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社會心理與風習的嬗變

  一　社會生活陋俗的進化

  清末民初是一個社會政治變革的過渡時代。隨著急劇的政治變動，人們的日常社會生活觀念與習俗也在悄然發生變革。新事物的興起與舊事物的消滅，是這個變革時代最顯著的標誌。如時人所謂：「自武昌發難，一聲霹靂，萬蟄昭蘇，曾不半稔，共和成立。政體既易，一切典章文物風教制度，罔不有革新氣象，而舊者日歸淘汰，斯固天演之公例然也。爰就所見濡筆記之：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製成，舊官制滅；新教育興，舊教育滅；槍炮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補服滅；剪髮興，辮子滅；盤雲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愛華兜興，女兜滅；天足興，纖足滅；放足鞋興，菱鞋滅；陽曆興，農曆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巷柵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台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有心人於事物盛衰之間，足以覘國家未來之興替、社會未來之文野。」清末民初正是一個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與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發生整體性結構變革的時代。

  社會生活習俗變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陋俗的進化。清末以來，在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中，國人在日常社會生活方面進行了廣泛的陋俗變革，其中尤以禁纏足、剪辮以及婚俗、社交禮儀等方面的變革較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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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纏足之風，綿延上千年，是清末以來有識之士力圖革除的一項陋習。不僅維新志士和革命黨人積極主張放足，反對纏足，而且此舉還得到政府的支持與提倡。禁纏足既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內容，也是民初民國政府革新的重要舉措。正是由於民間人士的呼籲和政府的倡導，因而在清末民初形成一股不纏足的社會風氣。上海、天津、廣東、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山東、奉天等地紛紛成立不纏足會或天足會，並於1906年出現全國性的不纏足團體——中國天足會。據當時報刊記載，在廣州，「女學大興，放足的十有八九，都說放的是文明，纏的是野蠻。」在天津，「婦女不纏足的風氣開通多了，或有入天足會的，或有不入天足會也不纏足的。約略著算計，天津一處，總有三四百家。有這三四百家文明種子，漸漸發生，不愁將來不都改過來，這也算是一件最可喜的事。」「天津不纏足的，已有三分之一了。」到民初，人們的觀感是：「昔日女子多纏足，今日女子多天足。」這些報導說明城市居民中有一些女子已開始不纏足。其時，在報刊上還出現有知識青年公開徵求天足女子為妻的徵婚GG。這也表明社會對不纏足現象有了一定程度的認同。然而，由於習慣勢力的影響，清末民初的不纏足運動雖然開展得轟轟烈烈，但並沒有最終根除纏足陋習。

  男子蓄辮，是滿清統治的象徵。在清末，剪辮與否已經成為是否革命的標誌，所謂「世之論尊王與革命黨派者，不以言論，不以事實，惟以去辮不去辮，為尊王、革命兩黨之一大標識」。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多以剪辮表明其反清的意旨，流風所及，使國內新式學堂學生與新軍士兵也紛紛效仿，「南京自組織新軍以來，軍界中人紛紛截落髮辮者不可勝數」。學界剪辮風氣也是頗為盛行，朝廷屢禁不止。1910年冬，資政院通過剪辮易服案，使剪辮運動「一時風發雲涌，大有不可遏抑之勢，而以學界之熱度為最高」。據報載，在天津，「自剪髮風氣開通後，本埠工商學界實行者幾於無日無之」。在北京，「學界剪髮之事刻已盛行」。在上海，由伍廷芳發起，各界在張園舉行剪辮大會，到者二萬餘人，設有義務剪髮處，「理髮匠十數人操刀待割，其時但聞拍掌聲、叫好聲、剪刀聲、光頭人互相道賀聲……計二小時之間，當場剪髮者已得三百餘人。「1911年12月7日，在武昌起義的衝擊下，清政府終於批准資政院的奏請，諭允臣民自由剪辮。據報載，12月13日，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帶頭剪辮，「以為各界之倡」。隨後，「各國務大臣、次官，及其他稍明時勢之各京官，並袁所統各軍隊，已紛紛剪去。即外間一班社會，風聞而剪者亦為不鮮。」在民初，南京臨時政府以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名義發布限期剪辮令，進一步掀起了剪辮的風潮。據記載，廣東宣布獨立之日，剪辮者達20多萬人，「無論老弱少壯之男子以及士農工商兵，罔不爭先恐後，紛將天然鎖鏈剪去。是日堤岸一帶之剪辮店，自朝至暮，擠擁非常，操此業者，幾致食亦無暇。」剪辮一時成了革命的標誌，「不剪辮不算革命，並且也不算時髦，走不進大衙門去說話，走不進學堂去讀書。所以革命不到幾時，年輕的男子們，早把髮辮剪了。」頑固守舊之徒繼續蓄辮不剪，即刻招致社會輿論的非議。「民國此次革命，莫不以剪除髮辮為第一標記。其有保存髮辮者，非譏之為豚尾，即詈之為滿奴，甚欲削奪其選舉權，以實行強迫手段。」剪辮具有深刻的社會政治意義，可謂民國氣象更新的一個重要表徵。

