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立三路線」從形成到終止以及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

  中共南方農村根據地的創立和工農紅軍的發展，並不能使共產國際以及中共中央很快放棄對蘇維埃革命模式的堅持。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通過各種辦法，將中共領導人及其各地代表100餘人秘密運送到莫斯科，召開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為大會做了題為「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報告，周恩來做了關於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的報告，劉伯承做了軍事問題的補充報告。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則為大會做了政治報告，並在大會結束之際就政治報告討論的情況對大會做了總結。

  

  這次大會對於剛剛經歷過一系列慘痛失敗的中國共產黨人而言，是具有相當重要意義的。它在莫斯科的成功召開顯然振奮了黨的領導層的鬥爭意志，而從史達林到布哈林耐心地聽取中共代表提出的種種問題，深入淺出地答疑解惑，顯然也解決了不少共產黨人長期以來在理論和實踐過程中迷惑不解的問題。大會在中共中央以及中共代表思想觀念上所造成的最重要的影響，則是明確了中國革命的民主革命性質，限定了現階段革命的目標和任務。它使代表們第一次公開承認，中國革命還沒有到「直接革命的形勢」，第一次不再幻想一步踏上俄國十月革命的歷史階段，第一次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從正面肯定中國革命不同於俄國革命的那些特殊形式。

  關於這方面的看法，在大會的《政治議決案》中都有明白的解說。議決案肯定地指出：中國現時沒有革命高潮，「武裝暴動在全國範圍的意義，還只是宣傳口號」，「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故必須反對盲動主義。大會肯定了中國已經出現的農民武裝割據現象和農村蘇維埃區域的意義，強調「農民鬥爭，則至今保存的蘇維埃政權的根據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數工農革命軍」，勢必要成為未來新的革命高潮的「重要成分」。在這種情況下，它明確認為：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發展蘇維埃的根據地，奪取新的區域，鞏固新的區域」，「最大限度的發展正式的工農革命軍——紅軍」，「建立蘇維埃的政權機關，引進廣大群眾參加管理政事」。而在「現在階級鬥爭日趨激烈的條件下，建立一縣或數縣的蘇維埃區域是有可能的」。與此同時，議決案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並不因國共關係的破裂和蘇維埃革命的展開，就從民主革命轉向了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當前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應當是「驅逐帝國主義者，達到中國的真正統一；推翻地主階級私有土地制度，實行土地革命；力爭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而爭取民眾的具體要求和鬥爭口號也應當限定在以下10個方面：（1）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2）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3）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4）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5）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6）實行8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7）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8）改善兵士生活，給兵士土地和工作；（9）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10）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大會直截了當地要求「保存商業的貨物交易，戰勝均和主義的傾向——均分小資產階級財產的傾向（如均分小商人小手工業主等的財產）」等。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基調，大會討論並通過了《政治議決案》《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土地問題議決案》《農民運動決議案》《軍事工作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等16個決議案，同時還修改了黨的章程，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並根據蘇聯黨和共產國際的提議，把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員向忠發推上了總書記的位置。這次大會的各項文件和決議案基本上都是由蘇聯和共產國際專家代為起草，莫斯科方面堅持大會代表、中共中央委員以及黨的領導層要突出工人成分，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蘇聯黨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實際策劃、組織和主導下的這次大會，對俄國蘇維埃革命的模式仍舊是相當地堅持。它意味著，大會沒有也不可能改變蘇維埃革命模式中的城市中心觀點，即城市領導農村、工人領導農民的觀念；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改變蘇維埃革命模式中排除資產階級乃至於小資產階級，超越民主革命階段的種種做法和觀念。

  關於這種情況，在大會決議以及布哈林的報告和談話當中，表現得也很明顯。在談到農村武裝割據的作用時，大會《政治議決案》明確指出：「各省自發的農民游擊戰爭……能夠變成全國勝利的民眾暴動的出發點，只有在下列條件之下，就是和無產階級的城市的新的革命高潮相聯結起來」，才是可能的。對於工農紅軍的存在，大會在高度肯定的同時，卻相信它只能作為革命的一種補充手段來發揮作用，真正的革命還是要像俄國那樣，通過群眾暴動來解決問題。因此，就連布哈林也不大相信中國紅軍能夠在脫離城市的農村環境中長期生存下去。他指出的生存策略是：今天在這個村子殺一殺雞，喝一喝雞湯；明天去那個村子殺一殺雞，喝一喝雞湯。等到中心城市的群眾發動起來了，革命達到高潮，「我們放一個號炮，便可以進行總攻擊」了，紅軍這個時候自然可以擔負起配合工人暴動奪取中心城市的作用。

