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軍閥之間的循環混戰

  當國民軍向西北內陸拓展時，奉軍沿著津浦線自北向南推進。段祺瑞就職後，張作霖要求以奉系的李景林取代國民軍系的鹿鍾麟為北京衛戍司令，以取得對北京的控制權，同時還要求奉軍南下奪取江蘇，但均未得到段政府的同意。

  1924年12月7日，張作霖召集奉軍將領在天津開會，討論如何奪取長江下游各省的地盤。鑑於盧永祥要報齊燮元之仇，張作霖決定調撥一部分奉軍交盧永祥指揮，助盧永祥驅逐齊燮元取得江蘇地盤。12月11日，段政府下令罷免齊燮元，裁撤江蘇督軍一職，同時派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此令發布後，江蘇士紳唯恐惹起戰端，紛紛通電反對盧永祥南下。齊燮元表面上表示服從，將江蘇軍務事宜交省長韓國鈞接收，自己離職去滬。盧永祥隨即南下，奉軍亦沿津浦線向南挺進。1925年1月10日，盧永祥偕奉系將領張宗昌同入南京。

  盧永祥的目的不止於逐齊圖蘇，還有謀浙之意。對奉軍的南下，直系孫傳芳自然十分警覺。為了防止盧永祥和奉軍侵入浙江，孫傳芳乃決意與齊燮元聯合抗奉。1月11日，齊燮元、孫傳芳聯名通電組織江浙聯軍，控制上海，宣言反對奉軍南下。作為應對，盧永祥在南京組織宣撫軍，以奉軍軍長張宗昌為總司令，準備向上海進擊。上海總商會深恐上海成為奉浙兩軍的戰場，乃出面提議上海不駐兵。孫傳芳態度雖強硬，但自知軍備未充，恐敵不過奉軍，便表示贊成上海總商會的意見。段祺瑞為安定孫傳芳、孤立齊燮元，也表示贊成總商會的提議，並於1月14日下令裁撤淞滬護軍使，廢止兵工廠，規定此後上海永不駐兵。16日，段政府一方面下令斥責齊燮元挑起戰端，派員予以查辦，一方面在任命盧永祥兼蘇督、方本仁為贛督、鄭士琦為魯督的同時，任命孫傳芳為浙督、周蔭人為閩督，表示對浙、閩並無侵害之意。孫傳芳鑑於自己的地盤有了保障，乃對奉軍攻打齊燮元持觀望態度。齊燮元勢孤，節節敗退。1月28日，齊燮元由蘇州經上海，逃往日本。29日，張宗昌率奉軍進抵上海。

  2月3日，張宗昌與孫傳芳在上海簽訂和平協定，雙方同時從上海撤兵。張宗昌於3月19日返抵南京，將所部移調徐州。東南的戰爭風雲，一時漸形稀薄。

  張宗昌在長江下游未能達到目的，便轉而想取得山東的地盤。對奉系而言，想要向長江下游擴張，必須先將山東收為己有，以確保津浦線暢通。在張作霖的壓力下，段政府於4月24日任命張宗昌為山東督辦，而將鄭士琦調任安徽督辦。奉系取得了山東地盤，意味著取得了經營長江下游的第一個基地。

  但張作霖並不滿足。他一方面等待時機向長江下游地區擴張勢力，一方面想將占領京師各要地的國民軍驅逐，由奉軍取而代之。5月中旬，奉軍大批入關，以「鞏衛中樞」為名，分布北京近畿，逼令國民軍將所駐通州、北苑、南苑各地讓出。國民軍各將領雖有意與奉軍決一雌雄，但馮玉祥考慮到勢力不敵，力主退讓。於是奉軍進駐北苑、西苑。國民軍則保留南苑。

