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國共兩黨的黨員構成

  國民黨的改組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相距僅3年，兩者引發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契機幾乎是同一的。考察20世紀20年代國共兩黨黨員的社會構成，發現兩黨的黨員構成和社會基礎，其實並無太大差異。兩黨黨員大致來自同一個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其主體均是五四知識青年。當時北方報界已注意到：「南方政府大可算是青年政府，南方軍隊大可算是學生軍隊，所以學生們在南方，可說是時髦之至。宣傳主義用學生，偵探軍情用學生，圖謀內應用學生，組織政府也用學生。」南方黨軍與黨政府各機關中，「差不多俱無四十歲以上的人」。

  由於中共在知識青年中的吸引力遠比在工人中的吸引力為大，中共早期在知識青年中發展組織工作，比在工人中發展較為順利。李一氓回憶，北伐前後，整個中國共產黨都還很「學生氣」。當時中共黨員之間互稱為「大學同學」，而把青年團員稱作「中學同學」。連中共中央通告中亦稱「各級同學們」。團中央轉發黨中央的通告，則稱「轉發大學講義某某號」。這些稱呼雖含有「暗語」意味，但仍然可以體察當時充溢於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中的「學生氣」氛圍。這個時期知識青年在中共黨團組織中扮演著領導者、組織者和啟蒙者的角色。

  當國民黨一大宣布改組時，北洋舊陣營一方的輿論宣揚國民黨「赤化」、「過激」，而在「新青年」一方，卻嫌國民黨不夠進步。國民黨方面反對國共合作的，主要是一批「老同志」。從馮自由到「西山會議派」諸人均是。這其間實不無代際衝突的因素。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時，倚賴的主要不是元老派，而是黨內的少壯派和中共新青年。對國民黨元老派來說，眼見這些後進少年輕而易舉躍居黨內高位，難免心有不服。在國共合作初期，像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這批國民黨少壯派和中共新青年相處尚屬融洽，多被中共視為左派或中派；而被中共視為右派的，則多是國民黨內的「老同志」。中共最初在國民黨內的鬥爭矛頭亦主要指向「老國民黨員」，認為只有將那些「國民黨老朽」清除出去，才能組織一個新國民黨。

  在國民黨內部，「老同志」和少壯派之間亦不無衝突。國共之爭和國民黨內部的左右之爭最初幾乎表現為老少之爭。如國民黨改組後不久，戴季陶即已深切感受到國民黨舊同志與共產黨新青年之間的差距：「今日最能奮鬥之青年，大多數皆為共產黨，而國民黨舊同志之腐敗退嬰，已無可諱。」戴於失望之餘，憤而辭卸黨內一切職務，一度不復與聞黨事。此時年近四十的蔣介石，亦常流露出對國民黨「老同志」的不滿，如他曾在一次國民黨中央全會上公開指責：「許多老黨員，應該知道他自己已是暮氣沉沉，差不多已成為古董，只能陳列著，不能有什麼實用。現在最革命的差不多都是青年分子。」蔣在致張繼的一函中甚至認為：「總理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功，其原因甚多，然亦未始非一般老同志從旁掣肘，使總理不能逕行其志之所致。」蔣在私下場合更是埋怨：「本黨老同志實不行也。」李雲漢認為，廖仲愷被害的一個主要原因，亦與他時常流露出對國民黨老同志的不滿而招人懷恨有關。

  由於革命是青年人的事業，故青年最革命、最能奮鬥之觀念，漸成為國共兩黨的共識。與此相對，「老」也就於無形中成了「老朽」、「保守」的代名詞，以至於與「老」字相關的稱謂，都難免暗含貶意。如「西山會議派」即指責中共將孫中山稱為「老革命家」是別有用心，不懷善意。鄒魯指出：「猶記十三年冬，共產黨在廣東編平民學校教科書，稱總理為老革命家，革命家而下一『老』字，何等深刻！……其消滅本黨的陰謀……可於此見出。」

  青年學生既被認為是最革命、最能奮鬥的一群，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政黨競相爭奪的對象。五四前後的中國都市社會，正游離出一大群「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就業無道、謀生乏術、前途渺茫而對社會現實產生疏離和不滿情緒的中小知識青年。他們自然也成為國共兩黨都想吸納的政治資源。這個時期國共兩黨的有生力量正是這批中小知識青年。

