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臨時執政政府成立

  第二次直奉戰爭雖因馮玉祥的倒戈而以直系失敗而告終，但整場戰爭實際並未產生出一個確定的贏家。北京政變後，中央政府暫時落入馮玉祥的掌控之中。馮玉祥最初採取暫時維持現狀的辦法，企圖「挾天子以令諸侯」，借曹錕來壓服吳佩孚和直系各督。但吳佩孚於10月25日通電聲明曹錕所下停戰等命令為馮玉祥所「捏造」，並宣稱奉曹總統密諭，「便宜行事，貫徹戡亂」，仍借曹錕的名義號令直系各方。直系長江各督相繼通電討馮。馮玉祥乃轉而決定請段祺瑞出山，以便借重段的名望促成山東鄭士琦和山西閻錫山出兵阻截直系援軍北上。10月26日，馮玉祥發表通電，擁段祺瑞為國民軍大元帥。10月30日，張作霖與奉軍各將領亦聯名通電擁段為反直聯軍統帥。數年蟄居天津的皖系首領段祺瑞頓時成為收拾北方時局的核心人物。

  10月31日，在馮玉祥的操縱下，曹錕任命黃郛代理國務總理，組織內閣。11月2日，曹錕被迫通電辭總統職。黃郛於11月5日以代理國務總理攝行總統職務。國務院攝政制度源自1913年10月的《中華民國大總統選舉法》所規定的當大總統與副總統同時出缺時，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北洋時期，內閣攝政計有六次，此前於1923年6月黎元洪總統被逐時，由內閣閣員高凌霨等宣布攝政。黃郛的攝政內閣為第二次。

  攝政內閣是正式政府成立前的過渡政權。黃郛內閣的攝政時間甚短，至11月24日「臨時執政政府」成立後結束。在此期間，馮玉祥做了一件大事，即驅逐清廢帝溥儀出宮，然後由攝政內閣通過《修正清室優待條例》，規定「大清宣統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權利」，清室「即日移出宮禁」。

  馮玉祥想通過黃郛內閣操縱中央政府，奉系張作霖自然不願馮玉祥獨自操縱的黃郛內閣長期存在下去。直系軍隊敗退後，奉軍大舉入關。奉軍與馮玉祥的國民軍在爭奪地盤和收編吳佩孚的敗兵等問題上互不相讓，衝突隨時有可能發生。而此時國民軍的力量遠遜於奉軍。馮玉祥為了不使中央政權落入張作霖之手，同時也為了緩解政變之後來自國內外各方的壓力，乃積極聯絡段祺瑞、孫中山等各派名流，請他們出面共同主持大局。張作霖雖具有較強實力，但畢竟一介武夫，缺乏政治號召力，不足以取曹錕而自代。張作霖與段祺瑞的歷史關係甚深遠，張氏父子和奉軍一般高級將領對段都很尊敬，把段看做是北洋元老中最有希望的人，故對馮玉祥擁段出山亦表示贊同。

  段祺瑞自1920年直皖戰爭失敗後一直蟄居天津，早有東山再起之心。馮玉祥、張作霖既爭相「擁戴」他，他乃乘時而出。段祺瑞復出，南方直系各督亦表示歡迎。因為齊燮元、孫傳芳、蕭耀南等直系將領不願見中央政權落入馮、張之手，而寧願讓沒有軍事實力的段祺瑞上台。段祺瑞是北洋老前輩，擁他上台，對直系將領而言尚不為恥，吳佩孚也不便反對。

  各方在北京政變之後都表示擁段的政治立場，正是當時任何一方均沒有能力取代曹、吳獨掌中央政權和繼續武力統一政策的寫照。所謂「非段莫屬」的表態，在很大程度上是各方在相持不下的僵持局面下的一種應變手段。奉軍將領何柱國分析說：「段以北洋元老的資格，對於北洋軍閥，無論哪一個，雖然都吸不住，卻都罩得下。」在這種情況下，段祺瑞自然成了收拾北方時局的最合適人選。

