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護國戰爭的爆發及各地響應

  袁世凱稱帝的圖謀進入實施階段後，中華革命黨與進步黨不僅在言論上表示堅決反對，而且開始以不同的方式，通過不同的途徑發動武裝反袁。與中華革命黨的暗殺活動和獨立起義相比較，進步黨運動西南地方實力派起事的活動更為成功也更為有效。

  在進步黨運動西南地方實力派發動武裝反袁的過程中，蔡鍔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蔡鍔是辛亥革命時期雲南反清起義的領導者，自袁世凱當政後，他一直對袁表示支持，在二次革命爆發後，他通電責難革命黨「是不啻以國家為孤注，以人民為犧牲，謂為叛罪，其又奚辭！」要求對「為首發難之人，不能不按法懲治，以為破壞大局者戒」。蔡有雄才大略之志，為人正派清廉，袁世凱有意利用其能力，但對出身非北洋正統的蔡鍔又不能完全信任。1913年10月，袁世凱調蔡鍔進京，貌似重用，但就袁委蔡擔任的政治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統率辦事處成員、全國經界局督辦等職而言，多為閒曹，並不能充分發揮蔡的才幹。蔡鍔似乎對此也沒有什麼異議，而是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對袁「竭忠盡智」。及至袁世凱稱帝議起，進步黨人方才認識到以往擁袁之非是，梁啓超公開發表反對稱帝的言論，而蔡鍔13歲即在長沙時務學堂從梁就學，有師生之誼，到北京後，與梁「日夕過從」，對梁的意見極為尊重。梁啓超回憶：「當籌安會發生次日，蔡君即訪余於天津，共商大計。余曰：余之責任在言論，故余必須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對之。君則軍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韜晦，勿為所忌，乃可以密圖匡復。」據蔡鍔所稱，他與梁啓超「反覆討論國家前途及吾儕所以報國之道」，認為當年「徒以顧全大局，投鼠忌器之故，甘犧牲一切，與之（袁世凱）戮力。一年以來，假面既揭，丑形暴露。」「今當舉國鬼氣沉沉之時，非有聖賢之心，豪傑之行，孰敢赴此大義？吾儕所欲為之事，雖為舉天下人人所歡舞以迎，而亦為舉天下人人所莫敢倡導，故必須自動以待景從。」他們「討論既熟，詢謀僉同」，決定「分途趨功。而植基之謀，首在南服」；達成了一旦袁決意稱帝即準備發動西南進行武力聲討之共識。

  蔡鍔反袁之意已決，但為了不引起袁世凱的注意，他刻意保持低調，1915年8月25日率先手書籤名「主張中國國體宜用君主制」。其後，蔡鍔頻頻邀約軍界同人發起擁袁稱帝的倡議，並照常入值，辦理公務，似與當時反對帝制或對帝制表示消極的軍政界人士不沾邊；然而正如其過後所言：「國體問題，在京能否拒絕署名，不言而喻。若問良心，則誓死不承。」為此，他在給滇、黔當局的電文中已經有所暗示，請他們「務望穩靜，以靖地方」；「事機迫速，尚望加意鎮懾防範，俾免意外」；「言出其位，明哲所戒。一切希慎重。至公事，容徐圖之。」「凡各軍隊官長，尤應時刻留心」。這些都表明蔡鍔已經意識到與袁之決裂恐不可免，已著手在西南地方預為布置。雖然蔡鍔對帝制陽示積極，但袁世凱仍不放心，10月中旬，袁得報雲南有人反對帝制並與蔡有涉，即令軍警藉口至蔡宅搜尋證據。蔡鍔知袁世凱稱帝之意已決，北京不可久留，即與梁啓超等密謀，決定潛回雲南發動討袁。為了在袁世凱的監視下脫身而去，蔡鍔頗費了一番腦筋。10月28日，他以喉病為由，向袁請病假獲批。期滿後又以病勢加劇為由，請求續假赴天津就醫。素稱老謀深算的袁世凱「派人察視，見渠時赴病院，時或不往」，不疑有他，而蔡「旋移德義樓，由該樓茶役夜間送其登火車站」，在袁的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出京到津，脫離了袁的直接監視。11月中旬，蔡鍔乘隙由天津登輪赴日，並於22日上呈袁世凱稱：「現在假期已滿，病仍未愈，惟有仰懇俯賜矜全，准予續假三月，俾得遷地療養，並請派員代理，免曠職務。」此呈擺明將一去不返，不過此時蔡鍔已脫離袁世凱之管轄範圍，袁對蔡已是鞭長莫及，只能送個順水人情，給假兩月，令其「一俟調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國，銷假任事，用副倚任」。

