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孫中山北伐受挫及其再起

  自孫中山1920年11月回廣東重組軍政府、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總統之後，始終以護法為號召，以發動北伐、推倒軍閥政權、謀求全國統一為職志，聲言「統一中國，非出兵北伐不為功」，「粵處偏安，只能苟且圖存，而非久安長治，能出兵則可以統一中國」。為此，他在盡力謀求兩廣統一、聯合西南各省的同時，還與先前的敵人皖、奉兩系和解，結成三角同盟，廣集同道，壯大力量，以謀首先推倒在北京當政的直系統治。但是，由於當時的國內外環境所限，孫中山的北伐征程充滿了艱難和困擾。

  1921年9月，粵軍在廣西趕跑舊桂系領袖陸榮廷，兩廣局勢的相對穩定為孫中山的北伐創造了條件。10月8日，孫中山向非常國會提出北伐案，得到通過。15日，孫中山離廣州，出發巡視廣西，擬以廣西為基地，集中軍隊經湖南北伐。12月4日，孫中山在桂林設立大本營，任命李烈鈞為參謀長，胡漢民為秘書長，朱培德為滇軍總司令，彭程萬為贛軍總司令，谷正倫為黔軍總司令，合許崇智的粵軍第2軍、李福林的第3軍以及熊克武的川軍，號稱有兵力10萬之眾。孫中山的北伐方略是：「吳（佩孚）逆若來，則用小包圍之法，擊之于衡寶一帶。彼若退守武漢，則用大圍之法，以荊汴、長岳為正面攻擊，由漢水出萍樊為左翼，由贛出九江、黃州為右翼，三路以制其死命。兩者皆以有他軍為援，應為我之大利。閩王（永泉）攻贛之背面，鄂孫（傳芳）亂吳之後方。形勢既利，浙盧（永祥）皖馬（聯甲）即可據長江下游，而豫趙（倜）魯田（中玉）共起，使直系更無歸路。自來戰略因於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為南北一致，以定中國。"1922年2月3日，孫中山發布北伐動員令，飭令李烈鈞率滇、黔、贛軍為第一路，自桂林經永州攻贛南鄂東，許崇智率粵軍並聯合湘軍一部，經寶慶、湘鄉攻武漢。27日，在桂林舉行的北伐誓師典禮上，孫中山頒布誓詞謂：「民國存亡，同胞禍福，革命成敗，自身憂樂，在此一舉。救國救民，為公為私，惟有奮鬥，萬眾一心，有進無退。」

  然而，在北伐誓師表面的轟轟烈烈之下，孫中山的北伐征程並非一帆風順。直系對北伐的政治阻撓和軍事抗拒自不待言，關鍵是孫中山陣營內部對北伐的態度並不一致。孫中山本倚為軍事主力的粵軍總司令兼第1軍軍長陳炯明（兼廣州政府內務總長、陸軍總長及廣東省長），對北伐很不熱心，孫中山無法說動陳出兵北伐，只能令其回粵籌劃北伐後勤與軍餉，這就為陳炯明在廣東圖謀自立提供了機會，也為北伐留下了隱患。就在北伐軍剛剛出師之際，積極支持北伐的粵軍參謀長鄧鏗（仲元）於3月21日在廣州突遭狙擊（23日身亡），北伐後方頓失依賴，26日，孫中山在桂林大本營主持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決定先行回師廣東，穩定後方。但此時第一次直奉戰爭正在醞釀之中，孫中山不願失去乘直系首尾難顧之機出師北伐的機會，故在4月16日的梧州軍事會議上又決定改道經韶關向贛南進軍。4月20日，孫中山下令免去陳炯明的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和內務總長職，命廣州政府外交、財政總長伍廷芳兼廣東省長。5月初，第一次直奉戰爭正在進行中，4日孫中山在廣州發布《聲討徐世昌令》，聲明：「出師宗旨，在樹立真正之共和，掃除積年政治上之黑暗與罪惡，俾國家統一，民治發達。所認為民賊者，惟徐世昌及共惡諸人。"6日，孫中山與胡漢民、許崇智等到達韶關大本營，此時奉軍已在戰爭中失敗，但北伐軍態勢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發。孫中山致函張作霖稱：「前以我軍後方問題須先解決，故於上月改道出師，還定粵局，促成北征。乃值貴軍已入關，不能同時相應，抱歉之至。……此間準備完好，文於六日親至韶關誓師討賊，督飭各軍急速進行，不變初志，以踐前約。貴軍精銳，未失所望，乘時反攻，使其首尾不能兼顧，彼虜既疲於奔命，則最後勝利，仍在吾人也。」

