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二次革命的發動與失敗

  宋案發生後，革命派與北洋派的關係勢成水火，武力對抗已不可免。但前者一度舉棋不定，其後倉促上陣，缺乏準備，且實力有限，領導不周；後者則早有圖謀，武力財力有充分之準備，目標明確，指揮運用自如；兩者相較，高下立現，革命派最後的失敗並不令人意外。

  宋案發生後，原先尚不十分明朗的政治局勢趨向明朗，北洋派壓抑以至最終消滅革命派的圖謀判然若揭，即使是原來熱衷於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的國民黨人此時亦認識到形勢之嚴重。唯在如何應對此種形勢之戰略策略方面，革命派內部仍有明顯的不同意見。1913年3月25日孫中山自日回滬後，連續召集在滬國民黨領導人開會，討論形勢及應對之方。由宋案之發生，孫中山已認識到自己此前對形勢判斷之失誤，因此主張訴諸武力，認為「袁氏手握大權，發號施令，遣兵調將，極稱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迅雷不及掩耳，先發始足制人。且謂宋案證據既已確鑿，人心激昂，民氣憤張，正可及時利用，否則時機一縱即逝，後悔終嗟無及。」孫中山的武力討袁意見得到戴季陶等國民黨內部分激進派的支持。但國民黨另一主要領導人黃興卻認為：「民國已經成立，法律非無效力，對此問題宜持以冷靜態度，而待正當之解決」，尤「以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發難，必臻大局糜爛」。黃興之所以持此「法律討袁」的意見，一因自民國成立，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其以往之革命性已大減，不少國民黨人貪戀和平年代之官祿利益，不願重上戰場，再動兵戈；二因國民黨當時確未有何準備，倉促上陣，結果難料；三因國民黨缺少中央集權領導之權威，黨員我行我素，不聽號令（其後國民黨議員在國會之表現即為明證）。黃興本人之革命理想固無可質疑，其也並非不願與袁決裂，但他的意見確實代表了國民黨內相當一部分人的看法。在國民黨實際控制的南方各省中，蘇督程德全和閩督孫道仁本系舊官僚，政治態度依違不定，粵督胡漢民與湘督譚延受各種因素牽制，主張慎重行事，只有贛督李烈鈞和皖督柏文蔚主戰，但因實力有限，難以單獨發動。這樣，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在如何應對局勢方面意見不一，孫、黃各執其見，又都有各自的理由及支持者，孫中山「格於眾議，只好從緩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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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派既難下武力討袁之決斷，對於宋案和善後大借款案則除祭出「法律解決」之旗外而別無高招。宋案發生後，革命派報刊連篇累牘發表言論，主張依據法律，「嚴究主名，同伸公憤」。事實上，刺宋兇手應夔丞、武士英經租界會審公廨多次審訊，案情已經明朗，隨後應、武兩犯被移交上海地方檢察廳，但就在審訊前一日，武士英忽於4月24日暴死獄中，不無令人起疑處。指使應、武犯案之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藏身於青島德租界，無法引渡至滬受審；國務總理趙秉鈞則公然蔑視上海地檢廳之傳票，以「舊疾復發」為由，拒不到滬受審；且趙、洪兩人均公開為自己叫冤，聲稱與刺宋「無涉」。袁世凱還以近似狡辯之語氣公開為趙辯護稱：「甲乙謀殺丁，甲誑乙以丙授意，丙實不知。遽斷其罪，豈得為公！」「如欲憑應、洪往來函電遽指為主謀暗殺之要犯，實非法理之平。「1913年5月底，上海地方審判廳開庭審理此案，被告趙秉鈞、洪述祖未到庭，被告律師又以審理法官未獲任命、不合規定為由，提出抗訴，結果此案未經開審即告擱置。宋案成了「公判不成，律師抗告，法庭冰閣，政府抵制，不但事實不進行，連新聞都沒有」。對於善後大借款案，國民黨前倨後恭，此時亦無意為難袁世凱，僅僅是要求提交國會通過以完成法律手續，甚而「以黨格保證之，必予以追認」。然而對國民黨如此求台階以下的建議，袁世凱亦根本置之不理。親歷其事的鄒魯回憶說：「我向來抱著法律萬能的觀念，所以對於宋案，主張由司法解決，對於大借款案，主張由國會解決。到了現在，事實與理想完全相反，才曉得法律還沒有到有效的地步。」

  法律解決不成，革命派一度又希望通過調停暫時緩和局勢。1913年5月中旬，老革命黨人譚人鳳到京面見袁世凱，期望就緩和局勢有所建言，以保持革命派對南方數省的實際控制為退步底線。譚在談話中煞費苦心，對袁首告將辭其所任長江巡閱使職，次以求撥《四庫全書》為編輯國學，以示並無他意，然後才繞到宋案與善後大借款問題。對此，袁世凱倒也不躲閃，而是擺出一副不屑的表情，直截了當地告訴譚：人謂我違法，我絲毫不違法。宋案候法庭裁決，借款聽國會解決。國會議決要如何便如何，我何違法之有？譚人鳳「見彼一派官話」，自覺「何必辯難，遂退回」。調停之舉又告不成。實際上，私下裡袁世凱對革命黨的態度更是刻薄，話也說得更難聽。他對其親信梁士詒等說：孫、黃等無非意在搗亂，我決不能以受四萬萬人財產、生命付託之重而聽人搗亂者。彼等若有能力另組政府者，我即有能力毀除之。

