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第二次直奉戰爭前的北京政局

  曹錕通過賄選當上了他夢寐以求的大總統，但他在就職宣言中稱自己「初無政治經驗」倒是大實話，就曹錕起家的個人經歷而言，他不過是一介武夫，而且還是沒有多少政治經驗的武夫，在北洋派系中的資歷與輩分也不算很高，對於北京政治的複雜關係以及所須解決的種種難題，曹錕並無多少準備，他也沒有這樣的能力處理這些關係與難題，在這方面，他甚至不如其北洋前輩段祺瑞和徐世昌。因此，當曹錕坐上總統之位後，尚不及體驗個人的虛榮，卻需要面對種種令其焦頭爛額、窮於應付的難題。

  以民國年間中國在對外關係中所處之弱勢地位，得到列強的承認是歷任北京當政者上任前後不能不看重的重要環節，曹錕同樣如此。他在到北京上任前，就考慮到外國駐京公使團是否在他就職時前來覲賀的問題，因為此事關係到列強對他的態度，如果列強不予承認，他的總統地位也不會穩固。然而，正是在這個曹錕非常看重的問題上，列強的態度對其頗為不利。因為在曹錕上台前後，正值臨城劫車案等涉外案件頻發之際，公使團認為：中國「北方之現狀及其發生之種種事件，悉皆由於官場漠視對外條約及義務而來。……而曹錕為此漠視對外條約義務輩之首領，故中國種種罪惡之由來，其首先應負責者，即為曹氏。渠雖被選來京，但其在外交上之身價，並不能因此抬高。」據此，領袖公使符禮德告訴曹錕派來接洽覲賀事的使者，以各公使「未奉有本政府訓令為詞，不予覲見」。列強作出如此姿態，是為了壓迫中國在有關對外交涉中讓步，首先是解決臨城劫車案的善後問題。

  臨城劫車案解決之後，鑑於其負面影響之大，迫於內外壓力，北京政府已經作出了一系列姿態。1923年6月26日，下令將負有直接責任的兗州鎮守使兼山東第6混成旅旅長何鋒鈺免職，聽候查辦；任用瑞典籍保安隊教官曼德中將視察鐵路，調查路政，加強護路工作。但是，列強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企圖通過臨城劫車案攫取更多利益，在善後交涉中提出了一系列後續要求，尤其是糾纏在賠償、懲罰、護路三個問題上毫不放鬆。8月10日，公使團提出改組鐵路護路警察並由外人監督護路的方案，遭到中國各界的同聲反對，認為「辱我國體，喪失主權，且此端一開，禍患將不可底止」。9月24日，中國外交部在答覆公使團的照會中，聲明「護路一事為中國目前內政要舉」，中國將「自動改良護路之計劃」，但「對於外交團所擬提議之計劃，義難承受」。由於列強間對護路問題的態度不一，加以北京政府就此作出了若干決定，護路問題被暫時擱置。關於賠償和懲罰，列強不僅要求對臨城劫車案損失的直接賠償，而且要求對相關損失的「附帶賠償」；要求對事發地山東的最高長官——督軍田中玉即予免職，而且嗣後不得再任官職。對於前者，北京政府同意對外國人在此案中的直接損失予以賠償，但拒絕「附帶賠償」，因其「與本案無切近關係」；對於後者，因為牽連到直系大將田中玉，聲明「不能允從外交團之要求」，將由中方自行處理。公使團對中方的答覆很不滿意，9月29日決定以不承認曹錕新政府的舉動壓迫中國退讓。為了獲得列強的承認，曹錕被迫再作讓步，首先在賠償問題上鬆口，同意考慮列強的間接賠償要求。而在最讓他頭疼的懲罰問題上，雖然田中玉是曹錕的拜把兄弟，而且為曹錕「報效」了數十萬元的賄選經費，但曹錕也不得不將其犧牲，令其自動辭職，以此解決這個讓他頭疼的問題。

  

