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反帝廢約與國民會議運動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即深受列強之侵略與欺凌，並被迫訂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官民亦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抵制和反抗。但值得注意的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作為政治口號提出來，並迅速普及於廣大民眾之中，則是「五卅」前後的事。

  在20世紀初葉，中國某些精英對帝國主義的一般看法是：帝國主義源自「民族之力充沛於內不得不溢於外」；帝國主義是「民族主義發達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者對中國雖然不好，民族主義卻是中國所急需的思想，當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到精力充沛不得不溢於外的階段，中國也就變成了像英、美、日、法那樣富強康樂的國家；那時的中國也許變為帝國主義列強之一，找幾個弱小國家發泄它過剩的精力，但那不要緊，欺負別人總比被人欺負舒服些，要緊的是「神州大國」、「神明貴種」能像日本一樣躋身「列強」行列。在那時的中國精英看來，中國衰弱是因為自己不爭氣，自己的缺點太多，並不是因為列強的侵略和壓迫。中國要富強，必須消除自身種種造成分崩離析的衰弱原因。「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之類的自省式民族主義在當時的中國知識階層中頗為流行。

  但到20年代初，自省式的民族主義很快為反帝的民族主義所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俄十月革命之後，中國人發現「西方」在分裂、在破產。特別是蘇俄發表放棄所有舊俄時代條約權利的《加拉罕宣言》後，中國各界對蘇俄產生了極大的好感。1923年12月，北京大學進行民意測驗，其中一題為「俄國與美國誰是中國之友？為什麼？」測驗結果，有59%的人認為俄國是中國之友，只有13%的人認為美國是中國之友。那些認俄國為友的人所持的理由主要是：（一）因其為社會主義國家，以不侵略為原則；（二）因其為反帝國主義國家，中國正好與之聯合，抵制英美；（三）因其為被壓迫民族，與中國情形相同。也就是說，「不侵略」和「反帝」是當時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對「新俄」的認知，亦是他們主張「友俄」的重要考慮。對那時一般並未深入研習社會主義理論的人來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要吸引力，是它既來自西方，同時又號召世界人民進行反對以西方為主的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

  在中國，最早提出「打倒帝國主義」這一口號的是中國共產黨。一般認為，中共二大便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二大宣言」中，中共提出的奮鬥目標，第一項是「打倒軍閥」，第二項是「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一年以後，中共三大通過的《黨綱草案》，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口號。今人聽來，「帝國主義」、「軍閥」這類名詞早已耳熟能詳，而在20年代初，一般中國人對「帝國主義」、「軍閥」這類名詞還相當陌生。陳獨秀在中共三大的報告中說：「我們是在『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口號下工作的。打倒軍閥的口號已得到中國社會上大多數人的響應，而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還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黨員應該更加注意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1923年11月底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黨報》第1號所載中共中央報告內稱，由於《嚮導》等刊物的宣傳，「社會上反帝國主義的空氣，大會後比大會前漸漸濃厚起來。」同時又指出：「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在中國國民運動中，比反軍閥運動更為切要。在軍閥與帝國主義者有衝突時，吾人得助軍閥以抗外人，斷不可借外力以倒軍閥。"1924年5月14日中共中央的報告又談到：「我們政治的宣傳，自一九二三年起，即是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兩個口號。在一九二二與一九二三年間，『反對軍閥』已成了全國普遍的呼聲；到一九二三與一九二四年間，列強對華進攻日急，全國知識階級中進步分子，已採用『反抗帝國主義』的口號；而且最近在北京、上海、漢口、廣州、奉天等處，已漸漸有反帝國主義的民眾運動發生。」中共中央再次強調，「我們反對帝國主義，比反對軍閥還要注重」。中共將反對帝國主義放在首位，認為反帝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工作。1924年陳獨秀在一篇文章中聲稱：「國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是兩個意義相類的名詞，所以反抗國外帝國主義之壓迫是國民革命運動之中心工作。」中共在同期的理論宣傳中，亦強調「我們國民革命中只是反帝國主義運動是我們最初步的而且是根本的辦法，其餘都是治標的罷了」。

