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革命派與其他派別的反袁鬥爭

  自革命派發動的二次革命被鎮壓後，袁世凱一統天下，國內政治局勢可謂萬馬其喑，一派肅殺。曾經積極參加武力討袁的革命黨人，多遭當局追捕通緝，只能被迫流亡海外，即便是那些主張法律和政治解決的革命黨人，也不見容於袁世凱，難有其政治活動空間，只能風流雲散，各謀出路，有人退出政治，另做打算，有人意圖隱忍，暫避其鋒，也有人投靠袁黨，甘為效力。一時間，革命黨人的勢力和地位均一落千丈，再度成為秘密活動的地下黨。除了少數革命黨人依託租界掩護，還在進行秘密的革命活動之外，多數革命黨領導人及中堅分子在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海外，主要是日本。1913年8月9日，孫中山與胡漢民等乘船到達日本神戶，18日抵達東京。27日，黃興等亦來到東京。在此前後，李烈鈞、柏文蔚、居正、謝持、許崇智、鈕永建、鄒魯、陳其美、戴季陶、朱執信等國民黨領導人，均以各種方式到達日本，使得日本成為當時落難中的革命黨人主要的雲集之地。雖然日本政府也擔心大批革命黨人在日本的活動會影響其與袁世凱政府的關係，但日本一向與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建立聯繫以圖其利的政策和做法，使其對革命黨人在日本的活動或多或少採取了默認態度，再加上孫、黃等人在長期的反清革命期間於日本建立的諸多老關係與結識的諸多老朋友的幫助，也使得日本政府一時不便於對他們採取過激行動。革命黨領導人由此在日本獲得了暫時的喘息之機，雖然他們的生活因缺乏經濟來源而十分艱苦，但畢竟躲過了袁世凱政府的追捕，而得以總結經驗，整頓力量，尋求支持，決定方向，以備再戰。

  二次革命失敗後，許多革命黨人對前途悲觀失望，認為袁世凱勢頭正盛，「以為其鋒不可犯，勢惟與之委蛇而徐圖補救」；「今已一敗塗地，有何勢力可以革命？」如何總結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鼓舞大家的精神士氣，尋找繼續革命的路徑，是革命黨領導人面臨的首要任務。但正是在這個問題上，革命黨領導人卻出現了明顯的意見分歧。

  還在二次革命發動之前與進行過程中，革命黨內部實際上已經有了不同意見，不過後來由於革命的發動，緊迫的戰爭行動掩蓋了不同意見的分歧。而在革命失敗後，過去的意見分歧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因戰爭的失敗以及總結失敗的原因而進一步凸顯。孫中山認為，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一在黨人「不服從」，尤其是「全在不聽我之號令」，致各行其是，貽誤時機；二在「無統一」，「黨員雖眾，聲勢雖大，而內部分子意見分歧，步驟凌亂，既無團結自治之精神，復無奉令承教之美德，致黨魁則等於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因此，他認為「吾黨之敗，自敗也，非袁敗之也」；「非袁氏兵力之強，實同黨人心之渙」；對革命前途表示樂觀。他還認為：「內地各處，其革命分子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萬倍。而袁氏之種種政策，尚能力為民國製造革命黨。」「當此四方不錯之時，內外交迫之際，不特應聚精會神，以去亂根之袁氏，更應計及袁氏倒後，如何對內，如何對外之方策。」

  與孫中山著重強調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相比，黃興比較強調革命失敗的客觀原因，即袁世凱對發動戰爭早有圖謀並有強大的實力，而革命黨則為在缺乏準備的情況下不得已之戰，故此「正義為金錢、權力一時所摧毀，非真正之失敗」。正是基於這種對形勢的客觀分析，黃興認為，革命失敗後的情況較前尤盛，袁世凱的實力更強，而革命黨「今無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進」，因此主張「決不輕言國事」，等待時機，「蓄之久而發之暴」。