  負責辦理外交的顧維鈞一直在為外國公使覲賀事傷腦筋，「內迫於要人的敦囑，外迫於使團的催問」。經過反覆交涉疏通，公使團表示，只要中國政府承認臨案有關要求，他們准於10月15日前往覲賀，同時聲明「非全部承認，不必答覆」。待曹錕同意列強的要求後，顧維鈞又將草擬的復文先行送交公使團徵求同意，直到他們滿意為止，以免再節外生枝。如時論所謂：「以外交上非常的屈辱交換元首懷仁堂的一握手。可憐轟轟烈烈的青年外交家，為維持中國國際地位而就職的外交總長，竟辦成如此屈辱的外交！」在達到逼迫中國讓步的目的之後，10月15日，外國駐京公使前往總統府懷仁堂，正式覲賀曹錕當選總統。然而節外生枝，事後公使團又以田中玉為辭職而非免職，同時又被升為上將軍，不是懲辦而是鼓勵為由，向中方提出質問，要求在48小時內撤銷升田中玉為上將軍的命令，如無滿意辦法，當另定對華態度。外交總長顧維鈞因國家信用盡失，自己又首當其衝，處境尷尬，故提出辭呈，宣布自次日起不再到部辦公。為了挽回局面，曹錕最後只得請田中玉自動辭去上將軍，總算了結了此案。

  有關臨城劫車案的對外交涉剛剛了結，金佛郎案之交涉又起（「佛郎」是法國貨幣法郎當時的譯法）。金佛郎案的由來是，1922年7月，中法訂立協定，法方允將其應得之庚子賠款未付部分退還中國，用於辦理教育事業及清償中國所欠中法實業銀行的股金及款項。法方提出，協定所列各項數額應以金佛郎計算，而當時佛郎紙幣的實際價值因為通貨膨脹僅及其含金量的1/3，如照法方的提議，中方損失將高達數千萬元。因此，中方據理拒絕了法方的提議。但法方對此毫不放鬆，以扣留其代管的鹽餘威脅中方接受其要求。同時，中國國內也有人（如王克敏）因與中法實業銀行有密切的利益關係，鼓動政府接受法方的要求。1923年2月10日，張紹曾內閣在內外壓力之下決定同意法方的要求。消息傳出，引起輿論大嘩，在習見愛國與賣國的輿論交戰之外，金佛郎案也被直系保派用以為倒張閣的重磅炮彈，該案由此一直懸而未決。曹錕當選總統之後，法國以承認金佛郎為退還庚款及參加關稅會議的先決條件，對曹步步緊逼。11月王克敏出任財政總長後，在曹錕的默許下，有意接受法國的要求，但被爭奪總理無望的吳景濂出於對曹錕的不滿而大加攻擊。在社會各界及輿論壓力下，北京政府最終決定拒絕法國的要求。直到曹錕下台後，段祺瑞擔任臨時執政期間，1925年4月《中法協定》告成，規定法國退還庚款時以美元匯率折合中國貨幣計算，但法國先以金佛郎折合為美元，中國實際上還是承認了法國早先提出的要求，損失頗巨。

  由臨城劫車案和金佛郎案的交涉，不僅反映曹錕當政時期，而且反映出20世紀20年代前半期中國對外關係的某些基本特徵，即每遇有對外交涉，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抗爭，這主要是由於社會各界和輿論的壓力以及職業外交家群體的努力所致，但最後的結果仍多讓步，反映出當時中國外交之虛弱。由於近代以來中國的弱勢地位以及外交、內政、軍事、經濟、文化等多重因素，牽連到其弱勢國際地位的回升、復員乃至重新邁向強勢的過程必然是十分緩慢、有限而艱難的。同時，由於軍閥割據造成中國政治和政府的分裂，一方面雖然使當時的職業外交家群體有相當程度的活動空間，並可根據國際外交準則和慣例進行一定程度的外交努力；但另一方面，中國政治與政府的分裂，也使對外交涉不易形成一致看法與統一聲音，並給予對外交涉以有力的支持，從而使職業外交家的作用打了不少折扣，加以中國自身的實力所限，使他們在挽回中國國家利權方面的貢獻只能是有限的。畢竟弱國外交有其施展的空間限度，無法太過超出其自身實力而作為。因此，對於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國際地位的緩慢回升以及職業外交家在其中所起之作用似不宜估計過高。