  在中共的大力宣導下，僅一兩年時間，反帝國主義的口號便很快為知識精英，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所接受。與清末民初自省性的民族主義不同的是，反帝國主義口號的魅力，在於它將中國的一切貧窮落後都歸咎於帝國主義，故而具有強大的政治號召力和民族主義煽動性。吳國楨在晚年回憶錄中談到：「那時將中國的災難全都歸罪於外國經濟和政治滲透的觀點，確實對年輕人幾乎有普遍的號召力，因此當共產黨創造出『帝國主義』這個詞時，他們確實掌握了進入年輕人頭腦的鑰匙（中國共產黨人對『帝國主義』這個詞有中國式的說法）。馬克思主義在打動年輕人方面，沒有多少影響，但『帝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則有。」馬克思主義對年輕人影響之大小，另可探討，而「反帝國主義」話語之普遍魅力，則確實存在。檢閱早期的中共中央文獻和中共領導人的有關言論，不難發現，中共很少運用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經典理論對「帝國主義」這個概念加以明晰的闡釋。在多數場合下，中共話語中的「帝國主義」，幾乎成了「侵略主義」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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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涉及反帝國主義的具體目標時，中共將火力集中於「不平等條約」。與「帝國主義」、「軍閥」一樣，「不平等條約」亦是當時的一個新詞語。不同的是，「帝國主義」、「軍閥」均是外來詞，而「不平等條約」則為中國人自創。此詞在19世紀的中國未見使用過。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對根本改變中華帝國外交關係的條約制度所帶來的危害還沒有清醒和充分的認識，只有極少數人偶爾發表憂慮和抱怨言論。「五四」前後，因受巴黎和會的刺激和蘇俄發表放棄舊約宣言的啟示，中國民眾才真正開始認識到不平等條約對中國發展所產生的國際障礙，開始使用「不平等條約」來表達對列強條約體系的不滿。不過當時人尚未將「不平等條約」作為一個賦有特定意義的固定詞組，而且使用次數極少。

  中國共產黨首次將「廢除不平等條約」作為一個政治口號和政治主張提出。其後，中國國民黨起而響應。1922年6月1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對時局的主張，提出「改正協定關稅制，取消列強在華各種治外特權，清償鐵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權」等。論者有謂「此乃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一口號之嚆矢」，是中國近代第一次以政黨名義發表的廢約主張。不過其中尚未明確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真正明確提出廢約主張，是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過的《黨綱草案》，內稱要「取消帝國主義的列強與中國所訂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次年1月，國民黨一大宣言，亦將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作為其對外政策的首要主張。

  中共自二大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目標後，在每次反帝鬥爭中，均將鬥爭目標引向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共將反帝作為國民革命的首要目標，又將廢約作為反帝的首要目標。這樣一種政治主張的選擇，不僅對孫中山、國民黨，亦對同時期中國社會各階層民眾產生了直接影響。在1920年以後的二三十年間，沒有哪個口號能比「打倒帝國主義」和「廢除不平等條約」更能鑄造和催化中國民眾舉國一致的民族主義激情，也沒有哪一個語詞比「帝國主義」和「不平等條約」對西方列強更具譴責和抨擊力度。與「列國」、「列強」等稱謂相比，「帝國主義」這一帶有濃烈的布爾什維克味的譴責性語言，自然更能刺激和催化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愫。在20年代國共兩黨創造性地使用和強化宣導下，「帝國主義」和「不平等條約」作為非正義、侵略、壓迫和威脅的象徵符號，在潛移默化中被中國廣大民眾毫無保留地接受，從此成為中國人論說對外關係時不可或缺的，也是使用頻率最高的兩個關鍵詞，不僅在中國各派政治家無數次的政治演說和各大政黨的意識形態宣傳中頻頻出現，也成為中國學術界研究近代中外關係時的主導理念和經典概念。

  1924年夏，中國南北各大城市同時開展了一場名為「反帝國主義」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運動。這是近代中國首次明確揭櫫「反帝」旗幟的群眾運動。這場運動的發生，一方面是因中共和國民黨等新生政治力量的宣傳推動，另一方面則是受到中蘇協定簽訂的直接影響。

