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從慘案到運動

  中共成立伊始，即致力於工人運動。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在上海召開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和趨向，指出越是上層階級越富於妥協性，只有最受壓迫而最有集合力的無產階級是最有革命性的階級。大會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大會通過了《對於職工運動之議決案》，指出自國民黨改組以後，尤其是北京政變以後，全國工人運動已由退守轉入復興；工人階級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發展自己獨立的職工運動，同時參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領導地位，力求各種產業工人完全組織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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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四大結束後，積極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領導。1925年2月，上海日商內外棉株式會社第八廠工人因抗議廠方毆打女工而罷工。罷工發生後，中共中央成立一個由鄧中夏、李立三為首的專門委員會領導這次罷工，並動員上海全體共產黨員投入罷工的組織工作，使罷工風潮迅速擴大到上海22家日商紗廠。4月，青島的日商紗廠工人亦起而罷工。這兩次罷工，是五卅大罷工的前奏曲。

  為了指導全國工人運動，推動全國工人運動的統一和整合，中共發起了於5月1日至6日在廣州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大會宣布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總工會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總工會的委員和重要幹部多為共產黨員。共產黨在總工會內設有黨團，鄧中夏任黨團書記。

  5月15日，上海內外棉第七廠工人顧正紅被日本職員槍殺，激起工人義憤，引發上海日商各紗廠中國工人的同情罷工。中國共產黨獲悉後，及時予以聲援和引導。中共中央於16、19日連續發出通告，指示各地黨、團員立即號召社會各界團體一致援助罷工工人，發起一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運動。

  5月24日，由內外棉紗廠工會發起，舉行顧正紅公祭大會，參加者近6萬人。工人、學生代表分頭講演，散發宣傳傳單，抗議日本資本家的暴行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共產黨追認顧正紅為中共黨員。

  5月27日，在惲代英的主持下，上海大學等32所學校的學生代表開會討論如何聲援罷工工人。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黨組織召開聯席會議。會議討論了發動和組織上海各階層群眾共同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明確提出要將工人的經濟鬥爭與反帝鬥爭結合起來，將經濟鬥爭轉變為民族鬥爭，並作出了《擴大反帝運動和組織五卅大示威》的決議，決定於30日下午組織學生上街演講示威。會後，中共黨組織積極開展了組織和宣傳活動。李立三主持的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發表《援助滬漢青島各廠罷工宣言》，呼籲社會各界投入反帝鬥爭。惲代英發動上海學生聯合會開會，布置30日演講隊赴租界演講的具體事宜。

  中共中央認為，只有發起一個暴動，才能給兇橫的帝國主義一個大的打擊。他們分析，5月底6月初是一個頂好的暴動機會，因為是時上海工人早已情緒激昂，而上海商人亦思發起一場示威來抵制租界工部局的「三提案」。上海租界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公共租界由英美租界合成。工部局是公共租界的行政機關，局中設董事九人，其中英人六，美人二，日人一。租界人口中，99.6%以上是華人，而工部局從來沒有一個華人代表。因英國董事占絕對多數，英國人在公共租界最有權勢。會審公廨是公共租界的司法機關。自辛亥革命時起，列強攘奪租界的裁判管轄權，並擴展到原告被告都是華人的案件。納稅人會是租界的立法機關，工部局如有提案，須經該會通過。1925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納稅人會舉行常年大會，工部局向納稅人會提交三個提案：一是印刷附律案，規定一切印刷品事先均須經工部局審查；二是增加碼頭捐案，計劃將碼頭捐增加50%;三是交易所註冊案，規定凡中國人在租界內開設交易所，必須到工部局註冊，否則不許營業。這三個提案不僅侵犯了中國的主權，也有損中國商人資本家的利益。因此上海各界群眾，尤其是商人強烈反對這三個提案。由於4月召開的納稅人會不足法定人數而未能通過，工部局準備於6月2日再開納稅人會。為了抵制，上海商人亦希望在6月2日前給工部局一個示威。中國共產黨選擇5月30日發動學生到租界去遊行演講，是想將工人反對日本資本家屠殺的罷工鬥爭，與商界反對租界工部局三提案的鬥爭結合起來，掀起一場大規模的反帝風暴。