  直系當政期間唯一的外交「亮點」，或可謂「中蘇協定」的簽訂及中蘇邦交的恢復。蘇俄十月革命成功之初，曾經兩次發表對華宣言，表示願意廢除俄中之間原有之不平等條約，放棄前沙俄政府在華所獲特權，建立正常的中蘇外交經貿關係，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為此，蘇俄先後派出優林、越飛等人來華商談，但因為北京政府在列強牽制下對此態度並不積極，而且中蘇雙方在若干具體問題（如中東路歸屬和外蒙地位）上仍有較大距離，談判一直未能取得突破。至20世紀20年代初，蘇俄已經逐步度過了革命勝利之初的困難局面，布爾什維克政府的內外處境有了較大改觀，也有了更主動的地位和更大的餘力堅持其國家利益，而中國方面的情況較蘇俄政府成立之初卻無明顯的改觀，仍是內政混亂，外交虛弱，就此而言，中國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失去了當初尚可與蘇俄方面討價還價的地位和條件，中蘇雙方圍繞各自國家利益的外交博弈呈現出複雜不定的格局。

  1923年，中蘇外交談判出現了新的情況。3月，北京政府特派前外交總長王正廷督辦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參加過巴黎和會，與南北政府均有關係，算是民國年間較為諳熟國際外交格局與規則的新進外交家群體的成員。6月，蘇俄政府特派代理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為全權駐華代表，負責談判事宜。加拉罕是蘇俄外交高官與談判老手，曾經在中國哈爾濱生活過5年時間，是蘇俄政府兩次對華宣言的起草者及發布者。王、加兩氏的入局為中蘇外交交涉增添了新的動力。9月2日，加拉罕抵京，此後在與王正廷的談判中，雙方爭執的焦點仍在外蒙地位與中東路的歸屬，中方堅持對外蒙和中東路的主權，而蘇方在重申履行兩次對華宣言的基礎上，對外蒙主權和中東路歸屬強調其本國利益。蘇方曾建議兩國先復交再談具體問題，但中方堅持先解決問題再復交，雙方立場仍有相當距離。經過反覆交涉磋商，雙方立場漸有接近，蘇方承認中國對外蒙的主權，同意中國贖回中東路。1924年1月，孫寶琦內閣成立。2月，王正廷向加拉罕提交《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協定草案》及《暫行管理中東鐵路草案》，經加拉罕修改後，於3月初提交北京內閣討論。因為草案牽涉方面甚多，內閣成員意見不一，未能作出簽字與否的決定。但急於達成結果的王正廷卻與加拉罕在3月14日草簽該兩項協定，因其中未明確規定廢除俄蒙條約及蘇俄自外蒙撤兵的期限，且未得內閣授權，顧維鈞等內閣成員拒絕承認，且提出查辦王正廷的失職行為。加拉罕得知後，認為中方失信，提出中方應在3日內承認該協定有效，否則交涉破裂及失敗的責任應由中方負責。王正廷擔心「萬一因此決裂，則以前議定各項，勢將全功盡棄。時機迫切，稍縱即逝」，要求「從速轉呈大總統核定辦法，免誤大計」。17日，北京政府咨復王正廷稱：「貴督辦亦未奉有政府訓令簽字，俄代表忽有以協定草案限期承認之來函，不特與彼歷次宣言力謀親善之旨不符，且反足為促進中俄邦交之障礙……倘交涉決裂而發生一切事項，其完全責任自應由俄政府負之，中國政府決不能任其咎。「3月20日，曹錕下令免去王正廷的職務，由外交部負責辦理此後談判事宜。但是加拉罕拒絕與中方重開談判，指責中國對蘇俄的政策「全視列強政策為轉移」，提出以中蘇復交為重開談判的先決條件，並放出將南下廣東與孫中山大元帥府交涉的風聲，以此迫使北京政府讓步。中蘇交涉再成僵局。