  至於對資產階級的態度，無論大會各項決議如何肯定中國的民主革命性質，依照俄國革命的經驗，布哈林仍舊堅持把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看成「是我們最無情最殘酷的敵人」。對於小資產階級，布哈林也毫不懷疑，整個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一樣反動。他唯一有所保留的只是對中下層小資產階級的態度，但當中共代表提出「如果工農群眾強烈要求實行勢必會侵犯到小資產階級利益的平均主義的政策，對小資產階級應當採取何種態度」時，他則毫不猶豫地答覆說：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共產黨人只能犧牲與小資產階級的關係，而不能憐惜他們。十分明顯，蘇維埃革命的民主主義性質雖然在這次大會上得到了明確的肯定，然而對於何為革命的動力，何為革命的對象，與會者依舊混淆不清。據此通過的六大議決案，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動力並不含有理應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重要成員的資產階級。大會明確認為，中國的蘇維埃革命，其實就是工農革命；蘇維埃革命的動力，只有工人和農民。甚至對於農民而言，也必須要加以清楚地劃分，因為革命的農民主要也只是指農村中的貧農和僱農，中農只能被視為不十分可靠的同盟者，而富農則應被視為剝削階級的一部分。如此一來，蘇維埃革命的對象，自然也就不僅是議決案中所規定的帝國主義和地主階級，它還不可避免地包括軍閥國民黨在內，包括民族資產階級以及上層小資產階級在內；並且，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還是「最危險的敵人之一」。

  中共對蘇維埃革命形式的堅持，很快就反映到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當中去了。中共六大召集的過程中，恰好發生了濟南慘案。日本大舉出兵中國山東，國民黨領導下的民眾組織和各地輿論掀起了反日運動的熱潮，使一向以徹底反帝為號召的共產黨人處於相當困難的地位。這時留守在國內的中共中央明確發出通告，承認「這一反帝運動，確實被國民黨領導了」。為此，留守中央決定改變前此與國民黨及其一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團體劃清界限的做法，讓黨員「加入國民黨所組織的反日團體」，「運用群眾的統一戰線揭破反動領袖的假面具而取得其群眾，也就是取得公開的地位以便到群眾中去活動」。具體做法就是通過「檢查日貨焚燒日貨阻運日貨……等類激烈的動作，以惹起許多小的衝突」，暴露國民黨妥協投降，從而達到揭破國民黨假面具的目的。

  中共策略的調整，迅速改變了它在群眾反日運動中的被動局面。在5月30日和6月3日這兩天，由於中共的參加，上海反日大同盟和工人反日後援會等組織成功地動員了上千群眾上街舉行反日示威，同時還有一些工廠的工人進行了反日罷工，群眾反日鬥爭的方式也開始突破了上海市政府的限制。面對這種形勢，留守中央進一步提出的調整策略的方案，中心在於要「把反帝運動和民權運動匯合起來並且聯繫到工農小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以發動城市廣大的群眾」。基於這樣一種目的，它明確提出了「要求公開外交」「恢復民眾運動」「實行民眾政權」和「召集國民會議選舉全國政府」等一系列明顯地具有改良性質的鬥爭口號，力圖「使之成為目前民眾的要求，在這種要求之下起而鬥爭」。

  留守中央為適應國內政治鬥爭形勢而作出的這些策略調整，很快就受到共產國際的領導機關的嚴厲批評。瞿秋白甚至明確認為：這是「機會主義重新抬頭」和「新的右傾」的表現，說提出這些口號就「意味著否定和取消蘇維埃的口號」。中共六屆一中全會產生的以向忠發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於9月初一回到國內，也明確地批評了留守中央的上述做法。它更進一步明確提出：蘇維埃革命必須最鮮明、最徹底地打出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旗幟，不能拐彎抹角，「不應採取『統一戰線』的口號」，尤其不應突出反日而不反其他帝國主義和假反帝的國民黨及各種改良主義派別，甚至於「竟跟著資產階級於不知不覺中做了美帝國主義在華發展的工具」，「使革命的反帝運動變成了反革命的作用」。

