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近代新學科的初創與科技的發展

  一　近代人文社會科學的發軔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西方近代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逐漸輸入中國，在介紹與傳播這些新的學科理論與方法的基礎上，中國學人開始進行了近代新學科體系的理論建構，使近代中國新史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邏輯學、美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得以初步創立，積極地推動了中國傳統學科體系的近代轉型。

  （一）新史學

  史學，為中國舊學所固有，如梁啓超所謂「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近代新史學，則是在吸收西方近代史學理論與方法，並對舊史學進行批判改造的基礎上形成的新學科。一方面是對西方近代史學理論與方法的介紹。1902年，留日學生汪榮寶據日本史學論著譯編《史學概論》一文，在《譯書彙編》上發表；1903年，日本史學家浮田和民的《史學原論》，也被留日學生譯成中文，並以《新史學》為名出版，等等。這些論著較為系統地介紹了一些西方近代史學理論與方法。在此前後，著名傳教士李提摩太所譯《泰西新史攬要》、林樂知所著《中東戰記本末》，以及英國史學大家巴克爾的《英國文明史》、日本學者白河次郎與國府種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等史學著作，也被紛紛譯成中文面世，為近代中國新史學的建構提供了範例。另一方面是對傳統舊史學的批判。1902年，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新史學》，正式揭櫫「史界革命」的旗幟。他深刻揭露舊史學有「四蔽」、「二病」。「四蔽」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二病」為「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在他看來，所謂二十四史實是「二十四姓之家譜」，一部豐富多彩的中國歷史竟被寫成「相斫書」、「墓志銘」、「紀念碑」、「蠟人院」。因而，「史界革命」勢在必行，「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與此同時，鄧實在《政藝通報》上發表《史學通論》，馬敘倫在《新世界學報》上發表《史學總論》，呼應「史界革命」，新史學思潮於是勃興。新史學的基本內容有四：一是以進化史觀取代歷史循環論；二是以民眾史學取代帝王將相家譜式的舊史學；三是史學方法的多元化及其研究領域的擴大，廣泛吸收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倫理學、語言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對人類社會歷史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四是史書編寫體例的變革，用新式篇章節體取代編年、紀傳、紀事本末等舊史書體例。1901年，梁啓超的《中國史敘論》和章太炎的《中國通史略例》，都提出了編撰新的中國通史的構想。1903-1906年，曾鯤化的《中國歷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和劉師培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等相繼出版，為近代中國新史學學科建設奠定了初步的基石。另外，殷墟甲骨、敦煌文書、漢晉木簡、商周銅器及一些史前遺址遺物的發現，不僅為新史學建設提供了大量新史料，而且為近代中國考古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其中羅振玉、王國維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二）哲學

  中國傳統學術雖然具有豐富的哲學思想，但在傳統學術門類中並沒有「哲學」的名目，哲學作為一門近代新學科，是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產生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哲學傳入中國之時，學界或以「智學」、「理學」、「心智之學」、「心靈之學」等名詞對譯。「哲學」是日本學界的用語，後被中國學者借用並成為一個新的學科名稱。何謂哲學？時人以為：「哲學二字，譯西語之philosophy而成，自語學上言之，則愛賢智之義也。畢達哥拉士所下之定義，以為哲學者，因愛智識而求智識之學也；亞里士多德亦以為求智識之學；而斯多噶學派以為窮道德之學；伊壁鳩魯學派以為求幸福之學。哲學之定義，如此紛紛不一。雖然，希臘人哲學之定義，則以相當之法研究包舉宇宙與根本智識之原理之學也。約言之，則哲學者，可稱原理之學。」他們認識到，哲學是探究宇宙與人類社會一般規律的科學。其時，西方一些重要的哲學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大都被介紹進來，諸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培根、牛頓、孟德斯鳩、康德、黑格爾、詹姆士等著名哲學家漸被中國學界所知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嚴復譯述《天演論》，系統地介紹了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的進化論學說，對近代中國哲學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康有為、梁啓超到章太炎、孫中山，他們的哲學思想都無不深深地烙上了進化論的印跡。中國哲學因此而逐漸脫離傳統經學的羈絆，並初步具備近代形態。

