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工人運動

  在政黨力量介入以前，中國工人已有自發的罷工和抗議等集體行動，也有自己的團體組織，如行會、同鄉幫口和秘密結社。在歐戰以前，中國的工人主要是手工業工人和苦力，產業工人很少。歐戰期間，英法等列強無暇顧及中國市場，中國民族工業趁此良機迅速發展，產業工人亦迅速增加。鄧中夏認為，正是在歐戰期間，中國產業工人階級隨著中國工業的發展而形成。事實上，現代產業工人在歐戰期間雖有顯著增長，但其人數仍十分有限。即使加上店員、職員、苦力和傳統手工業工人，工人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亦僅占百分之四五。早期中共黨人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對工人階級的了解十分有限，只是因為信奉馬克思主義，認定工人是社會最進步的階級，代表中國未來的希望，因而以無產階級專政為自己的奮鬥目標。

  共產黨成立伊始即明白宣稱自己是工人的政黨，以工人階級的利益為第一位。對處於社會底層的工人而言，第一次有政黨出來代表他們的利益，並告訴他們「勞工神聖」，工人是未來中國的主人翁，該是多麼有吸引力啊。然而，當中共知識分子實際投身於工人運動時，發現工人並不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先進」，亦無明確的「階級意識」。1921年初，陳獨秀在一篇文章中慨嘆說，工人不但自己不肯運動，還以運動的人是多事。1923年7月1日陳獨秀在致蘇俄同志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大部分工人還是老式手工業作坊中的手工業者。他們的思想還完全是宗法式的，對政治持否定態度。他們不問政治。現代化工人的數量很少，儘管在這些工人中政治覺悟開始發展，但他們的要求充其量只是直接改善他們的狀況和本組織的自由。如果我們想要同他們談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他們就會害怕而離開我們。只有極少數人加入我們的黨，即便這樣也是通過友好關係。懂得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共產黨人的則更少。」同年12月，陳獨秀在《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中再次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很幼稚，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裡，家族地方觀念還非常重，具有國家覺悟和政治要求的只是少數，具有階級覺悟並且感覺著有組織自己階級政黨的，更是少數中之極少數。1925年10月，中共廣東區委在有關廣東工人狀況的報告中也指出，工人多數無奮鬥精神；工人之間派別分歧，甚至互相仇視，「一切動作皆為無階級覺悟之動作」，「皆不知階級為何物」。

  在中共的預想中，中國工人運動有幾個有利條件：第一，工人集中，現代產業工人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動員起來方便；第二，工人的生活和勞動環境極其惡劣，有利於激發工人的反抗意識；第三，大城市的工人主要在外資工廠作工，直接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對帝國主義有感性認識，有利於進行反帝國主義的宣傳。但實際上，這些有利條件也同時含有不利的因素：工人集中於大城市，容易受到政府的控制和鎮壓；工人因生存條件惡劣、缺乏文化而沒有政治覺悟；外資工廠的工人為了保住飯碗而不願輕易鬧事。

  美國學者裴宜理在研究近代上海工人時發現，組織和發動工人並非輕而易舉之事，工人不是油灰膩子，黨的幹部不能拿在手中隨意捏弄。工人自身也不是鐵板一塊，因地緣、祖籍、性別、文化教育程度、工作經歷等不同而存有差異。比如江南製造局的寧波技工，能讀書寫字，收入頗豐，工作穩定，而新來自蘇北農村、在繅絲廠或紡織廠工作的年輕女工，教育闕如，工資微薄，工作條件惡劣，兩者之間判然有別。另外，工人運動的組織者多為青年學生，其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與工人迥若天壤。對工人而言，青年學生是陌生的外來組織者，相互之間有一種天然的緊張關係。作為外來組織者，要深入工人之中並取得工人的信任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對政治的冷漠，對陌生組織者的戒心，對政府威權和工廠老闆的恐懼，均可能影響工人的政治行動決心。工人之中原有的地緣、業緣和秘密結社組織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現代工人組織的障礙。對工人而言，僅有空幻美好的未來許諾是不夠的，他們一定要有看得見的眼前好處，才肯參加。在軍閥統治下，宣傳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自身尚不能公開活動，發動工人運動更會遭到嚴厲取締和鎮壓。諸如此類，均是中共在早期工人運動中所面臨的種種難題。

  中共既然強調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使命，工人運動乃成為中共初期所從事的主要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過的第一個決議，開章明義便宣稱「本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黨在工會裡要灌輸階級鬥爭的精神」。決議共分六部分，其中有三個部分談工人問題。次年7月中共二大再次強調「工人階級的利益在中國共產黨占第一位」。一大後中共立即成立了一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名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了接觸和聯絡工人，中共以成立工人夜校、工人子弟學校作為入手的方法，並以「平民教育」的名義進行。如最早在京漢鐵路北段的長辛店、江西安源和上海的小沙渡，都是以開辦勞動補習學校為媒介。李立三在安源煤礦開辦工人補習學校時，表面上使用官方規定的課本，暗地裡使用自編教材，向工人灌輸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念。為了避免官府的注意，中共最早成立的一批工人組織，其名稱不叫工會，而叫「工人俱樂部」，其公開宗旨是聯絡感情，團結互助。為了工作的順利開展，早期中共在發動工人運動時注意利用工人既有的組織，並力爭工頭的合作與贊助。如長辛店開辦勞動補習學校時，即拉攏了幾個有力的工頭。安源工人舉行罷工時，也得到了幫會的同情與協助。