  袁世凱之所以敢以如此咄咄逼人的態度對待革命派，並非一時衝動、故作豪言，而是精心準備、深思熟慮後之舉措。自上年出任臨時大總統之後，袁世凱即深知其與革命派之間不過是暫時的妥協，雙方未來的衝突必不可免。在革命派領袖孫中山滿足於民國告成、沉浸於實業幻想、奔波於一無成效的建設之際，袁世凱卻早就開始了與革命派武力對決的實際準備。從思想信仰、歷史傳承至政治權謀、行事方式，袁世凱與孫中山都有太多的區別，孫中山在民國初年所表現的理想至上的謙謙君子之風與包容寬厚之做派，實不敵多年浸染於官場權謀之袁世凱的心狠手辣與機變手腕。

  出於多年帶兵的經歷與實際政治經驗，袁世凱信奉的是實力，尤其是軍隊被其奉為安身立命之本。因此，袁在民初當政後十分注意擴充軍事實力，購置軍火，加強訓練，使北洋軍保持隨時可用的戰備狀態。北洋軍本系袁世凱一手帶出，在相當程度上可視為袁之私軍，為了加強其在北洋軍中的絕對權威，袁世凱還通過總統府軍事參議處傳諭各鎮軍官：（1）袁總統為北方各軍之父母，無論何人，有與袁總統反對者必出死力與之抵抗；（2）大總統有統轄海陸軍全權，凡我軍人，只知有總統，不知其他；（3）凡我軍人當絕對服從總統命令。通過從上而下的層層控制與灌輸，袁世凱就在與革命派對決時，有了一支完全聽命於他的精良軍隊，這也是袁世凱敢與革命派爭勝的最大本錢。

  其次，久經官場歷練、富於機變權謀的袁世凱深諳合縱連橫、縱橫捭闔之道，在爭取政治盟友方面，較革命派更為成功。如時人所論，袁「善利用他力，而己收其成功也，陽不居其名，陰則收其實，此袁氏之長技也」。袁當政後，通過各種手段，在國會爭取到以立憲派和舊官僚為主的進步黨支持。北洋派與革命派的戰爭爆發前後，進步黨扮演了為袁世凱在國會和輿論上搖旗吶喊之角色，聲稱：「中央政府為舉國所公立，臨時大總統為人民所公舉，口徒之反抗，非反抗一二私人，乃反抗我中華民國。國家對於叛徒，有正當制裁之法，在院同人業經提案，促令政府迅速戡亂，以保統一而遏禍機。」在地方，袁世凱在完全控制了北洋傳統勢力範圍北方各省的同時，又爭取到東北、西北、西南各省的支持，至少是中立；原先革命派占有一定優勢的浙江與四川，在袁的軟硬兼施之下逐漸傾向於袁；尤其是袁世凱爭取到地處九省通衢、據有重要戰略位置，同時又是辛亥革命首義之地、具有相當政治影響的湖北的支持，鄂督黎元洪在袁的拉攏下，一再表示「唯知服從中央」，從而使袁世凱在對革命派動武的前沿地帶成功地撬開了一個重要缺口。

  再次，袁世凱利用了社會各界，尤其是有產階級怕亂求穩的心理，爭取到他們及其代表的民意支持。如前所述，民國成立後，有產階級對政治的關心度和參與度實際並不高，他們更多的是關注如何在穩定的社會秩序下發展實業，同時保持個人人身與財產的安全。他們此種心態本身無可厚非，在近代中國的特定環境下，穩定的社會環境對經濟發展的意義確實遠過於其他因素。但是革命派對他們所處的環境、發展的要求以及與此相關的怕亂求穩心態缺乏體認，在堅持反袁正當性的同時，並未對他們的利益訴求給予相應的安撫與實際的保證，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他們的擔憂。當全國商會聯合會電請孫中山、黃興等革命派領袖，表示「我商民初以脫離專制故，不惜生命財產贊助大舉」；當「人心漸定，商業亦有來蘇之望，方冀次第建設，福利可期」；唯「謠言四起，險象環生。迭接各省商會函電報告，商貨停頓，市面凋零。」要求孫、黃等「通電各省，表明素志，其有謀為不軌者，一體嚴拿，盡法懲治……俾大局日就平靜，而我商界亦得忍痛須臾，力求恢復」。孫、黃等在復電中堅持，「苟有立心不軌，破壞共和者，眾當棄之，斷不宜姑息養奸，自貽伊戚」；同時以「國民黨乃係政黨，其政綱早經宣布」為由，表示對「通電全國，恐轉滋歧惑」，實際拒絕了他們的要求。而當上海總商會致電袁世凱，請「以保衛商民、維持秩序為宗旨，無使我商業喘息餘生，再罹慘禍」時，袁當即表示「願商旅不驚、塵市不變，安居樂業為十年生聚之謀」，並令各省「督飭軍警竭力保護，如有匪徒借端擾亂，損害商人，惟該都督民政長是問。本大總統誓將犧牲一切，以捍衛我無罪之良民也。」以此觀之，有產階級疏遠革命派、親近袁世凱並非偶然。他們的人數雖不多，但較之一般民眾之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以其經濟地位和實力可以公開表達意見，反映社會動向，在革命派與北洋派爭奪的實力天平上具有特殊的意義，可是革命派卻因未能體認他們的心態與代表他們的要求而失去了他們的支持。