  以往研究者認為，國民黨改組後，大量吸收農工黨員入黨，使農工黨員占有很大的比重，其論據多舉1926年12月廣東省國民黨黨員的職業統計為例：農民約占40%,工人占25%,學生占25%,商人不足10%,其餘軍、警、法、政、自由職業及其他人員共占百分之幾。值得注意的是，廣東雖是國民黨改組的首善之區，但其黨員構成在當時全國國民黨黨員中並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資料顯示，國民黨自1924年改組以後，雖是多種社會力量的政治聯盟，但其黨員主體一直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中，又主要是青年學生。

  國民黨改組之初，在全國各地開展黨務的主要是知識青年。據上海《民國日報》1925年5月25日報導：「國民黨自改組以來，組織日益完備，主張日益鮮明；國民了解了國民黨的內容，因而挺身加入者，據現知概數，已達百萬以上。其中最占多數者，就是知識階級之學生；學校中也有黨部、黨團之組織，至少都有幾萬黨員活動。國民黨與學生間之界線，已連成一氣！」該報導所稱國民黨當時已數愈百萬無疑誇大，但它所描述的青年學生群相湧入國民黨的情形，能得到其他史料的佐證。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時，在12個已知黨員成份的省份中，學生黨員超過半數的有7個省份。譚平山在二大所作的黨務報告中說：「各地多未注意本黨在各種群眾中的平均發展。黨員多集中於城市，且多屬於智識階級。"1926年2月，鮑羅廷在聯共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的報告中亦談到，國民黨黨員主要是城市青年學生。1926年7月北伐開始後，兩湖農工運動迅猛發展。但此時湘鄂兩省國民黨黨員以知識青年為主的格局一時並未被打破。1926年10月國民黨湖南省省黨部報告，該省黨員的吸收，多囿於知識分子。1927年1月湖北省省黨部報告，該省國民黨的基礎「建築在青年學生上面，還沒有深入工農群眾」。出席該省第4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大多數是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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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現象並非湘鄂兩省所獨具。1927年1月吳倚滄在有關國民黨現狀的報告中談到，此時國民黨黨員人數超過100萬，內中學生最多，占26%,其次為軍隊，占23%,自由職業者占12%,工人占11%,農民占9%,商人占3%,其他占16%。農、工、商黨員合計尚不及學生黨員所占的比例。而學生黨員按比例推算，多達26萬人。依當時中國教育發展程度估測，這一數字不無誇大，但青年學生在國民黨黨員中所占比例最大，當無疑義。以往論者以廣東一省黨員的構成來例證國民黨黨員以農工為主體的說法顯然以偏概全。有人對那時的國民黨黨員形象作過這樣一番描繪：

  一個穿中山裝的雄糾糾的青年，不可嚮邇地直率並且激烈，鐵面無私地糾彈這個，打倒那個，苦口婆心地這裡演說，那裡致辭，席不暇暖地上午開會，下午遊行，拿的薪水總是只夠餬口，交遊的人總是面有菜色，居住的屋子總是只看見標語不看見牆壁，他們的行蹤總是馬策刀環遊移不定。

  這裡所描述的正是一個率直急進的青年學生形象。知識青年群趨入黨，蔚為1920年代一大獨特的社會現象。這一現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五四愛國運動激發了一代青年學生的政治參與意識。在時代大潮的呼喚下，知識青年對政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進而積極主動投身於政黨從事政治活動；另一方面，青年學生在五四前後的積極表現，使各政黨認識到青年學生是一種大可利用的重要政治資源，亦主動挾其主義學說滲入學界，競相爭取和汲引這一股新生的社會力量。五四新文化運動標幟著一個主義時代的來臨，各種外來新思潮的湧入，促發了知識青年對各種主義的信仰，因懷著對主義的信仰而群相加入政黨。當時輿論指稱：「現在的一般青年，未免太愛學時髦了……不談政治則已，一談政治，至少也要共產主義，再不然，還要無政府主義。"1927年2月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對部分青年學生的政治信仰進行調查，結果顯示，青年學生信仰「主義」的熱情甚高，「他們如果不研究主義，沒有主義的信仰，人家說他是書呆子，甚至於給他一個『時代落伍者』的頭銜……於是大家都立意做一個『新青年』,做一個『思想進步』的青年，越『新』越好，愈『進步』愈好。」

