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五四運動的思想源流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政治運動。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陣營的成員，中國在決定戰爭遺留問題處理和戰後世界和平問題的巴黎和會上受到列強的不公平待遇，不僅沒有享受到戰勝國應有的榮耀，反而備受屈辱，由此而激起中國民眾的憤怒反應，以北京學生運動為開端，最後發展為社會各階級、階層共同參加的抗爭運動。因此，五四運動究其實質是一場政治運動和愛國運動。但是，作為其思想源流，五四運動與此前發生的新文化運動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正是以思想啟蒙為旗幟、以民主和科學為主旨、以百家爭鳴為表現形式的新文化運動，為國人開啟了全新的視界，激盪著長期浸淫於傳統思想與文化薰陶中的國人心靈。提倡蔑視傳統、思想解放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準備了充分的精神條件。

  民國成立後，共和制度的誕生獲得了廣泛的社會反響。民初的思想界一度頗為活躍，對民主的追求、對制度的設計，均有熱烈的討論，國人的思想也隨著共和制的誕生而獲得了新的活力。但是，袁世凱當政後，其施政理念趨向於復舊，注重於褒揚以禮義廉恥、四維八德、忠孝節義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思想界一時處在較為沉悶的狀態中。1914年9月，袁世凱發布「祭孔令」，以「道德」為中國的「立國根本」，提倡以尊孔讀經而講求傳統道德，「凡國家政治，家庭倫紀，社會風俗，無一非先聖學說發皇流衍。是以國有治亂，運有隆污，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與天無極。"1914年12月23日，袁世凱在天壇行祭天禮，其官位設置、上下稱呼、處事之道等均有復舊之趨勢，直至其謀劃稱帝，將復舊推向了高峰。一時間，民國的社會面貌頗有回覆舊觀之徵象。

  在一片復舊的沉悶空氣中，有識者仍在思考國家的前途命運以及其應走的發展道路。經過辛亥革命的洗禮，國人的認識水準較前畢竟有了變化，民主與科學的思想概念正以潤物無聲的方式慢慢滋養著人們的心靈，而經過清末民初的革命激盪與輿論開放，傳統的、封建的、專制的種種事物概念，也正在引起人們的反感與抵制，這種變化在城市和具有一定文化水準的人們中表現更為明顯。相較於晚清時期，民國成立後的出版、傳媒業數量更多，出版與報導面更廣，雖然與民初的開放環境相比，袁世凱確立其統治後，政府對出版、傳媒業的控制有所加強，但畢竟已無法恢復舊觀，他們在政府控制的縫隙中仍然博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1915年，因為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刺激了國人的愛國意識，對新思想的傳播也是有利的因素。所有這些，都為傳播與弘揚新思想、新觀念的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1915年9月《青年》雜誌的創刊，一般被認為是新文化運動發端的標誌。《青年》主編陳獨秀早年受到維新派思想的影響，後赴日留學，又接受了革命思想的薰陶。1903年回國後積極投身反清革命活動，創辦上海《國民日報》、蕪湖《安徽俗話報》，參與組建反清秘密組織——岳王會，是辛亥革命的積極參與者。民國成立後，他一度出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協助都督柏文蔚工作。「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1915年6月回國，9月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在《青年》創刊號上，陳獨秀以《敬告青年》為名發表的發刊詞，標示了他辦刊的目的和方針在於弘揚「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六大主張，歸結為「科學與人權（民主）並重」，從而打出了作為新文化運動象徵的民主（時稱「德先生」，即Democracy之音譯）與科學（時稱「賽先生」，即Science之音譯）的大旗。

  陳獨秀篤信進化論，認為「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故其在1916年9月將《青年》改名為《新青年》，以凸顯其「新」而與「舊」抗衡。此後，因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聘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陳則以《新青年》為中心，團結北大的文科的一批同仁在其周圍，如胡適、李大釗、劉半農、高一涵等，擔任《新青年》的作者和編者，《新青年》的影響因此而越來越大，發行量不斷增長，讀者爭相傳閱，已經當之無愧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幟。

  弘揚民主與科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訴求，也是其時中國所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因為民國建立後，民主遇到了軍閥專制的挑戰，而實行民主的重要基礎則是對世界的科學認識，所以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實為切合解決時弊之要求。《新青年》作者群體或多或少都寫過弘揚民主與科學的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言論是陳獨秀所發：「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因此，「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新文化運動還特別注重反對封建禮教，也就是所謂綱常名教。以忠孝節義為核心的禮教在中國有長久的歷史，也是封建專制制度在思想上的維繫者，因為所謂忠孝節義實際提倡的是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的上下、尊卑有序的固定、僵化的體制，在這樣的體制下，每個人的地位已經命定，從而也就封堵了新思想新制度產生的可能性，大大有害於中國的變革與進步，尤其是在中國進入近代以後，繼續這樣的保守體制，將使中國更難以應對強勢西方入侵的挑戰。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都接受了新思想新思潮的影響，都是民主共和的擁護者，他們認為：「吾國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然「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制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故新文化運動對封建禮教予以激烈的批判，其中尤以魯迅以文學創作方式刻畫之封建舊禮教的罪惡更為深刻。他在《狂人日記》中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還有什麼比「吃人」這樣的表述對封建舊禮教的批判更深刻呢？難怪同為批判封建舊禮教的大將吳虞對魯迅的小說寫下了這樣的觀感：「他這日記，把吃人的內容和仁義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著禮教假面具吃人的滑頭伎倆，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新文化運動對民主與科學的提倡，對封建舊禮教的犀利批判，之所以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反響，與其提倡文體革命，也就是白話文運動是分不開的。中國的漢語文體長久為文言文所壟斷，雖然民間話語使用口語，文學創作也有相應的反映，但居於官方壟斷地位的仍是文言文寫作，口語以及相應的白話文只是不入流的表達方式。這種狀況束縛了人們表達方式的自由，不利於許多文化水準不高的人學習並接受文化知識，有礙於文化的傳播，更不必說諸多文盲學習文言文之難了。因此，新文化運動將改革文體視為革命之舉，加以大力提倡，亦為順理成章。