  婚俗的變革表現在由傳統的封建包辦婚姻向西式文明結婚的轉變。傳統婚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辦而成，完全無視青年男女雙方的主觀意志。尤其是女子，更是婚姻的犧牲品，不知釀成了多少人間慘劇。這是有識之士極力抨擊的一大陋俗。1900年，蔡元培公開提出選擇配偶的五項條件：「（一）女子須天足，（二）女子須識字，（三）男方不娶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男女兩方意見不合可以離婚。」其中後三項反對納妾、提倡女子可以再嫁及離婚，是對傳統婚姻觀的正面挑戰。1904年，陳王發表《論婚禮之弊》一文，對傳統婚姻陋俗進行了系統的批判。他指出，中國舊式婚禮通弊有六：一是男女不相見之弊，二是父母專婚之弊，三是媒妁之弊，四是聘儀奩贈之弊，五是早聘早婚之弊，六是繁文縟節之弊。他對西方男女自由戀愛結婚的婚俗頗為推崇，認為是「風俗之至則，人倫之樂事」，並主張學習西俗，以改變中國的舊式婚姻陋俗。他提出：「以獨立分居為根據地，以自由結婚為歸著點，掃蕩社會上種種風雲，打破家庭間重重魔障，使全國婚界放一層異彩，為同胞男女辟一片新土，破壞男女之依賴，推倒專制之惡風，遏絕媒妁之干涉，斬芟儀文之瑣屑。」孫寶瑄也對西方自由戀愛結婚的婚俗讚嘆不已。他說：「世界文明之極則，男女自擇配偶。」「夫婦配合，宜由自擇，歐人之風也。然與苟合有別，何也？蓋當未結為夫婦之先，彼此先為朋友，必待二三年之久，互相察知性情之如何，品行之如何，以及身體之強弱，學問之優劣，無不體驗周備，然後兩情認許，再以父母老成之敏眼認可之，方能訂盟結縭，至不易也。"1905年，法國司達康女士所撰《婚姻談》一書，由中國駐法二等參贊官劉式訓翻譯出版，這是西式婚禮在中國開始流行的一個重要標誌。清末民初，西式文明婚禮已在上海、北京、天津、廣州等大都會成為時尚。有人認為文明婚禮的好處有三：「梳一東洋頭，披件西式衣，穿雙西式履，凡鳳冠霞帔、錦衣繡裙、紅鞋綠襪一概不用，便利一；馬車一到，昂然登輿，香花簇擁，四無障礙，無須偽啼假哭、扶持背負，便利二；宣讀婚約，互換約指，才一鞠躬，即攜手同歸，無儐相催請、跪拜起立之煩，便利三。」自由戀愛、文明結婚成為時髦青年的理想追求。有詩為證：「無媒婚嫁始文明，奠雁牽羊禮早更。最愛萬人齊著眼，看儂親手挽郎行。」文明結婚的出現，是對封建包辦婚姻的巨大衝擊，此後便逐漸成為一種新的社會風尚。

