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京漢鐵路工潮與二七慘案

  隨著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工人階級亦逐漸成長，並於五四時期開始表現出其階級力量。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以工人階級為其階級基礎，開始在工人中進行組織發展與政治動員，使得中國的工人運動從無到有，迅速發展，並在經濟訴求之外，也表現出其政治訴求，至1923年2月京漢鐵路大罷工的發生，形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

  京漢鐵路是貫穿中國南北的交通大動脈，自開通後不僅在客貨運輸方面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北京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因為鐵路系統的垂直管理特性，鐵路工人較其他行業的工人更富於組織與紀律性，從而也更便於在他們中間進行組織發動工作。從1921年起，在中共及其下屬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運作幫助下，京漢路各大站陸續成立工人俱樂部（後改稱「工會」），短短1年有餘，沿路各站均成立了工會，會員總數已達13000人，超過全路工人總數的70%,使京漢路成為中共「當時用力最多，工會力量較為雄厚的地方」。第一次直奉戰後，吳佩孚為削除梁士詒的交通系勢力，對鐵路工人運動暫時採取了默認態度，並高唱「保護勞工」的口號。中共藉此時機，由李大釗出面，向交通總長高恩洪建議在各鐵路派遣密查員，以向政府提供情報信息為名，向鐵路派遣工運組織、領導人員，結果得到了吳佩孚同意，中共遂派出何孟雄、張昆弟、陳為人等在京漢、京奉、京綏、隴海、正太、津浦等主要鐵路線擔任密查員，為工人運動的開展創造了有利條件。1922年下半年，為改善勞動條件、提高生活待遇，京漢路長辛店、京奉路山海關和唐山機車廠、粵漢路武長段、京綏路車務段、正太路石家莊機器廠的工人相繼舉行罷工，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1922年4月和8月，京漢鐵路工人代表先後在長辛店和鄭州召開全路工人代表會議，決定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並選出了由中共黨員史文彬、項德龍（項英）負責的籌備委員會，通過了《京漢鐵路總工會章程草案》。1923年1月5日，籌備委員會在鄭州召開第三次工人代表會議，決定於2月1日在鄭州舉行總工會成立大會，並邀請各省市工會、社會團體及名流參加。1月15日，籌委會致函京漢路局，請求將1月28日的星期日假期移到2月1日，以便代表赴鄭開會，並請給予京漢路北段代表免票乘車、南段代表掛專車的優待。籌備工作正在順利進行中。

  京漢路工人成立總工會的舉動並非秘密與非法地進行，而是公開與合法地進行，相關情況均由籌委會通報路局知曉，並經路局局長批准。但京漢鐵路管理局局長趙繼賢本心並不願見到工會的成立，1月25日他致電吳佩孚稱：「據報二月一日，本路全體工人將在鄭州開成立大會，各路與會者甚多，以未經地方官廳許可集會，竟敢明目張胆，聚眾招搖，不特影響所及，隱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謬絕倫，將來群起效尤，愈演愈烈」，建議「迅飭預為防範，切實監視」。一度標榜自己「保護勞工」的吳佩孚也不願見到工人運動的發展，其中不僅有政治理念的原因，也有經濟的因素，因為工人一旦集中在工會組織下，必定要求提高待遇，從而影響鐵路收入，觸動當局利益。長辛店工人罷工勝利後，全路2萬多工人每月加薪3元，每月影響收入六七萬元，而京漢路收入又是直軍軍費的主要來源之一，因此，吳佩孚對京漢路工人運動的興起頗思壓制。他先是唆使其部下、京漢路南段段長兼湖北督軍署副官馮沄組織「同人通誼會」，拉攏、分裂工人運動；同時派其學兵隊員學習火車駕駛技術，以作為必要時頂替開車的準備。曹錕對京漢路工人運動的發展更是主張採取鎮壓行動。他電令吳佩孚：「近來書記部工會聲勢日增，過激氣焰囂張」；「最近全路總工會代表藉口開會，群集鄭州，據報有潛謀不軌情事……鄭州當南北要衝，設有疏虞，後果何堪設想。應該當機立斷，嚴令禁止。並查拿該部首要分子歸案究辦，以遏亂萌。」同時令吳佩孚增兵京漢路沿線各站，預為準備。

