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袁世凱帝制自為

  孫中山、黃興等領導發動的二次革命失敗後，革命黨人橫遭鎮壓，或流亡海外，或蟄伏國內，實力大損，暫時已無力與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權並控制了大部分地方省份政權的袁世凱相抗衡；其他各派政治勢力，或風流雲散，或為袁氏之附庸，輿論噤聲，氣氛肅殺。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氣焰日高，以為大敵已去，莫可誰何。此後種種行為，肆無忌憚，視四萬萬人之中華民國不啻為一人一家之私產。故民二之後半期，實際已成變相之帝國。民四之帝制運動，其根本早豎立於此矣。」至1914年中，隨著國會廢棄、立法體系重建以及中央和地方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就緒，袁世凱實已獨攬大權，其頭腦中早已有之的帝王思想復又發酵，在其個人野心的膨脹和左右親信政客的鼓動下，由個人獨攬大權開始，「政非舊不舉，人非舊不用」，步步邁向帝制自為之途。

  袁世凱的政治生涯開始於晚清帝制時期，長期浸淫於封建思想之中，帝王的無上權威與世襲特權對其有強烈的誘惑力。還在辛亥革命發生時，袁之左右已有人向其進言，乘亂得天下，以成就帝業。但格於當時的內外環境，袁還是選擇逼退清帝、擁護共和，並因此而成為民國大總統。但就袁之內心思想與行為做派而言，他其實對民主共和既沒有什麼了解，也沒有多少認同，相反，對帝制時代的種種言辭與做法，他倒是爛熟於心，極易上手，故再行帝制對袁並非例外。只是在革命派力量仍然較強的民初，袁世凱即便有這樣的想法，也還不能公諸於眾。因此，當1913年3月有人上呈改行帝制時，袁當即發令痛批：「此等鬼蜮行為，若非喪心病狂，意存嘗試，即是受人指令，志在煽惑，如務為寬大，置不深究，恐邪說流傳，混淆視聽，極其流毒，足以破壞共和，謀叛民國，何以對起義之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贊成之友邦？」

  二次革命失敗後，隨著袁世凱執政地位的不斷鞏固，他對帝制的態度顯然有了變化，重行帝制的議論開始漸漸浮出水面。但是，令袁世凱大為惱火的是，擁戴其稱帝的輿論尚未形成，鼓吹清室復辟的輿論一時倒頗為囂張。清帝退位後，部分前清王族（如前恭親王溥偉、肅親王善耆等）、遺老遺少（如前直隸提學使勞乃宣、湖南布政使鄭孝胥等）、保皇黨人（如康有為等），仍不忘往日榮華及前朝「恩典」，自居為「忠臣」，不時發表復辟言論，並得到一些別有圖謀、唯恐中國不亂的日本浪人的支持。雖然袁世凱對前清舊臣頗為禮遇，但他們對袁的篡位仍耿耿於懷，頗有微詞。1914年7月，前清學部副大臣劉廷琛在辭謝政事堂禮制館顧問聘呈中明言：「民主國與中國國情不適，已為眾人所信。然袁公誤自稱帝，有悖初意，亦必為中國舉國所不服。」故應「返大政於大清皇帝，復還內閣總理之任」。勞乃宣則在10月間刊行其所著《正續共和解》，認為袁「不忘故君，實為眾所共見。特限於約法，不能倡言復辟。且幼主方在沖齡，不能親理萬機，亦無由奉還大政，故不得不依違觀望以待時機也。」名為恭維袁世凱，實則有迫袁擁清室復辟之意，一時間復辟言論甚囂塵上。眼見這幫清室遺老的言辭實在太不成話，不僅影響社會觀聽，而且有礙自己稱帝之計，袁世凱不能不出而平息。11月中旬，在袁世凱的授意下，各地軍政要員及參政院參政員紛紛發表通電，聲討鼓吹復辟者為「淆亂國體，離間五族」，「惹起外患，釀成內亂」，要求「從重懲治」。據此，11月20日司法部發文，申明「國體定為共和，固永久無可更變。乃竟有無識頑民，倡為復辟之邪說，以冀動搖邦本，淆亂人心。」「應即隨時查拿，按照刑律內亂罪分別懲辦。「23日，袁世凱以大總統名義發出《申禁復辟邪說》令，斥責倡言復辟者「謬托清流，好為異論，其於世界之大勢如何，國民之心理奚若，本未計及」；凜然宣稱「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詞惑眾，厥有常刑。嗣後如有造作謠言，或著書立說，及開會集議，以紊亂國憲者，即照內亂罪從嚴懲辦。」

