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清室復辟的鬧劇

  民國成立、建立共和體制後，少數不能忘情於清室的復辟派仍然在活動，其中包括以前清王室成員恭親王溥偉、肅親王善耆等為代表的宗社黨人，以前清官吏如直隸提學使勞乃宣、湖南布政使鄭孝胥等為代表的遺老派人士，以由維新派而蛻變為保皇派的康有為等為代表的保皇黨人。他們多住在北方的天津、大連、青島等城市，同聲相求，同氣相應，鼓吹復行帝制，並以擁清廢帝溥儀復闢為號召。但是，除了宗社黨人曾在某些日本人的支持下於民初在滿蒙地區發動過武裝叛亂並很快失敗之外，多數復辟派只能撰文立論，發「思古」之幽情，表「忠君」之忠心，既沒有實力行復辟之事，在社會上的影響也不大。真正有實力、有影響而致力於擁清室實現復辟的，是駐節徐州的長江巡閱使張勳，他不僅有復辟的理念，而且掌握著一支武裝，有復辟的實力，所部在民國成立後仍然留髮，被時人稱為「辮軍」，他本人也以「辮帥」自居。但即便如此，在民國成立後的共和體制制約下，張勳擁護復辟的主張也很難付諸實踐。只是在府院之爭激化，黎元洪、段祺瑞互不相讓而又都想利用張勳為己方之援的情況下，才給了張勳實現自己復辟主張的機會。一方面，張勳與段祺瑞等北洋軍人在政治態度、心理情感等方面更為接近，本來看不起張勳的段祺瑞也不時對他有所恭維，並通過下屬與他保持關係，進行拉攏；另一方面，因為德國皇室對復辟派曾表支持，故張勳對中國參加對德作戰並不積極，這似乎又給了黎元洪拉攏張勳的機會。當黎、段圍繞參戰等問題的矛盾激化後，雙方「各挾私意以相爭」，競相拉攏張勳為己用，一時間，坐鎮徐州的張勳似乎成了「各界傾仰」之解決時局的中心人物，圖謀利用復辟而謀個人私利的一些軍政界人士如雷震春、張鎮芳等，亦於此時鼓動張勳稱：「黎、段兩人斷難並立，趁此機會，厲兵秣馬，可以定亂為名，收服人心，借圖大計。時不可失，機不可緩。……中央麻木不仁，無力壓制。似此政府，幾類東周，有建義旗者，誰不響應？各省督軍亦有贊助者。」如此一來，本已有心擁清室復辟的張勳也拋開了原先之觀望態度，擺出一副應召進京「調停」黎、段之爭的躍躍欲試之態，而其著眼點當然在於擁清室復辟，這在當時已是道路傳言紛紛，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

  1917年5月21日，因黎元洪不肯解散國會，督軍團頭目紛紛離京，其中皖省長倪嗣沖、鄂督王占元、閩督李厚基、魯督張懷芝、豫督趙倜等及其他各督軍代表南下至徐州，23日由張勳主持召開第四次徐州會議。其間，黎元洪免段祺瑞職的消息傳來，「眾愈嘩」，群謀利用張勳倒黎以「泄憤」。張勳卻以為時勢非己出山不可解決，擺出架子扭捏作態稱：「諸君既欲泄憤，則非兵力不可。然以何名義而興師乎？既無名義，則只得聽之耳。」見張勳不願輕出，眾人又謂張：「公意必在復辟，余等誓從公後。」張勳聞之正中下懷，立稱「既若此，大善。然此事非空言，且須堅定不渝。」眾以為然，乃定約署名而去，進行計劃為解散國會、迫黎退位、復辟。代表段祺瑞參會的徐樹錚對復辟圖謀並未明確表示反對，他甚而對張言：只求達到驅黎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計，表現出軍閥毫無政治信義的十足流氓姿態。然據時論所言：

  各督軍之所以必趨徐州者，以欲達決政治上他種之目的，勢不能不有需於張勳之助力。而張勳則挾一復辟之心，以為此殆天假之緣，正可以是為交換之條件。於是於會議之時微露其意，與議者與張勳於復辟一事，雖未聞何等正式之許可，然亦未聞嚴為拒絕。蓋各督軍以此事決非今日所宜行，而張勳一人之力亦必不足以達其蘄向，故姑聽其自為囈語。而張勳則自以為時機已熟，贊助有人，謀逆之心，因而益亟。