  1923年1月29日，吳佩孚電令第14師師長兼鄭州警備司令靳雲鶚、河南軍務督理張福來等，對京漢路工人運動「預為防範，設法制止」。靳即派兵分布各街道，阻止工人赴會。30日，吳佩孚電召籌委會派代表到洛陽談話，籌委會當即指派楊德甫、李震瀛、史文彬等5人赴洛，次日吳佩孚在接見工人代表時聲稱：「你們工人的事，我沒有不贊成的。」但又強調「鄭州是個軍事區域，豈能開會？你們不開會不行麼？」工人代表陳明總工會的成立並不妨礙軍事機要，而且大會籌備工作都已就緒，各站代表與來賓已陸續到達，會期勢難改動。但吳佩孚強硬表示：「我已經下了命令，要制止開會；我是軍官，豈有收回成命的道理？」雙方爭辯多時而未達成妥協。工人代表隨後連夜趕回鄭州，向已到鄭州的16處分會的65名代表報告與吳佩孚的談話經過，代表均認為集會自由載在約法，是我們的正當權利，決議仍照原定日期舉行成立大會。李大釗等中共領導人當時對吳佩孚的認識也有不足，在羅章龍詢問李大釗有關吳佩孚的態度時，李告他：「吳子玉近來正在忙著裝點門面，籠絡人心，想不致做出什麼毀壞自己聲譽的事吧！如果有什麼事，你去找白堅武談談。」從而未能預先就吳佩孚可能之鎮壓舉措有所防備。

  2月1日上午，工人代表及外地來賓分路向開會會場行進集合，當日「鄭州全埠緊急戒嚴，軍警荷槍實彈，沿街排列，商店閉門，行人斷絕，幾若大敵即在目前」。待參會隊伍行至會場——錢塘里普樂園戲園附近時，被早已守候在這裡的軍警包圍，不能前進。代表與之理論多時不得解決，憤激之下，大家齊心協力沖開包圍湧入會場。大會開始後，主席報告了總工會成立的宗旨和籌備經過，宣告京漢鐵路總工會正式成立，楊德甫當選為委員長。大會進行過程中，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率警察多人進入會場，聲稱奉吳佩孚令，「限五分鐘自行解散」，「有反抗的以軍法從事」。代表們不予理睬，堅持到下午4時才宣布散會。但大會結束後，軍警已經封鎖了代表和來賓們所住的各賓館，監視代表行動，禁止代表出入。黃殿辰還指揮軍警將大會收到的匾額禮物及工會會所內一切文件什物盡行搗毀，並聲言：「我在鄭州一日，即一日不許你們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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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軍閥對工人運動的公然壓制，京漢路總工會於當晚召集秘密會議，議決於4日午刻實行京漢路總罷工，同時將總工會移漢口江岸辦公，成立總罷工委員會，統一指揮工人行動。2月4日，總工會發表宣言，譴責「萬惡的軍閥爪牙，鄭州軍警長官，用武力橫加壓迫，禁止開會，封閉會場」；「這件事發生的原因，實由本路局長趙繼賢、南段處長馮沄喪心病狂，捏造謠言，唆使軍閥吳佩孚，命令鄭州軍警當局所致。工友們呀，被壓迫的同胞呀，你們要看清楚，壓迫我們剝奪我們的自由的，解散我們的工會的，侮辱我們的人格的，是誤國殃民的軍閥和他們的奸險的爪牙呀，我們要認清楚我們的仇人，我們不能忍受這種欺侮和宰割呀，我們要緊緊的團結，反抗我們的仇人，向我們的仇人進攻呀！」宣言提出撤免趙繼賢、馮沄、黃殿辰職務，要求路局賠償工會損失，所有占領鄭州工會會所之軍隊應立即撤退，由鄭州地方長官到鄭州工會會所道歉等作為復工的最低條件。罷工的決定與宣言的發表是總工會和工人代表出於對軍閥橫行的義憤所作的決定，但因為是倉促所為，因此對罷工實行後的後續動作與可能後果缺乏應有的估計，罷工宣言直接點出吳佩孚的名字，並予嚴厲譴責，也不利於分化與利用直系內部矛盾，更促使吳佩孚毫無顧忌地下令進行武力鎮壓。