  又次，革命總會帶來一定的社會動盪，即使是得到大多數民眾支持、推翻了清朝統治的辛亥革命亦復如此。故革命之後一般民眾的普遍心態都是望治心切，希望過安穩日子，上述有產階級求穩怕亂的心態亦不過是社會上民眾普遍心態的反映而已，而這種心態基本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革命派對此卻缺乏體認，誤以為只要揭露袁世凱的專制暴行，登高一呼，即從者影從。然而事實卻是，社會各界對革命派的討袁之舉普遍反應冷漠，更遑論支持。革命派輿論代言者之一的《民立報》有言：「前次大革命之後，元氣凋喪，民力疲極，並力恢復，猶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損失乎？且社會心理，莫不翹首企踵以渴望太平之隆盛，一聞變起，心驚膽裂，寢食為之不寧，較諸前次革命時，聞兵變而色然以喜者，蓋大相懸絕者矣。夫人民之厭亂既如此，則尚有誰敢為戎首，輕心發難乎？發難之後，誰肯附從之乎？此我國之無二次革命之餘地可知。」所謂民心如此，夫復何言。

  最後，袁世凱在與革命派的鬥爭中較後者更善應用戰略與策略。他在戰略上先是有計劃有預謀地收攬中央權力，拉攏非同盟會中間勢力，削弱革命派的實力；在戰術上，先以中央集權、架空責任內閣制，使革命派在中央權力格局中被邊緣化，再以圍堵地方，以控制經費逼迫革命派裁軍，使革命派自斷武力支柱。手法上，明示緩和，以和平、統一言辭和利益誘惑，爭取有產階級、社會各階層和輿論，並以民主政治言辭反製革命派，聲稱：「共和民國以人民為主體，而人民代表以國會為機關。政治不善，國會有監督之責，政府不良，國會有彈劾之例。大總統由國會選舉，與君主時代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迥不相同。今國會早開，人民代表咸集都下，憲法未定，約法尚存，非經國會，無自發生監督之權，更無擅自立法之理。豈少數人所能自由起滅，亦豈能由少數人權利之爭，掩盡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同時暗作準備，加強武力，以待最後與革命派的決戰。由此表現出袁世凱久經官場歷練，富於政治經驗與謀略，他以先中央後地方、先核心後邊緣、外松內緊、步步為營之戰略戰術，「以其數十年軍界上之積威、政界上之閱歷、外交上之信用、社會上之宗仰」，逐步掌控了北京政局，形成直逼革命派根本之勢。

  當政治、軍事、輿論等方面的準備逐漸就位之後，袁世凱對革命派不再示以懷柔，而是公開展示武力威脅。1913年5月3日，袁世凱發布總統令，聲稱：據報「有人在滬運動第二次革命，諄勸商家助捐求餉，反對中央」，據此明切宣示，昭告國民：「本大總統一日在任，即有捍衛疆土，保護人民之責，惟有除暴安良，執法不貸。為此，令行各省都督、民政長，轉令各地方長官，遇有不逞之徒，潛謀內亂，斂財聚眾，確有實據者，立予逮捕嚴究。」其後直督馮國璋等袁系大將聯名通電，指名攻擊「黃興、李烈鈞、胡漢民等，不惜名譽，不愛國家，讒說殄興，甘為戎首。始以宋案牽誣政府，繼以借款冀逞陰謀。」聲稱：「倘有不逞之徒，敢以謠言發難端，以奸謀破大局者，定當戮力同心，布告天下，願與國民共棄之。」此舉表明北洋派已準備與革命派攤牌，動武之勢已成。6月9日，袁世凱以李烈鈞「措置乖方」、「不稱厥職」、「無術維持」、「不孚眾望」為由，下令免其江西都督職務，任命黎元洪兼署領江西都督（後由江西護軍使歐陽武代理）。隨後，又在6月14日調胡漢民為西藏宣撫使，任命陳炯明為廣東都督；30日調柏文蔚為陝甘籌邊使，任命孫多森為安徽民政長兼署都督。袁世凱以免去革命派反袁中堅之贛、粵、皖督之舉動，向革命派發起了公開挑戰。

  袁世凱免去革命派三督之命令既發，則其解決革命派之心已揭，此時是和是戰，亟待革命派之決斷。可是即便如此，革命派一時仍無背水一戰之決心，尤其是掌握部隊的實力軍人多意態消沉。因此，袁之命令下達後，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人均表示遵令解職，革命派掌握的其他各省亦在觀望中，即便是當初反袁最力的李烈鈞也對形勢發展表示出悲觀，決定離開南昌去上海，柏文蔚也離開安徽省城安慶去了南京，歐陽武、孫多森由此得以順利接任贛、皖省政，李純指揮的北洋軍亦因此在7月初開入贛北九江一帶，占得了軍事進攻的有利出發位置。

  此時，革命派領袖孫中山認為已經退無可退，堅決主張起兵反袁。他在上海召集各方會議，主張即日發動反袁軍事行動，但據陳其美回憶，孫「電令廣東獨立，而廣東不聽；欲躬親赴粵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聽之；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獨立，吾人又以上海彈丸地，難與之抗，更不聽之。當此之時，海軍尚來接洽，自願宣告獨立。中山先生力贊其成，吾人以堅持海陸軍同時並起之說，不欲為海軍先發之計。……屢促南京獨立，某等猶以下級軍官未能一致諉。」所謂兵貴神速之機就在革命派的猶豫不決中漸漸流逝，也如陳其美在二次革命失敗後所承認，「吾人遲鈍，又不之信，必欲靜待法律之解決，不為宣戰之預備。豈知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法律以遷延而失效，人心以積久而灰冷。時機坐失，計劃不成，事欲求全，適得其反。」「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變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討之，蓋亦晚矣。」