  中共工人運動最先在鐵路工人中初見績效。中國鐵路一直被以梁士貽、葉恭綽為首的交通系勢力所控制。當中共向鐵路工人滲透時，首先遭到交通系勢力的抵制。1922年直奉戰爭爆發，直勝奉敗，依附奉系的交通系內閣隨之倒台，由直系吳佩孚組織御用內閣。當時，李大釗的老友白堅武在吳佩孚幕下任政治處長。李大釗通過白堅武建議吳佩孚在通電發表政治主張時，列入「保護勞工」一項，為吳佩孚接受。吳佩孚知道交通系在鐵路上植有濃厚基礎，也知道共產黨在鐵路上有新興勢力，於是有意利用共產黨對付交通系。共產黨亦將計就計。李大釗向直系內閣的交通總長高洪恩建議每路派一密查員，得其允許。於是推薦六名共產黨員擔任京漢、京奉、京綏、隴海、正太、津浦六條鐵路的密查員。六個密查員在交通部雖登記有固定的人名，但並不對外宣布，中共隨時根據需要指派合適的黨員擔任。這為中共在鐵路工人中發展組織提供了極大便利。因為密查員可以免票來往坐車，等於中共任何同志都可以免票乘車；密查員的身份使鐵路職員畏懼，等於為共產黨員的活動提供了一個護符，密查員實際成了中共的工人運動特派員；此外，密查員每月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自留部分生活費外，其餘均上交黨組織。這在中共早期經費緊張的時候也不無小補。正是因為密查員的便利條件，中共很快在六條鐵路上建立了相當的組織基礎，特別是京漢鐵路沿路都成立了工人俱樂部。

  1922年5月1-6日，中共用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發起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中共召集此次大會的原則是，不論何黨何派，只要是工會便邀請參加。結果共有12個城市百餘工會的162名代表與會，其中除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工會代表外，還有無政府派和沒有主義信仰的招牌工會派，甚至還有工商合組的團體。由於此時國民黨重視軍事而輕忽民眾，大會雖在廣州召開，卻未引起國民黨當局的重視和關注。中共在會上唱了主角，如大會會場布置的三大標語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中國共產黨萬歲」，各派均未提出異議。大會最初因為主席團名單問題，各派之間發生了激烈分歧，最後只好廢除了主席團，由一個共產黨員做大會主席，各派均無異言。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受到與會代表的尊重和認可。大會通過的決議案大多委託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處理，並決定「在中國全國總工會未成立以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總通訊機關」。勞動組合書記部幾乎被公認為指導全國工人運動的領袖機關。中共在這次大會上的這些收穫，幾乎勝過了大會所通過的一些具體決議案。鄧中夏認為，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不是太局部，便是太技術」，缺少大智慧的提案。

  大約從1922年1月起，中國各地相繼爆發了罷工。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全國大小罷工上百次，參加人數超過30萬人，形成了中國第一次罷工高潮。在這次罷工高潮中，中共所屬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儼然成為全國工會的總領袖。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後，勞動組合書記部由上海遷到北京，改為總部，另於上海、武漢、廣東、濟南設立分部。全國各地的罷工差不多都得到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或分部）的指導。中共派遣知識分子黨員去各地發起組織工會。工會成立後，由工人充當工會主任，知識分子黨員多擔任工會秘書。但往往因知識分子秘書在工人中建立了威信，而於不知不覺中變成了「秘書專政」。另外，早期中共有一個十分矛盾的想法和做法：一方面以工人政黨自命，積極開展工人運動；一方面又以工人覺悟程度不夠，而未在工會中發展黨的組織，將工人積極分子拒之於黨外。即使介紹一個工會會員入黨，也要鄭重其事地經過數月的考察。而且入黨之前，必先介紹其入勞動組合書記部，書記部似乎成了工人入黨的預備機關。這實際上反映了早期中共所具有的知識精英組織的某些特性。當時吳佩孚稱共產黨為「學生政黨」。上海一些招牌工會分子亦稱共產黨人為「穿長衫的」。

  1923年2月初，京漢鐵路工人為爭取成立總工會而舉行大罷工。這次罷工為中國工人運動開闢了一個新的階段，即由改良生活的經濟鬥爭轉變為爭取自由的政治鬥爭的階段。此前在中共的指導下，京漢鐵路全路各站工人幾乎都被組織起來，共成立了16個工人俱樂部。中共決定在此基礎上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吳佩孚原擬利用共產黨，不意共產黨卻「另有異圖」，自然不能容忍。2月7日，吳佩孚下令在京漢路的南北兩地（漢口江岸和長辛店）同時對工人進行武力鎮壓，釀成「二七」慘案。隨後，吳佩孚又在北京等地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北方各鐵路工會及武漢工會一律被封閉，領袖被通緝。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被迫從北京遷往上海。兩年來中共所慘澹經營的工會組織，除廣州、湖南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共工人運動轉入一個暫時的消沉期。

  當共產國際勸中共加入國民黨時，正值第一次工運高潮方興未艾。當時中共領導人都抱樂觀的態度，以為可以不經過國民革命，無產階級的革命可以馬上成功。「二七」失敗後，中共從中得到教訓，認識到工人階級的獨立鬥爭是不能得到勝利的。共產國際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尚未形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不能產生一個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在華指導工作的馬林向莫斯科報告說：中國產業工人從數量和質量上，「都不是建立群眾性共產黨的好材料，而對於國民革命來說則是有用的」。陳獨秀接受了共產國際的這一看法，認為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很幼稚，在質量上也很幼稚；資產階級雖然也很幼稚，但其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中國民主革命可先由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然後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中共三大接受共產國際的決議，決定與國民黨合作，並將黨的工作重心由單純領導工人運動轉移到國民革命中來。

  

  國共合作初期，中共黨人的工作重心集中於國民黨的改組工作，而且認為既然加入多階級的國民黨做國民運動，便只好採取勞資調協的政策，不便鼓吹階級鬥爭。1924年5月10-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重新檢討了在國共合作條件下的工運政策，重申工人運動是黨的根本工作，若忽視了這種工作，便無異於解散共產黨；認為共產黨必須保持對工人運動的獨立領導，不必幫助國民黨在組織上滲入產業無產階級，只可在不妨礙階級鬥爭的前提下幫助國民黨組織店員及手工業工會。

