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北京政府

  自1926年4月段祺瑞執政府垮台後，直、奉兩大勢力圍繞中央政權的組建，展開了一場明爭暗鬥。雙方雖然均同意元首空缺，由內閣代行總統職權，但內閣如何組成，雙方意見頗不一致。先是由顏惠慶組閣，名義上是由直奉兩系共同掌控，實際是以直系人馬為中心，奉系自然暗懷不滿。兩個月後，顏惠慶辭去總理及外交總長兼職，改由海軍總長杜錫珪兼代國務總理攝政。杜閣仍為直系吳佩孚所操縱。奉係為了表示與直系合作，也為了在軍事上形成共同「反赤」的局面，只好默許由吳佩孚主持。當時輿論認為，自段祺瑞政府垮台後，北京的中央政府即已名存實亡。《大公報》的社評寫道：「北京之無政府也久矣。杜閣雖為吳子玉（佩孚）所卵翼，實則吳本身即未曾以政府相待，任免疆吏，且以大帥一道電令行之，並備案手續亦未履行。此種現象，乃民國成立以來所未有。」社評還申言：「今日任何人組織政府，實質上決不能有異於軍閥之副官。」

  內閣既有名而無實，組閣者之興味也大不如前。此時中央財政早已負債纍纍，甚至借債度日也幾乎告貸無門。軍警政教各方索薪索餉，使內閣窮於應付。吳佩孚軍事上的慘敗更加重了杜錫珪內閣的信譽危機。1926年中秋節前軍警圍攻國務院的鬧餉風波，使早萌退意的杜錫珪決定立即辭職。據當時輿論分析，此次杜錫珪通電辭職，其意迥非尋常官僚以退為進者可比，而確有其不願續留之原因。因「軍事無終止期，軍閥不能無款供應，而以言籌款，政府能力實等於零」。又因吳佩孚挫敗於湖北，孫傳芳有事於江西，杜錫珪背後之兩大勢力的地位均非復昔比。奉系成了北方唯一的實力派。與奉系向少淵源的杜錫珪自覺無可再留，不如通電辭職，較為體面。

  杜錫珪幾次三番地勸說顧維鈞出面收拾殘局。顧維鈞派人赴瀋陽探詢奉系意圖。奉系主要謀士楊宇霆、鄭謙等主張對中央不取虛名，專收實權，對各省則得寸進尺。張作霖採納此議，表示對中央政治仍守盟約，不加過問。顧維鈞又派人徵詢吳佩孚的意見。吳佩孚正當兵敗之餘，聽說接替人選是與直系素有淵源的顧維鈞，自然沒有意見。10月1日，北京內閣再次改組，由顧維鈞代國務總理，內閣人選進行了局部調整：原外交總長蔡廷幹辭職，顧維鈞兼任外長；原內務總長張國淦堅辭，由湯爾和接任；財政總長由張宗昌保舉潘復擔任，潘復未到任前，由財政次長夏仁虎暫行代理。內閣其餘人員未動。顧維鈞的用意是，以潘復應付直魯聯軍，以夏仁虎交涉奉系，「如兩無辦法，政府亦可告無罪」。當時各方視內閣為無足輕重之擺設，僅靠它對外維持外交，對內籌措餉款，所以一息尚存。

  據顧維鈞稱，他決定出馬接任的一個重要考量，是修約交涉已進入關鍵時刻，不容政府中斷。其時，清政府同比利時、日本、西班牙等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均先後滿期。顧維鈞內閣試圖通過外交談判的途徑，解除不平等條約對中國的束縛。在期滿各約中，《中比通商條約》首當其衝。該約簽署於1865年，規定每10年可修改1次，到1926年10月，第6次10年期滿。是年4月，北京政府外交部曾照會比利時政府，聲明舊約到期失效，要求締結平等新約，但比利時方面有意推宕。顧維鈞主閣後，再次照會比國政府，要求6個月內訂立新約，仍遭拒絕。北京政府在一再催促無果的情況下，乃自行宣布條約失效，並將中比交涉案一系列文件公之於眾，並陸續頒布了一批法令，廢除比利時在華特權。此舉乃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政府首次不顧列強之危言恫嚇，毅然決定廢止的一項不平等條約。而這個政府卻是一個脆弱不堪的政府。《大公報》發表評論說：「北京政府既無法律根據，又無實力後援，要算天下最沒有辦法的了，卻是自從宣布比約失效，忽然同國民一致起來。」評論認為，在北方沒人敢出來負責的時候，顧維鈞內閣要是敢做，或許能長久幹下去，因顧維鈞本靠外交上台，或許能借著外交而不下台。