  雖然革命派對起兵討袁事一直未能決斷，但袁的舉動實際已將革命派逼至無可再退之死角，或者繳械投降，就此退出政治舞台；或者起兵討袁，覓得此後生機。經過孫中山與黃興以及革命派領導人之間反覆的溝通協商，他們最終達成了起兵討袁之共識。在上海的李烈鈞表示願首先發難。1913年7月8日他秘密到達江西湖口，組織討袁軍司令部，任命林虎為左翼司令，方聲濤為右翼司令，開始著手起兵準備。11日，李烈鈞發出致江西各界通電，以「袁世凱違反約法，蹂躪民權，破壞共和，實行專制」為由，聲明「回贛隨同軍界諸君，聲罪致討」。李烈鈞畢竟在江西經營有年，影響仍在，他回贛後江西局面立為之變，討袁之勢已成。

  1913年7月12日，江西討袁軍林虎部與北洋軍張敬堯部接戰，打響了討袁第一槍，革命派發動的二次革命亦以「湖口舉義」為爆發之標誌。當日，李烈鈞在湖口宣布江西獨立，並發布討袁檄文謂：「袁世凱乘時竊柄，帝制自為，絕滅人道。而暗殺元勛，弁髦約法，而擅借巨款，金錢有靈，即輿論公道可收買，祿位無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復盛暑興師，蹂躪贛省，以兵威劫天下，視吾民若寇讎，實屬有負國民之委託，我國民宜亟起自衛，與天下共擊之。」次日，江西省議會發出討袁通電，並推李烈鈞出任討袁軍總司令、歐陽武為都督（他以病為由未就職）。14日討袁軍發布宣言稱：「袁氏帝制自為，務期破壞共和，與全國為公敵……是以率父老子弟，投袂奮起，不惜以微弱之贛，與專制惡魔對壘挑戰，為全國創開戰之始。」

  江西首舉二次革命之義旗，使一段時間以來在袁世凱壓迫下意態消沉的革命派聲勢復振，革命派控制或影響下的南方諸省，其後亦紛紛揭竿而起，加入討袁戰爭，唯其間波折亦反映出革命派存在的種種弱點，為其最後失敗埋下了伏筆。

  儘管江蘇都督程德全本非革命派，又曾一度加入章太炎主持的統一黨，但因為南京是民國成立後臨時政府的所在地，革命派影響較大。李烈鈞湖口舉義之後，駐守南京的各部隊下級官兵主張立即發動討袁，上級軍官雖不甚積極，但在下級官兵的強烈要求下不得不改變態度，派人赴滬敦請黃興出山指揮。黃興出於革命大義與討袁大局，毅然決然同意出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並於7月14日赴南京指揮討袁軍事。15日，黃興與革命派將領至都督府面見蘇督程德全，說服其參加討袁，並以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和討袁軍總司令黃興的名義發表通電宣布：今政府自作昏聵，激怒軍心，致使吾蘇形勢，岌岌莫保。德全對於政府，實不能負保安地方之責，茲准各師長之請，本日宣布獨立。但程德全本無參加討袁之決心，16日他以「舊病劇發」為由，離寧赴滬，實際脫離了討袁陣營。

  上海的地位比較特殊，行政上雖歸屬於江蘇，但因為租界的存在，又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經濟中心和通商口岸，實際具有相當的獨立性。民國成立後，上海是革命派輿論的集聚中心，也是革命派領導人活動較多的主要地區。經過革命派的動員與努力，7月17日陳其美以上海討袁軍總司令名義宣布上海獨立，加入討袁陣營。由於滬上為工商集中之地，工商界不欲上海發生戰火，他們發起組織了上海保衛團，對南北兩方進行調停，企圖避免戰火波及，維持地方安寧。但南北兩方當時都沒有退讓之餘地，他們的調停沒有成功。

  自柏文蔚離職赴寧後，安徽的革命派不甘就此束手，仍在分頭進行討袁舉義的準備工作。7月15日，在范鴻仙的策動下，蕪湖率先宣布獨立，隨後龔振鵬在正陽關響應，張匯滔在壽州響應。署理皖督的孫多森在省城安慶被獨立地區環伺於中，自覺無實力與革命派正面抗衡，遂於7月17日宣布獨立。但因其一貫的政治立場，孫多森此舉被革命派視為假獨立，旋即被逐離其位。27日，柏文蔚回安慶接任皖督。

  廣東一向是革命派的大本營，革命派在此有較強的實力，而且廣東遠離討袁前線，一時不受袁軍的威脅，可以從容布置。7月18日，接胡漢民任粵督的陳炯明宣布廣東獨立，加入討袁陣營，同時宣布準備出兵援贛。

  福建都督孫道仁雖在辛亥革命後加入了同盟會，但不過是隨大流而已，並非真正的革命派。湖口舉義後，孫道仁在第14師師長許崇智等人的壓力下，於7月20日宣布與袁世凱斷絕關係，既敷衍了革命派加入討袁陣營之要求，又避免使用「獨立」的提法，以留有退步。

  湖南的革命派實力亦較強，但湘督譚延出身於前清立憲派，並非堅定的革命派，只是在湘籍革命派的活動與壓力下，遲至7月25日才被迫宣布獨立，加入討袁陣營，準備出師入鄂援贛。

