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直系當政時期的社會動盪

  北京政府統治時期，軍閥連年混戰，派系相爭，政務不修，財政困難，政府既無心亦無力處理各種既存社會問題，更遑論考慮社會發展之長遠規劃。第一次直奉戰後的形勢仍然如此，直系醉心於「武力統一」與「最高問題」，北京政府內部尚且動盪不已，更無暇顧及社會問題，社會的不安與動盪依舊。1920-1921年，華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及西北的陝西連逢大旱，災區逾300縣，災民多達2500餘萬人，死亡50餘萬人，可謂哀鴻遍野，亟待救濟。據估計，直隸成災有92縣，災民592萬，但賑災款項不過百萬（包括政府撥款與募捐）；山東成災32縣，災民380萬，賑災款項只有區區20萬。「軍政各費，在平時已岌岌不繼，加以本年軍事餉需浩繁，搜羅幾盡。借貸俱窮，又復丁此奇荒，庫款收入，絕無希望，雖欲挪撥而無從。當告災之時，馳電各省，籲求賑濟。雖軍政紳商各界熱心善舉，分途勸募，匯款尚屬寥寥。」在此情形下，「赤貧者束手待斃，中戶人家爭鬻子女以求食。青春少婦，十齡幼娃，代價不及十元。甚至專為求食，甘心隨人作奴婢，而莫肯收留。每田一畝之價，不能易小米一斗。一家舉火，則數十家爭往劫餐，於是土匪竄來，非匪者亦變為匪。餓殍滿地，無疫者亦染成疫。」

  由於北京政府對社會問題的解決不力，使其統治時期的中國社會除了一般性的動盪之外，更突出表現為兵變與匪禍之頻仍。北京政府統治時期，軍閥以養兵為頭等大事，所謂兵多勢眾，自然是以槍桿子治天下的軍閥所信奉之「真理」。其時中國並無徵兵制度，士兵入伍或為強迫拉夫，或為自願投奔，但都需要發餉，所謂當兵吃糧，是為眾所公認。而軍閥養兵雖多，卻因財政困難而無力按時發放足額之軍餉，所以吳佩孚「最最注意者，則為將來之軍需問題」，「凡關於財政可以活動之機關，皆握住不松一步」。但即便如此，以當時「政府歲入，幾以四分之三充軍餉，而尤不能饜貪者之望」；何況「國家兵費，支出雖多，地方捐稅雖重，而並未能悉用之於兵餉。大抵至少半數以上，皆散入各級軍官之私囊。是以國庫已竭，而兵餉仍虛，地方凋敝，而兵變不免。」據估計，第一次直奉戰爭前後，僅直系軍隊就有40萬人左右，而當時北京政府財政預算中所列的直軍經費每月為74萬元，直魯豫巡閱使署每月經費7萬元，兩者合計80萬元左右，以80萬元的經費維持近40萬人的軍餉，顯然不敷應用，因此直系還要想其他的辦法開支軍費，如截留稅款，擅徵稅收，扣留收入，硬性攤派等等。直系如此，其他大小軍閥亦莫不如此。但在用盡了這些辦法仍然不能足額按時發放軍餉時，士兵的離隊逃跑以至兵變等現象也就屢見不鮮。據不完全統計，自1912年至1922年的10年中，全國一共發生兵變179起，其中以直系當政的1922年為最多，達到45起，地域則幾乎遍及各省，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欠餉，因「欠餉過多，迭謀變亂」。這些兵變雖然是士兵用腳投票，因欠餉而對長官發出實際的抗議，有其理所必至之處，但究其過程與結果，總是以燒殺搶掠共始終，給民眾帶來了許多苦難，「使大多數人民蒙極重之犧牲」，也加劇了社會的動盪不安。如1922年5月17日商丘兵變，「肆行搶掠，城內商號無一倖免，並且到處放火，東西南北大街，所有市房，多成灰燼，直至十八日天明，始行捆載而逸。統計城內商民，除焚死數十人不計外，其損失財物，合洋為數實達一百一十餘萬元。「8月2日九江兵變，「劫全埠商店居戶，……縱火焚燒西大街商店百餘戶，全市精華殆盡，損失300餘萬，並傷店主及平民數十人，因傷重斃命者不下十餘人。」不僅如此，因缺餉而離隊譁變的士兵生活無著，許多又淪落為匪，他們與眾多流民相結合，使北京政府統治時期的「匪禍」尤為多發，並具有破壞性。

