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急風驟雨：工農運動

  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個皇帝，沒有觸動底層社會。而20世紀20年代的國民革命，在「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共同目標下，工人、農民、青年學生以及商人、婦女等各個階層的廣大民眾都被動員起來。如此大規模的民眾動員和民眾運動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為少數士大夫所從事和參與，下層民眾與上層官僚機構之間缺乏緊密的聯繫。為政者倡導「無為而治」，而民眾則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為理想境界。這一千年未變的官民關係在五四運動以後發生了劇變，上層知識精英與新興政治集團開始關注下層民眾，並試圖動員和結合下層民眾的力量，達成改造中國的政治目標。在這一過程中，不但新興的工人階級受到垂青，就是向來不被重視的農民，也被政治勢力納為重要的動員對象。大規模的社會動員無疑是20年代國民革命的最重要特徵。

  本書首發𝗯𝗮𝗻𝘅𝗶𝗮𝗯𝗮.𝗰𝗼𝗺,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國民黨在改組以前，基本上是一個以知識精英為主的政治集團，非常有限的一點群眾基礎，不是會黨就是海外華僑，與中國國內絕大多數民眾幾乎不發生關係。孫中山對中國老百姓的政治文化素質一直持悲觀態度。他將國人分成「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三種類型，視普通民眾為「不知不覺」。五四運動爆發後，孫中山與朱執信、戴季陶、廖仲愷等國民黨人開始對群眾力量有所體認，不過仍未將這種新的體認落實和轉化為國民黨的政治綱領和組織行為。孫中山本人周旋於南北各派軍閥之間，迷戀於單純軍事鬥爭。直至1924年改組後，國民黨才開始由一個封閉型的精英政黨，向開放型群眾性政黨轉變。

  國民黨的這一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受蘇俄的影響。1921年底，當馬林與孫中山第一次會面時，即向孫中山宣傳群眾運動的必要性。大約一年後，馬林再次來華，正值孫中山被陳炯明逐出廣州不久。馬林勸孫中山不要用武力收復廣州，而應該使上海成為向全國工人和農民開展宣傳工作的中心。1923年1月，莫斯科正式確定「全力支持國民黨」的政策後，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敦促國民黨注意群眾運動，不要迷戀單純軍事鬥爭。孫逸仙代表團赴俄考察時，俄方多次向蔣介石強調群眾政治工作在革命中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建議國民黨將注意力首先用在對工農群眾的工作上，接近群眾，使國民黨的主義能為群眾所理解和接受。鮑羅廷來華擔任孫中山的政治顧問後，直接向孫中山闡述關於群眾運動的觀點，指出國民黨之所以軟弱，其主要原因，一是思想上和組織上一片混亂，二是完全缺乏同工農群眾的聯繫。在鮑羅廷看來，「國民黨從來不以某個階級，更不以勞動群眾為基礎」。鑒此，鮑羅廷建議孫中山，必須將國民黨改組成為一個以勞動群眾為基礎的政黨。孫中山接受了鮑羅廷的建議，並請鮑羅廷參與起草了國民黨新黨章與改組宣言。宣言稱：「國民黨人，因不得不繼續努力，以求中國民族解放，其所恃為後盾者，實為多數之民眾，若知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故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於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為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一大召開後，國民黨對民眾運動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視。中央黨部先後設立了農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婦女部和商人部，作為領導民眾運動的機構，工運、農運計劃及相關的政策法規也相繼出台。國民黨開始步入群眾運動時代。

  與國民黨相比，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採取了群眾路線的革命方法。中共建黨初期的成員雖然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但它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強調自己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共二大的決議就強調：「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團體」。「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鬥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國共合作以後，中共在國民黨的旗幟下，將精力主要投向民眾運動。國共兩黨在民眾運動上大體處於既合作又競爭的地位。兩黨雖然都有改良民眾生活的意願，也都認識到民眾是國民革命中的重要力量，但在動員民眾的手段和目標上，一溫和，一激進，步調不盡一致。中共以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為指南，在運動民眾的具體方略上又得著蘇俄與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以為民眾組織起來了，動員起來了，黨的勢力就可以深植於廣大基層社會，既具有不易摧毀的力量，又可以解救和解放被壓迫民眾。在手段上，國民黨側重由政府自上而下，以法令來推行其扶助農工的政策；共產黨則著重自下而上，在基層具體發動工人農民起來鬥爭。在國共合作的旗幟下，中共表面上推重國民黨的領導權，實際上則有當仁不讓的氣概。

  國民黨在改組之初，也一再號召其黨員「到民間去」，「從下層多做工夫」，而實際情形卻是黨員群相往上拱。孫中山所倡導的「扶助農工」，是以「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居高臨下地去「扶助」「不知不覺」，這與直接以工農代表自任的中共黨人相比，雖有相近之處，畢竟又有很大不同。國共合作之初，中共即告誡其黨團員要眼光朝下，「不要和國民黨爭無謂的風頭和用不著的權力，吃苦的工作我們自己爭來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讓給他們。」當北伐軍占領江西後，有幾位中共黨員出任縣長，中共中央認為這是腐敗墮落的表現，立令他們辭職，否則立即登報開除。由於國民黨人多不願從事下層民眾運動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人來承擔。由此一來，國共兩黨合作的形態，逐漸呈現出國民黨主要做上層工作、共產黨主要做下層工作的分工格局。1927年2月24日，顧孟余在武漢國民黨中央常會上感慨說：「現在可有一種危險，是國民黨差不多專做上層的工作，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都是國民黨的同志多。至於下層的民眾運動，國民黨員參加的少，共產黨員參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種畸形的發展，很像國民黨是在朝黨，共產黨是在野黨的樣子。」

  國共兩黨，一個關註上層，一個關注下層；一個重視軍事，一個重視民眾；一個注重槍桿，一個注重筆桿；一個擅長武鬥，一個擅長文斗。當兩黨互相合作時，無疑是一對優勢互補的搭檔。北伐戰爭的迅猛推進，時論認為「一半靠兵力，一半靠宣傳」。「槍與筆聯合起來，所以到處如入無人之境」。當兩黨互相對抗時，共產黨的筆桿畢竟敵不過國民黨的槍桿。合作破裂後，蔣介石認為，國共之間只能拼武力，不能拼黨力，如果國民黨也搞起工農運動，不管成敗如何，「均逃不出共產黨之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