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直奉矛盾的激化

  直皖戰後，直、奉兩系因其勢力的大體平衡而形成了共治北京政府的局面，但軍閥派系的團體利益和擴張意識，註定這種共治局面不可能長久維持。直系以其軍事實力戰勝皖系，認為奉系的貢獻有限，不甘與奉系分享北京政權，擺出了凌駕於奉系之上的態勢；奉系亦有問鼎中原的企圖，在助直倒皖之後，其向關內擴張勢力範圍，染指中央政權的野心日漸明顯。直奉雙方雖然還勉強維持著對北京政府的共治格局，但私下裡都在勾心鬥角，縱橫捭闔，整軍經武，各有圖謀，力圖超越對手，獨占中央政權。1921年的援鄂戰爭，使直奉雙方原本脆弱的平衡向著有利於直系的方向擺動。直系援鄂的結果是奪得湖北地盤，占據兩湖要衝，控制京漢全線，實力遂大為增長。吳佩孚得到兩湖巡閱使的任命，成為同曹錕、張作霖並肩的顯赫武人與實力人物，大大增強了直系對北京中央政治的發言權，也引起了奉系的強烈反應，直奉雙方的矛盾由隱而顯，逐漸激化。

  

  直奉矛盾發展的最初表現就是對北京政府控制權的爭奪。北京政府靳雲鵬內閣是直皖戰後直奉雙方共治妥協的產物。靳雲鵬本與皖系有較深關係，直皖戰後因緣際會當上了閣揆，為了維持其政治生命，對直奉雙方都不敢得罪，只能看直奉的臉色行事；隨著直奉矛盾的發展，靳雲鵬的態度使奉系感覺其對奉「表面雖予尊崇」，但實則有「扶直抑奉」之嫌，靳雲鵬的處境從此越加艱難，在直奉兩強的夾縫間動輒得咎、左右為難，加以財政困難，無力開支，靳內閣的地位已是風雨飄搖，朝不保夕。

  北京政府的財政一向不寬裕，靳雲鵬內閣成立後，財政狀況更是江河日下。國內戰爭頻仍，災荒四起，用款之處所在多有，催款之電日日發至，而北京政府卻基本上沒有門路應付如此開支。外債因主要抵押品已用盡而無處可借，內債「合計總額超出三萬萬元，歷年本息積壓甚巨」，「各銀行飽受舊債之累，不復能承受」。北京政府的財政甚至窘迫到「使館經費亦久不匯寄，致各外使借債度日，實不成體統」。值此之際，1921年11月發生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兩家銀行停兌風潮，更凸顯出北京政府財政之困窘，並對北京政局的演變發生了重要影響。

  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是國內成立較早、實力較為雄厚的兩家主要銀行，並因有較多政府參股而成為準國家銀行，擔負著為北京政府籌資放款的任務。正因為兩家銀行的官商特質，時因「籌墊軍政各款為數太巨，以致周轉不靈」，兼之日本為在華盛頓會議上逼中國就範，有意製造對中國實行「國際共管」之謠言，「謂中交兩行與政府有密切關係，現在政府不能按期付還債款，是政府已不能維持，即兩行亦將不能自立。……於是外人共管之說隨之而成，外國銀行從前收用中、交鈔票者乃一律拒絕收用。」消息傳出後，影響到商家和普通民眾對中、交兩行所發行鈔票價值的信心，自11月16日起，主要在北京與天津兩地發生擠兌風潮。由於事發突然，銀行準備不及，中、交兩行一度限制兌現，更增加了市面的緊張氣氛。為安定市面，平息風潮，11月18日，北京財政部電令要求「凡中國交通銀行鈔票一律收用，毋得拒絕」。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提出緊急辦法，要求中、交兩行在兩星期內恢復無限制兌現，各界不得散布各種捕風捉影之謠言，「遇有拒絕兩行鈔票之人，無論何界何人，無不立予嚴懲」，同時派出警察沿街巡視稽查。經此雙管齊下之動作，人心漸定，風潮止息。