  張勳在徐州會議上得各省督軍支持之表態後，即於24日發出致黎元洪電，以「民國適用責任內閣制，凡任免官吏，向由國務院發出，非由國務總理副署，不能發生效力」為由，指責黎元洪「逾越職權，擅發通電，宣布命令，殊屬創舉，當然不能認為有效。共和國家首重法制，如果任意出入，人民將何適從？中央現既首先破壞法津，則各省惟有自由行動」；並威脅：「如無持平辦法，必將激生他變。」所謂「他變」，當然是向黎暗示軍閥獨立、各行其是的可能性。果不其然，29日，安徽省長倪嗣沖率先發表通電稱：時局為「群小攬權，擾亂政局，議員乘機構釁，日事紛擾，派別競爭，權利攘奪，正人則多方沮抑，黨人則盡力疏通，以至臟私之案層見迭出，幾於政府一空。所定憲法，議員專制，險象環生，實堪浩嘆。為大局計，為小民計，非籌解決方法，不足以拯危亡。」宣布「自今日始與中央脫離關係」。其後，北洋系控制的河南、浙江、奉天、陝西、山東、直隸、黑龍江等省督軍、省長亦先後宣布「獨立」。6月2日，「獨立」各省在天津設立「各省軍務總參謀處」，下設軍事、軍機、軍需等部，以雷震春為總參謀，對外發表通電，聲稱此舉實為「內之將有分崩離析之虞，外之已成四面樹敵之勢，若不急圖，國將不國」；並稱「各省意在鞏固共和國體，另訂根本大法，設立臨時政府臨時議會，其詳細辦法，當與各省公同商訂。但求有利於國，決非有他。」至此，督軍團公然倡亂之勢已成，在段祺瑞的暗中默許與徐樹錚的積極運作下，各省軍務總參謀處儼然成為與北京政府相對立之「臨時政府」機構（但未得列強支持），擺出了與黎元洪分庭抗禮之勢。

  此時，北京政壇處在一片混亂之中，政府幾無人負責，國會亦因擁段的研究系議員出走而處於殘缺不全的狀態。5月25日，黎元洪在遊說北洋元老徐世昌和王士珍出山為其擔責不成的情況下，任命清末曾任雲貴總督的老官僚李經羲出任國務總理，意圖組成完全內閣，抵禦段派壓力。但在天津賦閒的李經羲在北洋軍人「獨立」的喧囂聲中，自覺無力轉圜，一直怯於進京就職。黎元洪無奈，只能提出請張勳進京，「磋議調停之責」，並請徐世昌「合力匡救」，同時允修改憲法，解散國會，表示「總統地位，決不留戀，能及早調停就緒，即當潔身引去」。6月1日，黎元洪發令，以張勳「功高望重，至誠愛國」為由，著其「迅速來京，共商國是，必能匡濟時艱，挽回大局」。此舉實為黎元洪飲鴆止渴、引狼入室之失策，惟在當時，手中沒有實力而又受制於北洋武人的黎元洪也只能抱所謂「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僥倖一搏，張勳擁清室復辟之大幕由此而徐徐拉開。

  張勳入京前，北京已是「訛言蜂起，一夕數驚」。黎元洪曾在6月6日致電徐世昌、段祺瑞和李經羲，請他們轉告張勳：「毋庸多帶軍隊。如軍隊業已啟行，亦請暫在天津以南駐紮，庶不致人心搖動。」然張勳就是要帶兵進京擺威風。6月7日，懷抱「天下洶洶，捨我其誰」心態的張勳，率所部10營兵力數千人馬浩浩蕩蕩由徐州乘車北上。8日，張部到達北京，京城市民與聞「辮軍」入城，群抱好奇之心以迎之。據記者描述，張軍士兵「藍衣赤帽」，「辮髮長垂，頗有古風」，所持之軍幟樣式「與予見於某戲園者略相似，外有長槍數杆，曾於三國志繪圖中見之，大刀數口，我國數千年來之寶物也。」張勳未隨其部進京，而是在天津與有關各方會見，提出條件，籌劃復辟之舉。他向黎元洪提出的「調停」條件是：解散國會，修改約法，懲辦總統府若干職員，政治權盡移內閣，不使現議員制憲等，得黎首肯；同時又向段祺瑞等提出復辟主張，段「雖面未表示，亦未拒絕」（據張勳言，他到京後復派代表與段相商，段告「解散國會推倒總統後，復辟一事，自可商量」）。此時，段祺瑞要借張勳推倒國會、趕走黎元洪，黎元洪則希圖借張勳以自保，張勳卻以擁清室復闢為己任。本無交集之三方各有所求，並形成以張勳為主角，黎元洪、段祺瑞各捧其場的一幕活劇。