  中共六大給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蘇維埃革命的目標十分明確，就是要積蓄力量，準備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發動武裝起義，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南京政府。因此，新的中共中央回國之後再三強調：「如果中國共產黨不能奪取千萬群眾團結在它的周圍，如果中國無產階級不能強健起它的革命領導，工農兵士群眾不能在無產階級很正確的政策領導之下，廣大的鬥爭起來，則中國統治各階級的混戰，帝國主義爭中國的大戰，便是爆發，也不會於中國革命有多大的助益。」但是，自1927年寧漢合流之後，儘管國民黨內部依舊矛盾重重，中央與地方實力派之間戰事不斷，國家至少在形式上已經開始統一於南京國民政府之下，並且開始了一系列在政治、經濟和外交方面加強國家統一的步驟。這些步驟使得社會政治經濟狀況開始有所改善，從而也就使得辛亥革命以來飽受分裂和戰亂之苦的社會各階層群眾很快開始對國家的和平統一前景寄予了強烈的期望，削弱了他們的革命熱情；力圖通過和平改良與合法鬥爭來實現國家政治穩定和民族經濟復興的主張，日漸在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群眾當中，包括在大批知識分子當中，占了上風。這種情況，即使六大後的新的中共中央，也不能不看在眼裡。他們工作了一年多之後，清楚地注意到，整個1928年，「民族資本的狀況，的確比較一九二七年是進步了些」。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一天天「突飛的進展」著，1929年民族資本的發展勢頭比1928年還要明顯得多。國民黨內部的利害衝突，很明顯地已經成為民族資產階級與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南京政府為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勢必「要相當的打擊封建勢力，改良農民生活，排斥帝國主義勢力，實行關稅自主等」。民族資產階級與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根本不能調協的」。加上「美帝國主義不但要求中國，而且要求世界和平」，支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統一中國，就更是不可避免地會推動南京政府「要和買辦地主階級發生激烈的鬥爭，同時要引起帝國主義內部的激烈的衝突」。當然，中共中央絕不會為在美國支持下的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之間的這種鬥爭感到絲毫的鼓舞。恰恰相反，一心指望積蓄群眾力量以發動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中共中央，對南京政府的日漸鞏固和統一深感憂慮。中共中央明白地告誡各級黨員：務必要把這種「與我們理論上差不多，但政綱則不同」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派別，「視為我們目前爭奪廣大群眾最嚴重的敵人」，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在最近幾年的發展中，在全國政治生活中已經取得了有力的地位，至少在最近的期間以內他成了一切政治事變的主要動力之一」。

  相信中國在南京政府的指導下正在逐漸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等於說中國存在著土耳其基瑪爾式的發展前途，即有資產階級單獨領導民主革命走向成功的可能性。這同樣不符合中共六大所提出的關於蘇維埃革命的動力、對象、任務和目標的種種規定。因此，1929年2月8日，在反覆討論和統一認識之後，共產國際就「中國革命現勢、前途和目前任務」發出了致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信中明確提出：必須反對那種「以為在中國，已經開始資本主義『健全』底紀元，已經開闢政治經濟和平發展底道路」的右傾危險。它指出：「中國資產階級和國民黨政府，不但沒有解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基本問題，並且也不能解決這些基本問題。一切關於中國有基瑪爾式的發展之可能的說法，都是毫無根據的空談。」它們充其量只是「用表面上反對帝國主義的態度來遮蓋著它對於帝國主義的忠誠孝順，替帝國主義開闢道路，來使中國遭受殖民地地位的束縛」。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好，各派軍閥和地主豪紳勢力也好，都不過是帝國主義「內部鬥爭的現成工具」，誇大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統一中國和打擊豪紳地主、買辦階級方面的作用，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中國的資產階級既然已經「轉入反革命的營壘，投降在帝國主義面前」，它就「再不肯為消滅封建殘餘而鬥爭了」，「再也不能而且不願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了」。同樣，帝國主義的政策也是要加緊對中國的殖民制度的束縛，區別的只是方法而已。「統一中國與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統治」，「是和土地革命及消滅一切封建殘餘密切聯繫著，分割不開的」三大革命任務，「只有革命高潮中湧現出來的工農專政政府」，才能根本解決這些問題。

  莫斯科一再反對中共中央強調南京國民政府的穩定、發展與改良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基於反對托洛茨基派的政治需要。