  不過，形勢的發展並不盡如人所料。當吳佩孚、孫傳芳相繼被北伐軍擊敗後，北方為奉系所獨控。京津一帶，全在奉軍勢力之下；長江以北，亦唯奉系馬首是瞻。在這種情況下，北方政局自然落入奉系一派之手。當時輿論多以為張作霖將為總統，或先以王士珍或段祺瑞為過渡。不過，當時輿論分析，張作霖雖欲總統自為，亦有其難為之處，即「政府無法產出是也」。「欲選舉乎，無其機關；欲推戴乎，不易多數。」「況登台以後，外交如何應付，戰事如何進行，軍餉如何籌措，均皆問題繁難，煞費腦力。「11月10日，張作霖由奉天啟程入關，次日抵達天津後，邀請北洋各派代表商討對策。張宗昌、吳俊升、湯玉麟等奉魯系將領及吳佩孚、孫傳芳、閻錫山等人的代表均有出席。會談結果，決定先軍事，後政治。政治方面，對中央政局採取不干涉主義；軍事方面，直魯聯軍援孫傳芳，奉軍援吳佩孚，共同對付「南赤」。雖然張宗昌等對南下擴張地盤早已躍躍欲試，但張作霖感到北伐軍氣勢逼人，北洋各派之間暫不宜自傷元氣，故決定先爭取吳、孫對奉魯軍南下的贊同。11月19日，孫傳芳微服至天津，與張作霖磋商奉魯軍南下問題。20日，在孫傳芳的提議下，推張作霖為全國討赤聯合軍總司令，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閻錫山為副總司令。楊宇霆認為，「討赤」二字，範圍太狹，建議改稱「安國」，眾皆贊同。22日，顧維鈞鑑於天津方面各實力派協議改造中央，準備退職，特赴天津晤張作霖，請張氏速覓人替之。張氏表示慰留。26日，財政部長潘復與杜錫珪之間因借款計劃發生劇烈爭執。顧內閣有難以為繼之勢。28日，顧維鈞及全體閣員聯名致電各實力派巨頭表示辭職。

  由於內閣成了為軍閥籌措軍餉和辦理外交的附庸，中央政府的地位大為跌落，最終導致列強亦不願承認。11月初，當英國新任駐華公使到任時，英國政府訓令其公使，須俟中國選出大總統後，方可將所攜國書呈遞，而對目前北京之攝政內閣，只能遞交一國書抄本。據《京津泰晤士報》社論的解釋，英國政府的這一做法，「系英政府對所謂代表中國中央政府之攝政內閣，已不予承認。」其他如日本、比利時、美國等國事實上亦有不承認北京政府之意。與此同時，列強對日益強大之廣州國民政府，雖仍以地方當局視之，實則態度有漸漸南傾之勢。

  11月30日，孫傳芳領銜通電，推戴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12月1日，張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國軍總司令職。安國軍本是一軍事聯盟，而張作霖卻擺出一副問鼎政府元首寶座的姿態。12月10日，安國軍總部發表其組織機構和人事名單，以楊宇霆為總參謀長，下設三廳八處，儼然軍政府。12月27日，張作霖由津赴京。入京時的儀式，張氏秘囑軍警以迎接元首之禮行之。據李大釗當時的分析，張氏此次入京，本擬以臨時總統或臨時大元帥名義，在1927年元旦宣布主政，而且準備於元旦之日在太和殿接受外交團各國使節之賀禮。孰料入京之後，壞消息接踵而至，一是吳佩孚將靳雲鶚解職，而張作霖原有將靳雲鶚收歸己用之意，因靳雲鶚與南方黨軍及西北國民軍均有相當之聯絡，張作霖想借靳氏而為南北間之緩衝。而吳佩孚將靳氏解職，張作霖覺得是故意與他為難，也暗示直系不支持他主政。而更為重要的，是外交團方面絲毫沒有支持張作霖主政的意思，各國公使為了避免正式承認之嫌，拒絕了元旦赴太和殿出席張氏就職典禮的邀請，而只答應各自以私人身份赴張作霖所寓的順承王府祝賀新年。至此，張作霖的主政之念被暫時冷卻。