  平心而論，蘇俄在此次中蘇交涉過程中的態度與立場較前並無明顯變化，外蒙及中東路問題事關其國家利益，其不願讓步是可以想見的，不過蘇俄還是希望與中方達成協議，故在協議字句上承認外蒙為中國的一部分並允諾中國贖回中東路，在當時情況下，這已經是中國可以得到的較理想結果。因為外蒙自中國分離及蘇俄在外蒙有駐軍已成事實，中國又沒有抓住外蒙在蘇俄革命後一度可能回歸的機會，中東路的修築及其附屬於蘇俄的成因更為久遠和複雜，以中蘇交涉當時中國所處之內外環境及自身實力，企望完全收回外蒙和中東路實有難度。王正廷正是考慮到這些因素，才主張與蘇方成立協議，解決中蘇懸案，對中國基本上仍可謂利大於弊。而撇開其他因素（如派系鬥爭等）不論，對中蘇協議的不滿與批評也是出於對中國國家利益的關注，自有其理由，亦無可指責。但是，外交畢竟還是實力的較量與反映，弱勢一方的過高訴求可能並不利於實際利益的獲取，如何在理智與情感間尋求合理的平衡，確乎是近代中國對外關係，尤其是近代民族主義興起之後中國對外關系所須解決的問題。衡諸外交部和顧維鈞接手中蘇談判之後的最終結局，可知中方最初的反對意見或可謂情勝於理，並無助於實際問題的解決。

  由於中蘇雙方仍願達成協議，經過顧維鈞與加拉罕的艱難交涉，1924年5月31日，中蘇兩國正式簽署《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以下簡稱《大綱》）、《中俄關於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簡稱《中東路協定》）及有關文件。中蘇協定的主要內容是：中國與帝俄所訂之條約、協定等概行廢止；帝俄與第三國所訂之條約、協定等有妨礙中國主權者概為無效；蘇俄承認並尊重中國在外蒙的主權和領土權利；中東鐵路純系商業性質，所有關係中國國家主權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概由中國辦理，允許中國贖回中東路；歸還帝俄在中國的租界；放棄帝俄的庚子賠款；取消帝俄的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平等協商關稅。《大綱》文字基本維持了當初王正廷、加拉罕所簽協議的原狀，關於蘇俄自外蒙撤軍問題，規定經中蘇雙方會議商定後，蘇俄即將軍隊由外蒙盡數撤退；關於廢除俄蒙條約問題，蘇俄仍未作明確承諾，僅由中方聲明，對於帝俄政府以來凡與第三者所訂之條約、協定等，有妨礙中國主權及利益者，無論將來或現在，均不承認為有效。《中東路協定》則對該路的行政、人事、監督、管理等問題作了若干具體規定。中蘇協定簽訂後，中蘇兩國關係實現正常化，邦交恢復，並升格為大使級。7月31日，蘇聯首任駐華大使加拉罕向曹錕遞交國書，這也是近代以來外國派駐中國的首位大使。

  中蘇協定的簽訂，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中國外交取得的重要成果。儘管中蘇協定在實際上對中國國家利益仍有維護不及之處，如基本默認了蘇俄對外蒙和中東路的實際占有。但應該注意到，中蘇協定畢竟是中蘇雙方經過談判而簽訂的平等協定，蘇方因此而穩定了其在遠東的地位，中方因此而得到實際的利益，中蘇兩國作為近鄰，都得益於此協定，因此，協定的簽訂可謂中蘇互利而雙贏。對中國而言更具意義的是，中蘇協定是中國與其他大國達成的完全平等的條約，雖然此前在1921年5月20日簽訂的《中德協約》也是中外之間訂立的平等條約，但因為中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而德國是戰敗國，《中德協約》的簽訂有其特殊性。中蘇協定則是兩個主權國家完全出於自主自願原則而訂立的平等條約，對中國與外國的關係更具示範意義，是中國在近代以來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體系中打開的又一重要缺口，也是五四以後中國國家主權地位緩慢回升過程中的重要環節。

  外交交涉困難重重，內政問題同樣使曹錕疲於應付。曹錕上任後，對擁戴他上台的親信論功行賞、封官晉爵自不可免。曹錕曾經自嘲說：「至北京後，一事未作，只終日下命令，某也將軍，某也將軍耳。」但這必然牽涉到派系利益的調整和重新洗牌，直系各派及其支持與反對者為此你爭我奪，一時鬧得不可開交。