  托洛茨基是聯共（布）黨的最主要領袖之一，俄國十月革命時，他實際上是彼得堡起義的領導人；十月革命後，他先後擔任過工農政府外交人民委員和陸海軍人民委員。1918年擔任共和國軍事委員會的首任軍委主席，1919年成為俄共（布）新成立的政治局委員，以後併兼任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列寧病逝後，他與史達林圍繞著黨內民主問題、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以及中國革命問題等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最終被總書記史達林開除出黨並流放到國外。然而，托洛茨基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卻遍布於各國共產黨當中。在中國黨內的同情者，就明確認為中國正在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目前並無革命形勢，「沒有意外因素來干涉，革命、暴動、蘇維埃是談不上的」。中國共產黨人目前應當模仿俄國黨1905年革命失敗後的策略，以「國民會議」號召、動員和組織群眾以合法鬥爭來爭取民主與自由。托洛茨基對中國現狀和革命任務的看法，明顯地與中國黨內不少人的看法接近，從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中共黨內造成了托派小組織。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一些共產黨人，開始公開地對共產國際的指示表示懷疑。陳獨秀明確提出：國民黨目前已經不再是各個階級的政治聯盟了，大革命的失敗實際上已經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轉變時期，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勢地位，形成了以自己為中心、為領導的國民黨南京政府，不僅帝國主義施以讓步與幫助，封建殘餘勢力也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中國正在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不難看出，中共中央的觀點之所以會受到共產國際的嚴厲批評與糾正，正是因為它很容易滑到托派的觀點上去。

  1929年5月27日，中國東北當局強行搜查了哈爾濱蘇聯領事館，隨後更於7月10日強行接管了中東鐵路，製造了中東路事件。面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明確認為這是整個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計劃的一部分。出於保衛蘇聯的需要，幾天後它就在上海組織了總行動委員會（簡稱「總行委」），並由羅登賢、李立三、李維漢三人組成了主席團。總行委極力發動上海工人總罷工，並以「反對帝國主義、國民党進攻蘇聯」為口號，組織了幾百人的示威遊行。然而，陳獨秀等人卻明確反對中共中央的這種做法。他在7月28日即致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共中央不知道「講求策略」，「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發點，拿『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做動員群眾的中心口號」，而無視民眾更能接受的其實還是國民黨「擁護中國」、「擁護民族利益」的口號。中共中央對此強硬地答覆稱：陳獨秀的主張是「降低我們的口號，跟著群眾的落後意識跑」，是試圖「如社會民主黨一樣以欺騙的方法來取得群眾」。陳獨秀對此亦反批評說：中共中央完全不看事實，反以主觀為客觀，不懂得在階級鬥爭中夾雜著民族問題、必須「予以特別的戒心和注意」，反而盲目地以為「廣大群眾都認識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

  陳獨秀對蘇維埃革命方針的懷疑，以及對中共中央在中東路事件問題上的尖銳批評，使之在客觀上站到了黨內反對派的一邊。和托洛茨基派的問題聯繫在一起，自然而然地被中共中央看成是「以托洛茨基主義來掩飾機會主義的錯誤，完全離開中共六次大會以至國際的路線，並以許多挑撥的言辭來製造黨內的糾紛」。隨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0次全會發出「反右傾」、「反調和」的號召，中共中央很快於10月20日通過決定將陳獨秀開除出黨。緊接著，中共江蘇省委也於次日通過了開除與陳獨秀有相同傾向的彭述之等4人黨籍的決定。中共中央在隨後發給下級支部的文件中更明確指出：陳獨秀等人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態度，「是黨內一些動搖的機會主義分子的立場的最露骨的表現」，是「一小撮托洛茨基反對派立場的大暴露」。

  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0次全會的決議，在相當大程度上促使中共中央開始左傾。這是因為，曾經主持過中共六大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布哈林這時因為與史達林在社會主義改造及其如何對待富農等問題上意見分歧，被解除了職務，並被指斥為「共產國際內部的一切右派分子的重心」。共產國際新的領導集體為避免與布哈林的錯誤相聯繫，亦轉而左傾，要求各國黨要堅決反對一切右傾觀點、取消派分子、調和派分子，斷言「目前時期最大的危險是各國共產黨落後於群眾革命運動發展速度的危險（尾巴主義）」。很快，共產國際針對中國革命問題發出指示，強調中國現在的危機和革命高漲，「已經可以開始而且應當開始準備群眾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底政權，去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專政」了。共產國際的這種態度，對已經接連受到共產國際批評的中共中央來說，不能不是當頭棒喝。

  共產國際執委會第10次全會決議剛到不久，共產國際派駐上海的遠東局也馬上表態反對右傾。遠東局通過決議，指責中共中央在富農問題、赤色工會問題以及利用國民黨廣西省主席俞作柏暴動的問題上都犯了右傾的錯誤。針對遠東局的指責，本來就擔心被扣上右傾帽子的中共中央不能不奮起抵抗。他們轉而批評遠東局曾經試圖取消游擊戰爭，遠東局則懷疑中共中央對陳獨秀的處理過於簡單化，雙方都指責對方「是一貫的右傾路線」。雙方為此接連召開了三次聯席會議，爭論激烈。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問題的指示到達後，中共中央更不能不努力改變過去對形勢的估計，極力搜尋一切可能代表革命形勢高漲的苗頭和徵兆。

