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從「一黨獨革」到「多黨競革」

  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中國開始出現兩股從事改革運動的新力量，一派主張以暴力推翻朝廷，另一派則主張在朝廷主導下推行改革。前者以孫中山為代表，後者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孫中山最初將自己的行為定義為「造反」，後受《易經》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之啟示，改以「革命」相號召，並自稱「革命黨」。

  對「革命」一詞在晚清言論界所出現的次數及其所指涉的含義進行量化統計的結果顯示，在1894-1898年間，「革命」一詞只是零星出現，且主要指涉法國革命；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革命」一詞開始出現新的含義，如代表徹底變革的「宗教革命」、「詩界革命」和用暴力推翻舊王朝的「排滿革命」等。1901年以後，「革命」一詞開始在中國士大夫著述及報刊言論中較為頻繁地出現。1902年，梁啓超就晚清知識界對「西學「→」變法「→」民權「→」革命」的認知變化情形作過一精彩的描述：

  二十年前，聞西學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駭西學而駭變法矣；十年以前，聞變法而駭者比比然也（王安石變法，為世詬病，數百年來，變法二字，為一極不美之名詞。若於十年前在京師尤習聞此言，今則消滅久矣），及言民權者起，則不駭變法而駭民權矣；一二年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駭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駭革命不駭民權者，百而得一焉……

  梁氏之言，極生動地說明了「西學」、「變法」、「民權」、「革命」等話語在晚清中國交相遞嬗的情形：學界由最初的「駭西學」、「駭變法」，進而「駭民權」、「駭革命」。而且「駭革命」也很快轉化為「不駭」。兩年之後，梁啓超即觀察到這一變化：「近數年來中國之言論，複雜不可殫數。若革命論者，可謂其最有力之一種也已矣。」梁啓超不知是否預料到，「駭革命」之後再無可「駭」。當「革命」一旦代替「民權」，「革命」卻找不到別的替代，從此歷久而不衰。晚清知識界對革命由「駭」轉為「不駭」，從恐懼革命到競言革命，使「革命」成為一種強勢言論，似乎僅是數載之間的事，不能不慨嘆晚清言論界嬗變之速。不過，此時革命尚未成為政治正確的評判標準。在庚子勤王前後，革命與不革命，還處於革新進步的同一陣營之內，可以平等地進行對話。就當時多數趨新士紳而言，「革政」比「革命」更容易接受，其原因並不一定是前者的方式較為溫和，反倒是所帶來的變化更具實質意義，而且不必給社會造成巨大災難。當時革命黨人也並不以「革命」自囿，而排斥其他方式和派系。

  1910年，孫中山在美國舊金山對華僑演講《中國革命之難易》時，聲稱「『革命』二字，近日已成為普通名詞」。「革命」既成「普通名詞」，至少表明此時知識界「言革命」之普遍。不過，孫中山也注意到：「在美華僑，多有不解革命之義者，動以『革命』二字為不美之名稱，口不敢道之，耳不敢聞之。」在美華僑參與孫中山革命最早，未料直至辛亥革命前夕他們之中尚「多有不解革命之義者」。以此推測國內普通大眾，其以「『革命』二字為不美之名稱」亦當屬情理之中事。

  

  辛亥以前，同盟會是中國唯一以「革命」為訴求的團體。當時他們的革命目標比較單純，主要集中於武力排滿。民國建立後，「革命軍興，革命黨消」成了一時的輿論傾向，無論是一般民眾，還是革命黨人內部，多認為帝制推翻後，革命亦應隨之結束，主張在中國建立西方式的代議制度和政黨政治。一時間，全國數百個號稱「黨」、「會」的小黨派乘時興起。據張玉法研究，幾乎所有的西方政黨類型都可以在當時的中國找到。同盟會由秘密轉為公開，旋即又聯合其他5個政團改組為國民黨，政綱由激進轉趨溫和，性質亦由革命黨轉變為致力於國會政治的民主政黨。是時孫中山也一度大力推崇兩黨輪流執政的西式政黨政治。但這一理想未能實現。國民黨於1913年11月被袁世凱解散。