  2月4日中午，根據京漢路總工會的命令，京漢鐵路總罷工開始，這條縱貫南北的交通大動脈立刻停止了流動。次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向全國各工團發出通電，聲明：「本部素知軍閥怙惡，與我工界勢不兩立，此次鄭州事變，不過初發其端」；「蓋軍閥今日可施之於京漢者，他日即可施之於他處，如吾人今日飲泣吞聲，不復與較，非惟全國工會將悉受摧殘，吾勞動界恐永無寧日」；呼籲各「本階級鬥爭之精神，切實援助」。直系軍閥方面，對京漢路罷工預有布置，並調派了2萬以上的軍警分布於沿線各站，然而京漢路罷工實現時日之迅，參加人數之多，也大大出乎其意料。此時正值年關，旅客眾多，鐵路罷工於交通影響甚大，但吳佩孚毫無退讓之意，他一意蠻幹，於5日致電蕭耀南、趙繼賢等，命令他們：如果工人不服勸導復工，「立即武力制止，以遏亂萌，是為切要」，並稱已準備500名司機可上路開車。有吳佩孚的命令撐腰，京漢路局及各地軍政當局立即開始了對罷工的鎮壓行動，當日，京漢鐵路局局長趙繼賢發表文告，對工人施以誘惑，加以威脅：「若你們只就一方面的肆意要求，不替鐵路想想，到了那真真為難的時候，路局亦不能一味敷衍你們了。現為路局計，與工人們約限於十二小時內立即照舊上工，恢復交通，所有以前的事情，概不追究。假若有人強迫你們，阻止上工，自有軍警保護你們，不要害怕。過了十二小時，不肯回來，是你們自己跟本路脫離關係，則本局只有另籌維持交通辦法，另行找人做事了。你們工人可不要後悔啊。」

  京漢路局首先將解決罷工問題的重點放在北段。2月4日，京漢路局派員以「調查」、「慰問」為名，到長辛店與工會代表談判，提出先行分段通車，再討論復工條件的要求，企圖誘惑長辛店分會單獨復工。此舉遭到長辛店分會的拒絕。5日，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上呈大總統黎元洪，稱「此次長辛店工人與學生聯絡，竟敢公然開會運動罷工，顯系有人主使，希圖擾亂大局。若不迅速防止，誠恐於地方治安前途，將受絕大影響」，因派張國慶率騎步兵各一營，「馳往長辛店沿路一帶，切實彈壓，相機辦理」。6日下午趙繼賢到長辛店，先令宛平縣知事與長辛店商會會長出面，讓分會接受其復工條件。分會代表當即表示：「總工會叫我們怎麼辦，我們就怎樣辦。在罷工事件未解決以前，除了聽總工會的指揮外，別的什麼全不知道，這是我們至死不變的信條。」趙繼賢聞聽之下甚怒，遂令貼出布告，限12小時內復工，聲稱對於罷工的領頭人，要「嚴行查究懲辦」，「工人如再不及時省悟，當一律解散，押令回籍，並追繳從前所有薪餉。」當晚9時，軍警開始搜捕工會負責人及罷工積極分子，逮捕史文彬等11人。

  直系軍閥的鎮壓行動引起了長辛店工人的抗議，7日上午，長辛店數千工人手持「要求釋放被捕工友」、「還我們的工友，還我們的自由」等標語，到第14混成旅旅部示威，軍隊開槍鎮壓，數人身亡，數十人受傷及被捕。隨後，軍警封閉工會，長辛店鎮內氣氛肅殺，「更形悽慘，行人來往，不敢交談。記者偶叩其何事如此，則謂一概不知。然其神色之間，未嘗不呈一種悲憤之相也。」當局同時令路局工人於8日起一律回廠工作，同時「出具甘結妥保及永不罷工之悔過書，呈與當局轉送路局備案，並脫離工會」；「長辛店工會俱樂部既系與路局搗亂之機關，自應將該會一切文卷書札，由在會責任之工人一律匯齊繳銷」。自7日中午起，京漢路北段在軍隊「攜帶全部武裝，嚴陣以待」的監視下，恢復開行火車。

  因為京漢路總工會遷移漢口，因此武漢三鎮是吳佩孚鎮壓京漢路工人罷工的重點地區。湖北督軍蕭耀南是吳佩孚的親信，罷工開始後，吳、蕭間日通電數次，進行鎮壓的謀劃。2月5日，蕭耀南先以重兵包圍江岸車站，然後派漢黃鎮守使署參謀長張厚生到總工會住地，強令交出京漢路總工會委員長楊德甫、江岸分會委員長林祥謙等負責人，在遭到拒絕後，張厚生即派部隊占領機車廠及車站，與罷工工人處於對峙中。當日，湖北工團聯合會發表宣言，表示對京漢路罷工的援助，若不達目的即舉行同情罷工。6日，湖北各工團分別派出慰問團到江岸工會住地舉行慰問大會，楊德甫報告了此次大罷工的前後經過，京漢路總工會秘書李震瀛代表總工會致辭，表示「此次大罷工，為我們全勞動階級運命之一大關鍵，我們不是爭工資爭時間，我們是爭自由爭人權。我們是自由和中國人民利益的保衛者。」會議結束後，與會者還舉行了示威遊行。吳佩孚聞知此事，當天電告蕭耀南稱：「京漢車已通行，惟漢口江岸工人把持，致不能恢復交通。……著即以武力從事。」

