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從「容共」到「容國」

  從興中會、同盟會一直到1924年改組前，國民黨的活動基地和黨員基礎主要建立在海外。1923年，國民黨號稱有黨員20餘萬，其中國內黨員不到5萬；組織機構共計400餘處，亦絕大多數設於海外。國內除廣州、湖南設有分支部外，其他省區既無正式的組織機構，亦無顯著的活動成績可言。國民黨改組前在國內的組織基礎非常脆弱，與國內普通民眾幾乎不發生關係。

  1924年改組後，國民黨逐漸建立了從中央黨部、省黨部、縣黨部至區黨部、區分部的各級組織。1926年10月的統計資料顯示，國民黨在全國約90%的省區和25%的縣份建立了省級和縣級黨組織；國民黨黨員人數增至54.4萬餘人，其中國內黨員約占82%,海外黨員約占18%。顯然，在改組之後兩年多的時間裡，國民黨由一個偏隅海外的狹隘組織，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以國內民眾為基礎的動員型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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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伐開始後，隨著國民黨武力的迅猛推進和民眾運動氣勢如虹的發展，國民黨的勢力範圍由珠江流域擴展到長江流域。國民黨黨務組織的發展亦如風起雲從，一日千里。到1927年初，國民黨黨員人數號稱100萬以上。這是當時概略的估計。據廣東、江蘇、上海、長沙等省市黨員人數的增長率推測，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的半年間，國民黨黨勢確實得到了驚人的擴張（見附表）。到1927年4月，僅廣東、江蘇、上海、長沙4省市的黨員人數總計已達47萬餘人。以此推測，全國國民黨黨員100萬之數當非虛誇。這一數字是1924年改組前國民黨黨員人數的5倍，大約相當於19世紀中國鄉紳的總數。

  北伐期間部分省市國民黨黨員人數

  資料來源：上海市通志館編印《上海市年鑑》（上），第E30-31頁，1936；趙如珩編《江蘇省鑒》（上），55頁，南京，1934;《長沙市之黨員統計》，載1929年1月4日《廣州民國日報》;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務發展史料——組織工作》（上），101頁，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93；陳季博：《一年來廣東之黨務》，載1929年1月1日《廣州民國日報》。

  黨員人數的多寡，是衡量一個政黨組織實力的重要指標之一，但政黨組織實力的充分發揮，還有賴於其內部組織結構的嚴密性、協調性及其實際運作的良好與否。否則如民初之際的國民黨，人數雖多達300萬，實際則如同一盤散沙，毫無「黨力」可言。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頃刻化為烏有。孫中山重組中華革命黨後，以宣誓押手印等辦法約束黨員，其結果也僅僅塑造了孫中山個人的強權黨魁形象，黨的組織結構依然散漫如故。1924年國民黨改組，引進蘇俄列寧主義政黨的組黨方法，期望一改過去鬆弛散漫的組織習性。然而考察這個時期國民黨組織的實際運作情形，發現只是襲用了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形式，並未能很好地吸收其組織內蘊，衍為新瓶裝舊酒的格局。國共兩黨幾乎同時「以俄為師」，而共產黨組織之嚴密性和國民黨組織之鬆懈態，很快形成鮮明的反差。「四一二」政變後不久，蔣介石對國民黨組織的「渙散鬆懈之弊」曾作過如下一番痛切的檢討：

  共產黨徒寄生本黨，以數量言，當不逮本黨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勝多，操縱如意者，其組織之嚴密勝於我，其黨員之尊重紀律亦過於我也。共產黨之陰謀固可誅，共產黨之組織則有可采者。本黨在民國13年改組之時，本已採用蘇俄共產黨之組織，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總章，自區分部而上，系統井然，其於黨員義務，亦有明白之規定，無如本黨同志多不耐嚴格之訓練，往往視黨章為具文，甚或不知黨章之所制定者究為何事，而各級黨部乃徒為跨黨分子壟斷黨務之工具，此最可痛心者也。

  在蔣介石反思檢討的同時，胡漢民也發表文章指出：

  我常常想，中國共產黨不過是五六歲的乳臭小兒，中國國民黨卻正當壯年，經驗豐富有作為之年；論份子，中國國民黨多他百倍；論勢力，中國國民黨也大他百倍。為什麼倒被這個小鬼搗亂得亂紛紛呢？雖說是人家挑撥離間的手段非常毒辣，然而上當不上當到底也全在乎自己；雖說很多都是敵不過人家的威脅利誘而上當，然而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對於主義沒有徹底的了解，故沒有堅決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種力量來抵抗引誘和威迫……這樣的黨如何能不坍台？