  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社會現象。因為此時（1926-1927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早已過去，而「主義的時代」卻並未結束，至少在那時城市知識青年群體的社會時尚認同中，「新青年」和「進步青年」的標準和表徵，仍以信奉主義為歸趨。而且在崇洋趨新的風氣下，主義愈新，對「新青年」愈具有吸引力。1927年2月的調查還顯示，「新青年」們信奉的主義非常龐雜，而且大多對所信奉的主義之內涵相當模糊。調查中發現，不少「新青年」自稱信仰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但對這些主義實際並不甚了解，甚至對不同主義之間的概念亦混淆不清；他們大多聲稱曾經信奉過多種主義，或同時信奉多種主義。如其中不少人自稱同時信仰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自然與孫中山強調「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以及當時國共合作的歷史背景有關，但仍然反映出當時「新青年」們信仰的模糊性。廣東省黨部這次調查的對象多為中學畢業或肄業生，也有少數大學生。調查者稱他們為「有些智識而又沒有充分智識的青年」。實際上，這個時期國共兩黨的基本隊伍正是這批「有些智識而又沒有充分智識的青年」。雖然未見這個時期國民黨黨員教育程度的直接統計資料，但據稍後的間接資料推測，這個時期國民黨黨員中人數最多的是一批受過中小學或私塾教育的青年。

  這批知識青年何以會成為20年代國共兩黨的基本力量？除了「五四」前後的政治思想和社會背景外，有必要把這一問題放在晚清以來中國社會文化結構變遷的大背景下來考察。其中最應注意的是科舉制度的廢除。比較科舉制度和近代從西方引入的新教育制度，可發現科舉體制有一種為後來新教育制度所不具有的消解讀書人政治參與壓力的機制。在帝政時代，正式編制的官僚隊伍的數額有限，每年通過科舉晉身仕途的人數更有限。在讀書人以入仕為圭臬的時代，候補入仕人數與官僚數額的懸殊，勢必會形成巨大的政治參與壓力。然而在科舉制度下，有一種自我消解政治參與壓力的有效機制：一方面是官紳分流，使大部分讀書人以「紳」的身份居於民間，給以優越於平民百姓的特殊地位，使讀書人入仕之途大為舒解；另一方面，科舉取士沒有年齡限制，使讀書人感到仕途之門始終為他們開放，入仕的機會和希望始終存在。在這種心態下，即使屢考屢敗，依然對下一次成功充滿著無限的期盼，雖有個別科場失意者可能會產生對現存秩序的不滿、疏離甚至反叛，但讀書人群體性的社會不滿和反抗性的政治參與壓力難以形成。

  科舉廢除後，新的教育體制既喪失了科舉體制的儒學內涵所具有的社會凝聚和整合機制，也不具備科舉體制所特有的那種消解政治參與壓力的功能；而新學堂對讀書人的批量生產，遠大於私塾書院時代的師徒傳授的產出。新的教育體制本與近代工業化和市場經濟對各類人才的大量需求相適應，當新學堂取代舊科舉後，知識分子的數量大大膨脹，而近代化進程的遲緩導致社會對各類人才的需求並沒有得到相應擴充。加之「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慣性，政界仍是多數知識分子的首選目標，從而形成比帝政時代遠為巨大的政治參與壓力。

  到五四時期，經新學堂十幾年的培養，新一代知識分子隊伍已相當壯觀。據統計，在五四前夕，全國共有公立學校52650所，學生約450萬人，與1910年相比，學生人數增長了3倍。以中學而論，1915年全國共有中學444所，學生69770人；到1923年增至738所，學生多達118548人。此外，大學生和國外留學生人數亦達數萬人。而那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尚無法提供足夠相當的職位和就業機會來吸納源源不斷從新式學堂和國外留學歸來的知識青年。因此，在五四前後，中國都市社會集聚了一大批因就業無道、謀生乏術、前途渺茫而對社會現實產生疏離和不滿情緒的知識青年。據1916年對1655名回國留學生就業情況的調查，其中在家賦閒者多達399人。留學生尚且大量失業，一般中小學文化程度的知識分子謀職之難，更可想而知。