  在中、交兩行停兌風潮中，掌握著交通銀行大權及大量金融資源的交通系起初聽之任之，不予置理，甚而主張乾脆停兌，以向政府施加壓力，不僅反映出交通系對早先靳雲鵬排斥己方人物入閣的怨恨，而且背後還有奉系支持的影子，反映出奉系因為與直系的矛盾，正在尋找干預北京政治的時機，而中、交兩行停兌風潮恰時逢際會，成為奉系倒閣之手段。奉系的下一步，則為利用徐世昌與靳雲鵬的矛盾，借徐之手趕走靳雲鵬，改組北京政府，扶植己方中意的人物上台。

  徐世昌和靳雲鵬同與皖系有深厚關係，但靳與交通系有隙，而徐與交通系通好，府院關係時有齟齬，「府院同床異夢，徐氏故無時不欲乘機倒靳」。徐世昌的總統之位來自於皖系控制的安福國會，直皖戰後因直奉妥協而得以暫保，但隨著直系勢力的坐大，對徐的總統之位形成直接的威脅，使徐世昌對直奉矛盾的態度開始偏向於奉系，以延續其權位。當中、交兩行停兌風潮發生後，交通系在奉系支持下據以倒閣，徐世昌也樂觀其成，借內閣人事問題向靳發難，從而形成了以奉係為後台，以交通係為吹鼓手，以徐世昌為直接運作者的三方共同倒閣運動，而直系因靳雲鵬並非己方人物，本無所愛，靳又對解決直系軍餉等等問題無能為力，遂對其不願施以援手，靳閣倒台的命運由此註定。12月14日，奉系首領張作霖走上前台，自奉進京，表示「對於政局上發生之風潮及政府各方面之一般的意見，彼甚願斡旋一切而化除之」。在如此明顯的壓力下，靳雲鵬實已無法再干，17日辭職赴津，徐世昌遂順水推舟，即於次日任命外交總長顏惠慶代理閣揆，並開始了組建新閣的運作。

  靳閣垮台後，徐世昌屬意由其老關係、交通系首領梁士詒組閣，以利用其掌握的金融資源，緩解政府的財政危機。而交通系一向在政治上野心勃勃，從擁袁世凱稱帝，到擁徐世昌為大總統，梁士詒都是主角之一，此時梁士詒亟圖入主北京政府，過把閣揆癮，並得到了奉系的大力支持。但直系，尤其是吳佩孚對此卻頗不以為然，他擔心以奉系的武力得到梁士詒的財政支持，將對直系大為不利，故主張由王士珍組閣，或以顏惠慶代之，並告直系各省督軍，「慎防梁士詒組閣」。但事態發展之快為吳佩孚始料未及，靳雲鵬去職後，徐世昌即邀梁士詒組閣，並與張作霖共同請直系首領曹錕入京相商，以示對曹的尊重。曹錕的政治敏感度不及吳佩孚，且以為梁士詒組閣事木已成舟，到京後未表反對。12月24日，徐世昌即任命梁士詒為新任國務總理，交通系干將張弧為財政總長，葉恭綽為交通總長，奉系出身的鮑貴卿為陸軍總長，齊耀珊為農商總長，奉系及其支持的交通系顯然控制了此屆內閣的大權，從而使直奉矛盾由此而驟然激化。