  （三）政治學

  近代中國政治學也是在譯介西方政治學理論的基礎上產生的。1902年，盧梭的《民約論》經楊廷棟譯出，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名《路索民約論》。1903年，嚴復、馬君武分別翻譯了約翰·穆勒的《論自由》，嚴氏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名《群己權界論》;馬氏譯本由譯書彙編社刊印，名《自由原理》。同年，張相文由日譯本轉譯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名《萬法精理》，由上海文明書局刊行。1909年，嚴復又從英文本翻譯《論法的精神》，名《法意》，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04年，嚴復翻譯甄克思的《政治史》，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名《社會通詮》。其他如約翰·穆勒的《代議政體論》、伯倫知理的《國家論》等，也有中文譯本行世。通過這些譯介工作，西方近代政治學說如「天賦人權」、「社會契約」、「三權分立」、「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理念，逐漸為國人所認識與接受，從而為近代中國政治學的學科建設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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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在近代被譯介過來時，有「平準學」、「計學」、「生計學」等多種名目。「經濟」一詞為中國所固有，其本義有經國濟世、經世濟民之意，大致相當於現在所謂的「政治」；而作為近代新學科門類經濟學中的「經濟」概念，也是從日語轉借的。近代中國對西方經濟學的譯介，首推嚴復。1901-1902年，嚴復翻譯的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經典著作《國富論》，以《原富》為名，由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系統地介紹了西方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體系。1902年，梁啓超著《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對於從古希臘到亞當·斯密的西方經濟學史作了簡要介紹。隨後，陳昌緒譯的《計學平議》、熊崇煦與章勤士合譯的《經濟學概論》等，對西方經濟學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如英國學派的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德國學派的李斯特、羅傑斯等人的經濟學思想，作了較為全面的介紹。近代中國的經濟學就是在譯介西方經濟學的基礎上產生的。

  （五）社會學

  社會學在近代西方也是一門新興學科，由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孔德於19世紀中葉創立。隨後，有關社會學的知識便逐漸傳入中國，時人多以「群學」名之。中文「社會學」一詞，最早見於譚嗣同《仁學》。其云：「凡為仁學者……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1902年，章太炎翻譯了日本人岸本能武太所著的《社會學》，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這是第一本西方社會學著作的中文譯本。1903年，嚴復翻譯了斯賓塞《社會學原理》的緒論《社會學研究法》，名《群學肄言》，作為學習與研究社會學的入門書，所謂「《群學肄言》，非群學也，言所以治群學之塗術而已」。其時，西方社會學中譯主要著作還有馬君武譯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吳建常譯美國學者吉丁斯的《社會學理論》、金鳴鑾譯日本學者澁江保的《社會學》、林紓與魏易合譯德國學者哈伯蘭的《民種學》等。與此同時，一些新式學堂開始開設社會學課程。

  （六）倫理學

  20世紀初，西方近代倫理學著作也被大量譯介進來。主要中譯著作有上海廣智書局譯印日本學者戶水寬人的《道德進化論》、蔡元培譯德國學者保爾孫的《倫理學原理》、麥鼎華譯日本學者元良勇次郎的《倫理學》、樊炳清譯日本文部省編的《倫理書》等。另外，在《新民叢報》《教育世界》《女子世界》《學報》等報刊雜誌上，也發表了不少譯介西方倫理學的文章，如《泰西倫理學變遷大勢》（《新民叢報》第4年第21號）、《汗德（康德）之倫理學及宗教論》（《教育世界》第123號）、《男女交際論》（《女子世界》第2年第6期）等。這些譯介論著介紹了西方近代倫理學的一些基本知識、理論與方法，對近代中國倫理學的學科建設有一定的促進作用。191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蔡元培所著的《中國倫理學史》，是借鑑西方倫理學研究理論與方法清理中國倫理思想史的開拓性著作。該書參考日本學者木村鷹太郎和久保得二用西方學術史方法研究東洋（尤其是中國）倫理學史的著作，系統地論述了從先秦到清代的中國倫理思想變遷史。在書的結尾，蔡氏特別強調了西方倫理學說的輸入對近代中國倫理學建構的影響，認為「吾國之倫理學界，其將由是而發展其新思想也，蓋無疑也」。

  （七）邏輯學

  中國傳統學術，如先秦諸子的墨家、名家著作有著豐富的邏輯思想，但在傳統學術門類中並沒有邏輯學。近代中國邏輯學的形成，主要得益於西方邏輯學思想的輸入。早在明末，李之藻翻譯了《名理探》;19世紀末，英國傳教士翻譯了《辨學啟蒙》，由廣學會出版。這兩本書介紹了一些西方近代邏輯學的基本知識，但在中國學界影響並不大。20世紀初，國人對西方近代邏輯學論著譯介較多，大都以「辨學」、「名學」、「論理學」名之，其中尤以嚴復居功至偉。嚴復在介紹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時特別重視邏輯學，他認為邏輯學「如貝根（培根）言，是學為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1900年，嚴復在上海開設名學會，講授邏輯學。1905年、1909年，嚴復先後出版了兩部重要的邏輯學譯著：《穆勒名學》和譯自英國學者耶芳斯《邏輯學初級讀本》的《名學淺說》。「自嚴先生譯此二書，論理學始風行國內，一方學校設為課程，一方學者用為致學方法。」可見其對於近代中國邏輯學學科建設的影響之大。與此同時，王國維譯耶芳斯《邏輯學初級讀本》為《辨學》，林祖同譯日人清野勉的《論理學達恉》，田吳炤譯日人十時彌的《論理學綱要》，胡茂如譯日人大西祝的《論理學》等，也陸續出版。這些譯著多為教科書，為近代中國邏輯學學科體系的建構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八）美學