  本章節來源於𝙗𝙖𝙣𝙭𝙞𝙖𝙗𝙖.𝙘𝙤𝙢

  馮玉祥在通電擁段為國民軍大元帥後，於11月初多次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並派馬伯援持馮的親筆信南下迎孫。馮玉祥與孫中山及其國民黨人早有接觸和聯絡。馮玉祥調任陸軍檢閱使後，徐謙等一批國民黨人與馮玉祥時相往還，企圖說服馮玉祥參加國民黨，在北京發動「中央革命」。孫中山甚至親筆手書《建國大綱》贈馮閱讀。但從這個時期馮玉祥的日記可以看出馮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尚缺乏真正了解，且信心不足。直至北京政變發動前夕，孫中山和一些國民黨要人對馮玉祥能否參加革命也沒有把握。政變發生後，孫中山在黃埔軍校發表演說稱：「這回北京事變沒有發生以前的五六個月，便有幾位同志從北京來許多信，催我先到天津去等候，說不久他們便可在北京發起中央革命。籌劃這回事變的人數很少，真是本黨同志的不上十個人。他們的見解，以為本黨革命二十多年，總是不成功……推究此中原因，就是由於從前革命，都是在各省，效力很小，要在首都革命，那個效力才大。所以他們在二三年前，便在北京宣傳主義，布置一切……到江浙戰事發生之後，他們又來催促，要我趕快放棄廣東，到天津去等，說首都革命，很有把握，發動的時期，就在目前。這個時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萬不可失。如果就廣東的計劃，由韶關進兵，先得江西，再取武漢，然後才想方法去定北京，那是很迂緩、很艱難的；假若放棄廣東，一直到天津去發動一個中央革命，成功是很迅速、很容易的。」但孫中山當時不大以為然。當事變真正發生後，孫中山又有幾分失望，因為他看到中央政權仍在官僚軍人之手，「對於本黨表同情的，只有幾個師長旅長，普通士兵都是莫明其妙」。於是他斷言北京政變「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毫沒有中央革命的希望」。儘管如此，孫中山還是決定進京，因為他認為「經過這次事變之後，可信北京首都之地，的確是有軍隊來歡迎革命主義的。從今以後，只要有人在北京籌劃中央革命，一定可以望天天進步。」除了廣東之外，「北京也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孫中山決定北上，「借這個機會，可以做宣傳的工夫」。

  就馮玉祥而言，他深知自己的政治聲望和軍事實力都難以獨當一面，且其倒戈行為有悖北洋體系的傳統行事準則，在操守上頗遭譴責，「社會上諒之者甚少」。故他想將各派頭面人物糾合在一起，組織一個委員制的中央政權。故他在通電擁段之後不久，又電邀孫中山北上會商國是。孫中山並非馮玉祥所邀請和推戴的唯一人物。孫中山對此亦瞭然於胸。孫中山雖然致電馮玉祥表示擇日北上，但仍遲遲其行，意在靜觀時局的變化。

  北京政變發生後20天，即11月13日，孫中山才由廣州起程北上。從他起程前所發表的演說來看，他對北京政變的看法有所改變，起初以為北京政變「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而是時他又認為北京政變是「中央革命的頭一步」。他說：「他們（指馮玉祥）這次能夠發動中央革命，便可證明革命在北京已經有了力量，這次雖然沒有徹底成功，但可相信革命在北京有可以運動的餘地，北京可以作革命的好地盤。」「這次北京的變動，不過是中央革命的頭一步；頭一步通了，再走第二步、第三步，中央革命一定是可以大告成功的。」「我信這次到北京去可以自由行動，能夠在北京自由活動去宣傳主義，組織團體，擴充黨務，我想極快只要半年便可以達到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主張，極慢也不過是要兩年的工夫便可以成功。所以我這回為革命前途計，便不能不到北京去籌備。」這表明孫中山對北上和在北京進行「中央革命」抱持樂觀的看法。但孫中山強調他北上的目的主要不是爭權位，而是宣傳主義，擴大國民黨的政治影響。

  孫中山在北上前後，多次發表宣言。對外宣言與對內演說的內容有所不同。如他在11月10日發表的北上宣言和19日在上海對全滬新聞記者的談話，都強調北上有兩個目的：一是召集國民會議，一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前者是針對軍閥的，後者是針對帝國主義的。

  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北上，最初表示反對。蔡和森在《嚮導》周刊上公開著文說：「中山先生肯親身去參加他們所號召的和平會議或委員制的政府嗎？那麼不僅是要上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當，而且無疑是宣告自己是與軍閥及帝國主義的工具處於同等地位。所以在原則上與策略上，中山先生不僅要在消極方面拒絕參加，而且要在積極方面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帝國主義宰制中國的陰謀，根本否定帝國主義的工具——禍國殃民應受國民裁判之軍閥有召集會議冒稱解決國是之權限。」蔡還斷言：「中山先生現在若上午進京，我可斷定他在革命上的信用，下午就要破產，然後，再嘗一次廣州七總裁的味道，結果不僅是終遭軍閥排斥，而且要被帝國主義玩弄奚落，迫到苦笑不能的時候下台。」但11月以後，中共改變了態度。1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第21號通告，指示「中局政策略有變更，現在我們對於孫中山北上參加北方和會，並不根本反對，然我們當警告中山在和會中本著國民黨的黨綱政綱及北伐宣言所說，揭破帝國主義在和會中勾結宰制中國的陰謀。」中共政策變更的原因，當與共產國際的指示有關，因為鮑羅廷與加拉罕均極力主張孫中山北上。