  蕭耀南接到吳佩孚武力鎮壓的命令後，即著手調集軍隊行事，同時讓張厚生在2月7日下午2時派人到總工會，聲稱：「奉蕭督軍命令，特來請求貴總工會派全權代表開會談判，如得允許，張參謀長頃即可來貴會晤談，並擬穿便衣來，以示誠意。條件六條，均可完全承認，惟先將全權代表名單開示。」工會負責接待的全權代表李震瀛等覺察來人態度反常，似其中有詐，雖同意談判，但未將代表名單交出。稍後，此人去而復來，說是請總工會全權代表於5時半在會所等候，張參謀長按時來會。其實，張厚生此時已在江岸設立指揮處，制定了武力鎮壓計劃。5時許，總工會代表正準備去會所談判，走到半路忽聞槍聲大作，張厚生率領兩營士兵分三路包抄總工會，時有工友數百人在工會門前等候消息，躲避不及，30餘人當場被亂槍和馬刀殺死，200餘人受傷，同時有60餘人被捕，被縛於車站電線桿上，江岸分會委員長林祥謙亦在其中。張厚生發現林祥謙後，即命劊子手割去其繩索，迫其下「上工」命令，林嚴厲拒絕說：「此事乃全路三萬人生死存亡所系，我分會非得總工會命令不能開工。」張乃命劊子手向林身上砍了一刀後問道：「上工不上工？」林的回答是「不上！」張再命砍一刀，林的回答是：「上工要總工會下令的！但今天既是這樣，我們的頭可斷，工不可上的。」張又命砍一刀，林即昏厥過去。待林醒來時張再問：「現在怎樣？」林切齒罵道：「現在還有什麼話可說！可憐一個好好的中國，就斷送在你們這般混帳王八蛋的軍閥走狗手裡！」張厚生立命將林祥謙斬決，並將其首級懸於車站電線桿上示眾。林祥謙臨難之時，氣質剛毅，臨危不懼，大義凜然，從容就義，時年僅34歲。

  在江岸流血慘案發生的同時，2月7日下午6時許，施洋律師在漢口寓所被捕。施洋為中共黨員，多年來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勞動界視之如明星，倚之如保姆。所以軍閥官僚資本家忌刻萬分，久欲殺之而後快。"1922年10月後，施洋先後擔任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和京漢鐵路總工會法律顧問，出席了2月1日在鄭州舉行的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為籌備總工會的成立以及罷工後的安排，費力勞神地給工人以不少幫助和指導，故蕭耀南以「煽動工潮」的罪名將其逮捕，交湖北陸軍審判處審判。吳佩孚也早聞施洋之名，將其視為京漢路工潮的「禍根」。施洋被捕後，吳佩孚立電蕭耀南：「將施洋就地正法，以清亂源。」吳電到後，施即於2月15日上午7時被害，臨刑時猶大呼：「我只希望中國的勞動者，早點起來，把軍閥官僚資本家和你們這般替他們做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寢皮」，並高呼「勞工萬歲！」施洋為廣大工人的利益而立志成仁，慷慨赴死，就義時也年僅34歲。

  在血腥鎮壓了江岸罷工工人之後，蕭耀南發布了「特別戒嚴令」，派軍隊全副武裝輪流梭巡，禁止民眾和工人集會，禁止妨礙治安之傳單、文字、圖畫，禁止拍發有關治安之電報，晚12點以後無點燈處不准通行，各旅館不准收留無妥保者等等；又封閉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及所有工會，拘捕工會代表數十人及「平時熱心工團之人物，通緝湖北工團聯合會委員長等17人，以為斬草除根之計。又仇視報館，凡對工潮處置表示不滿意者，則加以檢查或封閉之。」武漢三鎮處在一片恐怖氣氛中。為解釋其鎮壓之舉，蕭耀南還在對外發表的通電中，誣稱「匪徒暗藏手槍，突於人叢中直向勸說官長狙擊，並撲奪軍隊槍枝，一時秩序大亂，軍警為正當防衛，維持地面起見，不得已開槍格鬥，格斃匪徒多人，奪得手槍十餘支，余匪驚散。所有工人以匪徒格斃，恢復自由，情願照常工作，已於當晚開車，地方安靜如常。」