  張勳所部進京後，段祺瑞隱身於天津作幕後活動，大戲的前台暫時留給了張勳和黎元洪。張勳以逼迫黎元洪解散國會為擔任「調停」的基本條件，國會本為黎元洪與段祺瑞相爭的基本依靠，前此督軍團要求解散國會的主張一直為黎所拒，但如今在張勳的武力脅迫下，黎元洪無所依靠，不惜自毀長城，同意解散國會，同時希冀以此換取張勳的支持，在府院之爭中贏得頭籌。不過，解散國會的命令須由總理副署，而代理總理的伍廷芳卻堅拒副署此等違憲命令。不脫軍閥本色的張勳聞知後在天津大發威風，說「這種命令，要副署何用，只管從速發布」。此時的黎元洪已經感覺到請張勳進京「調停」實為請神容易送神難，但又無法再作退步，只能另謀途徑，於6月12日先免伍廷芳職，後任北京步軍統領江朝宗暫代總理，再由江朝宗副署解散國會令：「參眾兩院組織憲法會議，時將一載，迄未告成，現在時局艱難，千鈞一髮，兩院議員紛紛辭職，以致迭次開會，均不足法定人數，憲法審議之案，欲修正而無從，自非另籌辦法，無以慰國人期成之喁望」；「本大總統俯順輿情，深維國本」，「將參眾兩院即日解散，尅期另行選舉，以維法治」；「此次改組國會本旨，原以符速定憲法之成議，並非取消民國立法之機關」。大概黎元洪自己也知道，以「俯順輿情」和「以維法治」名義解釋其解散國會之舉實在太過牽強，故在同日致各省通電中，黎元洪又對此舉作了進一步的解釋，稱其為「皖奉發難，海內騷然。眾矢所集，皆在國會，請求解散者，呈電絡繹，眾口同聲。元洪以約法無解散之明文，未便破壞法律，曲徇眾議，而解靖難，智勇俱窮，亟思遜位避賢，還我初服。乃各路兵隊，逼近京畿，更於天津設立總參謀處，自由號召，並聞有組織臨時政府與復辟兩說。人心浮動，訛言繁興。安徽張督軍北來，力主調停，首以解散國會為請。迭經派員接洽，據該員複述，如不即發明令，即行通電卸責，各省軍隊自由行動，勢難約束等語。……亡國之禍，即在目前。元洪籌思再四，法律事實，勢難兼顧，實不忍為一己博守法之虛名，而使兆民受亡國之慘痛。為保存共和政體，保全京畿人民，保護南北統一計，迫不獲已，始有本日國會改選之令。」儘管如此，黎元洪也很難為其屈從軍閥、解散國會的違憲舉動辯白，如其自稱，此舉實可謂「內疚神明」。如果說，在袁世凱稱帝時黎元洪的消極抵抗為他贏得了一定的聲譽，則其下令解散國會卻是他政治生涯中顯見之污點及其後為世人垢病之處。不過無論如何，黎元洪解散國會的命令使張勳如願以償，並為其進京擁清室復辟鋪平了道路。14日，張勳得意洋洋地偕黎元洪任命的國務總理李經羲等自天津乘車到北京，隨後即開始謀劃擁清室復辟之舉。