  1914年6月孫中山於日本東京重組中華革命黨，首次在黨的名稱中公開標示「革命」，厘定「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的「革命方略」，宣布自革命軍起義之日至憲法頒布之時，均為「革命時期」，在此時期內，一切軍國庶政，悉歸革命黨負完全責任。孫中山的政黨觀，由推崇兩黨輪流執政的西方政黨政治，轉變為革命黨一黨治國，但孫中山這一重造革命黨的初衷，格於環境，並未能立刻達成。1916年6月，袁世凱病死，中華革命黨由東京遷回上海，重新致力於恢復共和代議制度，實際暫時停止了革命。1917年以後，孫中山開始打出「護法」的旗幟，以恢復民國元年的約法為目標，但其護法事業連遭挫折。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認識到以和平方法爭取政權已不可能，再次明確提出：改造中國的第一步，只有革命。1919年10月，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再次成為孫中山及其國民黨人改造中國的重要途徑和手段。

  與清末之際革命與改良互爭雄長不同的是，到1920年代初，革命為中國多數黨派所認同。除中國國民黨外，新起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青年黨亦以革命為訴求。革命的局勢由清末的「一黨獨革」演變為「多黨競革」的局面。這一局面的形成，意味著北洋軍閥之失道，已經超過了19世紀末的晚清朝廷。康、梁等人當年尚寄希望於清政府推行漸進性改革。而袁世凱死後，北洋體系內再也未能產生一個足以懾服各方、統一全國的強勢人物，中國出現了一個近代以來前所未有的政治格局，即中央政府失去對全國局勢的駕馭力，形成大小軍閥分裂割據、頻繁混戰的局面。這一局面的持續，使中國人幾乎整體性地陷入絕望。

  另一方面，民國肇建十餘年間，因民主憲政的不成功試驗，特別是1923年曹錕賄選，使約法、國會聲名狼藉，助長了知識界對共和民主憲政的失望和再起革命的信念。正如《大公報》社論所稱：「試問半世以來，中國所謂共和者，果於其義有合否耶？是共和者，不特無毫末之益，而害之於國與民者，且百十倍於清之季世。假共和不如真專制，已成為國民之一般信念。」《東方雜誌》在當時中國言論界大體屬於比較穩健和偏於保守的刊物。即使是這樣的刊物，是時也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肯定革命與暴力的正面作用。

  與《東方雜誌》相比，《新青年》自屬於激進刊物（有一個變化過程）。該刊自1915年創刊，至1926年終刊，前後持續十年有餘。統計該刊「革命」等詞出現頻度的變化，大致呈現出這樣的軌跡：

  前五四時期（1915-1918）：「革命」、「自由」、「科學」、「平等」、「民主」等詞的出現頻度大體相當，均在1%以下。「自由」、「革命」、「科學」三詞的出現頻度略超過「平等」、「民主」等詞。

  五四時期（1919-1922）：除「民主」一詞的出現頻度略有下降外，其他各詞的出現頻度均呈上升趨勢，而「革命」一詞的出現頻度開始明顯超過其他各詞。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出現的次數不到「科學」的1/10，不及「革命」的1/20.

  後五四時期（1923-1926）：「革命」一詞的出現頻度急劇躥升，成為壓倒一切的中心詞。「科學」、「民主」、「自由」、「平等」等均相對淪為邊緣，為「革命」讓路。1923-1926年間，《新青年》雜誌共發表各類文章128篇，平均每篇出現「革命」一詞多達25次以上。這無疑是20年代革命在中國再起的一個重要表徵。

  《新青年》雜誌「革命」等語詞歷年出現頻度統計

  註：本表語詞頻度，是語詞出現次數與各期文章總篇數之比。表中數據是根據北京大學出版社、北大未名科技文化發展公司1998年出版的《新青年》電子版用詞頻率統計而得。但該電子版有少量誤錄，統計結果亦難免有一點誤差。