  究孫、黃對二次革命失敗的經驗總結及其對形勢的看法而言，各有其側重，亦各有其理由，很難說孰是孰非。平心而論，孫中山一向是革命理想家和領導者，富於遠見卓識，但有時難免稍過超前；而黃興是多年的革命實幹家，勇於身先士卒，但有時難免稍過持重。兩人在反清革命鬥爭中「奔走海外，流離播遷，同氣之應，匪伊朝夕」，互補短長，相得益彰，可是卻由於對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看法不一，連帶對其前後革命的戰略戰術亦產生不同意見，牽連到兩人彼此間發生了一些個人矛盾。孫中山對黃興在二次革命前後的表現多有批評，責難黃興幻想法律解決，貽誤戰機；開戰後「措置稍乖，遺禍匪淺」，並且不能堅持到底，結果「貿然一走，三軍無主，卒以失敗」。黃興對孫的批評反應低調，並沒有針鋒相對地回應，而是自責「南京事敗，弟負責任，萬惡所歸，亦所甘受」。本來，黃興對孫中山的革命領袖地位是尊重的，而孫中山對黃的批評雖有過當之處，但以黃一向之為人，即使有所不快，也還不至於張大其實。但問題在於，孫、黃各有擁護與支持者，如陳其美、戴季陶、許崇智、朱執信等擁孫，李烈鈞、陳炯明、柏文蔚、熊克武等擁黃，而當對革命失敗的經驗總結過多牽涉到對個人的批評時，難免使他們各自的支持者心有不滿，而革命黨領導人又沒有及時認識到此事之後果而居間化解雙方，尤其是雙方支持者的矛盾，致矛盾於有形無形中繼續擴大，形成孫、黃間的隔閡與分離，也產生了對革命黨人的不利影響。

  由於對革命失敗的原因和當下形勢看法的不同，革命黨人內部實際形成了兩派，分別以孫中山和黃興為首，在實行什麼樣的革命戰略與策略方面，兩派各有不同的認識和做法。孫中山「繼續持積極主義，統率新舊同志，爰謀第三次進行，務以武力削彼暴政」，為此他主張重新組黨，繼續發動武力革命。黃興則主張從根本入手，整理黨的隊伍，光大黨的主義，團結各方力量，立定長遠規劃，培養造就人才，徐圖擴充發展。孫、黃的反袁革命目標其實並無二致，唯因對形勢的認識不同，而致看法有別，但雙方未能力謀溝通，孫中山且批評黃興「不維始終之義，遂作中道之棄」；「若公以徘徊為知機，以觀望為識時，以緩進為穩健，以萬全為商榷，則文雖至愚，不知其可」。再加上各自支持者的互相爭論以至攻擊，雙方的裂痕不斷擴大，終在組織上亦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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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革命失敗後的孫中山認為國民黨已經失去革命性，組織渙散，各行其是，不能擔當領導今後革命的重任，因此堅持重新組黨。他將新黨命名為中華革命黨，擬其入黨誓約為：為救中國危亡，拯民生困苦，願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目的，並創製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1）實行宗旨；（2）服從命令；（3）盡忠職務；（4）嚴守秘密；（5）誓共生死。從茲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而且入黨者必須有人介紹，立約宣誓，並按指紋為證。此項誓約雖然延續了孫中山一貫的三民主義革命主張，但其主旨在「黨魁特權，統一一切，黨員各就其職務能力，服從命令」。孫中山自信自己是革命領袖，有堅定的理想和信念，並將二次革命的失敗教訓歸結為缺乏對領袖的服從，因此在組建中華革命黨時，表示「欲為真黨魁，不欲為假黨魁，庶幾事權統一」，特別強調黨員「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並認此與「專制政體，實截然兩事，不可同日而語」。但這種做法表現出自同盟會資產階級民主組織原則的後退，以及向中國傳統封建組織原則的復歸，是其組黨過程中最為人所詬病之處。也正因為如此，中華革命黨在一些原來的革命黨人心目中，失去了當年的理想主義色彩與民主精神，「近於專制」，「喪失自由」，使他們不願加入其中。儘管他們對中華革命黨本質和孫中山良苦用心的理解不無偏頗之處，但孫中山強調中華革命黨對其個人服從的做法，確實是妨礙其擴大組織並發揮作用的重用因素之一。