  蔣介石、胡漢民於「清黨」之際，不約而同地分析共產黨「以少勝多」的原因，反省國民黨組織的缺陷和共產黨組織的長處，顯示國共兩黨在組織形態上的殊異性，以及國民黨內潛伏著的問題之嚴重性，足以使蔣、胡等人「痛定思痛」。

  這個時期國民黨組織的缺失，最主要表現在重上層，輕下層，基層組織大多有名無實。列寧主義政黨組織嚴密的訣竅之一，在於它有著籠罩每一黨員的基層組織。國民黨改組後，仿照俄共的基層「支部」設立區分部。區分部之上為區黨部，區黨部之上為縣黨部或市黨部。到1926年10月，全國各地共建立有區黨部4000餘處，區分部近8000處。1927年初區分部更增至1萬餘處。如此龐大的基層組織，若按法理形態良好運作，將100萬黨員如同軍隊一樣嚴密組織起來，分布於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領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步調一致，國民黨的組織實力自不可估量。

  但大量資料顯示，國民黨基層組織的功能並未得到很好的發揮。當時有位國民黨青年這樣陳述：「提起本黨的區分部的現狀，真是禁不住要痛哭流涕！環顧黨內同志，試問對於整頓區分部這件工作能夠加以相當的注意和努力的，能有幾人！大好的區分部，同志們不去打理，變成了有頭無足的畸形兒，完全失卻分給同志工作的能力……」國民黨「二大」也檢討說，國民黨區分部很不堅固，黨員多忽略區分部的工作。即使在有「黨市」之稱的廣州，黨的基層組織亦呈散漫狀況。廣州中山大學為孫中山所手創，被譽為國民黨的「黨化大學」，標榜以「革命科學化，科學革命化」為辦學方針，但該校的國民黨基層組織也不健全。當時有人指出：「茲姑照中大的區分部來看，能認真辦理者固多，而敷搪塞責者，亦仍不乏其人。在黨化最高學府的中山大學黨的區分部，都尚有整理未得臻於完善之處，何況在於鄉村偏僻的地方。」

  本來依照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原理，每一名黨員都應該歸屬於一個基層組織。1927年初，國民黨中央號召黨員「到區分部去！」這個口號的提出，本身即意味著當時還有不少黨員游離於基層組織之外。國民黨人承認：「本黨黨員自由脫黨而逍遙法外的確是不少。」基層組織不健全，表現在區分部、區黨部有名無實，沒有實際活動。在廣東的一些縣，區分部黨員會議很少舉行，或舉行而黨員不願到會。甚至連國民黨中央黨部機關工作人員所屬的區分部也「毫無成績，即例會亦不舉行」。

  在國民黨黨務已公開的一些地區，黨員之間爭權奪利，明爭暗鬥；黨組織對黨員不具約束力。如湖北「各縣市黨員自公開後，有離開黨去自由活動的；委員取得政權，即忘了黨；各縣市多有藉黨為升官發財階梯；執行黨律不嚴，使土豪劣紳混入其間」。湖北陽新縣黨部自公開後，「各區黨員因多不明黨義之故，挾意見，分畛域，爭權利，前途堪虞。」

  區分部、區黨部之上的縣市黨部也多不健全。在江西，各縣黨部「只知徵求黨員，不注意於訓練，甚至空懸縣黨部或區黨部招牌，而放棄區分部之組織與黨員之分配」。在湖北，各縣黨部對於全縣黨務沒有整個計劃，「除了糾紛和要錢以外，很少給省黨部以黨務的報告」，既不能切實執行上級黨部的指示，又疏忽對下級黨部的指導，各縣市黨部對於黨員的訓練異常缺乏，對於民眾的政治指導更為放棄，公開以後，各縣市黨部同志積極圖個人的活動和私人地位的提高，漸漸離開民眾，趨於腐化。1927年1月13日，蔣介石在湖北省第4次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對縣以下國民黨組織的弊端痛加指責：

  現在各地黨部，都有很多缺點，最重要的是沒有基本的訓練和嚴肅的紀律。各級黨部雖然規模粗具，事實上仍是一個空架子，平時不能訓練黨員，使黨員服從黨紀，徒然有一黨部，有什麼用處呢？老實說，沒有受過嚴格訓練的黨員，就是有了幾千百萬，也是沒有用處的。關於組織方面，黨員大多數還不明白黨的基本組織是什麼，不注意下層的基本工作，弄得黨在民眾中間不能引起什麼影響。