  美學也是近代西方一門新興學科。20世紀初，西方美學思想開始傳入中國，其時主要的譯介論著有：王國維的《叔本華與尼采》《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汗德（康德）畫像讚》，藍公武的《斯賓塞之美論》，章行嚴的《康德美學》，侯毅譯日本學者高山林次郎的《近世美學》等，其中尤以王國維貢獻最大。他不僅較為系統地介紹了康德、叔本華、尼采等人的美學思想，而且還運用所接受的西方美學思想研治中國古典文學，其代表作有《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等，王國維會通西方近代藝術的典型學說與中國傳統藝術的意境理論，創造性地提出了美學上的「境界」說，開啟了中國美學的近代化進程。他在《人間詞話》中說：「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對美育（美感教育）的倡導。民初，蔡元培以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的身份發布《對於新教育之意見》，認為「世界觀、美育主義二者，為超軼政治之教育」；美感教育是世界觀教育的重要途徑，「美感者含美麗與尊嚴而言之，介乎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為之津梁」。美育的目的主要是培養學生的美感和審美情趣，以樹立積極向上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二　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曾經長期占據世界領先地位，但到近代以後，則遠遠落後於西方。近代中國自然科學各門類，如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學、生物學、醫學等學科的興起，是在西學東漸過程中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理論與方法不斷輸入的結果。

  （一）數學

  晚清時期，中國傳統數學也有一定的發展，並開始逐步向近代數學轉變。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有：項名達著《橢圓求周長》，首次提出求橢圓周長的正確方法，與西方數學家用橢圓積分法所得相同；戴煦著《求表捷術》，創立指數為任意有理數的二項定理展開式，簡化了對數表達法，該書被英國傳教士艾約瑟譯成英文；李善蘭著《則古昔齋算學十四種》，在尖錐術、垛積術、素數論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其中《方圓闡幽》將尖錐術正確運用於圓面積、三角函數、冪函數、對數等方面，《垛積術》提出了著名的「李善蘭恆等式」，《考數根法》證明了法國數學家費爾瑪提出的素數論方面的定理「費爾瑪定理」。與此同時，西方近代數學論著也被大量譯介進來，其中以李善蘭與華蘅芳成就最大。李善蘭與偉烈亞力合譯了《幾何原本》的後9卷以及《代數學》《代微積拾級》《圓錐曲線說》《奈端數理》等5種著作。華蘅芳與傅蘭雅合譯了《代數術》《微積溯原》《三角數理》《代數難題解法》《決疑數學》《算式解法》《合數術》等7種著作。這些譯著使西方近代代數學、解析幾何、微積分、概率論等數學理論知識開始傳入中國，為近代中國數學學科體系的建構奠定了初步的基礎。當時，在新式學堂中大都開設了數學課程。社會上還出現了專門的數學報刊，如1900年杜亞泉在上海創辦《中外算報》，1912年崔朝慶在南通創辦《數學雜誌》。清末民初，胡敦復、鄭桐蓀、秦汾、王仁輔、胡明復、姜立夫等人留學美國著名學府，專攻數學，學有所成，為中國數學的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物理學