  這一情形隨著國內政局的混亂和惡化而加劇。1926年11月，天津《大公報》發表社評說：學生無路可走，已成為中國社會最大的危機。社評指出，民國以來，國內外大學專門畢業學生每年以數千計，各省中學畢業學生每年以數萬計。對於大學專門畢業生，「國家無最高學府以養成之，社會無學藝機關以獎進之，甚至以教員終身，亦復為饑寒交迫。其大部分欲投身社會者，則政府機關肥美重要之差缺，大小人員概都與軍政要人有連，絕無容納學校出身人才之餘地；閒散職位為數無幾，幸而得之，亦復枵腹從公，等於坐斃；至若私人機關，本屬寥寥，而當事人物大都腦筋陳舊，厭惡學生，不但非技術人員不肯錄取學生，即技術人員亦不樂用專門。故每年國內外大學專門畢業學生，除有父兄特別關係者外，欲循正當軌道，以求容納於社會者，百不得一。若夫中學畢業學生，除一部分進入專門大學者外，更無消納之處。」

  在知識分子群體中，中小知識分子人數最多而境遇最差。1923-1924年前後的統計顯示，中學畢業生能繼續升學的只占19%-20%。這就是說，80%以上的中學畢業生由於家庭經濟條件，或因自身學力等因素而不能升入大學或出國留學，自然也就失去了躋入上層知識精英行列的機會，但他們對社會承認的期待和往上爬升的願望非常強烈。他們因受過初等或中等教育而不願認同於普通民眾和甘居社會下流，但他們的知識、學力和能力又無法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謀得一個相當的職位。他們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會地位不穩定而產生莫大的心理失落，同時又因目睹整個國家與社會的敗落和衰頹而心懷不滿。這雙重的失意、焦慮、無望乃至絕望，使他們很容易被某種意向高遠，甚至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社會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識，自然也最易在這一處於游離狀態的知識青年群體中蘊育而生。《大公報》指出：「試問此每年遞增數萬以上之畢業學生，欲求學不可得，欲作事不可能，生機斷絕，路路不通，予以相當之知識，迫以及身之饑寒，當年富力強之時，正心粗氣浮之際，其心理若何？其憤慨若何？故在今日學校出身之失業青年，對於現在社會上政治經濟之組織，咸懷極端不滿之意。苟有可乘，便思破壞者，與其謂為思想所激，毋寧謂為生計所迫。近來南北學生，紛紛投效革軍，冒白刃而不辭者，其數日多……每年加增數萬知識階級之失業者，即無異每年加增數萬知識階級之革命者。民國十五年矣，以抽象的統計，此種知識階級因生計而迫於過激者，已在數十萬以上。」

  正因為此，這個時期學運、學潮的主力軍是青年學生，國共兩黨的有生力量也是青年學生。黃埔軍校前三期通過考試選拔入學的兩千多名學生中，其學歷大多是高小和中學文化程度。1919-1927年間，全國學運、學潮有57%發生在中學（含師範學校），大專和小學分別為38%和5%。

  中小知識青年與上層知識精英相比，其學識能力畢竟稍遜一籌，故而在時代大潮中，他們一般不能成為領潮者，而只能扮演隨潮和追潮者的角色。他們常常踵從於上層知識精英之後。當各種主義流行時，也難免盲目從之。其時即有人指出：「一般青年多數隻曉得空口談主義（其實恐怕談主義的資格都不夠），一味盲目地跟著人家跑，究竟主義是什麼東西？哪種主義適合國家社會目前的需要？……他們通通不暇顧及。」這裡所流露的正是上層知識精英對中小知識青年的看法。在前者看來，後者連「談主義的資格都不夠」。

  五四以來，白話文運動對中小知識青年的政治參與意識的增長，其作用實不可低估。白話小說最大的讀者群和白話文運動的最大支持群體，正是那些介於上層精英和下層大眾之間、「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的知識青年群體。以往只有熟讀文言或洋文者才能躋身於新舊精英行列，如今卻做白話文也能與上層精英們一比高低。

  不過，對廣大中小知識青年而言，更大的機會，或許還是國民黨的改組和中共的成立。要知道，從公車上書、戊戌變法，一直到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實際上均是新舊上層精英在唱和，中小知識青年無緣也不夠資格參與。當孫中山宣布改組國民黨，國民黨宣布要面向大眾，由一個封閉型的精英組織改組為一個開放型的群眾組織時，試想這對中小知識青年們來說，該是多好的一次參與政治和躋身精英之途的機會啊！國民黨黨章規定：「凡志願接受本黨黨綱實行本黨議決」者，均得為該黨黨員。這意味著只要願意接受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即使普通民眾也可以加入國民黨，與一些先進的上層精英互為同黨，互呼「同志」。不過，真正下層的工農大眾若非知識分子們「回到民間」去做耐心細緻的宣傳鼓動工作，是不會主動來投奔國民黨的。因此，真正積極主動投入國民黨懷抱者，大多是那些「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的青年們。