  改組以前，國民黨只見上層，不見下層；改組以後，孫中山強調要將國民黨組織的重心由上層移至下層。這種下移，需要向基層投入相當的「組織成本」。這種「組織成本」主要有二：一是黨務經費，二是黨務人才。這個時期，國民黨基層組織建設所遭遇的最大難題，正是經費困難和人才缺乏。由於國民黨仿照蘇俄體制在原有行政系統之外，再建立一套相應的黨務組織系統。這是中國有史以來政治控制體制由單軌制向雙軌制的重大轉變。它意味著要將原有的政權「組織成本」增加1倍。

  以廣東為例，國民黨中央規定，廣東各縣黨部的經費，每月由縣公署撥270元。當時廣東各縣縣長每月的薪金有四五百元。也就是說，一個縣黨部整個機關的經費，僅及縣長薪金的一半略多。縣黨部因經費有限，除書記、幹事每人每月發給30元生活費外，縣黨部委員和各部部長都不支薪。每月僅餘下十幾元黨務活動費，據稱尚不夠印一二次傳單。由於縣黨部委員和各部部長均為義務職，勢必另謀生計，也就不能全心全意為黨服務。縣黨部的工作只好交給幾個書記幹事去應付。縣黨部委員大多散居四鄉，按當時廣東省黨部的規定，縣黨部委員每周必須開會一次，一些委員每周要從幾十里甚至一兩百里外趕赴縣黨部一次，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自然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在這種情形下，一些熱心革命的邊緣知青「終於心有餘而力不足，只好讓那些自己有錢的大地主，和占著特殊階級的土豪劣紳去包辦。廣東各縣的黨務，不能儘量發達，大多數是因為這個問題。"1927年1月國民黨廣東省第2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指出：「各地黨部之組織殊為鬆懈，各地黨部之執行委員多不健全，且尚多為不明了黨義的反動派所盤踞，而一般土豪劣紳、地痞訟棍，尚多混入黨籍，曲解黨義，以圖私利。」共產國際代表的報告也提到：「農村的剝削者階層為了應付國民黨當局，都相應地進行了偽裝，他們中的許多人加入了國民黨，常常在縣和縣以下的國民黨機構中占據著領導職位。」這表明國民黨在向基層地域社會滲透的過程中，非但未能動搖舊有地方封建勢力的基礎，反而為他們所僭奪，成為土豪劣紳維持其原有權勢結構的工具。

  國民黨組織的鬆懈，土豪劣紳、地痞訟棍和不良分子之混入黨籍，亦與這個時期國民黨吸收黨員的機制不無關係。本來，俄共組織對吸收黨員有嚴格規定：凡志願入黨者，都須經過預備期，預備期長短不一：工人和農民至少2個月，其他人至少6個月。預備黨員制的作用，主要在於考察要求入黨者的個人品質及其對黨的信仰是否堅定，藉以防止思想不純和投機分子混入黨內，確保黨員隊伍的質量和組織純潔性。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在改組國民黨時幾乎照抄俄共黨章，但獨未採納這一制度。

  國民黨既未採行預備黨員制，又號稱是一個代表全民利益的政黨，不偏於某一特定階級。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吸收黨員幾乎來者不拒。據《廣州民國日報》1924年3月27日報導：「國民黨自改組後，新加入黨者已有數萬人，現警局教練所員生亦全體加入。」同年4月8日該報又報導：「廣州市公安局長吳鐵城熱心黨務，該局人員加入國民黨者，聞已達四千餘人。」從這兩則報導中可知，國民黨自改組之初起即濫行集體入黨。集體入黨的弊端，在於不加甄選，不論優劣，不計信仰，將某一群體的所有成員網羅無遺，其結果，黨員數量迅速膨脹而質量日濫。

  除集體入黨外，還強迫入黨。如1924年8月，國民黨中央根據廣州市黨部的要求，限令廣州市教育局全體職員必須在1月之內加入國民黨，不加入者要提出正當理由，否則撤職或停職。另據《廣州民國日報》1927年1月10日報導：「凡（廣州）市政府所屬機關各職工，如有未入黨者，限期本月內，一律使之入黨，否則將其姓名列冊函送區黨部辦理。」

  廣州市教育局為了推行黨化教育，將全市私塾進行整頓，並解散了一批私塾。不少塾師為保住飯碗而設法加入國民黨。更有的借黨招搖，利用黨籍壯大宗族勢力，如在廣東增城縣，本地人黎氏與客家人吳氏兩大族姓之間矛盾甚深，「為撈取選票壯大自己勢力，在縣黨部建立初期，便各自拉人入黨，因此，黨組織迅速擴大。」

  北伐開始後，國民黨吸收黨員更趨濫化。起初，「凡同情於本黨的即可加入；再過一時期，即對本黨不表同情，對於主義未曾了解，為暫時的利用，也就勉強拉入。」在馬日事變前，長沙市號稱有國民黨員19萬，而當時長沙全市人口不過30萬人，近占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二。這一數字顯然誇大，但當時國民黨吸收黨員之濫，確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北伐結束後，國民黨人自我反省說：「黨員的本身如此，即使無共產黨、國家主義、無政府黨等煽動宣傳的侵入，已不難自墜入腐化。」