  社交禮儀的變革，首先表現在男女社交初現端倪。在傳統社會中，由於「男女之大防」觀念的限制，女子是不宜出來進行公開社交活動的。清末以來，隨著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學說的傳入以及婦女解放思想的傳播，女子社交不可避免。戊戌時期，已有婦女參與戒纏足、興女學等社會改良活動。1901年，在上海張園拒俄集會上，薛錦琴女士公開發表演講，震動海內外，可謂婦女介入政治活動的開端。辛亥時期，有許多女子，如秋瑾等人參加了反清革命運動。民國初年，婦女還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參政風潮。不過，總的說來，由於禮教的束縛，這一時期男女社交仍被社會輿論所控制，起色不大，僅略現端倪而已。其次，見面禮節由跪拜、作揖改為鞠躬、握手。跪拜禮是傳統社會中一種基本的禮節，用於維護尊卑等級制度和倫常關係。清末有識之士批評跪拜禮含有臣服之意，是造成國民奴隸性格的重要根源，批評說：「叩頭也，請安也，長跪也，匍匐也，唱諾也，懇恩也，極人世可憐之狀，不可告人之事，而吾各級社會中，居然行之大廷，視同典禮。「1906年，兩廣總督岑春煊發布示諭，痛斥屈膝請安之禮「婢膝奴顏，有傷氣節」，宣布廢除官場跪拜禮儀，要求各級官員「入見概用長揖，普免屈膝請安俗禮」。隨後，湖北、江蘇、河南、江西等省，均於當年廢除了這一禮節，改為下官見上級，初見三揖，常見一揖。民初，臨時政府明令廢除叩拜、相揖、請安、拱手等舊式禮節，改行以鞠躬禮為主，通常的「文明儀式」為「脫帽、鞠躬、握手、鼓掌、洋式名片」。再次，稱呼由尊卑改為平等。1906年，江蘇巡撫陳夔龍在宣布廢除跪拜禮的同時，禁止各級官員在公牘中使用「卑」字，要求「嗣後通省府、州、廳、縣以下公牘中，一律免稱卑字」。民國初年，南京臨時政府明文規定，要改變官廳中「大人」、「老爺」的稱呼，概以官職相稱，民間普通稱呼則為「先生」、「君」。此後，雖然「大人」與「老爺」之類的稱呼並沒有立刻絕跡，但「先生」與「君」等稱呼則逐漸流行開來。

  清末民初社會生活習俗的變革與政治變革相輔相成，基本上是以西方近代自由、平等觀念為思想基礎。因此，在參照西方生活習俗以革除傳統陋習的同時，社會上出現了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的風氣，逐漸形成了一種趨西與洋化的社會風尚。

  二　社會風尚的趨西與洋化

  清末民初社會風尚的趨西與洋化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衣食住行、娛樂休閒與生活觀念等。這種現象是與隨著西力東侵而來的西俗東漸相伴生的，一般首先出現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然後逐漸向內地通都大邑輻射，最後再慢慢地向廣大農村地區滲透。可以說，這是與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相始終的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清末民初僅開其端而已。

  近代中國服飾的趨西與洋化，首先零星地出現在香港、廣州、上海等通商口岸，洋行里的買辦可謂開風氣之先者。隨後，在改革與革命的進程中，剪辮易服思潮興起。有識之士一面痛斥舊式服裝的弊病，認為「今之辮、服，牽掣行動，妨礙操作，遊歷他邦，則都市騰笑，申申罵予；於時為不宜，於民為不便」，因而提倡西服。他們認為剪辮易服其利有八：可藉以變法，藉以養廉，可以強兵，可以強種，可便行役，可振工藝，可善外交，可弭教案，把剪辮易服提高到救亡圖存的政治高度。在清末，不少革命黨人已經剪辮易服，穿起了西裝。到民初，更是一度出現改穿西裝的熱潮。尤其是都市時髦男女，紛紛聞風而動，改穿洋服、戴洋帽者甚多。1912年10月，民國政府在廢棄清朝服制的同時，公布了新的服制，其男女禮服、常服均對西服多有參照之處。與此同時，孫中山結合中西服裝的優點，創製了中西合璧的中山裝，它一時成為中國男子禮服的流行裝。民初服裝千姿百態，「西裝東裝，漢裝滿裝，應有盡有，龐雜至不可名狀」。與遜清遺老仍然鍾情於滿裝不同，新派人士則多以西裝為時髦。

