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文學藝術的新動向

  一　嚴復、林紓與翻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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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是溝通中西文化的橋樑。晚清時期，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翻譯之風蔚起，譯才輩出，其中嚴復與林紓可謂雙峰並峙，如康有為所謂「譯才並世數嚴、林」。嚴復與林紓的翻譯各具特色，在當時社會上產生了廣泛而巨大的影響，足以使他們贏得譯林宗師的地位。

  嚴復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他早年留學英國，精通英文，具有獨立翻譯西學原著的能力。嚴復譯書的根本目的在於進行社會政治思想啟蒙，故其所譯西書主要是哲學社會科學著作，如《嚴譯名著叢刊》8種：《天演論》《群己權界論》《原富》《群學肄言》《穆勒名學》《法意》《社會通詮》《名學淺說》，以及《支那教案論》《中國教育議》《美術通論》等，涉及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邏輯學、法學、美學等多種學科。嚴譯西書10多種，數量不少，其影響不可低估。嚴復譯書，多加按語，闡釋原書，抒發己意，具有鮮明的經世精神。他介紹的進化論學說在近代中國曾經風靡一時，他宣揚的天賦人權與自由、平等、博愛思想也曾在知識界起了振聾發聵的啟蒙作用。梁啓超認為：「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影響者，復其首也。」蔡元培說：「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者，要推侯官嚴復為第一。」胡適稱：「嚴復為介紹近世思想之第一人。」嚴復刻意用古文翻譯西書，文字雕琢，文筆古雅。著名桐城派古文大家吳汝綸頗為讚賞，並樂為之序，以為「自吾國之譯西書，未有能及嚴子者」，「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嚴復曾自稱：「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可見，嚴復進行思想啟蒙的對象主要在於上層社會。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嚴復確立了翻譯的三條標準：信、達、雅。他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然互備。至原文詞理本深，難於共喻，則當前後引襯，以顯其意。凡此經營，皆以為達，為達即所以為信也。」「《易》曰：『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曰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信，即內容忠實於原著；達，即語言表達準確；雅，即文字古樸典雅。信、達、雅，既是翻譯的基本準則，也是翻譯的最高境界。這三條翻譯標準的提出，對後世的翻譯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這是嚴復在近代中國翻譯史上的又一傑出貢獻。

  林紓的翻譯，因其不通外文，完全依靠他人口述，弊病固然不少。鄭振鐸總結主要有三條。一是濫譯。林譯作品約有1/3可算是名著，其餘則屬二三流作品，可以不必譯的。二是誤譯。如將莎士比亞、易卜生等人極好的劇本，添加敘事而刪減對話，譯成蹩腳的小說。三是任意刪節原文。如把雨果很厚的《九三年》譯成薄薄的《雙雄義死錄》。這些弊病確實都與口述者相關，林紓自有難言的苦衷。他說：「鄙人不審西文，但能筆述，即有訛錯，均出不知。」但鄭振鐸對林紓翻譯的貢獻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認為林紓的翻譯稱得較完美者有40多種，「在中國，恐怕譯了四十餘種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到現在還不曾有過一個人呀！」林譯小說為中國文壇開闢了一條通往西洋文學這個新世界的途徑，直接影響了從魯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鄭振鐸、朱自清到錢鍾書的一兩代文學家。如郭沫若認為，林譯小說「是我最嗜好的一種讀物」，「對於我後來在文學的傾向上有一個決定的影響」。周作人稱：「我們幾乎都因了林譯才知道外國有小說，引起一點對於外國文學的興味，我個人還曾經很模仿過他的譯文。」錢鍾書說：「林紓的翻譯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經是文學史上公認的事實……我自己就是讀了他的翻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接觸了林譯，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麼迷人。」可見，林譯小說對於推動近代中國文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貢獻。正如阿英所說：「他使中國知識階級，接近了外國文學，認識了不少的第一流作家，使他們從外國文學裡去學習，以促進本國文學發展。」

  當時翻譯小說者，除林紓而外，著名的尚有陳冷血、周桂笙、徐念慈、伍光建、吳檮、魯迅、周作人、曾樸、馬君武、包天笑、周瘦鵑等人。據不完全統計，1899-1916年全國共出版翻譯小說796種。以國籍而論，英國最多，293種；法國第二，113種；日本第三，80種；其次為美國78種，俄國21種，德國8種；其他203種。這是當時翻譯小說的一個大概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與嚴復翻譯近代西方哲學社會科學著作旨在啟蒙的情形相似，林紓等人翻譯西洋小說的目的也蘊涵了一定的經世精神，這是當時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使然。庚子事變後，林紓譯竟《黑奴籲天錄》，有跋云：「今當變政之始，而吾書適成，人人即蠲棄故紙，勤求新學，則吾書雖俚淺，亦足為振作志氣，愛國保種之一助。」其時，孫寶瑄購得《小說報》，發表觀感說：「西人小說每處處作驚人之筆，使人不可猜測，而又不肯明言，須待人終卷而後了悟，此實敘事之常例也，即中國小說何獨不然？但中國喜言妖邪鬼怪，任意捏造，往往不合情理；西人亦往往說怪說奇，使人驚愕不定，及審觀之，皆於人情物理無不密合者，此其所以勝我國也。觀西人政治小說，可以悟政治原理；觀科學小說，可以通種種格物原理；觀包探小說，可以覘西國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險詐詭變，有非我國所能及者。故觀我國小說，不過排遣而已；觀西人小說，大有助於學問也。」可見，時人對於西洋小說，不僅從文學的角度欣賞，而且可以吸收西學新知，獲得思想啟蒙。可以說，林譯小說能夠風靡一時，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時代的心聲。一個相反的例證是，魯迅、周作人兄弟雖然「就對文學的理解上，以及忠實於原作方面」都遠遠超過林紓，他們直譯的《域外小說集》在文學上的價值不可否認，但在當時卻少人問津，1909年出版後，「十年之中，只銷了二十一冊……究竟免不了最後的失敗」。這一點確實引人深思。