  為了組織好這次反帝宣傳活動，中國共產黨以上海學生聯合會的名義，設立了一個秘密指揮部，事先分派黨、團員到各學校進行策動。由於租界不許遊行演講，中共最初擔心學生不敢冒險前往，未料5月30日，上海各校學生竟有3000多人前往公共租界散發傳單和發表演說。這使中共黨人大受鼓舞。惲代英事後總結說：「三十日出來的學生有了三千多個，與大家事前所揣測的，多了十倍。我們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難，只要我們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

  學生的講演激起了市民的反帝鬥爭情緒。租界工部局出動大批巡捕企圖驅散學生。學生與巡捕發生衝突。巡捕拘捕學生後，更激起學生和市民的憤怒。學生和市民近萬人聚集到南京路老閘捕房前示威，要求釋放被捕學生。武裝巡捕居然對徒手的示威學生和市民開槍射擊，打死十餘人，打傷數十人。是為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慘案發生的當晚，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和制定反帝鬥爭的策略。會議決定發動全上海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和學生罷課，將運動擴大為各階級和各階層的聯合鬥爭。為此，中共中央決定建立以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劉少奇和劉華等人組成的行動委員會來領導這次鬥爭，並決議立即成立上海總工會。5月31日晚，上海各工會召開聯席會議，宣布成立上海總工會，推選李立三、劉華分別為正、副委員長。

  租界當局的暴行震動了全上海。中共中央印發告工人、兵士、警察的傳單共五六十萬份，激起上海各階層民眾同仇敵愾之心，很快上海民眾幾乎全都轟動起來。各社會團體紛紛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應對之方。5月31日下午，上海商界團體分頭集會，商議對五卅慘案的態度。由中小商人組成的各馬路商界聯合會總會主張罷市聲援學生，上海總商會則遲疑不決。總商會由上海商界頭面人物組成，中小商人往往惟其馬首是瞻，若要實行總罷市，必須有總商會的命令。故上海總商會的態度關係到總罷市能否實行。最後在示威群眾的強烈要求和逼迫下，總商會副會長方椒伯（會長虞洽卿時在北京）簽署總罷市的命令。次日，上海公共租界大小商店都停止營業。接著華界、法租界的商店也紛起響應。

  在商界罷市的同時，上海大中學校學生亦從6月1日起開始罷課。接著，上海總工會發表宣言，宣布從6月2日起實行總罷工。據李立三回憶，他們最初先動員工人總罷工，但未能罷下來，等商人總罷市以後，工人總罷工才實現。由於運動因日本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和英租界巡捕槍殺示威學生、群眾而起，故英國和日本成為反帝鬥爭的主要目標。截至6月13日，英資工廠罷工者共26處，3.6萬餘人；日資工廠罷工者共39處，6.3萬餘人；工部局所屬系統罷工者8處，3600餘人。總計外資企業罷工107處，13萬餘人。此外，中國工廠亦有11處、2.6萬餘工人參加罷工。全上海學生、工人和商人同時以罷課、罷工和罷市的方式投身於反帝鬥爭，迅速形成一股巨大的民族主義洪流。是時的上海，只見滿街貼的是反帝國主義的標語、口號、圖畫；處處都有遊行的、演講的、募捐的、演戲的，人人都忙著反帝國主義的工作。針對這種形勢，中國共產黨又制定出新的動員策略：一是成立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作為反帝運動的總領導機關，將上海社會各階層民眾在民族主義旗幟下團結和統一起來；二是將五卅運動由上海擴大到全國去，形成全國性的反帝風潮。