  12月初，蔡鍔到達日本東京。他以「周曆南北，痛心召侮，無地不然」，而有電致袁反對帝制，但仍「切詞披布腹心」，不過「未蒙採納」。眼見袁之稱帝再無挽回餘地，蔡鍔亦按前計而行，乘輪離開日本，經越南海防登陸，由滇越鐵路前往雲南。袁世凱得報後，即電滇督唐繼堯，「准以全權便宜處理。無論何人，但有謀亂行為，立置於法，事後報明，毋庸先行請示。」對於蔡鍔等入滇，「應嚴密查防」。但此時唐繼堯已決定投身反袁，他派人沿途保護蔡之安全，護送蔡鍔一行於19日安抵昆明，討袁起義的大幕由此而徐徐拉開。

  討袁起義首發於雲南並非偶然。雲南地處西南邊陲，為袁世凱當政後北洋勢力所不及之少數省份之一，且地理環境偏僻，袁世凱一時鞭長莫及；雲南軍隊實力尚可，且從編制、武器、教育等方面均自成體系，又受過辛亥革命的薰陶，各級軍官或為革命黨人，或與革命黨人有較多關係；雲南將軍唐繼堯參加過同盟會，又是蔡鍔一手提拔的下屬，比較可能接受反袁鼓動；因此，進步黨人在準備發動武裝討袁時，首先將工作重點放在雲南，而歐事研究會也對發動雲南討袁出力甚多。

  當袁世凱稱帝的圖謀公開之後，以昆明《覺報》為代表的雲南輿論界首先發出反袁之聲。除了批駁籌安會的帝制言論外，《覺報》甚而幾近於公開批駁袁世凱，責「信誓旦旦不許帝制復活之×××,對此紊亂國憲之妖人，不惟不予以刑法制裁，甚至聞以大宗款項補助籌安會經費，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之」。其後，滇中軍界亦因袁圖謀稱帝而「憤慨異常」，開始涌動反袁浪潮，起初自為組織，經過熱心者的居間聯絡，「軍界全體已隱有共同一致之軌道矣」。

  雲南起義的關鍵在唐繼堯。唐繼堯參加過辛亥革命，蔡鍔離滇北上後繼任滇督，他雖曾擁袁並在雲南鎮壓革命黨，但他畢竟非北洋正統出身，與袁世凱也沒有太深的關係，因此自進步黨人策劃武力討袁之始，即將唐繼堯列為大力爭取之重要對象，滇中軍界亦不斷向唐說項，促其領銜討袁。唐「言決不願向袁氏稱臣；惟慮雲南一省，勢力單薄。羽毛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若能為聯絡數省，則願犧牲一人，以從國人之後。"9月11日，唐「召集軍界中堅諸人密議」，決定積極提倡部下愛國精神，準備武裝，預備作戰，嚴守秘密。10月7日，唐「復召集軍界諸人議定起義時機」，決定在中部或西南有一省可望響應並得海外接濟餉糈時即可發動，但如上述時機未出現，「本省為民國存亡，爭持人格計，亦須起而反抗」。隨後根據形勢的發展，11月3日唐與「軍界中堅諸人，議定外須虛與委蛇，內須嚴防奸細煽惑軍心等件。然深慮滇省以一隅而反抗全局，其兵力器械，皆應早為籌畫。借增防為名，擴充軍隊。其擴張之策：（一）召集退伍士兵，（二）召集賦閒軍官，（三）編練警衛二團，（四）招添講武學員，（五）添練新兵，（六）征補各團營缺額，（七）籌備軍需軍械。復以滇省發難之後，如無聲援，恐勢孤力弱，議定對外之策有四：（一）密與貴州軍界約，（二）招納海內外同志，（三）派員赴各省聯絡，（四）派員偵察各省軍情。「11月23日，唐發布飭令，以「整飭武備」為由，令「歷年以來，凡曾在各軍隊充任中下級官長，或因過撤銷差使，或因故自請長假」者，「限十日內詳保來署聽候定期查驗。如果才質可取，過差可原，即應分別酌予任用，俾得及時自效；其有賦閒日久，學術荒疏者，應令補習學術，亦著聽候傳取入校，授之相當教育，以備異時補充之選。」其後，當袁世凱動員各地軍政長官操縱國民投票之電下，唐繼堯「以彼製造假民意之偽電，足為盜國之鐵證，將執此以告國人，彼雖狡詐，殆百喙莫辯矣。於是積極進行準備，然外仍表示鎮靜，與袁氏為表面上之敷衍。」應該說，唐繼堯對討袁雖非始作俑者，但他對此自始即未表反對，其有某種擔心顧慮亦可理解，當袁稱帝圖謀公開後，唐繼堯盡力準備討袁，在武力討袁的發動過程中，唐的作用自應予充分肯定。