  中蘇協定的簽訂，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曲折過程。早在1919年7月，蘇俄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代表新生的蘇俄政府發表了《第一次對華宣言》，聲明廢除舊俄政府與中國所締結的一切秘密條約，將沙皇政府從中國人民那裡掠奪的一切交還中國人民，並建議與中國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但當時中蘇之間郵電不暢，這一宣言並未立即傳到中國。次年3月3日，蘇俄西伯利亞和遠東外交事務全權代表在致中國駐該地領事館的照會中，轉達了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北京政府於3月26日才收到領事館轉交的宣言（法文本）。

  經歷了巴黎和會的挫折而對列強普遍失望的中國民眾，得知蘇俄政府的這一宣言後反響極為強烈。國內各重要團體紛紛致電蘇俄政府表示感謝；各大報紙爭相刊發評論，對蘇俄新的對華政策表示熱烈歡迎。與民間社會的積極態度相比，北京政府的反應則十分遲疑。它擔心與蘇俄新政權的接觸會得罪正在封鎖和孤立蘇俄的列強，尤其擔心引起近鄰日本的強烈反應。其次，北京政府對蘇俄新政權的穩定及其宣言的誠意尚疑信參半。為了打探虛實，北京政府派遣以陸軍中將張斯麟為團長的非正式代表團前往蘇俄，進行實地考察。代表團於1920年6月出發，9月抵達莫斯科。在與俄人直接接觸後，張斯麟認識到蘇俄新政府剛上台，迫切希望與中國修好，乃多次致電建議北京政府利用時機，挽回國權。就在張斯麟訪俄期間，加拉罕向張遞交了新的照會，即《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對中國政府宣言》，史稱「第二次對華宣言」。宣言進一步發展了第一次宣言中提出的原則。張斯麟回國時帶回了「蘇俄第二次對華宣言」的原本。北京政府於1921年2月1日回復甦俄，表示願意尋找機會與蘇俄開始談判。蘇俄提出派代表來華與中國直接交涉，但北京政府要求只能派非正式代表，且代表團不能在中國傳播「與中國社會不相容之主義」。經過半年多的商討，雙方取得初步諒解。1921年10月，北京政府同意蘇俄派遣商務代表來華。10月24日，蘇俄向中國派出了第一個全權代表裴克斯。

  但就在裴克斯來華期間，蘇俄政府與外蒙古於11月5日秘密簽訂了《俄蒙修好條約》，承認外蒙古為一獨立國家。北京政府於1922年4月確切獲悉這一條約的內容後，向裴克斯提出嚴正抗議，指責蘇俄政府違背其對華宣言，聲明無論俄蒙之間私訂何種條約，北京政府概不承認。

  裴克斯使華未有進展，蘇俄又改派越飛來華。越飛是蘇俄外交界的重量級人物。越飛於1922年8月抵達北京。但雙方在外蒙古和中東鐵路這兩個重大問題上存有分歧，中方提出以蘇俄軍隊立即從外蒙古撤退為中俄舉行正式談判的先決條件，而越飛不同意會談設立先決條件。在中東鐵路問題上，中方要求蘇俄履行其兩次對華宣言，將該路無條件歸還中國。越飛則認為，蘇俄政府從未有過無條件歸還中東鐵路的承諾。不僅如此，越飛對蘇俄政府的兩次對華宣言作了新的解釋。他聲稱：如果北京政府認為宣言意味著蘇俄完全放棄在中國的利益，那實在是一種「誤會」，對蘇俄未免太不公允。蘇俄政府拋棄的只是帝俄時代的侵略政策，但合法而公正之權利，並不能因此項宣言而消滅。