  6月4日，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成立。它由上海總工會、全國學生聯合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和上海各馬路商界總聯合會四大團體各派六名代表組成。上海總商會不肯參加，只允站在調停的地位。從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實際運作來看，總商會不參加，反有利於中共對運動的控制。因為參加工商學聯合會的四大團體中，總工會和學生團體都控制在中共黨人之手，因而中共實際掌握了工商學聯合會的領導權，中共可以通過它來組織、策劃、引導和控制五卅運動的發展。在五卅運動的頭兩個月里，工商學聯合會差不多成了上海地方政府，其影響之大可以想見。

  上海總工會在五卅運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總工會成立後，即大力在罷工工人中建立工會組織。五卅以前，上海工會不過20餘個，參加工會的工人總計不到2萬。五卅爆發後，各工廠紛紛組織工會。至6月7日，加入上海總工會的工會多達44個。到7月中旬，加入的工會增加到106個，會員30餘萬。依照《上海總工會簡章》，各工會必須執行總工會的決議和命令；發生階級鬥爭時，各工會必須一致作聲勢上、經濟上或實力上的援助；同一產業或職業內，必須統一為一個工會。總工會成立後，為了充分發揮其工運指揮中樞的職能，在執行委員會之下，分設總務、交際、會計、宣傳、組織等科，劉少奇、陳杏林、傅冠雄、吳敏、劉貫之分任各科主任。總工會還按地域分設辦事處，指揮和領導各基層工會的鬥爭。6月19日，總工會下令在楊樹浦、引翔港、浦東、小沙渡、曹家渡、南市等工人集中區域分設6個辦事處。此外規定，各工會內部每10人為1小組，設組長1人；每3組以上，設支部幹事會；幹事會之上，設工廠委員會。上海總工會就是通過這樣自上而下的層級組織系統，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地指揮數十萬罷工工人開展反帝鬥爭。

  上海學生聯合會是五卅運動中的另一重要組織。五卅以前，上海學生界有「國民革命參與派」與「非政治性的社會運動派」之分野。前者如上海大學、南洋大學、南方大學、大夏大學、東亞同文書院等校的學生會；後者如復旦大學、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東吳法科大學等校（多為教會大學）的學生會。五卅慘案發生後，政治主張互異的兩大學生群體均作出了積極反應。五卅慘案所激起的民族情緒，迅速緩和與消融了上海學生界的分歧和矛盾。五卅以前，上海學生聯合會是一個以「國民革命參與派」學生為主體的組織，參加的學校只有10多個。五卅以後，90多個中等和高等學校的大部分青年學生加入，其中亦包括教會大學的學生，使上海學聯真正成為上海地區的學生聯合組織。

  隨著上海學聯勢力的迅速壯大，其影響亦與日俱增。惲代英談到：「學生會在那時很有權威。有些學校原來是反動學生所把持，反對學生聯合會的，自五卅的事件發生，學生群眾都要求共同聯合打倒帝國主義。」「假使沒有學生的聯合會，就不能號召民眾，五卅運動就無從產生。」五卅以前，上海學聯的組織相當簡單，五卅事起，感覺原有的組織已不能應付繁複的工作，乃改組執行委員會，擴大組織，增添職員，除執行委員長正副三人外，分設總務、交際、出版、宣傳、糾察、籌款六部，其後又增添工商和組織兩部，並設審查提案委員會、法律委員會、經濟審查委員會、對英日經濟絕交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監察委員會、檢查食品委員會、英文編輯委員會、夏令講演會等。各委員會分工負責，按照事務需要設立秘書、幹事等職，總計職員在200人以上。上海學聯組織機構之龐大，亦反映出它所擔負的重要職能及其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與上海總工會一樣，上海學聯和全國學聯兩大學生組織均接受中共黨團的直接指導。