  胡適是文體改革最早的提倡者，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其文體改革主張為：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濫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陳獨秀對胡適的意見頗為欣賞，隨後在《新青年》第2卷第6號發表《文學革命論》，揭示「文學革命」的主張，並提出「文學革命」的三大目標：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陳獨秀將胡適著眼於文字表現形式的文體改革推向著重於改變寫作內容的文學革命，表示出他作為新文化運動領軍人物不妥協的戰鬥精神。魯迅則是文體改革和文學革命的積極實踐者，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第4卷第5號發表的《狂人日記》，被公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開山之作，不僅在文學上，而且在政治上和社會上都具有重要的影響。以新文化運動推廣白話文使用為開端，白話文漸漸成為中國語文的主導表達方式，一場以文體改革為發端的白話文運動，看似文字表達方式的變化，遠不及狂風暴雨般的政治運動那般為人矚目，但卻在中國文化史與文明史上留下了受惠於後人的久遠影響，對在普通大眾中傳播與普及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文化運動產生的廣泛影響也與運動參加者服膺的百家爭鳴理念及其實踐分不開的。百家爭鳴雖為古人所倡，但中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長期獨尊以孔孟之道為代表的儒學，缺乏真正百家爭鳴的環境，遏制、壓抑了其他思想流派的發生與發展，也不利於不同思想流派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新文化運動大大改變了這種狀況，參加者可以自由發言、自由討論，從而刺激了新思想、新觀念的生長，而新思想、新觀念的生長又推動了百家爭鳴局面的繼續與擴大。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最終譜寫了近代中國思想史的新篇章。在這個過程中，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一系列改革為實踐百家爭鳴的理念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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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中國第一所大學，也是最著名的大學——北京大學的校長。蔡是前清翰林，曾在歐洲就學遊歷，富有學術修養和民主精神，他還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曾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在任上推動過教育制度的改革。他出任北大校長後，根據北大現狀和中國實際，對北大進行了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改革，將北大打造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校。蔡元培在北大進行的諸項改革中，最有遠見卓識、最富於長久影響力的，是他提出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辦學方針和百家爭鳴的思想取向。他提出：「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對於革新北大的教員隊伍，蔡元培並無成見，而是認為「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故對其「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主張（思想自由）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論，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根據這樣的方針，他在北大既聘請了大力宣揚新思想、新觀念的民主派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等人，也聘請了著力維護舊思想舊觀念、拖著長辮的保守派辜鴻銘、籌安會的發起人劉師培等人，還聘請了並無明顯的政治主張，但學有專長的諸多學者。以國民社、新潮社為代表的學生團體在北大也非常活躍。蔡元培在北大採取的一系列改革，身體力行地實踐了百家爭鳴的方針，不僅改變了北大的面貌，形成了北大自由、民主的辦學傳統與求新、活躍的學術空氣，而且其影響及於社會，對新文化運動和其後五四運動的發生和發展起到了非常明顯的推動作用。因此，《新青年》作者、編者群體之不少人出自北大，五四運動以北大學生遊行為先導，並非偶然。

  新文化運動發生在近代中國少有的思想狂飆激盪、學術百家爭鳴的歷史時期。在20世紀10年代中期到20年代中期，學人活躍，學派紛呈，社團勃興，出版興旺，各種中西思想相互碰撞和砥礪，各派思想觀點盡情表達和切磋，共同創造了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豐收期。雖然新舊思潮之間也有交鋒與論戰，但大體仍循學術的軌道進行，新思潮以其民主的精神、科學的方法、中肯的風範、求實的態度而漸占上風。這種思想的自由表達與學術的活躍空氣發生於政治上軍閥當道時期，其間可能有各種複雜的原因，諸如軍閥間的紛擾爭鬥使其一時無暇顧及政治之外的其他方面，政府行政管理的混亂無序為學術自由留下了一定的揮灑空間，經濟與市場的發展使學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謀生路，租界治外法權的存在亦使有違政府「禁忌」的文人有所託庇，等等。於此可見，思想史的演進自有其內在理路，與政治史未必同步。但無論如何，新文化運動的發生與發展總是中國社會的綜合環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並深深植根於中國社會的特定環境之中，而非憑空而起的無源之水、無根之木。

  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從思想領域而言，可以稱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啟蒙運動」。應該承認，辛亥革命雖然是資產階級革命，但其在思想上的啟蒙並不全面而充分，這也是其雖然推翻了帝制，但並未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重要原因。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其對民主與科學的張揚，對封建禮教的批判，通過新的表達方式普及到社會和民間，使國人又接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禮，啟蒙了他們的民主精神，增進了他們的科學意識，推動了他們的思想解放，從而也為五四運動和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深入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儘管新文化運動的參加者也有激於情緒而提出的某些脫離國情的過激的、絕對的主張，諸如由提倡白話而反對漢字，由提倡科學而反對中醫，對傳統文化全盤否定，甚而發展為主張「全盤西化」，等等，也曾起過消極的作用和負面的影響，然而，瑕不掩瑜，後人不能苛求先賢，無論如何，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以徹底的反封建精神，高揚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在中國這樣有數千年封建積澱的大國，以振聾發聵之勢，發排山倒海之聲，打破過往傳統、陳腐、守舊的權威和教條，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與中國人思想觀念的更新，在近代中國史上留下了自身不可磨滅的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