  孫中山督率北伐的軍事部署是：以贛南為進軍中心，贛州為奪取目標；以李烈鈞任北伐軍總司令兼中路總指揮，統領滇軍朱培德部、黔軍谷正倫部、贛軍李明揚部，由南雄進攻大庾（今大余）、南康等地；右翼為粵軍黃大偉、李福林、梁鴻楷部、贛軍賴世璜部，由南雄進攻信豐、虔南（今全南）、龍南、定南等地；左翼為前敵總指揮、粵軍許崇智部並與湘軍聯絡，由仁化進攻崇義、上猶等地。與此同時，孫中山還派人就商於浙督盧永祥，希望浙江「與我軍同時一致動作……浙能於我軍攻贛時即攻江蘇，據南京為上策。我軍得贛後會攻江蘇為中策。然中策非我志也。我計由九江夾攻武漢。」

  

  北伐軍當面的對手——直系出身的江西督軍陳光遠部是直系在南方布局的薄弱環節，陳部實力有限，且為粵、閩、湘省三面夾擊，態勢孤立；陳為前蘇督李純的部下，非曹錕、吳佩孚嫡系，與曹、吳關係不深，且在湘鄂戰爭期間對援鄂態度曖昧，意存觀望，令吳佩孚頗為不滿。北伐軍入贛後，陳光遠一面調集部隊抵禦，一面表示「軍事方興，需款萬急」，要求北京政府撥款支援，並電告曹錕、吳佩孚、蕭耀南等稱：「現在各軍均在前線，後路一空，無隊可援。除飭盡力支持相機辦理外，請飛速派隊來贛援助，方能御此大敵，保全危局。」但曹、吳雖然令蔡成勛領軍援贛，其行動並不迅捷，以致陳光遠抱怨：「兩電請援請彈，乃奉院部真寒兩電，一無所應。」

  北伐軍在江西作戰初期的進展較為順利，自5月中旬入贛後連戰皆捷，陳光遠部無力抵禦，6月13日北伐軍克贛州，兵鋒直指吉安，陳光遠自覺無力控制局勢，15日棄職逃離南昌。當日，剛剛復職的大總統黎元洪拿陳光遠作為廢督裁兵之例，令免其江西督軍職，由援贛軍總司令蔡成勛節制江西軍隊。為了迅速取得北伐的突破，孫中山將大部分部隊放置在前線，廣東後方沒有足夠可靠的留守部隊。當陳炯明在後方顯露異動之狀時，孫中山則無力控制。在北伐進軍的勝利聲中，後方不穩勢將影響前方軍情，致北伐功敗垂成。

  陳炯明本為孫中山所信賴的粵軍將領，其在廣東主政也與孫中山的扶持直接相關。如時人所論：「本來，總理對陳炯明，起初是很信愛。同時，陳炯明對總理也同樣如此。後來因為彼此間意見漸漸隔閡，同時，又有些人在旁挑撥離間，便漸漸發生裂痕。」但陳雖與孫在北伐等問題上看法不一，時有不同意見，孫卻初不料其有背離之心，而事實卻是陳炯明羽翼漸豐之後圖謀在廣東自立，認為孫中山在廣東的地位與影響不利其個人利益，遂與直系曹錕、吳佩孚等暗中有所聯繫。1921年冬，陳炯明派代表到北京與政府接觸。1922年初，吳佩孚也派代表到廣東私見陳炯明。接著，雙方代表1月29日在洛陽訂立言和條約。據第一次直奉戰爭期間的粵海關情報記載：「陳炯明將軍正在惠州集結軍隊，並關注著直奉兩派戰鬥的結果。若吳佩孚打勝仗，陳將回師廣州，驅逐孫逸仙；要是吳打敗了，陳將固守惠州基地，以待雲貴之增援——陳早與吳佩孚、唐繼堯結盟。」果不其然，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獲勝後，6月2日吳佩孚致電陳炯明，要他「勉為其難，定粵之後，攜手定國，所深望也」。5日又電閩督李厚基，要其「援陳去孫，早定粵局，以期統一」。13日北伐軍占領贛州後，也檢獲多封吳佩孚、陳光遠與陳炯明準備「夾擊」北伐軍的密電。因此，陳炯明最後的背孫擁直並非意外之舉。