  1915年12月中旬，各方討袁志士雲集昆明，雲南政局顯現出一派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14日，雲南巡按使任可澄致電袁世凱，請其「立下取消帝制之命」，或「申明延期，俟數年後斟酌國勢，再議實行」，俾使「亂黨無可藉口，外人無從置詞」。但正在稱帝興頭上的袁世凱未予置理，至此，討袁起義的爆發已不可避免。

  蔡鍔到達昆明後，會同唐繼堯等對討袁起事進行了周密的布置。首先，他著手集結兵力，並部署其向川邊秘密運動，準備起事後即對川邊北軍主動發起攻擊，以收出其不意之效；隨後，他又與黔、川故舊及有意參加討袁者廣為聯繫，促他們參加討袁，以便在雲南起事後不至陷於孤軍境地；同時，他還與已經在12月18日抵滬的梁啓超保持密切的聯繫，希望通過梁的運作，在起事後與各方結成廣泛的反袁聯合陣線，以使討袁得以成功。蔡鍔與唐繼堯等本擬在出師川、黔後「始行宣布舉義」，然「以外交及各種之關係迫不可緩，促唐公速舉。而袁政府亦嚴電唐公查緝蔡君，風聲大起，遲恐生變」；梁啓超亦因得報袁將再向日本讓步以使日本承認帝制及馮國璋有意加入反袁陣營而於此時來電「促其早發」。故21日蔡鍔與唐繼堯等雲南省內外軍政界領袖共同議定起事之舉，決定實行先禮後兵，先由唐繼堯和任可澄聯名電請袁世凱取消帝制，如其不予滿意回復，即發動武力討袁。對於討袁軍事名義，決定以「護國軍」名之，以示護衛民國之意；對於討袁領導機關，決定：「恢復都督府，召集省議會，組織略如元、二年舊制。出征部只設總司令部。原議設元帥府暫從緩，蓋欲力事謙抑，以待來者。」對於由誰出任都督，蔡鍔本為眾望所歸，但唐繼堯雖表面謙讓，而實際上並不願蔡重擔此職，以影響自己的地位，蔡亦知唐之心思，為了討袁大局，堅決推辭滇督之任，而任護國軍主力第1軍司令，領兵北征四川；唐亦順水推舟，接受滇督之任，併兼護國軍第3軍司令，留守昆明，擔當後勤；李烈均任護國軍第2軍司令，領兵東出廣西，以為側翼策應。

