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善後會議

  政權的移轉，必須得到國內實力派與國際列強的承認，才能具有「合法性」基礎。段氏既獲國內各方之「擁戴」，臨時政府在國內被承認已不成問題。但列強方面，初時頗有幾分緊急，後經日本從中斡旋，段氏又聲明「外崇國信」，尊重條約，各國使節方於11月28日分班入賀，作非正式承認的表示，繼於12月9日向外交部表示承認臨時政府。

  段祺瑞在北洋軍閥中雖然要算資格最老的人物，但僅有資格而無實力。擁戴者主要是尊其資格，希望他作「虛君」式的「共主」。而段氏又不甘於此。在自身無實力可恃的情況下，段氏乃致力於「和平統一」。善後會議的召開，即是一次「和平統一」的嘗試。

  善後會議主張的提出，實際上是段祺瑞對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主張的回應。孫中山北上之際，提出兩項政治主張，一是召開國民會議，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段祺瑞為取得外國列強的承認，對後者自不可能認同，而對前者，段氏覺得有大可運用的空間。段祺瑞在11月21日宣告入京就職時，聲稱要在1個月內召集善後會議，3個月內召集國民代表會議，表示與孫中山的主張相一致。當時新聞輿論認為，段氏所提出的「制定國憲，促成省憲，改革軍制，屯墾實邊，整理財政，發展教育，振興實業，開拓交通，救濟民生」等政治口號，均是歷來新上台人物所能言者，惟「兩會」主張不無新意，足堪注意。其實段祺瑞的「兩會」主旨與孫中山的國民會議主張大有出入。

  孫、段主張的分歧點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會議的名目，是召開「善後會議」，還是召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二是參加會議的主體，是以「實力派」為主，還是以「人民團體」代表為主。

  依段祺瑞的設想，善後會議可兼顧解決直奉戰後的時局糾紛和國民代表會議的組織籌備兩項職能，而國民黨方面認為，沒有召開善後會議的必要，直接召開「國民會議預備會議」即可。在會議的人員構成上，段祺瑞主張由各方實力派參與，所擬定的《善後會議條例》規定會員資格如下：「一、有大勳勞於國家者；二、此次討伐賄選制止內亂各軍最高首領；三、各省區及蒙藏青海軍民長官；四、有特殊之資望學術經驗，由臨時執政聘請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而國民黨方面則主張國民會議預備會議應由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工會、農會、反對曹吳各軍及政黨等九個方面代表組成。

  

  國民黨與段政府之間的分歧，實際各有其利益考量。對段氏而言，他此時的身份只是「臨時執政」而非正式總統。他在就職通電中雖申言「（善後）會議完成之日，即祺瑞卸責之時」，其實際思慮則是如何名正言順地登上總統寶座。國民黨方面，雖內部意見不一，但亦有不少人期望孫中山北上「握大政權」。孫中山本人則表示說：「其實我並沒有想到握大政權，就是他們要我辦，我也是不能答應的。」但這並不表明孫中山完全沒有出任總統的意圖。他即使淡泊個人名利，也不能不為國民黨的利益及革命前途著想。不過孫中山十分清楚，此時「國民黨力量尚未足」，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未來全國性政權上為國民黨爭得先機，不能不講求政治謀略。國民黨自改組以來，在聯俄容共的推動下，注重民眾宣傳和民眾動員工作，黨的組織細胞開始滲透到一些民眾團體中。如果國民會議代表以民眾團體代表為主，國民黨必然占據優勢。而段祺瑞顯然也看到了這一點。當時社會輿論亦有如下揣測：

  段本自待不菲，安福系又欲大有為於將來，因中山在民眾方面之勢力不可侮，恐國民會議召集之日，即中山被推為總統而率其黨員占領政治舞台之日，故殊不欲見國民會議之開幕……至於反側（國民黨方面），則亦有其計劃。一則以段乃一軍閥之領袖，在民眾方面全無潛勢力之可言。故國民會議之列席者資格愈泛，國民會議之任務愈重，則國民黨在會議席上即可愈得勢。而未來之組織政府者，亦除卻國民黨而莫屬。