  五卅時期，還有兩大商人團體亦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是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總會，一是上海總商會。前者由中小商人組成，後者為大商人的組織。兩者在五卅運動中的表現不盡一致。中小商人在五卅運動初期曾有熱烈的表現，與工人、學生一致行動。工商學聯合會成立時，各馬路商界聯合會總會（會員總數約30萬）亦積極參加。上海總商會則有所不同，他們沒有參加工商學聯合會，表示願在官民之間和中外之間充當調停人。上海總商會是當時上海乃至全國具有重大影響的社會團體。他們自恃有歷史、有實力、有影響，不願與工人、學生和中小商人團體平起平坐，亦不願放棄其獨立自主性。由於他們掌握整個上海的經濟命脈，在滬上多是呼風喚雨的頭面人物，在五卅以前的對外交涉中，當政府感到棘手時，常有賴他們出面充當調停人（如1923年的臨城劫車事件）。五卅事件發生後，中外政府當局也都希望由上海總商會居間調處，以使交涉留有轉圜的餘地。也是基於這樣的考慮，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沒有接受北京執政府派任為交涉委員的命令。

  當時上海資產階級內部對於五卅運動的態度並不完全一致。不同行業的資本家都以各自利益為出發點。如工業資本家與航業資本家，起初想利用罷工打擊日本和英國在華企業；而商業資本家中，國貨派起初對罷市非常贊成，而洋貨派則始終反對；銀行資本家中，民族資本銀行贊成罷市，而中外合資銀行則反對。態度的分野與不同行業商人的利益得失密切相關。一般而言，一些處於與外商競爭環境中的工廠或公司，往往會趁機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參與到罷市或抵制外貨的行列；而一些與外商有密切合作關係的企業或行業則因自身利益受損而對運動持反對態度。總體而言，商人在民族主義運動中多處於消極被動地位，除通電抗議或提倡國貨等與商人利益無損的活動外，採取其他行動則多因時勢所迫，主要是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以及保持一定的商業秩序。在激進的民族主義大潮中，「奸商」經常成為運動的攻擊對象。為了不致成為運動中激進民眾攻擊的目標，罷市有時也是商人的一種自保策略。

  依照中共的階級分析，學生和中小商人均屬於小資產階級，總商會則代表大資產階級。在中共看來，小資產階級因處於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壓迫之下，很容易激發其反抗性而走到革命方面來，但因其經濟地位所決定，在一定條件下必然會發生分化、動搖；而大資產階級自始即具有妥協性，當帝國主義威嚇、利誘時，他們將趨於反動。中共也認為，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內部不是鐵板一塊，均有左、右之分。中共當時的總策略是建立「民族的各階級的聯合戰線」。具體而言，即「以工商學聯合會為中心，由上海總工會聯絡學生會的左派，去壓迫他們的右派；又以整個學生會去聯絡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左派，去壓迫他們的右派；然後再以整個商界聯合會聯絡總商會左派，去壓迫他們的右派」。

  6月7日，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擬定解決慘案的17條交涉條件，交北京政府交涉專員蔡廷幹等人，而蔡等認為17條「太過火」，不肯提出與列強所組成的滬案調查團交涉。6月12日，上海總商會另行提出13條，交涉專員乃將13條送交滬案調查團。

  工商學聯合會所提17條的主要內容是：（1）取消戒嚴令；（2）撤退海軍陸戰隊，並解除商團與巡捕的武裝；（3）所有被捕華人一律釋放；（4）恢復公共租界內被封與被占據的各學校原狀；（5）懲凶；（6）賠償；（7）道歉；（8）撤換工部局總書記；（9）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之絕對自由；（10）優待工人，外人所設各工廠不得虐待華工，並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自由；（11）分配華人擔任高級巡捕，巡捕房應添設華捕頭，巡捕中華人應占一半；（12）撤消印刷附律、加征碼頭捐、交易所領照三提案；（13）制止越界築路；（14）收回會審公廨；（15）工部局董事會及納稅人代表會，由華人共同組織，代表名額以納稅多寡定比例，在納稅人年會出席投票權，與西人一律平等；（16）取消領事裁判權；（17）永遠撤退駐滬的英日海陸軍。

