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國民軍的崛起

  從北方軍政格局的演變來看，第二次直奉戰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北洋軍閥中最具實力的直系在此次戰爭中慘敗之後，吳佩孚力圖再起，卻挽救不了直系江河日下的頹勢；段祺瑞在北京政變之後雖然出山執政，老牌皖系並未乘此中興。相對後起的奉系和新興的國民軍一度成為主宰北方政局的要角。

  馮玉祥在1922年被取消河南督軍，轉任陸軍檢閱使，進駐北京南苑，當時一般人均認為是吳佩孚有意與他為難，因為陸軍檢閱使是一個沒有地盤的閒職。馮玉祥本人亦覺吃虧不小。焉知禍福相倚，兩年後馮玉祥發動兵變，一舉推倒曹吳政權，進而挾制中央，暴得大名，造成了遠超過其軍事實力的影響，顯然與他進據京畿這一特殊的戰略性的地理優勢有著直接關聯。這恐怕出乎當時多數人，也包括馮玉祥本人的預料。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將自己和胡景翼、孫岳的部隊改名為「國民軍」。國民軍的名稱，馮玉祥自稱是為了表明所部「擁護中山先生主義」，為國為民的意思。但未久，馮玉祥於1924年12月14日又通電取消了國民軍的名號，還多次寫信給國民軍第二軍和第三軍，讓他們也趕快取消國民軍的名號。馮之所以取消國民軍名義，是考慮到名稱與「赤化」的國民黨相近，容易招致列強和其他軍閥的攻擊。隨後在李大釗及徐謙的勸說下，馮又認識到該名稱便於得到蘇俄援助和接近國民黨，故在軍中沒有真正禁用該名，對內仍稱國民軍。1926年初，國民軍處境再度逆轉，馮在通電下野的同時，又對外宣告「不再沿用國民軍的名義」，但未久，他又分別授予魏益三和方振武以國民軍四軍和五軍的名義。名稱的反覆，在某種意義上是馮玉祥政治謀略的運用，但也反映了這個時期馮玉祥政治態度的搖擺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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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軍在北京政變後自成一系，雖然脫離了直系，但還沒有脫離北洋軍閥集團。國民軍其實是一個鬆散的軍事聯盟，其第一、二、三軍之間互不統屬。馮玉祥雖然一舉成為具有全國性影響的人物，但其羽毛畢竟尚未豐滿，根基亦未鞏固，其實力自不能與踞有東三省豐厚地盤的奉系相比拼。奉系也不把馮玉祥的國民軍放在眼裡。馮自知不是張作霖的對手，只好以退為進。當段祺瑞入京就職之際，馮玉祥向段提出辭職，並且發表下野通電。段祺瑞明白其心機，極力敷衍他，表示決不偏袒一方。此時段也需要利用馮去牽制張作霖，以免受張的挾持。在這種情況下，段祺瑞順著兩軍已成的形勢，劃定兩軍的勢力範圍：以津浦線區域歸奉軍，以京漢線的豫省及西北區域歸國民軍。段政府於1925年1月3日任命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從此國民軍主要以西北為地盤，世人亦漸稱其為「西北軍」。

  每一場軍閥之間的戰爭，其結局必然是一次地盤資源的再分配。而在再分配的過程中，往往又醞釀著一場新的戰爭。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馮玉祥與張作霖聯手將吳佩孚打敗。戰爭一結束，奉軍與國民軍之間在收編直系殘兵和地盤分配上的明爭暗鬥即提上議事日程。1925年上半年，因兩軍各就其勢力範圍分途發展，各忙其事，相互之間的矛盾尚未演化為大規模的軍事衝突。此時國民軍自知實力不如奉系，對奉系基本上持一種忍讓求安的態度。在此期間，國民軍主要向西北內陸省區擴張地盤，而奉系則沿津浦線向東南地區拓展。在此過程中，兩軍均遭遇到地方原有軍閥的抵制。不同的是，奉軍南擴所遇到的對手是十分強悍的北洋正統部隊，而國民軍在西北所遇到的對手則是較為弱小的北洋邊緣部隊，故相較而言，國民軍的西北開拓更具實際成效。