  1913年秋，孫中山發展陳其美、戴季陶等為中華革命黨第一批黨員，其後陸續在國內外建立組織，發展黨員。因為孫中山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領袖地位及其個人魅力，不少革命黨人投身於其門下，黨務逐漸有了起色。1914年7月8日，孫中山在日本東京主持召開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對外正式打出了中華革命黨的旗號（國民黨海外各支部因籌餉等之需要仍可沿用國民黨名義）。中華革命黨擁孫中山為總理，以陳其美任總務部長，居正任黨務部長，許崇智任軍務部長，胡漢民任政治部長，張靜江任財政部長。成立大會通過了孫中山手書的《中華革命黨總章》，提出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孫中山認為，民國成立後，反滿民族主義的任務已經基本解決，故在黨章中未提民族主義，而將重點置於以民權主義反對袁世凱的專制統治，以民生主義解決民生困苦。這是孫中山提出中華革命黨綱領時的一大失誤，因為列強侵略中國而引發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民國成立後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增長，不能適時提出民族主義的口號與主張，實際也就不能引領時代潮流與民心民意，而且在日本加緊侵略中國，國內反日浪潮高漲之際，孫中山出於歷史關係與現實考慮，一度還有「聯日討袁」設想，刻意強調反袁，而少提反對日本侵略，也不利於凝聚民心。為了實現革命目的，總章將革命進行程序分作軍政、訓政、憲政時期，其中軍政時期「以積極武力，掃除一切障礙，而奠定民國基礎」；訓政時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國民，建設地方自治」；憲政時期「由國民選舉代表，組織憲法委員會，創製憲法」。在憲法頒布前，統為革命時期，「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上述三個時期的劃分，體現了孫中山的革命階段論，也不無對中國國情之體認，但過於機械的時期劃分，其實並不利於孫中山本所追求的民主制的實現。

  中華革命黨強調革命精神與服從義務，入黨者「必須以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而圖革命之成功為條件，立約宣誓，永久遵守。」同時又以黨員入黨先後分為首義黨員（革命軍起義前入黨者）、協助黨員（革命軍起義後入黨者）、普通黨員（革命政府成立後入黨者），三者的權利義務並不平等。革命成功後，首義黨員為元勛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為有功公民，「得選舉及被選權利」；普通黨員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孫中山對黨員作如此劃分，本義或為鼓勵大家早入黨多入黨，俾壯大革命聲勢，同時嚴格黨員紀律，防制投機。但其以入黨時間早晚機械地規定權利義務的做法（少數有功黨員可經10人保證，追認為首義黨員），卻阻斷了普通黨員的上升之階，阻礙了普通黨員的進取心，反而妨礙了黨外人士入黨的積極性，非常不利於黨的發展；而且黨內等級制的存在，造成了黨內的特權階層，領袖及高階黨員高高在上，他們與普通黨員之間的地位鴻溝，也不利於發揮普通黨員的革命積極性。總章還規定「凡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格」，此為孫中山的革命程序論中最為矛盾之處。孫中山發動革命的本義，是建立共和民主制度，發揚民權，但這樣的規定，卻將絕大多數民眾視為革命的附庸而非革命的參加者，甚而不予他們以基本的公民身份，背離了孫中山發動革命的初衷，也表現出他在總結以往革命失敗教訓時的片面與誤區。無論孫中山本人的革命理想多麼高遠，意志多麼堅定，脫離了大多數民眾，僅靠其個人或少數人的奮鬥，是無法獲得革命成功的，這也是孫中山與中華革命黨其後未能率先發動反袁護國戰爭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中華革命黨的成立，畢竟在革命低潮時期重新聚集了革命力量，先後設立了18個省支部及39個海外支部，人數最多時有萬餘名黨員，公開樹起了反袁革命旗幟，對於孫中山領導的反袁革命事業仍有重要的意義。