  四川本為革命派占有一定優勢的省份，但因不善經營，優勢逐漸消失。川督胡景伊為共和黨人，為謀個人權位而輸誠於袁世凱，並嚴防革命派在四川的討袁運動。經過革命派反覆之工作，8月4日第5師師長熊克武在重慶宣布獨立，並決定首先西進討胡。

  經過革命派的艱苦努力，自湖口舉義的7月中旬至重慶獨立的8月初，在20多天的時間裡，共有7個省先後宣布獨立，組成討袁陣營，參加討袁戰爭。這些省份基本上是革命派的傳統勢力範圍，革命派有長期的經營和廣泛的影響，但革命派並未爭取到自己不占優勢的省份加入討袁陣營的事實，說明他們爭取政治盟友的努力並不十分成功，在袁世凱大軍壓境之時，革命派實際處在較為孤立的境地；而且即使是上述宣布加入討袁陣營的省份，其過程亦非一帆風順，而是一波三折，屢有起伏，尤其是各省上層軍政人物多不主張與袁完全決裂，在參加討袁陣營時往往是三心二意，留有餘地，可見革命派領導的討袁陣營並非堅固無缺，一旦討袁軍事受挫，這樣的陣營便有瓦解之虞。同時，更能說明革命派討袁前景之不容樂觀的是國民黨國會議員的態度。國民黨本為國會第一大黨，討袁軍事又為國民黨所發動，國民黨籍國會議員理當在討袁開始後宣布與袁世凱決裂，並在政治上聲討袁世凱，使其失去執政的合法性。國民黨籍的參議院議長張繼在二次革命發動後，亦電請全體議員「為保持立法尊嚴及言論自由」而「遷出北京，擇地開議，以科元兇，而伸國法」。但是，除了少數國民黨籍國會議員南下參加討袁鬥爭外，多數國民黨議員居然仍留在北京，與正在鎮壓國民黨發動的討袁戰爭的袁世凱合作共事，誠為二次革命過程中詭異而奇特的政治現象。如果國民黨連自己屬下的黨籍國會議員尚且無能動員加入討袁鬥爭，那麼它又何以能夠號令其他非黨籍人士加入討袁陣營。就實際而言，革命派當時確未能爭取到反對袁世凱的廣泛的社會支持，討袁陣營的組成是非常倉促與脆弱的。不僅在政治上如此，在經濟上，革命派也得不到支持，有產階級的代表——各地商會基本站在袁世凱一邊，除了蕪湖商會為反袁捐助了12萬元外，革命派即再未得到有產階級的支持，即使是革命派控制的省份亦如此。如黎元洪在北洋軍鎮壓了二次革命後所言：「各省商團預燭其奸，動色相戒。滬、粵兩埠，開通最早，程度較優，故其拒絕暴徒亦最力。贛、潯、寧、皖商力較薄，曲從不甘，顯拒不敢，卒因默示反對，使該黨籌款無著，失其後盾。又如湘謀獨立，亦因不得商會之贊同，故宣布最遲，取消最速也。」

  正因為革命派的討袁鬥爭缺乏廣泛的社會支持，革命派也就未能在討袁過程中成立統一的、有代表性的、可以號令各方的指揮領導機構。更有些令人不明所以的是，革命派領袖孫中山除了在7月22日一天內發出三通致全體國民、國會兩院和袁世凱的通電，要求袁世凱「早日辭職，以息戰禍」外，再無其他明確的政治號召或表示。為了在政治上與袁世凱抗衡，革命派沒有推出其公認的領袖孫中山或黃興，而是通過設在上海的各省議會聯合會推出岑春煊為討袁軍大元帥，請其「開府江寧，主持中樞」。且不說前清舊官僚出身的岑春煊與革命派素無歷史淵源，革命派推其出山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之舉；或許革命派是從爭取政治盟友的考慮出發推舉岑春煊，但即就岑春煊的政治才能、素質和操守而言，也遠非主持討袁的合適人選。革命派推舉岑春煊為討袁領袖之舉，是二次革命過程中又一詭異而奇特的政治現象。革命派連堂堂正正地推舉自己的領袖孫中山或黃興擔當領導討袁之舉尚不敢為，可見革命派自己恐怕對此次討袁亦無充分之信心。在這種情況下，岑春煊自然不願為革命派可以預期之失敗墊背，他在被推舉後「持消極主義」，「迭次堅辭，未肯承認」，始終未去南京就職。

  革命派發動討袁軍事前後，袁世凱也在對鎮壓革命派的軍事行動進行緊張的部署。1913年5月，袁世凱主持召開秘密軍事會議，決定作戰方針是：「第一期對於湘、贛、皖、蘇作戰，利用京漢、津浦兩路線集中，以鄂省為主要策源地，並以海軍策應沿岸，兼妨害敵軍之集中。」袁之軍事方針系以西線江西和東線江蘇為重點（因二次革命時期的軍事作戰集中在東西兩線，故又稱為「贛寧之役」），利用運輸便捷的有利條件，以速戰速決態勢結束行動，不使革命派武裝有喘息之機。在政治上，袁世凱以民國法統的代表自居，對外表示自己對國民黨「不惜屏聲忍氣，曲予優容」；反誣革命派「煽亂」，「暗殺」，「暴烈進行」，「破壞民國」。7月21日，袁世凱正式下令：「政府為整肅紀綱、維持國本起見，不得不以兵力戡定」；「本大總統躬承國民付託之重，值此變出非常，蕩平內亂，責無旁貸」；「用兵定亂，為行使約法上之統治權，民國政府當然有此責任」。革命派之宣布「獨立」與袁世凱之聲明「定亂」表明雙方全面決裂，南北兩軍亦進入全面交戰狀態。