  國民黨改組以前，本無所謂工人政策。改組以後，正式確立扶助農工政策，及時制定並頒布了《工會條例》，賦予工會以罷工權和言論、出版自由權，並在中央黨部與地方黨部中設立工人部，作為工運的領導機構。但孫中山否認中國勞資間存在階級矛盾，反對工人進行階級鬥爭，認為「中國工人現在不但是不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並且反想種種方法來壓迫本國資本家」，「中國工人所處的地位，是駕乎本國資本家之上」。國民黨在改組以前，有少數成員從事過工人運動，並建立了一批工會，據說廣州就有60多個，如廣東總工會、華僑工業聯合會、機器工會等。這些工會大多勞資混合，帶有行會工會色彩，與共產黨所建立的階級性工會不同。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以後，竭力介紹自己的黨員到國民黨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在國民黨的旗幟下公開開展階級鬥爭的工運活動。

  國民黨中央工人部歷任部長分別是廖仲愷（1924.1-1925.8）、胡漢民（1926.1-1926.?）、陳樹人（1926.?——1927.3）、陳公博（1927.3-1927.7），工人部秘書長期由共產黨員馮菊坡擔任。當時國民黨中央各部只設部長、秘書各一人，未設副部長。部長往往身兼數職，公務繁雜，實際工作多由秘書主持。在國民黨中央工人部工作過的共產黨員還有劉爾崧、施卜等人。此外，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農部由共產黨員鄧中夏、邵力子（當時是共產黨員）等負責實際工作。廣東、湖南、湖北、漢口等省市的國民黨黨部工人部亦多由共產黨員或國民黨左派主持。

  國共合作開始後，中共為加強對工農運動的領導，專門成立了中央工農部。工農部內特設工會運動委員會（四大以後改為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張國燾任工農部部長。中國勞動組織書記部雖仍存在，但「二七」失敗後已不常用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去做職工運動。1925年10月中央工農部取消，分設直屬中央的職工運動委員會和農民運動委員會。同年12月，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李立三任主任。1927年5月，中共中央專門設立工人部，李立三任部長兼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共各區委、地委也設立了專門領導工運的機構，如上海、湖南在1924年5月以前就設立了勞動運動委員會。

  在國民黨的統治地區廣東，中共利用國民黨的旗幟可以公開、合法地開展工人運動，於是中共工運工作的重點從華北轉移到華南。一些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被任命為國民黨工運特派員。由於他們與老國民黨人的做法和作風不同，廣東工人將他們稱做「好國黨」、「新國黨」。

  1924年5月4日，廣州工人召開代表大會，全市200多個工會的代表參加。會議決定成立廣州工人代表會（以下簡稱「工代會」）作為廣州地區工會的統一領導機關，由工人部長廖仲愷兼委員長。選舉產生的17名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占了9人，5名常務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占了4人。劉爾崧實際主持工代會的日常工作。工代會成立後，創辦工運講習所，培養工運人才；領導和發起沙面罷工，組織工團軍參加平定商團叛亂和滇桂軍閥叛亂等，促進了廣東全省工人運動的發展。

  不過，廣州工人組織沒有實現完全統一。以國民黨右派為支持背景的廣東總工會、機器工人維持會為了抵制受中共控制的廣州工代會，於1924年底相繼脫離了廣州工代會，從而形成左右兩派工會組織的分庭抗禮。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了直系控制的曹錕政府。新上台的段祺瑞政府一時無暇顧及工人運動，客觀上為北方工運復興提供了機會。北京、天津、直隸、山東等省市的國民黨黨部均由共產黨人主持，為北方工運提供了便利。在共產黨人看來，國民黨老黨員對於工人運動簡直與「門外漢差不多」，因而北方工人運動的領導權全部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

  上海是中國第一大城市，是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但中共在上海開展工運最初並不順利。鄧中夏說：「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便在上海做職工運動，但是，總做不起來，做起來一點，便又覆滅。」「『二七』失敗的消沉期中，簡直沒法活動。」原因是：一、列強與軍閥官僚的政治控制力相對較強，資本家對付工人運動的經驗也相對豐富；二、上海工人中，女工與童工占有很大比例，其戰鬥力與階級覺悟不及成年男工；三、上海流氓幫會勢力強大，招牌工會發達，後者如上海工團聯合會、上海總工會等，在社會頗有影響，革命工會初時無力與之競爭；四、因交通方便，周邊地區破產農民與手工業者不斷湧入，造成勞動力供過於求，減弱了工人與僱主鬥爭的決心與信心。中共為了加強對上海工運的領導，調富有工運領導經驗的李立三為上海地委勞動運動委員會書記，同鄧中夏、項英等一起領導上海工運。

  1925年1月，中共在上海召開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指出，農民是工人階級天然的同盟者，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無產階級應當參加並取得其領導地位。會議通過了《對職工運動之議決案》，認為工人階級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發展自己獨立的職工運動；對於國民黨所指導和影響的工會，要積極從中開展活動，爭取群眾，以取得其領導權。決議還制訂了工人運動的具體計劃，要求以產業工人運動為重點，同時加強大城市手工業工人運動。

  四大結束後，中共發起在廣州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此次大會的與會代表不像第一次大會那樣複雜。此時無政府派已退出工運舞台，流氓招牌工會被大會擯斥。大會中最活躍的是中共所領導的工會，其次是與國民黨有關係的工會。也有不少無黨派工會的代表參加。大會決議加入赤色職工國際，並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林偉民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執行委員長，劉少奇、鄧培、鄭澤生為副執行委員長。中共在總工會內設立黨團。鄧中夏任書記。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閉幕後不到20天，上海就爆發了驚天動地的五卅運動。此次運動是中共領導的第一次具有全國性規模和影響的群眾運動。在這次運動中，中共真正取得了中國工人運動的主導權，中共工人運動實現了真正的突破。運動極大地促進了全國各地工會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在五卅運動中建立起來的上海總工會一躍成為上海工界的權威，原有的由國民黨右派控制的上海工團聯合會迅速失勢，乃至解散。成批的學生和工人因敬佩中共在五卅運動中的傑出表現而加入中共。中共黨員人數由不到一千人，猛增到上萬人（1925年底）。