  國會解散，張勳進京，22日李經羲內閣成立，「獨立」各省取消「獨立」，各省軍務總參謀處也在李閣成立的當天撤銷，北京政局的混亂局面似有緩解。不過，表面的暫時平靜之下卻涌動著方向相異的政治暗流。張勳進京後，16日即秘密前往紫禁城「覲見」前清廢帝溥儀，表示出擁其復辟的決心；段祺瑞等與張勳實已分道揚鑣，正在等待時機再起，而討伐復辟則是最好的藉口並可得社會各界的支持。有鑑於此，段祺瑞等在天津一方面密謀策劃，一方面對張勳陽示支持，甚而有意無意地縱容其復辟之舉，以為己利。就政治眼光以及對社會和公眾心理的把握而言，同為武人的段祺瑞與張勳相比較，畢竟還是段較為「趨新」，而張更為「守舊」；而就20世紀中國社會心理的大環境而言，「新」總是勝於「舊」，故張勳復辟之失敗及段祺瑞討伐復辟之成功其實在事件發生之前或已可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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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勳擁清室復辟，除了其本人的守舊思想理念之外，以鄭孝胥、康有為等為代表的前清遺老和保皇黨人也起了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他們捧張是「進有萬全，退無一是；進有不世之功，退有不測之禍。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決矣」；「正宜立建龍旗，宣言復辟，使薄海遠近，望風興起，忠義奮發，必將天旋地轉，旦夕遂定」。當張勳在北上途中滯留天津時，康有為即去函，告其「從來非常之事，同盟既定，發於旦夕，令人措手不及，不得不服，若久則變生，則支離蔓延，不可收拾矣。故五日之書，請直抵豐臺，立辦大事，而請勿駐津為避此也。……今外交安穩，亟應正名，遲則恐別有事變，益艱難矣。」在他們的鼓譟之下，張勳進一步堅定了擁清室復辟的決心。6月28日康有為到北京，立即與張勳和復辟派諸要人開會，最後決定了擁清室復辟的計劃。時論所謂「大帥（張勳）入都，共和已危，然尤得保存一線，聖人（康有為）一到，乃連根盡去，甚矣！聖人之可畏較大帥為尤烈也。」於此形象地凸顯了康有為在復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6月30日晚，張勳召集負責維持北京治安的軍警界要人——陸軍總長王士珍、步軍統領江朝宗、警備司令陳光遠、警察總監吳炳湘等，告知復辟計劃。張謂：「近數年中，余屢欲至京，以實行餘蓄意已久之事。此次自徐起行，即已預行籌劃，至津後，向各方面探詢意見，則謂萬不能行，為人心所不欲，余聞之頗灰心。然至京後，又覺勇氣勃勃，現在則已決計為之。質言之，余將扶宣統帝復位，諸君贊成否？王（士珍）、江（朝宗）二人言曰：此事可做，但要看外省情形。張曰：外省同情。王、江復曰：慎重些好。張曰：然則你們反對？王、江急曰：並不反對。張曰：然則簽名。又高聲曰：今夜來者，不簽名，不能出門。王、江以下各人，遂無言簽名矣。……復令江朝宗開城，放辮兵入城。江請以天明，張不許，怒言曰：有不許開城者，今日亦不准出門。王遂令江用電話飭令放入城內。」隨後，張勳換上前清藍袍黃褂官服，頂戴花翎，率康有為、王士珍、江朝宗等至紫禁城前清廢帝溥儀寢宮，上奏稱：

  共和實行以後，上下皆以黨賄為爭端，各便私圖，以貪濟暴，道德淪喪，民怨沸騰，內外紛呶，迄無寧歲，……列強之世，非建設鞏固帝國，不足以圖存，此義近為各國所主張，尤深合吾民之心理。……外察各國旁觀之論，內審民國真實之情，靡不謂共和政體，不適吾民，……臣等反覆密商，公同盟誓，謹代表二十二省軍民真意，恭請我皇上收回政權，復御辰極，為五族子臣之主，定宇內一統之規。臣等內外軍民，誓共效命，竭忠保佑皇室，伏懇我皇上大慈至德，俯允所請，天下幸甚。所有國本動搖，人心思舊，合詞籲請復辟各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巡示施行。

  如果說1909年登基時只有3歲的溥儀毫無對世事之覺察而純為他人手中的木偶道具，那麼1917年張勳擁其復辟時11歲的溥儀，雖然已經有了對前朝先人「文治武功」和皇帝無上威權的眷戀，但畢竟年齡有限，加以終日深處宮中，仍然沒有多少政治意識與歷練，基本上還是他人手中的木偶道具。溥儀在復辟後所發上諭，多系他人起草，其本人不過鈐章蓋印、照本宣科而已。溥儀所發復辟上諭宣布：「於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1917年7月1日）臨朝聽政，收回大權，與民更始。」並將所有應興應革諸大端，條舉如下：一、欽遵德宗景皇帝（光緒帝）諭旨，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定為大清帝國憲法，列為君主立憲政體；二、皇室經濟，仍照所定每年四百萬元數目，按年撥用，不得絲毫增加；三、懍遵本朝祖制，親貴不得干預政治；四、實行融化滿漢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滿蒙官缺已經裁撤者，概不復設，至通婚易姓等事，並著所司條議具奏；五、本日以前凡與東西各國正式簽定條約及已付債款合同，一律繼續有效。六、民國所行印花稅應即廢止，以紓民困，其餘苛細雜捐，並著各省督撫查明奏請分別裁撤；七、民國刑律，不適國情，應即廢除，暫以宣統初年頒定現行刑律為準；八、廢除黨派惡習，其從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九、凡我臣民無論已否剪髮，應遵照宣統三年諭旨，悉聽其便。