  經袁世凱此番雷厲風行的打擊，鼓吹清室復辟的議論「煙消火滅，響絕聲沉」，一幫遺老遺少紛紛避走，復辟風潮銷聲匿跡。但這並不說明袁世凱將堅持共和，此舉不過是為其個人稱帝預留地步。果然，不數月之後，帝制之議再起，只是此次倡言的主角已經不是前清遺老遺少，而是袁世凱本人及其周圍一干希圖攀附之輩。

  袁世凱稱帝的風潮最初是以學理討論的面目出現的。民國成立後，由於共和制在實行過程中的種種不如人意處，不時總有些共和制「不合國情」的言論出現，而且此等反對共和民主的言論不僅出於國人之口，也出自一些實行共和民主制國度的洋人之口，其中尤以袁世凱的法律顧問、美國人古德諾鼓吹甚力。1915年8月，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認為「中國數千年以來，狃於君主獨裁之政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之人民，知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之結果者也。」結論是「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古德諾此文為袁世凱總統府事先請其論共和與君主孰優之命題作文，而其熟諳袁之想法，兼以個人對中國政治的體認，發出君主優於民主之論並不奇怪。而無論其個人與袁世凱稱帝的直接關係如何，此等出自在共和民主制下生活的知名人士的言論，為袁稱帝提供了輿論助力則無疑義。

  外人的言論畢竟不能完全由袁世凱操控自如，為了稱帝的需要，袁開始組織自己的人馬，製造稱帝輿論，首當其選的是楊度。時任國史館副館長的楊度，對袁圖謀帝制事先當有與聞，且又善體察袁意，他主動向袁表示準備組織鼓吹帝制的機構，並以「學術自由」為辭，打消袁對此舉可能引起外間反彈的擔心。在得到袁的默認後，楊度快手快腳，於1915年8月23日在北京發起成立了袁世凱籌備帝制過程中最為知名的機構——籌安會。

  最初列名籌安會理事的所謂「六君子」，即楊度、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嚴復，頗為體現出袁世凱籌劃為帝製造勢之匠心與用意。袁不用舊官僚和舊帝制派，而用曾加入過同盟會並為反清革命干將而又在事後擁己的孫、李、胡、劉及學界名流嚴復，以此撇清自己與清室的關係，同時堵社會輿論之口。但他們在籌安會中多不過掛名而已，理事長楊度才是籌安會真正的核心人物，從理論鼓吹到實際策劃，為袁世凱稱帝出了大力。由楊度起草的《籌安會宣言》，打著關心國事的旗號，聲稱：「國家之存亡，即為身家之生死，豈忍苟安默視，坐待其亡。用特糾集同志，組成此會，以籌一國之治安。」其後，楊度又以《君憲救國論》成為為袁世凱稱帝搖旗吶喊的頭號吹鼓手，其行帝制的理論依據與古德諾同為一體，即中國「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人人皆知大亂在後」，故「欲求富強，先求立憲，欲求立憲，先求君主」，如此則「前清與民國之弊，皆可掃除矣。以此而行君主立憲，中國之福也。」楊度此論公然倡言帝制，「與規定之國體相反，在法實為大逆！共和政府竟容籌安會高唱異說，絕不干預，則上峰固贊成籌安會之活動矣，又何疑焉。」

  

