊建立統一的中央蘇區根據地，並以此為依託，把紅軍建設成能夠擔負大規模國內戰爭任務和爭取全國革命總的勝利的強大武裝力量。

  當然，由於六屆三中全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只存在了3個月多一點的時間，這樣一系列轉移工作重心的任務事實上最終是由1931年1月7日產生的六屆四中全會的新的政治局來完成的。也正因為如此，派往各蘇區去負責的主要領導幹部，相當多數都是從莫斯科回來的幹部和留蘇學生。考慮到共產國際的建議，中共中央任命毛澤東為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蘇維埃中央軍委主席，但仍然派出了一個以留蘇學生為主的中央代表團；對鄂豫皖蘇區，則指定由新近從莫斯科回國的政治局委員張國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和軍委會主席，並指定從莫斯科回國不久的留蘇學生陳昌浩、沈澤民擔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陳昌浩兼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對湘鄂西蘇區，則指定從莫斯科回國不久的夏曦擔任中共湘鄂西分局書記。根據共產國際的要求，中共中央自1930年底1931年初開始，先後把60%的黨務人才、城市工人骨幹派遣到各個蘇區去了。單是1931年1月下旬至2月下旬，中共中央就派出了63名軍事人員和近200名工人前往各個蘇區。

  把大批黨的各級幹部和城市工人骨幹派去農村的結果，是城市工作受到明顯的削弱。據1931年4月的統計，全國中共黨員除蘇區外，僅有不足11500人，其中城市中的黨員數僅4000人左右，其中工人黨員不足一半，受共產黨領導的有組織的工人，除滿洲外，尚不足千人，而這個數字還在不斷減少。上海赤色工會會員數從2月到4月間就從513人減少到只有300人左右。再加上由於六屆四中全會造成的黨的嚴重分裂，許多幹部黨員懼於對「立三路線」和「調和路線」的批判，工作態度消極；黨的中央機關又因政治局委員、情報部門負責人顧順章4月被捕叛變，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6月被捕變節，不能不導致中共在城市中的工作逐漸地開始萎縮，群眾基礎越來越小。與此相反，當時國民黨僅在上海就已經建立起120多個工會組織。他們通過支持各工廠工人的經濟鬥爭以及反帝鬥爭，要求8小時工作制、勞動立法等，動輒就可以發動起數千工人示威遊行。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共中央之所以不得不通過一些強迫命令的方式，要求下級黨員幹部和赤色群眾骨幹去冒險舉行各種飛行集會來顯示自己的存在，也實在是不得已的一種辦法。

  與中共城市工作萎縮形成明顯對照的，是工作重點轉移後共產黨在紅軍、蘇區及其政權建設方面取得的明顯進展。自1930年12月下旬至1931年9月中旬，紅軍在江西根據地連續進行了大規模的運動戰，接連粉碎了國民黨軍發動的三次「圍剿」，殲敵數以萬計，將贛西南與閩西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包括4個縣、區，擁有數十萬人口和5萬名主力紅軍的相對穩定的中央根據地。進入到1932年，隨著紅軍不斷地向周邊地區擴展，到該年秋天，中央蘇區的人口已達到百萬以上。到1933年秋天，中央蘇區更進入到鼎盛時期。據不同的統計，其全盛時至少也有21個縣（黎川、廣昌、瑞金、興國、寧都、石城、雩都、信豐、會昌、安遠、尋鄔、建寧、泰寧、寧化、清流、長汀、連城、上杭、龍巖、永定、歸化），占地總面積5萬平方公里，人口250萬。至多則可能達到4個省區（江西、福建、閩贛、粵贛）60個縣（興國、博生、勝利、瑞金、公略、永豐、萬泰、新淦、崇仁、宜黃、樂安、楊殷、南豐、廣昌、康都、石城、洛口、長勝、贛縣、龍岡、赤水、太雷，長汀、寧化、上杭、龍巖、永定、武平、兆征、汀東、連城、彭湃、泉上、代英、新泉、清流、歸化，崇安、鉛山、上鉛、廣豐、建陽、邵武、光澤、廣埔、貴南、黎川、建寧、泰寧、資溪、東方、建東、金南，會昌、門嶺、西江、尋鄔、安遠、雩都、信康），占地總面積約8萬平方公里，總人口超過了450萬。

  與此同時，湘贛、湘鄂贛、贛東北、鄂豫皖及湘西根據地也都得到了相應的發展。1931年底，湘贛蘇區占據了將近10個縣，面積2萬多平方公里，擁有人口近百萬；湘鄂贛蘇區1931年7月成立省蘇維埃政府時，下轄18個縣蘇維埃政府，擁有人口亦在百萬之眾；贛東北蘇區在第三次反「圍剿」時遭受嚴重損失，但1932年以後逐漸復甦，在1933年也進入全盛時期，據有20餘縣，人口總數上百萬；鄂豫皖蘇區因「立三路線」盲動受損，1930年12月、1931年3月和9月又遭受國民黨連續三次「圍剿」，但蘇區仍得到了迅速的發展，1931年底蘇區達到全盛期，建立縣級政權26個，總面積4萬平方公里，擁有人口300餘萬。

  全國紅軍的發展也是一樣的情況。1930年8月23日，中央蘇區紅軍紅1軍團和紅3軍團合編成紅一方面軍，總兵力約4萬人。經過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三次反「圍剿」作戰，總人數有所下降，大約3萬人。但隨後，國民黨第26軍在寧都起義，組成紅5軍團，加入紅一方面軍，紅軍主力又發展到5萬人。此後中央蘇區不斷擴大，擴紅運動不斷展開，到1933年6月，中央蘇區紅軍部隊總人數已發展到12萬人以上，其中紅一方面軍主力7萬餘人，地方部隊近5萬人。湘贛蘇區紅軍主力是1930年9月成立的紅軍湘東獨立師，僅2個團的兵力。1931年2月發展到3個團，1000餘人。1932年7月發展到2個師，合編成紅8軍，2800餘人。一年後湘贛、湘鄂贛紅軍合編為紅6軍團，轄3個師，約4000人。1930年6月湘鄂贛蘇區紅軍主力組建成紅3軍團，轄3個軍。後紅3軍團與紅1軍團合編成紅一方面軍，湘鄂贛蘇區主力為紅16軍，轄2個師。1932年發展到7500餘人，加上3個獨立師，紅軍達到1.5萬人。2個獨立師改編為紅18軍後，紅16軍與紅18軍於1933年與湘贛蘇區紅8軍合併，編成紅6軍團，紅16師留湘鄂贛蘇區，紅18師開赴湘贛蘇區。贛東北蘇區主力紅軍為1930年7月編成的紅10軍，6000人。1933年改為紅11軍，調入中央蘇區，加入紅一方面軍序列。新編紅10軍留在贛東北蘇區。1933年春，新編紅10軍發展到2500人，編成2個師。鄂豫皖蘇區紅軍主力是1930年3月編成的紅1軍，下轄3個師和1個獨立旅，共2000餘人。1931年新編的紅15軍與紅1軍合編，組成紅4軍，全軍1.2萬餘人。三次反「圍剿」之後，新成立紅25軍，進而於1931年11月合組成紅四方面軍，轄紅4軍和紅25軍，共3萬餘人。到1932年6月，紅四方面軍已發展到轄有2個軍、1個少共國際團和4個獨立師的規模，共有10個師，約4.5萬人。總計全國紅軍（包括主力紅軍和地方紅軍）到1933年已經發展到28萬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