  二　晚清四大譴責小說

  晚清時期，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個繁榮時代。1902年，梁啓超在《新小說》雜誌創刊號上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正式提出「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他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他認為，因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所以小說不是「小道」、「稗言」，而是「為文學之最上乘」。他深刻地批判了舊小說「誨盜誨淫」的實質，主張必須革新小說，所謂「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揭示「小說界革命」的經世意義。

  梁啓超創辦的《新小說》，是近代中國第一家專刊小說的雜誌。自「小說界革命」的旗號打出後，應者如雲，同類刊物如《繡像小說》《新新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小說時報》《小說月報》《小說世界》《小說圖畫報》《新世界小說社報》《小說大觀》等，在清末民初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與此同時，小說創作與翻譯也達到高潮，呈現一派繁榮的景象。據日本學者樽本照雄《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的最新統計，其時中國小說共有19156種，其中創作小說13810種，翻譯小說5346種。當時小說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揭露腐敗政治的內幕和批判黑暗的現實社會，如魯迅所謂「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細民暗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可見，晚清時期譴責小說的興盛正是現實社會政治惡化的產物。

  晚清譴責小說的主要代表作有四：一是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二是吳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三是劉鶚的《老殘遊記》，四是曾樸的《孽海花》。

  李伯元（1867-1906），名寶嘉，別號南亭亭長，江蘇武進人。秀才出身，少不得志。「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懷匡救之才，而恥於趨附，故當世無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筆，寫嬉笑怒罵之文。」李伯元曾在上海創辦《指南報》《遊戲報》《繁華報》等娛樂小報。後受聘商務印書館，主編《繡像小說》雜誌。李伯元撰著《庚子國變彈詞》及《海天鴻雪記》《中國現在記》《文明小史》《活地獄》《官場現形記》等小說多種，其中尤以《官場現形記》與《文明小史》最著名。《官場現形記》共60回，1903年起由《繁華報》連載，同時由繁華報館分冊陸續印行。作者「有東方之諧謔，與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齷齪卑鄙之要凡，昏聵糊塗之大旨」，在此書中用辛辣詼諧的筆法，深刻地揭露了從王公大臣到州縣官吏、佐雜的整個清朝官場中種種腐敗醜惡的現象。「凡所敘述，皆迎合，鑽營，矇混，羅掘，傾軋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熱心於作吏，及官吏閨中之隱情。頭緒既繁，腳色復伙，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官場現形記》正如時人所謂，乃「官場之照妖鏡、燃渚犀」，無情地照出了清朝官場的一幅群醜圖，具有強烈的批判現實的精神。

  吳趼人（1866-1910），原名沃堯，字繭人，別號我佛山人，廣東南海人。曾在上海為《字林滬報》《採風報》《奇新報》《寓言報》等報刊寫小品文，後創作長篇小說，並與周桂笙等人創辦《月月小說》雜誌。一生撰著小說30多種，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命奇冤》《電術奇談》《瞎騙奇聞》《痛史》《恨海》《劫餘灰》《上海游驂錄》《最近社會齷齪史》《發財秘訣》《新石頭記》等，尤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知名於世。《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於1903年開始在《新小說》上連載，1907-1909年印成單行本8冊，共108回。全書以自號「九死一生」者20年的經歷見聞為線索，揭露了晚清官場、商場與上海洋場從貪官污吏、奸商惡霸、文痞訟棍到流氓地痞等各色人等卑鄙無恥、惡劣庸俗、齷齪污穢的怪相。作者借「九死一生」之口聲稱這20年所見只有「蛇蟲鼠蟻」、「豺狼虎豹」、「魑魅魍魎」三種東西，「通本所述，不離此類人物之言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可謂晚清社會政治陰暗面的真實寫照。

  劉鶚（1857-1909），字鐵雲，江蘇丹徒人。曾因治理黃河有功，聲譽大起，漸至以知府用。後上書當道，主張借外資修築盧漢、津鎮鐵路和開採山西煤礦，為世所不容，目為「漢奸」。庚子事變中，以低價購太倉粟米，設平糶局，賑濟饑民，後被人誣陷以「私散倉粟」罪名，流放新疆，客死烏魯木齊。劉鶚是最早收集甲骨的學者，曾將所藏刊印《鐵雲藏龜》，為甲骨文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劉鶚所著《老殘遊記》20回，署名「洪都百鍊生」，1903年起先後在上海《繡像小說》和天津《日日新聞》上連載，190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全書以江湖游醫老殘在山東一帶遊歷的見聞為線索，嚴厲抨擊了晚清官僚的昏庸、殘暴，其特點在於揭露了那些道貌岸然的「清官」之可恨尤甚於贓官。所謂「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其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歷來小說皆揭贓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遊記》始。」該書揭發了晚清官僚毓賢、徐桐、李秉衡一班人甚於贓官的罪惡，可謂「晚清社會之寫實作」。劉鶚所著小說雖僅有《老殘遊記》一種，但足以在晚清小說史上占據一席之地。