  1915年12月23日，唐繼堯和任可澄如約發出致袁世凱電稱：「自國體問題發生，群情惶駭，重以列強幹涉，民氣益復騷然。僉謂誰實召戎，致此奇辱，外侮之襲，責有所歸。乃聞頃猶籌備大典，日不暇給，內拂輿情，外貽口實，禍機所蘊，良可寒心。竊維我大總統兩次即位宣誓，皆言恪遵約法，擁護共和，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億兆銘心，萬邦傾耳。……食言背誓，何以御民？綱紀不張，本實先撥。以此圖治，非所敢聞。……比者，吏民勸進，代表議決，擁戴之誠。雖若一致，然利誘威迫，非出本心，作偽心勞，昭然共見。」電文請袁將楊度等首禍之人「即日明正典刑，以謝天下，煥發明誓，擁護共和。則大總統愛國守法之誠，庶可為中外所信，而民怨可稍塞，國本可稍定。」並以「此間軍民，痛憤久積，非得有中央永除帝制之實據，萬難鎮勸」，限令袁世凱於25日上午10時前答覆。至限期屆滿，袁世凱未有回覆，唐繼堯、蔡鍔、任可澄、劉顯世、戴戡遂聯名於25日發出對全國通電，責袁世凱「蔑棄約法，背食誓言。拂逆輿情，自為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來……狡拒忠告，益善逆謀……既為背叛民國之罪人，當然喪失元首之資格。」宣示：「今已嚴拒偽命，奠定滇、黔諸地，為國嬰首，並檄四方，聲罪致討」；「所望凡食民國之祿，事民國之事者，咸激發天良，申茲大義」。雲南由此宣布對袁世凱政府獨立，正式打出了討袁護國的旗幟。隨後，唐繼堯、蔡鍔等又聯名向各省當局發出數封討袁通電及發布討袁檄文，意圖爭取各省的響應。通電及檄文揭露袁之「醜行涼德」、「寡廉鮮恥」，宣誓「但有進死，更無退生，非達到還我共和民國之目的不止」，請各省當局「深諒熱忱，共興義舉」，並以「義師之興，誓以四事」：一曰與全國民戮力擁護共和，使帝制永不發生；二曰劃定中央、地方權限，圖各省民力之自由發展；三曰建設名實相符之立憲政府，以適應世界大勢；四曰以誠意鞏固邦交，增進國際團體上之資格。為了取得各國對討袁之舉的支持、理解，至少是中立，唐繼堯與任可澄又於31日照會各國駐華使節，聲明：（1）帝制問題發生以前，民國政府及前清政府以前與各國所訂結之條約繼續有效，賠款及借債，均仍舊擔認；（2）本將軍、巡按使勢力範圍內居留之各國人民，其生命財產，力任保護；（3）自帝制問題發生以後，袁世凱及其政府與各國所訂結之條約、契約及借款等項，民國概不承認；（4）各國如有助袁政府以戰時禁製品者，查出概行沒收；（5）如各國官商人民有贊助袁政府為防害本將軍、巡按使之行為時，即反對之。至此，雲南完成了討袁起義的動員、準備與公開宣布等步驟，在繼續通過各種方式對袁世凱進行口誅筆伐的同時，將討袁重點放在了武力方面，由蔡鍔領兵北進四川，發動討袁戰爭，企望以此動搖袁世凱統治的武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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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梁啓超與蔡鍔等早先多次討論的結果，「決議雲南於袁氏下令稱帝後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後響應，廣西則越二月後響應，然後以雲、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後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實行此計劃之關鍵為拿下四川，因為在西南諸省中，黔、桂兩省已經與雲南暗通款曲，響應不過遲早而已，唯有橫亘於西南中心的四川由袁系軍隊把持，如果不能拿下四川，則滇省孤懸邊陲，出路受阻，難成大舉，而黔、桂之響應亦將受其影響；何況滇、黔均為弱省，產出有限，難以久持，而四川號稱天府之國，地利物產均利於長期堅守，故對首先進攻四川的計劃，護國軍內部並無不同意見。擔任進攻四川的是蔡鍔統領的護國第1軍，其中他親率趙又新、顧品珍二三梯團為中路，主攻川南敘永、瀘州，目標為重慶，以控制進出川的水路門戶，得軍事之利；劉雲峰一梯團為左路，主攻川南重鎮敘州（今宜賓），威脅省會成都，得政治之利；俟貴州劉顯世加入後即以黔軍為右路，經黔北攻綦江，與中路合攻重慶。12月底，各部陸續出發，但是因發動提前，準備不及，「軍隊分駐地相距遼遠，交通復極不便，動員集中，極為濡滯」，部隊行動未如預期迅捷。