  當孫中山在1922年4月免陳炯明職後，為了穩定後方，對陳還是留有餘地，除了仍保留其陸軍總長職外，還任命其親信葉舉為粵桂邊防督辦，以安其心。此時，陳炯明認為對政變尚未準備周全，密告在肇慶的葉舉：「擁孫之魏邦平等軍均在省，防衛之力不單，而海軍已屬孫，現在我動，省垣不能固守，許崇智、李烈鈞等亦可提兵回戰，並受民黨群起斥棄，今時機尚未至，切不可輕舉妄動，靜待我最後之命。」因此，他對孫中山表面敷衍，退居惠州以示不問政事，私下卻秘密聯絡親信部下，準備發動兵變。在陳炯明的指示下，葉舉率部離桂回粵，並於5月中旬不顧孫中山各軍不得入駐廣州的命令，擅自進駐廣州，占據城內外各軍事要地，構築工事，各處布防，為兵變創造條件。隨後，葉舉等即以粵軍官兵名義致電孫中山，要求恢復陳炯明原職。5月25日，孫中山回電葉舉等，告對陳炯明「每亟欲挽之復出，電報秘疊，信使不絕於道」，表明對陳「始終動以至誠」。27日，孫中山迫於情勢，任命陳炯明以陸軍總長名義「辦理兩廣軍務，肅清匪患。所有兩廣地方，均聽節制調遣。」但孫中山的做法已經不能挽回陳炯明的背孫之心。6月1日，廖仲愷函告孫中山：「陳炯明部屯集省城及白雲山等處者日謀響應北吳。粵垣人心，一夕數驚」，廣州葉舉部更日向滋鬧糧餉，受逼無已，因請孫暫回廣州震懾。當日，孫中山自韶關大本營回到廣州，圖穩定後方形勢，但陳炯明及其部將對孫多避而不見，同時緊鑼密鼓地策劃兵變之舉。9日，陳的親信部下洪兆麟密電致陳，將孫中山的總統職位比為「贅疣」，認為此「實足為南北統一之障礙。若不忍痛割愛於須臾，必貽生靈於萬劫不復之痛苦」，提出「商談一切進行計劃，解決危局」。14日，陳炯明召開部將會議，決定發動兵變。15日晚，陳炯明以葉舉部為先鋒，分頭攻擊觀音山總統府、粵秀樓孫中山住宅等處，兵變始作。

  在陳軍發動兵變前，孫中山已得到警示，部屬勸其離開總統府避往安全地帶，但他慨然言之：「余負救國救民之責，艱苦不辭，改道北伐……如陳果率其軍以叛，占公府，使廣州成為灰燼，置余於死地，余亦身死黨國而已，夫復何憾。」直至當晚夜深，廣州各處已聞槍聲，孫中山才在部屬懇求之下悄然離開住所，潛行至海珠長堤天字碼頭，登上海軍軍艦，安然脫險。16日凌晨，陳軍開始攻擊總統府和粵秀樓，與警衛團發生激戰，並動用大炮轟擊，但未能突破警衛團的防線。16日下午，陳軍利用廣州衛戍司令魏邦平調停之機沖入總統府，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在此堅持到最後，化裝後由衛兵護衛到達沙面，次日登艦與孫中山會合。如孫中山事後回顧所言：