  在這場運動中，中共意外地發現，向罷工工人提供救濟金，是使工人運動持久、壯大和力量整合的一個重要手段。一位參與過五卅罷工的老工人回憶說：「我對罷工沒什麼認識……人們上街遊行，我就跟在後頭……在四個月的罷工中，我們得了不少罷工補貼。我們想：『不上班也能拿錢，真是大好事！』我們根本沒有其他認識。當工廠復工後，大家又回去上班了。」一些工人當時並不知道是共產黨在領導這場罷工。「我們當時之所以那麼做，是因為我們認為做得對。」當時工人對工會的認識也相當模糊，有的以為工會是發救濟費的，有的以為工會是專搞罷工的，卻不清楚工會是工人自身的階級組織。由於上海總工會在罷工運動中建立了很高的權威，以至於工人只相信總工會而不相信自己所屬的基層工會。當上海總工會於9月18日被奉系軍閥查封而轉入秘密活動後，工人們感到群龍無首。上海總工會的會員人數由高峰時的20萬人降至1926年6月的4萬人，下轄工會亦由117個減至75個。

  上海五卅運動爆發不久，廣州和香港的工人起而響應，並將大罷工堅持了長達16個月之久。省港大罷工得到了國民黨與廣州國民政府的積極支持。據鄧中夏說：「當時國民黨因劉楊戰爭剛畢，新勝之餘，對於民眾運動極為援助，特別是劉楊戰爭之中，鐵路工人與海員工人罷工給予他們軍事上很大的便利。所以使得他們懷好感，省港罷工起，共產黨要求國民黨經濟援助，他們很慷慨的承認而且實行了。」省港大罷工促進了廣東工人運動的發展。1926年6月馮菊坡總結廣東工人運動的成績時，認為取得了七大進步：由無組織到有組織，由上層組織到下層組織，由職業組合到產業組合，由經濟鬥爭到政治鬥爭，由階級行動到民族行動，由領袖結合到群眾結合，由局部組織到全省組織。

  不過，廣東工人運動仍未能實現統一，工會派別雖有所簡化，但右翼的機器工會、廣東總工會仍試圖與左翼的廣州工代會分庭抗禮。據1926年5月前後的統計，廣州地區工會總數已達到150多個，其中屬於工代會的有120多個，屬於機器工會的有6個，屬於廣東總工會的有30多個。由於工會太分散，各工會之間為了爭奪會員、爭奪會費和公共福利費而常常發生暴力衝突。「幾乎每天都可以聽到工人在衝突中遇害的消息。」「廣州工人建立工會時，其第一件事是成立檢查小組，檢查小組的第一個任務，不是收集公共福利費，而是開展爭奪會員的運動。一個工會一成立，立即派檢查小組或者宣傳小組進行爭取會員的工作。搞宣傳的人所帶的不是宣傳品，而是各拿一根又粗又長的木棍，如有工人不願意加入工會，他必將受到木棍的棒打，因為工人們加入工會之後，他們一方面可以獲得工人的進會費和每月的公費；另一方面又可得到工廠主所給的公共福利費。如果一個商店的工人參加了兩個工會，立即就會發生爭奪公共福利費的衝突，有時候為了爭奪會員而發生巨大的鬥爭。為了得到上面所說的好處，許多人競相組織工會。」廣州的工會大多財力充足，有的工會擁有高達數萬美元的基金，其工會領導人每月月薪多達200多美元。

  據中共廣東區委的報告，北伐前夕的廣東工人運動雖然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也存在許多危機。第一，工人組織主要是依靠政治力量建立起來的，缺乏堅實的基礎。當時國民黨中央工人部、廣東省黨部工人部、廣東省政府農工廳工人部都掌握在中共黨員之手，任何工會的成立都必須通過他們的審查。故所有新成立的工會都不得不加入廣州工代會。中共廣東區委擔心，如果廣東一旦由國民黨右派掌權，那些依靠政治力量建立起來的工會組織基礎也會隨之瓦解。第二，中共在廣東的工人運動，主要在工會的辦公室中進行工作，在工人群眾中沒有進行多少工作。「因為我們的負責同志只在辦公室中進行工作，沒有主動地與工人群眾進行接觸，甚至那些在工人中有威信的同志也脫離了群眾，因此完全缺少對工人群眾的宣傳教育工作，工會的組織力量很弱。」中共廣東區委擔心，如果有一天發生政局變動，這些工會就會馬上解散。第三，中共在廣東工人中的組織基礎薄弱。據廣東區委報告，廣州工代會所屬的工人群眾雖多達15萬人，但其中只有300名中共黨員。所以廣東區委認為，「我們雖然占領了工人的領導機構，實際上我們還沒有完全地領導工人群眾」。此外，北伐前夕的廣東工人運動開始出現了「過火」傾向。這主要表現在工人們提出的經濟要求太高，如普遍要求八小時工作制，要求不上夜班，要求成倍地增加工資，以及封閉商店，騷擾廠主等，致使「小商人和小販非常不安，社會人士對工人們更為討厭」，進而引發不利於共產黨的社會輿論，也引起國民黨人開始對工人運動產生不滿。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選舉產生了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二屆執行委員會。蘇兆征、鄧中夏、劉少奇、李立三、朱少連、何耀全、劉文松、項英、陸枝當選為常務委員。蘇兆征為委員長，劉少奇為秘書部長，李立三為組織部長，鄧中夏為宣傳部長。大會明確規定工人階級目前的任務是支援廣州國民政府北伐。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召開之後不久，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又召開了全國職工運動討論會。會議強調在工人運動中，要正確處理共產黨與工會的關係，加強黨的領導。會議還要求各地秘密組織工人自衛團，為建立正式的工人武裝做準備。