  西餐於中外通商初期首先在廣東、上海等地流行。起初主要是供外國人享用，華人往食者不多。在上海，「外國菜館為西人宴會之所，開設外虹口等處，拋球打牌皆可隨意為之」，「華人間亦往食」。後來，華人吃西餐者漸多，所謂「向時華人鮮過問者，近則裙屐少年，巨股大賈，往往攜姬掣眷，異味爭嘗」。庚子事變後，西餐開始在京津地區流行起來。在北京，玉樓春、清華樓、海晏樓等「洋飯館」相繼開設，吃西餐漸成時髦風氣。「近年北京人於西學西藝雖不知講求，而染洋習者正復不少」。隨著西餐的傳入，西式飲料與食品也開始流傳進來。如天津同宴樓飯店「專做包辦英法大菜，西式點心，各國馳名洋酒、汽水等諸品，罐頭食物俱全」。當時傳入的西式食品種類繁多，如洋酒有啤酒、香檳、白蘭地，飲料有汽水、冰激凌、冰棍、奶茶、咖啡，糕點有麵包、餅乾、蛋糕，以及各種糖果、罐頭食品，等等。清末民初以來，這些西式飲料與食品逐漸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的飲食結構與飲食習慣，其影響是深遠的。

  近代中國西式建築出現較早的地方，是上海、廣州、漢口、天津等地的租界。據近人研究統計，1843-1919年，上海租界內的居住建築多屬於四坡頂的簡單洋房，其中1910-1919年新建的4000幢建築，從式樣到結構全部採用了西洋風格。有人描寫當時的上海是「窮奢極麗築洋樓，亘古繁華第一州」。受租界風氣的影響，其他一些通都大邑也有不少西式建築。如在瀋陽，「建築宏麗，悉法歐西」；在青島，「市內住屋多屬歐式建築」；在杭州，「西湖多別墅，且大率為西式建築」。與此同時，西式家具也成為富戶人家的時髦擺設。如在上海，「從前家中陳設不過榆樹器具及瓷瓶銅盆，已覺十分體面。今上海人紅木房間，覺得尋常之極，一定要鐵床、皮榻、電燈、風扇，才覺得適意。」可見，西式家居業已成為新派人物的時髦追求。

  近代西式交通工具的引進，除火車、輪船等大型長途運輸工具外，尚有多種市內交通用具。一是西式馬車。1793年，馬戛爾尼曾代表英皇喬治三世贈送乾隆皇帝兩輛華麗的四輪雙馬車，此為西式馬車傳來中國之始。19世紀中葉，西式馬車開始在香港、上海、廣州等地風行，北京在20世紀初年才比較常見。二是人力車，又稱「東洋車」，約在1869年首先輸入香港，1874年輸入上海，後來便很快在城市中推廣和流行開來。三是自行車，又稱「腳踏車」。鴉片戰爭以後，自行車逐漸傳入中國，先在通商口岸，後進入內地城市。1900年左右，自行車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至今已成為普通百姓重要的日常交通工具。四是汽車。1901年，旅滬匈牙利人李恩時將第一批兩輛汽車輸入上海，是為汽車輸入中國之始。1907年，北京至巴黎的汽車拉力賽成功舉辦，轟動一時。受此影響，中國第一家汽車公司——蒙古汽車公司於次年成立。1911年，上海已有汽車數百輛之多。其時，汽車還主要用於市內交通。五是電車。1899年，北京城南馬家堡至永定門的電車軌道正式通車，是為中國內地通行電車之始。1906-1907年，天津、上海相繼開通有軌電車。此後，電車便逐漸成為重要的城市交通工具。隨著新式交通工具的引進，上海、天津、漢口等城市開始修建西式馬路，並使用煤氣燈、電燈照明，市容大有改觀。種類繁多的近代西式交通工具的引進，以及相應的交通設施建設，不僅改善了傳統的交通狀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城市市政建設的現代化。