  （三）化學

  近代化學知識首先是由傳教士和教會學校傳播進來的。1839年在澳門創辦的馬禮遜學校就開設了化學課，講授了粗淺的化學知識。1855年，上海墨海書館出版了英國傳教士合信編譯的《博物新編》，其中有關化學知識的內容涉及到元素理論，並簡要介紹了氧氣、氫氣、氮氣、二氧化碳、硫酸、硝酸、鹽酸等化學物質的性質和製法。19世紀中後期，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方近代化學論著，主要有：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出版的徐壽與傅蘭雅譯的《化學鑒原》《化學鑒原續編》《化學鑒原補編》《化學考質》《化學求數》《物體遇熱改易記》，徐建寅與傅蘭雅譯的《化學分原》，汪振聲與傅蘭雅譯的《化學工藝》，《格致彙編》上連載的《化學衛生論》和《化學器》，以及京師同文館翻譯出版的《化學指南》《化學闡原》《分化津梁》等。其中尤以徐壽貢獻最大，他在翻譯《化學鑒原》時，創造了化學元素的漢譯法，即取元素西文名稱的第一音節音譯為漢字並加偏旁以區別元素類別的所謂「華字命名」法，如鉀、鈉、鈣、錳、鎂、鋅、鎳、鈷等元素即依此方法命名。此法很快為近代中國化學界所接受，並沿用至今。20世紀初，西方近代化學知識得到進一步傳播。1900年，杜亞泉在上海創辦《亞泉雜誌》，介紹了十多種新發現的元素，如惰性元素氬、氟，放射性元素鐳、釙等，還專門介紹了門捷列夫元素周期律。新學制頒布後，不少新式學堂設置了化學課程。在留日熱潮中，大批日本化學教科書被翻譯過來，如余呈文譯《中等化學教科書》，何燏時譯《中等最新化學教科書》，胡朝陽譯《普通化學教科書》，范迪吉等譯《無機化學講義》《有機化學講義》，杜亞泉譯《化學新教科書》等。大量日文漢字化學名詞，如無機化學、有機化學、分析化學、物理化學、生物化學、元素、分子、原子等，被直接借用過來，成為近代中國化學基本術語。清末民初，曹承嘏、丁緒賢、張子高、楊石先、吳承洛、黃鴻龍、戴安邦等人留學歐美各國，專攻化學，成為中國近代化學教育與研究的開創者。

  （四）天文學

  西方近代天文學知識的系統輸入，始於鴉片戰爭之後。在魏源的《海國圖志》中，譯載了幾篇關於哥白尼學說的文章，並附錄了地球沿橢圓形軌道繞太陽的運行圖。1859年，李善蘭與偉烈亞力合譯英國著名天文學家約翰·赫歇爾的名著《天文學綱要》，取名《談天》，由上海墨海書館出版。該書以哥白尼的日心地動說、克卜勒的行星運動定律和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為基礎，系統地介紹了太陽繫結構和天體運動規律、天體力學基本理論、天體測量方法，以及恆星周年視差、行星攝動理論、彗星軌道理論、太陽黑子理論、光行差和小行星、天王星、海王星等一系列天文學新發現的成果，展示了西方近代天文學知識與理論的基本面貌。1879年，徐建寅與偉烈亞力又補充了一些最新的天文學成果，由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出版《談天》的增訂本。此外，還有英國傳教士合信編譯的《天文略論》、鄭昌棪與林樂知合譯的《格致啟蒙·天文學》、王韜與偉烈亞力合譯的《天學圖說》等，以及傳教士創辦的雜誌《六合叢談》《益智新錄》《格致彙編》等，也介紹了一些西方近代天文學知識。近代中國的天文學教育極不發達，雖然京師同文館早在1866年即增設天文算學館，1903年頒布的新學制也明確規定在格致科大學設星學門，但直到1917年才在濟南齊魯大學建立第一個天文系。晚清時期的中國天文氣象事業基本上為外國勢力所控制，列強在華設立了不少天文台和氣象觀測站，如法國的上海徐家匯天文台，英國的香港皇家氣象台，德國的皇家青島觀象台，以及日本、俄國在台灣、新疆、東北等地設立了多種氣象測候所。1912年，民國政府在北京設立中央觀象台。1916年，張謇在南通創辦軍山氣象台，為近代中國第一個民辦氣象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竺可楨於1910年留學美國，1913年轉入哈佛大學專攻氣象學，後來為近代中國的天文學、氣象學學科建設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五）地學

  （六）生物學

  西方近代生物學知識的輸入，最初也是以翻譯為媒介的。1851年英國傳教士合信譯的《全體新論》，及稍後另一英國傳教醫師德貞所譯的《全體通論》，都是較早介紹人體解剖學知識的譯著。1858年，李善蘭與英國傳教士韋廉臣編譯《植物學》，由上海墨海書館出版，較系統地介紹了西方近代植物學的基礎理論知識。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報刊發表了不少譯介生物學知識的文章。1897年上海農學會羅振玉等人創辦的《農學報》，發表了《植物始產諸地》《阿芙蓉考》及日本學者松村任三的《植物學教科書》《普通動物學》《日本昆蟲學》等文。1903年上海科學儀器館鍾觀光等人創辦的《科學世界》，刊載了《原生物》《論動物學之效用》及虞和欽的《植物對營養之適應說》、虞和寅的《植物學略史》、胡雪齋的《植物營養上之緊要原質》等文。1906年上海宏文館薛蟄龍等人創辦的《理學雜誌》，發表了仲篪的《野外植物》、俠民的《植物學語彙》、公俠的《論動物之本能與其習慣》及《昆蟲採集之預備》等文。此外，如《金陵光》《地學雜誌》《東方雜誌》等刊物也刊登了一些生物學科普文章。清末新學制頒布後，又編譯出版了不少生物學教科書與教學參考書，如1906年山西大學堂翻譯出版了《植物學教科書》，上海宏文館出版了中學教材《動物學》《植物學》和參考書《博物學大辭典》，191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奚若等人翻譯的《胡爾德氏植物學教科書》。特別值得提及的是，1905年杜亞泉主持編輯大型工具書《植物學大辭典》，歷時13年，191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中收集植物名稱和植物學名詞8980條，附圖1000多幅，對普及近代植物學知識和推動近代中國植物學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與此同時，一批青年學子如陳嶸、梁希、黃以仁、張珽、張巨伯、韓安、鄒樹文、秉志、金邦正、凌道揚、錢崇澍、胡先驌等人留學日本及歐美，主攻生物學，成為近代中國生物學教育與科研的中堅力量。