  五卅慘案發生後，張作霖又藉口維持秩序，令張學良率奉軍2000人於6月13日進駐上海，作廢棄江浙和平條約中上海永不駐兵之約的試探。6月21日，又令邢士廉等率大部奉軍入滬駐紮。上海再次成為奉軍的勢力範圍。孫傳芳自然又大起恐慌，不得不急修戰備。戰爭的風雲再次在江浙上空瀰漫。

  隨著奉軍的大批入關，張作霖的野心亦日趨膨脹。他企圖進一步控制中央政府，向段祺瑞推薦梁士詒組織責任內閣，並提出蘇皖兩省地盤的要求。段祺瑞以張作霖挾迫太甚，頗為不滿。經過近3個月的討價還價，最後段於8月29日任命楊宇霆任蘇督，姜登選任皖督，滿足了張作霖索要蘇皖兩省地盤的要求，而梁士詒組閣計劃則未如所願。

  奉系取得蘇、皖及上海地盤後，直接危及長江流域各省直系軍閥的統治，首當其衝的是浙江督辦孫傳芳。楊宇霆、姜登選皆系奉軍健將。兩人於9月下旬分赴蘇、皖接任後，浙江的孫傳芳備感威嚇。孫傳芳感到與奉軍決戰勢所難免，與其被動受其來攻，不如先發制人。於是暗中聯絡同樣感受奉系威脅的蘇皖地方軍閥陳調元、白寶山、馬玉仁、張仁奎等，結成反奉聯盟。孫傳芳還與馮玉祥相約兩路出兵夾攻奉軍，先由孫軍在南方發動，把奉軍主力吸引到江浙一帶，待孫軍攻至徐州後，馮軍立即在北方發動。為此孫馮二人互換蘭譜，結盟為兄弟。

  

  1925年10月7日，孫傳芳在杭州召集浙、閩、蘇、皖、贛五省代表舉行秘密會議，商討聯合出兵討奉事宜。會議推舉孫傳芳為五省聯軍總司令，揭舉「擁段反奉」旗幟，立即發動討奉戰爭。10月10日，孫傳芳假檢閱為名調集大軍，秘密出動。次日孫傳芳通電指責奉系在上海壓迫工人及破壞淞滬永不駐兵的協議，作為出兵討奉的口實。15日，孫傳芳宣布就任五省聯軍總司令，下令分兵五路向奉軍進攻。孫傳芳發難後，鄂、蘇、贛、皖等省軍閥蕭耀南、白寶山、馬玉仁、陳調元、方本仁等紛紛通電響應，形成長江中下游各省的反奉聯合戰線，聲勢相當浩大。反奉聯合戰線的形成，固因奉系的擴張直接威脅到各自的實際利益，但當時許多軍閥確實對奉系不欣賞。奉系入關後，在直、魯、蘇、皖等省橫徵暴斂，縱兵擾民，販賣煙土，頗遭輿論指責。「五卅」之際，奉軍進駐上海，宣布戒嚴，禁止民眾示威集會，其後又在上海、南京、青島等地壓制和鎮壓工人學生愛國運動，激起民憤。中國共產黨將奉系張作霖定為反動軍閥的第一目標。在中國共產黨的宣傳鼓動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繼形成了空前規模的「反奉倒段」運動。國民黨中央及廣州國民政府亦發表宣言，聲討奉系。孫傳芳正好利用這一有利時機，並試圖在反奉的旗幟上染上點民族主義色彩，以贏得輿論的同情。

  奉系北起榆關，南至上海，縱跨大半個中國，戰線綿延過長，兵力非常分散。加之擔心國民軍攔腰截擊，造成首尾不能兼顧。在這種情況下，奉系只好採取退讓的方針。楊宇霆按照張作霖的指示，縮短戰線，保全兵力，令邢士廉率所部奉軍從上海撤退。10月18日，楊宇霆離開南京北上，23日姜登選離開蚌埠。所有奉軍迅速向徐州方面後撤。因奉軍主動撤退，孫軍進展順利。20日，孫軍進占南京。