  1930年2月，一場新的危機露頭了。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逐漸拉開了國民黨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內戰，即中原大戰的帷幕。雙方動員了上百萬人，戰事波及到十幾個省區。這種情況不能不極大地鼓舞了共產黨人。

  戰爭從來都是共產黨人藉以判斷革命形勢成熟與否和加劇革命步驟的重要依據。所謂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這本來就是列寧主義的一個重要觀點。在共產國際極力反對右傾，一再提醒共產黨不得落後於群眾革命運動發展速度的情況下，中共中央自然會牢牢抓住這一重要的國內戰爭形勢來推動革命的進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宣傳部長李立三很快針對這一形勢明確提出：這場國民黨自身的大混戰，勢必會在全國範圍內造成革命的高潮。我們必須準備組織全國的總暴動。鑑於經濟恐慌極其嚴重的湖北可能成為這場混戰的重要戰場，周圍地區工農紅軍發展又快，應考慮以湖北為中心的暴動方針，並輔之以順直、廣東和江蘇，而以湖南、江西、山東、滿洲及廣西為配合。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後通過的決議亦對此明確肯定，並且更進一步把這一暴動準備具體化了，提出了「組織政治罷工」「組織地方暴動」「組織兵變」和「集中紅軍攻堅」四大口號，並以此為「我們目前的中心策略」，決心「以主觀力量，造成直接革命形勢，奪取政權」。

  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南方各地紅軍主力先後得到命令，分別向武漢、南昌及廣州等中心城市方向發展。同時，中共中央召集軍委、農委、總工會及地方黨的各種會議，開始具體部署中心城市的暴動與紅軍進攻的配合問題。李立三等人非常清楚這時中心城市的大多數工人群眾並沒有被組織在共產黨領導的工會之中，要想像俄國革命那樣主要依靠中心城市民眾的暴動來奪取政權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明確提出，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不同，中國紅軍是為奪取政權而產生出來的，是工農革命的軍隊，紅軍只要能打下大城市，我們未必非要機械地等著把城市裡的工人都組織起來，發動政治總罷工再來奪取政權。因為，「在當前存在著白色恐怖和迫害的條件下，把幾十萬名工人組織到紅色工會中去是完全不可能的」。

  1930年3月5日，中共上海黨組織指揮祥昌紗廠罷工工人沖廠，與工頭及巡捕發生衝突，一名工人被巡捕開槍打死，數人受傷。此事激起了相當的反響。3月8日，上千工人和學生擁上南京路，並引起大批民眾圍觀，十餘輛電車被砸，群眾與警察及巡捕再度發生了衝突。隨後因南京和記蛋廠資本家雇用流氓打傷工人，引起南京學生及工人不滿。4月5日，因資本家請來日本水兵登岸壓迫罷工工人，大批學生趕往聲援，與警察發生衝突。得知此一消息的上海青年學生迅速起而響應，四處講演、集會，開展抗議活動。一邊是中原大戰大規模展開，一邊是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發生大規模的工人和學生的示威遊行，這些都進一步激發了中共中央的革命情緒。向忠發即明確提出：現在形勢下再說革命形勢正在復興已經不夠了，「如果明天有幾萬人上街可說是革命高潮到了」。

  針對當前形勢，李立三在4月7日提出了一整套推動中國革命的新設想。他確信：（1）沒有一省、數省在革命高潮之中，而其他省份不在革命高潮中的情況，革命高潮是在全國平衡發展著的；（2）各省國民黨統治的情形、程度雖不同，其日趨崩潰則為共同的前途；（3）一省、數省的勝利，必然引起全國反革命勢力的聯合反撲，造成空前殘酷的戰爭，不存在一省、數省革命政權單獨存在的可能。據此，他認為，中國是帝國主義矛盾最尖銳的地方，同時也是帝國主義統治相對薄弱的地方。由於其矛盾尖銳而統治相對薄弱，中國必然是世界革命首先爆發的地區。而由於中國革命的任何勝利，都會帶來國內的殘酷戰爭，並使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得以充分暴露，因此它勢必會引起全世界的階級戰爭，促成西方無產階級與東方殖民地革命的大爆發。如此，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就是世界革命的開始。而中國革命能否最終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又不能不取決於世界革命能否取得勝利。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到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必然會帶來殘酷的階級戰爭和世界革命，中國共產黨雖不能立即宣布沒收一切私有財產和宣布社會主義政綱，卻必須要建立最集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並且必須要沒收一切中外資本家的財產。換言之，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就意味著中國革命從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