  中國共產黨、中國青年黨的成立和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幾乎是同時進行的（分別為1921年、1923年和1924年）。三黨之間的分歧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究竟要達成什麼樣的目標。國、共兩黨將他們合作進行的革命稱做「國民革命」，口號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中國青年黨自稱其革命為「全民革命」，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表面觀之，相互之間並無顯著區別，實則三黨各自的詮釋大有不同。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申稱其革命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的任務是「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中共二大對此作了修改，分別提出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最高綱領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最低綱領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進行的方法是援助國民黨繼續「民主革命」。不久，中共將「民主革命」改稱「國民革命」。據陳獨秀解釋，之所以改名，乃鑑於「民主革命」這個口號「未免偏於純資產階級的」，而「國民革命」這個口號更適合於半殖民地各階級聯合革命的需要。其後，毛澤東等人又進一步闡釋了中國「國民革命」與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間的區別，認為前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三個階級合作的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買辦地主，革命的目的是「建設一個革命民眾合作統治的國家」；後者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革命，革命的對象是封建貴族，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

  共產黨人運用階級分析方法，認為不同的階級因其經濟地位不同，其對革命的態度亦判然有別：「越向上層的資產階級越富於妥協性，越向下層的無產階級越富於革命性」，無產階級是最革命、最先進的階級。中共堅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先進階級的代表，是人類未來命運的主宰，因而具有強烈的階級優越感和歷史使命感。中共認為，國民革命是社會革命的過渡，國民革命強調聯合，社會革命強調分化。共產黨先幫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完成國民革命，然後再進行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在他們看來，孫中山及其國民黨所進行的革命如同俄國的二月革命，而他們的目標則要發動十月革命，建立無產階級自己的政權。中共話語中的「國民革命」，實質上是「階級革命」。

  「國民革命」口號提出後，很快為孫中山和國民黨人所認同。但孫中山和國民黨人對「國民革命」的理解和解釋與中共並不一致。孫中山的政治理想和革命目標，是要建立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和一個在政治、經濟上比西方更平等的改良社會。他不同意在中國實行蘇俄式的社會主義。他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中，明確聲明「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儘管聲明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強的意圖，但從其前後大量相關言論觀之，亦未嘗不是其本心的真實表白。在孫中山看來，蘇俄的共產主義並無優長新奇之處，他的三民主義比共產主義更具包容性，更適合中國國情。中國的問題是如何用溫和的和緩進的方法，預防西方資本主義的弊病，而不是用共產主義去提倡階級鬥爭。

  但孫中山「聯俄」「容共」以後，其思想仍難免受到蘇俄意識形態的影響。當時外間輿論傳言國民黨已「赤化」。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專門發表「闢謠」聲明，聲稱「國民黨之本體不變，主義不變，政綱之原則不變。此次改組，乃改黨之組織，採用俄國委員制」。以今人「後見之明」的眼光看，1924年國民黨改組，其路線基本上是以「三民主義為體，俄共組織為用」，主要借鑑蘇俄的治黨建軍經驗。不過，所謂「主義不變」，其實並非完全未變。國民黨一大通過兩個關鍵性的文件，一是國民黨新黨章，一是大會宣言。這兩個文件均由蘇俄顧問鮑羅廷參與起草，前者是以1919年12月俄共（布）第8次全國代表會議頒發的《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章程》為藍本，後者是以1923年11月28日共產國際通過的《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為藍本。宣言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最明顯之處有二：

  一是在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解釋中，引入了階級的概念和理論，指出民族主義對不同的階級具有不同的意義；民權主義不是從人權和公民權的角度去分析，而是把它視為一個革命的原則，民權只賦予那些堅持革命政權觀點的人，批評「近世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於此有當知者，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

  二是在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解釋中，加入了反帝的內容。「蓋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換言之，能否享有自由權利，端視反不反對帝國主義而定。

  僅從語義上看，國共兩黨高呼的「打倒帝國主義」口號，與中國青年黨提出的「外抗強權」口號，似無多大差別，但前者實際上隱含著列寧主義的世界革命觀，至少在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透示著俄式革命的潛在效應：第一，將中國革命與西方帝國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銜接在一起，組成一條世界革命陣線，帶給中國的革命分子一種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他們的奮鬥不僅僅是為了中國的民族解放，也為了全世界受壓迫的無產階級。第二，革命的任務和範圍擴大，不僅要推翻中國的過去（封建主義），也要打倒西方的現狀（資本帝國主義），所以革命不再像過去以為的短時間內就能結束。

