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

  在20年代，中國三個以「革命」為主旨的黨派之間，實際經歷了多次分合互動的過程。粗線條的描述大致是：先是中國青年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部分成員從少年中國學會分化而出，同屬「五四」一代的共、青兩黨十分一致地視辛亥一代的國民黨為「落伍」。繼而是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形成國共合作共同致力於國民革命的局面。在北伐前後，以中國青年黨為一方，以國共兩黨為另一方，雙方在意識形態領域互為論敵，形成激烈的「主義之爭」，導致國共兩黨聯手打壓青年黨的局面。國共關係破裂後，中國青年黨一面繼續反對共產黨的「赤化」，一面堅持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中國國民黨則在武力「清共」的同時，亦強力鉗制青年黨；中國共產黨也是兩手出擊，將主要矛頭對準國民黨的同時，也不忘兼顧青年黨。於是形成國、共、青三個黨派循環敵對和相互抗衡的局面。

  

  中共創建之初，本無意與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決定對現有各政黨採取獨立、攻擊和排他的態度。當共產國際表示要讓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時候，中共黨內最初幾乎是一致的表示反對。反對的理由主要有：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革命宗旨不同；國民黨未曾發表黨綱，在廣東以外的各省人民看來，國民黨仍是一個爭權奪利的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尤其是青年社會的信仰全失，永無發展的機會。依照中共的這一說法，似乎中共在成立之初即已得青年社會的信仰，而加入國民黨則會失去這一信仰群體的支持。這反映了早期中共的過於樂觀和自信。

  當1923年中共黨員開始加入國民黨時，國民黨號稱有20餘萬黨員，而中共黨員人數不過400多人。但中共不僅沒有顧慮可能被國民黨吞併和溶化，相反抱有要充當革命動力去推動國民黨革命的意圖。孫中山固然輕視中共弱小而不願與之對等合作，而中共實際上更瞧不起國民黨。在中共「新青年」眼中，國民黨人已是「老朽不堪」的前時代人物，是落伍者，加入國民黨，意味著共產黨退化。

  中國青年黨自1923年12月成立後，至1929年8月才公開黨名。在此期間，青年黨對外以「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的面目出現。該黨最初的計劃是：「先行辦報，從主義和政策的宣傳，以吸引青年知識分子；期之三年，有了可以信賴的幹部同志，站住腳後，然後再將青年黨公開出來，以與國共兩黨相周旋。"1924年10月，中國青年黨在上海創辦《醒獅》周刊，宣傳其國家主義主張。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青年黨不僅自稱「革命黨」，而且以「新革命黨」自詡，稱「新」是為了區別於國民黨之「舊」。與中共黨人的心態一樣，在青年黨人眼中，國民黨人已是「過去人物」，「早失信用」，「既有二三先覺之士，亦無支配全黨之能，若歐美政黨之旗幟鮮明，紀律嚴明者，殆難以望諸彼輩」。亦充分流露出對國民黨的藐視之態。他們還批評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是一種依賴行為，「與過去人物同為一丘之貉」，有失革命黨的獨立精神。

  如以代際來劃分，老大的國民黨與新生的共產黨和青年黨大致分別代表了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共、青兩黨中不少人原來同屬少年中國學會，最初為了尋找一條改造中國的道路而聚集在一起，最後又因選擇何種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的道路而分道揚鏣。青年黨在建黨初期，曾經一度提議與中共建立「神聖聯合」，而中共卻無意於此。1924年11月，該黨黨魁曾琦在致鄭伯奇的一封信中談到：「國內共產一派之青年既加入國民黨而實行『國民革命』,在理宜與吾輩無衝突，故不佞在歐嘗倡『神聖聯合』之說，蓋以彼此明明尚有共同之大敵在前，即軍閥與列強是也，乃彼等對於國家主義仍日肆攻擊，竭力詆誣，一若軍閥可恕，官僚可赦，政客可逭，而愛國派不容稍寬者。嗚呼！匹夫無罪，愛國其罪，黨見如此，奈之何哉！亦惟有『各行其是』而已。」

  五卅運動發生後，中國青年黨又向國民黨提出「神聖聯合」的建議，申言「凡主義不同、主張不合之黨，皆可各保其組織，特於某一時期，某一事件，各黨協商一共同之意見，而各竭其全力以相助。如此，則既無妨於各黨鮮明之旗幟，又可以救共同託命之祖國。時至今日，外患已迫，吾人極願仿法國政黨之所為，與國民黨及其他愛國團體實行『神聖聯合』以『一致對外』。苟該黨能放棄其聯軍閥之政策，則對內亦可一致進行革命。蓋吾人雖不贊成『各黨混合』,卻極主張『新黨聯合』也。」但國、共兩黨沒有回應青年黨的提議。

  中共對青年黨的態度，實際也有一個變化過程：最初尚承認它是一個謀求中國獨立的革命黨派，只是覺得他們把士商階級看得太重，而忽略農工平民的力量，因而批評青年黨的國家主義是「士大夫救國論」、「秀才造反論」。雖語含譏諷，但「救國」、「造反」仍多少含有肯定的意味。當青年黨公開發表批評中共和蘇俄的言論後，中共開始指責青年黨「把革命事業放下，反轉只顧和比較革命的人為難，像那些帝國主義、軍閥的走狗一樣」。此後，兩黨彼此以對方為主要論敵，筆戰愈來愈猛。隨著論戰的升級，中共於是徑稱青年黨為「反動派」和「反革命」，「像走狗」也升級為正式「走狗」。同樣，青年黨亦稱中共為蘇俄的「走狗」，將中共與軍閥、官僚、奸商、賣國賊等歸為同類，後來又將「反革命」的頭銜回敬給中共。