  直至1923年初，北京政府與越飛之間的交涉仍無任何結果。越飛於是將目光轉向南方的孫中山。1月26日，雙方發表了《孫文越飛聯合聲明》。宣言發表後的次日，越飛離華赴日，去交涉蘇日之間的有關問題。北京政府擔心日俄接近，會簽訂有損中國利益的協定，遂決定加強對俄交涉。1923年3月，北京政府成立了「中俄交涉督辦公署」，任命前外交總長王正廷為交涉督辦，並電請越飛回京開議。但越飛未回北京。7月，蘇俄政府決定改派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使華。加拉罕於9月2日抵達北京，4日對報界發表了一份聲明，史稱「蘇俄第三次對華宣言」。

  第三次宣言與前兩次宣言有一點明顯不同，即它公開聲明並非放棄所有舊俄在華權益，「我們絕不會放棄我們在中國的利益，因為它們並未侵犯中國人民的主權……中國人民一定明白，我們在華的實際利益必須予以承認，因為這些利益很容易同中國人民的利益和主權協調一致起來。」

  不僅如此，加拉罕還提出以中國首先承認蘇俄作為開始談判的先決條件。北京政府認為，蘇俄的目的就是要獲得中國的承認，擔心一旦承認蘇俄，將不利於解決中蘇間的若干重大懸案，因而堅持在承認蘇俄之前，必須先解決懸案。中蘇關於先決條件的爭論，實際上反映了雙方目標的分歧。蘇俄的目標是改善其國際生存環境，而不急於解決舊俄在華權益問題；而中國的目標則相反，即希望儘快解決舊俄在華權益問題，而不急於與蘇俄建交，以免引起列強的不滿。由於雙方各持己見，談判一度陷入僵局。

  1924年2月，英國與義大利先後正式承認蘇俄並與之建立了外交關係。這就減輕了北京政府承認蘇俄所承受的列強的壓力。北京政府表示可以先行承認再開正式會談，但在正式宣布承認之前，雙方代表先通過非正式會談議定一個解決懸案的大綱，待宣布承認後，雙方立即召開正式會議來解決懸案。加拉罕表示同意。至1924年3月中旬，雙方達成《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等相關草案。王正廷和加拉罕分別在草案上簽了字。

  但當北京政府內閣會議審議王正廷草簽的大綱協定時，又出現了一場不小的波折。外交總長顧維鈞等對協定草案中有關外蒙等問題的具體細節持強烈反對意見。北京政府據此拒簽協定。談判再度陷入停頓。

  北京政府的拒簽之舉，遭到全國各界民眾的指責。各團體紛紛發表聲明，主張無條件承認蘇俄。地方軍政大員如吳佩孚、劉鎮華、孫傳芳、蕭耀南等亦致電北京政府，主張立即簽訂中俄協定。在各方的壓力下，北京政府謀求重開談判。蘇俄方面亦不願談判就此破裂。雙方經過秘密磋商後，終於達成一致意見，並於1924年5月31日正式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及相關外交文書。中俄邦交恢復。

  《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的主要內容是：

  1.帝俄政府與中國政府所訂一切公約、條約等概行廢止，兩國重訂平等新約；

  2.俄國自帝俄政府以來凡與第三者所訂之一切條約、協定等，其有妨礙中國主權及利益者，概為無效；

  3.蘇俄政府承認外蒙為中華民國之一部分，並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

  4.蘇俄政府同意放棄帝俄政府在中國境內所得之一切租界、租借地等特權；同意放棄俄國部分之庚子賠款；同意取消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

  5.蘇俄政府承認中東鐵路純系商業性質，所有關係中國主權之事務，概由中國政府辦理；中國可以贖回中東鐵路。

  中俄協定的簽訂，在近代中外關係史上具有重大意義。蘇俄政府主動放棄舊俄在華特權，主動廢除中俄之間的不平等條約。這在中外交涉史上是破天荒的。蘇俄的這一舉動，與列強頑固維持其對華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它不可避免地對列強的不平等條約體系產生巨大衝擊，其輻射性的影響遠遠超過中俄協定本身所帶給中國的實際利益。中俄協定的簽訂，激勵和鼓舞中國人民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鬥爭。以此為契機，一個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愛國運動在中國南北各地磅礴興起。