  上海總商會所提13條的主要內容是：（1）撤消非常戒備；（2）釋放所有因此案被捕的華人，恢復公共租界被封、被占據之各學校原狀；（3）懲凶；（4）賠償；（5）道歉；（6）收回會審公廨；（7）參與罷業罷工的洋務職工和海員工廠工人，將來仍還原職，並不扣罷業期內薪資；（8）優待工人，工人作工與否，隨其自願，不得因此處罰；（9）工部局董事會及納稅人代表會，由華人共同組織，其代表名額以納稅多寡定比例，在納稅人年會出席投票權，與西人一律平等；（10）制止越界築路；（11）撤消印刷附律、加征碼頭捐、交易所領照三提案；（12）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13）撤換工部局總書記。

  兩相對比，總商會所提條件，刪去了「永遠撤退駐滬的英日海陸軍」、「分配華人擔任高級巡捕」和「取消領事裁判權」；其次，刪去了「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之自由」，而代之以「工人作工與否隨其自願」。工商學聯合會所提條件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的激進主張，而總商會所提條件則顯得溫和一些。儘管如此，後者在主權的收回問題上仍然表達了相當強烈的要求。其時胡適、梁啓超等著名學者大多贊同上海總商會的主張。但總商會所提13條並未為列強所組織的滬案調查團所接受。

  實際上，中共與上海總商會的意圖全然不同。中共的出發點是政治，總商會的出發點是經濟；中共的目的是想進一步激化和擴大事態，藉此刺激民眾的反帝民族情緒，總商會則「以風潮不再擴大，交涉早日結束」為宗旨；中共提出17條，顯然並不指望列強接受，也深知列強不會接受。如果沒有中共提出17條在前，總商會所提條件可能還要低調得多。總商會的這種低調處理，實際上代表了多數商人的心理。他們雖然參與了罷市行動，卻不願漫無節制，以至於無法收拾，給自己在經濟上造成重大損失。

  中共提出17條後，通過發表通電宣言和舉行各種民眾集會等形式，大力宣傳和製造強大的輿論聲勢。6月11日下午，工商學聯合會發起召開上海各界市民大會，參加人數近10萬，「悲壯激越，為歷來所未有」。大會發表宣言，限政府當局於14日前將17條向列強公使團嚴重交涉，否則將發起全國大罷市、大罷工、大罷課。當上海總商會提出13條後，中共領導下的工人和學生團體紛紛發表宣言通電，指責總商會妥協、讓步。

  滬案第一輪交涉破裂後，上海總商會鑑於談判不知何時方可恢復，而商人罷市之損失已不堪重負，在這種情況下，商界開始醞釀開市。6月19日，總商會召集76商業團體代表110餘人舉行秘密會議，討論開市問題，內部分三派意見：一派認為罷市使中國商人遭受損失，於英日外商反無影響，而且端午節臨近，不如一面先行復業，一面仍繼續交涉；一派認為，在取消戒嚴令等4項先決條件未獲解決之前，不應開市；還有一派則調和前兩派的意見，主張有條件的開市，開市後仍一致對英日兩國實施經濟絕交，至交涉勝利為止。經過討論，第三派的主張獲得多數贊同，於是決定由各業各幫另行組織提倡國貨會，負責辦理下列三事：（1）對英經濟絕交，至」13條」解決為止；（2）對日經濟絕交，至日紗廠案解決為止；（3）籌款接濟罷工工人。最後決定於6月21日開市。

  針對總商會開市的主張，中共雖不情願，但見大部分商人要求開市，無法阻止，遂沒有堅決反對。上海總工會表示：「商界開市與否，工界決不依賴；工界要堅持到底，決不上工」。但中小商人多反對開市，申言「滬案尚未解決，條件尚未承認，今忽然開市，是我們商界的恥辱」。實際上中小商人內心亦希望早日開市，只是6月21日正值端午節前。按照當時上海的商業習俗，端午節為結帳日期，大商人收入頗豐，而中小商人則大多付出。