  5月，共產黨在上海發動的工人運動取得了明顯的進展。電汽車工人罷工堅持了3周，取得了勝利。赤色工會組織利用「五一」「五卅」等工人運動紀念日，成功地組織了有上千人參加的示威鬥爭。上海的黨組織一個月內也因此增加了240人，僅產業支部即增加了17個。這種情況使中共中央對革命形勢的發展更感樂觀了。儘管李立三對城市工人鬥爭高漲程度並不滿意，認為「還未到革命高潮的時候」，但中共中央內部多數人卻堅信過分強調城市工人政治罷工的規模太過機械了，不能說工人運動還落後於農民鬥爭，客觀上工農兵的鬥爭正在全面發展和高漲之中，已經可以看見革命高潮了。6月11日，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一個重要決議案，一方面承認今天還不是革命高潮，通過暴動奪取政權還不是行動口號，另一方面卻宣布說，「只要在產業區域或政治中心爆發了一個偉大的工人鬥爭，便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勢」，即可以通過武裝暴動來奪取政權了。為此，決議要求各地黨組織，不僅要以武漢為中心來爭取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且全國「任何一個省區都必須積極準備爭取一省勝利的暴動」。中共中央隨後還特别致電共產國際主席團：「中國革命猛烈發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勢，中央決定堅決執行對軍閥戰爭的失敗主義的路線，極力爭取一省與幾省的首先勝利，要求在國際對中國問題的決議上確定這一路線。」

  中共中央6月11日的決議遭到了遠東局的反對，遠東局不僅扣發了中共中央的電報，而且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停止下發這一決議。其理由是，這一決議高估了當前中國革命的發展形勢，無視共產國際有關文件所強調的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說法。對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強烈的抗議，聲稱：「我們認為現在已經是積極準備爭取一省與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的時候了，黨的任務決不是準備奪取部分的政權，如果認為現在還是準備奪取部分的政權，無疑是對革命形勢估量不足的右傾觀念……中央為對革命負責、對無產階級負責、對國際負責，已經決定即刻發出這一決議，不能接受遠東局停止發出的提議。」而事實上，中共中央已經開始著手組織兵士暴動和要求紅軍發動對中心城市的進攻了。

  1930年7月間，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組織會議。會議的統計資料顯示，黨員的數量從2月份的71119人已增加到193422人，淨增12萬餘人。其中，產業工人占黨員總數的1.2%,增加1倍左右。赤色工會會員也從無到有，達到60000人的規模，在中心城市裡則達到20000人左右。而在上海，共產黨人已經在總共130多個工廠中的30多個工廠里取得了重要影響。據此，中共中央於16日致電共產國際主席團，開始明確提出，因為革命突飛猛進的發展形勢，已有很大可能實現南京兵暴、上海總同盟罷工和武漢武裝暴動的首先勝利，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電報要求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立即從人力、物力等各個方面支援中國革命。對此，共產國際執委會於23日明確回電反對，稱：「我們堅決反對在目前條件下在南京、武昌舉行暴動以及在上海舉行總罷工。」

  7月27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發動進攻中心城市的紅軍第3軍團，趁國民黨何鍵部隊開出長沙參加中原大戰之際，打下了長沙城。這在國內外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更極大地堅定了中共中央必欲奪取武漢的決心。