  六月十六日之變，文於事前二小時得林直勉、林拯民報告，於叛軍邏弋之中，由間道出總統府，至海珠。甫登軍艦，而叛軍已圍攻總統府，步槍與機關槍交作，繼以煤油焚天橋，以大炮毀粵秀樓，衛士死傷枕藉，總統府遂成灰燼。首事者洪兆麟所統之第二師，指揮者葉舉，主謀者陳炯明也。總統府既毀，所屬各機關咸被搶劫。財政部次長廖仲愷，事前一日被誘往拘禁於石龍；財政部所存帑項及案卷部據，擄掠都盡。國會議員悉數被逐，並掠其行李。總統府所屬各職員，或劫或殺。南洋華僑及聯義社員，亦被慘殺。復縱兵淫掠，商廛民居，橫罹蹂躪。軍士掠得物品，於街市公然發賣。繁盛之廣州市，一旦蕭條。廣州自明末以來二百七十餘年，無此劫也！五年逐龍濟光之役，九年逐莫榮新之役，皆未聞有此，而陳炯明悍然為之，倒行逆施，乃至於此！

  陳炯明發動兵變之後，駐粵海軍表示服從孫中山，發表《護法討逆宣言》稱：「葉舉等包藏禍心，通敵謀利之不已，竟敢犯及元首，破壞政府，縱兵殘殺，劫掠無所不用其極，罪惡貫盈，當為天下所共誅。我等奉命聲討，先行炮擊，冀其私心一悟，改逆從順，免受天誅。如彼仍頑抗，怙惡不悛，當合各省護法大軍，協同掃蕩，以免護法大業功虧一簣。」孫中山即以海軍為依靠，以「永豐」艦為指揮部，率海軍與陳炯明對峙。6月17日，孫中山在會見登艦請示的廣州政府外交總長兼廣東省長伍廷芳時稱：「今日我必率艦隊，擊破逆軍，戡平叛亂而後已。否則，中外人士，必以為我已無戡亂之能力，且不知我之所在。畏懾暴力，潛伏黃埔，不盡職守，徒為個人避難偷生之計，其將何以昭示中外乎？」為了討伐陳炯明，孫中山令北伐軍自江西回師救粵，胡漢民、許崇智等接令後，於27日在贛州決定由許崇智先率粵軍與滇軍回粵，李烈鈞則率其他各部暫時留駐贛南以為策應。7月初，北伐軍自贛南回師粵北，沿粵漢路分路進軍韶關，與駐守韶關的陳軍接戰。其後，留守贛南的北伐軍在援贛直軍蔡成勛部的壓迫下退往粵北，亦加入對韶關的攻擊。7月19日，回師的北伐軍攻克韶關以北之樂昌及其東南之翁源，隨後與陳軍在韶關和英德激戰。因北伐粵軍一部投陳，牽動戰線全局並影響軍心，北伐軍失利，全線退卻，滇軍退往廣西，贛軍、湘軍留湖南，許崇智則率粵軍退往閩贛邊界，準備進軍福建。

  陳炯明發動兵變之初並未直接出面，而以其部屬葉舉等打頭陣，但孫中山堅持不離廣州，堅持以武力討陳，迫使陳炯明不得不走到台前。6月18日，陳致電廣州衛戍司令魏邦平，將事變起因歸於「孫公迫成」，明白提出「國會恢復，偽府取消，護法戡亂，目的悉達，抑又何爭？南政府不早收束，勢必使粵再亡而止」，亦即請孫中山下台。同時，陳炯明對粵軍將領解釋其行動時，聲稱：「若孫先生仍為一班宵小所蔽，不惜違反民意，只知貪戀權位，則必有人起而議其後，南方必從此多事，諸將領不患無立功之地。」陳還堂皇地以廣東民眾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請出各界代表勸孫中山下野離穗，以免「糜爛」地方；同時運動海軍數艦與炮台守軍脫離孫之指揮，俾孫知難而退。但孫中山不為所動，始終堅持不屈，直到北伐軍回援失利，「永豐」艦勢處孤立，孫在「永豐」艦之部屬群謂「贛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敵，戰局必危；總統株守省河，有損無益」，孫中山才決定離穗赴滬，「相與我護法同志討論善後與中國統一計劃」。8月9日下午，孫中山一行乘英艦「摩軒」號離開堅持了55天的「永豐」艦，途經香港於14日抵上海。

  「六一六」廣州變局使正處良好發展勢頭的北伐被迫中止，給孫中山沉重的打擊，也使他感受莫大的痛苦。如他事後所痛陳：

  文率同志為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勝於此役者。蓋歷次失敗雖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則為失敗於敵人。此役則敵人已為我屈，所代敵人而興者，乃為十餘年卵翼之陳炯明，且其陰毒兇狠，凡敵人所不忍為者，皆為之而無恤，此不但國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憂也。