  很顯然，改組後的國民黨除了黨員人數急劇擴充外，其組織內聚功能並未增強，其組織形態依然散漫如故。就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初衷而言，黨務組織是其改組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這一方面，國民黨的改組是不成功的。

  中共加入國民黨時，僅是一個人數不過400餘人的小黨，但它利用國民黨改組後急謀發展的機會，很快在國民黨地方組織中取得支配地位。儘管中共在國共合作初期深恐引起國民黨人的妒嫉而有所自我約束，但在1924年5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後即漸取積極發展路線，並迅速嶄示出中共在組織建設方面的優勢。

  就吸收黨員而論，中共明確規定：「凡非對於本黨主義、策略及黨之紀律充分明了且懇切的願意服務本黨者，不必輕率加入。"1923年中共開始仿行蘇俄的預備黨員制，規定凡入黨者須經過候補期：勞動者3個月，非勞動者6個月。1925年10月，中共將候補期縮短為工人農民1個月，知識分子3個月。對於知識分子入黨，中共早期的看法是：「知識階級因受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家庭已漸次貧困；一方面讀書時固常覺得經濟的壓迫，又一方面畢業後，亦感到社會地位的恐慌，於是也趨向於革命了。並且因其有知識之故，又往往為各階級革命勢力間之連鎖，褒然為革命之中心人物。」中共將「知識階級」褒之為「革命之中心人物」和「各階級革命勢力間之連鎖」，可見早期中共對「知識階級」十分重視。同時，中共也看到知識青年「富有浪漫、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種種思想」，故對知識青年的入黨嚴求慎選，務必信仰堅定者才准加入，並以鐵的紀律加以約束。知識青年加入中共後，很快被塑造成為堅定的革命者。

  國共兩黨同以中小知識青年為骨幹力量，但國民黨既無嚴密的吸納機制，亦無健全的基層組織。知識青年大批湧入後，很快呈現出兩個明顯的弊端：一是形成新的政治參與壓力，即當眾多知識青年以入黨為謀職甚至入仕之階，而國民黨一時又無法解決他們中多數人的「飯碗」時，出現前面所談到的群相「埋怨國民黨無能」的局面；二是導致國民黨與下層民眾相脫離。中小知識青年本來置身於上層精英與下層大眾之間，而其社會價值卻希望認同於上層精英而不願與下層大眾為伍。加之孫中山所倡導的「扶助農工」，是以「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去「扶助」「不知不覺」，這與直接以工農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共黨人相比，雖有相近之處，畢竟又有很大不同。國共合作的形態，逐漸呈現出國民黨主要做上層工作，共產黨主要做下層工作的分工格局。

  國共兩黨的「顯然有別」，在當時即已引起一些國民黨人的關注和憂慮。如1925年12月23日邵元沖在日記中寫道：「晚閱C.Y.之決議案及組織等，具見其工作之已切近實際，吾黨中散漫無緒，各逞私圖，尚何言耶？」邵在日記中流露出對國民黨組織的沮喪和失望。

  蘇俄方面，當其「逼迫」中共加入國民黨之後，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一直擔心中共會被國民黨溶化而喪失其獨立自主性。蘇俄的這種擔心不是沒有理由的。一個四五百人的小組織被分散容納到一個有20萬黨員的大黨中，猶如河川匯入大海，很可能被淹沒得無影無蹤。直到1925年4月，史達林還擔憂中共寄人籬下的處境及可能受到國民黨的「虐待」。當他得知中共不僅保持了自己獨立自主的組織，而且比國民黨組織更嚴密，甚至還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國民黨的黨務工作時，他甚感驚訝。

  到國民黨二大召開前後，國共兩黨的組織力量對比已呈逆轉之勢。1926年2月10日維經斯基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談到：「共產黨實際上領導著國民黨。小小的共產黨處於國民黨的機構之中，在組織和發展國民黨。」「共產黨的影響太大了，很難劃清兩黨之間的界限，幾乎所有領導權都掌握在共產黨人手裡。我們在那裡的同志問，是否應該使國民黨擺脫共產黨的影響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維經斯基的說法可能有浮誇的成分，但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影響增大則是事實。據譚平山稱，在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前後，已有大約90%的國民黨地方組織處於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領導之下。