  北伐前後，青年黨以《醒獅》周刊為「喉舌」，共產黨以《中國青年》和《嚮導》周刊為陣地。這個時期的「主義之爭」實際主要在共產黨和青年黨之間展開。國、共、青三黨相比，國民黨實際最不擅長理論宣傳。北伐前後，國民黨幾乎沒有一個堪與《嚮導》《醒獅》相匹敵的理論「喉舌」。國民黨雖有《廣州民國日報》和上海《民國日報》等大型黨報，但兩報均側重新聞報導，不似中共的《嚮導》《新青年》《中國青年》以及青年黨的《醒獅》那樣專門致力於意識形態理論宣傳。《廣州民國日報》的社論文字有時竟照搬《嚮導》上的言論。國民黨人甚至承認：「共產黨機關報《嚮導》周刊所發的言論，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無不視為金科玉律，奉行惟謹，而真正宣傳中國國民黨主義之刊物，轉寂然無所聞。」其時有國民黨青年埋怨國民黨除了三民主義教條和偶爾發幾個宣言、訓令外，沒有一個像中共《嚮導》那樣的中樞言論機關，亦缺少面向青年的政治理論讀物。一位國民黨青年感嘆說：「我們這幾年來所看見的刊物是些什麼？我們誰都不能否認是《嚮導》、《中國青年》、《人民周刊》、《少年先鋒》……然而這些刊物只是為共產主義而宣傳。」國共之間，很少在輿論宣傳上公開對峙。共產黨不時發表一點批評國民黨的言論，雖然也會引起國民黨人的不快和反感，但除偶爾表示抗議外（如對陳獨秀反對北伐的言論），國民黨基本上不予回應。而且在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上半年間，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度由共產黨人毛澤東代理。西山會議派也承認：「本黨宣傳工夫不如共產派，很可慮的。」這個時期中共的幾位領袖人物如陳獨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等，將相當多的精力投放在意識形態宣傳上。《嚮導》周刊幾乎每期都有總書記陳獨秀的文章，有時整個一期全是他的文章。而國民黨方面，自孫中山去世後，幾乎無人在思想理論宣傳方面堪與中共的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等人相抗衡。唯有戴季陶一人公開著書立說，試圖與中共進行意識形態對壘。

  青年黨在意識形態宣傳方面堪稱是中共的論戰對手。青年黨黨魁（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曾琦親自主編《醒獅》周刊，將主要精力致力於文字宣傳。如陳獨秀之於《嚮導》一樣，《醒獅》周刊幾乎每期都有曾琦的文字。曾琦甚至模仿陳獨秀在《嚮導》發表的《寸鐵》，亦在《醒獅》開闢一個《筆槍墨劍》專欄。《嚮導》於1922年9月創刊，到1925年11月，印數已達3萬份，到1926年7月，自稱銷數達5萬份。《醒獅》於1924年10月創刊，半年後銷數達到八九千份，一年後增至2萬份以上。這個數字雖然比不上《嚮導》，但以當時中國報刊的出版銷售行情論，也是相當可觀。因兩刊均以青年學生為對象，青年黨顯然對中共構成了潛在威脅。國、共、青三黨的黨員構成雖各有側重，但青年學生均是他們競相吸納的對象（國、共兩黨基本上以青年學生以骨幹，同時大量吸收工、農分子，而青年黨則完全偏重青年學生）。

  青年黨與國民黨的關係，遠不如青、共關係之劍拔弩張。儘管青年黨睥視國民黨為「舊革命黨」，亦不時對國民黨加以批評，但在青年黨看來，國家主義的全民革命理論與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理論尚有相通之處，不像與共產主義的階級革命理論那樣水火不容。1926年1月，曾琦明確指出：「國家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在理論與方法上無往而不衝突，故吾人對於共產黨，實無調和之可能。……若夫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依孫中山先生原有之解釋，與吾人實無何等衝突，予已屢次言之。唯其政綱當有待於商榷，而策略則尤不敢苟同：容許共產黨跨黨，一也；親俄，二也；聯軍閥以制軍閥，三也。此三者，無論從何方面觀察，皆有害而無利。」

  國民黨對青年黨，雖不如中共那樣花大力氣去攻擊，但畢竟沒有好感，加之受中共的影響，視青年黨人為「思想落後之徒」，有時亦不能不擺出敵對的姿態。如1926年10月16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即訓令各級黨部、黨報對「甘受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豢養」的國家主義派努力反攻，「以期撲滅邪說」。在此之前，國民黨中央曾通飭廣東各地禁止《醒獅》報銷售。廣州中山大學的國家主義派教授，也被迫辭職。

  隨著北伐戰爭的推進，國共兩黨勢力由珠江流域擴展到長江流域，青年黨在粵、湘、鄂、贛、皖、川等省份的處境也日趨艱難。青年黨手中沒有武力，北伐軍所到之處難免受到打壓，學校被關閉，報紙被禁止，人員被拘禁，言論與活動受鉗制，不得不轉入地下狀態。

  當國共兩黨聯手打壓青年黨的同時，國共兩黨的關係也隨著北伐的推進而日趨緊張。國共兩黨決裂後，青年黨曾有意與國民黨合作反共，但國民黨方面並沒有因反共而立即改變對青年黨的排斥態度。1927年7月，青年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與會代表多數主張繼續在夾攻中奮鬥，一面反對共產黨的「赤化」，一面反對國民黨的「黨治」。國民黨亦在武力清共的同時，對青年黨人加以鉗制。對南京當局而言，除了在絕俄反共這一點上與青年黨有所相似外，青年黨堅決反對一黨專政的立場，以及它在中國各地所進行的黨務組織活動，對主張「一切權力屬於國民黨」的南京新政權構成直接的威脅。故國、青兩黨的敵對和對峙狀態一直延續到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