  中共提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一命題也得到了國民黨人的認同。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孫中山即申言：此次國民黨要從新擔負革命的責任，對內推倒軍閥，對外反抗帝國主義，「將全世界受帝國主義所壓迫的人民來聯絡一致，共同動作，互相扶助，將世界受壓迫的人民都來解放」。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其《宣言》更明確指出：「中國國民革命，實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標，在打倒帝國主義。」「吾人所指為中國之生路者則如下：其一，對外當打倒帝國主義。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聯合世界革命之先進國。二曰聯合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之民族。三曰聯合帝國主義者本國內大多數被壓迫之人民。其二，對內當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首為軍閥，次則官僚、買辦階級、土豪。」依此，「國民革命」的涵義實際已經大大超出了它的字面意義：民族的革命擴大為世界的革命，「國民」的革命轉化成了階級的革命。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青年黨的「全民革命」主張，正是針對國共兩黨的「世界革命」和「階級革命」而發。中國青年黨在其建黨宣言中，首先批評了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不符合國情，認為工人僅占全國人口的4%強，以如此少數的工人實行專政，萬不可能。況且全國農、工、商、學各界同受軍閥壓迫，獨倡一階級專政，會失去大多數民眾的同情，不能進行大規模的革命。其次，青年黨認為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列強與中華民族的矛盾，而不是國內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階級矛盾，在中國新式產業尚未發展、勞資階級不甚懸殊的時期，主張階級鬥爭會助長混亂，妨礙國家統一。「中國目下的急務是被壓迫的中國與壓迫的列強爭鬥，力求國家的生存，而後全國人民無論有產的或無產的，才有所託命，否則國內階級爭鬥利害一分，便使對外爭鬥的力量減少一分。」

  青年黨自稱其宗旨是：「本國家主義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本是五四愛國運動中所提出的口號，而青年党進一步將其闡釋為「對內為民主革命，對外為民族革命」。具體的進行方法，則「聯合農工商學各界，先求『全民武裝』,進而實行『全民革命』,以造成『全民福利』之國家，而不偏於任何階級」。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青年黨看來，國共兩黨的革命是「不徹底的」，甚至稱不上是「真革命」，而是「假革命」。其理由有二：一是國共「聯此軍閥以倒彼軍閥」；二是國共「聯赤帝國主義以倒白帝國主義」。前者指聯馮玉祥、唐生智等人，後者指聯蘇俄。在中國青年黨人眼中，馮、唐固然是舊軍閥，蘇俄也是變相的「新帝國主義」。青年黨人自認其革命主張比國共兩黨更激進，更鮮明，更徹底。因為他們反對聯絡任何軍閥，也反對依靠任何歐美國家，主張「內求統一，外求獨立」，「內不妥協，外不親善」。

  自「軍閥」與「帝國主義」被國共兩黨確定為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後，「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主張很快為多數中國人所接受。但什麼是「軍閥」，什麼是「帝國主義」，一般民眾心目中固然沒有一個清晰的界定，即使在國共兩黨的言說中，亦帶有濃厚的任意性。馮玉祥、唐生智等人由軍閥一變而為「革命將軍」，幾乎是旦夕之間的事。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孫中山譽之為「中央革命」。其實，馮的倒戈行為不僅有悖北洋體系的傳統行事準則，在操守上亦頗遭譴責，「社會上諒之者甚少」。北伐出師後，唐生智等一大批舊軍人相繼歸附到國民革命軍行列，被國民革命軍委以要職。青年黨對此頗不以為然。他們認為：「考此輩軍閥，來助革命軍北伐，不外兩種心理：或系師出無名而欲借名義以自重，或系日暮途窮，而欲得點錢財以自保。此種人而欲其了解主義，以始終從事革命，實行救國，豈不是大笑話！在南方政府之意或不過暫時利用之以張聲勢，以圖進展。殊不知此輩為投機利用而來者！一旦稍有利可圖，有地可據，則群起爭贓；爭之不平，則破裂隨之，或內鬨或倒戈，而大局因以瓦解！」青年黨在北伐初期的這一預言，在北伐以後大體為新一輪的軍閥混戰所證實。