  籌安會主張重行帝制的言論既得到「上峰贊成」，其公開發表後全國各地都出現呼應言論則不奇怪。急於攀附袁世凱的大小官僚，紛紛馳電主張實行君主制，所謂「公民請願團」等民間擁戴團體也紛紛出現，其名稱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甚而有乞丐請願團亦堂而皇之地在請願隊伍中據有一席之地。1915年8月30日北京發至各省的密電稱：「現所提議之計劃，為各省分頭遣送請願代表，請願書稿將於北京草成，而後於適要時，分電各省。」因此，這些所謂民意的實質明眼人一望便知，卻在一時間造成了實行帝制的「民意」基礎。1915年8月30日和9月1日，袁世凱的御用機關參政院遂以民意為由，集議討論各路「請願團」的要求。但袁世凱可能是「做賊心虛」抑或準備未當，6日派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到參政院宣達他的意見，一方面表示「維持共和國體，尤為本大總統當盡之職分」，而「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其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窒礙。大總統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為不合時宜」；另一方面又提出，「大總統之地位，本為國民所公舉」，「如徵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袁的態度其實非常明確，即他要做「多數國民之公意」推舉的皇帝，而此時之「國民公意」尚不夠「多數」，故不能不有上述表示。如時人所論，「無非故作艱難，直逼出『民意』二字」。有了袁的表態，擁袁稱帝的急進派不敢怠慢，當即捏合各請願團合組「全國請願聯合會」，19日向參政院請願，要求召開國民會議，討論並解決國體問題，參政院當即決定接受。有了這樣全國性「多數國民之公意」為基礎，袁世凱的態度也不再含糊，9月25日咨復參政院，決定於11月20日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

  輿論及民意支持是袁世凱稱帝不能不做的表面文章，但對一向信奉以實力行事的袁而言，稱帝與否關鍵在實力而不在輿論，因此他更看重中央和地方軍政大員以及列強對其稱帝的態度，以為只要有了這些方面的支持，則稱帝必無問題。

  袁世凱當政後，通過鎮壓二次革命，廣為任用親信人等，基本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權以及全國大部分省份的地方政權。因此，當時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高官，基本為袁黨及北洋派，他們出於攀附心理，希圖進一步獲取高位，對袁的稱帝圖謀多表示支持，其中政界的梁士詒、朱啟鈐、張鎮芳、周自齊、袁乃寬等，軍界的段芝貴、雷震春、江朝宗等，對袁的稱帝圖謀更是大力擁戴，不遺餘力。他們或上呈勸進，或公開請願，一時間形成擁袁稱帝的強大聲勢，致各級軍政官員以為稱帝即在目前，出於利害考量，亦紛紛或主動或被動地隨大流表態擁袁，即便有些人內心對袁稱帝不以為然，但在外間勸進壓力下，也不敢明白表示自己的真實態度。

  不過，擁袁稱帝的主張一時固然成其聲勢，但從中央到地方，反對其稱帝的也不乏其人。畢竟，在經過辛亥革命的洗禮之後，共和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重行帝制很難得到思想輿論界主流的認可，其中以梁啓超發表的言論可為代表（見下節）。在北京政界和北洋派內部，也有不贊成袁世凱稱帝的意見。如副總統黎元洪認為，稱帝「障礙頗多，亂黨既易於生心，外人尤難於承認」，因此，「總統之號不宜變更，繼承之法當為厘定」，建議「莫若定總統世襲之制，既有君主之實而避其名」，「長治久安，莫善於此」。與黎元洪同為非北洋派的農商總長張謇、教育總長湯化龍先後辭職離任，表示對袁稱帝無言的反對。如果說黎元洪等人的態度在袁世凱看來尚出自「外人」，不足影響根本，而北洋派內部的反對意見則不能不引起袁世凱的注意。袁多年的老友、時任國務卿的徐世昌，對袁稱帝態度游移曖昧，並未表示支持。在袁乃寬奉命向其遊說後，徐不僅未給面子，反而在1915年10月堅請辭職。袁世凱無奈之下，只能任命陸徵祥代理國務卿。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袁最為看重的實力派軍人中，陸軍總長段祺瑞和江蘇將軍馮國璋對其稱帝事亦遲遲未有勸進表示，陽為迴避，陰為反對。此前，1915年5月，由於對袁世凱以大兒子袁克定把持統率辦事處、削弱其兵權表示不滿，段祺瑞以身體不適為由請辭。5月31日，袁世凱令給假兩月，請其「善自珍重」，並令王士珍代理陸軍總長（8月29日真除）。6月26日，袁又下令免去段祺瑞手下的頭號心腹大將徐樹錚的陸軍次長職務，進一步削其羽翼。此舉顯然表示袁、段關係惡化，段祺瑞因此更不會對袁稱帝表示態度。6月間，馮國璋進京謁見袁世凱，特意詢及稱帝諸事，袁以推心置腹之態告馮：「以余今日之地位，其為國家辦事之權能，即改為君主，亦未必有以如此！……且自古君主之世傳不數世，子孫往往受不測之禍，余何苦以此等危險之事，加之吾子孫也！……設他日有以此等事逼余者，則余惟有徑赴外邦，營菟裘以終老耳。」馮國璋聞聽此言，真以為袁或一時不至於稱帝，不料隨即籌安會出籠，帝制言論甚囂塵上，使他頗為驚異，對袁不露真言很是不齒，開始對袁起離異之心，對稱帝之舉亦不作表示。在袁世凱派人反覆遊說後，馮國璋才對袁稱帝勉強表示支持，但仍不十分積極。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三人被俗稱為「北洋三傑」，而段、馮尤為其中翹楚，兩人一則多年領兵中央，一則主政極其重要的江南地方，他們對袁稱帝的消極態度，反映出北洋派內部對袁此舉並非如表面勸進那般一致，實力派自有其考慮，不過格於環境暫時隱忍未發。