  中俄協定簽字後，北京國會議員胡鄂公等181人致電蘇俄政府和人民，慶祝中俄恢復邦交，並認為此舉是反帝國主義的勝利。北京、上海、長沙等城市的各界民眾分別召開慶祝大會。慶祝大會除對中俄協定本身表示熱烈歡迎外，更要求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如上海市民集會時，致電日本新任首相加藤高明，要求「速取消二十一條，改變侵略政策」。

  根據中俄協定的有關規定，北京政府外交部照會駐京九國公使，要求將其代管的舊俄使館交還蘇俄，但遭到後者的拒絕。日、美、法三國公使還向北京政府聲明，對於中東鐵路之發言權，不受中俄協定的約束。列強企圖以此阻止中俄協定的實施。此舉進一步刺激了中國民眾反對帝國主義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鬥志。1924年6月17日，北京國會議員胡鄂公等135人發表《維持中俄協定宣言》，申言此次協定之成立，是中俄兩國人民反抗列強帝國主義之結果，協定規定中東鐵路由中國贖回，自不容第三國無理干涉。

  7月8日，上海市民對外協會等30公團聯合發表宣言，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次日，北京學生聯合會、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等10餘團體和胡鄂公等一批國會議員，聯合發起組織北京反帝國主義運動聯盟，並發表通告，趁蘇俄廢除不平等條約之機，向尚未廢除此項條約之列強，提出同等要求，將從前所訂一切不平等條約一律作廢。通告發出後，社會各界迅速群起響應，參加團體擴增到50多個。13日，50多個團體在中央公園舉行「反帝國主義大聯盟」成立大會。大聯盟的參加者既有中共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成員，亦有國會議員和其他各界民眾。大會通過《反帝國主義大聯盟宣言》，宣布聯盟的宗旨是：（一）撲滅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廢除壓迫中國弱小民族所訂一切不平等條約；（二）聯絡一切願意參加反帝國主義工作的同志；（三）只從事反帝國主義事業，其他任何事務概不與聞；（四）反對帝國主義的走狗和漢奸。

  7月18日，北京8所國立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舉行聯席會議，響應反帝國主義大聯盟，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呼籲開展一個「廢止國際一切不平等條約之運動」。27日，北京反帝大聯盟在中央公園召開歡迎新聞記者大會，希望新聞界予以援助。全體到會記者一致加入反帝大聯盟，為宣傳委員。

  7月28日，中華學生廢約同盟在北京成立。同日，上海市民對外協會、上海市民協會、機器工人俱樂部、店員聯合會、各馬路聯合會、工團聯合會、中華學生聯合總會等30餘團體聯合發表廢約宣言。8月13日，成立上海廢約運動大聯盟。此後，反帝廢約運動迅速擴展到全國。湖南、天津、武漢、濟南、廣州、青島、杭州、太原、保定、江西、四川等省市相繼成立反帝大同盟。反帝廢約的怒潮幾乎遍及全國。

  為了壯大反帝運動的聲勢，北京反帝大聯盟向全國發出倡議，以9月3日至9日為中國反帝國主義運動周，以簽訂辛丑和約之9月7日為國恥日，呼籲全國同胞屆時降半旗吊國恥，舉行全國大示威，抵制外貨。在運動周內，全國各地的反帝聯盟普遍舉行群眾集會，開展各種各樣的反帝宣傳活動。9月7日，廣州各界100餘團體7萬餘人舉行反帝大會和示威遊行。上海、武昌、濟南、天津、杭州、長沙、太原、哈爾濱等城市均於是日舉行了各種反帝廢約的宣傳紀念活動。全國反帝廢約運動達到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與五四愛國運動中「打倒列強」的口號相比，「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具有更為明確的目標。反帝運動中，宣傳輿論將「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與其政府區別開來，指出反帝國主義只反對其統治階級，而不反對其人民；又指出「帝國主義的國家，不單是中國人的敵人，又是各弱小民族的仇敵，也是英美日法的農人工人的仇敵」。