  在京漢路中段重鎮鄭州，5日晚，靳雲鶚宣布宣布臨時戒嚴，並派「鄭埠軍警紳商各界人士」，約京漢路鄭州分會委員長高斌等到第14師俱樂部「提出嚴重質問」，令其即日開工。高等抗辯說：「除非懲辦趙繼賢、黃殿辰，賠償損失，恢復工會」，否則不能復工；況且，「總工會已移至漢口，我們只聽總工會的命令」。靳雲鶚聞言，即命軍警將高等監禁，並逮捕罷工骨幹，剝去上衣，鎖在車站票房門外風雪中示眾，但並未能使工人領袖及骨幹屈服。6日與7日，靳雲鶚繼續令軍士搜索工人，迫其上車服務，工人皆奔避，偶有被抓獲者，也都拒絕開車。此時，吳佩孚派出的臨時司機到鄭州開行部分列車，但「南行至許昌，例須換水，而各站之水井，均被工人封鎖，無處取水，只得中輟。其北開至順德之車，亦因無法換水而止。」在長辛店與江岸的鎮壓開始後，靳雲鶚亦在鄭州展開武力鎮壓行動，並在8日指使黃殿辰找人在普樂園召開「鄭縣國民大會」，制定若干以高壓脅迫工人復工的條款，如對不復工者斷其供給，退租房屋，驅逐出境，私自供給者按亂黨治罪，房屋充公等。

  二七慘案以江岸、長辛店、鄭州為主要發生地，但京漢路其他各站，如高碑店、保定、正定、駐馬店、信陽等處亦有鎮壓行動，京漢路沿線各站一時均籠罩在恐怖氣氛中。據不完全統計，此次直接遇害及其後冤死於監獄或非命者共53人，其中江岸35人，鄭州8人，長辛店7人，彰德、順德、高碑店各1人，受傷者數百人，入獄及被開除流亡在外者人數更多。2月9日，北京政府議決將罷工「首要」11人「就近發交軍法處從嚴審處」。同日，內務部向上海、天津、漢口、南京、濟南等城市警察當局發出密電，要求「對於聚眾講演過激主義及煽動罷工、罷市等，務須隨時切實查察，嚴密防範，以期消滅無形。如有勸導不服，甚或有軌外行動，應即依法取締，嚴重辦理，以弭亂萌，是為至要。」在此等高壓形勢下，為保存元氣以圖再舉，京漢鐵路總工會與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於9日聯合發出復工令，勸告工人暫時忍痛復工，「須知吾人此時惟有忍痛在廠工作，才有報仇之日。殺吾工界領袖林祥謙之仇誓死必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之自由誓死必爭，軍閥官僚中外資本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們忍痛復工，才有以後的種種辦法。」至此，規模空前、聲勢壯烈的京漢鐵路大罷工暫以失敗而結束。影響所及，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北京的部址被查抄，職員被通緝，只能遷往上海；北方各鐵路工會及武漢工會一律被封閉，領袖被通緝。「兩年來共產黨所慘澹經營的工會組織，除廣州湖南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國職工運動從此便進入消沉期了」。但是，京漢路大罷工以及罷工工人為爭取自身應有之政治經濟權利所表現出的無畏勇氣、昂揚精神、壯烈氣概將長留史冊，如鄧中夏所言：「京漢鐵路大罷工是中國第一次罷工高潮的最後一個怒濤。這個罷工顯然為中國職工運動開了一個新的階段——從改良生活的經濟鬥爭轉變到爭取自由的政治鬥爭的階段。」而一向保守的《順天時報》也在時評中認為：「此種運動非僅由他人煽惑所能發生，縱今一時因此發生，亦不得成為有力而且擴大，茲既為有力而且擴大，則其中必有其他原因。其原因為何，即世界的潮流工人之自覺是也。」「新式政治，則不宜僅以被治者階級之幸福安寧為目的，更須滿足其參與政治的欲望。」「現在之政治，須向此圓滿時代之道程進行，須令其漸向此目標接近，凡與此相離遠之政策，即宜認為時代逆轉的政策，亟行敝屣而拋棄之，倘不准此而執行政治，縱握有如何權力者，終亦必敗而已。」