  張作霖被迫取消主政計劃後，決定暫時維持顧維鈞內閣。1927年1月12日，顧內閣實行改組，由胡維德、湯爾和、張景惠、杜錫珪、羅文幹、任可澄、楊文愷、潘復分別出任內務、財政、陸軍、海軍、司法、教育、農商、交通各部總長，顧維鈞本人以外交總長兼署國務總理。1月20日，張作霖在安國軍總司令部設立外交、政治、財政三討論會，聘請孫寶琦、陸宗輿、曹汝霖、葉恭綽、梁士詒等各界名流耆碩數十人為三討論會的正、副會長及委員。2月7日，三討論會正式成立。張作霖成立三討論會的目的，當時輿論曾有如下分析：「張作霖去歲入京，本挾有極大之野心，欲攫取大總統之地位，嗣見形勢不佳，楊宇霆乃為之劃策，力主張氏坐鎮北京，乘機觀變。張氏見其總統目的既不能達到，極形憤懣，遂擬於去臘回奉。楊宇霆及張學良等恐張氏回奉，則總統之夢想更無萬一之希望，楊等乃包圍張氏，力止張行。楊氏又為之劃策，組織政治、經濟、法制三討論會，即將梁士詒、曹汝霖、陸宗輿、顏惠慶等百餘人，羅網於三討論會中，或為委員長，或為委員，意欲即就伊等改組內閣，而作張作霖取得總統地位之準備。」張作霖最初擬就顏惠慶、梁士詒二人中擇一人為國務總理，尤希望梁士詒、曹汝霖為之聚斂民財，不意顏、梁、曹等深知在此民窮財匱之際，力盡搜刮，亦必無成，即能獲得少許，亦將盡入奉系囊中，故皆相顧莫前。不僅如此，顏、梁、曹等欲借三討論會以分掠張氏之實權，並有意擁戴段祺瑞復出。張氏見顏、梁、曹等不能為己所用，遂以敷衍了之。總統夢既無由實現，三討論會亦形同虛設。顧維鈞內閣遂得以苟延殘喘。

  顧維鈞內閣改組的當天，便宣布自1927年2月1日起，徵收華盛頓條約附加稅，普通進口貨徵收2.5%,奢侈品徵收5%。北京內閣不再等待遙遙無期的關稅會議的批准，獨自決定開徵附加稅。至於徵收辦法，北京政府想通過由外國人管理的海關統一徵收，但遭到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的斷然拒絕。北京政府亦不示弱，毅然宣布將安格聯免職，改派易紈士代理。中國政府獨自宣布將海關總稅務司免職，是總稅務司任用外國人以來的頭一次。一個軟弱不堪的政府竟扳倒了一位操縱中國金融財政的洋巨頭，國人於驚愕之餘，大呼痛快。《晨報》發表評論說：「安格聯向有太上財政總長之稱，既握海關全權，又負保管內外債之責，操縱金融，左右財政，歷來當局，無不仰其鼻息。而安格聯之允諾，可以生死內閣；安格聯之言動，又可以高低公債。雖安之濫用職權有以致此，而官僚、財閥迷信外人，實為主因。舉國人心之憤慨，已非一日，此次當局毅然罷免，無不痛快！」

  

  北京政府罷免安格聯之舉，遭到列強各國駐華公使的強烈抗議和抵制。國內金融界也因罷免安格聯命令公布後各項公債暴跌而對政府施加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內閣被迫讓步，同意不強迫海關執行徵收附加稅的命令；安格聯准假回國，一年內仍予以總稅務司待遇；在此期間，安格聯的工作由易紈士接替。