  6月23日，總商會與工商學聯合會舉行聯席會議，磋商開市日期。中共為了爭取中小商人，乃提議改為6月26日（農曆5月6日）開市，獲得通過。25日，總商會、工商學聯合會和納稅華人會聯合發表《開市宣言》，說明於26日先行開市，「但同時仍本初志，為伸張公理，而努力於抵制英日貨物與停業工人之援助」。與工人長達3個多月的罷工相比，商人罷市25天顯得有些短暫。但對商人而言，為了反帝而堅持這麼長時間罷市亦屬前所未有。據各馬路商界聯合總會的調查統計，五卅運動中上海商界因罷市而蒙受的直接經濟損失合計銀367.8萬餘兩，大洋775.4萬餘元。罷市對金融商業所造成的間接經濟損失則無法估計。具體數字未必精確，但商界損失重大則是無疑的。

  1925年6月份，是五卅運動聲勢最壯、鬥志最旺的時期。在運動初期，學生激於民族義憤，表現非常勇敢和堅決。學生的鬥爭帶動了商人資產階級的鬥爭。鄧中夏說：「在資產階級眼中，學生是被他們所比較重視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殺，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學生，資產階級一定是漠不關心，一屁不放（譬如資產階級對顧正紅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證據）。惟其是因為屠殺學生，他們方慢條斯理的討論他們對慘案的態度。所以此次學生運動有很大的作用。」進入7月以後，形勢逐漸發生變化。商界開市以後，勢必給其他各界的鬥爭帶來消極影響。加之適值學校放暑假，部分學生在家長父母的催促下（擔心子弟在外闖禍）或在老師的勸導下（擔心鬧壞學風）紛紛離校回家。等到暑假結束，返校學生恍若隔世，熱度冰消，情緒全無。剩下少數學生會代表，又常常發生問題，如一些學生會幹事喜歡坐汽車，吃西餐，愛與女學生交際等，遭人非議，大損學生會的威信。學生退回，商人軟化，最後只剩下工人在那裡孤軍奮鬥。

  商界開市後，租界工部局為了破壞工人罷工，於7月6日斷絕對華商紡織工廠的電力供應，想以此脅迫華商紡織資本家促成復工。此前由於日商紡織企業罷工，華商紡織資本家全力投入生產，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工部局停止供電後，華商紗廠聯合會要求電氣處工人先行復工，後又致電北京政府，要求當局制止工人鬥爭。

  7月23日，奉系的淞滬戒嚴司令部以工商學聯合會「煽惑群眾，顛覆當局」為由，將上海總工會查封，同時被查封的還有海員工會和洋務工會。由於上海總工會等團體的抗議，工商學聯合會於7月28日啟封。但各馬路商界聯合會總會開始動搖，不願再與上海總工會統一行動，試圖從火熱的反帝鬥爭前線退卻。