  近年來大量前蘇聯檔案解密以及相關研究成果表明，20年代蘇俄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包括援助中國革命，均有其自身利益的優先考量。即就共產國際所領導的世界革命而論，聯合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起來革命，其最大受惠者亦首先是號稱世界革命中心的蘇俄。但在當時聯俄師俄的氣氛下，國共兩黨幾乎都不曾警覺蘇俄援助中國革命背後所隱含的終極關懷，即或有所懷疑，亦出於黨派當下現實利益的考量而策略性地加以運用。

  當時中國知識界親俄的風氣亦相當盛。青年黨指出：「就國人之親俄程度而言，其人數之多，範圍之廣，種類之複雜，誠有令人驚嘆者。"1925年，北方的《晨報》和《京報》副刊圍繞蘇俄是不是帝國主義，應該「聯俄」還是應該「仇俄」，曾組織過一場大論辯。參與論辯的大都是高層次的知識人，意見則正反兩分，主張「親俄」與主張「仇俄」幾乎難決勝負。當時，胡適的「許多朋友」也邀請他加入「反赤化」的討論。而胡適表示：「許多少年人[對蘇俄]的『盲從』固然不好，然而許多學者們[對蘇俄]的『武斷』也是不好的。」言下之意，「親俄」的多是年輕一輩的學生，「仇俄」的多是年長一些的學者。在胡適看來，「親俄」與「仇俄」的兩極化，雙方均有「盲從」和「武斷」的成分，而他似乎更同情於「親俄」一方。國共兩黨的「親俄」與青年黨的「仇俄」，實際均是當時中國民眾（主要是知識界）對蘇俄態度兩極化的反映。中國青年黨反對與蘇俄親善，認為共產國際由蘇俄發起，受蘇俄操縱，以蘇俄利益為中心，是蘇俄藉以稱霸世界之利器。青年黨還指責蘇俄「派兵占領我外蒙，侵犯我中東路權，虐待我旅俄僑胞，干涉我國內政，翻悔其既承認取消之不平等條約」。這些指責中，既有主觀武斷的成分，也具有一定的客觀事實基礎。

  「帝國主義」這一概念在列寧的論述中乃指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壟斷性、寄生性和垂死性。但這一概念引入中國後，幾乎成為西方列強侵略的代名詞，而且逐漸形成一種把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帝國主義侵略壓迫的極端民族主義傾向。青年黨沿用五四時期的「外抗強權」而拒絕採納「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意在警覺「帝國主義」概念背後的世界革命觀。青年黨認為，蘇俄主張的「世界革命」，其實質是「使全世界各弱小國家歸順蘇俄」。故青年黨對國、共所主張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觀念，頗不以為然。在青年黨看來，世界革命的目標，是要把全世界壓迫弱小民族侵略弱小國家的各帝國主義者一起打倒，不僅渺不可期，從策略上講也是不現實的。因為帝國主義在世界上本不是一個整個的組織，相互之間含有競爭衝突的成分甚多。對於中國的侵略也不是國際的，而是國別的，中國若想解除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只有利用列強間衝突牴觸的形式，從中分化應付，斷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反促成列強的團結一致。而在陳獨秀看來，青年黨的最大錯誤，在於「誤認中國國民革命乃整個一國家的孤獨運動，不認識雖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國外也有友軍，國內盡有敵人。」青年黨則認為：「打倒帝國主義為一事，排除帝國主義在華之勢力又為一事。前者為世界革命（即共產革命）之口號，後者為國民革命（即全民革命）之職志。吾人主張『外抗強權』,即屬於後者而非前者。」

  除青年黨外，當時中國社會及知識界，其實亦有不少人視「打倒帝國主義」為蘇俄世界革命的戰略口號。梁啓超即明確指出：「黨中口號皆由第三國際指定，什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階級』等等，哪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來的。」《國聞周報》社評亦稱：「反帝國主義，反帝國主義，非二十世紀之時髦名詞耶。然此時髦名詞蘇俄可用之，中國則不宜。」

  實際上，無論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還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都帶有濃烈的民族主義意味。至於說某一黨派比另一黨派更具民族主義，其實很難落到實處。真正對實際政治起作用的，恐怕更多是各政治力量對民族主義加以政治運用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