  一般認為，「中山艦事件」後，特別是蔣介石《整理黨務案》提出後，中共在國民黨內的影響力顯著下降。這其實只是一種表象。《整理黨務案》雖使中共黨人退出了國民黨中央幾個部長級的職位，但並未影響中共對國民黨地方組織的控制。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經過「三二〇」事件和「五一五」之後，中共在組織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更多的獨立性，也更加深入到群眾中去，在群眾中加強了自己的影響。1926年8月，國民黨左派顧孟余在與維經斯基的一次談話中提到，在省一級的地方黨部，以及大量基層組織中，共產黨人均占多數，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產黨人即使處於少數，也能通過其黨團來領導國民黨。

  同時期來自中共高層的報告進一步證實了顧孟余的這一說法。1926年11月陳獨秀在關於國民黨問題的報告中提到：廣東、上海、北京、湖南等幾個重要地區的國民黨組織都處於共產黨「包辦」之下（「包辦」一詞系出自中共黨人之口），以至於廣東、上海的資產階級亦情願直接與中共合作，而覺得國民黨沒有什麼用。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李大釗）在那裡提調，幾乎K.M.T.就是李守常。」在湖南，「先有C.P.,後有國民黨，國民黨是由C.P.做起來的」。1923年冬至1926年3月，湖南國民黨完全由C.P.包辦，「C.P.不包辦，便無人來辦」。北伐軍克復長沙後，共產黨才「漸次退到在野黨的地位，把國民黨重要的工作交給左派。」在湖北，孫科承認，國民黨在「湖北的黨務基礎，是建立於秘密時代，是共產黨從中組織，是共產黨湖北區執行委員會董用威等包辦，所以多數黨員不是C.P.,就是C.Y.。」在上海，據當時中共上海區委的報告，上海國民黨黨部處於中共的「包辦」之下，以至於「一般民眾的心目中，上海特別市黨部等於C.P."。「還有許多負民校工作責任的同志，在民校的組織系統之下，不受民校指揮，不與民校上級黨部發生關係，沒有經過民校手續，而逕自執行我們黨的行動策略。」這類情形並非中共上海區委的獨特現象。如1926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第12號通告，訓令「各地國民黨省黨部市黨部尤其是上海黨部，應速發表很嚴正的宣言，公開反對孫傳芳書函。內容要點是……」中共中央居然能直接向國民黨各省市黨部下發訓令，亦可見其「包辦」之一斑。

  對於共產黨人的「包辦」，國民黨人在表示不滿的同時，又深感沮喪。戴季陶、譚延闓、唐生智等人均感嘆：「K.M.T.不行了，革命還是C.P."，"K.M.T.沒有力量，還是C.P.力量大」。這種沮喪和憂慮甚至從國民黨的大眾傳媒上流露出來。1926年12月31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報導：「現在有許多國民黨的黨員，常常嘆氣說國民黨的組織怎樣不好，怎樣散漫，怎樣不嚴密。」翌年1月4日廣州《民國日報》的社論更痛切地指出：「稍有感覺的本黨同志，常常呼著『本黨沒有嚴密的組織』……我們看看黨的內容吧！看看我們工作所發生的困難，一方面又橫看和我們同一戰線的共產黨，組織之嚴密，工作之順利吧！我們實覺得相形見絀，實覺本黨總章所規定的系統組織，不是一種事實上嚴密的組織，只是一種文字上嚴密的組織。」「共產黨有鐵的紀律，國民黨除了幾條具文的紀律而外，泥的紀律的也配不上。」

  兩黨組織運作的巨大反差，在國民黨內引發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一種反應是為國民黨自身組織的鬆懈而憂慮，更因共產黨組織的嚴密而恐懼。這種憂慮和恐懼衍化為「分共」、「反共」的主張和行動。國民黨內主張「分共」、「反共」者，其出發點和動機不盡一致。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是出於對共產黨嚴密組織的畏懼。國民黨二大討論國共糾紛情形時，有國民黨代表談到，兩黨的糾紛並非主義之爭，亦非黨員努力與不努力之爭，實是「一部分人對共產黨怕得了不得」。他們對共產黨在國民黨內作秘密黨團活動尤生疑懼。共產黨代表則聲辯說，中國共產黨員總數不過5000，而國民黨員有50萬，「這五十萬國民黨為何怕起五千個共產黨來呢？」當時國民黨內流傳著「一個共產黨員抵得上十個國民黨員」、「一個民眾運動者勝過一百個國民黨掛名黨員」等說法。「西山會議派」主張「分共」，亦部分是出於對共產黨嚴密組織的恐懼心理。