  在這場席捲全國的運動中，尚處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站在運動的前列。各地反帝聯盟的發起者和領導成員中，常有中共黨人參與其間。中共中央還通過《嚮導》不斷發表評論文章，給運動以理論指導。國民黨亦積極支持了這場運動。運動的參加者雖然十分廣泛，但運動主要在城市精英階層中展開。農民固未參與，即城市工人和普通市民亦基本上沒有參加。運動的形式主要以輿論宣傳為主。運動的目標雖十分明確，但運動的發起者顯然並未指望通過這場運動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目的。儘管如此，運動的影響卻並不因此而減損。時人稱：「此一舉也，終極目的為對外，而目前功效在對內，雖不遽望外人見聽，要必使國人先聞之知之，憧憬之，要求之。無論如何，此事要為訓練國民應有之舉。」換言之，運動的目標雖然對外，而實際意義則在喚起國人認清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認識到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是中國一切貧困落後的禍根和癥結所在。過去國人冥思苦想而難以弄清的問題，如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等，很快從「帝國主義」和「不平等條約」之中找到了答案。通過廣泛的宣導，「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等政治話語開始為中國民眾所接受，並成為中國民眾痛恨和積怨的目標。這場運動實際上是即將到來的五卅反帝大風暴的序幕。它顯然為後者作了廣泛的輿論和思想準備。

  反帝廢約運動為了將目標一致對外，聲稱只反對帝國主義，而不與聞其他國事。然而國事之紛亂，勢必妨礙反帝運動的展開。當反帝廢約運動在全國各地蓬勃興起的時候，軍閥之間的混戰亦在緊鑼密鼓中展開。1924年9月，江浙戰爭和第二次直奉戰爭相繼爆發。接著，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直系曹吳政權，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向國人陳述其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的政治立場。孫中山將其北上之行的目標，重點放在革命主義的宣傳上。而其政治主張的中心，一是召集國民會議，以對付軍閥；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對付帝國主義。以此為契機，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國民會議運動。國民會議運動在時間上與反帝廢約運動相銜接，而運動目標則由單純的反帝運動擴大為反帝與反軍閥相結合的運動。

  孫中山於11月13日從廣州出發北上，途經香港、上海，轉道日本長崎、神戶，於12月4日抵達天津，31日扶病入京，其行程長達1個半月。沿途所至，孫中山頻繁發表演說，廣泛接見各界人士和新聞媒體，大力宣傳其政治主張，將其北上行程變為一次規模空前的群眾性宣傳活動。與此同時，他指示國民黨中央派遣數十名宣傳員分赴各省區廣泛開展宣傳活動，還先後兩次就派遣宣傳員問題對13個省區的軍民長官發出通電，要求對國民黨宣傳員惠予接洽。自國民黨改組以來，孫中山第一次，也是他最後一次開展如此大規模的宣傳活動。

  召開國民會議的政治主張，最早是中國共產黨於1923年7月發表的《中共中央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中正式提出來的。當時曹錕發動了驅逐黎元洪的政變，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權，激起全國輿論的一致反對。中共針對時局發表主張，建議「由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出來號召全國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舉多數代表，在適當地點開一次國民會議」，並認為「只有國民會議才真能代表國民，才能夠制定憲法，才能夠建設新政府統一中國」。孫中山當時仍寄希望於外國援助和軍事行動，對中共的這一主張沒有積極回應。直至國民黨改組後，孫中山開始重視宣傳群眾和組織群眾的工作。北上之際，孫中山接受了中共的這一政治主張。他號召通過國民會議來「打破軍閥」和「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他指出：「中國革命以來，連年大亂，所以不能統一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和外國有了不平等條約，每個外國人在中國總是利用那些條約來享受特別權利。」為此，他呼籲「打破列強的侵略」，「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租界和領事裁判權」。當他獲知新上台的段祺瑞政府對外宣稱「外崇國信」時，他嚴詞質問：「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道理呢？」