  梁士詒出任國務總理之初，因「既握揆席，又占財交兩部，躊躇滿志，如願以償」。他提出了三大政策方針：（1）樹立外交政策；（2）活動金融經濟；（3）消弭內戰。但在實行方面，他的做法離此甚遠，因為「消弭內戰」顯然是梁力所不能及者，「樹立外交政策」則因其在華盛頓會議期間同意「借日款贖路」的外交決策而廣受批評，「活動金融經濟」無非舉債而已。梁士詒雖有「財神」之譽，但面對北京政府龐大的財政虧空，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為國內主要銀行均認為政府「無確立財政整理之計劃，惟以濫借為能事，以致各銀行號因之資金空乏，受累無窮」，不願再借款給北京政府，使梁士詒無法靠借內債而解決財政危機。梁士詒只能鋌而走險，低聲下氣地向以外國銀行團為主的中外銀行團提出巨額借款要求。經過一番討價還價，1922年1月26日，北京政府與中外銀行團簽訂「九六公債」借款合同，借款總額9600萬元，以未來關稅實行切實值百抽五後增加之收入償還（關稅未加前或不敷應用時，仍以鹽餘償還），主要用途為償還各項內外短期公債。不過，此項借款雖成，無非以新債還舊債，對直接改善北京政府的財政困境並無多大裨益。同時，梁士詒上台後，在政府各部門廣為安置交通系人馬，把持各個實權部門，在地方謀劃任用奉系人馬替代直系，赦免直皖戰後被「褫奪官職，免職訊辦」的皖系軍人，表現出與奉系合謀並聯合皖系，與直系對抗的意圖，從而引發直系的強烈反彈，也為直系所不能容忍。

  還在梁士詒上台之前，直系首領吳佩孚即擔心其組閣後「合粵皖奉為一爐，壟斷鐵路，合併中央」，對直系不利，表示出反對之意，並威脅「梁閣實現之日，即大局翻騰之時」。果不其然，梁士詒上台後的所作所為，驗證了當初吳佩孚之擔心，「大局翻騰」自不可免。吳佩孚先以梁士詒為主要攻擊對象，發起倒閣運動，但其深知梁與奉系的關係，故明為攻梁，實為攻奉，反對梁士詒的行動本身已經反映出吳佩孚對張作霖的強烈不滿及其準備與奉系決裂的決心。

  吳佩孚發起倒梁閣的由頭是華盛頓會議期間的中日交涉。日本在華盛頓會議中日有關山東問題的交涉中，強迫中國借日款贖回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強占的膠濟路，以繼續控制這條山東的主要交通幹線，然中方堅持自籌款項贖路，以擺脫日本的控制。正當雙方爭持不下之時，卻傳出梁士詒在會見日本駐華公使小幡酉吉時允其以「借日款贖路」的傳聞，從而給吳佩孚創造了利用民意倒梁的絕好機會。

  1922年1月5日，梁士詒內閣成立不過10日有餘，吳佩孚即發表公開通電（「歌電」），打響了倒梁的第一炮。電稱：「膠濟鐵路為魯案最要關鍵……乃行將定議，梁士詒投機而起，突竊閣揆。日代表忽變態度，頓翻前議。……梁士詒不問利害，不顧輿情，不經外部，逕自面復，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贖路……舉歷任內閣所不忍為不敢為者，今梁士詒乃悍然為之舉；曩昔經年累月人民所呼號，代表之所爭持者，咸視為兒戲。犧牲國脈，斷送路權，何厚於外人，何仇於祖國。」電文表示要與全國父老「群策群力，急起直追，迅電華會代表，堅持原案」。吳佩孚此電既出，轟動朝野，又以其為公開通電，市井皆知，使梁士詒處於不能不為自己辯白的尷尬處境。6日，梁士詒發出「微電」（發電日期倒填為5日），故作姿態，表白自己對膠濟路亦「主籌款贖回自辦，至籌款辦法，或發債票，或發庫券，不論向國內外籌款，均以截清先後界限，申明該路收回自辦性質為要義」。7日再發通電及聲明為自己辯解稱：「籌款贖回自辦之主張，其上固望國人之自籌，否則國內外合籌借款，亦可兩害取輕，要未嘗言及限於日本，亦非但盡日本也……關於山東省問題之中國地位，新內閣完全贊成中國代表團在華會之宣言，至各種懸案，凡曾有不良之影響於邦交者，以公正的辦法解決之。」

