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第二次直奉戰爭與北京政變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的結果，直系戰勝奉系，並將北京中央政府控制在手，形成「直系即中央」的政治格局。曹錕、吳佩孚也成了「直系中央」的「太上皇」。以前中央政府虛懸於各派系之上，不全為某一派勢力所獨掌，故尚能相對獨立，而「直系中央」的建立，意味著中央政府已公開被掌控在一派之手。在直系控制中央政權的兩年半時間裡（1922年6月至1924年11月），先後換了三位總統：先是以「恢復法統」為名，將皖系所扶植的安福國會及其所選舉的大總統徐世昌驅除，恢復民國6年被解散的舊國會，迎接舊總統黎元洪復職，繼而又通過「鬧餉」、「逼宮」、「奪印」等手段，驅黎下台，最後利用國會賄選曹錕為新總統。

  曹錕作為直系首腦，其勢力建立在吳佩孚身上。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吳佩孚手握精兵數十萬，虎踞中州，威鎮長江，呼風喚雨，氣焰如日中天。「此時許多人的心理，都深惡奉系，左袒直系」，「覺得吳秀才總比張鬍子好」。國內輿論界甚至把統一中國的希望寄託於吳佩孚。蘇俄和共產國際方面也一度認為吳佩孚是中國「最好的軍閥」。中共在吳佩孚鎮壓「二七」大罷工以前對吳佩孚也有過部分正面性的評價。相對而言，吳佩孚在當時軍閥中的確要算是文韜武略兼具的人物。1923年4月，吳佩孚五十壽辰，各方前往洛陽祝壽者有六七百人之多。康有為親撰一副壽聯贈吳：「牧野鷹揚，百歲勛名才一半；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是時的吳佩孚，大有天下莫敵之慨。

  但好景不長。直系的強橫，很快遭到直系之外各軍事實力派的聯合抵制。吳佩孚的跋扈又招致直系內部的分化和分裂。曹錕的「賄選總統」更激起全國民眾的一致反對和聲討，從而引發一場席捲全國的反直運動。

  直奉戰爭後，吳佩孚公開提出「武力統一」中國的主張。對吳佩孚而言，其武力統一的障礙有三：一是退守關外的奉系張作霖；二是在廣東「革命」的孫中山；三是盤踞浙江的皖系殘餘勢力盧永祥。

  張作霖自被直系打敗後，退回東北，宣布獨立，在關外臥薪嘗膽，「日夜籌劃，練兵籌餉，預備復仇」。他設立「東三省陸軍整理處」，作為其整軍經武的最高執行機構，其具體措施包括擴建陸軍東北講武堂，大量培訓中下級軍官；從國外大量購進武器彈藥，創辦和擴充兵工廠；設立航空學校，培養空軍人才；購買國外新型飛機，成立空軍司令部等。奉系經過兩年多的整備，軍事實力大增。張作霖勢在待機而發，直奉兩系再決雌雄已不可避免。

  針對直系的武力統一政策，孫中山繼續加強與奉皖兩系在第一次直奉戰爭時所建立的「反直三角聯盟」。此時孫中山雖已著手聯俄容共，卻未放棄以往「聯軍閥以倒軍閥」的政治策略。在孫中山看來，直系是各軍閥中最強橫的一個，擒賊先擒王，要打倒軍閥，便應該先從打倒直系下手。此時處於弱勢的奉、皖兩係為了共同反直，亦主動加強與孫中山的聯絡。奉張、粵孫、皖段三方信使、函電往還頻仍，如汪精衛在此期間先後6次赴奉天，代表孫中山與張作霖聯絡洽談。張作霖在經濟上和軍事上亦曾予孫中山以援助。與此同時，西南各省軍閥為了保住各自的地盤，紛紛打起「省自治」和「聯省自治」的旗幟，藉以對付直系的武力吞併。