  在不具備軍事優勢的情況下，國民黨以其主義來邀結民心，揚長避短，無疑是一種明智之舉。國民黨與段政府主張的分歧，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當時社會輿論更多傾向孫中山和國民黨一方。各地成立的國民會議促進會大多支持孫中山的主張。但是也有人注意到，國民黨的主張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民眾的心理，也符合「主權在民」的政治理念，但卻沒有考慮到操作的可行性；認為在軍閥未被徹底打倒之前，欲將實力派撇開，而以「人民團體」為主召開會議、解決國是，顯然是不現實的。即使國民會議開成，其所形成的一紙決議，對軍閥實力派亦毫不構成約束力。不如屈就現實，先召開以實力派為主的善後會議，讓實力派之間達成妥協，更為實際可行。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最初只是正面宣傳自己的國民會議主張，並未對善後會議提出批評。段祺瑞於12月2日擬出《善後會議條例》草案後，曾數次派人赴天津徵求孫中山的意見。但直至12月24日《善後會議條例》正式公布前夕，孫中山一直以抱病為辭，迄無任何明確表示，既不表示贊成，亦不表示反對。在此期間，孫還訓令北京國民黨人不得擅貼「打倒」段、奉等系人物的傳單，認為若對於友軍人物不能以誠懇之辭互相勉勵，良非本黨應取之態度。此時孫中山顯然尚寄希望於段政府能對《善後會議條例》草案進行比較完滿的修改。

  《善後會議條例》公布後，孫中山才對新聞界坦言：善後會議實質是「善軍閥官僚之後，非善民國之後」，表示繼續堅持其國民會議預備會議的主張。但孫中山此時仍無意與段祺瑞決裂。此時孫中山因病滯留天津，外間傳言孫中山不赴京，系因孫、段不能合作，甚至有孫將因此折返上海的傳聞。為了消弭謠言，證明孫、段尚保持昔日關係，孫中山於12月31日力疾赴京。孫中山同時又聲明本人「雖已入京，決不列席善後會議」。1925年1月3日、6日，在京的國民黨中央委員開會，討論對於善後會議的態度，因內部意見各殊，未能達成一致意見。「反對參加者以此會與真正民意無涉，吾黨不宜參與；主張參加者以必須加入後方可防止其包辦國民會議，且對各省軍事財政為報告之性質，亦有益。」此時，一部分孫中山隨從在國民黨員中宣布兩大原則：「絕對不妥協，又不決裂。」所謂「不決裂」，具體乃指「不與段作露骨之反對」。這兩大原則可能即是孫中山本人心態的反映。

  與孫中山的猶疑曖昧態度不同，中國共產黨始終認為段祺瑞召集善後會議是軍閥官僚愚弄國民的陰謀，如果得逞，中國政治必將倒退，因此對善後會議持極端反對的態度，並多次撰文敦促孫中山毅然發表反對善後會議的宣言。1925年1月中旬，《嚮導》第98期發表彭述之的署名文章，對孫中山公開提出批評。文章寫道：段祺瑞公布善後會議條例後，「我們以為代表國民革命的領袖中山必然出來抗議，可是中山先生終未正式發表一言！然而我們還以為中山先生尚未進京，也許進京以後一齊發表，可是現在中山先生抵京又十日了，仍舊是噤若寒蟬！我們忍不住要問了，不知道中山先生的態度究竟如何？」

  1月下旬，隨著善後會議的開幕日期日趨臨近，蘇俄顧問鮑羅廷、加拉罕與中共中央決定改變策略，認為國民黨與其站在會外消極抵制，不如積極參加進去，變善後會議會場為宣傳國民黨政治主張的講壇。但孫中山及部分國民黨人對中共的建議難以接受。孫中山表示「最好是抵制」。後經過反覆思考後，認識到直接拒絕參加會議將對國民黨不利，乃於1月17日致電段祺瑞，表示可以接受善後會議，但要求會議能兼納人民團體代表。至於「兼納」多少，國民黨方面並未提出人數的比例。當時輿論認為這是孫中山對段政府的重大讓步。