  北京政府統治時期的「匪禍」表現形式不一。除了一般的打家劫舍的土匪之外，還有一些打出政治旗號的武裝集團，可以視為歷代農民起事的延續；有些武裝集團與軍政界有某種關係，也是軍政界人物或軍閥派系爭鬥時拉攏的對象；還有些武裝集團與外國侵略勢力有一定的瓜葛，如日本就特別注意扶植滿蒙地區的民間武裝力量以為己用。因此，對北京政府統治時期的「匪禍」亦不可一概而論，其形成原因是複雜的，表現形式是多樣的，但其中的大多數雖其情可憫，然畢竟非正常社會所可接納；至於其中少數提出了一定政治目標的武裝集團，因為其目標的不確定性，更因為其沒有堅強的領導與嚴密的紀律，因此也只能是曇花一現，以悲劇結局告終，不足為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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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政府統治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民間起事的領導者是白朗。白朗是河南寶豐縣人，1893年出生，因名之諧音而綽號為「白狼」。民國初年，白朗在豫西拉起一彪人馬嘯聚山林，仍然以傳統農民起事的「劫富濟貧」為號召，因其「性豪爽，善馭人，疏財仗義，以是能得眾，先奔走於汝（縣）、魯（山）、寶（豐）之間，結識豪俠，漸成規模。「1913年5月到6月間，白部先後破唐縣和禹縣，「自此白朗聲振豫西，各地綠林附合者驟達二千人」。二次革命時期，革命黨人認為白朗所部可資利用，曾經與他聯絡，但事未成。二次革命失敗後，國內反袁武裝星散，但白朗所部在豫西南、鄂西北地區屢屢攻城占地，令袁世凱頭疼不已，多次派出大軍進剿，1914年2月，又派陸軍總長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令其「努力設法督飭速平為要」。其時白朗將所部改稱「公民討賊軍」，又稱「扶漢軍」，自任大都督，發出討袁告示稱：「袁世凱狼子野心，以意思為法律，仍欲帝制自為，擯除賢士，寵任爪牙，以刀鋸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錢勵無恥，庫倫割棄而不顧，西藏叛亂而不恤，宗社黨隱伏滋蔓而不思防制剷除，惟日以植黨營私，排除異己，離棄兄弟，變更法制，塗飾耳目為事。摧殘吾民，蓋較滿洲尤甚。海內分崩，民不聊生，獻媚者乃稱為華盛頓，即持論者亦反目為拿破崙，實則呂政、新莽不如其橫酷也。朗用是痛心疾首，奮起隴畝，糾合豪傑，為民請命。故號稱扶漢。」白朗雖然打出了反袁的政治旗幟，但其起事並不具備資產階級革命的新特質，實質仍是傳統農民起事的舊套路，他也不注重建立鞏固的根據地，而以流動作戰應付官軍追剿並獲取資財維持隊伍。自起事後，白朗所部先後出沒於河南、安徽、湖北、陝西、甘肅等省並進窺四川，雖然一度聲勢頗震，但終因沒有穩固的根據地，部隊在東征西進中缺乏依恃，又遭官軍層層設防堵截，最終失敗潰散。白朗也於1914年8月初在河南魯山縣因作戰受傷而身亡。