  再者，國民黨改組以後的黨綱決議，已是通俗易懂的白話文，不再像《民報》時代那樣深奧費解，也迎合了中小知識青年的文化程度。儘管孫中山個人對白話小說和白話詩文並不欣賞，但這並未妨礙他及其領導下的國民黨人運用白話文作為喚起民眾的工具。李劍農指出：「辛亥以前的革命黨機關報的《民報》，連高等學堂的學生都有讀不懂的（特別是章太炎的文章），現在的高小畢業生——讓一步說初中畢業生——大概都可以讀懂中山的《三民主義》的白話經典了罷；這種最低限度的效果，恐怕就是中山也不能不承認。」這些能讀懂孫中山白話經典的高小和初中畢業生正是這個時期國民黨的中堅力量。

  本來，對中小知識青年而言，馬克思的資本論、剩餘價值學說、辯證法、唯物史觀等不免過於深奧，但這個時期這些馬恩經典原著尚未譯為中文，他們不可能也無須去讀。他們所接觸到的至多不過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參與中共創黨的陳公博談到，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以通俗曉暢的語言文字對階級鬥爭學說所作的簡單明了的解釋，正迎合了中小學文化程度的知識青年們的脾胃。不過，中共是一個嚴密的列寧主義政黨，對黨員要求有堅定的信仰、堅強的個人品質和鐵一般的紀律約束，而且在當時一般國人的心目中，共產黨有如洪水猛獸，所謂「父子之親不認，夫婦之情不顧，打倒智識階級」乃至「共產共妻」等種種流言，令一些人畏避三舍。即當國民黨「聯俄」「容共」之後，外間傳聞國民黨已「赤化」時，孫中山亦未敢等閒視之，發動國民黨的宣傳機器四處闢謠，唯恐影響其「清名」。故此，這個時期中小知識青年加入國民黨者遠比加入共產黨者為多。

  中小知識青年群趨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是一個有歷史、有領袖、有勢力、有地盤的政黨，自然也有著密切的關係。當時國民黨在廣東一隅已是一個執政黨。這對一個謀生無道的知識青年來說，加入國民黨，或許能為自己的「飯碗」帶來一線希望。當黃埔軍校第1期招生時，投考資格限定在高小畢業併入過中學1年以上，或具有相當程度者，正適合眾多中小知識青年的條件。計劃錄取324人，結果報名人數多達2000多人，最後錄取500餘人。這固然說明「五四」以後青年學生們熱心國是，不過也未嘗不可視作知識青年就業競爭激烈之反映。這個時期的其他資料也顯示，確有不少知識青年是出於謀生的動機而入國民黨者。當時廣州除黃埔軍校外，國民黨還辦有各類名目的養成所、訓練所和講習所，招收中小學文化程度的青年學生入所短期培訓後，分配從事工運、農運和政治宣傳等工作。他們入所受訓，固然不乏投身革命的熱情和願望，但也兼有謀生求職的個人動機。1927年《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上，刊有多名知識青年寫給編輯的信。他們毫不諱言自己離開家鄉至廣州加入國民黨，帶有「餬口」的動機。一位名叫「親先」的國民黨青年，自稱曾在「訓育所」畢過業，也曾在「宣傳所」念過書，還曾領導千百個群眾參加過革命運動，但他為無法養活自己而焦慮。他聲稱自己本是個「革命熱」的青年。他說：「依著總理遺囑，含辛茹苦，繼續衝上革命戰線去努力嗎？固所願也，然而哪裡有養活臭皮囊的經費？」他指望組織上能給他一個噉飯的處所，以解決其基本的生存問題，但他又嘆息「國民黨太膨大而無嚴密之組織，決無能力以分配同志擔任工作而解決其生活問題也」。據他所稱，有不少與他同樣境遇的青年同志在找不到噉飯處所的時候，埋怨國民黨不能解決黨員的生活問題，進而埋怨國民黨無能。這意味著國民黨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中小知識青年政治參與的欲望，卻一時難以滿足他們入黨謀職甚至入黨做官的意願。中小知識青年的紛紛湧入，一方面大大強化了國民黨的黨勢和聲威，但隨之而起的是對國民黨構成新的政治參與壓力。這種政治參與壓力對國民黨的影響將在以後較長時期內呈現出來。