  北伐出師後，需要龐大的後勤運輸隊伍。廣東和省港罷工工人積極支援北伐。數千名工人擔任運輸隊，僅省港罷工委員會就派遣了3400餘名工友參加。

  北伐戰爭的迅猛推進，為沿途各省工人運動的發展創造了機遇和有利條件。在湖南，唐生智在北伐初期表現得很左傾，對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採取支持態度。中共湖南區委透過省總工會和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工人部指導工人運動，如開辦工會職員講習班、工人運動講習所，培養和派遣數十名工運特派員具體指導各地建立工會，並取締招牌工會，打擊「反動」工會，確保了湖南全省工人組織掌控在中共之手，避免了廣東工運出現的分裂局面。其次，在全省範圍內建立工人糾察隊。湖南工人武裝的普遍建立是湖南工運的一大特色。此外，工運與農運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是湖南工運的又一獨特之點。在一些工農勢力較大的縣，出現了工會、農會與縣長共同主政的局面。農民問題交農協，工人問題交工會，一些縣政府不能解決的糾紛，由工會、農會來解決，「而縣政府則門前可以羅雀，簡直等於一種裝飾品」。據統計，自1926年8月下旬湖南全省總工會改組成立至同年12月中旬，湖南工人參加政治運動235次，參加人數33萬餘人，另有經濟鬥爭如罷工等108次。

  在湖北，工人運動以武漢三鎮為中心展開。黨軍未到之前，漢口、武昌只有10餘個工會；黨軍攻占漢口不到1個月，便出現了100多個工會。兩個多月後，又增至300多個工會（一說200多個）。據不完全統計，從1926年10月到1927年4月，武漢地區總共發生了300多次罷工，平均每天約1.5次。天津《大公報》記者於1926年11月下旬從漢口發回的通信中這樣寫道：

  兩周來漢口之社會，頗呈不安之現象，所謂「店員工會成立，停止營業一天」之標語，幾無店無之，故千百成群，整隊遊行者，亦日必數起。據湖北全省總工會最近報告，黨軍到武漢後，工會次第成立者，確已增至三百餘處之多，入會的工友在二十餘萬以上。總工會每次開會，輒有人滿之患。該會近已提議購置地皮建築一可容五千人之大禮堂，以免與會者興向隅之嘆。該會委員長為向忠發，會中設有秘書、宣傳等部，職員約四十餘人，糾察軍三千數百人……惟該會既總攬三百餘工會之全權，僅四十餘職員辦理事件，終有應接不暇之勢，每日自早八時起，至夜十二時止，所辦案件，動百餘起，尤以勞資爭議者為多。前日第四次代表大會，據報各工會因發生勞資爭議，而具函到會要求援助者，共有五十餘起之多，且報告罷工者五十餘處，於極短時間得圓滿解決者四十餘處。蓋今日之漢口，無論男女，工作何業，已成「無工不組會，無會不罷工」之時代，且各業「工貴」（漢口社會，原僅有「新貴」之名詞，近因勞工神聖，故有「工貴」之流行語）群起奮爭解決經濟之壓迫，俾資生計之維持，賴總工會之援助，而又都得最後之勝利。二十萬工貴，誠不能不感受總工會之賜。

  《大公報》記者雖擔心中流以上階級因工人運動而感受痛苦，但他對漢口工人運動的報導基本上是寫實的，特別是注意到「工貴」之流行語以及湖北總工會之應接不暇的忙碌情形，為我們描繪出了一幅生動鮮活的工運畫卷。

  1927年2月中下旬，《大公報》記者再次前往漢口調查。相隔3個月之後，《大公報》記者注意到漢口工會的情形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漢口工會在北方聽得最是嚇人。我在漢口的時候，工會氣焰已經小得多了。自從蔣介石到過漢口一次，公開演說，說是許多商人亦是被壓迫者，總工會也出布告叫工人須服從廠主正當規則，不得倚工會橫行，否則工會不為保護，所以工商兩界比較漸漸相安。不過漢口地方本系五方雜處，人情素壞，平時久受壓迫，忽然解放下來，一般無業游民借組織工會為名，榨取勞工，包辦工潮，原所難免；商界知識本是不夠，經此非常之變，重以政府當局側重保護勞工，他們愈覺得惶惑震恐。等到一陣狂潮過去，工會自身已有不能支持之勢，因為工會若是實際上不給工人好處，工會已失卻存在的權威，而事實上漢口地面歷年受軍閥剝削，本已徒有外表，再加工潮一鬧，中人以上之資產階級，多已逃之夭夭，中人以下也只有盡幾個本錢賠幹了事……從前工會有四五百，我在漢口詢問，據說只有二百四十多個，還有關門解散的。

  北伐時期，兩湖工人運動出現了一些「過火」現象，如工會和工人糾察隊擅自捕人、封店、罰款，隨便斷絕交通，在經濟上提出過分要求，有的要求足以致企業於倒閉的境地，如要求縮短工時到每日4小時以下，工資加到駭人的地步。在武漢地區，由於工人頻繁舉行大規模的集會和遊行，甚至一月開工只有十四五日。一方面工廠開工不足，另一方面工人又提出過高的經濟要求，加上其他因素，致使生產額大幅度下降。據國民黨中央工人部1927年6月對武漢紡織業進行的調查，因工潮或廠主潛逃而倒閉的紗廠有泰安、大豐、寶豐等多家，繼續維持的有申新、第一、裕華等數家。申新、裕華紗廠1927年3月的生產額比1926年9月下降了30%,第一紗廠下降了55%。

  武漢工人以店員和碼頭工人為主。在武漢地區的勞資糾紛中，店員與店主之間的衝突占了相當一部分。因國共兩黨將店員劃歸工人之列，店員工會便在黨軍所到之處被廣泛建立起來。店員運動也成為工人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有些地區甚至成為工人運動的核心。一度擔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部長的陳公博對此深有體會地說：在把工業社會當中極強烈的工農運動搬到中國以後，由於沒有大資產階級作對象，只好以小資產階級為對象；在城市當中沒有大工廠作工運的大本營，便以商店為工運的中心。極南的廣州以至長江中心的武漢、九江，表面雖然工人運動很強烈，但骨子裡實在還是店員運動。