  內閣總理是直系各派爭奪的焦點。自黎元洪離職後，北京政府一直以「攝政內閣」的名義行事，總理始終空缺，如今總統選出，攝政內閣自然終止，但由誰出任總理卻成了曹錕的難題。國會眾院議長吳景濂「自恢復法統後，即以包辦曹錕大選為己任……日與直系要人蠅營狗苟，以徼私利。」他瞄準的是總理職位。而曹錕也曾表示：「如大選成功，余必借重閣下，秉政中樞。」以致吳對總理職位勢在必得，躊躇滿志。但攝政內閣自成立後一直由內務總長高凌主持院務，他自認對曹錕當選及處理國務有功，理應出任閣揆。直系中的津、保兩派本在總統選舉問題上一致對外，但總統選出後，為了各自的派系利益，津派支持吳景濂，保派支持高凌,兩派互不相讓，一時使曹錕難以取捨。而吳佩孚等則極力主張由職業外交家顏惠慶組閣，以解決諸多外交難題。曹錕於無奈中只能採取迴避矛盾、維持現狀的辦法，在1923年10月12日令高凌暫代總理，作為新閣成立前的過渡。

  吳景濂對未能出任總理頗為不滿，遂利用自己控制的國會左右開弓，一方面散布如提名顏惠慶組閣國會決不通過的輿論，另一方面又利用金佛郎案等猛力攻擊高凌。吳的做法引來高凌的反彈，他在保派支持下，拉攏國會中的反吳議員成立憲政黨，並以金錢誘惑，「主要目的，則在推倒吳景濂，使並議長而不可得，喪失國會之地盤」。兩派爭鬥愈演愈烈，令曹錕實在為難，最後只能決定摒棄吳、高而不用，改請技術官僚、曾在袁世凱時代擔任過總理的孫寶琦出任閣揆，並於10月30日將孫寶琦組閣案提交國會，津、保兩派爭鬥的戰場又因此而轉到國會。11月5日，眾議院開會討論孫寶琦組閣案，但反吳議員卻提出吳景濂議長任期已滿，要求先行改選議長。雙方言辭激烈，直至演出全武行，致會議無法正常進行。此後，眾議院多次開會討論孫寶琦組閣案，但皆以擁吳與反吳議員的激烈對峙而流會。12月18日，在眾議院會議議場，擁吳議員借金佛郎案猛攻高凌並提議通過孫寶琦組閣案，而反吳議員則認為吳景濂已失議長資格，要求他退出主席位置，雙方最後大打出手，吳景濂被所擲墨盒致傷，反吳議員多人被院警拘禁並毆打。隨後，反吳議員向京師地方檢察廳起訴吳景濂，並要求高凌保護議員安全。19日，高凌下令撤換原派院警，另行派員接替。吳景濂及其同黨認為，如此則己方無法控制院局，遂於21日離京到津，並通電聲明：此後眾院任何行動皆屬非法無效。經過此番爭鬥，本已因賄選而聲名狼藉的國會，其名聲更是江河日下，而吳景濂與高凌雙方互相攻擊，大揭老底，也可謂兩敗俱傷。形象與做派較為「超然」的孫寶琦得到多數認可，1924年1月9日其組閣案在眾議院被通過，閣揆爭奪在曹錕上任並歷經3個月的激烈政潮之後總算暫告一段落。

  孫寶琦上台後，發表其政見為：（1）以憲法統一中國，著手內政之清明；（2）增加二五關稅，以從事內債之整理；（3）收回領事裁判權，以增加國際之地位。但孫寶琦發起召開的「和平會議」，未得孫中山、張作霖、盧永祥等反對派領袖的回應，所謂「憲法統一」自無可能；增加關稅與收回領事裁判權均需列強點頭，誠非短時可辦。3月12日駐京公使團開會討論中國財政問題，決議要求中國速行整理無擔保及擔保不確實之外債，迅速償還逾期外債本息，在中國未整理外債以前不給予財政援助。這對財政困難的北京政府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孫寶琦提出的三項政見實成空文。

