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北京臨時執政政府與北方軍政格局

  袁世凱死後，中國進入軍閥混戰和割據時期。南北大小軍閥為了地盤，幾乎是無時不爭，無日不戰，但沒有任何一派軍閥能夠統一全局，軍閥內部再也未能產生一個足以懾服各方或維繫籠絡各派的強勢人物。但他們在名義上仍都奉中華民國之「正朔」，未有某派軍閥公然將自己的防區宣布獨立於國家主權之外，故這個時期國家雖然分崩離析，卻始終存在一個形式上的中央政權。中華民國的國號與法統得以維持不輟。北京政府始終為各國所承認並代表中國國家主權。

  袁世凱之後的北京中央政府，直到1928年安福軍政府倒台之前，一直控制在北洋集團手中。在1923年曹錕賄選總統前，軍人干政一般是通過政客和政治集團（多為政治派別）間接進行；而在曹錕當選後，軍事強人直接以最高政治領導人的身份操縱中央政府。直、皖、奉三大派係為爭奪中央政府的控制權，先後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戰爭：1920年的直皖戰爭；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戰爭和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戰爭。

  這個時期南方革命政權雖以中央政府的形式與北京政府相抗衡，但其政府名稱始終冠以「中華民國」：如「中華民國軍政府」（1917年）、「中華民國政府」（1921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1925年）等。北伐以前，南方革命政權的實際管轄區域基本上囿於廣東一省，不僅未得到列強和國際社會的承認，在國人眼中，亦始終未能擺脫「地方政權」的形象。

  實際上，1924年開始，南北政權在朝著相反方向發展：1924年1月國民黨宣布改組，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宣告成立，南方革命力量在國共兩黨主導下逐漸發展壯大，革命根據地在歷經東征、南征後亦日趨鞏固。但當時北方各軍閥並沒有把改組後「聯俄容共」的國民黨和新成立的國民政府放在眼裡，對南方革命派組織動員民眾的政治新動向和「黨軍」、「黨國」的政治新體制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當時國內外新聞媒體和社會輿論關注的重心，仍是北方中央政局的變化，對革新之後的南方政府仍以普通地域性政權等閒視之。

  當南方革命力量蒸蒸日上的時候，北洋軍閥之間的矛盾和爭鬥不僅沒有止息，反而日趨激烈。實力較強的軍閥覬覦中央政權，時懷「問鼎」北京之志；實力較弱的軍閥則以「自治」相標榜，在自己的統治區域內建構一個獨立王國。1923年10月曹錕賄選總統後，奉張（作霖）、浙盧（永祥）、皖段（祺瑞）和粵孫（中山）都不承認曹吳（佩孚）直系中央政權的合法性。即使暫時聚集在直系旌旗下的軍閥，亦只是名義上奉中央「正朔」而已，實際仍是各自為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以後，曹吳直系中央傾覆，段祺瑞在反直各派的「擁戴」下登上「臨時執政」之位。但段氏雖然出山，皖系未能東山再起，段氏自身因為早已喪失軍事實力，形式上大權在攬，實際是一個被張作霖、馮玉祥等實力派所操縱的空頭首腦。手無寸鐵的段祺瑞只好在各大實力派之間玩弄「均勢」來維持統治。中央的軍權、財政和人事行政權幾乎被地方實力派分掠和侵蝕一空。段記中央政府比前任曹吳中央政府更加分崩離析和軟弱無力，形成「北京所發生之事實，於全國無重大影響，北京乃一隅，而非全國，且不能統治全國」的局面。北京政府君臨天下的地位實際已不復存在。

  1924-1926年間，南北軍政格局均發生了快速激烈的變化。南方的變局固不待言，北洋軍閥體系內新舊力量遞嬗亦相當明顯。老一代軍閥巨頭相繼凋謝，相對後起的奉系張作霖很快成為影響全國政局的一大要角；馮玉祥、張宗昌、孫傳芳等新興軍人亦在這一兩年間脫穎而出，逐漸發展成為具有全國性影響的人物。但他們之中誰也不足以懾服群雄，一閥獨大。1926年5月，許仕廉說過這樣一段話，頗能反映當時中國的軍政格局：「目下中國心理的環境，最為悲慘，其原因就是無英雄可崇拜。現在一般大頭目小頭目，誰也不崇拜誰。」自吳佩孚因北京政變受挫後，北洋體系內不復有任何軍閥再有武力統一全國的實力和雄心。任何軍閥都無法長久控制中央政府。當某派軍閥掌控中央政府時，既是該派勢力達到鼎盛的標誌，往往亦是其走向敗亡的契機。因為誰控制中央政府，誰就成為各派集矢之的。「北洋派決不願見其中有一人，勢力特別強厚，將有支配全國之勢。若為此兆，則必先群起暗中結合，謀有以推倒之。」最終形成「你方唱罷我登台」的局面。政府內閣更迭如同走馬燈一般。中樞輪替的周期由以往的三四年縮短為一兩年。軍閥之間合縱連橫，爭鬥日烈，相互之間「分」、「合」變化極為迅速。昨日宣稱勢不兩立之「敵」，今日轉為同舟共濟之「友」，反之亦然。臨陣倒戈現象相當頻繁，戰爭發生的頻率日趨加快。往往此次戰爭之結束，即是下次戰爭之胚胎。

  綜觀1924-1926年北方軍政格局的演變，第二次直奉戰爭是轉折的重要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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