  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自成立時起即將其注意力投向工人運動，繼而又擴大到動員農民。不過，在實際動員過程中，中共的意識形態宣傳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為社會底層的工人和農民所接受，尚值得探討。《嚮導》周報曾刊登一封署名「冬原」的讀者來信。來信以「冬原」家鄉的情形為例，說明農民不僅看不懂《嚮導》，也買不起《嚮導》，進而指責《嚮導》與其說是給無產階級看的東西，還不如說是給資產階級看的東西。信中說：

  如貴刊者，實在是給資產階級看的東西，我們苦人不但看不懂，買也買不起了。所以我要問你們：你們是希望資產階級覺悟讓步，而儘量地給他們《嚮導》看呢？還是主張無產階級起來革命而儘量地給他們《嚮導》看呢？……裡面雖寫著「工人、農民、兵士們！起來！起來！」等話，但我老實告訴你們……他們買一塊豆腐要吃驚，更說不到買《嚮導》了。因為《嚮導》究竟是廢紙，包油條的廢紙。他們並沒有聽著你們叫；他們也未曾看著《嚮導》這樣的東西。你們的文字太深了……你們那些「列寧」、「馬克思」、「實際」、「封建」、「軍閥」，他們確實看不懂。比較看得懂的，是「共產」兩字。你們想，這是多麼恐怖的「共產」!所以你們現在既不瞎想帝國主義讓步，卻偏偏又要受過很好的教育的朋友才能看得懂的東西，需要革命而不知革命為何物者卻偏偏不能給他看懂。這是一個什麼的嚮導？

  這封讀者來信頗能說明當時中共精英在意識形態社會化過程中的「自說自話」。啟蒙者與被啟蒙者之間兩不搭界。啟蒙者實際上是在對自己臆想中的被啟蒙者布道，而真正的被啟蒙者渾然不覺。《嚮導》周報並非免費贈閱，每份定價6分，對當時的農民來說，10文一塊的豆腐已不敢問津。更重要的是，《嚮導》周報的文字非中等文化程度者不能看懂。1920年代初的江蘇南通，在張謇主導下大力發展實業、教育，以「地方自治」著稱一時。即使在南通這樣開風氣之先的地區，其民眾識阿拉伯數字者也不過百分之二三。試想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工人農民，連阿拉伯數字尚且不識，遑論「列寧」、「馬克思」等洋導師以及「狄克推多」、「蘇維埃」、「帝國主義」、「軍閥」等洋名詞了。

  實際上，那時的革命者未必不知他們所要喚起的民眾之接受能力。1926年4月中共中央印發了一本名為《我們今後怎樣工作》的小冊子，要求每個黨員必讀。在這本小冊子中，中共中央鑑於過去宣傳口號提得過高，未能深入群眾，提醒今後的宣傳要顧及群眾心理，適合群眾要求，「群眾有時很糊塗，我們便不能太過聰明，使他們離開我們，這時我們不妨也隨著糊塗一點，引導他們由糊塗的路走到聰明的路。」此時的革命知識分子自以為比「糊塗」的群眾要「聰明」，顯然自我感覺良好。喚醒民眾，啟蒙民眾，是「五四」後革命知識分子自任的一大使命。但如何喚醒？如何啟蒙？顯然還處在摸索之中。《嚮導》周報在答覆「冬原」時亦承認：「不用說賣錢，不用說《嚮導》式的文字，即使用極通俗的言辭，無代價的向農民去說，他們也不願意來聽，即來聽亦難使他們了解……可知革命的理論是一回事，革命思想的通俗化又是一回事。」「《嚮導》之不能通俗化，我們是承認的，然而中國革命中萬分需要《嚮導》一類的刊物，這應該也是公認的事實，顧此則失彼；《嚮導》既然擔起指導中國革命理論和策略的責任，自不能兼顧通俗化……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共產主義的經典，然而一般工人又何嘗能看懂呢？難道馬克思也是希望資產階級覺悟讓步，而著作《資本論》給他們看嗎？不過他方面革命思想之通俗化，亦是刻不容緩的事。本報讀者來信亦常有提及之者。」