  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討論剛剛收到的共產國際的來電。來電強調中共組織還過於薄弱，缺乏廣泛的工人基礎，沒有爭取到工人群眾的大多數，只靠少數先鋒隊絕不能領導工人群眾的武裝暴動，因此目前的暴動路線是盲動的和脫離實際的。與會者在討論中承認自己在組織上暫時還沒有能夠奪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目前也還沒有廣大的政治罷工，因此革命高潮還沒有到來。但是，他們相信，根據幾個月的形勢發展和工作成效，在一兩個月內，僅上海黨組織就可以發展出3000-5000名工人黨員，一旦革命高潮到來，發展20000-30000名工人黨員也是有可能的。因此，只要發生重大事變，黨在幾天之內或數周之間就可以組織起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的工人群眾。結果，共產國際的來電不僅沒有減弱中共中央推動在全國範圍暴動的熱情，反而促使它更進一步把暴動的部署具體推進到北平、天津、鄭州、開封、唐山以至滿洲去。中共中央甚至相信，北方的客觀形勢，與南方的形勢絕對是一樣的。即使滿洲的暴動可能引起日本很劇烈地向蘇聯進攻，成為國際戰爭的序幕，但按照李立三對中國革命勢必引發世界革命的估計，它恰恰可以掀動國際無產階級對帝國主義的決戰。因此，他明確認為，這樣的戰略正是國際路線，是不會錯的。李立三批評共產國際對長沙事件太輕視，並且是「對中國革命的估量的不足」。他認為共產國際「必須採取積極進攻路線」，「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中國暴動一起，蒙古就應出兵中國北方，蘇聯則應在滿洲與日本作戰。只有這樣，才「可以得到更快的成功」。為了達此目的，李立三甚至揚言：必須據此「與國際力爭」。故中共中央隨即電告共產國際主席團，稱現在紅軍在全國已有「二十二軍計三十餘萬人」，「有組織的武裝農民有五百萬，有組織的群眾三千餘萬」，十餘萬國民黨傷兵及鎮江、漢口駐軍的大部分在我們的影響之下，長沙、大冶、沙市已攻占，南昌、九江指日可下，京漢路已切斷，廣大工人「都要求武裝，要求暴動」，故請求共產國際務必「批准中央的決定」。

  按照慣例，作為共產國際下屬支部之一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會議記錄及各項重要文件都要送交遠東局，由遠東局審查並翻譯後報送共產國際。中共中央8月1日和3日的會議記錄送到遠東局後，馬上就引起了遠東局的強烈不滿。8月5日，遠東局代表在向莫斯科緊急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相關言論的同時，鄭重致信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宣稱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在冒險捲入反對共產國際的鬥爭，因為李立三在會議發言中公然宣稱：共產國際不了解中國的形勢，如果我們偏離政治局的路線而忠實於共產國際的電報，我們就會對中國革命犯罪。故其堅持命令全國準備過左行動和沒有群眾參加的暴動，調動紅軍和著手發動世界戰爭，甚至「慫恿政治局作出關於蘇軍出兵和蘇聯對世界帝國主義宣戰的決議」。

  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圍繞著暴動政策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中共中央完全不顧遠東局的反對，堅持貫徹暴動方針，全面打亂了黨的各個系統的組織體系，組成了專門用於全國性總暴動的中央總行委。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8月8日直接致函史達林，宣稱：「武漢和南京工人要求立即舉行暴動……廣大農民群眾起來反對軍閥，堅決向武漢進攻。紅軍第二軍和第六軍攻克沙市，第八軍占領大冶，第一軍打下孝感、黃安（應為「花園」——引者注）……軍閥們完全無法指靠他們在南京和武漢的軍隊，因為武漢多數部隊處於我們的影響之下，南京的情況同樣如此，那裡士兵傾向我們，他們越來越響亮地提出了舉行武裝暴動的要求……現時的形勢無疑證明舉行暴動必需的條件業已成熟，現在的問題只是哪一天和哪一刻舉行暴動。遠東局的同志們對罷工運動的巨大規模表示懷疑，他們不懂得在如此激烈階級鬥爭條件下的總罷工，必須使武裝暴動早日爆發，甚至與武裝暴動同時爆發。上海正是形成了這樣危急的形勢，那裡的罷工浪潮異常高漲，黨在各工廠中成立了工廠委員會，保證在最短期間完全能爆發總罷工……中央考慮到客觀條件業已成熟，認為必須積極準備武漢和南京的暴動，尤其是組織作為決定暴動勝利前提的上海總罷工。我們曾將這一決定向共產國際作過報告，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不同意這一決定，我理解這是因為共產國際執委會當時對中國的實際狀況了解不夠詳細，沒有收到關於革命飛速發展的詳細報告，因此共產國際執委會才給我們下達了這樣的指示。所以，除了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寫了關於中國目前形勢的專門一封信並請求批准中央的決定外，我們還請求您給予支持。這不僅對於中國革命，而且對於世界革命都是十分重要的問題。」