  江西是討袁軍和北洋軍西線交戰的主要戰場。北洋軍首先投入江西戰場的是李純的第6師，他們處在優勢贛軍的包圍中，陣勢較為分散孤立。李烈鈞利用北洋軍的弱點，命令所部贛軍於7月12日發起對九江一線北洋軍的攻擊，起初戰鬥頗有斬獲，但因左翼林虎部和右翼方聲濤部的協調不周，未能一鼓而下，擴大戰果。此後，李烈鈞指揮下的贛軍兩翼協調的問題始終未得真正解決，攻擊成效大受影響。北洋軍在穩住陣腳之後轉入反攻，贛軍軍心開始動搖。在北洋軍的攻擊下，14日林虎的部隊向後撤退，贛軍左翼暴露出缺口。右翼方聲濤部獨木難支，16日亦開始向後撤退。開戰尚不到一周，贛軍已經失去了攻擊勢頭，轉入退卻，此等情形對於亟須以勝利鼓舞士氣的討袁陣營而言是極其不利的。

  7月16日，段芝貴出任北洋第1軍軍長兼江西宣撫使，統籌指揮江西作戰，北洋軍增援部隊也陸續開抵江西，實力大大增強。李烈鈞在退至吳城後，面對作戰不利的情況，只能部署以退卻防守，遲滯北洋軍進攻，等待援軍。但地處江西討袁軍事後方的湖南、廣東兩省，帶兵長官對出兵援贛卻都很不積極，援軍遲遲不能成行，廣東援軍始終未出廣州一步，湖南援軍雖已出發，但動作緩慢，無法解贛軍的燃眉之急。江西戰場的形勢已轉為有利於北洋軍。

  7月23日，北洋陸海軍協同作戰，猛攻湖口。經過三天激戰，於25日占領湖口，贛軍士氣再遭重創。此後北洋軍繼續向南推進，8月8日占據吳城。李烈鈞退回省城南昌，著手整頓部隊，調整防線，準備繼續堅持。但北洋軍攻勢甚猛，贛軍節節敗退，16日李烈鈞不得不率部撤離南昌，其後於9月初自長沙赴上海轉日本。8月18日，北洋軍張敬堯部進占南昌，贛軍餘部星散。至此，歷時一月有餘的江西討袁作戰全面失利。

  在討袁軍事的東線主戰場——江蘇，冷遹指揮的江蘇第3師首先抓住北洋軍實力不濟之弱點發起進攻，7月15日占領徐州以北之利國驛。此後，北洋軍張勳部武衛前軍、田中玉部巡防營、北洋第四師等部隨後陸續自山東南進增援，北洋軍實力較前大增並轉守為攻。蘇軍方面，江蘇第8師、第1師亦先後北上增援。一時在徐州附近形成南北兩軍的拉鋸戰局面，但北洋軍畢竟實力超過蘇軍，並對蘇軍形成夾擊態勢，迫使蘇軍放棄徐州南撤，24日北洋軍占據徐州。為了從速擊敗江淮討袁軍，袁世凱又任命馮國璋為北洋第2軍軍長兼江淮宣撫使，率部沿津浦鐵路南下江淮，進一步增大了對江蘇革命派的壓力。

  在革命派活動之腹地——上海，鄭汝成指揮的北洋軍利用革命派的疏忽在戰前乘隙進據軍事要地製造局，隨即趕修防禦工事，其後駐滬海軍亦倒向袁世凱，這種形勢對革命派非常不利。滬軍遲至7月23日才發起對製造局的攻擊，北洋軍在海軍炮火的支持下，抵住了滬軍的進攻。南北兩軍圍繞對製造局的爭奪有多日激戰，但滬軍攻勢漸頹，士氣日落。當月底，北洋援軍第4師一部由海軍總長劉冠雄親率艦隊護送至滬，浙江都督朱瑞亦派出援軍支援駐滬北洋軍，滬軍實力不濟，被迫向滬郊退卻。此後，滬軍在鈕永建指揮下堅守吳淞炮台，但在優勢北洋軍的包圍下，滬軍亦無力久守，8月13日被迫撤離，上海討袁軍事亦告失利。

  作為討袁軍事東線的側翼戰場，安徽的戰鬥主要發生在淮北。安徽宣布獨立後，柏文蔚回到安徽，在蚌埠組建司令部，指揮皖軍沿淮河正陽關、壽州、鳳台一線，與北洋軍倪嗣沖的武衛右軍對峙。7月底，倪嗣沖部開始進攻鳳台，經數日激戰，8月2日，皖軍不支而南退。其後，倪軍於5日占壽州，豫軍於6日占正陽關。7日，柏文蔚的部下胡萬泰等在安慶變節降袁，宣布取消獨立，並發兵進攻都督府，柏文蔚無兵可用，只能撤出安慶，轉往蕪湖。安徽討袁軍後來在蕪湖又堅持了一段時間，終因處境孤立，沒有外援。8月28日，北洋軍倪嗣沖部進占蕪湖。至此，安徽討袁軍事完全失利。