  再說奉系內部，楊宇霆的黨羽，希望由楊氏出而組閣，冀得利益均沾。張學良察覺後，恐楊氏專權，將有尾大不掉之勢，乃進言其父阻之。張作霖一度動念將楊宇霆免職。楊宇霆在組閣無望的情況下，又轉而想自組一新國民黨，俟勢力壯大後，離張作霖而獨立。但其表面則仍敷衍張氏。

  張學良見乃父之總統目的未達到，自己極欲一試身手，遂向其父自告奮勇攻打河南，解決吳佩孚，以擴張奉系的勢力範圍。張作霖徵求楊宇霆的意見，楊氏期期以為不可，相反力主聯合吳佩孚。無奈張學良固執己見，張作霖終以愛子情切，姑容允之。張學良出師後，直渡黃河，長驅入豫。此次奉吳的河南戰爭是北洋軍閥史上最後一次較具規模的混戰。奉系依靠優勢兵力和利用吳軍內部裂隙取得了勝利，但在戰爭中也受到了重創。吳佩孚的直系殘餘自此土崩瓦解。奉系成為碩果僅存的一支軍閥勢力。

  奉系軍閥自掌控北京政局後，對「赤化」勢力的鎮壓不遺餘力。1926年4月26日，奉系軍閥以「宣傳赤化」罪名查封京報館，逮捕並槍殺了該報社長邵飄萍。同年8月6日，《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因在文章中觸犯了張宗昌等人，也被扣上「宣傳赤化」的罪名而被處死。1927年3月1日，蘇俄商船赴漢口裝運茶葉時，在浦口被張宗昌的直魯聯軍查出載有鮑羅廷之妻及蘇俄外交官員數人而被扣留。

  1927年4月6日，京師警察廳出動武裝警察、憲兵等300餘人，包圍位於北京東交民巷的蘇俄駐華使館，逮捕蘇俄使館工作人員及國共黨員50餘人，內有著名共產黨人李大釗。4月28日，安國軍總司令部成立的特別法庭宣布將李大釗等20人判處死刑。

  南方革命陣營的分裂、寧漢之間的嚴重對立與激烈鬥爭，給奉系軍閥提供了一個喘息的機會。蔣介石清黨反共後，奉系總參議楊宇霆力主南北妥協，張學良等年輕一輩將領亦主張與晉閻、寧蔣合作，改換招牌，並請閻錫山在奉系和南京政府之間斡旋。奉系新派將領希望以此穩住殘局，但舊派將領反對與南京和談，主張將奉軍撤回關外。

  6月3日閻錫山宣布易幟後，將斡旋寧奉和議當作自己最重要的政治籌碼。閻錫山向奉方提出，寧奉合作的先決條件，是奉方易幟，除贊同三民主義外，應懸掛青天白日旗，改稱國民革命軍。但奉方堅持與寧方對等議和。為了與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相抗衡，奉系也拋出一個「四民主義」，即在民族、民權、民生之外，增加「民德」。

  6月16日，在奉系主持召開並有孫傳芳、張宗昌等人參加的高級將領會議上，楊宇霆提出，為了抵禦北伐軍，各派軍隊應統一於安國軍的旗幟之下，一致服從安國軍總司令的命令。孫傳芳立即表態說：軍事與政治相聯貫，即政治方面亦應受總司令的統一支配，建議對北京政府進行改組，組建強有力的「安國軍政府」，由張作霖出任政府大元帥。張宗昌亦極力鼓動張作霖道：「今日之事，戰亡，不戰亦亡，不如痛快干去；且升格之後，即或退出關外，有此大元帥之稱號，猶可仿孫中山在廣東辦法，易於號召。」於是有人提議擁戴張作霖為臨時總統，有人主張仍用臨時執政的名義。會議最後決定，即日由孫傳芳領銜發表通電，擁護張作霖為陸海軍大元帥，將從前的直魯軍、蘇軍、鎮威軍、吉軍、黑軍等名目，一律取消，統稱安國軍，由張作霖重新編制；同時決定在大元帥之下設一內閣，特任潘復正式組閣。6月18日，張作霖在北京懷仁堂就任陸海軍大元帥，正式登上了國家最高權力的寶座，其政府的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軍政府」。

