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國民政府初期的財政和軍事

  國民政府成立後，致力於軍政、民政和財政的統一，而整頓財政又為諸政之要端。是時，國民政府僅轄廣東一省，政府財政以廣東財政為基礎。而廣東財政歷經戰亂，體制紊亂，財源枯竭。孫中山三度開府粵垣，財政困局未見轉機，其最大癥結緣於財權割裂於各屬駐軍之手。政府無統籌的軍需，各軍分別控制駐防區域的財政機關，就地籌餉，一時權宜，演成積習。復因連年征戰，軍費浩繁，各軍藉機擴充地盤，把持稅收，巧立名目，抽捐取稅，包煙包賭，各自為政。而省庫枯竭，不得不另立新稅，財政於是日趨惡化。

  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政治雖漸萌新機，而財政紊亂如故。是年3月5日，大元帥嚴申統一財政，訓令各軍長官，以後不得擅行徵收各種雜捐，違者嚴行治罪。但各軍視若具文。同年9月，孫中山督師北伐，擬將各路驕兵悍將調離粵垣，藉此徹底整理廣東財政，統一財權，遂任命廖仲愷為軍需總監兼財政部長。廖受命後，力謀整頓，籲請各軍核實兵額，交還財權。電曰：「粵省雖號富裕，而軍興以來，財政久陷分裂，厘捐糧稅，悉為各軍截收；賭餉煙捐，亦由各軍支配，是全省稅收，業已瓜分豆剖，點滴無遺。……迄今兩載，財部命令不出署門；財廳五易長官，亦都束手無策。」廖仲愷痛切要求各軍共體時艱，上交財權，統一財政。但各軍陽奉陰違，把持如故。廖仲愷無奈，任職十日即行辭職。

  財權分裂既肇因於滇、桂軍入粵，平定楊、劉，亦意味著掃除了統一財政之首要障礙。大元帥府整頓財政的轉機，即始自楊、劉叛亂平定之後。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後，廖仲愷再度出任財政部長兼廣東省財政廳長。廖接事後，逐步收回各徵收機關，削減苛捐雜稅，本著量入為出的原則，合理分配軍費和行政開支。不幸，廖仲愷掌財部不久即遇刺身亡。廖去世後，中經古應芬、鄧澤如的短暫過渡，政府特委宋子文出任財政部長，兼掌省財政廳。

  宋子文就職後，繼廖仲愷所立規制，厲行財權的統一。統一財政的措施分三方面進行：一是建立預算制度；二是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政；三是統一徵收機關，將全省財政統轄於財政部。三者之中，屬最後一項最切要，亦最困難。因為財權分掌於軍隊之手，統一財權，必須與整頓軍隊相配合。所幸國民革命軍編成，各地驕兵悍將相繼掃除。到1926年1月，宋子文發表談話，稱全省90%的徵收已歸財政部直接管理，完成財政絕對統一之期望，當不遙也。

  在財政統一的同時，政府改進徵收，採取整頓舊稅、增闢稅源等辦法，增加政府收入。廣東財政的整理，雖自1925年下半年即開始進行，實自1926年以後才全面推展。據統計，1926年下半年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較1925年增加了2.6倍。整頓財政卓有成效。

  國民政府在整頓財政的同時，亦力謀軍政的統一。

  大元帥大本營時期，廣東名為革命根據地，其實仍為軍人割據的局面。當時廣東共駐有11個省籍的20個軍。各軍來源不一，歷史背景互異，各自保持其舊有的組織編制和番號，兵額槍械參差尤甚，戰時難求統一步調，平時難免造成主客歧見，分裂防地，把持稅收。孫中山有意改造這些舊軍隊，於1924年10月將各軍統編為建國軍，規定有地盤者，稱建國軍總司令；無地盤者，稱建國軍某省司令。但是此次統編僅是名義上的，各軍仍維持原有的系統和舊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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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江戰事結束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1925年5月30日通過整飭軍隊方案，提出四項整軍要求：（1）軍令統一，嚴禁軍隊各自為政；（2）民政統一，嚴禁軍隊干涉用人行政；（3）財政統一及軍需獨立，嚴禁軍隊分割及霸占財政；（4）所有軍隊，悉須經政治訓練，使成為有主義有紀律的革命軍隊。國民政府成立後，軍事委員會於7月26日決定統一軍隊稱號，取消以省為別的軍隊名稱，悉稱之為「國民革命軍」。8月1日，許崇智率先通電解除粵軍總司令職，將所轄軍隊統歸於軍事委員會。接著，湘軍總司令譚延、滇軍總司令朱培德、攻鄂軍總司令程潛亦相繼通電交出軍權。8月26日，軍事委員會議決蔣介石為第1軍軍長，譚延為第2軍軍長，朱培德為第3軍軍長，許崇智為第4軍軍長（旋改任李濟深），分領原黨軍、湘軍、滇軍和粵軍四支主力。9月，編李福林部為第5軍。