  娛樂休閒方式的西化傾向也很明顯。電影於1896年傳入中國後，20世紀初年便成為城市居民一項重要的娛樂。不僅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觀者如堵，而且在比較偏遠的廣西的一些中小城市也頗受歡迎。據報載：「近有希臘商人二名、法人一名，由河內至龍州，擬在南寧、貴縣、鬱林、梧州等處開演影戲，所帶像片，大有可觀，一時之欲擴眼界者無不先睹為快。」話劇於1907年傳入中國後，很快便成為時髦人士又一種高雅的文化娛樂。同時，還有不少西式娛樂休閒方式，如音樂、跳舞、游泳、射擊、撞球、集郵、攝影、賽馬、彩票等等，也紛紛傳入中國，並逐漸流行。如有人對西洋舞會讚賞有加，認為「西洋禮法最佳，此等社交，樂而有禮，男女和合，故最能怡悅心情，較之中國人每會必為牧豬奴等戲者大異矣。必此等社交發達，而後風俗移易。」再如，有人用留聲機欣賞音樂，形情怡然自得。有詩云：「小院靜無人，但聞歌聲緩。歌聲何處來，天機自流轉。」西式娛樂休閒方式的引進，使人們的精神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隨著生活方式的趨西與洋化，人們的生活觀念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新的生活觀念是與一定的社會政治環境相適應的。清末民初，無論是清政府的新政改革，還是立憲派的立憲運動和革命派的民主革命，一切政治活動都以西方為榜樣，因而趨西與洋化自然成為社會生活觀念變遷的新潮流。當時人們普遍認為，西方近代的社會生活建立在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理性原則基礎之上，是人類理想的社會生活模式，代表著社會進步的方向；中國傳統的社會生活充滿著陳規陋俗，必須以西方模式為標準，進行徹底的改革；趨西與洋化是文明、進步，否則便是頑固、保守。因而刻意追求西化或洋化便成時髦之舉。據報載：「革命巨子，多由海外歸來，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慣常，喜用外貨，亦無足異。無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為非此不能廁身新人物之列。」「官紳富室，器必洋式食必西餐者無論矣。其少有優裕者亦必備洋服數襲，以示維新。下此衣食艱難之輩，亦多舍自製之草帽，而購外來之草帽。今夏購草帽之狂熱，竟較之買公債券認國民捐，躍躍實逾萬倍。」趨西與洋化成為新派的代名詞，人們自然趨之若鶩。

  社會風尚的趨西與洋化，是與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基本潮流相一致的。在此過程中，傳統社會裡一些愚昧落後的陳規陋俗，因受到西方近代文明風尚的衝擊與洗禮而漸漸衰敗甚至消亡；同時又引進並吸收了一些西方近代文明風尚的新因素，使近代中國社會生活方式與觀念逐步邁上現代化的歷程。應該說，這是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但是，社會風尚的趨西與洋化一旦非理性化，便可能滑進盲目崇洋的泥潭。有人諷刺這種盲目崇洋現象說：「中華國民稟特質，不務精神尚形式。大漢虛傳統一名，滿目五光兼十色。更有西裝新少年，短衣窄袖嬌自憐。足踏黃革履，鼻架金絲邊。自詡開通世莫敵，愛皮西地口頭禪。醉心爭購舶來品，金錢浪擲輕利權。」學其皮毛，棄其精髓，甚至數典忘祖，這可能走向事物的反面。