  在中華革命黨之外，那些批評中華革命黨不夠民主及不願對孫中山個人宣誓效忠的部分革命黨人，擁護黃興為領袖，走了另外一條組黨革命的道路。孫中山與黃興之間，由於對二次革命失敗的總結及對形勢的認識不一，產生了一些矛盾，再加上各自支持者的互相論爭，雙方之間的裂痕日深。孫中山對黃興不時有批評，致黃興認為這是因為他「不贊成中山之舉動，以是相迫，不但非弟所樂聞，且甚為弟所鄙視」。他既不完全認同孫中山的做法，又不願因此而破裂革命陣營，眼見「同志之間意見日深，將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給敵人以挑撥離間的機會」，因此一度對政治表示消極，認為「國事日非，革命希望日見打消，而猶自相戕賊若是，故日來悲憤不勝」。但黃興對孫中山作為革命領袖的尊敬始終如一，認為革命黨的領袖唯孫中山一人而已，並無另拉山頭、與孫相爭之意。當孫中山籌組中華革命黨時，黃興儘管不願加入，但特意致函孫中山，表明「如有機會，當盡我責任為之，可斷言與先生之進行決無妨礙」。

  1914年6月底，黃興離日赴美，以避免捲入黨內糾紛。其後，一些不願加入中華革命黨的革命黨人亦自謀出路，如李烈鈞赴法，鈕永建赴英，柏文蔚赴南洋，李根源、程潛等進入早稻田大學學習。不過，這些仍然留在日本而又未加入中華革命黨的人士因為意氣相投，出於聯絡感情、互通信息的需要，經常相聚，討論時局。在討論過程中，李根源等提議成立組織，集合力量，研究問題，共圖大局。經過一番討論，決定將新成立的組織定名為歐事研究會，以討論正在進行的歐洲大戰的學理面目出現，以避免和中華革命黨形成直接對立的兩個政黨。1914年8月，歐事研究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參加者主要是多年追隨黃興並與黃興有較多個人關係的部分軍人，如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熊克武、鈕永建、林虎、程潛等，以及部分由前統一共和黨與國民黨合併後轉為國民黨的成員，如李根源、谷鍾秀、吳景濂、張耀曾等。這兩部分人在政治上本非完全一致，但都共同主張緩進，不主張在袁強我弱的形勢下立即採取過於激進的革命行動。在反袁行動策略上，他們與孫中山堅持的武裝鬥爭路線顯有分歧，但在反對袁世凱統治的大方向上兩者並無區別。當然，他們也不認同孫中山在組建中華革命黨時要求立約按印的一些做法。

  歐事研究會成立之初，發起人在其起草的「協議條件」中提出三項主張：（1）力圖人才集中；（2）對於中山先生取尊敬主義；（3）對於國內主張浸潤漸進主義。「浸潤漸進」是該會的主要政治取向，但這不過是一種進行方法，而並非明確的政治主張。由此出發，他們反對以「激烈心理，逞一時之憤」，主張「蓄遠勢毋狃於目前，計全局毋激於一部」。確實反映出歐事研究會對形勢的認識以及不主張立即發動冒險主義反袁行動的緩進態度。歐事研究會奉黃興為精神領袖。當該會成立時，黃興尚在美國遊歷，應該會同人的敦請，黃興表明個人對該會的態度是：「歐事研究會，本愛國之精神，抒救時之良策，主旨宏大，規畫周詳，其著手辦法，尤能祛除黨見，取人才集中主義，毋任欽仰。又承決議認弟為本會會員，責任所在，弟何敢推辭？」因此，雖然黃興在歐事研究會中並未有領袖名分，但其在歐事研究會成員中實際的精神領袖地位卻毋庸置疑。

  中華革命黨與歐事研究會雖同為反袁革命組織，但因為理念與策略之異，反袁活動的內容亦有不同。中華革命黨著重在國內發動武裝討袁，自其成立起，陳其美、戴季陶、邱丕振等在東北，凌霄、李國柱、雷英、雷瀛等在湖南，夏之麒等在浙江，哈在田、韓恢等在江蘇，范鴻仙等在上海，鄧鏗、朱執信、洪兆麟等在廣東，先後策動多次武裝起義，但均以實力不濟而失敗。根據形勢的發展，為進一步組織與協調武裝討袁，1915年夏，孫中山決定在國內分區建立中華革命軍，並任命陳其美為東南軍總司令（駐上海），居正為東北軍總司令（駐青島），胡漢民為西南軍總司令（駐廣州），于右任為西北軍總司令（駐陝西三原），籌備大舉發動武力討袁。孫中山也注意到在袁世凱勢力較為薄弱的西南發展力量的可能性，提出過「先從西南造我根據」的設想，並派呂志伊等在雲南，張百麟等在貴州活動，但未及充分實施，即被前立憲派占據頭籌。