  1925年11月至北伐前夕，軍事委員會又相繼組建了國民革命軍第6至第8軍：第6軍軍長程潛，第7軍軍長李宗仁，第8軍軍長唐生智。

  國民革命軍的編成，標誌著國民政府軍事力量實現了整合。就各軍地域性而言，第2軍、第6軍和第8軍，代表湖南的革命武力；第4軍和第5軍，代表廣東的革命武力；第7軍代表廣西的革命武力；第3軍代表雲南的革命武力。第1軍以黃埔軍校師生為骨幹，排除了地域色彩而為全國性的革命武力。就各軍關係而言，第1軍與第4軍關係頗為密切，因第1軍軍長蔣介石曾任粵軍參謀長，而第4軍軍長李濟深初任黃埔軍校訓練部主任，後任軍校副校長。黃埔軍校籌建之初，即有借才於粵軍第1師者。

  國民革命軍編成後，軍事委員會決定將黃埔軍校和「黨軍」的一套政工制度推行於全軍。因各軍雖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但舊軍隊的積習未除，思想意志更是複雜紛繁。推行政工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改造這些舊軍隊，使之統一於黨的領導之下，而不復為私人的軍隊。1926年1月19日，國民黨二大通過軍事工作案，要求各軍注意政治訓練，使革命軍人完全接受革命教育，並明定黨代表職權。軍事委員會遂制定《政治訓練部組織大綱》與《黨代表條例》，由國民政府公布。這兩大條例成為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的兩大法規。《政治訓練部組織大綱》規定：政治訓練部受軍事委員會指揮，以指導國民革命軍之黨務、政治、文化工作為職責，軍隊中之一切黨務、政治工作人員和一切社會、政治組織，均受政治訓練部及其所屬政治機關之指揮。《黨代表條例》規定：黨代表為軍隊中黨部的指導人，負責施行各種政治文化工作；黨代表為所屬軍隊之長官，所發命令與指揮官同；一切命令及發出之公文，凡未經黨代表共同署名者，概不發生效力。黨代表的任命，自團以下及與相當組織之黨代表由政治訓練部任命；自師以至更高級軍事組織的黨代表，由政治訓練部提出，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由軍事委員會任命。

  初期國民革命軍黨代表為廖仲愷，1925年9月以後改稱「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由汪精衛擔任。1926年4月汪精衛出國後由陳公博代理。1926年2月，汪精衛向國民黨中常會提議於各軍中增設副黨代表，代行黨代表職權。政治訓練部成立後，由陳公博任主任。在北伐以前，各軍師政治部先後成立，師設黨代表者，多兼任師政治部主任，未設師黨代表者，則另委師政治部主任。團以下則不設政治部，僅設團黨代表。除第1軍團以下各級設黨代表外，其他各軍在團以下各級設政治指導員，擔任政治訓練。

  國民革命軍的政治工作大部分由中共黨人擔任。曾擔任各軍政治部主任和軍黨代表（副黨代表）的共產黨員有周恩來、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林伯渠、黃日葵、羅漢、張善銘等；曾擔任師黨代表和師政治部主任的共產黨員有周恩來、魯易、李富春、方維夏、肖勁光、廖乾五、李六如、吳少默、李笠儂、梅電龍、陳雁聲、李隆建等；擔任團黨代表的共產黨員有蔣先雲、金佛莊、嚴鳳儀、張際春、包慧僧、胡公冕、王逸常等。據稱國民革命軍中共有共產黨員上千人，其中70%在黃埔軍校和第1軍中。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軍隊政工制度受到直接衝擊。1926年4月1日，蔣介石建議國民黨中央，在北伐未成功以前黨代表制雖不能取消，但黨代表的資格應加以相當的限制，凡跨黨黨員，不宜任黨代表之職，黨代表的黨齡資格也必須加以規定。隨即下令要第1軍中的共產黨員全部退出。這些共產黨員大部分是團以下各級的黨代表。