  當浙奉兩軍相峙之際，國民軍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馮玉祥雖與孫傳芳有約在先，但並未如約出兵討奉，而是靜觀戰局的演變，企圖以最小的付出贏取最大的收益。張作霖為了擺脫孤立局面，派人赴包頭會晤馮玉祥，試圖將馮拉入自己一邊。馮玉祥乃腳踏兩隻船，坐山觀虎鬥，一面敷衍張作霖，一面敷衍孫傳芳，準備在「兩方激戰至於氣盡力竭時，執政府如果有命令，吾再出而以武裝調停也」。

  當孫傳芳進占南京後，吳佩孚於10月21日從岳州到達漢口，通電自稱受14省推戴，就任討賊軍總司令。長江直系各督擁戴吳佩孚出山，本意是希望他聯馮討奉，而吳意則欲聯奉討馮。所以當吳佩孚提出派兵假道河南，與孫傳芳會攻徐州時，遭到岳維峻的拒絕。此時孫傳芳也不願再作吳佩孚的部屬，一面對吳佩孚假意表示推崇，一面暗中卻謝他的援助。

  由於奉軍主動撤退，孫傳芳軍進展順利，馮玉祥感到配合孫傳芳攻打奉軍的時機成熟。未料吳佩孚忽然東山再起，馮恐吳佩孚進攻自己，只好繼續按兵不動，靜觀待變。國民軍最佳的反奉戰機轉瞬即逝。孫傳芳不得不單獨擔當起攻奉任務。兩軍經過一番激戰，至11月8日，徐州落入孫傳芳之手。至此，孫傳芳統率的五省聯軍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將奉系勢力逐出蘇、皖、滬。心滿意足的孫傳芳決計以徐州為止境，不再繼續北上。東南的奉浙戰爭，遂告一段落。

  11月15日，陳調元通電推戴孫傳芳為蘇、皖、贛、閩、浙五省領袖，開府南京，凡聯軍範圍內的軍政大計，均由孫傳芳決斷。孫傳芳派人進京，向段祺瑞表示擁護中央。由於吳佩孚之再起，段祺瑞感到威脅，孫傳芳向段表示絕對不與吳佩孚合作。段祺瑞乃於25日下令任命孫傳芳為江蘇軍務督辦。是月底，孫傳芳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五省聯軍」，自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從此，蘇、皖、贛、閩、浙五省全為孫傳芳所宰制。孫成為直系後期最具實力的首領。吳佩孚遠遜於他了。

  東南的奉浙戰爭，孫傳芳成了最大的贏家，而馮玉祥的國民軍則錯過了最佳的反奉戰機。國民軍雖然受奉軍的壓迫已久，但馮玉祥總以敵不過奉系而退讓。當孫傳芳舉兵反奉時，本為國民軍提供了一次復仇的良機，但慣於投機的馮玉祥想在奉、浙兩敗俱傷時坐收漁翁之利，結果坐失良機。馮玉祥既失好於孫傳芳，意味著失去了一個反奉盟友。而奉系張作霖則以國民軍為頭號對手，時刻提防著國民軍。奉、浙戰爭時，張作霖之所以主動撤退，主要擔心國民軍襲其後背。所以他寧可放棄蘇、皖，而以大部精銳防備國民軍。奉、浙戰爭結束後，孫傳芳全心經營蘇、浙、閩、皖、贛五省地盤去了，奉系乃轉而專一對付國民軍。故當奉浙戰事告一段落之際，奉系與國民軍的戰機又醞釀成熟了。

  奉國兩系對峙，形勢對國民軍甚為不利。因國民軍的地盤與山西閻錫山相鄰，在地緣上對晉閻構成直接威脅，故晉閻欲圖自保，勢必與奉系聯合。吳佩孚再起後，對倒戈的馮玉祥欲思報復。張作霖亦派人到漢口主動與吳佩孚取得聯絡。馮玉祥面臨張作霖、閻錫山和吳佩孚聯合進擊的局面。