  中華革命黨在國內發動的武裝討袁和地下組織活動，由於實力所限，一時尚未對袁世凱統治形成根本的威脅，真正使中華革命黨在國內名聲大振的，是其策劃並實施的一系列暗殺行動及上海「肇和」艦起義。

  廣東將軍龍濟光效忠袁世凱，鎮壓革命黨，為黨人所痛恨。1915年5月，革命黨人鍾明光等潛入廣州，籌劃暗殺龍濟光，但因其防範甚嚴，遲遲未能得手。及至7月17日，鍾明光覓得龍濟光外出巡視之機，向其投擲炸彈，但因其周圍衛士群集，炸彈爆炸後衛士被炸死多人，而龍本人僅傷左腳，鍾明光被捕後從容就義。

  上海因租界關係是革命黨人的活動中心之一，也是袁世凱的防備重點。上海鎮守使鄭汝成領袁命守上海，對革命黨人極盡鎮壓之能事，亦成為革命黨人暗殺的重要目標。1915年11月，陳其美等在滬密謀策劃暗殺鄭汝成的計劃，在其可能途經之各處均伏下人員。10日近中午，當鄭汝成所乘汽車行至英租界北口蘇州河外白渡橋時，潛伏的革命黨人王曉峰與王明山連擲兩枚炸彈，迫使汽車停駛，王曉峰遂上車開槍，將鄭汝成擊斃，並在橋頭演說，宣傳革命。王曉峰與王明山被捕後，於12月7日慷慨就義。革命黨人受刺鄭成功的鼓舞，隨後一鼓作氣，在上海發動起義。陳其美、楊虎、吳忠信、蔣介石等經商討後決定，首先運動駐滬海軍起義，俾可進退自如，得手後攻製造局及吳淞要塞，立有根基之後再圖擴大。由於駐滬「肇和」艦艦長黃鳴球支持黨人，該艦率先同意響應起義，隨後又得到了「應瑞」、「通濟」兩艦部分官兵的支持。12月5日下午，楊虎率人登「肇和」艦，順利發動起義，但孫祥夫率領的另一路人馬在登「應瑞」、「通濟」艦時為租界巡捕所阻，致兩艦未能同時響應。「肇和」艦起事後，革命黨人隨即以市內各處警察局為主要目標，發動進攻，但因人寡勢弱，裝備缺乏，經驗不足，均為北洋軍所敗，此時只有「肇和」艦還在孤軍奮戰。為了儘快鎮壓革命黨人的起義，新任淞滬護軍使楊善德和駐滬海軍司令李鼎新對「應瑞」、「通濟」兩艦官兵許以重金和官銜，誘其參加鎮壓行動。6日晨，兩艦炮轟「肇和」艦，「肇和」艦倉促應戰，力有不支，起義黨人最後只能棄艦而走。刺殺鄭汝成與「肇和」艦起義，是中華革命黨在袁世凱稱帝前發動的最有影響的武裝行動，一時使袁世凱極為惱怒，陳其美也因此成為袁追殺的對象，並最終在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凱派出的刺客所殺。

  中華革命黨成立後，在困難的形勢下，發展了組織，凝聚了力量，發動了一系列起義與暗殺活動，表現出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決不屈服袁世凱統治的堅定精神和堅強意志。然而這些起義活動基本上局限於小眾之中，旋起旋敗，缺乏廣泛的支持與呼應，對袁世凱的統治無法構成根本的威脅。