  （七）醫學

  近代西醫傳入中國後，促使中國傳統醫學領域發生了結構性變革，由中醫一統天下而逐漸變為中西醫並峙的局面。近代西醫理論知識輸入的主要途徑有四：一是教會醫院與醫學堂的創辦。1820-1860年，外國人在香港、澳門及通商五口地區共開設了14所醫院，如廣州博濟醫院、香港醫院、寧波華美醫院、上海仁濟醫院等。據統計，到1905年，全國教會醫院達166所，診所241處。自1866年廣州南華醫學校建立，到1911年，教會醫學堂達數十所之多，較著名的有廣州夏葛醫學校、上海震旦醫學院和同濟醫學院、北京協和醫學校、四川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瀋陽南滿醫學堂等。二是西醫書籍的譯介。1851-1859年，英國傳教士合信編譯《全體新論》《西醫略論》《內科新說》《婦嬰新說》與《博物新編》，後來合編為《合信氏醫書五種》，介紹了不少西醫基本知識。1859-1886年，美國傳教士嘉約翰編譯了《西醫略解》《西藥略說》《割症全書》《內科全書》《炎症論說》《皮膚新編》等西醫書籍20多種。另外，英國傳教士德貞、傅蘭雅等人也編譯了一些西醫書籍。1906年，江蘇人丁福保在上海設立醫學書局，有組織地編譯出版西醫書籍，到1914年成書68種，合編為《丁氏醫學叢書》，較系統地介紹了西醫知識。三是醫學期刊的創辦。清末民初，專門的醫學期刊約有20種，如北京的《中華醫學雜誌》，上海的《博醫學報》《醫學世界》《中西醫學報》《醫學雜誌》，廣州的《西醫新報》《醫學報》《西醫知新報》《醫學衛生報》，浙江的《紹興醫藥學報》，江蘇鎮江的《醫學扶輪報》，以及留日學生在東京創辦的《醫藥學報》《衛生世界》等，都是近代西醫理論知識在華傳播的重要媒介。四是留學生。最早的醫學留學生是廣東人黃寬，他在1846年與容閎一起留學美國，1850年考入英國愛丁堡大學醫科，1857年畢業回國後在廣州博濟醫院行醫，並在南華醫學校任教。20世紀初，在留學熱潮中，更多的青年學子赴日本、歐美學醫，成為促進近代西醫理論知識在中國傳播的重要力量。如顏福慶於1909年獲得美國耶魯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民初出任長沙湘雅醫學院院長，為近代中國的醫學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　近代應用科學技術的發展

  近代科學的發展推動了應用技術的進步。鴉片戰爭以後，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西方近代應用科技逐漸傳入中國，並在交通、通信、能源以及冶金、採礦、化工、紡織、造紙、印刷等輕、重工業領域逐漸得到推廣使用，既大大地提高了近代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又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近代中國應用科學技術的發展。下面擇要略作介紹。

  （一）造船

  1807年，美國人富爾頓建成第一艘蒸汽機明輪船，並在哈德遜河上試航成功，在世界近代造船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西方造船技術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木質輪船時代，於1850年進入鐵木混結構船（即鐵肋船）時代，1860年又出現鋼質船。此時，近代中國的輪船製造業尚未起步。1865年，在曾國藩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著名科學家徐壽、華蘅芳等人成功地試製近代中國第一艘蒸汽機木質明輪船「黃鵠」號。1866、1867年，福州船政局與江南製造局船塢先後建成，是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兩家造船廠。1868年，江南製造局船塢造成第一艘木殼輪船「恬吉」號；1885年，又造成第一艘鋼質兵船「保民」號。1867-1885年，江南製造局船塢共造船15艘，總排水量為10490噸。此後一度處於停滯狀態，至1905年，船塢從製造局分離出來，改為商辦，稱江南船塢。1905-1911年，江南船塢共造船136艘，總排水量為21040噸。1912年，江南船塢又改稱「江南造船所」，獲得進一步的發展。福州船政局於1869年造成第一艘木殼輪船「萬年清」號，1877年造成第一艘鐵肋船「威遠」號，1888年又造成第一艘鋼質船「龍威」號。1866-1907年，福州船政局共造船44艘，其中木質船19艘，鐵肋船9艘，鋼質船16艘。其他近代造船廠還有廣東黃埔船局、直隸大沽船塢、旅順船塢、青島造船廠等，規模均不大。近代中國造船業尚處於起步階段。