  直系當政時期發生的「老洋人」起事，是北京政府統治時期又一次規模較大的農民起事。「老洋人」名張慶，又名張廷獻、張國信，河南臨汝縣人，1886年出生，曾經參加過白朗起事，後投河南督軍趙倜之弟趙傑所部宏威軍。第一次直奉戰後，趙倜、趙傑兄弟因助奉反直而被迫下台，所部潰散後形成眾多武裝團伙，「老洋人」即為其中的一支。他原本在豫東發展，後由於官軍追剿，改奔豫西，聯絡其他部眾，聲勢迅即壯大。「老洋人」起事本無什麼政治理念，而是抱著藉此被「招安」而升官發財的念頭，河南地方的軍事將領起初也願意接納「老洋人」部以壯大自己的實力，但坐鎮洛陽的吳佩孚卻力主剿辦並督促進行。「老洋人」失望之餘，與趙倜、趙傑舊部集合，改稱「河南自治軍」，打出了反直旗號，而其實際行事風格，仍不過是四處流動作戰以獲取資財。1922年8月17日，「老洋人」部攻占豫西鎮守使署所在地陝縣縣城，劫走住在縣城的隴海鐵路局外籍員工2人。此後，「老洋人」部縱橫於豫境、陝南和皖西，破城數座，又劫得外國傳教士多人（共有7人被其扣押），釀成涉外事件。列強駐華使節由此向北京政府發出抗議照會，聲稱「此等情形，對於中國政府之榮譽，有非常之損害」。北京政府不能不予重視，其後吳佩孚任命靳雲鶚為河南「剿匪」總司令，下令豫、皖、鄂三省軍隊聯合會剿「老洋人」部。但官軍又擔心大力進剿將危及外國人質的生命安全，遂與「老洋人」部接觸，開出「招安」價碼。經過一番討價還價的談判，雙方於12月下旬達成協議，「老洋人」釋放全部外國人質，所部被改編為3個支隊。但官軍對「老洋人」部並不信任，改編不過是權宜之計。1923年10月，吳佩孚令「老洋人」部入川作戰，以實現其借刀殺人之計，但「老洋人」部抗命拒不受令，吳佩孚即以此為藉口派兵準備解決「老洋人」部。「老洋人」得報後率部再叛，轉戰於豫西、鄂北、陝南間，受到直軍層層設防截擊，難以立足，致軍心渙散，眾叛親離。1924年1月上旬，當「老洋人」率部奔回豫西魯山行至郟縣時身亡，「老洋人」部最終潰散。

  就在「老洋人」部受撫就編後不久，山東又發生了臨城劫車案，演成了直系當政時期，也是北京政府統治時期最為轟動、影響最大的一起外國人質劫持案和涉外交涉事件。

  1920年春，孫桂枝與孫美珠、孫美瑤叔侄在山東南部棗莊東北的抱犢崮拉起一彪人馬，自稱「山東建國自治軍」，以孫桂枝為寨主、孫美瑤為總司令，部眾陸續發展到數千人。1896年出生的孫美瑤，是抱犢崮武裝團伙的核心人物，他曾在皖系張敬堯部服役，被認為「衣服麗都，人亦文雅，固不類山寨中人」。他們起事後，除了幹著劫富掠財之舉外，也提出過頗具鼓動性的主張：「近年以來，國事混淆，是非顛倒，一則曰加稅，再則曰籌款、派捐、公債、印花、厘金種種苛派，紛至沓來，使農不得耕，工不得造，商不得販，兼以貪官污吏，乾沒剝削，劣董惡紳，表里為奸……吾同仁奮然起義，縱橫齊魯，人強械廣，智勇雙全，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平等為主義，均戶為目的，志在除盡貪官污吏，殺絕劣董惡紳，將中國之腐敗病民政策滌刷一新，熙熙皞皞，打出一個清平世界，為父老兄弟造真幸福。」表現出他們對既存社會秩序的不滿以及傳統農民起事的平均主義要求，且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此劫車案發後有時論謂：「吾人觀察此次土匪行為，顯系初步政識之衝動。一般國民對於政治現狀與其生活之關係具不得已之要求，而出此不得已之手段，觀於匪等迭次之告示與函件可以證之。」