  段祺瑞接電後，連日召開會議討論。此時段政府內也有不同意見。一派以許世英為代表，主張調停，部分採納孫中山的意見，將各省省級教育會、農會、商會等「法定團體」的會長吸納入會，其他如工會、學生會等暫不納入；另一派以林長民等人為代表，力持異議，認為這樣做，會使加入善後會議的法定團體代表人數多達130餘人，占全部與會代表之半，勢必引起奉系張作霖的反對。21日，段政府再次開會，經過激烈爭論後，最終採納了許世英的折衷調和辦法，認為「中山既有明白之表示，自不能不予以尊重；但中山之意見，固須尊重，而執政府之威信，亦必須保全」。29日，段祺瑞復電孫中山，正式表達了21日會議的意見。段在解釋了不便修改條例、延緩會期的原因之後，允聘各省及特別行政區議會、教育會、總商會、省農會等四會會長以及京津滬漢四大商埠商會會長為善後會議「專門委員」。也就是說，段政府對孫中山提出的「九法團」打了一個對摺，以「四法團」取而代之。應該說，段政府還是作出了一定讓步，並非完全拒納國民黨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善後會議代表的社會基礎。當時有輿論認為，此次會議的代表「較從前所有之會議擴大」，亦屬實言。

  接到段祺瑞的復電後，在京國民黨要人開會討論，一致認為段氏未完全容納孫中山的主張，決定對善後會議予以抵制，通告要求所有國民黨系的善後會議代表不得出席善後會議。但同時又議決「再力爭加入人民代表」。2月1日，善後會議開幕，絕大多數國民黨系會員自覺服從黨的決議。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根據孫中山的意旨通電全國，解釋國民黨不能贊同善後會議的緣由。7日，在京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再次開會討論對善後會議的態度及應對執政府的方針，與會委員「大致對執政府仍主友誼的規勸，對善後會議認其無討論國民會議組織法之權，同時促全國國民會議促進會從速自行召集，草定國民會議組織法大綱」。可見國民黨至此仍未下定決心要與段政府決裂。「欲迎還拒」是當時大多數國民黨人和孫中山的態度。

  但段祺瑞方面實際無意容納國民黨的主張，自2月9日起召集法制院起草國民代表會議組織法，準備提交善後會議表決。至此，孫中山及其國民黨人完全絕望。2月10日，國民黨中央通電聲明：國民會議組織法，不得由善後會議制定。反對由善後會議產生國民會議，同時正式號召人民團體自動制定國民會議組織法，以與善後會議相抗。該電的發表，可以視作孫中山公開反對善後會議的標誌。自此，孫中山與段祺瑞在政治上徹底決裂了。

  國民黨中央雖然完全否定了善後會議，但後來仍有少數急欲接近北京政權的國民黨人參加了會議。

  在善後會議召開前夕，國民黨與段政府之間在「江西地盤問題」上亦產生了分歧和矛盾。自段祺瑞入京主政後，對各實力派的防區和地盤分別作了劃定：奉張控制天津並向津浦鐵路沿線擴展，馮玉祥的國民軍則控制京畿及京漢路沿線。孫中山作為反直三角同盟的一方，從廣東揮師北上，意欲奪得江西。但當北伐軍進入江西時，段政府卻以「南軍師出無名」為由致電孫中山制止，並任命素與國民黨不睦的方本仁督辦江西軍務。孫中山對此極為不滿，要求段政府任命李烈鈞為江西省長，段未照允。江西地盤之爭亦是導致國民黨與段政府關係緊張並直接影響國民黨對善後會議態度的一個重要原因。

  儘管遭到國民黨的抵制，善後會議仍照常舉行。各方實力派雖對善後會議表示積極支持者少，但亦無人堅決反對。多數代表對會議之預期結果雖不無懷疑，但仍抱嘗試而樂觀其成的心理。到會議開幕前夕，各方所派代表或允派之代表達130餘人。在會議擬聘會員名單中，段祺瑞最為看重，認為最不可少的有7人，即代表國民黨的孫中山，代表奉系的張作霖，代表國民軍的馮玉祥，代表西南聯治派的唐繼堯，代表舊直系的蕭耀南，代表政學系的岑春煊和代表研究系的梁啓超。這7人大概要算是此時中國最具實力或名望的人物。7人中，梁啓超拒絕與會，乃因已宣布脫離政治，並非故意與段氏為難；唐繼堯、岑春煊雖不主動，但允派代表參加；真正抵制不加入者主要是國民黨方面。