  據國民黨中央商民部1927年5月調查所得，武漢店員總工會擁有15個分會，會員總數達32000人。人數雖然不太多，但在當時湖北總工會下屬的各行業總工會中，店員總工會最為活躍，影響也最大。店員自組工會後，便與店東立於對立地位。因店東屬於商人，勞資衝突乃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工商衝突。在武漢地區的工潮中，數量眾多且遷延難決的罷工，多由店員發起。因商業店鋪與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店員一罷工，便波及整個市面，社會影響十分巨大。天津《大公報》記者在漢口考察時發現：「此次漢口最受打擊的是中產商人，大家最痛心疾首的是店員工會。據說會中規定，店東不得隨便歇業，不得任便辭退店員。這樣一來，笑話鬧得非常之多，大有不把東家吃倒不許散夥之象。"1927年6月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31次會議上，譚延闓指出，現在湖南、湖北的小店家簡直不能做生意，認為工商間衝突的最大原因是店員工會，而國民黨中央將店員算作工人，又是錯誤之源。

  除武漢外，北伐時期工人運動的另一集中地是上海。為了加強對上海工運的領導，中共中央對上海總工會的組織進行了調整和充實。在執行委員會內設常務委員會，以汪壽華為主席，項英為組織部主任，何味辛為宣傳部主任。47名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占了35名。1926年夏秋之際，上海米價上漲，百物騰貴，工人生活十分艱難。上海總工會及時領導各業工人開展經濟鬥爭，掀起了五卅運動之後一場新的罷工潮。在這次罷工潮中，上海工人組織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到1926年9月，上海全市的工會恢復到90個，正式入會、交納會費的工人雖只有5萬人，而團結在工會周圍的工人則達到20萬人。

  為了配合北伐戰爭，中共上海區委決定在上海發動一次民眾暴動。中共上海區委認為，工人的組織和戰鬥力還不強大，不宜單獨行動，在這種狀況下，不幻想立即在上海通過暴動建立平民政權，只求能夠儘量減少軍閥孫傳芳的統治勢力，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式的自治市政府。當時上海反對孫傳芳的還有這樣兩方面的力量：一是以虞洽卿、王曉籟為代表的商人資產階級派，二是以鈕永建、吳稚暉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鈕永建於1926年9月間被國民黨中央任命為駐滬軍事特派員。他與上海各界頭面人物建立了聯繫，通過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等人，拉起了一支以流氓無產者、落伍軍人和青洪幫分子為骨幹的隊伍，號稱數千人。鈕永建表示要工人幫助他，要工人聽他的號令起來動作，但不大願意非國民黨的商人參加政權。虞洽卿是上海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因孫傳芳支持傅筱庵從他手中奪走了上海總商會會長的職位，又下令解散了他所控制的商界保衛團，因而與孫傳芳產生矛盾，主張商、工兩界共同行動，反對孫傳芳的統治，恢復保衛團，由市民管理市政，但有點輕視國民黨。中共上海區委的策略是與國民黨左派和商人合作。具體計劃是：組織三百到五百武裝工人、二三千遊民、市內部分保衛團、國民黨方面的水警一起發動武裝暴動，工人罷工、商人罷市與其相配合；暴動成功後，由國民黨左派領袖和商人領袖合力組織臨時市政府機關直接執政。中共自己則不拿政權，只求得到民眾自由，發展工人運動與民眾運動。

  1926年10月16日，浙江省省長夏超在杭州宣布獨立，輸誠廣州國民政府，隔絕了上海孫傳芳的軍隊與其主力之間的聯繫。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出現了有利時機。但10月22日，夏超獨立失敗。次日，中共上海區委獲悉這一消息，但同時又得知九江已被北伐軍克復（實際是11月5日才克復），因而還是決定與鈕永建聯合發動起義。23日下午5時，中共上海區委下達起義命令。由於風聲泄漏，警方早有準備。黃浦江上的軍艦未能及時發出起義的號炮。計劃投入起義的工人武裝300人，實際參加行動的只有80人。鈕永建所派的武裝隊伍在進發途中被警方發覺後一鬨而散。虞洽卿的保衛團則臨陣退縮，沒有參加行動。

  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裝起義未及真正發動即歸於失敗。從這次起義中，中共上海區委認識到：「我們過於（高）估量了資產階級，其實他們終究是不能做革命主力的，我們要完全相信自己」，「以後上海的運動，應很堅決地認定只有工人階級可以主動，否則一無所有」。

  第一次起義失敗後，中共上海區委又著手研究和準備發動第二次起義。第二次起義的政治目標並沒有改變，仍是要建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由資產階級左派出來掌握政權。但對於暴動的主力與領導，不再寄希望於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左派；運動的方式，改為全部以民眾式的暴動來達成。由於北伐軍奪取九江後沒有立即東下，暴動計劃一度暫停，改為領導工人參加和平的市民自治運動。另一方面，在發展和健全各級工會組織的同時，加緊對工人進行軍事培訓。

  1927年2月16日，新的上海區委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獨立領導一次以工人為主的武裝暴動，表現並樹立工人階級的勢力，通過強有力的群眾運動，遏制蔣介石對列強的妥協。暴動的政治目標，不再強調幫助資產階級建立自治政府，而是有了自己奪權並掌握一部分政權的準備。

  2月17日，北伐軍占領杭州。同日，中共中央決定發動罷工。但還未等到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作出適當部署，上海全市的總同盟罷工便爆發了。2月18日晚，上海總工會召開代表大會。會間傳來北伐軍占領嘉興的消息，與會者群情振奮，一致決議自19日起舉行全滬工人總罷工，目標是援助北伐軍，打擊孫傳芳，奪取上海，並強調此次罷工是政治性罷工，絕對不能有經濟要求。19日，罷工人數達到15萬，20日增至27萬，21日又增至35萬，22日達到36萬以上。其時上海小報中有兩首打油詩，這樣描述當時的罷工情景：