  梁士詒的辯解非但未發生作用，其倒填日期發表通電的做法，更讓吳佩孚抓住其把柄，攻其「做賊心虛，恐招全國聲討」，因此「預為立腳地步，以冀掩人耳目，而免攻擊。設計良狡，殊不知欲蓋彌彰，無異自供其作偽……以堂堂國務院，而作此鬼蜮伎倆，思以一手遮盡天下人耳目。」自8日起，吳佩孚連連發表公開通電，痛責梁士詒外以借款賣國，「鐵案確鑿」；內而起用曹、陸，「以輔助賣國媚外之所不及」；聲稱：「各省疆吏及各界團體，既皆有請公去位之表示，公亦必不肯拂逆疆吏與民意，而戀棧貽羞。今與公約，其率醜類迅速下野，以避全國之攻擊，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去也。吾國不乏愛國健兒，竊恐趙家樓之惡劇後演於今日，公將有折足滅頂之凶矣，其勿悔！」「斯人不去，國不得安。倘再戀棧貽羞，可謂顏之孔厚，請問今日之國民孰認賣國之內閣。」吳佩孚電中還表示：「如有敢以梁士詒借款及共管鐵路為是者，即其人既甘為梁士詒之謀主，即為全國之公敵。凡我國人，當共棄之。為民請命，敢效前驅。」矛頭暗指支持梁士詒的奉系，對奉系也構成了挑戰與壓力。還在發起倒梁運動之初，吳佩孚即密電各地直系將領，請求他們的支持，以形成一定的聲勢。1月6日，吳佩孚在致蘇、贛、魯、鄂、陝、豫等省督軍電中稱：「梁閣突然實現，所蓄陰謀甚多，包藏禍心，勾結關外，擾亂長江，設不迎頭痛擊，則塞上風雲，江漢波濤，洶湧而來，後患不堪設想。某因此奮作前驅，首先通電揭示，祈各一致聲討。」故當吳之討梁通電發表後，直系將領紛紛響應，鄂督蕭耀南通電稱，吳電「義正詞嚴，切中時弊」，自稱「識見淺薄，原不敢越分言事，第以茲事關係國權，未便緘默」。齊燮元等通電稱：「梁氏入閣以來，種種倒行逆施，至於此極，不第中外大為失望，亦決非全體初料所能及也」；「若竟悍然不顧，依然戀棧，則是願與國民宣戰，國民雖愚，亦必力籌相當之對待」。一時間，梁士詒成為直系必欲推倒的對象。

  吳佩孚與梁士詒之間的電報戰，你來我往，一攻一守，成為1922年初北京政壇的大事。在吳佩孚凌厲的電報攻勢下，民意輿論沸騰，吳佩孚則成功地利用民意，將自己塑造為「愛國者」，將梁士詒打扮為「賣國者」，使梁處於很難為自己辯白的不利地位，倒梁還是保梁也就成了是否「政治正確」的問題，此對於直系以後用以攻奉，並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進行輿論動員亦有相當之益處。1月13日，梁士詒發出「元電」，稱自己向未主張借日款贖路，並未就此事訓令華會代表，將外界攻擊稱為「流言迭起」、「誤會滋多」，指責這些言論「以感情之衝動，供他人之利用，為事實之犧牲，牽動政潮，貽誤大局」；並表示堅持膠濟路即應完全收回，對籌款贖路「誓當破釜沉舟，毀家紓難，力圖共濟，以綿力所及，盡當擔任籌借國內款項三百萬元，以資倡始」。即便梁士詒如此「慷慨」，但其「賣國」形象已成，此電仍然無法挽回其聲譽之損失。