  就實際運作而言，「三罷」鬥爭中，數工人罷工最為艱難。商人罷市固然影響其營業收入，學生罷課也影響其學業，而工人罷工則直接影響其日常生計。工人平日工資微薄，難得積蓄，一旦罷工，生活即瀕於絕境。五卅運動期間，數十萬工人持續罷工數月之久，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歷史上亦屬罕見。罷工工人靠什麼維持生活？主要靠捐款。其時罷工工人每人每日最低貼補小洋2角，每月總計需要100萬至120萬大洋，才能維持全上海罷工工人的基本生活。據統計，五卅運動期間，國內外各方為支援上海工人罷工而募集的捐款，超過300萬大洋。300萬大洋在當時是一個多大的數目呢？據稱1925年北京臨時執政府全年實支經費595萬。也就是說，大約相當於中央政府全年經費開支的一半。捐款數目之大，捐款人數之多，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五卅捐款多集中在1925年6月份。7月份起，各界捐款漸少。罷工日久，各方捐款熱情逐漸冷卻，罷工工人救濟費的籌集日趨困難。籌款成為上海總工會在五卅運動後期的頭等工作。7月5日，上海總工會致函各報館轉各地官、商、民、學各界，呼籲捐款接濟工人，以維大局。由於捐款不敷救濟，或因救濟費不能及時發放到罷工工人手中，生活面臨困境的工人難免對運動產生厭倦情緒。數以萬計的工人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同時罷工的，眾多的工會也幾乎是在一夜之間成立的。是時中共自身力量還很弱小。1925年1月，中共黨員總數不到1000人，其中上海區委所屬的黨員不過200多人，外加青年團員約500人。以如此少量的黨、團員組織指揮數十萬罷工工人，難免力不從心。加之工人的文化程度和政治素養較低，雖具有很好的革命潛質，並不等於天然具有階級覺悟。工人的階級覺悟必須中共知識精英去教育和開掘。剛成立不久的上海總工會忙於應付局面，根本來不及對工會組織進行整理和對罷工工人進行廣泛的宣傳教育。「辦事處及工會，幾乎全變成為發錢的機關，工會內負責人員，亦幾完全變為發放救濟費的特派員；工人入會，似亦專為救濟費而來，甚至於會內要叫一工友送封信往數百步之外的地方，亦非先給他以錢不可。"7月份以後，因各界捐款不足，工人索款不得而常發生騷亂事件。上海總工會和上海總商會多次被要求救濟的工人圍困。在內外情勢的壓迫下，中共中央不得不調整運動的目標和策略。7月底，上海總工會在給莫斯科的報告中已有「適時停止罷工」的倡議。蘇共中央政治局乃決定「有組織地脫離罷工鬥爭，最大限度地鞏固業已取得的成果」。上海罷工運動開始急速收束。

  192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和青年團中央聯合在《嚮導》周刊發表文告，指出：由上海、香港引發的罷工，還不能立刻形成全國性的反抗運動，工人必須作好長期鬥爭的準備，「工人階級如果不顧環境孤軍獨進，也不足以使帝國主義者立刻拋棄不平等條約」，「上海工人假使能滿足自己的經濟要求及法律要求而上工，這決不是停止與帝國主義奮鬥。這不過是總鬥爭中之一個段落和部分的勝利」，「你們既是有組織的罷工奮鬥，你們也要有組織的上工。」

  當日下午，上海總工會召開各工會代表大會。會議提出了復工的最低限度的9項條件：（1）無條件交回上海會審公廨；（2）租界內出版、言論、集會、結社自由；（3）租界華人必須與外人享有同等參政權利；（4）承認工人有自由組織工會之權，並承認工會有代表工人之權；（5）工人一體復工，不得因此次罷工而開除工人；（6）發給罷工期內工人工資的50%;（7）增加工資15%,工資一律發給大洋；（8）優待工人，尤須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條件；（9）賠償死傷學生、工人。會後，上海總工會發表宣言，向外公布9條復工條件，申言如9項條件得到認真履行，工人可以復工。9項條件主要側重工人自身利益的局部解決。

  8月中旬，上海總工會與日本資本家就日廠工人復工首先達成協議：（1）工廠俟治安維持確定之後，承認依中國政府工會條例所組織之工會，有代表工人之權；（2）不發罷工期間工資，但對於良善工人予以相當幫助；（3）工人工資依技術進步程度予以增加，其餘則斟酌情形，與中國紗廠協議辦理；（4）工資零數轉入下期，付大洋，賞金亦付大洋；（5）日人平時入廠不帶武器；（6）工廠無故不得開除工人。另外達成3項附議：賠償傷亡，斥退兇手，補助工人停工損失費10萬元。這些條件與上海總工會前述9項復工條件顯然存有相當差距。總工會雖然不滿意，但權衡各方情形只好忍痛接受。

  日廠工人於8月25日全體復工。日廠復工後，鑑於英國是五卅慘案的主凶，上海總工會決定英廠罷工再堅持一段時間。9月18日，上海總工會被奉系軍閥封閉，英廠罷工工人頓失依恃。9月26日，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出面與英商紗廠達成7項協議，除復工後付工人大洋3元作補助金外，余均與日廠工人復工條件相同。英廠罷工工人分別於9月30日至10月8日相繼復工。

  長達3個多月的上海反帝大罷工就這樣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