  曾樸（1872-1935），字孟朴，江蘇常熟人。舉人出身，任內閣中書，結識京官李文田、文廷式、翁同龢、張蔭桓及維新黨人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參與維新運動。後為兩江總督端方幕僚，民國時期任江蘇省議員及財政廳長等職。曾樸是晚清「小說界革命」的積極支持者，1904年與友人徐念慈等人在上海創辦小說林書店，「專以發行小說為目的」，希望「打破當時一般學者輕視小說的心理」。1907年，他又創辦《小說林》月刊，刊載著、譯新小說。曾樸還翻譯了雨果的《九三年》等法國小說。《孽海花》20回本於1905年由小說林社出版，署「愛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東亞病夫」即曾樸，「愛自由者」是金松岑。金松岑（1874-1947），又名金一、金天翮，號天放樓主人，江蘇吳江人。他曾參加愛國學社，與章太炎、鄒容、蔡元培等人倡言革命。他在《國粹學報》《新小說》等刊物發表宣傳革命的文章，著有《女界鍾》，提倡婦女解放，並翻譯介紹孫中山等人革命事跡的《三十三年落花夢》和俄國虛無黨史《自由血》。1903年，金松岑開始創作《孽海花》，並於次年將第一、二回在《江蘇》雜誌發表。隨後，金松岑把寫好的6回稿子寄給曾樸，由曾樸改寫成20回交小說林社於1905年刊出。後來，曾樸又不斷地續寫此書，先在《小說林》上發表5回。1927年，曾樸在上海開設真美善書店，並創刊《真美善》雜誌，並於次年在真美善書店出版《孽海花》30回本。曾樸後又在《真美善》雜誌發表5回，使《孽海花》共得35回。讀書其實尚未續完，與曾樸原計劃60回相差近半。《孽海花》以清末狀元、出使德國大臣洪鈞與名妓賽金花的故事為基本線索，描寫了晚清從同治初年到戊戌時期30年間社會與政治變革的歷史，涉及朝野從頑固派、洋務派、改良派到革命派等各派政治勢力錯綜複雜的關係，並能追隨從改良到革命的時代潮流，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反響。如曾樸自稱：「這書實在是個幸運兒，一出版後，意外的得了社會上大多數的歡迎，再版至十五次，行銷不下五萬部。」阿英認為：「《孽海花》所以然能得到這樣熱烈歡迎，原因主要在思想性。此書所表現的思想，其進步是超越了當時一切被目為第一流的作家而上的，即李伯元、吳趼人亦不得不屈居其下。蓋李伯元與吳趼人之思想，雖代表了一種進步的傾向，但始終不能跳出『老新黨』範疇，擁護清廷，反對革命。而《孽海花》則表示了一種很強的革命傾向。」

  晚清譴責小說不只以上四種，其實還有大量同類作品，但就流品而言，則大都等而下之了，如魯迅所言，「以抉摘社會弊惡自命，撰作此類小說者尚多，顧什九學步前數書，而甚不逮，徒作譙呵之文，轉無感人之力，旋生旋滅，亦多不完。其下者乃至醜詆私敵，等於謗書；又或有嫚罵之志而無抒寫之才，則遂墮落而為『黑幕小說。」另外，晚清小說數量雖多，但藝術水準並不高，根本無法與中國小說最高峰的《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四大名著相提並論，甚至也不能與前清著名諷刺小說《儒林外史》相比。如魯迅論《官場現形記》時，說它虛實結構與《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說頗多，難雲實錄，無自序所謂『含蓄醞釀』之實，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吳敬梓）後塵。」魯迅論《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時說：「惜描寫失之張皇，時或傷於溢惡，言違真實，則感人之力頓微，終不過連篇『話柄』,僅足供閒散者談笑之資而已。」儘管如此，晚清譴責小說對現實社會富有批判精神，因而具有重要的思想啟蒙意義。

  三　南社與革命詩歌

  晚清詩壇擬古之風極盛，其流派大致有三：一為以王闓運為首的漢魏六朝詩派；二為以樊增祥、易順鼎為代表的中晚唐詩派；三為宋詩派。其中以宋詩派影響最大。嘉、道之際宋詩運動勃興，程恩澤、祁寯藻肇其端，曾國藩張其幟，何紹基、鄭珍、莫友芝乘勢而起，至同、光時期蔚為大觀，形成具有晚清詩壇霸主地位的所謂「同光體」。同光體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陳三立、陳衍、鄭孝胥、沈曾植、陳寶琛等人。陳衍說：「同光體者，蘇戡（鄭孝胥）與余戲稱同光以來詩人不墨守盛唐者。」錢基博論曰：「至同光體者，閩縣鄭孝胥之倫所為題目，同光以來詩人不專宗盛唐者也；出入南北宋，標舉梅堯臣、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以為宗向，枯澀深微，包舉萬象；蓋衍桐城姚氏、湘鄉曾氏之詩脈，而不屑寄人籬下，欲以自開宗者也。」同光體詩人反對「墨守盛唐」，雖主宋詩，但不專宗宋詩。他們力圖打破唐詩宋詩的界限，以兼采並蓄而獨創一格。陳衍認為「詩莫盛於三元」，將唐代開元、元和與宋代元祐並列，甚至說：「今人強分唐詩宋詩，又咎同光以來舍唐詩不為而為宋詩，不知宋詩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他們作詩，多以唐代杜甫、韓愈和宋代蘇軾、王安石、黃庭堅等人為模仿對象。與王闓運「力追魏晉」和樊增祥「究心於中晚唐」的詩風相較，陳衍等同光體詩人敢於打通唐宋，其境界自然略高一籌。但是，同光體同樣的擬古風格又不可避免地與現實疏離，沈曾植「作詩喜用僻典」，陳三立「好用奇字」，使其詩「生澀奧衍」。這種頗類學院派的詩，其社會影響是相當有限的，於是晚清「詩界革命」應運而生。

  雖然黃遵憲、夏曾佑、譚嗣同等人已有革新詩歌的意向與行動，但明確提出「詩界革命」口號的是梁啓超。1899年12月25日，梁啓超在乘船從日本到檀香山的旅途中百無聊賴，乃作詩、論詩以自遣。他在遊記中說：「余雖不能詩，然嘗好論詩，以為詩之境界，被千餘年來鸚鵡名士（余嘗戲名詞章家為鸚鵡名士，自覺過於尖刻）占盡矣。雖有佳章佳句，一讀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然後可。猶歐洲之地力已盡，生產過度，不能不求新地於阿米利加及太平洋沿岸也。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不然，如移木星、金星之動物以實美洲，瑰偉則瑰偉矣，其如不類何。若三者具備，則可以為二十世紀支那之詩王矣……吾雖不能詩，惟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可見，梁啓超提倡的「詩界革命」，是要開拓詩歌創作的新領域，運用新的表現手法，並輸入歐洲的新精神、新思想，給新詩注入新的內容，以達到新的境界。這顯然是針對晚清詩壇在擬古旗幟下使詩歌創作形式僵化、內容陳腐的現狀而發的，可謂切中肯綮。當然，梁啓超關注的不僅是詩歌的藝術價值，更重要的是其社會政治啟蒙意義。在這方面，隨後興起的革命文學團體南社的表現最為引人注目。