  當胡景翼率領國民軍第二軍進入河南時，與同樣覬覦豫省的陝軍將領劉鎮華發生衝突。1925年2-3月間，戰爭在胡景翼與劉鎮華的部將憨玉琨之間展開，時稱「胡憨之戰」。戰爭結果，劉鎮華、憨玉琨失敗。從此河南正式收併入國民軍的勢力範圍。

  戰後不久，胡景翼病逝。胡臨死前保薦岳維峻繼任河南督辦。岳接任後，大肆擴編軍隊，不到半年時間，將國民軍第二軍擴充到20萬人。由於擴編太快，軍械糧餉難以為濟，加之岳的威信和能力均不及胡，軍隊戰鬥力實際有限。

  劉鎮華兵敗後，國民軍想趁機奪取陝西的地盤。馮玉祥等一方面電請段政府懲辦劉鎮華，一方面保薦孫岳任陝西軍務督辦。但段祺瑞和張作霖均不同意更換陝督。劉鎮華敗走後，自知無法回陝，電請段政府任命吳新田為陝督。吳原屬皖系，又與段氏有親戚關係。段政府遂於5月1日任命吳新田為陝西督辦。國民軍的目的沒有達到，決定以武力圖陝。7月中旬，孫岳的軍隊與吳新田的軍隊交火。吳軍戰敗。陝西從此亦為國民軍所控制。段政府儘管很不情願，但也只好承認既成事實，於8月底任命孫岳為陝西督辦。至此，國民軍第一、二、三軍控制了北京、察哈爾、綏遠、河南和陝西的大部分地盤。

  國民軍的地盤雖然日趨擴大，無奈地處西北，資源貧瘠，仍然無法與占據東三省的奉系相抗衡。加之缺乏出海港口，無法從海外購買急需的軍火。這是國民軍在地理上的一個致命的戰略弱勢。自袁世凱以來，強大的軍閥派系都集中於中國東部，內地軍閥大多勢力弱小。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即是軍閥的軍火戰略物資大多仰賴海外進口。遠離海岸線，妨礙與外國軍火商進行交易，即使自辦兵工廠，也遭到同樣不可克服的困難，因為外國機器和原材料也面臨進口和運輸問題。馮玉祥深知自己所處的戰略弱勢。他一方面將拓展方向指向山東和直隸，企望打開一個通往海外的港口通道，一方面考慮向與西北陸地相鄰的蘇俄設法。

  在蘇俄看來，代表英美在華利益的直系吳佩孚失敗以後，以日本為靠山的奉系成為中國最具實力的軍閥。與蘇俄交惡的日本和親日反蘇的張作霖勢力的擴張，勢必威脅到蘇俄在遠東地區的利益與安全。因此，蘇俄想通過加強馮玉祥的國民軍來抗衡和抑制奉系的擴張。