  當直系外部形成「反直三角聯盟」的同時，直系內部的「反吳聯盟」亦在醞釀之中。在直系集團中，曹錕位居帥位，其下則數吳佩孚勢力最大。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前，直系內部就已經分裂為「津保」、「洛吳」兩派。「津保派」以駐天津的直系省長王承斌為代表；「洛吳派」以駐洛陽的吳佩孚為首領。第一次直奉戰爭後，吳佩孚依仗自己對直系的貢獻和所掌控的兵力，在直系內部專橫跋扈。吳的「兵強氣驕」引起津保派的不安和忌恨。津保派人物曹銳、王承斌、高凌霨、吳毓麟、熊炳琦、王毓芝等人起而聯合制吳，挑撥離間吳與曹錕的關係，致使曹吳兩人一度失歡。而吳佩孚為了樹立自己在直系中的絕對權威，懾服直系大小將領，在對外推行「武力統一」的同時，對內力圖推行「削藩」政策。

  

  第11師師長馮玉祥是吳佩孚「削藩」的首選目標。在直系將領中，馮玉祥本來超然於派別之外，既不屬於洛吳派，也不屬於津保派，與吳佩孚既無密切關係，亦無明顯利害衝突。在直系軍隊中，馮、吳同以「模範軍人」自命。馮玉祥的兵力和實際戰鬥力僅次於吳佩孚。第一次直奉戰爭中，馮玉祥軍因有穩定直系後方之功，論功行賞時，馮玉祥得到了河南督軍的位置。吳佩孚在直系以「老大哥」自居，視馮氏為部屬，無奈馮氏個性倔強，對吳不肯俯首，吳對馮乃尋機刁難、限制，並千方百計逼馮離開河南。最後吳佩孚以中央倡導廢督裁兵為藉口，裁撤河南督軍缺，調馮玉祥為陸軍檢閱使，令他率領所部移駐北京南苑。陸軍檢閱使本是個沒有地盤，徒有其名的虛職。吳為了削弱馮的實力，只允許馮帶一個師到北京上任，其餘部隊交由新任河南督理改編。但馮設法將其部隊全部運到北京。吳未能在編制上削弱馮部，又在軍餉上抑制馮。馮玉祥北調時，吳佩孚應允每月由河南協助馮軍軍餉20萬元，但馮部到京後，吳拒不踐約。北京政府也不按時撥給馮軍軍費，積欠馮軍軍餉達11月之久。坐困北京的馮玉祥遂倒向保派一邊。曹錕篡位時，馮玉祥扮演了逼宮驅黎的角色，但論功行賞時，吳佩孚升任直魯豫巡閱使，而馮為吳所扼，一無所獲，徒得逼宮的惡名，至此馮玉祥對曹、吳已成勢不兩立之勢。

  為了加強對各省軍隊的控制權，吳佩孚於1924年初提出一個統一軍權於中央的建議，即規定各省巡閱使、督理一律不再兼任師長。這個計劃對各省武人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有兵才有發言權，剝奪各省軍政大員的兵權，不亞於剝奪其飯碗。他們表示情願不做督理而要求保留師長的職位，但吳佩孚志在必行，先後下令解除了蕭耀南、王承斌、陸錦、張福來、馬聯甲、鄭士琦等一批巡閱使、督理所兼的師長職務。

  吳佩孚的做法激起直系內部諸將的公憤和內訌。1924年5月，王承斌、馮玉祥、齊燮元先後提出辭職，想用「同盟罷工」的方式來倒吳。就在4月30日，上海《新聞報》曾發表時評分析說：「直系諸將同盟示威，迫曹氏制裁洛吳耳！為曹氏計，安能允其所請？假如曹聽諸將辭職，彼等必將假部下擁戴之名，起而反抗，則直系之分裂立見；或曹迎合諸將之意，告誡洛吳，洛吳不甘受，分裂亦見；即使曹模稜兩可，敷衍其間，彼等知曹無能主持，必自起而與洛吳爭，則分裂仍不免。」也就是說，直系內訌分裂已成不可避免之勢。

  1923年10月，直系通過賄選手段，將曹錕推上總統寶座。這一行徑激起一場席捲全國的反曹吳、反直系運動。在此以前，吳佩孚還取得一部分輿論的同情和支持，賄選以後，輿論完全倒向了他的對立面。但吳佩孚不自知，以為既把曹錕扶上總統作他的傀儡，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還有誰能打倒他呢！他此時所處心積慮的就只是乘機收服南方的孫中山、盧永祥和東北的張作霖。他對南方的計劃，是用孫傳芳圖閩以制粵，而以陳炯明為內應，又用蘇、皖、贛、閩以圖浙；對東北則準備自己親自出馬，大規模秣馬厲兵，打到關外去。