  段祺瑞最終不顧國民黨的抵制而按其預定計劃召開善後會議，表明此時國民黨在全國的政治影響和發言地位還相對有限。國民黨亦自知力量不足，故而對善後會議的抵制採取「欲迎還拒」的態度。表面觀之，國民黨未能成功制止段祺瑞的善後會議，似有所損。但我們可以推想，若果真段祺瑞接受了孫中山的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亦未必有何實際結果，因為在各方軍閥沒有被推倒以前，和平統一隻是一種幻想。其最終的出路，仍只有進行「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國民革命。事實上，國民黨通過與段政府在善後會議問題上的鬥爭和較量，大大擴大了國民黨在全國民眾中的政治影響，這才是國民黨的最大斬獲。

  善後會議自2月1日開幕後，中經休會、延會，至4月21日閉幕，歷時兩月有餘。段政府想通過善後會議集中軍權、財政於中央，以鞏固臨時政府的基礎。而參加會議的各地方實力派則想通過善後會議謀求擴張本派系的利益。會議開始後，段祺瑞即以臨時執政的身份向會議提交了包括《收束軍事大綱案》《整理財政案》《國民代表會議條例》等議案。段知道這些議案將觸動各省軍閥的既得利益，乃僅定大綱，未提出具體辦法，企圖矇混通過後，再自由確定辦法。各實力派代表洞悉其謀，群起攻擊，聲稱整理全國財政、軍事，關係何等重大，而中央在事前不徵詢各代表的意見，表明中央對各省毫無誠意。

  奉系自恃軍事實力最強，在會議上亦最霸道。為了讓段政府滿足己派的要求，動輒以退會相要挾。奉系代表占有21席，如果退席，會議將不足法定人數。西南聯治派的幕後人物為雲南的唐繼堯和湖南的趙恆惕。會上，西南聯治派代表提出議案，要求改組臨時政府，中央實行「合議制」，各省實行「聯省自治制」，以保持其地方割據狀態。他們與一些不滿於段政府的名流政客如熊希齡、梁士詒等相串聯，頗能左右會場，形成一股要求改組政府的強大聲勢。但奉系對此表示反對。由於各派系均以自我利益為中心，致使會議歷時逾月，而段政府所提議案無一通過。奉系代表邴克莊在致張作霖的密電中如此形容段政府的窘態：「政府近來步驟頗形紊亂，遇一問題發生，元首則朝拒而夕納，左右則甲是而乙非，欲贊助而苦無定向，欲解脫而又違初衷，既防南以謀我，又覺進退維艱。」

  為了打開困局，段政府一方面宣布休會、延會，同時派人與各方實力派疏通，試圖以地盤換取奉系的支持，並聯合奉系共同扼制和擱置西南聯治派提出的議案。對馮玉祥的國民軍，答應以孫岳為河南省長，以岳維峻為河南軍務督辦。儘管如此，段政府有關整理軍事、財政的兩個大綱仍未能獲得通過。當時社會輿論擔心，「善後會議恐不能自善其後」。對段政府而言，如果所提議案不能通過，將大損政府威信。在這種情況下，段政府退而求其次，不管實際如何，首先得在形式上保全政府體面。著名報人邵飄萍在《京報》發表評論稱：「時局不因善後會議而善後，然善後會議本身卻因面子關係而有善後之必要。故延期以後之善後會議，非圖時局之善後也，乃圖會議之善後而已。若無面子關係，則一月期滿，即宣告毫無結果而散會可也。今因毫無結果散會與面子大過不去，始不得已而出於延期。然則此二十日以後之成績，至多為會議善後耳，與時局之善後又有何關係耶？」

  經過與各方實力派協商，後者終於同意協助政府圓場：凡政府所視為在體面上必須議決而又無損各實力派利益的議案，如國民代表會議條例，同意修正議決；對有損各實力派既得利益的議案，如整理軍事、財政兩個大綱，名義上分別併入《軍事整理委員會條例草案》和《財政整理委員會條例草案》內，實際則取消。

  對段政府而言，為了撐住體面，不致陷入塌台的境地，只好委曲求全。段政府最後的底線竟是：議案的內容盡可讓步，或改變面目，甚至無形取消，但議案在形式上必須通過。對各方實力派而言，只要會議的議決案對他們的行動自由不加約束，會上殊不必對段政府作拆台的舉動。善後會議以「解決時局糾紛」為初衷，最後以敷衍圓場而結束，對時局的善後毫無裨益。

  如果說，第二次直奉戰爭是北洋軍閥內部最後一次「武力統一」之舉的話，那麼，善後會議則可視為南北各方最後一次「和平統一」的努力，但兩者的結局均以失敗而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