  但孫中山精神的可貴之處在於，雖然失敗如此「慘酷」，但並不能使其放棄對理想始終如一的追求，他堅信「疾風然後知勁草，盤根錯節然後知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時尤當艱貞蒙難，最後之勝利終歸於最後之努力者」。如何收拾殘局，重上征程，是回到上海暫時安居的孫中山所考慮的主要問題。他在進行新的思索，尋求新的道路，發現新的力量，由此開始醞釀他政治生涯中又一次新的轉折。

  就長期與廣大的目標而言，孫中山力求實現建立獨立、統一、民主的現代中國國家的理想一如既往，但對於實現這一理想的方式方法，除了沿襲聯合各實力派的傳統做法，著重加強粵、皖、奉三角同盟的合作之外，孫中山開始考慮借重蘇俄的力量，引進俄國革命以弱勝強、以小擊大的成功經驗及其組織與方法，改組國民黨，建立黨軍，實行黨治，強調組織功用，加強政治宣傳，等等。一系列新的思路與方法開始在經歷了痛苦失敗之後靜心思索的孫中山腦海中浮現、成形並漸漸清晰。孫中山的如此思路，得到了正在中國尋求革命力量、力圖以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而壯大革命聲勢與陣營、改善自身革命成功後之相對孤立地位的蘇俄之鼓勵與激賞，也得到了成立不久、亟欲擴大力量、尋求中國革命成功之路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積極回應與大力支持。國共兩黨合作，蘇俄、國、共三方攜手，共創中國革命新局的情勢由此而漸成，孫中山及國民黨通過自身改組、實行聯俄容共、發動國民革命、實現中國統一的政略策略也因此而在醞釀之中。

  1923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發表《宣言》和《黨綱》，回顧其多年革命奮鬥歷史，強調「吾黨名稱雖有因革，規則雖有損益，而主義則始終一貫，無或稍改」；重申奉行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理念，宣示：「三民主義尚未能完全實現，五權憲法亦未得制定施行，此吾黨所為旁皇不可終日者。撫已有之成效，既不敢不自勉，思現存之缺憾，又不敢不自奮，則惟有夙夜黽勉，前進不已，以求最後之成功已耳！」其間未提「護法」而強調「主義」，與以往表述已有所不同，或預示著國民黨改弦更張之開始。

  然在廣大而長遠的目標之外，短期與具體的選擇對孫中山而言更為迫切，他首先需要為自己的力量尋求落腳點與出發點，以便重組隊伍，東山再起，他的眼光仍在廣東，而選擇的突破口則是福建。

  福建原為皖系地盤，但閩督李厚基在直皖戰爭後因失去依託而漸靠近直系，為吳佩孚所拉攏，以牽制閩南之廣東孫中山和閩北之浙江盧永祥的力量。第一次直奉戰後，李厚基見直系勢力更盛，更親近直系，並削去其手下臧致平（第2師師長兼汀漳鎮守使）的兵權，又圖謀削去王永泉（第24混成旅旅長兼閩北鎮守使）的兵權，以穩固其個人統治。但他的做法卻使部下與其離心，埋下了倒戈的隱患，加以李厚基在福建當政多年，「內則恣意揮霍，力事逢迎，外則張皇補苴，盡情搜括」，令閩人對其頗為不滿，在聯省自治的浪潮中提出了「閩人治閩」主張，發起了驅李運動。此時正值陳炯明在廣東發動兵變，孫中山的北伐軍因措手不及而回師失利。因為由許崇智領導的粵軍早與王永泉建立了聯繫，許崇智本人又曾駐軍福建，了解福建情況，並與福建軍政界人士有較多往還，粵軍遂向福建退卻，準備與王永泉聯手合作驅李，然後以福建為根據地，整軍經武，回粵驅陳。