  1924年9月至10月，江蘇督軍齊燮元與浙江督軍盧永祥在中國東南地區進行了一場激戰，時稱「齊盧之戰」，亦稱「江浙戰爭」。這場戰爭表面上是蘇督齊燮元與浙督盧永祥之間的戰爭，實際上是直派與反直派總體戰中的一環。

  直皖戰爭後，皖系的盧永祥仍占據浙江和上海。在盧永祥地盤之外，蘇、皖、贛、閩四省均為直系勢力所控制。江蘇督軍齊燮元垂涎於上海的稅收和鴉片煙土收入，視盧永祥為眼中釘。直系的孫傳芳也覬覦浙江地盤。1923年下半年，齊燮元曾幾次將軍隊開到上海附近，欲以武力奪取上海，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但吳佩孚鑑於直系在南方的勢力尚未完全穩定，為了集中精力對付奉系，不贊成齊燮元對盧永祥過早動武。加之盧永祥握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並同孫中山、張作霖訂有「攻守同盟」，齊燮元也不敢輕舉妄動。

  時局延宕到1924年夏秋，江浙戰爭終於因福建問題而引發。1924年4-5月，北洋政府任命周蔭人為福建軍務督理，任命孫傳芳為閩粵邊防督辦。但所謂閩粵邊防督辦，實際督不到粵省去，而福建一省又難容孫、周兩大勢力並存，在這種情況下，孫傳芳力圖向浙江擴展，因而與齊燮元合謀圖浙。浙江方面，盧永祥知道自己陷入了孫、齊夾攻的不利局面，因而極力與廣東、奉系聯絡，同時為了壯大自己的實力，將被孫傳芳從福建驅出的臧致平、楊化昭兩部收編為浙江邊防軍。

  盧永祥的收編舉動，正好為齊燮元和孫傳芳攻浙提供了藉口。齊燮元指責盧永祥收容叛軍，強烈要求盧永祥解散臧、楊的部隊，否則以武力相向，但盧不為所屈。9月3日，江浙戰爭正式打響。盧永祥處於蘇、皖、贛、閩三面包圍之中，實力遠遜於齊燮元與孫傳芳。但盧永祥之所以敢於應戰，乃寄希望於粵、奉兩方的援助和牽制。

  江、浙戰端一開，粵、奉兩方果然同時發動。孫中山於9月5日發表宣言，討伐曹吳，宣稱「援浙即以存粵」，決定派湘、贛、豫軍參加北伐，以譚延闓為北伐軍總司令，克日移師北指，13日親往韶關準備攻贛。與此同時，張作霖也通電全國，對盧永祥反對直系予以支持，表示將率領大軍，掃除民賊。但奉系內部新舊兩派意見不一，舊派張作相等主張靜觀，俟江浙戰事解決，再定行止；新派張學良、楊宇霆輩則謂直系兵力傾注東南，無暇兼顧，急宜乘虛直入，響應浙盧以為聲援，乃千載一時之機，萬不可失。張作霖聽從了新派的主張，決計興兵入關。

  江浙戰爭初期，盧永祥的浙軍占據主動，但因直系方面後援部隊甚多，尤其是孫傳芳的軍隊由閩入浙，形成對浙軍的包圍態勢，浙軍難於招架。盧永祥又懷疑內部有人與孫傳芳相勾結，乃決定放棄浙江，率部離開杭州，集中兵力於淞滬。孫傳芳部隊遂長驅直入。到10月初旬，浙軍敗局已定。盧永祥於10月12日通電下野，出走日本。歷時40天的江浙戰爭以盧敗齊勝而告結束。由於這場戰爭發生在中國最富庶的江浙地區，主戰場靠近上海，戰爭給這些地區的社會經濟破壞十分劇烈。戰爭中大量強迫征夫、徵車、征畜，使長江下游城鎮昔日的繁華景象蕩然無存，並在上海數度引發金融風潮；戰爭所造成的大量敗兵、殘兵、散兵在城市和鄉村大肆搶掠、強姦，為所欲為，致使自太平天國以後基本未受戰爭破壞的江浙地區的社會秩序遭受重創，社會元氣因之大傷。