  其一

  傳來一片罷工聲，資本家先吃一驚；

  巷尾街頭人躑躅，電車今日不通行。

  其二

  綠衣使者往來頻，何事於今不問津；

  秋水望穿鴻雁杳，等閒急煞有情人。

  總同盟罷工實現後，中共中央決定將總同盟罷工轉為武裝起義，起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民主的、革命的和各階級聯合執政的市政府。為此，中共方面與鈕永建、王曉籟等經過談判達成協議。2月22日中午，由汪壽華、羅亦農、鈕永建、楊杏佛、虞洽卿、王曉籟、章郁庵、王承偉、劉榮簡、周孝公、張曙時組成的上海市民臨時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並宣布於當日晚實行武裝暴動。按照中共的設計，起義的發動以工人為主，管理時偏重資產階級，臨時革命委員會中由鈕永建出面號召。由於武裝起義的計劃是中共事先獨自決定的，鈕永建等疑心受中共利用，心存戒備。

  起義按時發動了，少數工人糾察隊真刀實槍地與軍警發生了巷戰，並占領了警察署，但因準備不足，部署不周，指揮不敏，大部分工人糾察隊員未能採取行動。23日，中共中央與上海區委決定停止暴動，並下令工人復工。事後，中共上海區委總結這次起義的經驗教訓，認為也有相當的收穫：臨時革命委員會雖因起義失敗而未能行使職權，但羅亦農以共產黨的名義參與其中，公開在政權中占得委員一席，為中共從來未有之創舉；汪壽華以上海總工會的名義加入，代表工會參政，也是前所未有之舉動；而海軍在中共的秘密疏通下參與起義，同樣是數年來難得的行動。

  上海第二次起義失敗後，中共中央又迅即成立特別委員會，統一領導和部署第三次武裝起義。特別委員會由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述之、中央軍委委員兼上海區委軍事委員會書記周恩來、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上海區委組織部長趙世炎、上海區委職工部長兼上海總工會代理委員長汪壽華、上海區委宣傳部長尹寬等組成。中央特委作為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最高決策和指揮機構，它的成立和陳獨秀的親自參加，表明中共中央對實行武裝起義奪取政權有了新的認識。特委成立後的近一個月時間裡，先後開過31次會議，對起義部署作了充分的準備。特委總結了前兩次的教訓，特別是接受了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確認中國革命不必走資產階級革命的老路，應當爭取非資本主義的前途，決定把擴大武裝、奪取政權作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指導方針。中央特委下設特別宣委和特別軍委，特別軍委之下又設有運輸、消息、策反、糾察隊、自衛隊、特別隊等組織機構，並舉辦軍事訓練班，訓練武裝起義的骨幹。3月16日，上海總工會召開工人代表大會。大會作出兩項決定：一是至誠擁護中國共產黨；二是服從上海總工會的命令，做到能在6小時內實行全滬工人總同盟罷工。從3月18日起，在上海產業工人、學生、店員和小商人群眾中，用公開簽名徵求的辦法發展黨員。這也是中共過去所未有的。

  3月16日，北伐軍攻克了江蘇溧陽、宜興、金壇、丹陽等地，同時，嘉興方面的北伐軍開始進軍上海，3月20日晚，北伐軍逼近龍華。當夜12時，上海總工會決定於次日12時開始總罷工。21日，聲勢浩大的總同盟罷工開始。原定罷工令下後，6小時之內罷下工來。實行的結果是，大部分地區在3個小時內即達到了目標。是日總計約有70餘工廠的10萬工人參加罷工。總罷工的領導者趙世炎描述當時的罷工情景說：「各工廠、各作坊、各機關、各大商店、各手工工場、車站、輪埠、碼頭全體工人罷工……鐵路截斷了，電話局被占領，電報局亦被占領，電燈線斷，自來水斷，完全肅靜的空氣籠罩了全城市，只有斷續不已的槍聲與群眾的革命呼聲。」

  按照預定計劃，全市實現總罷工後，立即轉入武裝起義。周恩來、趙世炎分別擔任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正、副總指揮。陳獨秀在中央特委坐鎮，並與周恩來保持直接聯繫。全市7個地區的罷工工人在武裝糾察隊、自衛隊的帶領下，紛紛向預定目標發起攻擊。至22日下午，上海全市均為罷工工人所占領，完全推翻了奉魯軍在上海的統治。

  按照中共中央特委的設計和部署，早在第三次武裝起義爆發之前，就為召開市民代表大會和成立臨時市政府做了充分準備。3月12日，上海召開了第一次臨時市民代表會議，有200餘團體的代表出席。會議選出執行委員31人，其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占15人。3月22日，召開了第二次市民代表會議，有1000餘團體的代表出席。大會通過了經國民黨上海政治分會同意的臨時市政府委員19人名單，其中有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10人。3月23日，上海臨時市政府遷入原上海縣署辦公，推選白崇禧、鈕永建、楊杏佛、王曉籟、汪壽華為常務委員，林鈞為秘書長。3月24日，武漢國民黨中央電告上海市黨部，承認上海市民代表大會為上海市民正式代表機關，承認市民代表大會產生的市政府委員會。3月29日，上海市臨時政府舉行就職典禮。4月6日，市政府委員會議推選產生了市政府各機關負責人：財政局長王曉籟，建設局長楊杏佛，教育局長丁曉先，土地局長葉惠鈞，勞動局長汪壽華，衛生局長陸文韶，市政府秘書長林鈞。3月29日，市政府委員宣誓就職。

  上海臨時市政府的成立，遭到蔣介石與白崇禧的反對。鈕永建、虞洽卿、陳光甫、楊杏佛、王曉籟等先後提出辭職。4月8日，蔣介石另指派吳稚暉、鈕永建、何應欽、白崇禧、葉楚傖、吳忠信、陳果夫、楊杏佛、蔡元培等組織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行使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事務的管理權。

  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成功後，中共上海區委發出行動大綱，要求每個工廠都要成立工會，每個工人都要加入工會，各個工會立即公開，並設機關辦公。3月24日，上海總工會遷入閘北湖州會館公開辦公。27日，召開工人代表大會，選舉執行委員。28日，選舉常務執行委員，汪壽華當選為委員長。起義勝利後，工人加入工會和成立新工會的熱情空前高漲。1927年1月，全市有工會187個，會員7.6萬多人。到1927年3月，工會猛增至502個，會員達到82萬多人。當時全滬工人總計125萬，加入工會的工人約占2/3，達到了1920年代上海工會發展的頂點。