  依照張作霖頒發的《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令》，陸海軍大元帥除統率中華民國陸海軍外，並於軍政時期代表中華民國行使行政權。軍政府設國務員輔佐大元帥執行政務，國務員包括國務總理以及外交、軍事、內務、財政、司法、教育、實業、農工和交通等部總長。軍政府之上沒有任何代議機關或民意機構。大元帥總攬大權，不對任何機構負責。所有國務員均由大元帥任免。大元帥的權力顯然高於此前的總統。張作霖繼袁世凱之後建立了一種新的軍事獨裁制度。

  1927年6月20日，張作霖組建的新內閣出籠：外交總長王蔭泰，軍事總長何豐林，內務總長沈瑞麟，財政總長閻澤溥，司法總長姚震，教育總長劉哲，實業總長張景惠，農工總長劉尚清，交通總長潘復兼任。從名單可以看出，舊有的內閣成員幾乎均辭，連相對獨立的外交系名流，也放棄了因襲外交部長的傳統，拒絕執掌外交部。新內閣班子除沈瑞麟、姚震兩人外，余均為奉系人馬。

  張作霖新政府急於得到外國列強的承認。張氏在宣誓就任陸海軍大元帥之當日下午，親自約請各國公使到外交部舉行茶話會。各國公使收到請柬後，十分躊躇，為避免造成覲賀新元首的印象，他們均穿便服前往參加。數日之後，他們以同樣謹慎的態度，回答了外交部關於大元帥就職及新內閣組建的正式公文，在簡短的外交照會中，公使們小心翼翼地避免了任何承認新政府的詞句，其冷淡程度超過了以往歷屆北洋政府的遭遇。

  列強對北京政府的法理地位事實上早已漠視。據《大公報》的看法，「北方自執政制度消滅，國際上已陷於取消承認之地位。中外政府僅為事實上之往來，而公式之交際，殆已等於停止。」

  由於連年內戰，北洋政權的統治區域越來越小，財政稅收隨之銳減。大小軍閥雖竭澤而漁，無奈民窮財匱已至極限。財政危機使張作霖軍政府瀕臨窮途末路。為解燃眉之急，張作霖請號稱「財神」的梁士詒出面向天津銀行界借款。各銀行紛紛以閉門停業來應付。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張作霖只好請閻錫山出面繼續「斡旋南北，議和罷兵」。

  奉系的求和表示，得到了蔣介石的積極回應。蔣在致張宗昌函中，聲稱討共宗旨，大體既同，自無不可商量之處，但堅持必須以改旗易幟為先決條件。而奉方則提出：寧、奉各自成一團體，國家大政可以合作，內部之事彼此不過問，寧方不自居正統，奉方亦不自稱中央。奉方的意圖，是要與寧方對等合作，並提出以長江為界，劃江而治，遭到寧方的拒絕。

  就在張作霖謀和無果之時，南京政府方面因內部紛爭，蔣介石於1927年8月13日宣布下野。張作霖獲悉後，決定重整旗鼓，乘機反攻。8月24日，孫傳芳命令鄭俊彥、劉士林、馬玉仁等，率部兵分三路由浦口、大河口和揚州三處渡江，進擊南京國民革命軍。南京方面調集兵力組織抵抗。雙方在龍潭展開了一場激戰。最後以孫傳芳軍的徹底失敗而告終。

  龍潭戰役後，張作霖估計南京國民黨軍一時無力大舉北進，決定在津浦路南段採取守勢，轉而向河南方面進攻馮玉祥。馮玉祥為擺脫困境，以許諾直隸、京津地盤為條件，爭取與閻錫山結盟，共同對付奉軍。9月29日，閻錫山發出誓師討奉通電。10月4日，張作霖亦明令討伐閻錫山。晉奉關係徹底破裂。