  護國戰爭南北（此處北軍指袁系北洋軍）兩軍最早的接戰發生在1916年1月中旬。護國軍中動作最快的左路劉雲峰部，在1月17日與北軍川南鎮守使伍祥禎部接戰，連戰皆捷，於21日進占敘州，完成了第一步作戰計劃。隨後，中路前鋒董鴻勛支隊兼程北進，2月初與已加入討袁陣營的川軍劉存厚部接上關係，兩軍合力進至瀘州城下，討袁軍聲勢頗盛。此時，袁世凱派出的北軍增援部隊吳佩孚部已經兼程到達川南，北軍兵強械精，對護國軍形成較大壓力。2月9日，瀘州守軍出城反攻，得吳佩孚部在外接應，護國軍遂自瀘州城外後撤，與北軍在納溪形成對峙局面。由於北軍在實力上占有優勢，護國軍轉攻為守，態勢漸趨不利。據蔡鍔所言，護國軍出滇時約9000人，歷經戰役後所存不足5000人，其中義勇隊近千人，「戰鬥力尤弱」，劉存厚部「臨戰則莫名一兵，近因我軍大捷，不免見獵心喜，然欲其協同作戰，似所難能，只能陳兵以張虛勢」；「所最苦者，彈藥未能如時到手，每難收戰勝之效。老兵傷亡，無已練之兵補充，致戰鬥力因而日弱」。如此，則兩軍「曠日相持，敵能更番休息，我則夜以繼日；敵則源源增加，我則後顧難繼。言念前途，盍勝焦灼。「28日，蔡鍔親臨前線，督隊「舉全力猛攻」。據他所稱，「逆軍陣線，已成銳角形，其正面尚依然未動。良以地形艱險，守易攻難。現決必繼續猛攻，如能擊潰，可望轉危為安。」但經連日苦戰，護國軍「子彈不給，士氣不揚，疲勞太甚」，前線將領多主「非暫退不足以全師，議節節防守，俟子彈續到，元氣稍固，再行進取」。蔡鍔雖「期期以為不可。退卻之命，繕定不發者屢日。」但他「默察將士情狀，其精神似甚頹喪」，兼以「各方面煎迫多端」，「遂不得不以退為進」，3月6日決定自納溪後撤。此前，右路軍戴戡部於3月1日自重慶南岸門戶綦江後撤，左路軍劉雲峰部於3月2日退出敘州，討袁軍事暫時受挫。經過一番休整，3月中旬蔡鍔統率部隊再對瀘州發動進攻。

  與四川戰事同時，北軍馬繼增部在湖南西進湘西，企圖先入黔後圖滇，與護國第1軍右路軍東路司令王文華部在湘黔邊境一帶接戰。護國軍頗有斬獲，2月6日占洪江，14日占芷江，17日占麻陽，29日馬繼增因擔心無法以此向袁世凱交差而自殺。此後，周文炳督率北軍反攻，於3月6日重占麻陽，隨後復占洪江與芷江，王文華部則以分散的游擊戰法與北軍相持。

  護國第2軍由李烈鈞率領，轄張開儒的第一梯團和方聲濤的第二梯團，本計劃東出廣西，再進廣東。但廣東巡按使兼陸軍第1師師長龍覲光先行一步，早已在袁世凱的命令下督率部隊入桂，分路大舉進攻雲南，與第2軍迎頭相遇。3月初，兩軍在滇東接戰，第2軍屢獲勝利，克服滇東失守各地，繼在黔軍、桂軍的配合下，於3月中旬包圍龍覲光在桂西北的司令部所在地——百色，迫使龍於17日通電宣布辭去袁世凱所委雲南查辦使職。