  張勳在擁清室復辟的當日，曾在其南河沿住宅對記者言：「民國成立以來，紛擾不絕，生民罹塗炭之苦，皆由共和不適於中國，故遍商同志，斷行宣統復辟以救國危，決非為予個人之名譽。且予力極微，此事亦非一人所敢擅舉，京內外贊成者頗非少數，殊如馮國璋、陸榮廷已相互聯絡，故兩廣及江蘇方面，似不足憂，其餘山東、直隸、山西、河南亦贊成此舉。黎大總統雖不願辭職，然彼已得一等公爵，當無何等施為。僅段祺瑞反對此事，彼今毫無兵力，不足為念。」然而，事態的發展卻全不似張勳此番言大而夸之論。清室復辟的消息傳出後，除了一些前朝遺老遺少感到歡欣之外，全國上下各界非但沒有絲毫「同情」，卻為一片反對的「不欲」之聲，輿論口誅筆伐，民眾淡然對之，即使是經溥儀上諭任命的官員也無動於衷，置之不理，只有被任命為民政部尚書的前直隸省長朱家寶向溥儀上折「謝恩」，說些「天道無往而不復，民心經亂而思平」的昏話。

  張勳擁溥儀復辟之後，此前連續下令改組內閣、解散國會的黎元洪，總算吃到了和軍閥與虎謀皮的苦頭，不過黎元洪此時雖無力對抗張勳的舉動，但尚能堅守維護共和的立場底線，拒絕擁戴復辟。7月1日，黎元洪發出通電，反駁張勳捏造其有「奏請歸政」之上折，聲明「受國民付託之重，自當始終民國，不知其他」，對復辟「誓不承認」。2日，黎元洪又致電馮國璋，以自己「不能執行職權，民國勢將中斷」，請馮代行大總統職權，並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請他們「迅即出師，共圖討賊，以期復我共和，而救危亡」。為避免再遭張勳的脅迫，2日晚黎元洪潛入北京東交民巷日本公使館，尋求「政治避難」，得到使館的同意。及至復辟失敗後，黎元洪於14日移回東廠胡同原宅，但已無顏再謀復職，遂發表通電稱：「此次因故去職，負疚孔多，以後息影家園，不問政治」，暫時離開了北京政治舞台。

  其實，不待黎元洪發令，段祺瑞已在籌划起兵討伐張勳。復辟消息傳出後，全國各界多表反對，北洋實力派軍人觀察形勢對復辟亦不表贊成，並發出一片反對之聲。而坐鎮津門、擁有武裝實力的段祺瑞，對此早有準備，視此為自己復出的機會，復辟實行之後，段即與其部下緊張策劃，準備發動討伐張勳的戰爭。7月3日，段祺瑞發出討逆通電稱：

  張勳懷抱野心，假調停時局為名，阻兵京國，至七月一日，遂有推翻國體之奇變。竊惟國體者，國之所以與立也，定之匪易，既定後而復圖變置，其害之中於國家者，實不可勝言。且以今日民智日開，民權日昌之世，而欲以一姓威嚴，馴伏億兆，尤為事理所萬不能致。……今張勳等以個人權利慾望之私，悍然犯大不韙，以倡此逆謀，思欲效法莽卓，挾幼君以制天下，……橫逆至此，中外震駭。若曰為國家耶？夫安有君主專制之政而尚能生存於今之世者，其必釀成四海鼎沸，蓋可斷言。而各友邦之承認民國，於茲五年，今覆雨翻雲，我國人雖不惜以國為戲，在友邦則豈能與我同戲者？內部紛爭之結局，勢非召外人干涉不止，國運真從茲斬矣。若曰為清室耶？清帝沖齡高拱，絕無利天下之心，其保傳大臣，方日以居高履危為大戒。今茲之舉，出於逼脅，天下共聞。……祺瑞罷斥以來，本不敢復與聞國事，惟念辛亥締造伊始，祺瑞不敏，實從領軍諸君子後，共促其成。既已服勞於民國，不能坐視民國之顛覆分裂，而不一援。