  南社醞釀於1907年，正式成立於1909年。南社的「南」與「北」相對而言，南社之設即有「反對北庭」之意。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蘇州虎丘張國維祠召開成立會，到會社友17人：陳去病、柳亞子、朱梁任、龐檗子、陳陶遺、沈道非、俞劍華、馮心俠、趙厚生、林立山、朱少屏、諸貞壯、胡栗長、黃濱虹、林秋葉、蔡哲夫、景耀月，其中14人為同盟會員。另有來賓2人：張采甄、張季龍。會上選舉職員：陳去病為文選編輯員，高旭為詩選編輯員，龐檗子為詞選編輯員，柳亞子為書記員，朱少屏為會計員。南社成立時雖10多人，但在清末很快便發展到200多人，民初更達1100多人。「慷慨之夫、剛強之士歸之，意氣用事之徒亦歸之，不得志於滿清、無由奮跡於利祿之途者亦歸之。流品雖雜，目標則一。略其心跡，論其文章，固一時代影響之反感，而不可以忽者也。」南社就是這樣一個在反清旗幟下聚集起來的龐雜而鬆散的革命文學團體。陳去病、高旭、柳亞子是南社的發起人，也是南社的骨幹人物。

  陳去病（1874-1933），原名慶林，字佩忍，後改名去病，字巢南，江蘇吳江人。早年以文才著稱於世。1898年，與同鄉金天翮等人創立雪恥學會，響應維新運動。1902年加入中國教育會。1903年東渡日本，參加拒俄運動。1904年在上海任《警鐘日報》主筆，並創辦《二十世紀大舞台》，提倡戲劇革命，同時為《國粹學報》撰稿。1906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為革命黨人。1907年在上海組織一次神交社，「隱然是南社的楔子」。1909年11月6日，陳去病在《民吁報》上發表《南社雅集小啟》，稱：「爰集鷗侶，觴於虎丘。踵東坡之逸韻，載展重陽；萃南國之名流，來尋勝會。」他召集南社同人於11月13日在蘇州虎丘第一次雅集。

  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又字劍公、鈍劍、慧雲等，江蘇金山人。其家世富庶，早歲以詩文著名。1903年創辦《覺民》月刊。1904年，他留學日本法政大學，結識孫中山，發刊《醒獅》雜誌，在留日學界頗為活躍，後成為同盟會江蘇分會會長。1906年，在上海創辦健行公學，提倡革命，「有第二愛國學社的傾向」。此後，高旭與陳去病、柳亞子經常函牘往來，詩詞唱和，反覆醞釀發起南社。1909年10月17日，高旭在《民吁報》上發表《南社啟》，宣布結社宗旨，稱：「欲存國魂，必自存國學始。而中國國學中之尤為可貴者，端推文學……今者不揣鄙陋，與陳子巢南、柳子亞盧有南社之結，欲一洗前代結社之積弊，以作海內文學之導師。」

  柳亞子（1887-1958），譜名慰高，號安如，江蘇吳江人。因崇拜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天賦人權學說，改名人權，號亞盧，「以亞洲的盧梭自命」。後又因仰慕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改名棄疾，終以亞子行世。1902年到吳江縣城應試，結識陳去病，氣味相投。1903年加入中國教育會，並進愛國學社就讀，受教於章太炎、蔡元培等人，萌發革命思想。1906年加入同盟會與光復會。此後與陳去病、高旭醞釀發起南社，提倡以文學為革命服務。

  南社詩人響應「詩界革命」，提倡「唐音」，反對「宋詩」，主張詩歌直接為反清革命宣傳服務。高旭從進化論的角度對「詩界革命」表示贊同的態度。他說：「世界日新，文界、詩界當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之公例也。」他非常推崇「詩界革命」的主將黃遵憲，認為「黃公度詩獨辟異境，不愧中國詩界之哥倫布矣，近世洵無第二人」。柳亞子對同光體宋詩充斥詩壇頗為不滿，而「與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傖楚，而尤重布衣之詩」。他不僅不滿同光體宋詩，甚至對王闓運漢魏六朝詩和樊增祥、易順鼎中晚唐詩也欲口誅筆伐。其論詩絕句有云：「少聞曲筆湘軍志，老負虛名太史公。古色斕斑真意少，吾先無取是王（闓運）翁。」「鄭（孝胥）陳（三立）枯寂無生趣，樊（增祥）易（順鼎）淫哇亂正聲。一笑嗣宗廣武語，而今豎子盡成名。」其實，柳亞子等人提倡「唐音」，崇尚「布衣之詩」，反對宋詩及各種擬古之詩，主要是針對那些忠於清室而號稱清朝臣子與遜國遺老的擬古詩人。他日後回憶說：「從滿清末年到民國初年，江西詩派盛行，他們都以黃山谷為鼻祖，而推尊為現代宗師的，卻是陳散原、鄭海藏二位先生，高自標榜，稱為同光體，大有去天尺五之概。我呢，對於宋詩本身，本來沒有什麼仇怨，我就是不滿意於滿清的一切，尤其是一般亡國大夫的遺老們。」顯然，南社的宗旨主要是服務於反清革命的政治目標。高旭曾經發表《願無盡齋詩話》，闡述文學主張，認為作詩應「鼓吹人權，排斥專制，喚起人民獨立思想，增進人民種族觀念」。後來，柳亞子、葉楚傖等人在發起新南社而總結南社的歷史時，認為「南社是應和同盟會而起的文學研究機關……南社在民元以前，惟一使命是提倡民族氣節。」就南社及其詩歌的政治意義而言，這個估價大致與史實相符。