  與中華革命黨相比，歐事研究會的反袁活動主要在積蓄力量，進行宣傳，聯絡策動各個不同的政治派別，共同反袁。在國內，谷鍾秀等在上海創設泰東書局，出版《正誼》雜誌，從事輿論宣傳活動。在海外，黃興在美國大力進行反袁宣傳，「將袁氏罪狀節節宣布，使世界各國皆知袁氏當國一日，即亂國一日，欲保東亞之和平，非先去袁氏不可」；並堅定地表示「將奮鬥到底，使中國成為一個實至名歸的共和國」。在東京，歐事研究會出版《甲寅》雜誌，闡釋民主原理，反對專制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當孫中山一度幻想實行「聯日反袁」時，歐事研究會卻在「二十一條」交涉進行時一度幻想「聯袁反日」。黃興、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等歐事研究會領導人曾聯名發表通電，提出以國家利益為重，聯合對外，暫時停止反袁活動，以使政府全力進行對日外交，所謂「國若不存，命於何革」。雖然他們的主張與孫中山似乎是南轅北轍，但實際上都反映出兩者對形勢認識的某種誤區以及脫離民眾、自身力量不足的無奈。及至袁世凱籌謀帝制的企圖公開後，歐事研究會重又提出反袁革命主張，並有回國發動武裝討袁之議。1915年11月，李根源等由日本、鈕永建等由美國分赴上海，與在上海的谷鍾秀等討論時局。他們認為，形勢已經有了重要變化，袁世凱稱帝之舉實為倒行逆施，歐事研究會應該與其他各派採取一致行動，發動武裝討袁。此後，歐事研究會的反袁活動顯然較前明顯趨於積極。他們組織共和維持會，發表宣言，揭露袁世凱「悍然以暴亂蹂躪國會，撤銷自治，改約法，棄國務院，政治大權，已侔君主」；「今將餼羊共和之虛名，而欲去之，曲副君主專制之實」；誓言「重念締造共和之艱難，誓發鴻願，力予維持」。他們發動輿論宣傳，猛烈抨擊袁世凱的倒行逆施行徑，尤以他們在上海創辦《中華新報》，「以促進民氣，喚醒迷夢與袁氏精神上之宣戰，可謂自此開幕，隱然系天下重望，而言論界得此雄雞之鳴，亦漸有賡同調者矣。說者謂推倒滿清，得力於民立報，摧滅洪憲，得力於《中華新報》，徇非過言也。」

  在武力討袁的發動過程中，歐事研究會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為歐事研究會的不少參加者與進步黨人及西南地方實力派有較深的歷史淵源、較多的往還及共同語言，因此，歐事研究會較中華革命黨更能夠發揮對進步黨人和西南地方實力派的聯絡鼓動作用。當袁世凱稱帝的圖謀公開化之後，歐事研究會在全力反袁的同時，也表示「不論各黨派政見如何不同，不論他們以前與國民黨有何種嫌怨，只要他們現在反對帝制，肯出力打倒袁世凱的，都要與他們合作」。為此，歐事研究會派出不少成員潛回國內，前往各地聯絡力量，醞釀發動討袁，尤以對雲南最下功夫。歐事研究會成員、前贛督李烈鈞曾在雲南講武堂任教，在雲南軍政界有廣泛的關係，他先與滇督唐繼堯信函往返，繼派其過去的下屬方聲濤入滇策動。在雲南起義發動前夕，李烈鈞於12月17日到達昆明，協助蔡鍔等發動討袁大業，對雲南首舉義旗起到了重要作用。

  歐事研究會的反袁態度復趨積極，拉近了他們與中華革命黨的距離。當此之際，革命黨人內部要求捐棄前嫌、聯合反袁的呼聲日起，認為「當茲國勢危殆，吾黨仍分緩急兩派，各自為謀，實於國家大大不利。宜設法早日團結一致，共謀國是，庶不致被內奸外患所乘」。本此之旨，中華革命黨的馮自由、歐事研究會的章士釗等於1915年夏赴東京，向孫中山闡述「主張本黨各派大團結，以推翻袁世凱擁護共和之意見」，並「商榷合作辦法」。孫中山表示「本人始終如是主張」，「絕無成見」。黃興亦主動表示願與孫攜手合作，共謀反袁。此後，歐事研究會與中華革命黨在組織上雖仍各有系統，但在共同的反袁革命目標之下重新團結合作，雙方過往關係之裂痕得到修復。