  （二）鐵路

  1825年，英國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條鐵路，並試車成功，開創了世界近代交通史上的新紀元。1876年，英國怡和洋行擅自在中國領土上修建了一條從上海到吳淞長達14.5公里的窄軌鐵路，隨後被清政府購回拆毀。1881年，清政府修建了一條從唐山到胥各莊長約10公里的輕軌鐵路，這是近代中國人自己修築的第一條鐵路。據統計，到1911年，中國境內總共約有鐵路9618.1公里，其中外國列強控制下的鐵路有8952.48公里，占總數的93.1%,中國自主鐵路只有665.62公里，僅占總數的6.9%。值得提及的是詹天佑主持修築的京張鐵路。詹天佑為留美幼童出身，1881年獲美國耶魯大學土木工程學士學位，1888年受聘為中國鐵路公司工程師。1905年，清政府設京張鐵路局，任命詹天佑為總工程師兼會辦（後升任總辦），負責修筑北京到張家口的鐵路。京張鐵路全長約200公里，途經居庸關、八達嶺等險要地區，山路崎嶇，地形複雜，工程難度極大。外國媒體公然譏諷說：能修造此路的中國工程師尚未出世。詹天佑不畏艱險，毅然受命，親自勘定最佳線路，精心製作施工方案。他在八達嶺山區創造性地設計出「之」字形線路，科學地解決了山路施工的技術性難題。總計全路共開鑿隧道1645米，架設橋樑125座，挖掘涵洞200多個，動用土石方約200萬立方。經過4年的艱苦工作，至1909年10月，京張鐵路全線通車，比原計劃提前了2年，並節省了4%的工款。京張鐵路的成功修建，揭開了近代中國鐵路史的新篇章。

  （三）航空

  西方近代航空知識傳入中國，是通過譯介科普著作和科幻小說以及外國飛行家來華進行飛行表演等途徑。如1855年上海墨海書館出版的英國傳教士合信編譯的《博物新編》，就介紹了氫氣球和降落傘；1903年海天獨嘯子翻譯日本押川春浪的《空中飛艇》，傳播了飛艇知識；1911年法國飛行家環龍自帶兩架飛機到上海江灣跑馬場進行了三次飛行表演（最後不幸遇難），使更多的中國人初步了解了一些飛機知識。事實上，當時已有一些旅外華僑華人開始探索航空知識的奧秘，並試製飛艇、飛機等飛行器。澳洲華僑謝纘泰於1899年採用鋁合金為主要材料，用電動機驅動的螺旋槳為推動裝置，設計製造了一架名為「中國」號的飛艇。旅美華僑余焜和於1910年自己設計製成一架飛艇，並試飛成功。自1903年美國人萊特兄弟發明並試飛飛機成功以後，中國人也很快實現了自己的飛行夢想。旅美華人馮如於1909年終於研製成功一架飛機，並順利試飛。1910年，馮如又製成一架飛機，曾試飛10餘次，並獲得美國國際航空學會頒發的甲等飛行員證書。1911年2月，馮如攜帶自己所制兩架飛機回國，準備發展中國的航空事業。1912年8月25日，馮如在廣州燕塘進行飛行表演，不幸失事遇難，年僅29歲，為近代中國的航空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另一個旅美華僑譚根，也在1910年製成一架水上飛機，並參加芝加哥萬國飛機製造比賽大會，獲水上機組第一名。後來，譚根還多次在夏威夷、日本、南洋等地作飛行表演，並成功飛越菲律賓境內2416米高的馬榮火山，創造了當時一項世界飛行高度紀錄。另外，清政府在1909年以後也曾派遣一些留學生出國學習製造和駕駛飛機的技術，如留英的厲汝燕，留法的秦國鏞、潘世忠、張紹程、姚錫九，留日的李寶焌、劉佐成等人，他們回國後大都在民初進入了軍事航空領域。