  兩黨組織的反差在國民黨內引發的另一種反應是，部分富有革命熱情的國民黨青年，鑑於共產黨組織嚴密，國民黨組織疏散，轉而加入共產黨或青年團。他們認為：「共產黨的組織嚴密，訓練嚴格，國民黨則反是，所以要革命，就要加入共產黨。」有位青年談及他從國民黨轉入共產黨的原因：「我只看見人家的努力勇敢，不由得我不起了羨慕，由羨慕而生信仰，由信仰而做了一個實行家，回看國民黨的青年，還像暮氣沉沉的睡著……」另一位由國民黨轉入青年團的青年亦稱："C.Y.的組織，我相信任何團體的好組織都比不上他的嚴密確真，他對於他的團員有整個的訓練方法，其最注意的就是以鐵的紀律規定團員勤閱書報，這是很好的方法，國民黨就因為缺乏這樣的工作，所以到了現在，許多同志都變成跨黨跨團的假黨員。」

  當然，國民黨青年轉入共產黨，亦與共產黨的有意吸納有關。早在中共三大議決國共合作之初，中共中央即提出：「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不過在國共合作初期，中共對自身組織發展持比較謹慎態度，其精力主要放在發展和擴充國民黨組織上。1924年5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後，才逐漸轉變策略，開始注意在國民黨內發展組織力量。中共的做法很快引起國民黨人的警覺。1924年6-7月間，部分國民黨員提出彈劾案，指責共產黨破壞國民黨，其中「罪名」之一即是共產黨「在國民黨原有的黨員中，吸收所謂階級覺悟的分子，成立一個國民黨的左派」。8月中旬，國民黨中央全會討論彈劾案，又有國民黨代表提出：「國民黨員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黨，凡共產黨員加入本黨者，應專從本黨工作，不得援引本黨黨員重新加入共產黨及為共產黨徵求黨員。」對此，陳獨秀回覆說：「在國民黨內成立一個左派，直算是進步，不是破壞……若指吸收有階級覺悟的分子入共產黨，這乃階級分化、政黨分化之必然的社會現象，非人力所能攔阻。而且淺薄些說，為什麼只許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而不許國民黨黨員加入共產黨呢？」

  1925年7月，戴季陶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中也指責中共在國民黨員中擴張C.Y.和C.P.的組織。對此，陳獨秀並不否認，只是回覆說，「在事實上，據我所知，年來由國民黨員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較C.P.加入國民黨的大約不及百分之二，比較由C.P.介紹加入國民黨的大約不及千分之五。」如果陳獨秀所言屬實的話，則此時國民黨員轉入中共者尚少。不過，陳迴避了國民黨員轉入C.Y.的人數。而當時國民黨青年改宗轉黨者，一般是先入C.Y.。

  1926年1月18日，國民黨二大上有代表提出，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時，要得到該地黨部的許可。此議一出，立即遭到與會中共代表的反對。張國燾聲稱，世界各國政黨的黨員，入黨出黨都有充分的自由。而且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的，實數不過共產黨員人數的3%。張所說3%是否屬實，尚待考證，但此問題提到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討論，說明已引起國民黨人的高度重視。5月17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整理黨務案》，規定「本黨黨員未受准予脫黨以前，不得加入其他黨籍，如既脫本黨黨籍而加入他黨者，不得再入本黨。」以決議的形式來對國民黨員改宗轉黨加以限制，反映出問題已有相當的嚴重性。《整理黨務案》通過後，中共方面曾聲明，今後將不從國民黨員中吸收新黨員，但實際並未執行。同年9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使團在關於廣州政治和黨派關係的調查報告中談到，在中山艦事件後的數月里，從國民黨轉到共產黨里來的大學生多達300人。當時廣州中共黨員總數為2000人，其中學生知識分子黨員約400人。也就是說，從國民黨方面轉過來的黨員約占廣州中共黨員總數的1/7，占知識分子黨員的3/4.這類情形自然會引起國民黨高層的警覺。1926年9月國民黨代表邵力子在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對共產黨人提出兩點批評：一是挑撥工農群眾與國民黨的關係，使國民黨難以贏得工農的信任；二是「竭力要把國民黨的年輕左派吸收到共產黨組織中去，結果是國民黨內幾乎沒有純粹的國民黨左派」。

  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的一份報告中談到，在蔣介石視為其基本勢力的黃埔軍校學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這些左派國民黨青年實際成了中共的後備力量。譚延闓曾向陳獨秀抱怨說：一些國民黨左派青年「比共產黨更激進。這些人不會聽國民黨的。當我們同他們談話時，他們回答說：『你們太老了，我們只聽共產黨的。』」譚延闓要求共產黨跟這些國民黨左派青年談一談，如果共產黨通過決議，這些左派青年就會服從。惲代英向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報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情形時也提到，校中一些「純粹的國民黨左派」學生太過火了，全校貼的淨是「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等標語，說話稍一不慎，就會被他們捉住關起來，他們還罵共產黨有妥協性。當時共產黨黨員中普遍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國民黨是C.Y.的預備學校，C.Y.是C.P.的預備學校。」「西山會議派」指責中共「認國民黨為預備學校，以共產黨為正式班，國民黨是他們的過程」。國民黨左派也慨嘆：「國民黨已經成了入共產黨的橋樑！」