  國民黨此時在北方，除了得到一批青年學生和少數大學教授的擁護外，尚無多大影響。北方軍閥武人中，除馮玉祥較早與國民黨人接近外，大都不把國民黨放在眼裡，對於沒有多大軍事實力的孫中山仍然以空發議論的「大炮」相看，沒有真正與他合作的意思。但因聯合反直的歷史關係，未便驟然置之不理，所以當馮玉祥電邀孫中山北上時，段祺瑞、張作霖輩也致電錶示歡迎之意。

  但未等孫中山啟行北上，馮、段、張三人已於11月10日會晤天津。同日，直系各督聯名自南京發表通電，請段祺瑞主政，加強了段的地位。13日，齊燮元在南京召集蘇、浙、皖、贛、閩、鄂、豫、陝八省及海軍聯防會議，組織八省同盟，並由齊燮元、蕭耀南、孫傳芳等聯名通電，聲言因中央政府中斷，對北京攝政內閣所發命令概不承認。馮玉祥與張作霖為了共同對付長江流域各省直系勢力的挑戰，覺得有即行解決中央政權的必要。

  推倒曹錕賄選政權後，各方多主張廢棄法統，重新創造，但對於新政府的組織形式問題，各方意見不一。國民黨在北方的人士主張採用合議的委員制，以取代獨裁的總統制。輿論亦不乏主張委員制者。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國人普遍厭棄武力統一主義，以為借強有力人物解決國是的辦法已經不再適用；實行委員制，則庶政合議，無專斷偏重之弊，且可趁此廢除總統，以免將來再演賄選、武力統一種種謬誤。一時間，採用委員制的空氣十分濃厚。但委員制具體如何實行，各方想法參差：有的主張以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為骨幹，再加入幾個名流，聯合組織；有的設想每個省區各舉一人為委員，組織委員會，由委員會中互選一人為委員長，行使總統職權；還有的建議中央設置5至7名行政委員，政務處理採取合議制，委員不必兼領部務，其地位猶如唐代的同平章事、明代的內閣，或清代的軍機。其時政界、學界名流如唐紹儀、章太炎等均主張實行委員制。素來標榜「自治」的南方實力派如雲南的唐繼堯、湖南的趙恆惕、廣東的陳炯明等，此時亦趁機響應委員制和復倡聯省制的主張。

  馮玉祥最初贊成委員制，但在11月10日開始舉行的天津會議上，因段祺瑞與張作霖均不贊成委員制，馮亦未再堅持。張作霖提出，在新政府產生之前，暫組臨時執政政府；執政政府不設國務總理，而由臨時執政召集國務會議，並推段祺瑞為臨時執政。馮表示同意，並於11月15日與張作霖、盧永祥、胡景翼、孫岳等聯名通電，公推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執政」的含義，一方面表示廢除了崇高的大總統，另一方面表示不是委員制。「執政」之前冠以「臨時」，又標示其過渡性和非正式特徵。

  11月24日，段祺瑞宣布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即日還公布了一個簡單的《臨時政府制》六條，規定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統帥海陸軍，對外代表中華民國；臨時執政設置國務員贊襄臨時執政處理國務；臨時執政命國務員分掌外交、內務、財政、陸軍、海軍、司法、教育、農商、交通各部；臨時執政召集國務員開國務會議。這些條文意味著臨時執政兼有總統、內閣和國會之多重權力，其集權程度實為民國以來所罕見。

  不過，對自身缺乏軍事實力的段祺瑞而言，置身馮玉祥、張作霖兩大勢力夾縫之間，形式上大權獨攬，實際上難施展布。段祺瑞的處境與曹錕有所不同。曹錕執政時，其權力基礎寄托在直系實力派吳佩孚身上。吳佩孚在直系內部雖然相當專橫，但對「老帥」曹錕卻存有幾分「愚忠」，每逢關鍵時刻，「他就毫不猶豫地執行曹錕將軍的命令並尊重他的權威」。而段祺瑞自身早已喪失皖系鼎盛時期所具有的軍事政治基礎，而「擁戴」他的各方都沒有吳佩孚對待曹錕那樣的「臣屬」心態。儘管段祺瑞不甘受人支配，實際卻擺脫不了政治傀儡的尷尬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