  可見，南社的詩歌無論在文學藝術上還是在政治思想上，都具有鮮明的革命性，既為清末民初詩壇帶來了一股清新的空氣，也為反清革命思想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四　語言文字改革與白話文、世界語

  清末語言文字改革的直接動因在於社會思想啟蒙的需要，即開民智。這是戊戌時期維新派積極倡導的志業。1896年，梁啓超為沈學的文字改革方案《盛世元音》作序稱：「國惡乎強？民智，斯國強矣。民惡乎智？盡天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他認為，歐美諸國與日本之所以強盛，是因為有極高的識字率，中國則反是。究其原因，則在於中國文字固有的「言文相離」與識字難的弊端。他徵引黃遵憲《日本國志》的話說：「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中國文字多，有一字而兼數音，則審音也難；有一音而具數字，則擇字也難；有一字而數十撇畫，則識字也又難。」因此，中國文字「能達於上，不能逮於下」，是進行普及教育以廣開民智的最大障礙，文字改革勢在必行。「文與言合，而讀書識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

  劉師培在1903年專作《中國文字流弊論》一文，認為有五：一是字形遞變而舊意不可考，二是一字數義而丐詞生，三是假借多而本意失，四是數字一義，五是點畫之繁。「有此五弊，此中國文字所以難通也。蓋言語與文字合則識字者多，言語與文字離則識字者少。」劉師培也以文字改良為「籌教育普及之第一策」。為此，他提出了兩項改革措施，即「用俗語」和「造新字」。在劉師培看來，所謂「用俗語」，即是提倡白話文；至於「造新字」，他沒有明言，其實正與當時業已大興的漢語拼音運動相合。

  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的基本宗旨是「言文一致」和「統一語言」（或曰「國語統一」）。

  1892年，福建同安人盧戇章在廈門出版《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廈腔），提出清末第一種切音字方案。盧戇章的切音新字方案共有55個字母，其中廈門音36個，漳州音加2個，泉州音加7個，另有10個用於拼各地音，這些字母均採用拉丁字母及其變體。在《一目了然初階》的自序中，盧戇章說明切音字是學習漢字的捷徑，所謂「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通」。同時，使用切音字可以達到言文一致的效果，即「字話一律，則讀於口遂即達於心」。他還主張用南京話來統一全國語言，「若以南京話為通行之正字，為各省之正音，則十九省語言既從一律，文話皆相通」。他認為，歐美諸國與日本男女都能讀書識字，就是使用切音字的緣故。因此，他對中國推廣使用切音字的前景充滿信心，「若以切音字與漢字並列……不數月，通國家家戶戶，男女老少，無不識字，成為自古以來一大文明之國矣。切音字烏可不舉行，以自異於萬國哉！」

  據統計，自盧戇章提出第一種切音字方案以後，清末20年間（1892-1911）共出現28種漢語拼音方案。就字母形體而言，有拉丁字母、速記符號、漢字筆畫、數碼及自造符號多種。在各種方案中，除了盧戇章的《一目了然初階》外，影響較大的還有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田廷俊的《數目代字訣》、力捷三的《無師自通切音官話字書》、勞乃宣的《合聲簡字譜》、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書》、黃虛白的《漢文音和簡易識字法》等。其中又以王照和勞乃宣推行尤力，可謂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的領袖人物。

  王照（1859-1933），字藜青，號小航，又號蘆中窮士，晚年自號水東，直隸寧河人。出身官宦之家。青少年時代喜讀譯印時務書籍，親族鄉人以為「魔氣」。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式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後任禮部主事。戊戌時期，王照積極參加維新變法活動，曾應詔上書言事，受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阻格多時。光緒皇帝震怒，將懷塔布、許應騤等禮部六堂官革職，而超擢王照為四品京堂候補，並賞三品頂戴，預為出使大臣地步。不料政變爆發，王照遭革職通緝，被迫流亡日本。

  1900年，王照秘密回國，潛伏天津，參照中國傳統反切法及西文字母、日文假名，創製官話字母。他曾自述經過說：「余今者偷息津門，空耗歲月，故自課以創製官話字母。閉戶掩卷，逐字審聽，口呼手畫，積數十日，考得一切字音轉變皆在喉中。喉音為總，不可與唇、舌、齒、齶並列。凡反切之下一字，皆必用喉音。反切舊法，牽合支離，類例繁多，半真半假，徒亂人意。即西文、東文各字母，亦皆喉音未備，不便採用。於是創為喉音及音母字共若干，皆假借舊字減筆為偏旁形。概用兩拼，使愚稚易習。」王照的官話字母方案共有62個字母，其中12個喉音（即韻母），50個音母（即聲母），這些字母系模仿日文假名而採用漢字筆畫或偏旁。王照主張用官話字母專拼「言文一致」的白話，並特別強調用「京話」（即官話）來統一全國語言。他說：「用此字母，專拼白話。語言必歸一致，宜取京話。因北至黑龍江，西至隴，西南至滇，南至江，東至海，縱橫萬里，約二百兆人，皆與京話略同。其餘桂、粵、閩、浙、吳、楚、晉，與京音不同，亦且各不相通。是推廣之便，莫如京話，故可定名曰官話。官者公也，古今皆有此解。公用之話，自宜擇其占幅員人數多者。」此後，王照開始全力從事漢語拼音和普及教育的工作。1901年，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由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東京排印出版，並逐漸在留日學生中傳播開來。王照也開始在北京、天津、保定一帶宣傳官話字母。1903年，他在北京設立官話字母義塾，重印《官話合聲字母》為課本，並出版《官話字母義塾叢刊》。1904年，他在保定創辦拼音官話書報社，並出版《對兵說話》。1905年，他又在北京開辦官話字母第一號義塾，並把拼音官話書報社從保定遷到北京，還出版《初學拼音官話書》多種，創刊《拼音官話報》一種。所幸的是，他的舉動得到了一些社會名流與政要，如翰林院編修嚴修、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以及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等的直接或間接的支持，因而影響日大，「設塾於都城、直省，並出書報，陸續推廣於各州縣；今已有塾數十處，識此字者已數萬人」。可見，王照的官話字母在北方推行業已初見成效。與此同時，由於勞乃宣的提倡，官話字母也開始向南方發展。