  爭取列強的支持，也是袁世凱實現其稱帝圖謀的重要方面。但因為正在進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歐洲列強無暇東顧，除了在中國有重大經濟利益的英國對帝制運動有較多關注外，其他各國對帝制運動的影響不大。對袁世凱稱帝最為關注、並企圖藉機謀利的主要是對中國懷有侵略野心的近鄰——日本。

  袁世凱深知日本對其稱帝的關鍵作用，因此在帝制運動發動之後，便多方打探日本態度，力求日本的支持，為此不惜在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中對日本作出重大讓步。但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和胃口並不以「二十一條」為滿足，而且日本對於中國政治的了解與涉足甚深，一向是多方聯絡，同時支持各個派別，以使自己處於最有利的位置，輕易不會作出袁所期待之完全支持的承諾。在袁世凱籌劃帝制的過程中，日本政府的態度陰晴不定，時而反對，時而贊成，使袁一時也摸不著日方的底。根據中國駐日公使陸宗輿向外交部的報告，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最初表示「只望中國有實力之政府以圖治。現正漸見治安，似不須於名義多所更換」。袁世凱派出多人包括其日本顧問有賀長雄向日方疏通，說明「實欲極誠聯日」。9月23日，大隈告陸宗輿：「大總統如果誠意聯日，日本國自努力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大隈此言更多的是口惠而實不至，但袁世凱卻以為日本將堅定支持其稱帝。同時，由於日本表態的刺激，原先擔心實行帝制將影響中國政局穩定從而影響其在華利益的英國，出於與日本爭奪在華主導權的需要，對袁稱帝的態度轉趨積極，英使朱爾典特意告袁：「若國中無內亂，則隨時可以實行。此系中國內政，他人不能干涉。」英日兩國的表態，使袁以為得到了列強對其稱帝的背書，從而加快了稱帝步伐。

  經過一番運作，袁世凱自以為對內擺平了各方諸侯，對外得到了主要列強的支持，對於稱帝可以放手進行。但所有獨裁者都有共通的弱點，即個人主觀意識膨脹，無視客觀世界的變化，袁世凱亦難逃於此。一方面，他自信部署周全，已無人有實力可以反對其稱帝；另一方面，其手下的造勢活動又大大膨脹了他的自信，使他真以為廣受萬民擁戴，只等加冕登基。然則如時論所言，民眾對此「心實非之，而口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但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一葉障目，難瞭大勢，袁世凱稱帝的命運實於其初即已底定。