  馮玉祥自知國民軍實力不足以敵奉，乃設法離間奉軍部下作為制奉之策。奉系內部素有老派、新派之分，老派以張作相、張景惠等為骨幹；新派則又分為士官派（洋派）與大學派（土派），前者以出身日本士官學校的楊宇霆、姜登選為中堅，後者以畢業於北京陸軍大學和保定軍官學校的郭松齡、李景林為領袖。各派之間傾軋已久。當第一次直奉戰爭時，老派勢力最大；失敗後，新派漸受張作霖信任，勢力亦隨之升揚。新派中，郭松齡最為張學良賞識。奉軍精銳名義上掌握在張作霖之子張學良手中，實際上為郭松齡所把握。郭以是見忌於同儕，與楊宇霆、姜登選尤不相睦。奉軍入關後，張宗昌、楊宇霆、李景林、姜登選等皆得地盤，獨郭松齡一無所得。郭氏心中頗為不滿。馮玉祥遂與郭松齡暗相結納，並與之簽訂反奉秘約。秘約內容除幾條空洞的政治條文外，核心是雙方協議打敗張作霖之後各自的地盤分配。在奉系內，郭松齡與李景林較為投合。郭知要想反奉成功，必須得到李景林的支持。李在奉系中非嫡系，對張作霖也有些不滿，是否倒戈，態度並不明朗。郭松齡清楚國民軍對直隸懷有野心，而為了拉住李景林，必須保證李景林在直隸的地盤不受馮玉祥的侵犯。所以郭松齡在秘約中把維護李景林的地盤擺在突出的位置。秘約成後，馮、郭與李協商，求李合作。李問事定後，直省地盤如何處置？馮答詞含糊。李知馮將不利於己。但郭既與馮一致，又握有重兵，李無可如何，不敢反對。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齡通電要求張作霖下野，推張學良繼任，並歷數楊宇霆罪狀，要求將其即日免職。翌日，郭松齡在灤州召開秘密軍事會議。會後，郭將所部7萬人編組為4個軍，並制定了進軍計劃。郭軍起事後，仍以張學良名義號令全軍。25日，馮玉祥、李景林宣布「中立」，並分別發表通電，敦促張作霖下野。馮電嚴詞歷數張作霖種種罪行；李電雖也指責張作霖「好爭喜戰」，但言詞甚為委婉。儘管如此，李電畢竟已宣布支持郭松齡。李還致電國民軍表示希望與其合作，並願將直隸作為雙方的緩衝區域。

  面對郭松齡倒戈，張作霖起初想用安撫辦法制止事態發展，未達目的，繼而發表討伐宣言，以武力阻擊郭軍。郭松齡為表示與張作霖父子徹底決裂，乃改稱所部為「東北國民軍」，不再用張學良的名義發號施令。郭軍一路出擊，所向無敵。奉軍節節潰敗，瀋陽震動。奉系軍閥的統治幾乎搖搖欲墜。張作霖甚至將下野通電都起草好了。絕望中的張作霖將最後的希望寄托在日本的援助上。雙方達成秘約：張作霖同意日本人在東三省及東部內蒙古享有與當地中國人一樣的居住和經營工商業的權利，並移讓間島地區的行政權與日本等；日本方面則出兵助張反郭。在日本軍隊的武力干涉和直接支持下，張作霖的部隊很快扭轉敗勢。12月23日，郭松齡的東北國民軍徹底失敗。郭松齡夫婦被擒，次日被處決。據稱郭松齡倒戈的背後，也有來自蘇俄方面的支持。當郭部軍事吃緊時，加拉罕要求蘇俄出兵，但蘇俄方面怕觸怒日本而未批准。