  8月中旬，許崇智率北伐粵軍進入贛閩邊境的會昌，並通告王永泉以釋其慮：「我軍此次主張，純為開創東南新局面，實行孫段攜手，閩浙聯防。因李（厚基）作梗，故不能不去李。去李以後，閩局自應請伯川（王永泉）主持。」許的設想得到了孫中山的首肯和王永泉的贊同。9月初，北伐粵軍自瑞金入閩，段祺瑞的心腹徐樹錚亦於此時潛入閩北延平（今南平），協助王永泉策劃驅李事。9月27日，王永泉在延平宣布獨立，要求李厚基下台離閩。10月1日，王永泉就任閩軍總司令。2日，徐樹錚在延平宣布成立建國軍政制置府，宣稱將「克日移駐福州，處理一切軍民諸務」。許崇智與王永泉部隨後向省城福州發起進攻，因為李厚基部兵力有限，素質不高，故攻擊進展順利，不過10天時間，即於12日占領福州，迫使李厚基下台離閩。

  李厚基下台後，福建的局勢一時出現了頗為複雜的狀況。10月13日，黎元洪任命前海軍總長薩鎮冰為福建軍務會辦，15日又任其為福建省長。薩鎮冰為福建人氏，符合閩人治閩的要求，能為福建各界所接受；他一直任職於海軍，政治態度中立，與南北均有良好關係，故直系與孫中山均未對其上任表示反對。但皖系對福建地盤卻有自己的想法，因為直皖戰爭後皖系所控制的地盤只余浙江一省，而福建是皖系以前控制過的地盤，王永泉的第24混成旅原為徐樹錚統領的參戰軍一部，故皖系企圖利用此次機會，再次控制福建，壯大自己的實力，尤其是野心勃勃的徐樹錚在延平成立建國軍政制置府，實際是為控制福建預為地步。10月17日，許崇智、徐樹錚、王永泉等到福州。徐樹錚根據其《建國詮真官制》所倡之「中樞總管綱要」、「省權上合下分」的原則，以建國軍政制置府名義，任命王永泉為福建總撫，總攬全省軍政。但王永泉並不樂意徐樹錚凌駕於其上指揮一切，在穩定了陣腳之後即令徐離閩，並辭去總撫，於31日改稱「總司令」。11月2日，徐樹錚被迫離開福州前往上海，建國軍政制置府由此結束。但已經被趕下台的李厚基不甘寂寞，他以閩南泉州為中心，召集舊部謀劃在福建復職，直系也通過北京政府派前海軍總長劉冠雄為福建鎮撫使，同時組織援閩軍，企圖進一步將福建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12月，李厚基殘部被許崇智、王永泉、臧致平等部聯手擊敗，劉冠雄致電北京政府稱：「李厚基在閩，人心全失，效力已無，萬無振刷希望，用之徒滋糾紛。且建國軍早經滅絕，情勢已遷，請明令取消討逆名義，並免李之職，請調京位置，並將閩督一缺裁撤，此後閩省善後，即由冠雄會同薩省長，協同各方繼續辦理，以一事權。」此前，11月7日，由孫中山任命的福建省長林森宣告就職，他和北京政府任命的福建省長薩鎮冰各不相屬而又相安無事。但吳佩孚認為，「閩雖一隅，關係東南大局，設再遷延不決，則亂事蔓延，將無底止」，決定調派駐守湖北宜昌準備援川的孫傳芳部改而援閩，並支持沈鴻英督粵，以「窺取閩粵地盤」，「使閩浙粵桂不能聯成一氣」。1923年2月，許崇智率東路討賊軍回師廣東，林森失去武力依靠。3月，直系派出的援閩軍由贛入閩，王永泉、臧致平等在武力壓迫下倒向直系，林森被迫辭職，結束了福建兩位省長並存的局面。3月20日，北京政府在直系壓迫下發布孫傳芳督閩、沈鴻英督粵令。北洋軍孫傳芳、周蔭人部入閩後，又經過福建內部的征戰，使福建逐漸成為直系的地盤。吳佩孚的策略是：「驅逐孫中山出粵，屈服唐繼堯於滇，借孫傳芳入閩而使浙盧孤立，將東西南漸次收歸肘下，掃除一切後顧之憂，然後竭全力討伐奉張，以達其武力統一全國之野心。」