  三　社會心理的崇洋與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陷落

  清末以來社會崇洋心理的形成，是嚴重的民族危機和國勢衰微的產物。近代中國以屈辱的鴉片戰爭為開端，之後又在一系列的對外戰爭挫敗中漸趨沉淪，陷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這對民族心理的傷害是深重的。在西力東侵與西學東漸的巨大壓力之下，國人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驚醒，民族心理防線迅速崩潰，對外觀念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心態急劇逆轉，由妄自尊大、蔑視夷狄轉而趨於崇洋，甚至於媚外。這在社會各階層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

  庚子事變後，清政府在列強的淫威之下幾乎完全喪失了民族抵抗意識，統治者惟有俯首稱臣，一味以媚外為能事，所謂「一變而為媚外之目的、媚外之成見……但能與外人不決裂者，無論失若大之利權，必膺上賞」。官僚階層更是媚態畢露，奉西人若神明。「見一外國人則崇之拜之，視之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上帝。雖外國一流氓，其入中國也，其聲價可以埒周孔。官吏士夫與交接者，得其一顧盼，登龍門不如也。」知識階層中興起一股「醉心歐化」的潮流，有人甚至以「歐化」為救亡圖存的惟一途徑。「今之見曉識時之士，謀所以救中夏之道，莫不同聲而出於一途曰：歐化也，歐化也。」普通民眾階層也有從「排外主義」轉向「媚外主義」的苗頭。據說在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期間，「家家戶戶，都高掛著順民旗；口口聲聲，都高喊著洋大人。因驚生懼，因懼生媚，於是把從前扶清滅洋的排外主義，變成個託庇捧臀的媚外主義。因此人人媚外，舉國如狂。」這段話雖然可能有不少誇張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心態變遷的一個面相。

  隨著歐風美雨強勢文化的肆意滲透，人們的生活方式與觀念逐漸趨西與洋化；這種生活方式與觀念的變化，直接影響到人們的社會心理。其中崇洋心理是在社會風尚趨西與洋化的極端化狀態下的社會心態，基本標誌是惟西是尚、惟洋是尊。在這種心理狀態之下，自卑心態油然而生，民族文化自信心開始陷落。這在清末民初已漸顯端倪。

  在清末，一些時髦青年學生已經開始盲目崇洋：「他們看著外國事，不論是非美惡，沒有一樣兒不好的，看著自己的國里，沒有一點兒是的，所以學外國人惟恐不像。」有首竹枝詞諷刺說：「洋帽洋衣洋式鞋，短胡兩撇口邊開。平生第一傷心事，碧眼生成學不來。」在民初，崇洋之風更甚，社會上出現了偏愛洋貨的現象。時人描述道：「中國之緞甚好，偏愛穿外國緞；中國之紗甚好，偏愛買外國紗；中國之呢甚好，偏愛用外國呢；中國之戲甚好，偏愛看外國戲；中國之話甚好，偏愛說外國話；中國之酒甚好，偏愛飲外國酒；中國之菜甚好，偏愛吃外國大餐；中國之木器甚好，偏愛擺外國家生；中國之旅館甚好，偏愛掛外國商旗；中國之學堂甚好，偏愛進外國學堂；中國之女人甚好，偏愛娶外國老婆。」不僅時髦青年如此，「小滑頭識幾個英文，滿口也司也司，像煞有介事」。甚至政府官員也不例外。有署名「中國人」者的文章譏諷民國國務員的崇洋形象是：「頭戴外國帽，眼架金絲鏡，口吸紙捲菸，身著嗶嘰服，腳踏軟皮鞋，吃西菜，住洋房，點電燈，臥銅床，以至台凳、氈毯、面盆、手巾、痰盂、便桶，無一非外國貨，算來衣食住處處仿效外國人，獨惜其身非外國產。」當中國人恨不能從精神與身體都變成外國人的時候，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悲哀的呢？