  郭松齡倒戈，對國民軍的存亡具有重大意義。以國民軍的實力顯然無法對付強勢的奉系。但馮玉祥過於考慮自己一方的利益得失，當郭起事後，馮玉祥沒有充分利用郭松齡反奉的有利時機，及時援助和配合郭松齡進攻張作霖，反而趁機攻打郭松齡的盟友李景林的直隸地盤。這一「違約」行為導致李景林部由支持郭而轉向支持張作霖。李景林最初答應與郭松齡、馮玉祥一起共同反奉，態度本屬勉強。馮玉祥有意進占直隸地盤，李景林自然不肯放棄，雙方矛盾迅速激化。12月4日，李景林通電討伐馮玉祥，並電請張作霖與之前後夾攻郭松齡，隨即扣留了郭部在天津購置的軍用物資。李景林的反目，對郭松齡反奉及國奉兩系的力量對比，都發生了重大影響。而李景林之所以反目，又與馮玉祥違約搶占地盤有關。馮玉祥後來也承認自己「反友為敵，以私演公，開出了一場莫明其妙的戰爭」。

  國民軍與李景林軍激戰近20天，最後以李景林部敗退山東而告終。有論者謂「傾向革命的國民軍戰勝屬於奉系的軍閥李景林，應該說是有進步意義的」。實際上，此時的馮玉祥與李景林之間搶奪地盤，與一般軍閥戰爭並無二致，甚少「進步」可言。國民軍雖然占領了華北第一大商埠天津，取得了直省的完整地盤，也算得了一個局部勝利，但其利用郭松齡打倒張作霖的總體戰略未能成功，其局部勝利亦只能是短暫的。

  從國民軍的長遠戰略分析，如郭松齡倒戈成功，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必致力於鞏固東北，必無暇顧及關內。國民軍可以獨自挾制中央政權，其在華北的地位也許相當優越。從馮玉祥的角度看，他的「違約」進攻李景林，也許正是他的謀略所在：利用郭部倒戈之機，占領直隸的地盤，打開國民軍與海外聯絡的通道。郭松齡倒戈能迅速取勝，大概很少會在當時人的預料中。對馮而言，援郭倒奉可能需要國民軍全力以赴，而勝敗尚難逆料。他不援郭，或因其對全國性戰略地位競爭的冒險性考慮較多。

  在奉浙戰爭中，馮玉祥的謀略是想待張作霖與孫傳芳兩敗俱傷時坐收漁人之利，結果錯過了倒奉的最佳戰機；此次馮玉祥又故伎重施，想讓郭松齡與張作霖兩敗俱傷，自己則一面鞏固西北，一面趁機擴大在華北的勢力範圍。而其結果，再一次錯過倒奉的良機。這不能不說是馮玉祥缺乏戰略眼光、太顧及眼前地盤和慣於投機之個性所致。

  郭松齡失敗後，國民軍不得不面臨奉、直、晉三系的夾擊。東山再起的吳佩孚將矛頭指向馮玉祥與段祺瑞，自在意料之中。郭松齡倒戈事件發生後，吳佩孚致電張作霖，大意說：從前馮玉祥倒戈，令我痛心；現在郭松齡的倒戈，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我生平所最恨的就是這些反覆無常的小人，現在我很願意援助你。

  國民軍自身只是一個鬆散的軍事聯盟，其內部凝聚力不強。胡景翼、孫岳曾參與同盟會反清革命，自視有「主義」、有信仰，較純北洋出身的馮玉祥略高一籌；而在馮玉祥看來，國民第二、第三軍成分複雜，唯利是圖，久為世人所詬病，與自己十數年心血教練而成的第一軍不可同日而語。國民軍戰勝李景林後，不僅沒有增強相互之間的團結，反而因地盤分配不均而引發內部的矛盾和鬥爭。馮玉祥占領天津後，將直督一職讓給國民軍三軍的孫岳，引起國民軍一軍將領張之江等人的強烈不滿。內部的不和諧，自然會影響國民軍一致對外的力量。