  自二次革命發動後，不過一月時間，江西、江蘇與安徽的討袁軍事即基本失利，大大影響了討袁陣營的穩定，尤其是江蘇（包括上海）討袁軍事的失利，對討袁陣營的不利影響更為直接與嚴重，因為南京和上海是革命派活動的主要政治中心。7月25日，前以「舊病」退居上海的蘇督程德全公開通電，聲明南京獨立是冒用其名義；次日又致電黃興請其「取消討袁名義，投戈釋甲，痛自引咎，以謝天下」，否則「既違全國公意，即系江蘇公敵」。在南京指揮討袁軍事的黃興到寧不及半月，尚未作出部署，便陷入內外交困之境。此時「徐州退出，上海退出，滬寧路斷絕，鄂、浙及海軍中立，而實附袁，清江浦方面，且突來北軍，直衝鎮江，粵、閩諸省均無援兵出發，滇、桂各省，又無聲息，南京方面更苦餉彈兩竭」。眼見無力挽救危局，黃興在28日登輪離寧轉日本，討袁軍事失去統一指揮。本對討袁就不甚積極的蘇軍高級將領隨即乘勢取消獨立，向袁世凱輸誠。面對此種不利局勢，在上海的孫中山亦無良策。列強控制下的租界當局，明顯表示出支持袁世凱的態度，他們發布通告，明令不准以租界及其附近地帶作為軍事部署及策劃地，並決議將孫中山、黃興等人逐出租界。在此情況下，孫中山於8月2日登輪赴粵，準備在廣東繼續堅持，但未及抵穗，即得知廣東形勢也在變化，上層軍官多準備歸順袁世凱，即去廣州亦無法挽回大局，無奈之下，只能轉道改赴日本。

  黃興、孫中山相繼離開南京、上海，討袁陣營失去政治中堅，開始呈現瓦解之勢。8月4日，粵督陳炯明見大勢已去，離開廣州去香港，廣州各界先後推出蘇慎初、張我權為都督，同時宣布取消獨立。但袁世凱早有藉此全面控制革命派根據地廣東之圖謀，他不為廣東各界之舉所動，任命忠實於他的前清舊軍人龍濟光為廣東都督。龍指揮所部濟軍於11日進占廣州，廣東從此落入袁世凱的控制中。8月13日，湘督譚延和閩督孫道仁分別宣布取消獨立及脫離北京政府之聲明（湖南的激進革命派曾於9月9日再次發動獨立，但被譚延鎮壓）。至此，參加討袁陣營的六省聯盟（四川未以省的名義參加討袁），或在討袁軍事中失利，或主動退出討袁陣營，討袁陣營頹象盡顯，只有南京和重慶兩地的討袁義舉還在悲壯地堅持之中。

  自黃興等離開南京、獨立取消之後，南京一直沒有有聲望、敢負責的人士出面主持，情勢混沌不明。程德全萌生退意，不願再回南京主政；自徐淮戰場退回南京的第1師和第8師，上級軍官意志消沉，毫無戰意，隨時準備向接收的北洋軍交待，下級官兵卻在革命派的宣傳鼓動下革命熱情高漲，堅決反對取消獨立，雙方形成對立，指揮官又無法控制局面。激進革命派何海鳴、韓恢、詹大悲、戴季陶等不滿討袁就此罷手，趕到南京活動再舉義旗。8月8日，何海鳴率人占據都督府，宣布二次獨立，並推出第8師師長陳之驥為江蘇都督。但是，陳之驥在當晚控制了何海鳴之後，又宣布取消獨立，並親赴江北北洋軍駐地，向其岳父馮國璋求和。陳的做法引起下級官兵的廣泛不滿，10日晚，第8師與第1師部分官兵聯合起事，擁何海鳴領頭，於11日第三次宣布獨立。陳之驥無法控制局勢，遂離寧去滬。

  南京第三次宣布獨立，再舉討袁義旗，但其面對的局勢卻更加嚴峻。討袁陣營此時已基本瓦解，革命派領導人多遠走滬上甚至海外，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不能給予南京任何實際的支持；南京討袁軍內部沒有有權威、懂軍事的領導人，討袁軍正、副司令何海鳴（兼第8師師長）、韓恢（兼第1師師長）均非軍事長才，部隊組織不全，準備不周，一度自居為都督的張堯卿也沒有政治才幹與號召力；馮國璋和張勳指揮的北洋軍已到江北和寧郊，實力遠遠超過南京討袁軍。就是在這種實力對比懸殊、後援不繼、前景難料的情況下，南京討袁軍的廣大官兵以高昂的革命熱情堅守南京，與進攻的北洋軍反覆搏殺，上演了一出二次革命期間最為有聲有色、雄渾悲壯的戰劇。

  南京復行宣布獨立後，已經進至南京近郊龍潭的張勳部武衛前軍擔當了進攻南京的主力角色。自8月14日起，張勳部開始攻擊南京東郊門戶各炮台，與守軍在紫金山、天堡城、富貴山等處反覆爭奪，雙方均有不少傷亡。南京守軍主要是第8師和第1師的部分下級官兵，他們在沒有統一指揮、缺乏補充、後援不濟，又無任何官祿名利誘惑的情況下，以大無畏的精神和飽滿的士氣，對北洋軍進行了英勇的抵抗。8月19日，安徽討袁失利後退至蕪湖的柏文蔚率其衛隊到南京，被推為江蘇都督兼第8師師長，但革命派內部始終不能形成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柏文蔚既受各方牽制，軍事反攻亦未成功，對討袁前景表示悲觀，隨即於25日離寧赴滬，後與其他革命派領導人走了同樣的路，由上海轉赴日本。何海鳴接任江蘇都督兼第8師師長，再度接過南京討袁的指揮權。