  勞乃宣（1843-1921），字季瑄，號玉初，又號榘齋，晚號韌叟，浙江桐鄉人。同治十年（1871年）進士。歷任臨榆、南皮等縣知縣，並曾主持南洋公學、浙江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堂。勞氏政治上雖然保守，但他是清末有名的碩學鴻儒，對音韻學頗有研究。1905年，勞乃宣在南京見到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非常欣賞，但可惜其專用京音，不利於在南方通行。於是，他便與王照商議，以原有官話字母方案為基礎，增加南京與蘇州方言的聲、韻母，擬成寧音和吳音兩種方言的官話字母方案，稱「合聲簡字」。1906年，勞乃宣的《增訂合聲簡字譜》（寧音譜）和《重訂合聲簡字譜》（吳音譜）在南京出版。他特別說明了其方言拼音方案是與旨在統一語言的官話字母方案相反相成的道理：「今於官話原譜，別增母、韻符號，以合南音，似與語言畫一之道相反。不知此字之長，專在肖聲；先通此字，則無論何等語言，皆能以聲狀出，於學官話至為易易，是相反而適相成也。俟此字本地語音習熟後，即當教以京音，使閱官話各書報，自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在勞乃宣的運動下，兩江總督周馥及其繼任端方不但在南京設立簡字半日學堂，而且還要求各級小學一律學習合聲簡字。同時，簡字還被推廣到浙江、安徽、四川等地。1908年，勞乃宣被慈禧太后召見，進呈《簡字譜錄》，請旨頒行天下。他在《進呈簡字譜錄折》中慷慨陳詞：「今日欲救中國，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為易識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其折交學部核議，結果被擱置下來。1910年，勞乃宣一面與趙炳麟、汪榮寶在北京設立簡字研究會，積極向社會推廣合聲簡字；一面上書學部尚書唐景崇，催促議奏合聲簡字，結果仍然沒有下文。其時，清廷正式開設資政院。王照、勞乃宣便邀集同志，紛紛上書向資政院請願。議員江謙首先對學部分年籌辦國語教育事項提出質問說帖，質問學部是否用合聲字拼合國語以及是否用標準京音統一國語等問題，有議員方還、許鼎霖、汪榮寶、嚴復、羅傑、陸宗輿等32人連署。隨後，有直隸、江寧、四川等地學界及官吏聯合向資政院陳請頒行官話簡字，計有陳請書5起，列名者約400人。資政院成立一個特任股員會，推嚴復為股員長，審查各處陳請的提案。審查的結論是：「本股員會審查得官話簡字，即一種簡筆之拼音字。拼音簡字與我國魏晉以來相傳反切之法，作用則一而繁簡不同。反切繁難，故通者較少；簡字便捷，故婦孺易知。反切足以補六書之缺，千餘年來相沿不廢；則簡字足以補漢字之缺，為范正音讀拼合國語之用，亦復無疑。且今日籌備立憲，方謀普及教育，統一國語，則不得不急圖國語教育；謀國語教育，則不得不添造音標文字。」建議將「簡字」正名為「音標」，由學部試辦推行。1911年，學部召開中央教育會議，由張謇任正會長，張元濟、傅增湘任副會長，正式討論並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認為：「各方發音至歧，宜以京音為主。」「話須正當雅馴，合乎名學，宜以官話為主。」這就明確地規定了以京音、官話審定標準國語的基本原則。此後不久，清政府被革命所推翻，此案終究未能施行。

  不能忽視的一點是，清政府舉辦的新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白話文的興起起推波助瀾的作用。1904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明確規定要以官音統一全國語言，並在各級學堂逐步推行官話教育。《學務綱要》規定「各學堂皆學官音」，並具體說明：「各國言語，全國皆歸一致，故同國之人，其情易洽，實由小學堂教字母拼音始。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動多扦格。茲擬以官音統一天下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中國文一科內，附入官話一門……將來各省學堂教員，凡授科學，均以官音講解。"1907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天津舉辦地方自治時，特別重視用白話進行宣傳工作。他說：「地方自治，為我國創辦之事，非先以預備，則不能實行。目前教育未周，識字之民尚少，設有誤會，流弊滋多。乃遴派曾習法政、熟諳土風之士紳為宣講員，周曆城鄉，宣講自治利益，復編印法政官話報分發津屬州縣，以資傳習，並將自治利益，編成白話，張貼GG，以期家喻戶曉，振聵發聾。此派宣講員與編官話報及白話GG之情形也。」政府對白話文的提倡，自然對社會起一定的導向作用。

  清末白話文興起的最重要的表徵，一是大量白話報刊的創辦。據近人最新研究統計，晚清白話報刊達229種之多。就地域而言，不僅北京、上海等通都大邑有，而且遠及偏僻的蒙古、西藏地區。其中較重要的有北京的《京話日報》、上海的《中國白話報》，以及《無錫白話報》《杭州白話報》《安徽俗話報》《蘇州白話報》《寧波白話報》《紹興白話報》等。二是大量白話小說的創作。白話小說雖然不始於晚清，但在晚清小說界革命的旗幟下，白話小說因切合社會政治啟蒙的時代潮流而地位大升。白話體小說被時人視為「小說之正宗」，「蓋小說固以通俗逮下為功，而欲通俗逮下，則非白話不能也」。據估計，清末刊行的白話小說在1500種以上，是白話文運動的重要內容。三是白話教科書的編印。1897年，上海南洋公學編輯《蒙學讀本》，「專取習見習聞之事物，演以通俗文字，要使童子由已知而達於未知」，是較早用白話編輯教科書的範例。1900年，陳榮兗（子褒）在《論訓蒙宜用淺白讀本》一文中，提倡訓蒙課本應像日本那樣採用淺白文字。為此，他以日常生活題材編寫了《婦孺須知》《婦孺三字書》《婦孺新讀本》等多種白話教材。1906年，江楚編譯官書局出版了日本教材《日本歷史》的中譯本，以及《女學修身教科書》《孝悌忠義圖說》等白話教科書。據較為保守的估計，晚清白話教科書有50多種。四是官府白話文告的出現。1903年，四川總督岑春煊出了一份勸戒纏足的白話告示，流傳甚廣，收效顯著，成為不少官員效仿的榜樣，甚至有人上書當道，提出以後大小衙門的告示都用白話的建議。以此為契機，清末新政時期出現了許多關於戒纏足、禁菸、社會治安及市政管理等方面的白話告示。可見，白話文在清末已經逐步影響到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