  中共中央8月8日的信毫無疑問與實際情況不符。紅軍並未攻占這許多城市，長沙早已被迫放棄，在南京也僅有幾個支部在駐軍中活動，甚至一直認為形勢最為成熟的武漢，軍隊工作同樣十分薄弱，全市所有黨員加起來也「僅有同志四十人」。但他們顯然並不認為這是多大的問題。還沒有收到莫斯科方面的回電，他們就急不可待地發出時局宣言，公開宣告：「革命的國內戰爭已經開始了」，我們必須「準備全中國的武裝暴動」。為此，中共中央要求紅5軍「反攻長沙」，「撲滅何鍵」，「迅占岳州，向武漢進迫」；紅2、紅6軍進攻沙市、宜昌，必要時可直取漢陽；紅1軍「切斷京漢線，進攻武漢」；紅3、紅4軍攻占南昌及九江後，亦與紅8軍會合後進逼武漢。而武漢黨組織，則應「猛烈的擴大組織」，「十倍努力擴大」工人運動，準備「敵人忙於應戰時，武漢舉行偉大的暴動」。

  中共中央一味堅持全國暴動的做法，受到聯共（布）中央的嚴厲批評。8月13日，史達林在給莫洛托夫的電報中嚴厲地批評說：「中國人的傾向是荒誕和危險的。在當前形勢下，在中國舉行總暴動，簡直是胡鬧。"2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審定通過了以共產國際執委會名義發出的電報指示，指示稱：「李立三同志根本不想尊重事實，在蘇維埃地區還沒有真正的蘇維埃政府，還沒有真正的紅軍，而在中國其他地方還沒有工業中心城市無產階級的群眾性發動，在農村還沒有千百萬群眾的強烈騷動。所有這一切只有在共產黨實行正確政策的情況下才會出現，但是現在還沒有出現。然而，帝國主義者目前光是在漢口一個地方就有相當於10個師的兵力，在上海也不少。在這種情況下還沒有占領大城市的重大機會。現在號召工人在漢口、上海、北京、奉天等大城市舉行武裝暴動（就像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樣）是最有害的冒險主義。」因此，莫斯科要求李立三馬上離開中共中央，前往蘇聯。

  莫斯科方面的嚴厲態度，再加上紅軍再度進攻長沙失利，南京黨組織遭受嚴重挫折，終於使中共中央放棄了原定的暴動計劃，開始重新認識中國革命的形勢和任務。根據共產國際的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來和瞿秋白先後從蘇聯回來之後，於9月24-28日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會議承認「中央的策略與工作布置犯了冒險傾向的錯誤」，李立三也在會上做了自我批評。會後，根據共產國際的要求，李立三被解除了職務，動身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

  然而，僅僅承認中央在策略與工作布置上犯了冒險傾向的錯誤，顯然是不能被共產國際所接受的。隨著中共中央8月1日和3日等一系列政治局會議記錄被譯成俄文摘要送交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李立三的問題立刻就被提到整個路線錯誤的高度上來了。共產國際在隨後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明確認為：中共中央的這次錯誤，「並不只是個別的錯誤，它造出了許多錯誤觀點的整個系統，定下了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針」，其行為更是敵視布爾什維主義和敵視共產國際的。根據這一指示，過去曾經受到中央壓制的大批留蘇回國學生幹部迅速發起了聲討「立三路線」的鬥爭。他們宣稱「立三同志代表的路線是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和布朗基主義等等的混合物」，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公布立三路線的錯誤實質」及他們與立三同志爭論的真相，撤銷過去中央給予他們的處罰。與此同時，從中央直屬機關支部、軍委、交通系統工作人員，到江蘇省委、全總黨團及部分蘇區幹部，都開始紛紛寫信，甚或要求共產國際出面否定三中全會了。因為他們認為三中全會並沒有從根本上認識李立三錯誤的實質，並且保護了犯錯誤的領導人。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於12月9日做出決議，公開承認三中全會的路線「不正確」，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表示將在一周內召集緊急會議，重新成立一個正確的政治決議案。但由於黨內反對三中全會的力量很難協調，秘密潛來上海的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不得不撇開積極反對三中全會調和主義的全總黨團書記羅章龍和「海總」黨團書記陳郁等人，決心用改組政治局的辦法，保留三中全會選出的主要領導幹部，同時把政治嗅覺靈敏、能夠不折不扣地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的留蘇學生塞進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中。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和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的一手操辦下，擴大的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儘管會議仍邀請了羅章龍、何孟雄等一批持不同意見的代表，但由於會議的內容、議程以及改組後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補選的中央委員名單早已內定，因此反對者一開始就處於少數。最後，羅章龍等人不得不用放棄表決權的方式來表示抗議，個別代表還大吵大鬧退出會場。然而無論如何，這次會議達到了米夫等人所希望的目的，即把陳紹禹（王明）、沈澤民、夏曦等人推舉為中央委員，讓與米夫走得最近的陳紹禹當上了政治局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