  無論福建政局的變化如何，李厚基倒台後，北伐粵軍在福建獲得了難得的休整之機。10月18日，孫中山指示將北伐粵軍改編為東路討賊軍，任許崇智為總司令，蔣介石為參謀長，黃大偉為第1軍軍長，許崇智兼第2軍軍長，李福林為第3軍軍長，在閩粵邊境整軍經武，準備打回廣東。其後，孫中山又指示將駐守粵桂邊境的滇軍朱培德、張開儒、楊希閔部，桂軍劉震寰、沈鴻英（其時尚未投靠直系）部改編為西路討賊軍，準備自東西兩路出兵夾擊陳炯明，使其「不能有東西兼顧之力量，即為我軍恢復百粵最良機會」。剛剛通過政變上台獨占廣東不過半年的陳炯明，位子還沒有坐熱，又要面臨孫中山發動的軍事反攻，以其有限的實力，確實無法「東西兼顧」，他遂將布防重點放在粵閩邊境，以洪兆麟為總司令，同時令楊坤如部防守北江，梁鴻楷等部防守西江，又拉攏舊桂系將領林虎出任援桂司令，並允其事後主政廣西。陳炯明的布防計劃偏東輕西，為孫中山的軍事反攻首先在西線取得突破創造了機會，因為布防在粵桂邊境西江方向的粵軍第1師梁鴻楷部與陳炯明的關係本不深，其部將李濟深、鄧演達等在軍中密謀發動反陳起事，並得到孫中山的贊助。當他們被調派西江布防後，即與當面滇桂軍「暗中與其聯絡，訂定條件，並接濟其軍餉」，準備在時機成熟時對陳炯明反戈相向。陳炯明請舊桂系軍人領軍的舉動，更使駐守西江的粵軍上下均不滿，堅定了他們反對陳炯明的決心。1922年12月底，滇、桂軍發起攻勢，粵軍主動退卻，28日滇、桂軍進據西江重鎮——梧州，隨後聯合粵軍沿西江東進討陳。

  1923年1月4日，孫中山發布《討伐陳炯明通電》，要求「諸軍將士奮勇殺賊，為民除害，凡我粵人，務宜同仇敵愾，以成撥亂反正之功」。此後，西路討賊軍順西江而下，陳炯明急派葉舉擔任西江前敵總指揮，但軍心已亂，無力抵禦。1月9日，西路討賊軍占肇慶。次日占三水，廣州城內駐軍一部於12日晚反正。1月15日，被陳炯明視為心腹親信的洪兆麟也在汕頭宣告脫離陳炯明，迫使陳炯明不得不在當日通電「宣告解職，完全下野」，並離廣州赴惠州，轉道於30日到香港。但原本被孫中山倚為回粵依靠的東路討賊軍許崇智部雖然在1月9日通電宣布即日返師回粵討賊，2月初離閩回粵，卻被洪兆麟部所阻，滯留於粵東潮汕一帶，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在加強粵皖奉（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反直「三角同盟」方面，孫中山在這一時期也花費了不少精力。三角同盟最早醞釀於直皖戰爭前後，是段祺瑞為廣結聯盟、對付直系而採取的主動行動，而孫中山也不反對與各派力量建立關係以為己用。直皖戰後，皖系失去了基本力量，但又不甘就此退出歷史舞台，遂主動向孫中山示好，雙方開始建立夥伴關係，而孫、段關係的建立亦使孫中山調整了對與皖系親近的奉系之策略，開始與張作霖建立關係，三角同盟的雛形初現。

  1922年初，直奉關係惡化，戰爭正在醞釀，段祺瑞的代表徐樹錚和張作霖的代表李少白（夢庚）先後在1月和2月前往桂林晤孫中山，孫中山的代表伍朝樞也在3月到奉晤張作霖，討論三方合作討直計劃。但因孫中山陣營內部的牽扯，孫的北伐未能如期發動，對張作霖與直系的戰爭未起到配合作用。