  江浙戰事雖終，但因它所引發的更大規模的一場戰爭正在激烈進行中。江、浙開戰未久，奉系張作霖即於9月15日向直系宣戰。曹錕急忙電召吳佩孚由洛陽進京，任吳為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為副司令，彭壽莘、王懷慶、馮玉祥分別為第一、二、三軍總司令，分兵三路迎擊奉軍。第二次直奉戰爭正式打響。

  在這次戰爭中，北京中央政府第一次在軍閥戰爭中直接公開站在其中一方（直系）的立場。這在民國以來的政治史上尚屬先例。當時吳佩孚的總司令部設在後海醇親王府，正是國務院所在地。曹錕宣令：今後中央政府文武官員一律聽命於吳大帥。吳佩孚要求內閣在其司令部召開辦公會議，並在會上對政府總理和部長隨意指示。曾親身與會的部長顧維鈞在晚年回憶他當時的感受時，聲稱得到「一番新的閱歷」。直系以中央政府名義討奉，企圖以此增強自己一系在戰爭中的「正當性」，實際卻使本應虛懸和超然於各派系之上的中央政府的象徵性權威大量流失。

  第二次直奉戰爭又稱「甲子之役」。是役雙方各出動兵力十餘萬人，而且都將陸、海、空軍投入戰鬥，戰爭期間，北方鐵路幾乎全部被動用於雙方軍事運輸，作戰方式和技術據稱已經達到甚或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水平，堪稱北洋戰史上空前規模的「立體戰」，遠較此前歷次軍閥混戰為激烈。此前的戰爭，通常是雷聲大、雨點小，相互通電「聲討」多於實際交戰，故有「宣言戰」、「電報戰」之稱，幾與演戲無異，而此次戰爭可以稱得上是直奉兩系軍閥間一場真正的生死大決戰，雙方動員的兵力是以前戰爭的數倍，而傷亡則數十倍之。就實力而言，直奉兩軍難分高下，但奉系自第一次直奉大戰失敗後，在強烈的復仇意識驅使下，整軍經武未嘗稍懈；而直系取勝奉系後，其武力統一政策招致各方的聯合抵制和反擊，四面樹敵，陷自己於孤立境地；賄選總統醜劇復使道義、人心喪失殆盡，直系內部又四分五裂，馮玉祥與吳佩孚之間交惡甚深，王承斌、胡景翼、孫岳等部將對吳佩孚亦深懷不滿。戰前，孫中山國民黨人已與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人密切聯絡，以冀實行推倒曹吳的「中央革命」計劃。當吳佩孚布置對奉軍事時，反直派聯馮倒吳的計劃也在暗中加緊進行。在孫中山爭取馮玉祥的同時，段祺瑞、張作霖亦利用馮、吳矛盾拉攏馮。據稱戰爭爆發前夕，張作霖曾支給馮玉祥軍費300萬元以收買馮。

  江浙戰事發動時，馮玉祥曾請命援江蘇，意在向東南謀取地盤，但吳佩孚欲為孫傳芳留地盤，未允其請。直奉大戰開始後，吳佩孚沒有把馮玉祥的軍隊放到山海關的正面戰場，而放在熱河，意在不讓馮染指東北富庶之地。分配餉械時，吳對馮部又異常刻嗇。諸如此類，更加激發馮對吳的憤恨，最終促成馮下定倒戈反叛曹吳的決心。

  正當直奉激戰難分勝負之際，馮玉祥於10月23日率部回京，發動政變，迫使總統曹錕下令停戰、撤銷討逆軍總司令等職、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馮玉祥倒戈這一突發性事件，徹底打亂了吳佩孚的軍事部署。吳佩孚只好一面分兵防禦關外奉軍，一面率部回救北京。馮玉祥則與胡景翼、孫岳等組織「國民軍」，準備迎戰。獲悉馮玉祥倒戈的消息後，奉軍乘勢大舉進攻。吳佩孚腹背受敵，兵敗如山倒。11月3日，吳佩孚率領殘部，由大沽浮海南下。歷時50餘日的第二次直奉戰爭以直軍潰敗而告終。曹錕、吳佩孚所控制的直系中央亦隨之傾倒。

  馮玉祥的倒戈，是第二次直奉戰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馮倒戈之前，直奉兩軍難分勝負，基本上處於僵持局面。倘若沒有馮玉祥的突然倒戈，吳佩孚未必沒有獲勝的可能。如此，直系或能統一中國，中國近代史的後半部則可能因此而要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