  吳佩孚對梁士詒大加攻擊，使梁的支持者奉系首領張作霖再也坐不住了。對吳攻梁之目的，張作霖亦心知肚明，他特意致電徐世昌，為梁曲加辯解，認為吳佩孚對梁士詒「不加諒解，肆意譏彈」；「不問是非，輒加打擊」；請求徐世昌「主持正論，宣布國人，俾當事者得以從容展布，克竟全功。」吳佩孚攻梁的本意即為攻奉，故當張作霖出面為梁辯解後，吳佩孚更是不依不饒，在1月中旬發動新一輪電報戰，矛頭直指梁士詒，要求其立即下野，以此向梁的後台張作霖施以顏色。1月19日，吳佩孚與蘇、贛、鄂、魯、豫、陝六省督軍、省長聯名致電徐世昌，稱梁士詒「以洪憲罪魁，為國民共棄」；「孤行己意，罔恤人言，上負元首知遇之明，下違億兆希望之切。既犯眾怒，即屬公敵……應請我大總統乾綱獨振，立罷梁士詒，以謝天下。」進而又威脅說：「倘賢奸不辨，忠悃莫伸，則佩孚等仰體元首苦衷，俯順國民公意，萬不獲已，惟有與內閣斷絕關係。「23日，吳佩孚又致電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告其梁氏「非常堅決，萬不肯去」，「我公既掌北門管鑰，有擁護元首之責，鞏固中樞之任，應速行使職權，以武力強迫梁士詒迅速去職，以安元首而定人心」。可見吳佩孚已下了在不得已時以武力倒梁的決心。同時，吳佩孚還給曹錕、張紹曾和直系各督軍去電，言稱倒閣後「閣事聽元首主持，惟命是遵」，表示自己無意對組閣問題說三道四，以減輕倒閣的阻力。

  在直系吳佩孚倒閣的強大壓力下，梁士詒備受攻擊，無法再干，上台不過一月，即於1月23日稱病請假，離京赴津，由顏惠慶再度代理總理職，但梁士詒也未明確表示辭職，顯對奉系支持仍持期望，並為自己復出留有後路。梁士詒黯然而去，使其後台奉系大失顏面，面對吳佩孚咄咄逼人的攻勢，張作霖十分惱怒，他不甘就此退讓，公開站到前台為梁士詒辯護。1月30日，張作霖公開致電徐世昌，強硬聲稱：「事必察其有無，情必審其虛實，如果實有其事，即加以嚴懲，梁閣尚有何辭。倘事為子虛或涉誤會，則鍛鍊周納，以入人罪，不特有傷鈞座之威信，其何以服天下之人心……倘彰紀不明，是非莫辨，國民人心不死，愛國必有其人。作霖疾惡素嚴，當仁不讓，亦必隨賢哲之後，而為吾民請命也。」張作霖此電既出，表明直奉矛盾已趨於公開化，為了準備與實力強於自己的直系決裂，張作霖開始聯絡皖系與南方廣東政府，醞釀成立奉皖粵三角同盟共同抗直。2月1日，直皖戰後皖系僅存的大將、浙督盧永祥發表通電，要求徐世昌「將總理梁士詒經辦魯案、贖路情形，迅飭查明，詳為宣布」；「若不亟為宣布，則外間不明真相，國人何所適從」。此電實際呼應了張作霖的主張，奉皖攜手合作以對直的同盟雛形正在形成。