  自1915年8月籌安會成立起，帝制運動的進行便如火如荼，愈演愈烈。「此事肇議之初，雖由於下面之鼓動，亦實因上峰已暗示主張，故一經發布，即有沛然莫御之勢。」由於對反對輿論的鉗制與鎮壓，使輿論一律，對帝制極盡讚美鼓吹，以至有了「懸崖轉石不至地不能止之勢」。在這種情況下，帝制派已經等不及循所謂正常程序辦理，而極力鼓吹「立法貴簡，需時貴短」，「尤以另設機關徵求民意最為妥善」。10月6日，參政院根據「民意」，決定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以國民會議初選當選人為基礎，選出國民代表決定國體」。10月8日，袁世凱據此公布《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帝制運動由「學理討論」轉而進入實施階段。為使稱帝之舉體現出「民意」基礎，袁世凱作了縝密布置，梁士詒、朱啟鈐、段芝貴、楊度等以及袁世凱的大兒子袁克定直接參與其事，負責通盤謀劃，向各地發出文電，指導進行，其中部分重要文電必經袁世凱過目後方可發出。為了操縱選舉，袁世凱下令成立了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專事所謂國民代表的選舉及國民會議的召集等項工作。10月9日，國民會議事務局致電各省負責監督選舉事務的巡按使，布置有關選舉事宜，電稱：「將來投票決定國體問題，必有全體一致之精神，方可以震動中外之耳目。然欲收此良果，必先於當選之人，悉心考究，確信其能受指揮，方入此選」；「及之決定國體投票之時，並宜多派幹員蒞場督視，庶幾就我範圍」；總之，「由貴監督隨機應付。但望形式上無暇可指，既不過為法文所束縛，亦不顯於法文相背馳，六轡在手，操縱隨心，統由貴監督諸公會同擔負完全責任，一切便宜辦理。」此電確是不打自招，揭露出在袁世凱操縱下如何偽造擁戴其稱帝的民意真相。大約袁世凱自己也知道其操縱選舉民意的齷齪真相不足為外人道也，所以國民會議事務局兩次發出密電，先是以此事「設或稍有泄漏，轉蹈事機不密之嫌，而事關國本，密件若傳於道路，尤恐貽政治歷史之污」，「務望特派親信人員嚴密保管」。俟選舉結束後，又乾脆提出：「此項文電，無論如何縝密，終貽痕跡，倘為外人偵悉，不免妄肆品評，更或乘史流傳，遂留開國缺點。中央再四思維，以為不如一律查明燒毀，庶足以清積牘而免遺憾。」電文要求各省「萬望趕速縝密辦理」，無論中外各地方所來公私文電信函，一律由各省巡按使監督燒毀，其下發地方者，亦須查明件數，剋期繳獲，一同燒毀，並電告該局，以便查核。其急迫的滅跡之心暴露無遺。但歷史的真相終無法掩蓋，不等袁黨完全銷毀這些文電，反袁護國戰爭已經爆發，袁黨操縱選舉、偽造民意的文電亦很快被公之於世。誠如梁啓超所言：「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所謂討論者，皆袁氏自討自論；所謂贊成者，皆袁氏自贊自成；所謂請願者，皆袁氏自請自願；所謂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舉凡國內外明眼人，其誰不知者。」