  與革命黨人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始終如一的反袁立場相比較，進步黨人對袁的態度則經歷了明顯的變化過程。以梁啓超為精神領袖的進步黨人，自民國成立後一直是袁世凱的支持者，並且在一定程度上主動扮演了替袁搖旗吶喊的角色。革命黨人在民初政治的失敗，固因其政治弱點所致，但與進步黨人的擁袁亦不無關係。梁啓超的學生蔡鍔曾經坦承：「暴烈派之失敗，雖以兵力為之，而進步黨之鼓吹社會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誠不小。」進步黨人之所以如此，與他們信奉的改良主義政治觀有關，他們擔心革命引發社會動亂，希望經由一定的權威政治過程，實現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因此，即使是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採取了一系列廢棄共和民主制度的舉措，進步黨人仍隱忍未發，寄望未來，梁啓超且以「開明專制」的說辭為袁辯護。但令進步黨人非常失望的是，袁世凱並未以威權促進民主，相反卻以威權為個人專制開路，直至上演稱帝的鬧劇。事實使進步黨人拋棄了對袁世凱的幻想，他們感嘆當年對於國民黨「所唱之激說，斷然反抗之」，然「撫今追往，轉不得不嘆賞曩時國民黨勇氣青年者流，果有先見之明，賢於吾輩萬萬也」。進步黨人與袁世凱在政治上已漸行漸遠，梁啓超即為其代表。

  楊度的《君憲救國論》出籠，以梁啓超的聰明和敏感，不會不知其後的背景，但他仍不顧袁世凱的利祿誘惑與恐怖威脅，於1915年9月初毅然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並在發表前修書致袁世凱，明告「近頃變更國體之論，沸騰中外……謬倡異論者，徒見其利，未見其害，輕於發難，實恐搖及大局。竊不敢有所瞻忌，輒為一文，擬登各報相與商榷匡救，謹先錄寫敬呈鈞覽。……獨念受我大總統知遇之深，若心所謂危而不以告，殊違古人以道事上之義。」他在文中論述了所謂國體與政體問題的異同，認為「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之名詞也。共和與非共和，則國體之名詞也。吾儕平昔持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故以為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無一而可也。國體與政體，本截然不相蒙。謂欲變更政體，而必須以變更國體為手段，天下寧有此理論！」他又道出了君主制不可復的淺顯道理，即「我國共和之日，雖曰尚淺，然醞釀之則既十餘年，實行之亦既四年。當其醞釀也，革命家醜詆君主，比諸惡魔，務以減殺人民之信仰，其尊嚴漸褻；然後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當國體驟變之際與既變之後，官府之文告，學校之教科，書報之言論，街巷之談說，道及君主，恆必以惡語冠之隨之，蓋尊神而入溷牏之日久矣！今微論規復之不易也，強為規復，欲求疇昔尊嚴之效，豈可更得？」因此他的結論是：「今日對內對外之要圖，其可以論列者不知凡幾，公等欲盡將順匡救之職，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貽國家以無窮之戚也！」如梁啓超所言，他發表此文「實不忍坐視此輩鬼蜮出沒，除非天奪吾筆，使不能復屬文耳」，表現出其「以今日之我否定舊日之我」的勇氣精神。梁啓超此論既出，反對帝制的立場義正詞嚴，而且以其過往之名聲及多家報紙轉載之效應，更易引起社會關注，一時間街談巷議，反對帝制者深受鼓舞。進步黨人由「非袁不可」到「非去袁不可」的轉變，對反袁陣營的形成與袁世凱的敗亡有重要的意義。誠如論者所謂：（1）進步黨的領袖，與北洋派的文武要人夙通聲氣，可以搖動北洋派擁袁的礎石，縱不能使北洋派人物積極地反袁，至少可使那消極反袁的益趨於積極；（2）進步黨的領袖，夙以穩健兩字博得惰性國民的同情，現在轉為積極反袁，使許多人知道反袁不是革命黨的多事了；（3）進步黨在舊勢力方面，既可以與官僚復辟派人發生關係，在新勢力方面，又可以與國民黨的溫和派連為一氣，而國民黨的溫和派自然與激進派可以聯絡的，因此進步黨人與激進的國民黨人也一時成了朋友。於是，各種消極、積極的反帝制勢力，不知不覺地形成一條不自然的聯合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