  自護國戰爭爆發到1916年3月中旬，護國軍的進軍有得有失。戰事之初，護國軍全線進軍，攻城占地，聲勢頗振。後因軍力占優勢的北軍的增援，護國軍遭遇強敵，轉攻為守，但防線得以保持，基本上與北軍處於相持狀態，而在局部戰場仍有攻勢。不過，軍事形勢的發展變化只是討袁護國運動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討袁戰事爆發後的全國政治形勢正在發生變化，討袁護國陣營在不斷壯大，西南邊陲的貴州與廣西率先響應雲南舉義，中華革命黨也在各地發動討袁武裝起義，對袁世凱政權的穩定形成了強大的衝擊。

  首先響應雲南獨立的是貴州。貴州護軍使劉顯世早與蔡鍔密為聯繫，準備與雲南同時舉義，宣布獨立，「繼以該省準備一切頗需時日，各省意存觀望，甚至倡言立異；加以袁政府之虛聲恫喝，龍建章（貴州巡按使）之暗中把持，心志為之沮喪，未敢同時宣布。然一切部署，仍著著進行。」雲南宣布獨立後，貴州各界議決「為身家計，為地方計，為國家前途計，皆非先由本省亟謀自立不可。群情一致，洵謀僉同。公推我公（劉顯世）為貴州軍都督，與各省聯合一致。」「各界即舉代表，共數百人赴護軍使署，懇求承認。劉公再四思維，始從各界之請。謂袁項城舍總統而為天子，是以天下自私，反對者首在雲南，我黔欲求治安而不得，以迭電中央，欲倖免兵禍而不能，今日諸公又以極大且重之責任加諸我輩軍人，願與父老昆季共生死。雖成敗利鈍不可預卜，但有一彈一刀，決不使其存在。"1916年1月27日，劉顯世宣布「俯順輿情，宣布獨立」，以此「保守疆土，整備兵戎，以待聯合各省義師，共誅獨夫，鞏固民國」。貴州獨立後，劉顯世自任都督，並派王文華率部加入護國第1軍右路軍，自黔東進攻湘西。貴州率先響應雲南討袁起義，為討袁護國陣營平添重要助力。

  繼貴州之後，廣西亦加入討袁陣營。桂督陸榮廷本非與革命黨一路，二次革命前後曾在廣西賣力鎮壓革命黨，又與袁的忠實擁護者、粵督龍濟光結下兒女姻親，通過龍濟光，自然與袁又搭上了進一步的關係。但袁世凱始終有強烈的北洋團體派系意識，對非北洋系的官員，尤其是在地方當家的官員，總是不太放心。袁在稱帝前，1915年7月派王祖同為廣西巡按使，另調陸榮廷之子陸裕勛為總統府待衛武官，既在廣西安插了自己的人馬，就近監督，又在北京留下了人質，遙控鉗制，袁的如此做法擺明其對陸榮廷不放心，也使陸深懷不滿，但因為實力所限，此時的陸榮廷還不敢有所動作。時人所論：「帝制議起，公獨守緘默，告病假兩月。當時議者，多疑公為反對帝制之一人，及銷假後，公一變態度，迭電北京，頗多鞠躬盡瘁語。」及至「滇中豪傑謀發難，派人說公，公極表贊同，但以財賦無可恃，請遲以待之，允予中立」。故云南獨立後，陸榮廷明面上非但未予響應，而且連續發出通電，聲討雲南「禍國殃民，天下所棄」，並稱「迭進忠告，俱不採納，經已整飭戎行，請伸天討」。1916年1月18日，又通電明確否認廣西獨立傳言，自稱「絕非亂黨所能煽惑」，並「籲請今上早登大位，聲罪致討」，暗中則預為準備，「不允北兵入境」，籌劃餉械，徵召兵員。2月18日，梁啓超致電陸榮廷，以「敵焰太張，大局久懸未定」，如「得將軍一舉手、一投足，則天下之勢，將有所判」；唐繼堯亦致電陸榮廷，詢以「究竟尊處發表當在何時？將來進行方略何似？急願得聞其略」；言語間對陸榮廷遲遲未能發動有所質疑。3月7日，袁世凱任陸榮廷為貴州宣撫使，令其對「剿撫事宜，悉心籌畫」。為免滇、黔之疑問，9日，陸致電唐繼堯，表示願「從滇黔義師後，共討國賊」。15日，陸榮廷發表通電，責袁世凱「玩五族於掌股，希萬世之帝王，此而可忍，寧謂有人？及今不圖，其何能國？」宣示「誓除專制之餘羞，重整共和之約法。除聯合滇、黔聲罪致討外，敬告各省文武忠勇志士，協心戮力，誅彼民賊。」廣西宣布加入討袁陣營，使西南滇、黔、桂三省聯為一體，改善了護國軍的戰場態勢，也穩固了討袁陣營的軍心士氣，袁世凱政府因此而陷入更大的危機之中。