  通電號召各將「戮力同心，戡茲大難」，表示「祺瑞雖衰，亦當執鞭以從其後也」。4日，段祺瑞又與馮國璋聯銜發出通電，將張勳擁清室復辟歸為「八罪」，聲明「今已整率勁旅，南北策應，肅清畿甸，犁掃逆巢，凡我同胞，諒同義憤，佇盼雲會，迅盪霾陰」。在全國各界同聲反對清室復辟的情況下，段祺瑞的討伐舉動頗為彰顯出其弔民伐罪的「正義性」，並置張勳於背叛民國之叛逆境地，從而占據了討伐張勳的政治制高點。

  1917年7月6日，在南京的馮國璋以黎元洪「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茲依《大總統選舉法》宣布「代理」大總統職權，同時「電商段總理在津主持，並急圖進兵規復京道」，表示「一俟軍事布置妥貼，即當北上」。此時的段祺瑞又有了總理的合法地位，躊躇滿志，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6日他在天津設立國務院辦公處，處理各項政務，發出對張勳的通緝令，以其「動搖邦本，淪陷神京，罪惡貫盈，薄天同憤」，下令「即褫去本職，並褫奪軍職、勳章、勛位，著傳知前敵各軍嚴拿務獲，盡法懲治」。

  段祺瑞決定發動討伐戰爭後，以天津近郊的馬廠為其司令部所在地，自任「討逆軍」總司令，軍事部署為李長泰的第8師和馮玉祥的第16混成旅在東線沿津浦路，曹錕的第3師和范國璋的第20師在西線沿京漢路，兩路會攻，進軍京城。7月4日，段祺瑞督率「討逆軍」在馬廠誓師，其後東西兩路「討逆軍」分別與張軍接戰。張軍實力自無法與段軍相較量，雙方交火後，張軍迅即後退。7日，「討逆軍」已進至北京近郊軍事與交通要地豐臺，張軍被迫退守城內。為了威懾張軍，「討逆軍」在進攻中動用了幾架飛機投彈，這是飛機發明後空軍在中國較早運用於戰爭的記錄。

  張勳隨帶「辮軍」入京擁戴清室復辟，本以為自己有實力，也有北洋實力派軍人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不反對的默契，但他實行復辟之後的情況卻完全不似其預期，可謂不知己亦不知彼，既無勇也無謀，實為單打獨鬥的蠻幹。但張勳可以不在乎輿論的口誅筆伐，卻不能不在乎北洋軍人的武力反對。復辟實行後幾無實力派支持的現實，使張勳也不能不為自己預留後路。7月5日，張勳致電上海各報館並轉各省督軍等，公開復辟實行前後之經過為：

  變更國體，事關重大，非勛所獨能主持，誰非清朝臣子，各有應盡之責。數年以來，密謀進行，全仗眾力。去歲徐州歷次會議，馮（國璋）段（祺瑞）徐（世昌）梁（啟超）諸公及各督軍，無不有代表在場；即勛此次到津，徐東海（世昌）、朱（家寶）省長均極端贊助；其餘各督軍，亦無違言。芝老（段祺瑞）雖面未表示，亦未拒絕。勛到京後，復派代表來商，謂只須推倒總統，復辟一事，自可商量。勛又密電各方面徵求同意，亦皆許可，函電俱在，非可諱言。現既實行，不但馮、段通電反對，並朝夕共謀之陳光遠、王士珍，首先贊成之曹錕、段芝貴等，亦居然抗顏反闕，直逼京畿，翻雲覆雨，出於俄頃，人心如此，實堪浩嘆。孤忠耿耿，天日可表。雖為群小所賣，而此心至死不懈。但此等鬼蜮行為，不可不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以免混淆黑白。