  一種觀念的普遍化，自是大量事實逐漸累積的結果。大量國民黨青年轉入共產黨，實際上改變了國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單向流動，發展為國共黨員之間的雙向互動。國共合作之初，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人數甚少，幾乎全部加入了國民黨。但一年以後（1925年1月），中共四大決議：「今後我們的黨員及在我們指導之下無黨的產業工人，必須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國民黨。」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再次強調：「非必要時，我們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國民黨，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完全在我們勢力支配之下的黨部不在此限）。」

  如果上述決議認真執行了的話，則意味著1924-1927年間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只是少數，沒有加入的反而是多數。因為中共黨員人數主要是在四大以後迅速增長的。在四大以前，中共黨員僅950人，而到1927年中共五大時增至57967人。特別是1926年4月以後的一年時間裡，中共新增黨員約4.5萬人。新增的這部分黨員可能大多沒有加入國民黨。

  當中共決定新同志非必要時不再加入國民黨後，中共黨員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跨黨黨員，一部分是純粹黨員。國民黨也同樣由跨黨黨員和純粹黨員兩部分組成。兩黨的跨黨黨員中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先入中共，再加入國民黨；另一類是先入國民黨，再加入中共。前期跨黨者主要是前一種情形，後期跨黨者主要是後一種情形。

  對中共而言，黨內誰是跨黨黨員，誰是純粹黨員，自然心中有數；而對國民黨而言，誰是跨黨黨員，誰是純粹黨員，並不清楚，因為中共黨員的身份一直是秘密的。1926年5月蔣介石要求中共將黨員名冊提交一份給國民黨中央，但中共沒有提交。1927年2月，蔣介石在一次演講中談到：「究竟哪個是真正的黨員，哪個是跨黨的黨員，究竟哪個是忠實的中央執行委員，哪個是跨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不說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懷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當時參加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中共黨員的身份已是公開的秘密；至於普通黨員的黨籍分辨不清則屬實情。

  中共黨員身份的秘密性，一直令國民黨人深感不安，覺得自己在明處，對方在暗處；國民黨的家底，中共一目了然；而中共對其黨員發號施令，國民黨卻不知底細。「國民黨黨務，共產黨員可以操縱，而共產黨黨務，國民黨員絕對不能參加」。從國民黨改組之日起，中共即在國民黨內開展秘密黨團活動。國民黨人認為，中共黨員既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則不應在國民黨內進行秘密黨團活動，否則就是「黨內有黨」。當國民黨發現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在國民黨內有黨團活動時，明確表示不能容許，認為「既有黨團作用，則已失其為本黨黨員之實質與精神，完全不忠實於本黨，且其行為尤不光明」。而中共方面則認為，「既准跨黨，便不能無黨團之嫌疑。國民黨外既然有一共產黨存在，則國民黨內便不能使共產派無一致之行動。況既謂之派，思想言論必有相類之處，既有黨外之黨，則其一致行動更無可疑。」

  孫中山最初不願與中共實行黨外聯合，只同意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意在不願中共「獨樹一幟而與吾黨爭衡」。未料隨著事態的發展，國民黨人越來越感覺不安的，正是這種「黨內有黨」的合作方式。中共黨團在國民黨內的秘密運作，使國民黨人深懷戒懼。本來國民黨亦可採取黨團的方式「回敬」中共。國民黨一大所定總章中，專門列有「黨團」一章，規定在秘密、公開或半公開的非黨團體內組織黨團，「在非黨中擴大本黨勢力，並指揮其活動」。這與中共黨團的有關規定並無二致。若此，國共雙方均可能在對方黨內開展秘密黨團活動。鄒魯回憶，在他擔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期間，曾在廣東各校員生中組織國民黨黨團對付共產黨在青年學生中的活動；同時還派人加入共產黨，去偵察對方的情形。

  國民黨很快發現，在組織競爭方面遠非中共對手。改組後，除了黨員數量急劇擴充外，其組織內聚功能並未得到增強，形式上仿效俄共組織體制，實際上仍是一盤散沙。相反，中共及其青年團在人數上雖遠不及國民黨，其組織內聚力卻相當強，在國民黨內很快形成一種「反客為主」的態勢。國民黨人漸漸感到，「所謂兩黨合作，事實上成為國民黨的分子的個體與共產黨整個的團體的聯絡，所謂國民黨容納共產黨，事實上變為國民黨分子不是為共產黨所溶化，便是受共產黨所包圍。」被中共視為國民黨左派的甘乃光談到，由於中共在國民黨內有黨團組織的運用，國民黨內的純粹黨員因鬆弛散漫而無法與之抗衡，其結果，「則我們常常說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分子，恐怕在事實上是共產黨容納國民黨分子了」。