  當雲南舉義、護國軍出動討袁之際，一直堅持進行反袁武裝鬥爭的中華革命黨人也在各地積極發動討袁武裝起義。雲南舉義當日，1915年12月25日，孫中山得知消息後，即致電各地中華革命黨支部及其領導人，急謀籌款發動，其後他又認為：「既有首難，則袁之信用已破。此後吾黨當力圖萬全而後動，務期一動即握重要之勢力。」關於中華革命黨的起事方向，孫中山認為：「雲、貴獨立後，鄂、贛、蘇、杭等處均準備發動，其中雖稍有拽破，然勢力仍在，元氣無傷。但長江一帶，敵屯重兵，且有津浦、京漢兩線運輸之利，急與爭衡，過費資力。刻下決注全力於粵省，旁及福建。閩、粵一下，與雲貴打成一片，南方局勢，已足自活，沿江各省，自然動搖。至於北方經營，現亦大有頭緒，陝西革軍，斷難撲滅，而內蒙馬賊，與乎宗社黨徒，大足為吾黨牽制，使北兵不能多數南下。南方軍械補足，即圖大舉北發。」在孫中山的部署下，中華革命黨在各地領導發動了一系列反袁武裝起義。

  1916年2月5日，朱執信率部分中華革命黨人在廣州近郊石湖發動起義，因遭龍濟光派兵鎮壓而於9日後撤。3月7日，朱執信又率領部分中華革命黨人占據「永固」號客輪，襲擊北軍「肇和」艦，並攻擊黃埔岸邊的陸上炮台，惜又因北軍反擊而未成功。2月18日，蔡濟民發動駐守在湖北武昌南湖的馬隊和炮隊起義，但未得他部響應，在王占元的鎮壓下失敗。21日，楊王鵬等在湖南長沙發動起義，襲擊湖南將軍湯薌銘處所等處，因未得軍隊響應而失敗。3月12日，湘西北永順地方保安隊和鄉團武裝在中華革命黨人的運動下宣布起事，其後活躍於湘西北永順、桑植、大庸等地。四川不少地區有中華革命黨人發動的起義，1916年4月，散處四川各地的討袁軍合組中華革命軍四川司令部，由石青陽出任司令。中華革命黨還在山東組織了以吳大洲為司令的中華革命軍山東司令部和以居正為總司令的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司令部。兩部開始軍事行動的時間較晚，但取得的成果較大。1916年5月，吳大洲部占周村，居正部占濰縣，這是中華革命黨在護國戰爭期間取得的較為明顯的軍事勝利。但就護國戰爭的全過程而言，中華革命黨在軍事方面並不占據主要地位，他們所發動的基本上仍是規模不大的武裝起義，且散發於各地，最後多被北洋軍鎮壓，不能形成大規模發動的勢頭，也不能組成成建制的正規軍隊。這與中華革命黨缺乏有國內根基的組成方式與活動方式有關，也與孫中山襲用辛亥革命前反清武裝起義的經驗有關。中華革命黨發動武裝起義的方式與結果，雖然牽制了袁世凱的兵力調動，支援與配合了護國軍的軍事行動，但無法在根本上威脅袁世凱的統治，反袁軍事行動的主要承擔者只能是參加討袁的西南各省尤其是雲南省的正規軍隊。因此，中華革命黨雖然始終堅定不移地高舉反袁旗幟，但在護國戰爭爆發後，卻因種種原因游離於討袁陣營的主流之外，基本上未能取得討袁陣營的領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