  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奉系敗退出關，孫中山因陳炯明兵變而退居上海，孫中山和張作霖均有再起之心，客觀情勢使雙方合作趨向密切。1922年9月22日，孫中山致函張作霖：「國事至此，非有確定之方針，堅固之結合，不足以資進行……今後破敵之策，仍須西南先發，與敵相持。公之大任，在於迅取北京津保，使敵失所憑依，然後出重兵以躡其後，則敵不戰而自潰，此為共同動作之必要樞紐。」並告張：「文新失策源地，諸君所需維持補充等費，竭蹶應付，拮据殊甚，未審公能有以助之否？」其後，孫中山派汪精衛多次到東北與張作霖會商。張慨然表示：「中山、芝泉與余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余等當協力同心，第一步以驅逐吳佩孚、曹錕為目的，第二步再謀新中國之建設。」根據孫中山與張作霖商訂的合作計劃，先由南方出兵北伐，以牽制長江以南的直軍；而後奉軍由東北入關，直搗北京；實行南北夾擊，打倒曹、吳；戰爭發動之後相與一致，不為單獨行動；掃除敵人以後，組織合法政府，以協商同意定之。為此，張作霖多次資助孫中山數量不等的軍費與軍火，孫對與張的合作基本滿意，曾致函張表示：「此後對於大局，無論為和為戰，皆彼此和衷，商榷一致行動，決不參差。迄今此意，秋毫無改。凡公所斡旋，文必不生異同，且當量力為助。」

  經過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三方協商，「孫、段、張派代表在上海法租界古拔路組織各省代表聯合辦事處。孫中山的代表為汪精衛，張作霖的代表為姜登選、楊毓珣，盧永祥的代表為鄧漢祥（盧是擁段的基本力量，因此鄧也就代表段祺瑞），雲南唐繼堯的代表為王九齡、李雁賓，湖南趙恆惕的代表為呂宓籌，川軍總司令劉成勛的代表為費行簡，四川討賊軍總司令熊克武的代表為趙鐵橋。各方代表天天集會，商討倒曹、吳的辦法。」此外，「在上海創辦國聞通訊社，每月由孫、段、張各撥經費一千元，以鄧漢祥任社長，胡政之任編輯，作為發布反直消息的宣傳機構」。可以認為，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粵、皖、奉反直三角同盟即正式形成，此後至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前，是三角同盟的「蜜月期」。1923年2月孫中山重回廣州之後，曾經公開聲言，粵、皖、奉「三系已經攜手了」。三方代表、信使往來穿梭，溝通信息，商討計劃，在推翻直系統治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角同盟是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三方基於反直需要而成立的鬆散的軍事、政治同盟，在政治上並無明確的盟約或綱領，組織上也沒有統一的執行機構，以遇事臨時協商為主。在三角同盟中，張作霖主要以其實力、孫中山主要以其政治影響力而居於主角地位，段祺瑞主要依靠其在北洋派系中的政治資本，而需要藉助張作霖的實力。但張作霖與段祺瑞同為北洋派系出身，在政治上有共同語言，與孫中山的革命歷史並非同路，政治主張和看法頗有差異，所以三方在推倒直系統治方面主張一致，而在倒直後的政治善後與建設方面看法不一。在倒直後的政治安排方面，粵方曾提出：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以孫任大總統、段任總理，或以段任大總統、孫任總理，張作霖任副總統。皖方表示：「當然以孫作大總統為最適當」，實則段祺瑞仍希望以總理身份掌握實權。奉方先是含糊其辭，表示「只要打得垮曹、吳，什麼都好說」，繼則「堅決主張擁段拒孫」，俾便以自己的實力控制北京政權。對國民會議主張，皖、奉均未明確表態。對於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奉、皖均堅決反對，張作霖的謀臣楊宇霆曾告孫中山的代表葉恭綽：「根本上慮無合作之可能，且認為目下無從解決。」葉因此感嘆：「吾人固非徒只主張打倒曹吳，泄此一口氣者。如局勢變遷後，建設前途了無計劃，何須多此一舉為？」因此，三角同盟並非建立在三方共同的政治理念和謀劃之上的戰略聯盟，而更多的不過是出於推倒共同敵人——直系曹錕、吳佩孚統治的暫時合作策略，當第二次直奉戰後，直系統治垮台，三角同盟的基礎不復存在，也就自然消失於無形。

  1923年2月21日，孫中山重回廣州，在當晚滇、桂軍舉行的歡迎宴會上，孫中山發表演說：「要統一滇桂粵諸軍，造成統一的中華民國……整頓內部，以廣東為模範，統一西南；以西南為模範，統一中國。」此次回粵，孫中山不再提「護法」，也不再成立政府，而是在3月2日成立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自任大元帥，重行革命征程。孫中山的革命生涯又因此而翻開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