  世界語問題也與語言文字改革密切相關。廢除漢字，提倡世界語，是清末語言文字改革運動中的極端主張。這是中國留學生在法國巴黎創辦的無政府主義刊物《新世紀》上首先提出來的。

  1907年，李石曾從進化論的角度，提出了文字革命與進化以及世界文字將趨於統一的觀點，認為「象形表意之字，必代之以合聲之字」，「且將合世界之文字而為一」。在他看來，中國語言文字改革的理想前途，就是向西文或萬國文進化，所謂「直以西文或萬國文代中文者，此語言文字同革命也」。李石曾在此所說的「萬國文」，應當就是時人所謂的「萬國新語」（即世界語）的初始說法。

  1908年，《新世紀》發表署名「前行」的文章《編造中國新語凡例》，正式提出要廢除漢字，而代之以萬國新語，並先行編造中國新語為之過渡的主張。「中國現有文字問之不適於用，遲早必廢，稍有翻譯閱歷者，無不能譯之矣。既廢現有文字，則必用最佳最易之萬國新語，亦有識者所具有同情者矣。一旦欲使萬國新語通行全國，恐持論太高，而去實行猶遠。因時合勢，期於可行，其在介通現有文字及萬國新語，而預為通行萬國新語地乎。編造中國新語，使能逐字譯萬國新語，即此意也。」此論既出，討論「新語」問題者漸多。他們紛紛投書《新世紀》，反對另造中國新語，而主張直接使用萬國新語。不但「前行」改變初衷、主張「徑用萬國新語」，其他人更是言辭激烈。如「篤信子」說：「如人既渴望萬國新語，而欲預備之，正可直授以萬國新語，豈當更誤以可怪之中國新語？……中國略有野蠻之符號，中國尚未有文字；萬國新語便是中國之文字。中國熱心人，願求其同類作識字人者，自己學萬國新語，教人學萬國新語。」

  隨後，《新世紀》又發表吳稚暉的《書〈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和署名「蘇格蘭君」的《廢除漢文議》，對章太炎的駁論進行反駁，進一步堅持廢除漢字而改用萬國新語的主張。吳稚暉雖然認為中國人的智識程度較低，不能「一躍即能採用萬國新語」，但等到「各國亦且厭棄其本國之語言文字，徒為贅累；而中國人守其中國文，尤格格與世界不相入，為無窮周章之苦難。於是所謂時機已熟，當廢漢文，而用萬國新語，遂得人人之同意。」

  以章太炎為代表的國粹派視語言文字為國粹的一部分，是應當保存的對象，因而反對廢除漢字而改用萬國新語。以吳稚暉為代表的《新世紀》派無政府主義者則視語言文字為交流工具，為了交流的便利，必須廢除繁難的中國漢字，而改用沒有國界限制的萬國新語。雙方由於觀念的歧異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但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結果。清末關於世界語（萬國新語）問題，僅限於少數人之間的爭論，只不過是整個語言文字改革進程中的一個小插曲而已。

  五　戲劇改良與話劇、電影的引進

  戲劇與詩歌、小說一樣，也是清末維新志士和革命黨人進行社會啟蒙和反清革命宣傳的思想武器。「戲劇改良」的口號如同「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一樣，也在清末嚴重的民族危機與政治危機的歷史背景下應運提出。1904年10月，陳去病、汪笑儂、柳亞子等人在上海創辦《二十世紀大舞台》，標榜「以改革惡俗，開通民智，提倡民族主義，喚起國家思想，為惟一之目的」，明確提出了「他們清楚認識到戲劇改良」的口號，認為用戲劇形式表演「揚州十日之屠，嘉定萬家之慘，以及虜酋醜類之慆淫，烈士遺民之盅藎」和「法蘭西之革命，美利堅之獨立，義大利、希臘恢復之光榮，印度、波蘭滅亡之慘酷」的歷史，以激發國人反滿革命的民族情緒，「此皆戲劇改良所有事，而為此《二十世紀大舞台》發起之精神」。《二十世紀大舞台》是近代中國最早的專業戲劇雜誌。它的創辦，將清末戲劇改良運動推向了高潮。

  如何進行戲劇改良？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上發表《論戲曲》一文，提出了五項辦法：一是要多多地新排有益風化的戲，二是可採用西法，三是不唱神仙鬼怪的戲，四是不可唱淫戲，五是除去富貴功名的俗套。至於戲劇改良的目的，該文認為戲曲是當時最好的開通風氣的法子，辦學堂緩不濟急，做小說、開報館不利於不識字的人，「惟有戲曲改良，多唱些暗對時事開通風氣的新戲，無論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動，便是聾子也看得見，瞎子也聽得見，這不是開通風氣第一方便的法門嗎？」他們清楚地認識到戲劇改良具有社會啟蒙的現實意義。