  從吳佩孚發動倒梁閣的運動以後，直系對外表示的態度疾言厲色，劍拔弩張，一時間風雲四起，大有戰端將起之意。但梁士詒有奉系的支持，如何應對張作霖的挑戰，對直系亦非輕而易舉之事。在直系內部，曹錕的態度一直較為和緩，加上他與張作霖的兒女親家關係，對奉系不似吳佩孚那般強硬外露、咄咄逼人。吳在發起倒梁運動後，1月9日曾有電告曹，「梁倒填日期之微電已經自認，我方倒梁原為救濟外交，外無意見，請強毅鎮靜。」但曹錕對此態度謹慎，並有電致吳佩孚，吳礙於上下關係，只能復電錶示「默體尊指，不為操切」。曹錕畢竟資望高過吳佩孚，而吳對曹也一向表示尊重，曹既主對奉系留有餘地，故吳在對外猛烈攻梁的同時，也在私下裡數次向奉系首領表示，請其「勿為外人挑撥，疏通誤會」；「討梁原為救國，直奉並無意見，拒聽浮言」。1月30日張作霖通電發表後，吳特意致電直系各省督軍，要求他們不與張爭辯，以免節外生枝。2月初，曹錕在保定召集直系諸將領集議，不贊成與奉系決裂，並面訓吳佩孚謹慎行事。3月10日，吳佩孚針對外間「奉直兩方將以兵戎相見」之議論，發表通電稱：（1）反對梁士詒，「乃反對其舉國共憤之媚外政策，非反對其組閣」。（2）「佩孚服從曹巡閱使，為國人所共知，對於張使抱同一之觀念，既服從矣，其不能反對也明甚」。（3）「內閣失敗，國會得而彈劾之，人民得而攻擊之。……此不能以佩孚之反對梁氏，終為奉直間別有問題者也」。（4）「奉直元氣也，內閣股肱也。股肱有疾，方欲進藥石以救之，詎有自戕元氣之理」。（5）「表面雖有奉直之名，內容實無畛域之見」；「以上各節均足以證明謠言之不足信，稍有智識之人，當悉為挑撥者另有作用，我奉直當局，亦何至為其所愚耶。」吳電明示和解，實際不過是敷衍曹錕的面子，並非吳之本意，事實上也不能約束吳的行動。就在吳發出擁曹錕、張作霖電前數日，3月7日吳佩孚上呈大總統並通告各省督軍，以財政部長張弧在發行「九六公債」中徇私枉法為由，「請明令罷黜，交法庭嚴追吞款，沒收私產」，從而一手導演了其策劃的打張倒梁攻奉的「鹽餘借款大參案」。

  直系雖發動猛烈的倒梁攻勢，但梁士詒自恃有奉系的支持，雖不到任卻拒不辭職，張弧也在被直系攻擊後一走了之，司法總長王寵惠和教育總長黃炎培一直未到任，內閣成員殘缺不全，無法辦事，負責代理的顏惠慶苦不堪言，屢屢求去。徐世昌雖然與奉系和交通系聯手驅除了靳雲鵬，但他也知道，無論直奉雙方誰單獨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權，都對他留在大總統之位不利，而直奉共治對他維持現狀最為有利。故徐世昌在吳佩孚發動倒梁後，並未站在梁的一方，而是觀察形勢發展，決定自己的對策。他本有意請奉系首領張作霖的部屬鮑貴卿接任閣揆，並已得曹錕之首肯，不料張卻堅持維持梁閣。及至直系非去梁不可之意大明之後，徐世昌已經無法兩面討好，只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先舍梁以敷衍直系，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張作霖也曾致電曹錕，企圖以梁士詒為砝碼，以吳佩孚辭去直魯豫巡閱副使作為梁士詒下台的交換條件，當然為吳佩孚所嚴拒。4月8日，徐世昌不管梁士詒是否辭職，逕行任命周自齊為署理內閣總理，免去梁士詒的總理職，至此，喧騰經月的梁士詒組閣風潮總算以直系的勝利而暫告結束（周自齊為交通系，徐世昌任其署理閣務，也有敷衍奉系之意）。梁士詒內閣垮台遂了直系的心愿，卻被奉系視為莫大的侮辱，張作霖當然不會善罷甘休，直奉矛盾因此而更加緊張，戰爭的陰影正在積聚。

  吳佩孚敢於發起對梁士詒的攻擊，當然知道梁背後依託的奉系勢力，他早有準備，不患動武。1922年1月9日，吳佩孚在剛剛發起倒梁運動之初，即在給蘇督齊燮元的電報中分析形勢，認為張作霖「決不盲動無名之師，再蹈辮帥覆轍」，曹錕「不至為關外（指張作霖）及梁葉（指梁士詒、葉恭綽）所軟化」，「川湘感情接近，必不肯甘心為關外與財神作倀」，「粵陳（炯明）已有接洽」，「就事實已表見者，據理辯論，彼亦無可藉口」，「倒閣以救濟外交，於元首無涉」，「僅攻擊交系閣員，余均維持不動」。有鑑於此，吳佩孚認為倒梁有很大把握。不過為防奉系的武力介入，吳佩孚也進行了一定的軍事準備，主要是令兩湖直軍整軍備戰，以其中一部向北運動，以備應對奉系可能之行動，另有部隊監視湘、川動向；對鄰近京畿的直魯豫各戰略要地及南北交通大動脈——京漢鐵路精心布防，確保萬全；新編若干部隊，補充缺額，趕造軍火槍械，籌集戰費。2月23日，吳佩孚在其駐節地洛陽召開直、魯、豫、蘇、鄂、贛、陝、甘八省督軍代表會議，一致主張對奉堅持到底，擺出了準備與奉系大幹一場的架勢。