  晉奉開戰後，馮玉祥為配合晉軍作戰，也於10月中旬向張宗昌的直魯聯軍展開攻擊。晉軍對奉作戰，先勝後負，最後雙方在娘子關、雁門關一線形成相持狀態。西北軍對直魯聯軍之戰，則先負後勝，在蘭封一戰中俘獲直魯聯軍3萬餘人。在徐州戰役中，西北軍與何應欽的國民革命軍聯合作戰。張宗昌、孫傳芳率殘部北逃。

  1928年2月，重新上台的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會議決定繼續北伐。4月7日，蔣介石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名義下達總攻擊令。北伐軍進入山東後，進展順利，5月1日一舉占領濟南。未料日本以保護其僑民為藉口，悍然動武，於5月3日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日本的侵華行徑激起了中國各界的民族義憤，也導致奉系內部發生分化。常蔭槐、潘復等奉系人物鑑於國內政爭致外人乘隙，勸張作霖順應潮流，停戰言和，免為後世唾罵。孫傳芳亦表示不能再負責前線軍事：「現在濟南事變，日人侮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責，不願再事內爭。」在戰場失利和一致對外的輿論壓力下，張作霖於5月9日發表了停戰議和通電。

  張作霖通電言和，主要是為了保持奉系在華北的殘局。但是，日本政府企圖乘機迫使奉系退出關外。日本的意圖是，既不允許關內勢力染指東北，也不希望奉系向關內發展，對於張作霖試圖控制北京並組閣一事，並不熱心支持，反而一再警告他克制武力擴張傾向，專力於東三省的整頓，反對一切可能加強中國東北與內地聯繫的政治軍事行動。

  自二次北伐再起，日本政府即決定乘機向張作霖進一步逼索滿蒙特權，同時強迫奉軍出關，以免南京國民政府勢力乘勝推進至東北地區。5月16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必須絕對阻止北伐軍進入關外。17日，日本公使芳澤向張作霖遞交備忘錄，勸告奉軍立即自動撤回東北。

  在日本武力恫嚇和南京北伐軍步步進逼的情況下，奉系內部主張和談撤軍的新派勢力漸占上風。當時奉系將領中，主戰最力的是其旁系魯軍首領張宗昌。他為了奪回失去的地盤，不惜引狼入室，公然聲稱歡迎日本出兵華北，以阻止北伐軍占領京津，並反對張作霖的息爭議和通電，決心拼命再打。張學良、楊宇霆則主張有條件地與南京政府言和撤兵。他們與南京方面代表秘密接觸，一面輪番向張作霖進言。一直在和戰之間游移不定的張作霖作出最後抉擇。5月30日，張作霖在北京懷仁堂召集高級將領會議。張學良、楊宇霆、張作相、孫傳芳、潘復等軍政要人出席。會上，張作霖決定以大元帥名義下達總退卻令。6月2日，張作霖發表通電宣布：「整飭所部退出京師，所有中央政務暫交國務院攝理，軍事歸各軍團長負責。此後政治問題，悉聽國民裁決。」奉系對北京中央政權的控制就此結束。

  6月3日，張作霖乘專列離京回奉。4日凌晨，專列行至瀋陽近郊皇姑屯時，被日本關東軍埋設的炸彈炸毀。張氏身受重傷，旋即殞命。張作霖被炸身亡的消息在奉系內部引起極大恐慌，京津一帶的奉軍鬥志全無，紛紛潰退。張學良與楊宇霆率部於6月4日當天退出北京，撤往冀東灤州一帶。同日，蔣介石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戍總司令，令其早日收復京津。6月6日，閻錫山所屬孫楚、商震兩部先後進入北京。6月12日，閻軍傅作義部接管天津。孫傳芳隻身逃奔關外。

  6月15日，南京政府發表宣言，宣告北伐勝利結束，統一已告完成。

  張作霖被炸身亡後，張學良於7月4日宣布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接掌東北統治大權。南京政府鑑於日本在東三省的勢力根深蒂固，擔心對關外用兵會引發中日戰爭，因此決定用和平途徑解決東北問題。張學良雖對與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合作前景不甚樂觀，但權衡當時的內外情勢，特別是與日本之間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他在「自治」與「易幟」的問題上，最終選擇了後者。12月29日，張學良、張作相等聯名通電全國，正式宣布東三省及熱河「易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