  （四）電信

  近代電信技術主要有有線電報、電話、無線電報三種，首先是由外國勢力引進並控制，隨後便由中國仿辦並自主建設。1868年，美國旗昌洋行在上海租界私設電報線，這是列強在中國開設的第一條電報線。1871年，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在俄國等列強的支持下，敷設了從海參崴經長崎到上海，以及從上海到香港的水線，溝通了北連日本、俄國，南接歐美各國的國際電報通信線路。接著，英國大東電報公司等外國電信機構也紛紛在中國沿海港口敷設水線，甚至非法登陸，嚴重威脅了中國國家主權。有識之士為保利權，呼籲自主興建電報通信。1877年，福建巡撫丁日昌在台灣建成一條從台南到高雄全長95公里的電報線，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條自主興建的陸路電報線。1879年，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天津試辦電報成功，便於次年奏請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並於1881年建成從天津至上海全長1636公里的南北電報幹線。至1899年，各地先後建成粵港、滬粵、川漢、川滇、粵桂、湘鄂、贛粵、閩台、津奉、津保、保陝、陝新等線，總長約45000公里，初步構成全國各大城市之間的幹線通信網絡。自1876年美國人貝爾發明電話以後不久，丹麥大北公司於1881年就在上海租界安裝了電話，並於1882年在上海設立了第一個電話交換所。隨後，英、德等國又在漢口、廈門、青島、煙臺等地開辦市內電話。1900年，丹麥人濮爾生在天津租界開設電鈴公司，並於次年開通京津之間的長途電話。清政府於1899年在天津的衙署官邸首先安裝了少量電話，並於1905年收購了濮爾生的電鈴公司設備，將京津之間的長途電話線收回自辦。至1911年，天津、南京、蘇州、武漢、廣州、北京、上海、奉天、太原、廈門、煙臺、昆明等地都開辦了市內電話，中國總計共有電信局所503個、電話交換機容量8872門、電話用戶8369戶。自1895年義大利人馬可尼發明無線電報後，歐美列強競相效用，並很快推廣到中國。1904年，法國在秦皇島高地設立了無線電柱。1905年，俄國在煙臺建立無線電台。同年，兩廣總督在廣州督署及馬口、前山、威遠等軍事要塞和「廣海」、「寶壁」、「龍驤」等江防艦艇設置無線電報機；北洋大臣也在天津、保定、北京南苑等處行營及「海圻」、「海容」、「海籌」、「海琛」等軍艦上安置無線電報機。1906年，廣東瓊州海線中斷，開始使用無線電進行民用通信。1907年，江蘇吳淞與崇明之間也使用了無線電通信。無線電通信雖然在清末發展緩慢，但因其技術優勢而終將取代有線電報。

  （五）電力

  1879年，在上海公共租界虹口乍浦路的一家外商倉庫里，一台10馬力的發電機成功發電，點燃了炭極電弧燈，這是電力在近代中國的第一次應用。1882年，英商集資在上海租界成立上海電氣公司，創建中國第一座發電廠——上海乍浦路火電廠。該廠的建立比1875年在法國建立的世界上第一座火電廠僅晚7年，比美國第一座火電廠晚3年，與英國第一座火電廠同年，比日本最早的火電廠還早5年。1888年，張之洞在兩廣總督衙門旁邊建立發電廠，使衙門裡亮起了電燈。同年底，紫禁城裡也開始用電燈照明。1905年，在台灣淡水河支流新店溪建成的龜山水電站，是近代中國第一座水電站。據統計，1882-1911年，英、法、美、俄、德、日等列強在上海、香港、廣州、天津、北京、大連、青島、漢口等20多個城市相繼興建了約30座電燈廠（公司）；同期內，中國官僚、民族工商業者在上海、寧波、杭州、福州、汕頭、蘇州、鎮江、蕪湖、武昌、重慶、成都、昆明、開封、長沙、濟南、煙臺、太原、吉林、滿洲里、齊齊哈爾、台北等40多個城市，也相繼開辦了40多座電燈廠（公司）。這70多座發電廠的發電設備總容量約有37000千瓦。當時中國的電力主要用於照明，在一些城市裡電燈逐漸取代了煤氣燈。