  1923年春，孫美瑤因在山中受官軍圍困，難於長久堅持，遂策劃以劫持外國人質的舉動而得到收編的待遇。5月5日深夜，孫美瑤率部拆卸了津浦鐵路沙溝至臨城間的一段鐵軌，致6日凌晨2時50分行經此處的特別快車出軌，孫部隨後劫持車上外國旅客20餘人、中國旅客數十人，並有1名英國旅客因反抗而身亡。土匪綁架勒贖是其時常有的事，綁架洋人亦非鮮見，僅1923年在外交部登記的綁架外國人案就有92起，共有不少於78名外國人被綁架。但是，臨城劫車案發生於中國東部最為繁忙的南北交通大動脈——津浦鐵路，有數十位中外旅客被擄為人質，就綁架人質數量和國籍之多，規模之最，牽涉之廣，影響之大，實為前所未有。因此劫車消息傳出後，引起國內外輿論大嘩，有關國家立即作出了強烈反應。

  得知臨城劫車的消息後，美國公使舒爾曼在5月6日夜到達濟南，現場處理此案。駐北京外國公使團領袖、葡萄牙駐華公使符禮德於7日和8日連續召集各國駐華使節會議，向中國政府發出抗議照會，要求限期將被擄外人安全救出，死亡之外人應從優撫恤，懲戒肇事地方文武官吏，切實保障外人生命財產安全。8日下午，符禮德還向國務總理張紹曾及交通總長吳毓麟面交抗議照會並嚴辭責問。9日，在外交次長沈瑞麟會晤各國公使說明情況時，英使麻克類威脅說：「自從庚子以來，貴國外交事件之重要，誠未有過於此次者，敢請貴國政府急籌相當辦法是幸。」此後，公使團連續召開聯席會議，發出多份外交照會，向中國方面不斷提出各種要求，如放人的期限，索賠的數額，建立鐵路護路隊，派團考察護路問題等等，並對事件未能及時解決深表不滿。6月2日，由美國少將康納爾率領的外國武官團抵達臨城巡視，他們態度驕橫，在會見中方官吏時「近似訓話，太覺難堪」。時在臨城的外交交涉員溫世珍有云：「國未亡，各國對我蔑視如此，真令人傷心，問北京及各省大吏，其稍有心肝者，能不抱頭一哭耶！」

  臨城劫車案本為突發事件，北京政府事前並無任何準備，可是臨案反響之大，牽連之廣，於當時中國的對外關係大有影響，從而使其不能不有應變之舉；同時，臨案發生正值北京政局大變化之前夜，黎元洪的總統府與張紹曾的國務院之間的府院之爭頗為劇烈，而直系首領曹錕正在謀劃廢棄黎元洪，進行新任總統大選，北京政局之劇烈動盪，使本已軟弱無能的中央政府更成了毫無決斷力的跛腳鴨。臨城劫車案發生後，5月8日，國務總理張紹曾召集國務會議，議決將山東督軍田中玉、省長熊炳琦分別交陸軍、內務兩部議處，所有肇事地點文武官員均行撤任，聽候查辦，同時電令山東、江蘇兩省軍民長官設法與孫部交涉，解救人質。但出席此次內閣會議的部長，除了自兼陸軍總長的張紹曾之外，只有交通和農商總長到場，其餘全部缺席（包括直接負責外交交涉的署理外交總長顧維鈞），而由次長代表，顯見其決策力之有限。會後張紹曾致電田中玉稱：「匪勢浩大，非跟蹤追剿不能追還被擄之人，而操之過急，又恐於旅客生命發生危險。此事關係外交至為重大，現公使團已當面提出嚴重抗議，究應如何辦理，方為妥善之處，希公同籌劃，俾策完全。」張紹曾此電於剿、撫兩策之態度模稜兩可，未有明確的指示，而且這也是他在劫車案期間以總理署名發給田中玉的唯一指示，可見中央政府對解決此案決策之無能無力。難怪有時論謂：「政府既不死不生，外長復無人負責，而本案之對外方法乃心驚氣懾，不復能作一語，良可嘆也。」