  武裝起義的勝利，也為工人生活條件的改善創造了機會。上海總工會擬定22條工人最低限度經濟總要求，印發給全市各工會，指示各工會斟酌本單位情形，提出各自的經濟條件，要求廠主承認。「各廠主鑑於工人力量之增高，政治環境之趨勢，除了很頑強的幾個廠主外，大多數都與工人條件以完滿的答覆。可以說，20天內上海工人將得到的經濟條件，要比以前任何工潮的結果為多。」工人們長期積壓的反抗情緒，乘著武裝起義的勝利，得到極大限度的釋放。受到局勢的鼓舞和中共宣傳的影響，工人真以為他們的時代已經到來，一時間，工人大有翻身得解放的陶醉感覺，卻不知他們的成功也加速了反對力量的聚集。當時上海小報上有一首打油詩這樣寫道：

  時世造英豪，競爭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惟有勞工高。

  少小須愛國，宣傳可立身；

  滿街爭演講，儘是罷課人。

  利向爭中得，條件如意書；

  薪資須足用，誰管店空虛。

  女工衫子短，袖捋逞雌風；

  先去求解放，將來壓老公。

  北伐期間，與長江中下游地區工人運動蓬勃發展形成鮮明反差的是，華北與東北地區的工人運動十分消沉；華南地區的工人運動在北伐出師後亦出現逆轉趨勢。北方的消沉直接導因於北洋軍閥的嚴密防範和鎮壓，兩廣的逆轉則情況較為複雜。

  北伐出師後，李濟深以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兼第4軍軍長的身份坐鎮後方。1926年11月，廣東省政府改組，李濟深任省政府常務委員兼軍事廳廳長。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於1926年12月遷往武漢後，在廣州成立政治委員會廣州分會，李濟深任主席。這樣一來，李濟深掌握了廣東的黨、政、軍大權。李是國民黨內有實力的右派。在國民政府北遷以前，廣東省政府在工人運動與反工人運動兩大勢力之間一度保持中立。當國民政府北遷後，廣東省政府「似乎連中立也不守，似乎不客氣地對於工潮用政治力量甚至有時還有軍警力量加以取締了」。

  北伐前，廣東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北伐出師後，革命的主要力量相繼投入前線，留在廣東的革命力量相對較前薄弱。北伐前，廣東的工人組織主要是依靠政治力量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缺乏堅實的基礎。當時國民黨中央工人部、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工人部、廣東省政府農工廳工人部都掌握在中共黨員之手。北伐開始後，主導廣東地區民眾運動的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人物被大舉動員參加北伐，其後任的民眾運動的主導者大部分由右派或中間派人物來擔任。

  北伐以前，工人運動對支持國民黨東征北伐、統一廣東作出了貢獻，自然迎合了廣州政治人物的政治和軍事需要。當蔣介石決心北伐後，後方的政治穩定成為他的首要考慮。北伐出師前夕，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請求國民黨中常會賦予總司令部政治部對戰時宣傳、印刷（出版）、運輸等機關的監督和指揮權，並要求將戰區內的農會、工會、商會、學生會等機構受總司令部指導。國民黨中常會同意將工會指導權交給總司令部後，總司令部對工會和工人運動採取的實質性對策，是由1926年7月18日召開的總司令部總政治部後方政治工作會議通過的決議案體現的。為了控制北伐期間兵工廠、自來水廠、粵漢鐵路、電燈廠等公共部門的罷工，此次會議決定立即召開由工人部、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代會、總工會、農工廳等部門代表參加的會議。接著於7月27日召開政治工作聯席會議，制定了限制罷工和工會糾紛，嚴禁私鬥等項條例，內容包括禁止兵工廠、自來水廠、電燈廠等公共領域的所有罷工，私有事業的罷工亦須事先向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報告其理由。《嚴禁私鬥條例》中還有禁止工會內部糾紛和幫派對立，工會集會嚴禁攜帶武器，即使在平時也不容許攜帶棍棒等規定。政治工作會議同時制定了限制各種自由集會的條例。

  1926年8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解決僱主僱工爭執仲裁會條例》和《勞工仲裁會條例》。據稱這兩個條例是蔣介石命令代理中央組織部長陳果夫起草的。條例規定：資本家（僱主）和工人之間出現爭議時，通過由一名政府代表和勞資雙方各派一名代表組成的仲裁會仲裁解決，一旦提交仲裁會後不得進行罷工和歇業。仲裁會做出決定後，如果對決定不服，可上訴到國民政府，但須服從國民政府的判決。通過仲裁會解決糾紛，與為了加強後方治安、防止罷工和歇業的總司令部的立場密切相關。蔣介石和廣東國民政府試圖通過對民眾運動進行統制來實現北伐軍事優先的路線。

  國民政府北遷引發遷都之爭後，蔣介石與共產黨對抗的傾向越來越明顯。蔣介石反共，首先從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下手。先是1927年3月，在其支持和指使下，相繼發生了殺害江西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的「贛州慘案」、殺害九江工人糾察隊隊員的「九江慘案」，繼而演變為解除上海工人糾察隊武裝、屠殺數百名工人和共產黨員的「四一二」政變。面對蔣介石正規軍隊的殘酷鎮壓，中共領導的工人糾察隊幾乎無還手之力。

  應該說，北伐時期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與北伐戰爭的軍事進程有著密切的關係。中國現代產業工人集中於少數大城市，為中共發動工人運動提供了活動空間，但大城市往往也是統治者控制力最強的地區。中共工人運動的開展，有賴於國民黨控制地區為其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和合法的環境。當國民黨清黨反共以後，中共工人運動便不容易再找到合法和半合法的活動空間。

  國民黨分共後，中共黨員人數由5萬多人減至1萬餘人。除部分被國民黨殺害外，尚有相當一部分動搖脫黨，其中工人農民脫黨的遠比知識分子為多。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北伐時期的工農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共發動起來的，民眾自發的成分其實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