  （六）冶金

  冶金技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鋼鐵冶煉的近代化。1885年，貴州巡撫潘霨奏請興辦青溪鐵廠，1890年建成投產。不久即因資金與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而停產。這是近代中國興辦鋼鐵廠的最初嘗試。1890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奏請興建漢陽鐵廠，1894年正式投產。全廠包括煉生鐵廠、煉熟鐵廠、煉貝色麻鋼廠、煉西門士鋼廠、造鋼軌廠、造鐵貨廠、機器廠、鑄鐵廠、打鐵廠、造魚片鉤釘廠等大小10個分廠，內置248立方米高爐2座、8噸酸性貝色麻轉爐2座、10噸鹼性馬丁平爐1座。由於大冶鐵礦石含磷較高，貝色麻爐不能排磷，必須改用鹼性馬丁爐。1904年，漢陽鐵廠進行了大規模的技術改造，拆除了原有的2座貝色麻轉爐和10噸小馬丁爐，改建30噸馬丁爐4座，並新建250噸煉鐵高爐和150噸混鐵爐各1座，還更新了一些其他機器設備。經過技術改造之後，漢陽鐵廠的產量得到大幅度提高，生鐵產量1902年為15825噸，1910年猛增到119360噸，鋼產量至1919年達50113噸。1908年，漢陽鐵廠與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組成漢冶萍聯合公司，成為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在鋼鐵工業發展的同時，金、銀、銅、錫、銻、鉛、鋅等有色金屬工業也逐步發展起來，出現了一些採用新式機械採礦的廠礦，如漠河金礦、雲南蒙自錫礦、貴州銅仁銻礦、湖南水口山鉛鋅礦等，但當時各種有色金屬的冶煉技術仍大多採用土法，只有極少數採用西法（如湖南1910年建立的黑鉛煉廠，從美國採購機器設備，用鼓風爐火法冶煉，日煉鉛砂50噸），有色金屬的冶煉技術亟待改進。

  （七）化工

  近代中國的化工廠最早是由外國人開辦的，如：1853年，英商上海開辦老德記藥房，配製西藥；1870年，英商在上海開辦美查肥皂廠，生產肥皂等日用化工產品；1889年，英商在上海開辦美查制酸廠，用鉛室法生產硫酸。在西方近代化學知識與化工技術輸入的影響下，近代中國化學工業開始起步，當時稍具規模的民族化工業主要生產硫酸、純鹼及一些輕化工產品。1867年，江南製造局建成了採用鉛室法技術制硫酸的工廠。1876年，天津機器局建立磷硝廠，用鉛室法生產硫酸，日產量達2噸。1880年，上海燧昌自來火局開始生產火柴。1888年，葉澄衷在上海創辦燮昌火柴第一廠，日產梗硫磺火柴36萬盒。1889年，唐廷樞創辦唐山細棉土廠（即後來的啟新水泥廠），開始生產水泥。1903年，山西人李京客在內蒙古白彥淖設立大興號作坊，開始生產錠子鹼。1910年，北京人董立衡在吉林大布蘇湖成立天惠公司，生產面鹼，年產700-800噸。1914年，范旭東在天津開辦了久大精鹽公司，用粗鹽再結晶技術製造精鹽。1915年，上海建起開林油漆廠和瑞太石粉廠，生產油漆等裝飾材料。同年，廣州建立廣東兄弟創製樹膠公司，生產膠鞋。1917年，范旭東創辦永利制鹼公司，擬採用蘇爾維法生產純鹼，後來該公司發展為永利化學工業公司，在近代中國化工領域頗具影響。總之，近代中國化工生產設備與技術主要依靠外國，民族化工業尚在萌芽狀態。

  （八）紡織

  19世紀末，中國紡織業開始引進歐美動力紡織機器。如甘肅蘭州織呢局引進德國全套毛紡機器的紡、織、染設備，上海機器織布局和湖北織布局引進英國和部分美國的全套棉紡、棉織機器設備。這些機器設備的技術水平，在當時世界上是先進的。但是，當時中國沒有自己的紡織技術人員，完全不懂操作技術，只能依靠聘請的外國技術人員；而且這些引進的設備，又多不能與國產原料相適應，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技術的實際改進與產品質量的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國內紡織廠主要是生產14英支的棉紗，織造14磅的粗棉布，而且所需工人甚多，大致每萬錠的工廠需用工人650人。20世紀初，隨著英國、日本等外資在華開辦紡織廠的增多，當時世界上先進的紡織技術，如自動換行、三羅拉雙區牽伸、皮圈式牽伸等逐漸傳入。同時，民族資本家為維護利權集資辦廠，聘請留學生及外資廠里的熟練工人為技術骨幹，還自行培養技術人才，使中國技術人員逐漸掌握了動力機器紡織技術，並不斷改進提高。據統計，到1919年，中國棉紡有143萬錠，其中日資33萬多錠，英資24萬多錠；紡織廠織機近8000台，其中日資近2000台，英資近2400台。儘管近代中國紡織業的半殖民地性質仍然非常明顯，但就紡織技術而言，其進步是顯著的，手工紡織業正在逐漸向近代機器紡織工業過渡。

  （九）印刷