  《嚮導》周報以「中國革命中萬分需要《嚮導》一類的刊物」為由，認為不能「顧此而失彼」。這實際透露出《嚮導》在工人農民之外，還存在著另一個潛在的讀者群。這個潛在的讀者群正是廣大的中小知識青年。據1925年4月青年團廣州地委的報告，《嚮導》「在廣州只知識者看，一般工農群眾一因國語白話，二因意義深奧，很少看得明白」。除《嚮導》周報外，那時廣州青年團還辦了一份《平民周刊》。廣州團委承認，該刊雖名為《平民周刊》，但「閱者多非平民，故宣傳意義，不外對非平民說：要注重平民教育」。

  「對非平民說」，恐怕是這個時期中共宣傳刊物的共同特徵。《嚮導》式的文字無疑適合那群趨新崇洋的「非平民」的知識青年的胃口。中共上層精英擔心，《嚮導》周報和《平民周刊》若真通俗到能讓普通工人和農民看懂，又恐失去這群知識青年讀者。「顧此則失彼」即此之謂也。

  《嚮導》周報明白它所宣揚的革命理論不可能直接為工人和農民所接受。「冬原」指責它不是給無產階級看的，而是給資產階級看的，亦不無道理。依中共的階級劃分，中小知識青年屬於小資產階級。廣大中小知識青年的作用，正是介於中共上層精英和底層民眾之間，充當兩者溝通的橋樑和革命的媒介。中共精英先向廣大中小知識青年灌輸革命理論，然後再通過他們深入民眾中去動員和喚起民眾。共產國際鑑於中共的相當一部分黨員和工農群眾都是文盲，曾要求中共廣泛利用學生黨員建立一支為工農服務的幹部隊伍，給工農群眾讀報講報，宣讀和講解黨的號召書和小冊子。

  以今天的眼光觀之，《嚮導》式的文字並無新奇之處，但在當時人看來，《嚮導》周報中充滿了時髦和洋化的語言詞彙，如「實際」、「封建」之類的詞語，在「冬原」眼中即很新鮮。據當時擔任《嚮導》和《新青年》校對工作的鄭超麟後來回憶，兩刊上的一些文章帶有莫斯科東方大學或上海大學講義的味道，有的稿子甚至是直接從莫斯科帶回來的。還有的文章和啟事是用半文言寫的。有意思的是，正是這些洋化和半文言的詞彙頗迎合那時趨新崇洋而又半新不舊的「新青年」的胃口，以至於當時一些「新青年」以讀《嚮導》和《中國青年》為時尚。有一名「新青年」在給上海《民國日報》編輯部的信中寫道：「慚愧！像我這樣年紀比較還輕，而受過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人……有時雖在讀小說、詩歌、文藝一類書之外，也看過幾本《中國青年》、《嚮導》一類的雜誌，但這不算我的誠意的研究，不過拿它做我文字或談話的點綴資料罷。」《嚮導》和《中國青年》的文字竟成了受過中等教育的「新青年」們用做談話和作文的點綴資料，可見兩刊在那時「新青年」心目中的「新潮」形象，以及兩刊在「新青年」群體中之流行。這種流行，從另一側面折射出當時「新青年」的急進化程度。

  從《嚮導》和《中國青年》的讀者群來看，其影響面顯已遠遠超出了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的範圍。據1925年11月維經斯基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是時《嚮導》的印數已達3萬份，並在全國許多地方翻印。到1926年7月北伐前夕，《嚮導》銷數達5萬份。當時《嚮導》是有價銷售，5萬之數在那時全國刊物銷量中當居前列。北伐途中有人發現，即使在江西贛州這樣的內地小城，一個書鋪每期能代售《嚮導》周報七八十份，《中國青年》五六十份。《嚮導》周報的大量讀者來信也反映出它在當時廣大「新青年」中受歡迎的程度，其中很多自稱是「國民黨青年」。1926年《嚮導彙刊》第4集出版時，其GG詞寫道：「本報自4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國最急進的刊物。」敢於以「最急進」來自我標榜和招攬，顯示當時中國社會已形成了一個相當大的趨於「急進」的社會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