  奉直軍閥結盟，國民軍勢單力薄。馮玉祥權衡內外形勢，於1926年1月1日向段政府提出辭呈，請免去本兼各職，並通電各方，宣布下野出洋遊歷。1月9日，段政府正式發表派馮玉祥前往歐美考察實業，任命張之江繼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這是馮玉祥為了縮小和掩蔽目標，轉移敵方視線，藉以削弱直奉軍閥聯盟的一種政治謀略。馮玉祥認為，吳佩孚與張作霖是死敵，不可能認真長久合作。馮的如意算盤是，直奉之間必會衝突，屆時自己坐山觀虎鬥，待其兩敗俱傷時再回來收拾殘局。馮的打算不無所見，但從當時的形勢看，奉直雙方都視馮玉祥為更可怕的敵人。他們之間的衝突只會在先共同「解決」國民軍之後爆發。

  事實證明，馮玉祥下野後，直奉兩方並沒有中止對國民軍的聯合進攻。1926年1月5日，張作霖致電吳佩孚表示諒解。奉直結盟對抗國民軍之勢正式形成。李景林雖被國民軍打敗，其兵力大部尚存。李將退入魯境的殘部改編，與張宗昌聯合，稱為「直魯聯軍」，伺機反攻直隸國民軍。1926年1月11日，張作霖通電向關內出兵。1月19日，吳佩孚在漢口召集軍事會議。次日，吳佩孚發出討馮通電，下令兵分三路向河南國民軍進攻。1月23日，吳佩孚部屬靳雲鶚與奉系張宗昌、李景林在山東泰安會晤，簽訂聯盟條約。與此同時，晉系閻錫山亦伺機出擊。於是國民軍的地盤京畿和直、豫兩省處於奉、直、晉三系的包圍中。

  1926年3月初，河南的國民軍在吳佩孚的進攻下失敗。吳佩孚占領鄭州後，令靳雲鶚分三路向北挺進。3月18日，前鋒抵達石家莊。國民軍見形勢日非、三面受敵，被迫將津浦、京奉線軍隊一律向北京撤退，放棄天津。直魯聯軍和奉軍乘勝追擊，直逼北京。國民軍將領鹿鍾麟、張之江等尚想固守北京，試圖謀求與直系吳佩孚妥協。吳佩孚仍然堅持聯奉討馮，但其部將靳雲鶚、田維勤等主張聯馮討奉。奉軍直逼北京，吳佩孚自不願奉軍獨占勝利果實。4月2日起，國民軍與直系雙方派出代表進行接洽，共同議定以釋放曹錕、恢復法統、國民軍讓出京漢線為合作條件。無奈吳佩孚始終不肯信任國民軍。國民軍張之江又轉而向奉系謀和，但張作霖堅持要國民軍徹底繳械，方能議和。這樣，國民軍聯吳抗奉或停戰議和的謀略未能成功。

  再說段祺瑞政府在初期為馮玉祥與張作霖兩方所脅制。及至郭松齡倒戈，奉系敗退，國民軍占據京津，段政府只得唯馮玉祥之命是奉。但不久，馮玉祥宣布下野，段祺瑞一無所倚，臨時執政府也搖搖欲墜。及北京被圍，國民軍處於危難之際，段祺瑞還幻想依靠奉系保持其地位，遂與奉系相勾結，圖謀作奉軍的內應。國民軍察覺段氏的異動，乃先發制人，發動政變，於4月9日深夜派兵包圍段宅和執政府。段祺瑞遁入東交民巷避難。10日，鹿鍾麟以總司令的名義簽發布告，一面宣布段祺瑞的罪狀，一面提出恢復曹錕自由，並電請吳佩孚入京主持一切。接著又電促直系靳雲鶚、田維勤迅速入京，願將北京部分地區劃歸直系駐防。