  真正對解決臨城劫車案具有影響力且有權力作出決策的是坐鎮保定的直系首領、直魯豫巡閱使曹錕。如時論所謂，此案之解決「決難望諸今日毫無能力之中央政府，只有望諸保境安民之直接責任者」；要求曹錕「務宜拋棄從來之侵略主義，以保境安民為天職。關於管轄內之匪禍，務宜根本剿滅，以保護內外人士此後之生命財產，免至再激起國際問題。」所謂「國際問題」正中曹錕內心焦慮之所在。他正在謀劃出任大總統，深知以中央政府內外地位之虛弱和財政支絀之實情，如無列強的支持，即便上台也很難維持，而臨城被劫外國人質的生死及事件能否順利解決將直接影響到列強對華態度和對其本人的態度。換句話說，他本人和北京中央政府未來的政治前途，在很大程度上繫於列強的態度。因此臨城案發後，曹錕不能置身事外，而是積極干預，「急欲於舉行大總統選舉之前將本案告一段落，以全對外之體面。」列強亦深諳北京政治之底蘊，劫車案發後，在與北京政府交涉的同時，還不斷與曹錕直接打交道，要求他採取有效措施，解救外國人質，並確保他們的生命安全。由於列強「希望軍隊對於匪徒暫緩進剿，以免被擄之人，發生不測情事」；且公使團特別要求曹錕，「凡軍事行動，負有與外人生命及安全有關之責任，應請迅為設法撤退官軍，以免各國人民之危險」。在內外壓力之下，曹錕對臨城劫車案作出了以撫為主的決策，企圖通過談判，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孫美瑤的要求，解救人質出險。

  北京中央政府以和平談判解決臨城劫車案的方針既定，交通總長吳毓麟、山東督軍田中玉、第5師師長鄭士琦、前總統府顧問美國人安特生，以及各國駐濟南、天津、上海等地的領事等紛至臨城，通過各種途徑與孫美瑤部接觸，磋商談判條件。孫美瑤眼見己部以劫持人質而就編「脫困」的想法得以實現，也同意與官府談判，開價是將其部編為正規軍兩個旅。因談判雙方在孫部編為兩個旅還是一個旅和官府撤兵與孫部放人孰先孰後的問題上僵持不下，談判一時未有結果，並於5月20日暫告破裂。此時，一向主撫的交通總長吳毓麟感覺「處於兩難之間，本人實不敢更言和平解決」；而一向主剿的田中玉則認為，「倘能及時進剿，攻其負固，撫其歸誠，當可作速解決」。由於孫美瑤不願輕易就範，駐京公使團不再堅決反對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曹錕在得悉公使團的態度後，也不再堅持以撫為主的解決方針，改以指示可以剿辦。因此，5月22日的內閣會議決策「相機辦理」，雖未對剿撫問題表示明確態度，但在曹錕示意下，國務總理張紹曾告田中玉：「相機辦理四字，範圍包含剿撫兼施及其他便宜行事意義在內，盡可放手做去。「24日田中玉特意去保定面見曹錕，請求指示，曹告其「熟權利害，兼顧並籌」，令其與張紹曾「商同辦理」。

  在官軍進剿的壓力下，孫美瑤與官府重開談判，5月31日，雙方同意將孫部改編為「山東新編旅」，以孫美瑤任旅長。6月12日官軍撤防，孫部釋放尚被扣壓的全部外國人質。至此，轟動一時、震驚中外的臨城劫車案以人質平安獲釋、孫美瑤部被收編而告解決（其善後處理並未因此而結束，詳見本章第五節）。但孫美瑤仍沒有逃脫被官府捕殺的命運，不過半年，受命節制孫旅的第5師師長鄭士琦即指使蘇皖魯豫剿匪副司令張培榮，以「本系著名悍匪，殺人越貨，罪惡貫盈」和「抗不遵令，自由行動，顯露反謀」為由，於12月19日將孫美瑤誘殺於棗莊，餘部解散，孫美瑤起事的結局仍以悲劇而告終。

  由兵變與「匪禍」而致之社會動盪，常常因天災而加劇，又因政府人謀不臧而更趨惡化，不獨直系當政時期如此，即北京政府統治時期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