  隨著國民黨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納進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國民黨人感到國共合作的形式在發生變化：一方面，中共訓令其新黨員非必要時不再加入國民黨；而另一方面，國民黨青年卻不斷湧入共產黨。「本黨容納共產黨的政策，仿佛變為共產黨容納國民黨的政策了！」到國共合作後期，這種慨嘆在國民黨內幾乎成了一種共鳴。《現代青年》有文這樣寫道：

  「容共」政策，年來所得的結果怎樣呢？在外說得了不少的成績，但在內來說，我敢老實不客氣地說，已經不是國民黨「容共」，實是共產黨「容國」了，試看國民黨青年，革命性豐富一點的，因為國民黨組織散漫，紀律不嚴之故，無人指揮，欲工作而無從，最容易被人拉入共產黨，那國民黨已經成了入共產黨的橋樑。這種事實，誰都不能否認的。

  當中共將「容共」改稱「聯共」的時候，國民黨人感到國共關係在發生主客易位，擔心國民黨的「容共」有演化為共產黨「容國」的危險。後期國共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除了意識形態之爭、農工運動過火等因素外，國民黨對中共在其黨內的黨團運作深懷疑懼，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當時一些國民黨人公開說：「我們並不反對C.P.赤的政策，所反對的是C.P.處處把持國民黨的工作。」就連鮑羅廷也感到「國民黨人確實害怕國民黨最終被共產黨人吃掉」。在共產黨的嚴密組織運作下，國民黨人強烈感受到了其組織的生存危機。

  孫中山一方面想借鑑俄共模式將國民黨改造成為一個列寧主義式的嚴密政黨，一方面又同意容納共產黨分子，這本身就存在著不可兼容與調和的矛盾。因為一個真正的列寧主義政黨，是不可能容納另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在其黨內活動的。黨內合作形式本身即意味著包容者不可能是一個十分嚴密的組織。孫中山當初要求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自然不希望中共在其黨內進行有組織的黨團活動。但這對具有堅定信仰和鐵的紀律的中共而言，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出現兩種結局：一種是國民黨仍維持其舊有的渙散鬆懈的組織體制，容許中共在其黨內作黨團組織活動，從而逐漸喪失自己的領導權，最終可能為中共所兼併；另一種是中止兩黨黨內合作，或共產黨主動脫離國民黨，或國民黨強行「分共」、「反共」。孫中山在世時，國民黨內雖不斷有人反對「容共」，但孫中山自信有控馭中共的能力，故一直不曾改變其「容共」初衷。孫中山去世後，主張「分共」者不免有「違教」之嫌，非不得已不敢貿然行事。「西山會議派」「分共」的失敗，在一定意義上即是違背「遺教」而導致喪失黨統「合法性」所致。蔣介石1926年5月14日日記中記曰：「……大黨允小黨在黨內活動，無異自取滅亡，能不傷心？惟因總理策略既在聯合各階級共同奮鬥，故余猶不願違教分裂，忍痛至今也。」可見蔣雖早有分共之心，此時亦尚不敢冒「違教」之險，以免喪失競爭黨統的「合法性」王牌。直至「四一二」政變前夕，國共基本上維持著第一種局面。但這種局面難以長久維持，因為國民黨是不可能放棄其領導權的。當蔣介石打下南京、上海後，個人聲威倍增，反共時機趨於成熟。在這種情況下，蔣雖明知「違教」亦在所不顧了。

  一個擁有百萬黨員的大黨，所表現出來的「黨力」竟不若一個僅有數萬黨員的小黨。原因何在？僅襲用俄共組織的形式，而未能得其組織內蘊，組織形式與意識形態相脫離，當是其主要癥結所在。而這又與孫中山以三民主義為體、以俄共體制為用的治黨策略緊密相關。國民黨「以俄為師」實際上只學到了半套表面功夫，一與「全盤俄化」的中共較量，即感軟弱無力。

  但中共在組織運作方面的成功，並未能保證它在此次革命中取得最終勝利。共產黨的「文斗」畢竟敵不過國民黨的「武鬥」。合作破裂後，國共雙方都總結各自的經驗和教訓。毛澤東從中得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而蔣介石對中共最為羨慕和佩服的，即是中共的嚴密組織技巧和高超的民眾動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