  孫寶琦內閣面臨的最大問題還是財政困難。北京政府的財政從來就是一筆糊塗帳，無時不在困窘中度日，而直系當政時期的財政困難尤甚，借債無方，加稅無術，只能靠臨時借支和濫發鈔票維持一時。孫閣上任時恰逢年關，官吏欠薪「無術支配發放」；軍警餉項「現已積欠六個整月之久」。「他如各軍來京索餉代表，仍困居旅館，因川資告罄，均有不能出京之勢也。豬仔兩院議員歲費，經秘書廳及行政委員會推出索薪之代表，向中央屢次交涉，均歸無著。」為此，孫閣財政總長王克敏不惜飲鴆止渴，企圖以解決「德發債票案」緩解財政危機，並得到了曹錕的首肯。

  「德發債票」是德國持有的湖廣鐵路、津浦鐵路、續津浦鐵路和善後大借款債票的總稱，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戰敗國德國擬將湖廣、津浦、續津浦債票共1500多萬元賠償戰勝國中國，但又準備扣下其中的600萬元作為對英、法、意、比等戰勝國的賠償。王克敏企圖通過承認德國的條件而得到這筆款項，以緩解財政困難，但被國會議員以犧牲太大為由表示反對，並於5月16日通過決議，要求非依法交國會核議，政府不得與德國締結關於德發債票的任何協議。但王克敏自恃有曹錕作後台，不向孫寶琦通報有關情況，繞過國會，私下與德方交涉達成妥協。6月7日，外交總長顧維鈞與德國公使博鄴秘密簽訂《解決中德戰爭賠償及債務問題換文》（即「德發債票案」），經七折八扣，中國實際僅能收回900餘萬元，遭受重大損失。

  王克敏以解決德發債票案提供財政經費見好於曹錕，卻使孫寶琦以內閣總理名義承受國會議員的責難，兩人關係因此而極度惡化，無法共事，先後提出辭呈，致政潮再起。在調停孫、王關係未成的情況下，7月2日，曹錕免去孫寶琦國務總理職，任命顧維鈞兼代總理。對繼任總理人選，曹錕屬意顏惠慶，因為顏是職業外交家，與直系各派均有良好的關係，而且曾二次組閣，具有行政經驗。但國會中的反對派議員卻借顧維鈞代總理事發難，提出顧為孫閣成員，孫既被免職，顧即沒有代總理的資格，並聲稱非收回顧代總理令，不議顏閣同意案，結果形成政治僵局。直到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夕，經過各方疏通，國會才作出讓步，於9月12日通過顏惠慶組閣案。這也是自認為可以擺布閣員、在組閣問題上屢屢翻雲覆雨的國會議員們最後的政治表演，不久之後，這個在民眾眼中失去政治信用、在軍閥眼中失去利用價值的國會就成了歷史的過客與陳跡。

  曹錕任大總統之後，內外糾葛不斷，基本無所作為，而在種種內外矛盾之中，對直系當政前途最具影響和殺傷力的還是直系內部的矛盾。在直系內部，津、保、洛三派各據地盤，在政治上互爭短長，以派系利益為至上，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力量。直系最主要的軍事領袖吳佩孚在曹錕出任總統後繼任其直魯豫巡閱使職，開府洛陽，主張武力統一，干涉北京政治，頗為人所側目。直系其他各派，如以王承斌為代表的津派、高凌為代表的保派、地方的蘇皖贛巡閱使齊燮元、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等，對吳均有戒心，他們或極力發展自己的派系力量，或令人在曹錕身邊說吳的壞話，離間曹、吳關係，使吳在直系內部時處孤立之境。吳佩孚本人心高氣傲，對本派內部關係的處理不甚注意，尤其是奪去河南督軍馮玉祥的兵權，將其放到北京擔任有名無實的陸軍檢閱使，使馮對吳銜恨甚深，實為吳的一大失策，也種下了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背直聯奉、致直系失敗下台的遠因。總而言之，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直系力量發展到其巔峰時期，獨占北京政府，然而其後直系的種種作為，不僅不能一統天下，反使其聲望大跌，尤其是總統賄選醜聞，更成為直系發展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再加其內部矛盾紛繁複雜，各派爭鬥不已，又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力量。不等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爆發，直系已是外強中乾，其獨霸北京政治的地位已然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