  京漢路大罷工以其所處位置之重要、參加人數之眾多、最後結局之慘烈而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反響。社會各界在罷工期間對罷工工人給予不少聲援與支持，在罷工失敗後給予他們相當的同情與撫慰。二七流血慘案發生後，各地紛紛舉行二七烈士追悼會，向當局提出嚴重抗議，要求保障集會結社自由，釋放被捕員工，撫恤受害工人家屬，嚴懲殺人兇手。國會議員胡鄂公等向政府提出質問案稱：「查人民集會結社之自由，明明載在約法，無論何人，不得侵犯，此次京漢路工人，組織工會，事非違法，何以該地軍警橫加摧殘。"2月11日，國會舉行臨時會議，提出建議案，建議政府根據約法承認工會，釋放被捕者，撫恤傷亡者，撤退增調彈壓的軍警。但只能聽命於直系軍閥威權的總理張紹曾卻答稱：對於釋放、撫恤、撤兵等事，一切須聽各方長官依法處理，本人僅可以私函請其從寬而已。2月22日，黎元洪發出《大總統令》，對軍閥鎮壓予以辯護，對死傷工人表示「痛惜」，以此敷衍社會各界和輿論，令稱：「京漢鐵路工人，偶因集會細故，卒而罷工，又不服長官勸告，竟與軍警衝突，致有死傷，殊深痛惜。查集會自由，為約法所特許，而罷工滋擾，亦為刑律所不容。況鐵路所以利交通，一旦停止，國家、人民同受莫大損失。在路工人縱有被抑隱情，亦應稟候政府處置，何得遽以罷工為要挾，妨礙全路交通，置身咎戾所有。此次肇事情由，著由內務交通兩部會同查明，呈候核辦，並著主管部妥擬工會法案，咨送國會議決，剋期公布，俾資遵守。」

  二七慘案由於吳佩孚下令鎮壓而演成「中國勞工運動史上最大的悲劇」，吳佩孚的「聲望」由此而急劇下跌。吳佩孚曾經因其反皖「愛國」主張與「恢復法統」的高調而在社會各界和知識分子中頗有「聲望」；第一次直奉戰後他所高唱的保護勞工論調，亦引來不少人的好感；共產國際和中共一度也將吳列為革命陣營可以爭取的重點對象。「二七慘案」的發生，使曾經環繞在吳佩孚頭上的光環黯然失色，事實證明，在各派軍閥中，吳佩孚不過是與其他信奉武力至上的軍閥並無二致的軍閥；在直系內部，擁吳佩孚的洛派與擁曹錕的保派也並無根本區別，他們對待自由民主、人權正義的態度如出一轍。社會各界對直系以及吳佩孚的觀感從此一變，可以說，二七慘案是直系在政治上走下坡路的開端。對京漢路大罷工以及二七慘案的全過程有大量報導的《晨報》這樣寫道：「此次京漢路發生風潮，本報曾據實記載，以告閱者。乃日來警廳方面頗有當局對於本報將有不利之警告。記者天職，本在報告新聞，自不能以勢力之加，改吾常度。但終因審慎從事，不能痛快直陳，致難饜閱者之望，或亦難免……若徒以防川之術，鉗制輿論，恐非國家前途之福，抑豈高拱在位者所能長此安富尊榮耶。」其間蘊含對當局及其後台直系的不滿與批評明眼人一望便知，無須多言。

  京漢路大罷工的主要領導者多為中共黨員，儘管中共當時在京漢路工作的黨員總數僅50餘人，但他們基本上擔任了與罷工直接相關的領導工作。京漢路罷工的公開領導機構是京漢鐵路總工會，實際指揮機構則是中共京漢鐵路總工會黨團，中共北方區委與勞動組合書記部負責人羅章龍擔任總工會黨團書記，黨團成員史文彬、許白昊、林育南、項德龍（項英）、吳雨銘、李求實等均擔任了京漢路各級工會的領導人，罷工中犧牲的兩位知名人物——林祥謙與施洋也是中共黨員。中共以其參加並領導工人運動的實踐而提升了自身在工人中的影響力，並取得了可貴的經驗教訓。罷工失敗後，中共發表《告工人階級與國民書》，譴責吳佩孚「這個冒稱『保護勞工』的軍閥便不惜自揭假面具，破壞約法賦與的集會結社自由權，便不惜血肉橫飛慘殺赤手空拳以爭自由的勞動者」；吳佩孚「不僅是工人階級的敵人，乃是全國爭自由的人民的敵人」。中共也由此加快了與孫中山及國民黨組織建立統一戰線、共同對付軍閥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