  改革傳統戲劇的一些粗俗陳腐的內容，編演反映時代精神的新劇目，是清末戲劇改良的一項重要內容。據阿英在《晚清戲曲小說目》中所作統計，晚清共有各種戲曲劇本161種，其中傳奇54種，雜劇40種，地方戲51種，話劇16種。這是非常保守的統計。晚清雜劇、傳奇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大致可以分為如下五種類型：一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劇本。如《非熊夢》譜寫東北人民反抗沙俄侵占黑龍江事，《武陵春》譜寫抗擊八國聯軍侵華事，《海嶠春》譜寫反抗美國華工禁約事等等。二是歌頌歷代民族英雄的劇本。如譜寫祖逖故事的有《渡江楫》，譜寫岳飛抗金故事的有《黃龍府》，譜寫文天祥事跡的有《愛國魂》《指南公》《指南夢》，譜寫史可法及其部將劉應瑞事跡的有《陸沉痛》《孤臣淚》，譜寫鄭成功事跡的有《海國英雄記》等等。三是歌頌新時代革命黨人的劇本。如譜寫秋瑾殉難故事的有《六月霜》《軒亭血》《軒亭冤》《軒亭秋》《碧血碑》《秋海棠》《俠女魂》，譜寫徐錫麟刺殺巡撫恩銘故事的有《蒼鷹擊》《皖江血》《開國奇冤》等等。四是譜寫外國革命故事的劇本。如《學海潮》譜寫古巴學生反抗西班牙統治者壓迫的故事，《斷頭台》譜寫法蘭西山嶽黨的故事，《俠情記》譜寫義大利革命志士的故事，《喚國魂》譜寫希臘革命故事等等。五是提倡婦女解放的劇本。如《同情夢》《女中華》《松陵新女兒》《廣東新女兒》《愛國女兒》等。另外，還有一些劇本，如《招隱居》描寫鴉片之害，《維新夢》描寫維新變法事跡。這些劇本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新的內容，既是清末改革與革命潮流急劇高漲的產物，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清末改革與革命運動的歷史進程。

  學習西方，引進話劇等新劇種，是清末戲劇改良的又一項重要內容。話劇在清末稱為「新劇」或「文明戲」。1907年，留日學生曾孝谷、李叔同（息霜）、歐陽予倩等人組織春柳社，在東京演出話劇《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籲天錄》，標誌著中國話劇的正式誕生。隨後不久，王鐘聲在上海組織春陽社，演出另外改編的劇本《黑奴籲天錄》，這是話劇在中國本土演出的開端。王鐘聲還創辦了一所培養新劇演員的通鑑學校，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所戲劇學校。1908年，王鐘聲開始到北京、天津等地演出，將新劇藝術傳播到北方。他先後演過的新劇，主要有《秋瑾》《徐錫麟》《官場現形記》《熱淚》《愛國血》《宦海潮》等，大都是宣傳革命、揭露清政府腐敗統治的具有時代氣息的劇目。1910年，任天知在上海成立職業新劇團——進化團，適應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編演了《黃金赤血》《共和萬歲》《黃鶴樓》等革命新劇，並在長江沿岸的主要城市開展新劇啟蒙運動。民國初年，新劇活動一度非常活躍，除上海以外，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廣東、河南、北京等地都成立了新劇團體。1912年3月，原春柳社的部分成員陸鏡若、歐陽予倩等在上海組織新劇同志會，建立春柳劇場，成為不同於進化團的新劇藝術的另一個有影響的流派。春柳社-新劇同志會與進化團的新劇活動，是西方話劇作為「文明新劇」被引進近代中國後的初始形態。

  與話劇一樣，電影也是從西方引進的。電影是在近代產生於歐美而傳入中國的一門新興藝術。1895年12月28日，法國埃米爾兄弟在巴黎一家咖啡館裡首次正式公開放映他們製作的影片，從而揭開了世界電影時代的帷幕。此後不久，電影經香港傳入中國，並在上海首先放映。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園又一村在「戲法」、「焰火」等遊藝雜耍節目中，穿插放映「西洋影戲」，這是電影在中國公開放映的開端。隨後有美國、西班牙、日本等外國商人陸續在上海、香港、台灣、北京等地放映電影。1903年，中國商人林祝三自歐美回國，攜帶放映機及影片，在北京打磨廠借天樂茶園作營業性放映，這是中國人自己在國內放映電影的開始。

  電影傳入之初，一般被稱為「西洋影戲」或「電光影戲」、「電光活動影戲」。1905年6月16日，《大公報》首次使用「電影」一詞，以後便逐漸取代過去的名稱，為社會所承認，並沿用至今。

  電影傳入中國初期，基本上是外國人的天下。在中國最早放映電影的是外國人，最早拍攝影片的同樣是外國人。1898年，美國人在香港、上海攝製了六部風光短片：《香港商團》《香港總督府》《香港碼頭》《香港街景》和《上海街景》《上海警察》。1900年，英國人和日本人分別在北京拍攝了有關義和團題材的影片《襲擊教會》和《義和團事件》。幾年之後，中國人才開始嘗試自己拍攝電影。

  1905年，北京豐泰照相館老闆任慶泰（字景豐）拍攝了著名京劇演員譚鑫培表演的戲曲片《定軍山》，開創了中國人自己拍攝影片的先河，在中國電影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1909年，在香港攝製的短故事片《偷燒鴨》，是中國最早攝製的故事影片。1911年，上海著名的雜技魔術家朱連魁與美利公司合作拍攝新聞紀錄片《武漢戰爭》，真實地記錄了武昌起義後革命軍反清戰鬥的一些歷史畫面。1913年，上海亞細亞影戲公司在著名京劇演員夏月潤、夏月珊等人的幫助和參與下，攝製了一部反映「二次革命」的新聞紀錄片《上海戰爭》。同年，上海新民公司以承包的方式為亞細亞影戲公司攝製了故事短片《難夫難妻》（又名《洞房花燭》），由鄭正秋編劇，並與張石川聯合導演，完整地講述了一個包辦婚姻的故事，這是中國大陸最早的故事短片。中國電影從戲曲片開始，逐漸有了紀錄片、故事片等種類，初步確立了中國電影種類的基本框架。據統計，從1905年到1921年，中國共拍攝各種影片87部，其中戲曲片13部，新聞片12部，紀錄片21部，科教片7部，滑稽短片28部，故事片6部。這是中國電影早期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