  崇洋風氣盛行，最嚴重的後果就是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陷落，及由此而來的愛國心衰減。一些「心醉西風者流，蔑棄吾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於他人」。有人甚至成為「醉心歐化」的「國奴」和「學奴」。他們認為：「中國之學，誠不足以救中國。於是醉心歐化，舉一事革一弊，至於風俗習慣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東西之學說是依。」以吳稚暉為代表的《新世紀》派無政府主義者，甚至提出廢除漢文漢字而採用萬國新語（世界語）的激烈主張。錢玄同日後回憶，認為章太炎當年之所以倡言保存國粹，乃痛心於「舉國不見漢儀」，並感慨於「滿街儘是洋奴」。錢之所言未免過甚其辭，但章之所慮實則事出有因。民國初年，針對國人盲目崇洋的現象，有人指出：「革命以前愛國人多，革命以後愛國人少。」甚至有人「愛外洋，不愛祖國」。胡適猛烈抨擊了留學界「數典忘祖」的弊病，認為：「今留學界之大病，在於數典忘祖。吾見有畢業大學而不能執筆作一漢文家書者矣，有畢業大學而不能自書其名者矣，有畢業工科而不知中國有佛道二教者矣……今吾國留學生，乃不知其國古代文化之發達、文學之優美、歷史之光榮、民俗之敦厚，一入他國，目眩於其物質文明之進步，則驚嘆顛倒，以為吾國視此真有天堂地獄之別。於是由驚嘆而艷羨，由艷羨而鄙棄故國，而出主入奴之勢成矣。於是人之唾餘，都成珠玉；人之瓦礫，都成瓊瑤。及其歸也，遂欲舉吾國數千年之禮教文字風節俗尚，一掃而空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顯然，這些都是崇洋心理在作怪。

  就廣義的文化史意義而言，一部近代中國歷史，也是傳統中國與近代西方之間兩種文化衝突和交融的歷史，其間交織著屈辱、沉淪與奮爭的多個面相。梁啓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對於近代中國歷史演進的歷程，從中西文化比較的角度做了一番精彩的描述。他說：「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這種感覺，從鴉片戰爭後漸漸發動，到同治年間借了外國兵來平內亂，於是曾國藩、李鴻章一班人，很覺得外國的船堅炮利，確是我們所不及。對於這方面的事項，覺得有捨己從人的必要……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自從和日本打了一個敗仗下來，國內有心人，真像睡夢中著了一個霹靂，因想道堂堂中國為什麼衰敗到這田地，都為的是政制不良……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所經過時間，比較的很長——從甲午戰役起到民國六七年間止，約二十年的中間，政治界雖變遷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個色彩。簡單說，這二十年間，都是覺得我們政治、法律等等，遠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組織形式，一件件搬進來，以為但能夠這樣，萬事都有辦法了。」對梁啓超這段話可以作兩方面的概括：就積極方面而言，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歷程經歷了器物、制度、文化三個層次的思想認識的深化過程；就消極方面來看，這一過程也是近代中國人的民族文化自信心逐步衰落的過程。

  近代中國嚴重的民族危機與文化危機，迫使國人在反抗西方列強侵略的同時轉而向西方學習，以救亡圖存。由於內憂外患危機的日趨嚴峻，促使向西方學習的取向逐漸與傳統疏離，其極端形式便是激烈地反傳統，甚至全盤否定傳統。這種思想傾向在戊戌時期業已初顯端倪。正如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所說：「大率近日風氣，其讚羨西學者，自視中國朝政民風無一是處，殆不足比於人數，自視其高曾祖父亦無不可鄙賤者，甚且歸咎於數千年以前歷代帝王無一善政、歷代將相師儒無一人才。」這種中國「百事不如人」的認知心態的形成，便是民族文化自信心陷落的顯著標誌，其結果便可能導致激烈地反傳統和全盤西化兩種極端行為。可見，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精神及其以後的全盤西化思潮都可以在清末找到其思想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