  北京政變後的第四天，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即主動與馮玉祥聯繫並會談。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加拉罕和跟隨孫中山北上的鮑羅廷又多次與馮晤談。1925年2月底，馮玉祥邀請李大釗和孫中山的代表徐謙到張家口，洽商爭取蘇俄援助的具體內容。隨後，馮再派人到北京與加拉罕談判。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次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一面致電弔唁孫中山，同時研究如何應對馮玉祥。蘇俄方面綜合分析北京政變以來的中國形勢，認為國民軍已是北方一支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如援助國民軍，對北方的政治局勢可能產生良好的影響。蘇俄方面希望通過加強馮玉祥的力量，築起一道反對張作霖和日本勢力擴張的防波堤。會議因此決定援助馮玉祥，並擬定了初步的援助計劃。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項：一是在洛陽和張家口建立兩所軍事學校，為此組織兩個軍事教官團，並在一年內撥給100萬盧布作為開辦軍校費用；二是有償裝備國民軍。4月21日，在李大釗的安排下，鮑羅廷和蘇俄駐華武官、前陸軍總司令格克爾將軍來到張家口，同馮玉祥商談具體援助事宜。馮因為可以得到緊缺的軍火，同意聘用蘇俄顧問，並准許國民黨政治工作人員加入國民軍，宣傳反對帝國主義。此後，蘇俄軍援陸續運抵馮部，兩個軍事顧問團共計105人也先後到達張家口和開封，分別在國民軍第一軍和第二軍中工作。蘇俄顧問不僅對國民軍進行戰術教練，亦進行政治訓練。國民軍中設有國民黨政治工作機關。從這時起，蘇俄在繼續援助南方國民黨的同時，對北方國民軍的支持占有越來越大的分量。

  蘇俄對國民軍的援助，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援助大多是有償性的，即馮玉祥必須用貨幣或原料向蘇俄換取軍火，連運費亦須算清，無償援助是少量的；二是援助是有條件的，即蘇俄要求馮玉祥書面承認外蒙古受其控制，並在國民軍勢力範圍內向蘇俄提供租界等。馮玉祥對此雖有不滿，但基於軍事援助的考慮，只好表示接受。就此而言，蘇俄和馮玉祥各有自身的實際利益考慮。蘇俄並非單純從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利益著眼；馮玉祥與蘇俄的交往，亦非出於對蘇俄意識形態的認同，與孫中山的「聯俄」政策亦有一定的區別。

  有意思的是，蘇俄加大對馮玉祥的軍事援助，不是基於對馮玉祥傾向革命的判斷，而是基於相反的理由。其時蘇俄駐張家口顧問組組長普特納認為，如果馮玉祥真是中國北方反抗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運動的代表者，蘇俄則無須以物質援助作為操縱馮玉祥的手段；反之，如果馮玉祥只是普通軍閥，則其友俄只是暫時的和有條件的。在這種情況下，蘇俄對馮玉祥的物質援助必須占首要地位，目的是「使其軍隊一旦無吾人之參與，即不免回復其原來之狀態」，這樣就可以控制馮玉祥按蘇俄的意願行事。普特納判斷馮玉祥屬於第二種情況，認為馮玉祥既往的政治態度反覆無常，與國民黨的關係也游移不定，對美國有明顯感情等。鑒此，他建議莫斯科對馮玉祥採取第二種方案，使馮玉祥在軍火上「仰賴我國之供給」，「使該軍無我國之協助，其指揮能力即大感缺乏」。普特納的這一建議，被莫斯科方面採納。據統計，自1925年4月至1926年7月，國民軍從蘇俄得到的軍事援助共計：步槍38828枝，子彈約4600萬發，大炮48門，山炮12門，炮彈約2.2萬發，手榴彈1萬餘枚，機槍230挺，迫擊炮18門，擲彈機10架，炸彈1000枚，指揮刀1000把，刺刀500把，飛機3架，藥品若干等，總價值約1100萬盧布。

  蘇俄的援助，使國民軍迅速發展壯大。國民軍從北京政變時的3個軍、4萬餘人，發展到1926年1月最盛時的5個軍、30萬人。其勢力範圍擴展到京、津、冀、豫、熱、綏、察、陝、甘、魯等地區。儘管如此，蘇俄對國民軍的援助，仍然無法與日、法、美等國向奉系的軍火輸出相比。據統計，僅1925年一年和1926年的頭兩個月，日、法、美三國共供給奉系步槍20.4萬枝，馬槍1.5萬枝，子彈7000萬發，飛機4架等；除此之外，英國還給予張作霖500萬英鎊的軍用貸款和給吳佩孚1.5萬枝槍，遠遠超過蘇俄給國民軍的援助。