  北伐前夕，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改組為總政治部，最初隸屬於總司令部，不久改隸軍事委員會，鄧演達任主任。在改組成立總政治部的同時，國民黨中央決定增設軍人部，任命蔣介石為軍人部部長。

  政工制度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舊軍隊的改造，有利於提高部隊的政治素質和戰鬥力。北伐時期，不管局內人還是局外人，都認為黨軍取勝的一大要因，緣自其軍隊政工制度。1926年12月，日本公使館佐佐木中將在南遊觀察北伐軍現狀後發表感想說：「國民革命軍最為特異之點，乃在設有監察軍隊之機關，此即以監察軍隊為職責之國民黨之黨代表制度。質言之，此實模仿俄國赤衛軍之組織。消極的刺激軍隊之前進，使人人能為革命而努力，積極的則為身先士卒，給彼等以良善之模範。依余個人之觀察，革命軍之所以能達戰無不利之效果，實原由該項制度之設立。」

  張君勱在1926年11月考察南方後，也對南方軍隊的「政化」特色大加讚許，認為「主義之昭示」、「軍隊之政化」與「民眾之合作」是南方軍隊取勝的幾大因素。他比較南北軍隊之差異說：「北洋兵卒，問其何為而戰，必曰為餉銀也；北洋兵官，問其何為而戰，必曰長官之命令也，個人之功名也。反之南軍之中，自軍部師部，以逮團部之中，無不有政治部，以為之宣傳；故軍士有正確之政治知識，立於黨之指導之下，努力作戰，其所以戰者既早有明了之目標，則擄掠之行，不待告誡自不發生，此軍隊之得力於政治化導者也。」

  但也不能過高估計政工制度在國民革命軍中推行的實際效果。黨代表雖在制度上具有與指揮官同等的地位和權力，但軍隊的實際指揮權仍完全控制在軍事長官手中。政工人員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配角。由地方軍閥改編而成的各軍將領仍視軍隊為私人之工具，政工人員難以對他們實施有效的監督。人員的升遷去留，軍費的調撥使用，一以指揮官旨意為準，派進去的政工人員難以置喙。各軍雖然統一在「國民革命」的稱號下，但其官兵由舊職業軍官和僱傭士兵組成，軍隊中原有的地方主義、家長作風和效忠私人的舊習仍然根深蒂固。

  國民政府在整頓統一軍政的同時，還進行了兩次大的軍事行動：一是東征陳炯明；二是南征鄧本殷。

  陳炯明遭受第一次東征的打擊後，率殘部退至閩、贛，得到閩、贛督軍和北京政府的接濟，也藉此得到喘息和復甦。1925年6月間，當東征軍回師廣州討伐楊、劉時，將潮梅惠屬各縣讓給投誠的陳炯明部下洪兆麟、林虎駐防，不料彼等利用粵局動盪之機，復行叛變，在陳炯明的指揮下，籌划進犯廣州，再次對廣東革命政府造成威脅。

  鄧本殷原是陳炯明的部屬。1923年初，當孫中山驅逐陳炯明、重新開府廣州時，鄧本殷獨樹一幟，聯合廣東南路各軍，組成所謂高、雷、羅、陽、欽、廉、瓊、崖「八屬聯軍」，宣布「自治」，並得到北京政府的認可和支持。鄧本殷割據南路、瓊崖地區，所占面積幾達廣東全省之半，自成為國民政府實現廣東統一的嚴重障礙。

  1925年9月，國民政府作出出兵東江、南路的決定。10月1日，東征軍出發。歷時一個多月，到11月中旬，陳炯明大部被剿滅。南征之役亦於10月下旬拉開戰幕，至次年2月中旬將鄧本殷全部肅清。

  此次東征和南征，徹底解決了盤踞廣東的地方軍閥。民國以來一直擾攘分裂的粵局，至此方得以整合。自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以來就稱為革命根據地的廣東，至此才實現真正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