  鹿鍾麟驅段、復曹、迎吳之舉，是按馮玉祥的指示和計劃進行的。馮玉祥在下野之後，出國之前，制定了一個最後的應急方案，計劃在必要時推翻段祺瑞政府並釋放曹錕，借曹之力與吳佩孚講和。如果講和失敗，就迅速撤出北京，從而一時造成中央政府權力真空，誘使奉直兩大軍閥為爭奪中央政權而火併，自己充作鷸蚌相爭之後的漁翁。

  但是國民軍此舉有點兩不討好。奉系對國民軍聯吳反奉固然切齒痛恨，吳佩孚對鹿鍾麟政變亦不滿意，對國民軍的求和持強硬態度，要國民軍無條件投降。直、奉、晉三方高層此時達成了一致消滅國民軍的共識。吳佩孚致電張作霖，表示堅持國民軍必須全部繳械；閻錫山亦連電吳佩孚，主張迅速合力滅馮。國民軍無奈，於4月15日撤離北京。國民軍聯吳反奉和指望奉、直軍閥為爭奪中央政權而反目的希望一一落空了。

  國民軍於1924年10月發動政變推翻曹吳政權，擁戴段祺瑞上台；相隔一年半以後，國民軍再次發動政變，將段政府推翻。這一行為嚴重損害了國民軍在北方軍政界的形象和聲譽。如李景林通電攻擊馮玉祥說：「前日擁段，今日驅段；前日捉曹，今日放曹」，「好惡無常，恩仇不定」。實際上，「好惡無常，恩仇不定」已成為當時軍閥共同的行事規則。國民軍的反覆縱橫，均以維持自身生存為前提，不過是其實用主義謀略的運用；軍事上如此，政治上亦然。郭松齡反奉失敗後，國民軍勢單力薄。面對奉直兩系的聯合進攻，國民軍不僅不敢進一步與南方革命派接近，反而在政治上明顯右轉，先後向直奉軍閥謀求妥協，並追隨段祺瑞政府公開鎮壓民眾運動。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製造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國民軍附隨其後，頗受當時進步輿論的譴責。如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即認為：「國民軍現在一反以前所為，為民眾所唾棄，國民軍實無一自解於民眾。」

  國民軍退出北京後，奉直聯軍圍剿國民軍的戰爭並未停息。1926年5月10日，奉直聯軍進一步與晉、陝、甘等地方軍閥聯盟，在北京成立「討赤聯軍辦事處」。5月底至6月底，直奉兩方分別罷免了各自內部傾向於聯合國民軍的靳雲鶚和李景林。吳佩孚和張作霖於6月底會晤北京，決定由吳佩孚親自指揮南口一線直奉聯軍與國民軍的決戰。但此時中國政局出現了頗具戲劇色彩的場面。馮玉祥及國民軍在政治上一再倒退，仍想留在北洋軍閥體系中。而奉直軍閥不諳南方正在迅速高漲的革命大勢，根本沒有把廣東革命政府的力量放在眼中，將主力傾巢向北，視國民軍為頭等敵人和重點打擊對象，直至將國民軍逼到除非投奔南方黨軍，否則滅絕的境地。國民軍退守南口後，還曾派人向吳佩孚乞降，而吳佩孚仍堅持國民軍必須全體繳械，結果將國民軍逼上「梁山」，不得不與南方北伐軍聯手。國民軍與北伐軍結盟後，直奉集全力於北方戰事的方針，最終成為戰略上的一大敗筆。

  國民軍撤離北京後，段祺瑞又宣布復職。為了保住「執政」的地位，段祺瑞只好向張作霖、吳佩孚等乞哀告憐，電請張、吳、孫（傳芳）、閻（錫山）公推一人組織內閣。但吳佩孚對他宿怨未解，張作霖對他亦冷漠以待。至此，段祺瑞終於領悟到「執政」的椅子坐不成了。4月20日，段祺瑞發布下野通電，臨時執政府也自然宣告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