  另一方面，馮玉祥最初允許蘇俄顧問和國共兩黨宣傳員在國民軍中設立俱樂部，開展政治工作，但因既畏張作霖之壓迫，又深恐於其軍中輸入共產主義，於1925年11月下令關閉俱樂部，停止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蘇俄從軍事、政治兩方面改造國民軍的計劃實際沒有得到順利實施。俄共中央政治局亦承認對國民軍的工作，成果是不夠的。1926年4月15日，俄共中央決定召回在國民軍中的大多數教官，5月和6月，又兩次拒絕了正在莫斯科訪問的馮玉祥所提增加軍援的要求，只同意轉交按原計劃尚未提供的武器和彈藥。

  北京政變以後，馮玉祥及其國民軍的動向，引起了中國共產黨的注意和重視。1924年底，中共北京區委分析了北方複雜的政治形勢和馮玉祥的政治態度，確立了爭取國民軍、打擊段祺瑞和張作霖的策略。李大釗親自出面做馮玉祥、胡景翼及國民軍其他高級將領的聯絡工作。五卅運動爆發後，馮玉祥數次發表宣言，聲稱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實行關稅自主，並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和支持國共兩黨在北京地區開展政治活動。以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北方區委和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利用國民軍控制北京的有利時機，組織民眾掀起聲勢浩大的反帝反軍閥的群眾運動。陳獨秀認為，國民軍有一定的革命傾向，是一支有別於奉直軍閥、「較為進步，較接近民眾的軍事勢力」，是「從舊軍閥分化出來的左派，在近數個月中的事實上，已頗表現其反帝國主義反對反動軍閥之傾向，並能相當接近民眾」。瞿秋白甚至斷言，北方國民軍的形成，是「中國軍閥戰爭史中最重要的現象」，在「中國軍閥之中，居然發現一派較與民眾接近的武力——雖然他們不能直接算是國民的武力，然而他們在四圍複雜的環境裡，全國民眾的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的要求里，不能不如此表示，始終可以說，即使不是民眾武力的形成，至少也是軍閥武力的崩潰；即使不是民眾方面增加一部分武力，至少也是軍閥方面減少一部分武力」。因此，「這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個較重要的關鍵」。中共注意到馮玉祥國民軍與民眾的接近，也看到「在國民軍政權下，比較容許民眾自由」。正是利用這一條件，中共在北方各省組織工會、農會，發動工農運動和反帝運動。中共對此予以肯定。

  當然，馮玉祥對民眾運動的態度，亦含有政治謀略和現實利益的考慮。段祺瑞政府雖由國民軍與奉系聯合扶植上台，但段氏本人更接近奉系。對馮玉祥而言，民眾的示威遊行，能給段政府形成壓力，使段不得不借重和倚靠國民軍的力量。由於國民軍自身沒有獨掌和操縱中央政府的實力，必須讓段祺瑞維持局面，故對民眾的反政府行為有必要控制在一定限度內，即以不推翻段政府統治為限。1925年11月下旬，中共北方區委和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決定策動一場名為「首都革命」的行動，計劃以群眾起義的方式，推翻段祺瑞政府，然後組織國民委員會，建立革命政權。這是一次大膽的設想和行動，其緣起與北京政變前國民黨人策劃「中央革命」有些類似，其不同之處是，「中央革命」寄希望於馮玉祥這樣的實力派軍人；而「首都革命」則藉助民眾的力量。事前，國民軍將領、北京警備司令鹿鍾麟表示支持民眾的反段鬥爭，但到事發當日，在馮玉祥的指示下，鹿鍾麟改變初衷，不僅下令保護段政府，而且禁止群眾集會，並逮捕數十名示威群眾，從而使「首都革命」流產。這個時期，馮玉祥的政治傾向明顯處於一種游移不定的狀態。故中共在肯定他接近民眾的同時，仍將其視為「軍閥」的一部分，稱之為軍閥中的「左派」，以區別於軍閥中的「反動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