  在孫中山北上宣傳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發動各地黨團員積極響應。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地黨組織動員民眾，聯絡各地公團，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並加強對國民會議促成會的領導。在國共兩黨的密切合作下，聲勢浩大的國民會議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蓬勃興起。湖南、湖北、江西、山東、安徽、福建、熱河等省以及上海、北京、漢口、廣州、天津、南京、長沙、保定、濟南、青島、石家莊、太原、張家口、廈門、寧波、鎮海、九江、黃梅、吉安、徐州、韶州等城市均先後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積極開展宣傳等活動。運動的規模和聲勢超過了此前的反帝廢約運動。運動從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發展，有些地方甚至擴展到農村，如浙江蕭山、紹興和廣東東莞等地。宣傳的內容，除了廢除不平等條約、反對段祺瑞政府的善後會議等共同要求外，還結合各階層人民的切身利益要求，推動國民會議運動向縱深發展。

  為了與段祺瑞政府的善後會議作針鋒相對的鬥爭，國共兩黨共同發起召開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於1925年3月1日至4月16日在北京召開，全國20多個省、120多個地區的國民會議促成會的代表共229人參加。代表的職業非常廣泛，有工人、農民、教師、學生、記者、律師、商人和民族資本家等。大會推選顧孟余、趙世炎、朱務善等9人為主席團，主持大會。大會宣布的宗旨是：「組織民眾、宣傳民眾、武裝民眾，向掠奪和壓迫階級手中奪回人民的自由和自己建設獨立之國家。」社會動員的範圍和目標均超過此前的反帝廢約運動。大會討論的問題有：國際帝國主義侵略、國內軍閥混戰、財政實業以及國民會議運動等。大會以此組成了四個相應的委員會。大會共召開全體會議19次。其中中共代表趙世炎作了關於帝國主義侵略問題的報告，蘇兆征作了工人問題的報告，朱務善、韓麟符、李勃海分別作了關稅、太平洋會議和國民會議運動等問題的報告。大會最後通過《國際問題決議案》、《國內問題決議案》和《國民會議預備會議條例》等文件。在《國際問題決議案》中，歷述了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經過，指出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迫切性；在《國內問題決議案》中，闡述了軍閥統治下的九個方面的問題，號召全國人民向一切軍閥施行總攻擊。大會選舉成立了聯合總會的執行委員會，蘇兆征、鄧穎超、朱務善、顧孟余、王樂平等21人當選為執行委員。

  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是在國共兩黨主導下由全國各界民眾代表參加的一次大集會。就影響面而言，國民會議運動的聲勢超過了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但運動的參加者仍以城市上層精英為主。大會通過的決議自然無法強制段祺瑞政府執行。召集國民會議，建立民主政府的目標更不可能付諸實施，但大會的召開仍具有相當的意義和影響。它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政治主張得以向全國各界民眾推廣。在此以前，國共兩黨的政治影響主要局限於南方。反帝廢約運動和國民會議運動的開展，逐漸拓展了兩大政黨在全國，尤其是在北方社會的政治影響。

  就在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孫中山患肝癌在北京逝世。孫中山逝世後，全國各界民眾紛紛以唁電、唁函和集會等形式舉行悼念活動。國民黨以此為契機，通過舉行盛大隆重的喪儀，大力宣傳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和國民黨的意識形態。由於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積極參與和組織各地的追悼活動，喪儀實際成為一次大規模的政治宣傳運動。正如李劍農所言：「中山所抱的主張雖未實現，但在此種喪儀中，其主張的宣傳，卻發生了相當的影響。」

  一般而言，民眾的政治動員是兩個過程互動的結果：一是民眾自身政治意識在一定社會變遷基礎上的覺醒；二是政黨或政治利益群體對民眾有意識的宣導和動員。前者往往是一個漸變和潛移默化的過程，而後者則視政治力量動員的方式和力度而定。1924年下半年和1925年上半年接連發生的反帝廢約運動和國民會議運動，使國共兩黨的政治理念得到了弘揚，並隨著孫中山的北上和逝世而逐漸深入人心。如果說1924年的廢約運動還只是一種籠統、浮泛的宣傳的話，那麼，1925年的反帝運動則得到了較為具體的落實：在北方，以北京為中心掀起了群眾性的「關稅自主運動」；在南方，則以上海為中心，對列強在華的租界發起了一場猛烈的攻勢，並引發為一場空前的五卅反帝大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