  袁世凱對北洋軍在南京攻城戰中進展遲緩頗為憂慮，他令馮國璋等從速進軍，令海軍總長劉冠雄「設法護渡」，「會合海陸各軍迅速蕩平，切勿延緩，致牽動大局」。同時加派雷震春率北洋第7師由上海援寧，加入對南京的攻擊。在海軍艦艇和炮火的支持下，北洋軍於25日晚在長江南京段的上游渡江，與張勳部會攻南京，但仍遭遇南京守軍的頑強抵抗，26日沖入城內的北洋軍一部又遭敗績，被逼出城外。直到29日，北洋軍在進行了充分準備後，調動第3、第4、第5、第7師和張勳、徐寶山部，以壓倒優勢的兵力，從各個方向發起了對南京的全面進攻。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以第8師為主的守城官兵「以槍炮從事，死力抵禦」。經數日血戰，9月1日，北洋軍各部終於攻入南京城內，散處城內各處的守軍仍不言退，又與北洋軍進行了一天艱苦的巷戰。但因實力不濟，抵抗逐漸減弱，北洋軍終於在2日基本控制了全城，隨後在南京「肆其搶劫之手段不已，更益之以屠民，於是金陵之人民，體無完膚，屋無餘糧」。據海軍總長劉冠雄電稱，「張勳尤為無恥，以弔民伐罪之師而入城後，乃視居民為戰利品，子女玉帛，任意攜取，失中央之威信，起人民之惡感，使（某）黨之言不幸而中。稍有人心，其愧悔當如何。而猶大言不慚，鋪張戰績，至於請獎諸將，尤為前清惡習，同室操戈，仁人所不忍言，吾不知張勳是何居心，乃興高采烈至於如是也。」在缺乏統一指揮和外來援助、困守孤城的情況下，南京討袁軍的下級官兵仍然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主義精神，抵抗、遲滯北洋軍的進攻長達半月有餘，為多數情況下表現不佳的討袁軍事塗抹了一筆濃重的亮色。於此亦知，由於革命派尤其是其領導人自身的弱點，革命派的各種潛力在二次革命中並未得到應有的發揮，各地討袁軍事多為匆匆發動，虎頭蛇尾，稍遇北洋軍進攻即以潰退告終，如南京守城戰這樣堅持到底的戰例幾乎難尋其二，失敗已在預計之中。

  在討袁軍事最後階段的另一戰場——四川，由於地處偏僻，組織不易，討袁發動較東南各省慢了一拍，當8月4日熊克武在重慶宣布獨立時，孫中山、黃興等革命派領導人已經相繼離開寧、滬，討袁義舉頹勢已顯。重慶宣布獨立後，熊克武等決定出兵西進，討伐川督胡景伊，首先改變四川局面，而北洋軍也因遠隔關山，無法立即赴川彈壓，所以四川的討袁戰事起初表現為內戰，與東南戰場沒有直接的關係。自8月中旬到9月初，討袁軍與胡景伊部主要在隆昌、瀘州一帶作戰，各有勝負。為了支持胡景伊並緩解北洋軍一時不能援川之困難，袁世凱在8月12日令鄂、陝、滇、黔四省都督派兵援川，其中滇、黔軍自南路入川，對討袁軍構成較大威脅。在得到滇、黔援軍的支持後，胡景伊部於9月初發起反攻，連占資中、內江、合川等地，逼近重慶。此時各地討袁軍事均告失敗。熊克武見大局已不可為，9月11日離渝他往，次日援川黔軍進占重慶。二次革命的最後一戰以重慶失守而告結束。

  由革命派發動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之後革命派與北洋派一系列矛盾衝突積累發展的必然結果，由其二次革命之定名，亦可見其與辛亥革命所要實現之目標與理想的繼承關係。但革命派最終發動二次革命的事實本身，也說明他們原本希望通過辛亥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國理想的破滅。自辛亥革命告成、民國創立之後，革命派便以建立西式民主政治為理想目標，盡其所能，在組黨、輿論、施政各方面均有所作為，但他們輕視了長期專制的統治傳統在中國社會所遺留的巨大影響，認為以一次革命的衝擊就可以改造這樣的社會環境，實行民主政治，這實在是過於天真了，何況這還是一次並不廣泛、持久而深刻的革命。更重要的是，清末以來即日漸凸顯其重要性的實力政治原則，尤其是軍隊的重要性，被革命派基本忽視。他們本來有機會也有可能建立一支自己統領的軍隊，管好自己的地盤，完善自身的實力，以此至少可與袁世凱周旋一番，但他們主動裁減了自己的軍隊，也沒有在控制地盤方面做太多的努力。及至二次革命發動，面對袁世凱的優勢軍隊，革命派方才為時已晚地感受到實力的重要。當然，軍隊國有、政軍分離、以政統軍、黨派競爭，是西式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但遺憾的是，至少在當時還不能成為中國政治的基本原則。革命派及其領導人缺乏實際的政治歷練，空有良好的民主政治理想，而缺少實現理想的實力支撐，戰略戰術缺乏規劃，行事方式有欠周密，組織渙散，領導軟弱，沒有基本的依靠力量，又不善於爭取政治盟友，內部動搖不定，遇到挫折時多數人沒有堅韌不拔的意志，投機變節分子亦復不少。綜上所述，二次革命的失敗並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