  無論其後的歷史發展如何，至少在當時，由袁黨操縱的國民代表選舉還是在各省敲鑼打鼓地開場。10月29日至11月21日，各省選出的國民代表先後舉行決定國體的投票，在各省當局的監督下，全體贊成的結果可以想見。與此同時，各省當局又掀起了一波勸進熱潮，勸進函電如雪片般飛至京師，對袁世凱極盡稱頌之詞，似乎非袁登帝位則蒼生無救。12月10日，中央代表的投票亦告成。12月11日，參政院進行國體投票的總開票，結果共計1993名國民代表，既無人反對，也沒有廢票，全體如事先所預定，均「恭戴今大總統袁公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隨後，在楊度和孫毓筠的建議下，參政院當即草出推戴書上呈袁世凱，恭請袁「俯順輿情，登大寶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經綸六合」。袁世凱接到推戴書之後，當日即發出申令，首先表示「民國之主權，本於國民之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統自無可討論之餘地」；非常明確地點出了廢棄共和、改行帝制的事實。但他接著又故作姿態，表示：「天生民而立之君，天命不易，惟有豐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總統從政垂三十年，迭經事變，初無建樹，……今若驟躋大位，於心何安？此於道德不能無慚者也。」他在申令中不能不提及當年致力維護共和的誓詞，稱：「民國初建，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願竭能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此於信譽無可自解者也。」故最後稱：「本大總統既以救國救民為重，固不惜犧牲一切以赴之，但自問功業既未足言，而關於道德信義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顧，在愛我之國民代表，當亦不忍強我以所難也。尚望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等，熟籌審慮，另行推戴，以固國基。」袁世凱並非不想當皇帝，而是企圖以洗刷自己背棄共和的事實，為自己立貞節牌坊，並以「民意」的反覆推戴增加其稱帝的「合法性」。果不其然，一切都在按照袁的計劃而行，參政院接到袁世凱的申令後，當晚又呈上第二次推戴書，肉麻地稱袁有經武（編練新軍）、匡國（鎮壓拳民）、開化（辦理新政）、靖難（成立共和）、定亂（戡定叛亂）、交鄰（和睦外交）之「功烈」，「邁越百王」，「蕩蕩巍巍」，「今茲創業，踵跡先朝，不無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舊乘除之感」。推戴書專門為袁背棄維護民國的誓詞辯護稱：「前此之宣誓有發揚共和之願言，此特民國元首循例之詞，僅屬當時就職儀文之一。蓋當日之誓根於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於民國之國體。國體實定於國民之意向，元首當視乎民意為從違。民意共和則誓詞隨國體為有效；民意君憲則誓詞亦隨國體為變遷。今日者，國民厭棄共和，趨向君憲，則是民意已改，國體已變，民國元首之地位已不復保存，民國元首之誓詞當然消滅。」結論是「我皇帝惟知以國家為前提，以民意為準的，初無趨避之成見，有何嫌疑之可言」。有了這份第二次推戴書，袁世凱以為「民意」的功夫已做足，12日他再發申令，恬言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之愛國，詎在人後？……前次掬誠陳述，本非故為謙讓，實因惴惕交縈，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國民責備愈嚴，期望愈切，竟使予無以自解，並無可諉避。第創造宏基，事體繁重，洵不可急遽進行，致涉疏率，應飭各部院就本管事務會同詳細籌備，一俟籌備完竣，再行呈請施行。」至此，袁世凱稱帝的「法律」手續當告完成。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凱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得意洋洋地接受了文武百官對其稱帝之朝賀，開始以皇帝身份君臨天下。還在袁稱帝尚未通過國體投票前，內務部即在11月中旬開始籌備袁的皇帝登極事宜。12月1日，登極大典籌備處在北京舉行開幕禮，由朱啟鈐任辦事員長。12日袁世凱接受帝位後，19日即下令正式成立大典籌備處，籌備皇帝登極大典。12月31日，袁下令定新朝年號為「洪憲」，決定自1916年1月1日起，將民國紀年改為洪憲元年。與此同時，袁世凱循過往開國帝王之慣例，大封群臣，12月15日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20日封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羲、張謇為嵩山四友，21日封馮國璋、張勳等為一等公，湯薌銘、李純等為一等侯，張錫鑾、朱家寶等為一等伯，朱慶瀾、李厚基等為一等子，張懷芝、盧永祥等為一等男；同時重申清室優待條件繼續有效。為表示其不似前朝帝王之守舊，袁世凱又下令：今後各級官員謁見時不必跪拜，改行三鞠躬禮；「凡我舊侶，及耆碩故人，均勿稱臣」；「所有從前太監等名目，著即永遠革除，懸為厲禁。內廷供役，酌量改用女官。」殊不知，就在袁世凱興高采烈地籌備登極大典，希冀早日過上皇帝癮時，反對其稱帝的潮流正由暗而明、由潛伏而公開，不等其登極大典告成，護國戰爭的槍聲已經在西南邊陲的雲南打響，袁世凱要考慮的已經不是如何當皇帝，而是如何壓服反對派，保持自己統治的穩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