  直皖戰後將勢力範圍伸入關內的奉系，當然不甘心在直系的武力壓迫下再退到關外，因此也在積極準備應付直系的挑戰。自2月初起，奉系高級將領即連續開會，討論應戰部署，決定令關外奉軍向關內運動，關內奉軍進行實戰演練，同時備糧備餉。由於奉系的軍事實力不及直系，故張作霖更注意尋求反直同盟軍。他一方面與殘餘的皖系勢力聯絡，得其支持，另一方面向南方廣東政府及孫中山示好，探尋與孫合作的可能性。對於正在準備北伐的孫中山而言，首要敵人就是控制了北上交通要道的直系，故他對奉系的試探表示積極。直奉戰前，報載孫中山派伍朝樞赴奉天與張作霖磋商，「奉粵皖三系攜手，以謀統一，暗中接洽，似已成熟」。孫中山設想粵方「先以兵出湖南，與敵戰於長岳，勝利可進據武漢，退亦可與相持于衡陽」；奉方則「以大兵，直指京畿，囊括直豫，敵前後受攻，勢必無幸」。奉、皖、粵「三角同盟」的初步成立，進一步激化了奉直矛盾，對奉系敢於開戰也有鼓勵作用。但皖系惟余浙督盧永祥較具實力，他和孫中山均因受種種因素牽制，未能如預期發動攻奉與北伐，不能擔當對直系南北夾擊的任務，應付直系武力的主要責任仍須張作霖承擔。如時人所論：張作霖「欲聯絡孫文、段祺瑞、張勳等，以樹吳之敵」；「而孫、段等毫不能為一臂之助。奉張騎虎成勢，不能不孤軍獨進，以冀邀幸於萬一。而不知其將驕兵疲，不足以致吳氏百戰之兵，此又直勝奉敗之原因也。」

  直奉矛盾的發展至梁士詒內閣倒台後達到高潮，雙方關係已接近破裂邊緣。4月3日，吳佩孚以「陝西剿匪事殷」為由，婉拒曹錕令其赴保定相商之電，留在洛陽與以祝壽為由前來的直系將領商討軍事方略。4月9日，關外奉軍大舉入關，集結於京奉與津浦沿線，後自名為「鎮威軍」，由張作霖自任總司令。奉系自恃兵強馬壯、槍精械足，對直系的態度表現強硬。10日，張作霖致電曹錕，提出三項條件：（1）請元首頒令，軍人不得干涉中央政治；（2）請責令吳佩孚回兩湖巡閱使本任；（3）允許梁士詒、葉恭綽、張弧自動銷假回任。張作霖最後通牒式的要求，即便是本主緩和的曹錕也無法接受，而直系內部此前的和戰之爭亦因此而消解。13日，吳佩孚致電曹錕，警告「奉軍進駐小站、靜海、獨流，我馬廠之二十六師已成包圍之勢，若不及早準備，必貽噬臍之悔」，望曹「速下決心，有備無患」。曹錕外有奉系動武之壓迫，內有吳佩孚等主戰之動議，至此已無退路，只能決心一戰。當日，曹錕在保定召開直系高級將領會議，決策「放棄天津，固守保（定）、鄭（州），釁不我開，取攻勢防禦」，並授吳佩孚作戰指揮全權。至此，直奉雙方均已完成了軍事動員，戰爭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