  儘管如此，張勳此電未得北洋陣營內部的反響，此時的張勳因復辟倒退之舉而為千夫所指，已成北洋陣營獨占中央政權的道義負擔，無論是出於因應社會輿論的需要，抑或僅僅是維持北洋集團的派系利益，他本來的同黨都不能也不會對他表示支持。因此，儘管張勳公開發出「同屬北派，何忍同室操戈」的感嘆，他的「北派」同僚也沒有就此收手，所謂牆倒眾人推，此其謂也。

  因為既無法抵擋「討逆軍」的軍事攻勢，又沒有其他實力派的支持，復辟剛剛一周，張勳即感覺再無力支持，請駐京公使團調停之議又不得回應，相反，公使團卻對「討逆軍」給了不少實際的支持，同時要求張勳所部解除武裝。張勳在內外交困之中，7月8日被迫辭去溥儀所委各職，將政務暫交王士珍處理。張勳還想保住其定武軍編制，退回徐州，但為段祺瑞所拒。此時，復辟陣營內部已是人心動搖，惶惶不可終日。8日，張勳的親信阮忠樞致函徐世昌謂：「現在事已至此，紹軒（張勳字）亦知為人所愚，但一發難收，追悔無及」；請徐「命駕來京，出而調停，清室之福，大局之幸，亦紹軒之所託庇也。」但未得徐之回應。9日，主張復辟甚力的度支部尚書張鎮芳和陸軍部尚書雷震春在企圖乘車外逃時，於豐臺車站被「討逆軍」查獲逮捕。10日，記者再訪張勳，見其「眉目之間頗露憤慨不滿之色，與旬日前喜不自勝之容貌，似相逕庭。」但張勳仍指責段祺瑞等「不過借詞以攻予，予安能受？」強調「予所希望者，只皇上依然踐位，其他無論何等條件，均甘坐受」；又虛張聲勢地聲稱：「若段不容予之主張，予當率我數千健兒，為國家、為皇上決一死戰。外間聞有予已潛逃之風說，予有何潛逃之必要，即一戰而授首，亦最痛快。」此時「討逆軍」方面由於陳光遠第12師和張永成第11師的加入，聲勢更盛，對張軍形成壓倒優勢，張軍上下「以勢窮力蹙，無不垂頭喪氣」。12日，「討逆軍」分三路向北京發動總攻，張軍軍心渙散，幾乎沒有像樣的抵抗，至午即敗，前此大言不慚「痛快授首」的張勳也沒有勇氣實踐己言，而是倉皇避入荷蘭使館。討伐張勳復辟的戰爭至此以勝利而告終。

  張勳擁戴清室復辟，是繼袁世凱稱帝改元「洪憲」之後、民國成立以來又一次企圖復行帝制的舉動，但其較袁世凱稱帝更為短命的失敗歷程也充分說明，在有兩千餘年帝制歷史的中國，經過了辛亥革命的洗禮，共和民主制優於君主專制已經在短短數年間成為多數國人的共識。儘管民國年間的共和民主制暴露出種種不足之處，名不副實處甚多，但其在形式上的至高無上仍然為多數國人所共認。即便是手握槍桿子的軍閥武人，多數情況下對此也不敢公然冒犯。在這樣的多數民意趨向之下，無論是建立新朝還是復辟舊朝的復行帝制之舉，都不可能成功，張勳擁戴清室復辟事件也就成了君主制在中國最後的迴光返照。誠如時論所謂：「霹靂一聲，清廷復辟。凡屬愛國男兒，無不奔走呼號，以圖恢復我燦爛之共和民國。」「報館為代表輿論之機關，規其主張即知民心之向背。……此次復辟，外埠如滬上、天津、武漢等處，無不以三寸之管口誅筆伐，痛斥叛國，即在張勳勢力範圍內之北京，如順天時報、益世報、英文京報等亦皆掉舌揮毫痛詈張勳為逆賊，斥復闢為妄舉，此則有外勢，故敢怒而又敢言者也。若敢怒而不敢言者，於復辟翌日停版不刊者有十餘家，曰東大陸報、公言報、國民公報、大中報、大信報，其餘惟北京日報、甲寅報、亞東新聞等四五家，尚如魯殿靈光，巋然獨存，其持論亦是中立態度，無恭維復辟之辭，此可征人心之向背矣。」於此亦可體認，所謂共和民主制不適於中國的論調，更多的時候不過是當政者為把持權力而出於私心的「自慰」，並非真實民意的反映；相反，對共和民主觀念普適性的體認，卻是民國成立以後國人思想理念中最重要的變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